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拉巴警局拘留室二楼，坚韧钢门的后方，有四间大囚室。一条走廊连接这四个房间，房门全开在走廊的同一边。走廊另一边隔着钢网，可俯瞰警局的四方院。楼下还有囚室，卡诺之前就被关在一楼的某间囚室里。只关押一两夜的短期犯，关在一楼。可能在科拉巴拘留室待上一星期或更久的人，则走那金属梯，或像我一样被拖上金属梯，通过滑拉式钢门，进入地狱的前厅。

        钢门后面没有门。四间囚室，每一间都经由假拱门进出。假拱门比一般房子的门道稍宽一些，每间囚室大约九平方米。走廊宽仅容两名男子擦肩错身而过，长约十六米。走廊尽头有男用小便斗与钥匙状蹲式马桶各一个，都没有门。小便斗上方有一个水龙头，用来梳洗及饮用。

        四间囚室和走廊，若挤上四十个男人，那种不舒服还可忍受。结果，第一天早上，我醒来时，发现一共关了两百四十人。那地方就像个蜂巢、白蚁丘，一大群蠕动的人体紧挨在一块，手或腿活动的空间小得可怜。马桶里的大便堆到及踝高，尿池满了出来。屎尿的恶臭阵阵传来，直到走廊的另一头。又湿又闷的雨季空气里，充斥着呻吟声、窃窃私语声、谈话声、抱怨声、大叫声，还有每隔几小时犯人发火发出的尖叫声。我在那里整整待了三星期。

        第一间囚室，也就是我第一晚过夜的那间囚室，只关了十五人。那囚室距厕所的恶臭最远，室内干净，有地方可躺下。住在那里的人都是有钱人，有钱到可以贿赂警察毒打任何一个想擅自挤进这囚室的人。这囚室，人称泰姬玛哈，住在里面的人，被称作pandrah kumar，也就是十五位王子。

        第二间房关了二十五人。从他人口中得知，他们全是窃贼，先前已至少坐过一次牢，随时可能为了保住自己在囚室里的地盘，用下流的手段偷袭别人。他们的房间，人称copis，意为黑帽子（类似兰吉特的麻风病人），因为在恶名昭彰的阿瑟路监狱，判刑确定的窃犯得穿囚服、戴黑帽。

        第三间房挤了四十个人，肩挨着肩靠墙坐着，轮流到房间中央的小空地上舒展筋骨。他们没有第二间房里的人凶恶，但自傲且积极。他们死守自己坐的小小空间，竭力抵御新来者的入侵。他们时时处于压力下：每天至少有一人打输，把地盘让给更凶狠的新来者。但第三间房最大的容量是四十人，且很少超过那上限，因而那间房被称作chaaliss mahal，意为四十人之窝。

        第四间房，按照拘留室里的俗语，称作dukh mahal，也就是受苦之屋，但许多人偏爱用科拉巴警察替这最后一间囚室所取的名字：侦察室。新关进来的人，首度穿过钢门走进长廊时，有时在第一间房碰运气。那房间十五个人的每个人，还有走廊上的不少小跟班，会站起来，把他推开，用言语威胁要他滚开，大叫着下一间房！下一间房，混蛋！扭动的人体，拼命把那人往走廊更里面挤，那人可能会想进第二间房。这时，如果那间房里没有人认识他，碰巧有位在门口附近的人会猛然出手，打他的嘴。下一间房！这时，忐忑不安的那人，被推着往走廊更里面移动，如果想进入第三间房，会遭到站或坐在第三间房门口的两三个人拳打脚踢。下一间房！下一间房！这个新来者被人一路推挤到第四间房——侦察室时，会被当作是老朋友般受到热切的欢迎。进来，朋友！进来，兄弟！

