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才提过，我家不是富有人家。我出生在沃思堡的中低阶层地区，叫做霍尔特姆市。那个城市很丑陋，全得州都买不到介绍这个地区的风景明信片。一点也不奇怪：谁会想参观一个家家户户的院子里只有破烂拖车房屋、拆光零件的汽车，还有绑着长链条的看门杂种狗的地方？以前我们常开玩笑说，霍尔特姆市唯一的重工业，是三百磅重的雅芳直销小姐。

        我的爸爸叫厄尔，是由单亲妈妈和两个没结婚的阿姨抚养长大的，她们俩爱吸盖瑞牌的烟，浸过烟草的口水老是沿着下巴往下流，然后在皱纹里干掉。我最讨厌亲她们。爸爸从前是个充满喜感又风趣的人，在可口可乐公司工作四十多年之后退休。然而不知道从我童年的哪一天起，他掉进了威士忌瓶子里，一直到我长大以后才出来。

        我妈妈汤米是得州拜瑞市一个佃农的女儿。我们身上穿的每一件衣服都是她做的，她烤饼干，在我参加小联盟时帮我加油打气。小的时候，她和兄姐都骑马上学——同一匹马。她哥哥叫巴弟，她姐姐叫艾薇丝，跟猫王艾维斯的发音一样。

        汤米、巴弟、艾薇丝，以及后来最小的薇达梅，全都在外公杰克·布鲁克斯的黑土农场上捡棉花。

        这个嘛，大多数人都没兴趣买得州的黑土农场，因为一点也不浪漫。就地形来看，多是平地，因此没有那种沐浴在夕阳下的小山丘可以让你站在上头，望着庄园房屋，宣称灵魂深受爱尔兰式对土地热爱的感召。事实上，土地本身贫瘠透了，那糟透的土壤就像水泥的原始形态。一点点晨雾，都会让穿着工作靴的脚每走一步就像拔起一根泥柱。半英寸的降雨量，也会让最勤奋的农夫想把牵引机开回柏油路上，因为不想在接下来的几天边咒骂边挖出他的“约翰迪尔”。

        这也不意味着我外公家缺少任何乡村趣味，那地方位于沃思堡东南约七十五英里的科西卡纳外围。我哥哥约翰和我，都选择到这里过暑假，我们认为这比起花三个月时间，经常到无尾猴子酒吧把爸爸找回来要好多了。

        所以每年六月，妈妈开车带我们回家时，我们都开心得像放假的军人，从她的庞蒂亚克跳下来，冲向外公外婆有着沥青屋顶的农庄。房子建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像一个盒子的形状。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才有屋内自来水管的，只记得我还小的时候，后门旁边有个贮水槽，专门用来接屋顶流下来的雨水。要吃晚饭的时候，我们就从贮水槽舀一点水，用外婆在后门廊放的一个瓷盘里的熔岩肥皂洗手，触感像是用砂纸摩擦皮肤。你要是在黑土农场工作，也只有熔岩肥皂才能洗净手上的泥巴。

        外公像头骡子一样勤奋工作，是个真正的红脖子。这是因为他每星期有六天都穿咔叽裤、长袖咔叽工作衫和工作靴在工作。他全身雪白，只有手晒成古铜色，像皮革一样；当然了，他的脖子从左到右满布印度红的粗皱纹，像沃土上的犁痕。他是个正直诚实的人，愿意向任何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他也是我有生以来所知最勤奋工作的人。巴弟舅舅给我讲外公的故事，说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只身回到得州。战后，二十多岁的外公想尽办法照顾妻子和四个小孩，并负担一个小农场。有一天，他问一个叫伯恩斯的老农夫邻居，他怎样才能养活全家。

        “杰克，你照着我做吧，”伯恩斯说，“我工作的时候你就工作，我去城里你就跟着去城里。”

