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造证件者和买卖旧护照的走私贩子把用过的护照称为“书”。这类护照得经过查核，才能交给黑市贩子贩卖或使用。把个人护照卖给我们经纪人的瘾君子、逃犯或穷外国人，都有可能是在自己的国家或他国犯下重罪的通缉犯。不少走私贩子因此被捕。他们买了护照，予以变造，出任务，结果却在外国机场被捕，因为护照的原持有者因杀人、抢劫或各种走私罪名遭到通缉。为确保客户满意，以及自家走私贩子的安全，埃杜尔·迦尼要求，买来或偷来的每个新护照都得接受两道检核。

        孟买国际机场有个海关官员有权使用机场计算机，他负责第一道把关工作。迦尼命人将需要查核的每本护照，其发照国、护照号码、原持有人姓名都写在一张纸上，在那位官员指定的时间和地点交给他。纸上所列出的护照，凡是在计算机里已特别标注的，他就划掉。一两天后，那官员交回那张纸。那些受到特别标注的护照，有部分是因为原持有者已被宣布为国际通缉对象，有些则是因为原持有者被列为嫌犯：曾参与非法毒品、军火买卖，或具有使安检人员不安的政治因素。不管是什么原因，受到特别标注的护照就不能在黑市贩卖，或供迦尼的走私贩子使用。

        受到特别注记的护照仍然有用处。可以拆掉骑缝线，取下可用的部分，充当其他护照的空白页。在印度境内，这类护照还有其他用途。外国人住进饭店时得出示护照，供饭店人员在C表格上登录，但每个城市总有些地方对于护照与持有者间的吻合程度查核得并不仔细。对这类饭店而言，只要是护照都没问题。带着这种经特别注记的护照，虽然不能到印度以外的地方，却能在印度境内四处走动，不用担心被抓，让乐于与人为善的饭店经理能符合最起码的法律规定。

        经过海关人员查核、未经特别标注的护照，则送到第二道检验关卡：各航空公司的办公室。各大航空公司也存有一份特别标注的护照清单，从信用评等不佳或诈骗过航空公司，到搭乘飞机时涉及动粗的任何事故，凡是有不良记录者，其护照名字和编号都会被列入其中。走私贩子干不法勾当时，理所当然想避开航空公司人员、海关人员或警方的注意，总希望自己被当成一般旅客，只引来例行的草草关注。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凡是经计算机特别标注的护照，对走私贩子来说都是一张废纸。埃杜尔·迦尼在孟买大部分的大型航空公司办公室安排了人，由他们查核我们买进的护照编号和姓名，汇报受到特别标注的护照。通过这两道关卡的安全护照，比所有到手护照的一半还少，之后会被卖掉或供哈德拜的走私贩子使用。

        购买迦尼非法护照的顾客，主要有三大类。第一类是经济难民，也就是因为饥荒而被迫离开家园，或为了过更好的日子而前往他国的人。有想到德国工作的土耳其人，想到意大利工作的阿尔巴尼亚人，想到法国工作的阿尔及利亚人，想到加拿大和美国工作的几个亚洲国家的人。一户人家或者是好几户人家联合，有时甚至是整个村子凑集各人微薄的所得，集资向埃杜尔买一本护照，送一个特别宠爱的儿子，到他们所憧憬的美好地方。到了当地，那人工作偿还借款，最后买本新护照，让其他年轻男女可以过来。护照价格从五千到两万五千美元不等。哈德拜的销售网每年卖出约一百本这种贫穷护照，扣除所有固定成本后，他一年获利超过百万美元。

        政治难民是第二大宗客户。迫使他们逃亡国外的往往是非常严重的动乱。他们是战争的受害者，是族群、宗教、种族冲突的受害者。有时，动乱是立法促成的：一九八四年，英国决定于十三年后将香港归还中国时，数千名未获承认为英国公民的香港人一下子成为潜在客户。放眼全世界，不管什么时候，都有两千万难民住在难民营或庇护所。生意太多，埃杜尔·迦尼的护照生意经纪人应接不暇。政治难民买一本新护照，要价一万到五万美元不等。走私进战区所涉及的风险越大，逃出战区的需求越高，要价就越高。