        有些人蠢得以为自己真受欢迎，一进去才知误上贼船。挤在那又暗又臭房间的五六十个人，立即围上来打，把他们的衣服剥得精光。抢下来的衣服按照领取者名单分配掉，那名单是根据严谨而不断调整的尊卑顺序拟出来的。误上贼船者，身上每个凹洞都会被彻底搜索，好找出首饰、毒品或钱。凡是值钱的东西，都交给侦察室的老大。在我被关押的那几个星期里，最后一间房的老大是个壮硕如大猩猩而没有脖子的男子，发际线与他浓眉的距离，只比拇指厚度稍大一点点。新来者收到又脏又破的衣物（抢到新衣物者所丢弃的衣物），用以蔽体。这时候，他们有两条路可走：离开这房间，走到挤得无法想象的走廊里，跟住在那里的上百人争夺地盘，或者加入侦察室群体，等待其他新来的倒霉鬼受骗进来，大肆掠夺。根据我在那三星期里所观察到的，每五个在最后一间房被毒打、搜刮一空者，大概有一人会选择第二条路。

        就连在走廊里也有尊卑之别，也有小小立足之地的争夺，也有跟人动粗耍狠强夺别人地盘的事。靠近前门而距厕所较远的地方，地段最好；但就连飘着恶臭，屎尿溢到地板上，烂泥般黏糊作呕的走廊尽头，也有人为了争夺屎尿烂泥里堆积较浅的方寸之地大打出手。

        那些被迫待在走廊尽头，被迫每日每夜站在及踝深的屎泥堆中的人，有一些最后会因不支倒地而死掉。我在那里时，就有一人死在拘留室里；另有几个人被抬出去时，状态已几近于我觉得根本不可能唤醒的昏死状态。其他人诉诸暴戾之气，得以在这个混凝土蟒蛇的肠子里，一分又一分、一小时又一小时、一米又一米、一天又一天、一个人又一个人地往前推进到可以站立、活下去的地方，直到这条巨蟒将他们从钢嘴吐出来为止。

        我们一天只能吃到一餐，每天下午四点供餐。大部分时候是木豆和拉饼，或者是加了稀薄咖喱酱的米饭。清晨也有一些茶和一片面包。警察在钢门处发食物，囚犯有心排成两条整齐的人龙，井然有序地走往钢门后方，然后离开。但人群的拥挤，饥饿的难耐，少数人的贪心，使每次领餐都一团混乱。许多人没拿到食物，饿了一天或更久。

        我们每个人进拘留室时，都会收到一只扁铝盘。那盘子是我们唯一合法的随身物品。没有刀叉——用手吃；没有杯子，喝茶时把茶舀入盘子里，嘴巴贴着浅浅的茶水吸着喝。但盘子还有其他用途，首先是用来制作临时的应急炉。把两只铝盘折成V字形，充当架子，上面就可以放第三个铝盘。在两个折弯的铝盘之间，扁平的铝盘之下，放进燃料，炉子就大功告成，可用来把茶或食物重新加热。理想的燃料是平板橡胶凉鞋，这种橡胶鞋点燃一头后，会缓慢而均匀地烧到另一头。燃烧的烟刺鼻浓烈，带着油性煤烟，煤烟落在哪里，就附着在哪里。侦察室每天晚上在某个时候会点起两个这样的炉子，脏污的室内地板和墙壁，还有住在其中的每个人脸上都因此被熏黑。

        这两个炉子是侦察室几个头头的收入来源之一，他们替第一间房的有钱人加热茶或储存食物，收取费用。守卫允许人白天时送进食物和饮料（给买得起这类服务的人），但夜间不准任何东西送进牢门。为了舒适不惜血本的那十五名王子，早已打点过警察，取得一只小蒸煮锅和七个用来存放茶、食物的塑料瓶罐。借此，在禁止送东西进来的夜里，那些王子仍能享用热茶和点心。

        铝盘充当炉子自有其寿命，一旦变脆、瘪掉，就不能再用，因此时时需要供应新铝盘。食物和茶，乃至用来当燃料的橡胶凉鞋，都可以换成钱，因此需求也始终不断。最弱的人保不住自己的凉鞋、盘子和食物。同情他们而把盘子借给他们的人，得稀里呼噜赶快吃完自己的食物，好让他们拿盘子去领取食物。警察在钢门处发送食物，前后只有六七分钟，而在那期间内，往往有多达四个人，以那种方式，用一个盘子轮流填饱肚子。

