明朝初年,朱元璋在元末农民战争的影响下,曾颁布过免奴为良的法令,并对官绅畜奴作了严格的限制。随着地主阶级统治的重新稳定和日益腐朽,畜奴的风气又盛行起来。特别是在南方,缙绅地主通过购买和接受投靠,拥有大批的奴婢。明后期,江南士大大之家不仅家内服役依赖奴婢,而且部分田土的耕种也由奴仆承担。顾炎武说,“今吴仕宦之家,(人奴)有至一二千人者。”湖北麻城的梅、刘、田、李四家,“家僮不下三四千人。”沦为奴仆的农民,“子姓世为奴,非主自鬻,无得脱册籍。”他们的子女称为人奴产子或家生奴婢,家主有役使和转让的权利。有的地方严格禁止奴仆读书识字,目的是使他们永远处于愚昧无知、易于役使的地位。奴仆们过的是缺衣少食、劳役繁重的生活,还要忍受主子的种种欺凌。一件史料中说:
非人的待遇在奴仆们的胸中蕴积着复仇的火焰。在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起义感召之下,奴仆们看到了摆脱世世代代受压迫的希望,他们行动起来了。较早的奴变在崇祯七年秋爆发于安徽桐城。这里的奴仆在黄文鼎、汪国华、张儒等人的联络下,立盟会聚,“谋为乱以应贼”。他们受“替天行道”口号的影响,以“代皇”二字为号。“‘代皇执法’四字屡冠于檄首,标于令箭,传于郡城及各乡村矣。”这说明他们对当今皇帝还抱有幻想。桐城的奴变,得到了当地群众的广泛支持,“穷民之亡赖者,无远近少长毕至。”参加起义的群众,在城外胡家庄“设将台,建令旗、令箭,署文武参谋、中左右前后五哨先锋等号。民间讼狱咸取决焉。”这次起义不久就在官府和乡绅勾结下被击败了。当知县审问张儒为什么聚众为变时,他回答道:“无他,不欲为奴耳。”桐城奴变的组织者被诱杀,并没有吓倒逐步觉悟起来的奴仆。“漏网余党,忿恨不平,说:‘我等要杀乡官,到不曾杀得,反被乡官杀了。’是以往北方接得流贼来报仇。”崇祯十六年,湖北麻城奴仆组织的“里仁会”,派人往安徽迎来了张献忠起义军,说明奴仆们已经认识到,必须联合其他地方的农民革命武装,才有可能改变自身被奴役的地位。
江南奴变的高涨,是在大顺军推翻明王朝之后出现的。甲申四、五月间,大顺军占领北京、崇祯皇帝自尽的消息传到南方,各地的奴仆闻风而起,迅速掀起了一场反对封建人身依附的解放运动。奴仆们的斗争目标,首先是要求脱籍,改变奴主关系。在江苏金坛县,奴仆们听说大顺军攻克了北京,欢呼道:“天地迴薄,贵贱翻蹑,我辈何必长为奴乎?”他们组织起来,自称为“削鼻班”。这个名称的来源是江南一些地方“谓奴曰鼻”。班名“削鼻”,就是要削除奴仆的身份和世籍。削鼻班策划了举事的日期,规定到时“各刦其主,破券均齿乃已。”弘光朝廷建立以后,地主豪绅有了靠山,神气起来了,削鼻班的活动暂时趋于沉寂。乙酉五月,清军南下,弘光小朝廷覆灭。奴仆们又“拍掌相贺曰:我知天公果不欲终奴我也。”“骤呼其党近万人,饮血于城隍之庙,令曰:‘国步既改,诸勋戚与国同休者咸已休废,若我辈奴籍不脱,奴将与天地同休乎?’遂部署秃屑者司驱走,桀黠者主指画,温肥者赡金帛。令曰:‘主有不肯破券均齿者,众共灭其家;奴有自不愿去者,磔而尸之。’”“遂鸣钲造乱,缚故主,胠其囊箧,索身契,横行剽惨。去主从乱,凡四五万人。”江苏嘉定县,于“端午后始得北信,于是邑有逆奴,乘乱焚劫索契之变。”《研堂见闻杂记》记载江苏太仓州的情况说:“吾娄风俗,极重主仆。男子入富家为奴,即立身契,终身不敢雁行立。有役呼之,不敢失尺寸。而子孙累世,不得脱籍。……乙酉乱,奴中有黠者倡为索契之说,以鼎革故,奴例何得如初?一呼千应,各至主门,立退身契,主人捧纸待。稍后时,即举火焚屋,间有缚主人者。虽最相得,最受恩,此时各易面孔为虎狼,老拳恶声相加。凡小奚细婢,在主人所者立牵出,不得缓半刻。有大家不习井灶事者,不得不自举火。自城及镇、及各村,而东村尤甚。鸣锣聚众,每日有数千人鼓噪而行。群夫全家,主人落魄,杀劫焚掠,反掌间耳。……城中倡首者为俞伯祥,故王氏奴。一呼响应,自谓功在千秋,欲勒石纪其事,但许一代相统,不得及子孙。”江阴县的“叛奴乘衅索券焚弑者络绎而起,烟火蔽天,大家救死不暇。”