        埃杜尔非法护照生意的第三种客户，是从事非法活动的人。有时候，这些和我同类的人，如偷窃犯、走私者、职业杀手等，会需要新身份以逃避警方的追缉。但大部分情形下，埃杜尔·迦尼的特殊客户，是那种比较有可能去盖监狱、抓人入狱的人，而最不可能是在狱中服刑的人。他们是独裁者、军事政变领袖、秘密警察，以及在个人罪行曝光或贪腐政权下台时不得不潜逃出境的贪腐政权官员。我亲自经手过一个乌干达的逃犯，他盗取了一百多万美元。那是国际货币机构拨出来兴建基础公共设施的经费，包括兴建一所儿童医院的经费。结果，他没盖成那所医院，还把生病、受伤和垂死的孩童运到一处偏远的营地，任他们自生自灭。我安排在扎伊尔的金沙萨与他见面，那人付我二十万美元，买了一本毫无瑕疵、绝不会出问题的瑞士护照，以及一本从未用过的原版加拿大护照，安全地飞到委内瑞拉。

        阿布杜拉在南美、亚洲、非洲的经纪人，和支持垮台“独裁”政权的盗用公款者、拷问者、重要官员、严格执行军纪的军官搭上关系。跟他们打交道带给我的愤怒与羞愧，更甚于我在哈德拜底下做过的其他事。当我还年轻、还是自由之身时，我曾替报纸和宣传手册撰文。我花了数年工夫研究、揭露那类人所犯的罪行。为了替那些罪行的受害者讨回公道，我站上抗议的最前线，投身约一百场的警方暴力冲突。而现在，与这类人打交道时，我仍感到些许往日的仇恨和叫人窒息的愤怒；但我所熟悉的岁月已然消逝，那个带着革命理想的社会运动人士，早已把理想埋葬在海洛因和犯罪中。而且我还是个通缉犯，列名悬赏的通缉犯。我是帮派分子，每天都和哈德拜的黑帮联合会为伍。因为联合会出手相救，我才能脱离狱中的折磨。

        因此，我在哈德拜的组织里恪尽职责，协助那些杀人如麻的魔头逃过被处决的命运。他们当权时处决了许许多多的同胞，最后失势，被自己的同胞判死刑，却因我相助，逃过一死。但我不喜欢这工作，不喜欢他们，也让他们知道我不喜欢。每一次交易我都尽可能压榨他们，惹得他们暴跳如雷，而我则从那种愤怒的反应中得到些许慰藉。那些罔顾人权的家伙还讨价还价，叫我怒不可遏。要他们拿出刮自民脂民膏的钱，还一副义愤填膺的模样。但最后，他们全都让步，同意我们的条件。最后，他们付出大把钞票。

        在哈德拜的组织里，似乎没有人和我一样愤怒或羞愧。这世上大概没有哪群人比职业犯罪者更痛恨政治和政治人物。在他们眼中，所有政治人物都是无情且贪腐的，所有政治体制都偏袒有权有势的有钱人，欺压无力反抗的穷人。久而久之，在某种意义上，我渐渐认同他们的观点，因为让他们产生那种观点的事情我也亲身体验过。牢狱生涯已让我对侵犯人权有了切身的体验，法庭每日的判决，更证实了我们对法律的认知：不管在哪个国家，哪种制度底下，有钱人总是能用钱让司法天平倒向他们。

        另外，哈德拜组织里的犯罪分子，展现了让诺斯底教派信徒也欣羡不已的“人人平等”作风。他们不管客户的肤色、信仰、种族或政治立场，询问客户的过去时绝不予以评断。不管对方有多纯真或多邪恶，他们都只问一个问题：你有多急着要？答案决定价格，每个付钱买了护照的客户，从此重生，过去的历史和罪恶在成交那一刻一笔勾销。没有哪个客户更好，也没有哪个客户更坏。

        埃杜尔·迦尼做生意唯利是图，完全不管道德是非，满足军阀、佣兵、盗取公共财产的人和残酷施刑者的需要，丝毫不觉得良心不安。放空一切道德使他们每年净赚约两百万美元。对于这收入的来源或得到这样的收入，埃杜尔·迦尼从不觉得良心不安，但在花掉这些钱方面，他却迷信宗教。保住恶人性命所赚到的每一块钱，都用于一项难民拯救计划，那是哈德拜制订的计划，为了安置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伊朗人与阿富汗人。每有军阀或其党羽买走一本护照，就代表替伊朗、阿富汗难民买了五十份护照、身份证或旅行证。因此，在心灵迷宫中，命运喜欢围绕着贪婪和恐惧，独裁者付出了高额费用，拯救了许多因独裁而遭逢不幸的人。