        每天我望着那些饿昏头的人的眼睛，看他们在警察舀出最后一份食物时，眼巴巴看着其他人，用手指把热烫的食物速速扒进嘴里。我每天看到他们眼巴巴在看，在等待，担心自己分不到吃的。他们的眼神让我们对人类有了真实的认识，而我们只有在残酷而绝望的饥饿里，才可能有了那份认识。我把那份认识融入我的内在生命，而我内心的一部分，在看到这一幕时已碎掉，且从此再未愈合。

        每天晚上，在第一间房，泰姬玛哈房，十五名王子享用在侦察室用临时炉加热的热食和热甜茶，然后舒舒服服大脚一伸睡觉。

        当然，王子也得用到厕所。上厕所叫他们觉得很不舒服、有失人的尊严，那种感觉就和最穷的人犯无分轩轾；撇开别的不说，在这点上，我们牢里的人几乎是人人平等。

        从第一间房，穿过走廊上横七竖八的肢体，最后抵达恶臭的沼泽区。在那里，有钱人就像其他人一样，用从衬衫或汗衫扯下的布条塞住鼻孔，嘴里叼着线扎手卷小烟卷，以去除恶臭。裤管拉到膝盖，凉鞋拎在手里，赤脚踩进屎尿里，蹲在钥匙状马桶上。马桶未堵塞，冲水功能良好；但每天有两百多个男人使用，每人每天使用一两次，很快就会被没对准马桶拉屎的人弄脏。最后，成堆的粪便往下滑，滑进从浅便斗流出的尿池里，导致我们蹲马桶时要走过的烂泥状秽物池。然后，有钱人走过秽物池，回到小便斗，在水龙头下（没有肥皂）洗过手、脚，再踩着一团团破布离开。那些破布团堆成踏脚石般，用来在侦察室入口前围起一道克难堤防，防止秽物流进。为了讨得烟屁股或抽剩一半的小烟卷，会有人蹲在秽物池里，用破布替有钱人再擦拭脚，然后有钱人就可以长途跋涉，回到位于走廊另一头的第一间房。

        第一间房的有钱人，看我是白种外国人，认定我有钱，因此，第一天早上我在他们房间醒来时，邀我加入他们。那种想法叫我震惊，因为我家信奉费边主义，我自小被灌输了那一派人士的主张，执拗而不切实际地痛恨各种形式的不平等。他们的原则深植我的脑海，而且我年轻时走过革命年代，早已成为革命分子。那桩大业（我母亲如此称呼）的主张，仍有一部分被我奉为人生的核心理念。此外，我已在贫民窟跟这城市的穷人住了好多个月。因此，我拒绝了他们的提议（我必须老实承认，我心里其实不想拒绝），不跟有钱人享福，反倒奋力挤过人堆，进入第二间房，跟那些已不是第一次吃牢饭的凶神恶煞同住。在门口发生了短暂扭打，但眼见我一副为了在小偷窝挣得地盘不惜一战的决心，他们左腾右移，腾出了空间给我。不过，他们余恨未消。这些黑帽子人，一如各地自视甚高的坏蛋，谁也不服谁。不久，他们就制造出机会，测试我的斤两。

        被逮捕三天后，我从马桶左闪右避走回囚室的漫长途中，成群囚犯里有个人出手，想抢我的盘子。我用印地语和马拉地语大声警告，搬出我所知道最脏的字眼威胁。结果没效。那人比我高，比我重约三十公斤。他双手抓住我的盘子，离我抓的地方很近。我们各自使劲拉，但都没办法让对方松手。所有人静静看着。他们的呼吸声和呼出的热气，像涡旋的潮水般包住我们。我们陷入对峙——不是在此时此刻借这机会树立威名，就是一败涂地，被赶到走廊尽头恶臭的秽物池。