在安徽黟县有“黠奴”宋乞,“暗约诸奴,以吾辈祖父为役,子孙隶其籍,终不能自脱。天之授我,此其时矣。彼皆孱弱,不任干戈,而乘上之急,即欲以逆绳我,无暇也。部署既定,及期而皆举,无或后者。邑凡列营数十余处,各有魁帅领之。”“始而挟取其先世及其本身投主卖身文契,继而挟饷于乡邑。素有名望者,俱翦除之。”
浙江海宁县有李刀三领导的奴变,“李刀三故大家奴,以黠称。乘间煽诸毒怨于大家者揭竿起,而己搆兵其间,势汹汹。”
广东的奴变称为“社贼”,“贼皆人奴,忿杀其主以叛。始于顺德县冲鹤村,延及新会、开平、高要。皆杀逐其主,掘其坟墓,踞其妻室,连年屠毒,至顺治十五年乃止。”
奴仆们在自发的斗争中,还清算了主子的罪恶。这点在有关金坛奴变的记载中,叙述得很清楚:
在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军推翻明王朝的风声影响下,南方的奴仆们所掀起的人身解放斗争是完全正义的。毛泽东同志在分析湖南农民运动时指出,农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这段话虽然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说的,对于认识明末的江南奴变,以至于整个明末农民战争,同样具有指导意义。
江南的奴变是在明末农民战争的感召下爆发的,也是这场社会大变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各地的农民起义在清初仍然此伏彼起一样,南方的奴变也延续到清朝初年。在清兵南下、弘光朝廷覆亡之后,一些地方的奴仆曾经趁改朝换代起事,甚至幻想得到清政府的支持。他们显然错了。清王朝在各地支持的,是依附于它的汉族官绅地主,维护的是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秩序。史料清楚地表明,各地的奴变都是在清政府同当地豪绅勾结下遭到镇压的。例如,金坛著名的削鼻班,就被清政府将为首数人捕去,“截其鼻,悬之市衢,曰:班名削鼻,鼻削示众,遂斩之。众乃大服。”安徽黟县的奴变先后坚持了两年,清政府在当地的统治稳定之后,“邑之士大,走乞师于郡,始执首叛诸奴,磔市以狥。诸素谨者贷其死,就仆舍执役如初。”又如江苏太仓州的奴变,也是在当地士绅控告之后,清政府“斩一人,重责四人,又悬示不许复叛,而主仆之分始定。”在奴变被清政府镇压下去后,一位官绅不无得意地评论道:“奴辈谓奴不当与天地同休,是则真奴语也。夫有天地,斯有君臣、有父子、有主仆。天地不变,则君臣、父子、主仆亦不变。主仆之义,天地同敞。……假使鼻不居于眼下,而忽居额上,讵可名人乎哉!”他套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陈腐教条,论证主仆之义将与天地同休。这正好说明了农民的受奴役,是同封建制度相终始的,不推翻地主阶级的封建制度,农民就不可能求得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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