        你大概可以猜到，伯恩斯先生从来不去城里，我外公也很少去。黄尘时期和经济大萧条时期，外公瘦到必须在口袋里放石头才不会被风吹走。那个时期连银行也没钱，就算你是洛克菲勒，也借不到五分钱。外公坚韧不拔地撑了下去，他白天一整天都在田里捡棉花，晚上用骡车拉到轧棉厂。他在棉花垛上睡觉，排着队等着轮到他轧棉，天亮时再拉回田里，重复这首“棉花华尔兹”直到这一季收成结束。

        夏天大部分日子里，我和约翰都跟外公在田里捡棉花，有时候坐在牵引机的车盖上。没跟外公在一起的时候就常惹麻烦。外婆在农场旁靠路边有一个很大的桃子园，我最喜欢果园里水果成熟时空气中丝丝的甜味。熟透的桃子是最棒的手榴弹。有一天，约翰跟我比赛，看谁能从最远的地方用力击中路过的汽车。

        “我赌我可以先击中！”约翰从他的战斗位置大喊着，他站在一棵高高的满挂成熟水果的树上。

        我在另一棵树的两根树枝中间，排好黏糊糊的“子弹”：“我赌你不行！”

        我们试了几次，其中一个人——我们到现在还是不晓得是谁，终于击中一辆福特车的风挡玻璃。开车的是个女性，她把车停到路边，大步走进农舍跟外婆告状。听她的控述，仿佛我们用野战炮攻击过她一样。外公回到家以后，从桃树上砍下一根细枝，把我们俩狠狠打了一顿。我们另一次挨鞭子，是在未经允许下，把包括锡屋顶在内的整间鸡舍漆成可怕的淡蓝色。

        可是，外公自己也喜欢胡闹。回想起来，他的一些恶作剧倒不算是恶作剧，而比较像是教男孩怎么变成男人。有一次，他把约翰和我丢进马槽，目的是要教我们游泳，事后才想起来他自己也不会游，根本没办法救我们。不过我们俩很快就学会了游泳。

        有一年我们待在老家过圣诞节，约翰跟我打开两个闪亮包装，里头是一副拳击手套。外公把我们俩塞进他的小货车里，载着我们到巴瑞的加油站，当年那种地方也是老人下象棋、喝咖啡、聊天气和讨论牲口价格的地点。外公早已偷偷打电话给城里的家长，只要是年纪与我们相差三岁左右的小孩，就会请他们把小孩也带来。那天早上，他们乘着圣诞节的尘土赶到加油站，用小货车围成一个拳击场。约翰和我得和来的每个小孩对打，早餐时间还没到，两人的鼻子就都挂了彩，我们觉得很棒。外公自己笑得岔了气。每年圣诞节早上骑着新生的小牛，看它们用温暖的鼻息在寒冷清晨的空气里画出花纹，还有，那一次是我最爱的圣诞节回忆。

        在农场上，外婆的工作是挤牛奶、养小孩和照顾花园，冬天给桃树、青豆和南瓜搭遮蔽，然后每天给外公做两个巧克力派。他晚餐吃一个，消夜再吃一个，一辈子维持6.1英尺、140磅重的瘦高个子。

        以前大家说外公跟基尔迪看起来像，基尔迪是在布鲁明·葛罗理发店工作的黑人擦鞋匠。老基尔迪也是个瘦高个，嘴里没一颗牙齿，以前他常把下巴往鼻子上贴来娱乐大家。外公有一次给约翰五十美分，叫他亲基尔迪一下，约翰开心照做，不只因为赚到糖果钱，还因为大家都喜欢基尔迪。

        直到今天，基尔迪还是得州布鲁明·葛罗市里唯一葬在玫瑰山墓园的黑人，和纳瓦罗郡最显赫的白人家庭的祖先同眠在一处。

        在乡下其他地方，可能只有死人才不担心隔壁睡了个黑人。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民权运动，直接跳过得州科西卡纳市，就像湿润的春雨可以不顾农夫最殷切的祈祷，直接跳过一块干枯的地一样。