        克里须纳和维鲁把他们变造护照的本事全部传授给我，一段时间后，我开始实际下场，为自己试做美国、加拿大、荷兰、德国及英国护照，创造新身份。我的功夫没他们好，而且永远也赶不上他们。高明的伪造者是艺术家，他们的艺术眼光必须涵盖刻意创造的污痕，好让假护照的每一页都显得逼真自然，就和变造或做出来的细节一样毫厘不差。他们创造的每一页都是一幅迷你画，具体而微地体现他们的艺术才能。印章稍稍盖歪的角度或随意盖成的模糊印迹，对这些迷你油画来说很重要，就像大画家的肖像画中，玫瑰垂下的形状、位置和颜色也很重要。不管是以怎样高明的技艺完成，那效果始终都孕育自艺术家的直觉，而直觉是不可言传口授的。

        我能帮的，就只是替每本新出炉的护照编造历史。从外国人那里弄来的旧护照，里面的旅行记录往往有几个月，乃至几年的空白。有些护照上的签证早已过期，必须从护照上“抹除”那段过期时间，护照才能用。为了在最后一次签证到期前，盖上孟买机场的出境章，让人以为护照持有者已在签证有效期间内出境，我开始利用维鲁刻制的备用出入境印章，为每本护照打造国与国之间移动的历史。我一点一滴地将每本护照更新，最后让每本护照都有印度的新签证，盖上孟买机场的入境印。

        填补那段空白的一连串出入境印，一律得先经过缜密的规划，才能盖下。克里须纳和维鲁搜集了各大航空公司的飞行日志，里面列有所有进入、离开欧、亚、非、美洲的航班和各航班的起飞日期及抵达时间。如果在某本英国护照上盖一个印，表明护照持有者已到过那地方，比如七月四日抵达雅典，就表示我们盖印前已确定，那一天有一班不列颠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雅典机场。通过这种方式，每本护照都有了有凭有据的旅行资历，拥有飞行日志、时刻表、气象资料支持的旅行资历，从而使护照的新主人有了可信的个人经历。

        我第一次试用自行伪造的护照是在国内的转机航线上，也就是所谓的“漂白”路线。孟买有数千名伊朗和阿富汗难民想在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和其他地方寻求庇护，但那些国家的政府拒绝。只要能踏上那些西方国家的土地，他们就可以自称是寻求庇护者，交由投奔国评估申请庇护是否正当。他们是政治难民，名副其实的寻求庇护者，因此，他们在投奔国境内提出的申请往往会如愿。关键在于要先把他们弄进加拿大、瑞典或其他热门的庇护国。

        “漂白”是我们用的办法。孟买的伊朗人或阿富汗人想买机票前往那些庇护国时，得出示那些国家发的最新签证。但他们无法从合法渠道拿到签证，也拿不到假签证，因为一比对领事馆的记录，假签证就会立即被识破。因此我用假签证，买一张飞往加拿大或瑞典的机票。身为打扮体面、欧洲面孔的白人，我通关时向来只受到草率的检查，从来没有人特意去查证我的签证。我要帮忙的那位难民，则买了同班飞机上的国内线机票，从孟买到德里。我们登机时收到登机证，我的是绿色国际线登机证，他的是红色国内线登机证。飞机一升空，我们就交换登机证。到了德里机场，只有持有绿色国际线登机证者，可以留在机上。我拿着国内线登机证，在德里下飞机，让那位难民继续飞往加拿大或瑞典，或我们选定的任何目的地。抵达后，他会宣称寻求庇护，核定庇护的过程随之展开。在德里，我会在五星级饭店待上一晚，然后买另一张机票重复这个过程——“漂白”，和另一位难民搭同班飞机从德里飞往孟买。

        这办法很管用。那几年，我们偷渡了几百名伊朗、阿富汗医生、工程师、建筑师、学者和诗人到他们指定的国家。

        每往返一趟“漂白”航线，我就赚进三千美元，有一段期间，我每个月跑两趟。我坐了三个月的国内线班机，从孟买到德里、加尔各答、马德拉斯，再返回孟买，接着埃杜尔·迦尼派我出第一次国际走私任务。我带了十本护照到扎伊尔。克里须纳和维鲁已利用从扎伊尔首都金沙萨寄来的客户肖像，将那些护照变造成天衣无缝的假护照。我用塑料袋封好，用胶带贴在身上，穿上三层衣服，飞到闷热、重兵把守而极度混乱的金沙萨国际机场。