        那人紧抓着盘子往自己的方向拉，我借力使力，用头顺势往前冲，撞他的鼻梁，五次、六次、七次，然后撞他的下巴尖。群众突然陷入一片惊恐，十余双手用力推我们，把我们的身体和脸紧紧挤在一块。我被一群惊恐的男人紧压住，双手不能动弹，又不想放掉盘子，于是动口咬他的脸颊。我使劲咬，直到嘴里尝到血的味道。他立刻放开盘子，尖叫，拼命挥舞手脚，在走廊的人群里使劲地爬，想爬往钢门。我跟在后面，伸手抓住他的背部。他抓着铁栅门摇晃，尖叫求救。

        我伸手要抓他的时候，守卫正插进钥匙开锁。我牢牢抓着他，他死命往门外逃，他的t恤被紧拉在身后。一时之间，他定在那里，双腿在跑动，身体却几乎动不了。然后他的t恤裂开，他摇摇晃晃逃出门，留下一大块布在我手里。他缩在守卫身后，背部贴着墙。脸颊上，我咬过的地方有裂伤，血从鼻子往下流经喉咙，流到胸口。此时门砰然关上。警察定定地看着，露出费解的微笑，我用扯下的t恤擦拭手上和盘子上的血，然后心满意足地将那块破布丢在门边。我转身，挤过不发一语的人群，再度在小偷房里坐下。

        “很漂亮的一招，兄弟。”坐我旁边的年轻男子用英语说。

        “谈不上，”我答，“我其实是想咬耳朵。”

        “哇！”他脸部的肌肉抽搐了一下，噘起嘴。“但比起他们给我们吃的鬼食物，他耳朵大概更补，是不是，老哥？你为什么进来的？”“不知道。”

        “你不知道？”

        “他们在夜里逮捕我，把我带到这里，没告诉我我犯了什么罪，或为什么要把我带来这里。”

        我没问他为什么进来，因为根据澳大利亚监狱不成文的规矩，得等到你喜欢对方而愿意把他当朋友，或讨厌对方而决定把他当敌人时，才可以问对方是犯了什么罪进来。在澳大利亚，遵守这规矩的是老派罪犯，也就是知道有这项规矩的罪犯。我开始跟这类人一起服刑时，他们教我这规矩。

        “他们狠狠打了你一顿，老哥。”

        “坐飞机，他们这么称呼。”

        “哇哇哇……塞！”他脸部肌肉又抽搐了一下，耸起双肩。“我痛恨坐飞机，兄弟！有一次，他们把我绑得太紧，我的手臂麻了三天才恢复知觉。而且你知道，他们打了你之后，被绳子紧缠住的身体，胀得多厉害，na？我叫马希什，贵姓大名？”

        “大家都叫我林。”

        “林？”

        “对。”

        “这名字有意思，老哥。你在哪里学会马拉地语的？”

        “在一个村子里。”

        “那肯定是充满犯罪与暴力的村子。”

        我微笑，自被警察抓进来，这是我第一次笑。在牢里，人们不随便笑，因为恶霸视微笑为软弱，弱者视微笑为不怀好意，狱卒视微笑为讨打的挑衅。

        “我在这里，在孟买，学到骂人的脏话，”我解释道，“进来这里的人通常待多久？”

        马希什叹口气，黝黑的大脸往里缩，皱起无奈的眉头。他的褐色眼睛两边隔得很开，嵌在深凹的眼眶里，好似在带疤的眉脊下方，躲藏或寻觅藏身之地。他宽宽的大鼻子断过不止一次，是脸上最抢眼的部位，也让他有着小嘴和圆下巴的脸，表情更显凶狠。

        “没人知道，兄弟。”他答，眼神渐趋黯淡。如果是普拉巴克，大概也会有那种反应，孤单之感瞬间刺进我心，在那一瞬间，我陡然怀念起我那矮子朋友。“我早你两天进来，传说我们会被带到那个‘路’，两三星期内。”

        “那个路？”

        “阿瑟路监狱，老哥。”

        “我得放话给外面的人。”

        “你有得等了，林。这里的警卫，就是那些条子，他们一直告诫这里的所有人不要帮你。看起来像是有人对你下了诅咒，兄弟。我大概会倒大霉，只因为跟你讲话，yaar。”