        上世纪五十年代，南方的社会秩序就像煤炭放在雪堆上那么显而易见。科西卡纳市的白人家庭大多住在农场上，或在城里排列整齐又刚刷好油漆的房子里。有色人有自己的居住区，在铁路另一边靠近轧棉厂和牲畜交易所的畜栏那边。我不知道那里有没有个正式名字，但我只听过别人称那里为“黑鬼城”。

        在当时，这似乎不是什么坏事，因为住在那里的人都很和善，有很多人在外公的田里工作。就我所知，他们的名字都叫黑鬼，姓跟我们的名字一样：比尔、查理、吉姆等。有些人甚至叫《圣经》中人物的名字，例如亚伯拉罕、摩西、艾萨克。所以有“黑鬼比尔”和“黑鬼摩西”，但从没有人叫他们正式的姓名，比如我叫朗·雷·霍尔，或我外公叫杰克·布鲁克斯。说真的，那个年代似乎也没理由知道他们的姓，因为不会有人要开支票给他们，也绝对没有什么保险单要填之类的。我从没认真想过这个问题，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

        黑鬼城是一排排的两房简陋木屋，用灰色木材或是像从船难中捡回来的木头盖成，排列得像二手车厂的汽车。有人称其为“盒子屋”，因为我后来发现，那些屋子小到如果站在前门对着房子开枪，子弹会直接从后门射出去。

        或许房子是在别的地方盖好的，因为房屋和房屋之间挤到没办法挥动榔头。仿佛有人用起重机把房子吊过来，直接放在锯好的桑橙树干上，因为下面一览无余。反过来想这也是好事，因为这些开放的地窖，让狗和鸡在得州的烈日下有地方遮阳。

        外公雇用很多有色人和一些白人来帮他照顾棉花田。每天早上天还没亮，我们就开着卡车到黑鬼城，听到喇叭声、有能力除杂草，或那天也想工作的人，无论男女老幼，都会从屋里蹒跚走出来，边走边穿衣，然后爬上卡车。卡车上没什么安全扶手或硬性的安全规定，外公就尽量开慢一点，以防把人甩出去。

        干了一个早上的活儿后，我们再把所有工人装上车，拉到兼做杂货店的加油站。工人们在白瓷肉品柜台的玻璃窗前排队，选一块厚熏肠或红椒腌黄瓜火腿和一块车达乳酪，外公站在收银台付账，会再加上一罐沙丁鱼罐头或几个生洋葱让大家分着吃。大家都拿着用白色包装纸包好的午餐，到商店后面坐在地上吃。那边有个贮水槽供饮水，罐子用黑色带子绑着，这样就不会有人搞错要用哪一个罐子喝了。

        安排好有色工人之后，我们就跳回货车上，载那天来工作的白人回到农舍用晚餐。外婆总是摆好菜等着，炸鸡、新鲜眉豆、自己做的热奶油面包，然后总会有个派。我那时候虽然小，但看到有色工人在加油站后面的地上吃午餐肉，而白人工人像家人一样聚在一起吃热腾腾的家常菜时，也会因此觉得不安。有时候我有冲动想做点什么，却一直没有。

        一天工作结束后，外公会付给所有工人同样的工资——一人三块或四块，然后拉着他们回城里。他一向和大家公平交易，甚至无息贷款给黑人家庭，在冬天工作不多的时候帮助他们撑过去。杰克·布鲁克斯借贷都是只握手，不记账，因此外婆也不知道都有谁欠了他们的钱。也因此，科西卡纳的黑鬼非常敬重他，1962年外公过世了，有些人不请自来向他致意及还债。

        六七岁时我也开始在田里干活儿了，就是和他们一起劈棉花。

        十四岁那年中的一天，我和一些人一起劈一长排的棉花，那时汗如雨下，还得对抗跟小型外国车一样大的蝗虫。黑土农场上的蝗虫是邪恶昆虫，像刺果一样会挂在你的衣服上，如果你要把它剥下来，它就会吐出恶心的咖啡色汁液。那天热得难受，热气在身边嗡嗡作响，仿佛外公把棉花种在有很多虫子的外星太阳下。