        那趟任务非常危险。那时候，扎伊尔是中立地带，夹处在诸多血腥战争之间，如安哥拉、莫桑比克、纳米比亚、苏丹、乌干达、刚果等，情势混乱。扎伊尔是行事疯狂的独裁者蒙博托的禁脔，在那王国境内，每桩犯罪活动的利润，都有一部分流入他的口袋。他甚得西方强权的欢心，因为西方强权主动兜售的昂贵杀人武器，他一律买下。蒙博托用武器对付国内的工人运动人士和社会改革者，西方强权即使看不过去，也从未公开表示过关切。西方政府在招待国王和总统的迎宾处所隆重款待这位独裁者。与此同时，有数百名男女在他的监狱里被折磨得死去活来，而那些西方政府也正透过国际刑警组织追捕我。我心里很清楚，我的走私护照任务一旦出差错，使我在蒙博托的首都被捕，西方政府的这位盟友会很乐于替他们除掉我。

        不过我喜欢金沙萨的狂野不羁，从黄金、毒品到火箭发射器，各种违禁品在这里公开买卖，生机勃勃。这城市到处是来自非洲各地的佣兵、逃犯、罪犯、黑市投机商，以及睁大眼睛、冷血无情的机会主义者。在那里我感到如鱼得水，如果可以，我会待得更久，但不到七十二小时，我就得把护照交给对方，收回十二万美元的货款。那是哈德拜的钱，我急着交给他。我匆匆搭上飞回孟买的第一班飞机，向埃杜尔·迦尼报到。

        这趟任务，我的报酬是一万美元，认识了迦尼组织的非洲分部。那时候我觉得，得到那份认识和经验，值得冒这样的险。那笔金钱报酬不重要。即使只有那报酬的一半或更少，我大概也会干。我知道大部分孟买人跑这么一趟，报酬比我低许多。

        除此之外，我还置身险境。对某些人而言，危险是毒品，甚至是春药。而对过着逃亡生活的我、每日每夜害怕被杀或被捕的我而言，危险是另一种东西。危险是我用来杀死压力这条恶龙的长矛。危险有助于我入睡。每当我去危险的地方，做危险的事，就有一股新的恐惧笼罩着我。那个新恐惧会盖过忧虑，那大半时候让我忧心得睡不着的忧虑。任务完成，新恐惧渐渐消失，我整个人会陷入疲乏后的平静。

        渴求危险工作的人，不只我一个。那趟任务期间，我遇到其他经纪人、走私者、佣兵，他们兴奋的眼神和肾上腺素激发的本能反应，和我不相上下。他们和我一样全在逃避着什么，他们全在害怕他们无法真正忘记或面对的东西。似乎只有豁出性命赚来的危险的钱，才能帮他们暂避几小时，助他们入眠。

        我陆续执行了第二、第三、第四趟非洲任务，平安无事。我用了三本不同的护照，每次在不同的印度国际机场出入境，然后搭国内线班机回孟买。德里、孟买间的“漂白”飞行继续不辍。与哈雷德的货币交易员和部分黄金买卖商一起执行的专门任务，让我忙得不可开交。大多数时候，我都忙得没时间专心地想卡拉。

        雨季快结束时，我去了一趟贫民窟，陪卡西姆·阿里一起做每日的巡查工作。他检查排水沟，叫人修理受损的小屋，让我想起住在贫民窟时，我多么敬佩他、仰仗他。穿着新靴子和黑牛仔裤走在他旁边，我看着身强力壮的年轻小伙子光着脚，穿着腰布，徒手挖刮，一如我过去所做的。我看着他们用支柱撑住挡土墙，清理堵塞的排水沟，确保贫民窟在雨季结束前不致淹水。我羡慕他们，羡慕那工作的重要性和他们投入工作的认真。那热情而绝对的投入，我曾深刻感受过。清理工作完成时，贫民窟居民那带着骄傲与感激的微笑，也曾投射在我脸上。但对我来说，那样的生活已经远去。那种非金钱所能衡量的收获和慰藉，已经一去不复返，一如我在澳大利亚体验过而失去的那种生活。

        或许是察觉到我的感伤，卡西姆带我走向一处空地，普拉巴克和强尼正在那里为婚礼做初期准备。强尼和十二名邻居正在搭大帐篷的骨架，作为婚礼的举行地点。不远的地方，其他男人正在搭建小舞台，婚礼结束后两对新人要坐在那上面，收受亲友的赠礼。强尼热情地招呼我，跟我说普拉巴克出去跑出租车，日落后会回来。我们一起绕着帐篷骨架走一圈，检查搭建得是否牢固，讨论塑料棚或棉布棚的优劣和成本。