        “我得放风声出去。”我咬牙切齿地重复着。

        “哎，离开这里的人，没有一个会帮你，林。他们怕，像置身在满是眼镜蛇的袋子里的老鼠。但到了阿瑟路，你可以把话放出去。那个监狱大，没问题。关了一万两千人。政府说没这么多，但我们每个人都知道那里关了一万两千人。但还是比这里好多了。你如果到了阿瑟路，会跟我在一块，可能三星期后。我犯了偷窃罪，偷工地的东西，铜线、塑料管。因为同样的事，我已经坐了三次牢。这次是第四次，能说什么呢，兄弟？我是他们所谓的惯犯，犯了偷窃罪的累惯犯。这一次，幸运的话，关三年，运气不好的话，关五年。你如果到了阿瑟路，跟着我。到时候我们会想办法替你把话送到监狱外。thikhain（好吗）？在那之前，我们抽烟，向上帝祈祷，咬任何想抢走我们盘子的王八羔子，na？”

        果然在那三个星期，我们就真的只做了这些事。我们抽了太多烟，用祈祷打扰耳聋的上帝，跟一些人打了架，有时我们还安慰那些失去抽烟、祈祷、打架念头的人。然后有一天，他们来取指纹，要我们把背叛主人的黑色箕纹、涡纹，印在一页纸上，保证所言属实、绝无半句虚假、只有卑鄙事实的纸上。然后，马希什和我，还有其他人，被推上一部老旧的蓝色囚车（坐上三十人都嫌太挤的卡车黑暗车厢，挤了八十个男人），载往阿瑟路监狱。囚车横冲直撞，疾驶过我们每个人都爱得要死的孟买街道。

        进了监狱大门后，一些狱警把我们从卡车后面拉下来，要我们蹲在地上。我们一一接受其他狱警验明正身，然后依照他们的指示，一个接一个进监。我们蹲在地上，拖着脚前进，如此耗了四小时，而他们把我排在最后一个检查。已经有人告诉狱警我会说马拉地语。最后只剩我一人时，他们的队长用马拉地语命令我站起来，测试我是否真的懂。我撑着又僵又痛的双腿站起来，他命令我再蹲下。我蹲下，他又命令我站起来。从围观狱警哄堂大笑的反应来看，我判断这大概会没完没了，于是拒绝再玩。他继续下命令，但我充耳不闻。最后，他不再下令，我们互盯着对方，现场鸦雀无声。那是我只在监狱或战场上见识过的静默，那是种让人可以在皮肤上感受到的静默，可以闻到、尝到的静默，甚至是可以在后脑勺某个幽暗的空间里听到的静默。队长的奸笑慢慢变成充满恨意的咆哮，而那奸笑的根源正是恨。他往我脚边的地上吐口水。

        “在殖民者统治印度的时期，英国人建了这座监狱，”他从牙缝里挤出话，露出牙齿，“他们把印度人关在这里，在这里鞭打印度人，吊印度人，一直到死。如今这监狱归我们管，而你是英国犯人。”

        “对不起，长官，”我说，用最正规客气的马拉地语说，“我不是英国人，我来自新西兰。”

        “你是英国人！”他尖叫，口水喷到我脸上。

        “很遗憾我不是。”

        “是！你是英国人！不折不扣的英国人！”他答，咆哮再度转为不怀好意的微笑。“你是英国人，这监狱归我们管。你走那条路！”

        他指向通往监狱内部的一条拱道。进拱道后不久，猛然有道右弯，我知道，凡是动物都有的直觉让我知道，那里有伤害等着我。几名狱警把警棍戳在我的背上，逼我前进。我摇摇晃晃走进拱门，右转。长长的廊道两侧，排着约二十个人在等我，个个手上拿着竹棍。

        我很了解这项夹道鞭打的刑罚，比任何人都了解。在另一个国家，也有这种整人廊道。我所逃出的那个澳大利亚监狱，有惩戒部门逼我们跑过一条通往小运动场的狭长走廊，接受夹道鞭打的刑罚。当我们奔跑时，他们就挥棍猛打，两脚左踢右踹，直到走廊尽头的钢门为止。