        为了打发时间，在我身边劈棉花的两个人开始聊起他们晚上的活动安排。其中一个大家叫他黑鬼约翰，我有记忆以来他就开始帮外公工作。他一锄头锄进一片新鲜的强生草和刺夺麻丛里。“等太阳下山，”他跟他的朋友艾摩斯说，“我就要到芬妮那边喝杯啤酒，再找个女人。真希望现在就能去，真的快要烤焦了。”

        “我跟你一道，”艾摩斯宣告说，“只是我无法决定要一个女人和两杯啤酒，还是一杯啤酒和两个女人。”

        约翰对着艾摩斯狡诈一笑。“你何不叫两个女人，然后一个给朗尼·雷？”

        我知道他们说的“芬妮”是“点唱机酒吧”，传说那里是个黑漆漆又烟雾弥漫的小空间，是三教九流的流连之所。但十四岁的我还是没想过一个男人可以简单地“叫一个”女人，更别说是两个。我低下头仔细听着，假装正在锄一块特别难锄的杂草。

        约翰不吃这一套。“你怎么这么安静，朗尼·雷？”他取笑我，“你是说，你没喝过温热的啤酒也没抱过冰凉的女人？”

        虽然我很年轻，虽然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东西我没经历过，但我也不笨。我站直身子，把稻草帽往后推，对着约翰微笑：“你是不是讲反了，约翰？你的意思是说冰凉的啤酒和温热的女人吧？”

        接下来的一分半钟，约翰和艾摩斯表现得好像需要叫救护车一样。他们跌在彼此身上，大吼大笑，笑声像音乐传遍田里。直到约翰终于回过神来，把我的天真掀开一角。

        “不，朗尼，我没说反！”他说，“芬妮那儿的女人，火辣到要坐冰块冷却一下才能‘办事’。‘芬妮’小姐才不把冰块浪费在啤酒上。”

        这就破坏了大规矩——外公外婆绝对禁酒。约翰认为我生日当天必定得体验一下“温啤酒”，并且把这个当成了他的任务。笑了我几天之后，他和艾摩斯终于对我“下手”。

        “你晚上到‘芬妮’来，我们帮你搞定。”约翰承诺。

        于是，在一个热气腾腾的八月傍晚，我悄悄把外公的“雪佛兰”从山上农舍推到山下，安静启动引擎，开十英里到了科西卡纳。我那劈棉花的同伴正在铁路那边等我。

        我还不曾在没有外公带领的情况下自己去黑鬼城，所以我很紧张，我们三个人沿着泥巴路走在盒子屋之间，路上连一颗灯泡都没有。大多数人坐在门廊里，在黑夜里瞪大眼睛看着我们，漆黑之中只有偶然一盏煤油灯、一根划亮的火柴，或是香烟的橘色微光。我们仿佛走过了大半个得州，才听见飘来的吉他声，像梦一样，一栋矮房子在黑暗中逐渐成形。

        走进“芬妮”，屋内是烟雾迷蒙和暗红色灯光。一个体态丰满的女人站在肮脏的舞池前低声唱着蓝调，让整个地方像热带的雨落到滚烫的沙上一样热气蒸腾。约翰和艾摩斯介绍我给他们的朋友认识，他们把我当地方名流一样打招呼，塞给我一罐蓝带啤酒后就离开了，啤酒就跟他们说的一样，是温的。

        接下来的一小时，我自己一个人坐在角落里，盯着赤裸着上半身的汗湿男人和洋装紧贴着皮肤的女人侧影，他们交缠着身体，那种性感舞步我前所未见。但我听过这种音乐，真正现场的蓝调，演唱者的名字通常叫闪电霍金斯或胖莎拉。午夜时分，沃夫曼·杰克在拉里多的广播节目里，在受杂音干扰中传来的现场演出。

        我假装痛饮蓝带啤酒。然而等我确定没人看见的时候，把啤酒泼到肮脏的地板上，因为我发现啤酒的味道令人作呕，让我想起去无尾猴子酒吧找父亲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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