        我站在孟买阿瑟路监狱这个新廊道里的刺眼的电灯下，很想大笑。我想说，嘿，各位，你们就不能更有创意些吗？但我说不出口。恐惧使人口干舌燥，仇恨令人窒息。这就是为什么仇恨无法诞生伟大的文学：真正的恐惧和真正的仇恨使人无言。

        我慢慢往前走。那些人穿着白衬衫和白短裤，头戴白帽，腰系粗大的黑皮带，皮带上的铜扣印有号码和职称，职称是牢房舍监。我立即领会到，他们不是狱警。印度狱政传袭自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狱警几乎不插手监狱的日常运作。例行作息、秩序、纪律的平日维护工作，全由牢房舍监全权负责。

        杀人犯和其他服长期徒刑的惯犯，判刑至少十五年。服刑头五年期间，他们是普通犯人；第二个五年期间，他们得到特权，可在厨房、洗衣房、狱中产业或清洁队工作；第三个五年期间，他们往往晋升为牢房舍监，得到那帽子、皮带、竹棍，进而掌握生杀大权。两排摇身一变成为狱警的杀人犯，在廊道里等着伺候我。他们举起棍子，眼睛盯着我，预期我会一路猛冲，让他们丧失把人打得哀叫的消遣机会。

        我没有跑。如今我很希望自己可以说，我那晚之所以走过去，之所以没有跑，乃是因为我内心有着某种高贵、英勇的情操，但我没办法这么说。我常想起那件事。我回忆、重现那段路无数次，而每次想起，我就越不确定我为什么那时要走过去。哈德拜曾告诉我，每一桩高洁的行为，其核心都藏有见不得人的秘密，而我们所冒的每次风险，都含有无法解开的谜。

        我慢慢走向他们，开始想起那条长长的混凝土步道，从海岸通往哈吉·阿里陵墓与清真寺的步道。那座漂浮在海上的清真寺，像艘大船停泊在洒满月色的海上。那座崇奉圣徒哈吉·阿里的雄伟建筑，还有横越万顷波涛、走到海上亭阁的那段路程，是这城市所留给我最喜爱的印象之一。在我眼中，孟买的美就像男人在心爱女人沉睡脸庞里所见到的天使，而或许纯粹是那种美感救了我。我正走进这城市最险恶的地方，这城市最残酷、最邪恶的狭路之一，但某种本能使我的心充满赏心悦目的美。那是我在这城市，在横越大海通往白色宣礼塔圣徒陵墓的步道上，所发现的美。

        竹棍挥下，噼啪落在双臂、双腿、背上，顿时皮开肉绽。有些打到我的头、颈、脸。他们强壮的胳臂，使出最大的力气抽打，竹棍落在我裸露的皮肤上，那疼痛既像被火热的金属烫到，又像被电到。竹棍末端打到开花，所落之处，就是一道道极细的口子。血开始从我脸上，从我双臂裸露的皮肤上，流下。

        我继续往前走，脚步极尽可能地缓慢而平稳。棍子打中脸或耳朵时，我会小小抽动一下，但我绝不闪避，绝不畏缩，绝不举起手。我双手一直摆在身体两侧，紧抓着牛仔裤。一开始，攻击如狂风暴雨，但随着我越往里走，身上挨的棍子也越来越少，当我走到那两排人的最末尾时，攻击完全停止。经过那些人时，看到放下棍子的他们和他们的眼睛，我感到某种胜利。在澳大利亚监狱，曾有位老前辈告诉我，在监狱里，唯一值得看重的胜利，就是活下来。但活下来不只意味着活着。那不只表示肉体要挨过刑期还表示精神、意志和心灵也要挨过。只要其中有一样垮掉或被摧毁，在刑期结束，带着肉体活着走出狱门的人，仍不能算是挨过狱生涯活下来的人。而为了心灵上、精神上、意志上的这些小小胜利，我们有时甘于拿它们所寄托的肉体来冒险。

        在那个天色逐渐暗下的傍晚，那些牢房舍监和几名狱警押着我穿过监狱，来到许多大寝室的其中一个。那间大寝室有二十五步长，十步宽，天花板挑高。有铁窗可看到这建筑周遭的开阔地，寝室两头各有一道高大的钢门。在其中一个钢门附近的某间浴室里，有三个干净的蹲式马桶。夜里，狱警把我们锁进寝室时，这个大寝室有一百八十名受刑人和二十名牢房舍监。

        寝室四分之一区域专供牢房舍监使用。他们有专属的干净毯子，睡觉时把八至十张毯子叠起，叠成柔软的地铺，且地铺之间留有公共空间。我们其他人，则得在寝室剩下的四分之三区域挤成两排，我们的地区与舍监所占的区域之间，隔着一条约四步宽的“楚河汉界”。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条毯子，取自摆在寝室拥挤的一端，折得整整齐齐的毯子堆。毯子朝着长的一边对折，短边贴着长墙，彼此相连，并排在石头地板上。我们躺在窄毯子上，彼此肩摩肩。我们的头碰到边墙，脚朝向寝室中央。明晃晃的灯整夜开着。值夜班的舍监，轮流在我们这两排脚之间走动，来回巡视。他们全带着哨子，哨子用项链系于脖子下，用以在他们碰上无法处理的事端时召唤狱警。不久我就得知，他们很不愿意使用哨子，而他们也很少碰到无法处理的事端。

        舍监给我五分钟时间，让我洗掉脸、颈、手臂上渐干的血渍，使用干净无比的蹲式马桶。回到大寝室时，他们主动表示我可以睡在寝室里他们那一头。他们无疑认定我的白肤色代表财源，而我走着接受夹道鞭打没有奔跑一事，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们。不管出于什么理由，我不能答应。他们在几分钟前才痛打我，他们以狱警自居，但其实是受刑人，因此我拒绝了他们的好意。事后来看，我犯了大错。我走到寝室另一头，从成堆毯子里拿起一张毯子，铺在马希什旁边时，他们开始嗤笑，大笑。他们很生气我不识好歹，竟拒绝他们难得的好意。于是，一如掌握权力的懦夫常做的，他们暗地里耍阴谋，要杀杀我的锐气。

        那天夜里，我从噩梦中惊醒，感到背部一阵刺痛。我坐起身，往背部抓，发现有只虫子附着在我背上，约有小图钉大小。我使劲把它扯下，放在石质地板上检视。虫子呈深灰色，有很多条腿，肥嘟嘟的，身体肿胀得近乎成圆形。我一手把它压扁，血喷出，那是我的血。那虫子趁我睡觉时，拿我饱餐了一顿。立即有股臭味直灌鼻孔。那是我第一次碰上这种名叫卡德马尔（kadmal）的寄生虫，这害虫叫阿瑟路监狱囚犯不胜其扰。没有东西治得了它们。它们每晚咬人、吸血。它们咬出的圆圆小伤口，不久就会化脓，成为饱含毒素的脓疱。囚犯们每天晚上会被咬上三五口，一个星期二十口；一个月后，人身体上会有一百个化脓、受感染的伤口。没有东西治得了它们。

        我盯着被压烂的卡德马尔寄生虫制造出的恼人脏污，震惊于这小小虫子竟已从我身上吸了那么多血。突然间，我耳朵一阵刺痛，原来是巡夜舍监猛然挥起铁皮竹棍打我的头。我气得跳起，但马希什拦住我，双手牢牢扣住我的一只手臂，用全身的重量把我拖回地上。

        那名舍监狠狠瞪着我，直到我躺下才离开，继续在明亮的寝室里来回踱步。马希什则憋着嗓子，向我低声警告。我们的脸只隔着手掌宽的距离。这两排人全紧挨着睡成一团，睡觉时彼此手脚缠在一块。马希什眼中强烈的恐惧，还有他用手捂住嘴巴、强自压下的呜咽声，是第一个晚上，我最后见到、听到的东西。

        他附耳小声说：“不管他们做什么，为了保住性命，绝对不要回击。这里不是活人的世界，林。我们在这里全是死人，你什么都不能做！”

        我闭上眼睛，关上心房，用意志逼使自己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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