        强尼邀我喝茶，带我们到一群舞台工人那里。我以前的邻居吉滕德拉是这工程的监工。妻子死于霍乱让他憔悴衰弱了好几个月，但眼前他似乎已走出那悲痛。他没有过去那么粗壮，那熟悉的大肚子已紧缩成t恤底下紧实的小丘，但他眼里再度绽放出希望，他的微笑不再是强颜欢笑。他儿子萨提什自母亲死后一下子长大很多。与他握手时，我偷偷塞了一张百元卢比的纸钞在他手里。他同样偷偷地收下，迅速塞进短裤口袋里。他投过来的微笑很热情，但丧母之痛仍未平复。他的眼神有点空洞，那是一种历经震惊哀痛的黑洞，吞噬所有疑问却不释出任何答案。他回去干活，割下一段段椰子纤维绳，供大人捆绑支撑用的竹竿，年轻的脸庞一脸木然。我懂那表情。有时我会在无意之间，在镜中看到那种表情：那是当属于幸福的信任与纯真被硬生生夺走，而我们不管对或错，因此而自责时，会有的表情。

        “你知道我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吗？”我们啜饮美味的贫民窟热茶时，强尼问我。

        “不知道，”我答，微笑呼应他眼里的大笑，“你没告诉过我。”

        “我在克劳福市场附近的人行道上出生。我母亲住在那里的一个小地方，一个用塑料板和两根竿子搭起的简陋小屋。塑料板一端固定在墙上，一块招牌的下面。你知道吗？那个招牌破烂不堪，墙上只剩下两张海报的两小块。一边是电影海报的一小块，上面写了强尼这个名字。在旁边，有张较显眼的雪茄广告海报——对，你猜对了，上头只有雪茄这两个字比较明显。”

        “她喜欢那个，”我替他接下去说，“她……”

        “把我取名为强尼·雪茄。你知道，她父母把她赶出家门，而我父亲抛弃了她，所以她死也不愿意用那两个姓替我取名字。她在人行道上使劲儿生下我时，一直盯着强尼、雪茄那两个字，她把那当作是个征兆，开个玩笑，请不要见怪。她是个非常、非常顽固的女人。”

        他望着那个小舞台，看着吉滕德拉、萨提什和其他人把薄夹板抬上去，搭造地板。

        “好名字，强尼，”片刻之后我说，“我喜欢，这名字带给你好运。”

        他对我微笑，渐渐变成大笑。

        “还好那不是通便剂之类的广告！”他说得唾沫横飞，我听了大笑，喷出茶水回敬他。

        “你们的婚事拖了好一阵子，”我们再度能开口说话时，我说，“为什么耽搁了？”

        “都是因为库马尔啦。你知道，他想做生意赚大钱，替两个女儿办上风风光光的嫁妆。普拉巴克和我告诉他，我们完全不信那一套。你也知道我们不要嫁妆。那些规矩，有点老套。但是普拉巴克老爸的观念很不一样。他从乡下寄来一份清单，列出他想要的嫁妆。他想要一只金表：精工自动表，一台新脚踏车，还有其他东西。他要的那款脚踏车是他替自己挑的，我们告诉他太大了。我们跟他讲，他的腿太短，踩不到踏板，更别提踩到地，yaar，但他非要那台脚踏车不可。总之，我们正在等库马尔凑齐嫁妆和相关物品。婚礼排定十月最后一个礼拜，光明节和相关活动到来之前。”

        “那会是很热闹的一个礼拜，我朋友维克兰也要在那个礼拜结婚。”

        “你会来婚礼吧，林？”他问，微微皱起眉头。强尼是那种帮起别人就掏心掏肺的人，这种人反过来有求于人或表达个人期望时，往往就显得很不自在。

        “我绝对不会错过，”我答，大笑，“我会叮叮当当地过来。我是说真的，你听到叮当声时，就知道我在路上。”

        我离开强尼时，他在和萨提什讲话。那男孩聚精会神地听着，盯着强尼的脸，眼神木然如墓碑，我想起卡拉到贫民窟找我那一天，他是如何紧抓住我的腿，如何害羞而真诚地对着卡拉微笑。那段回忆划破我已死的心。有人说人永远无法回到过去，当然是很有道理，但反之亦然。人必须回去，人时时会回去，不管回去有多艰难，都绝不能停下回去的脚步。

        我需要纾解心情，便骑摩托车离开，前往R.K制片场，我加大油门，在车辆间频频左弯右拐，高速穿梭。一天前，我已找了八个外国人，送到莉萨那里。要找到外国人、说服他们在宝莱坞电影里演不说话的角色，对我而言并不难。同样，那些德国、瑞士、瑞典或美国游客，碰上印度籍的选角经纪人，反应大概会是猜疑和敌意；但碰到我，反应就很热情。住在贫民窟以观光导游为业的那几年，我碰到过形形色色的外国游客，我已经摸索出迅速赢得他们信赖的打交道方式。那方式相当复杂：两分搞笑风趣、两分逢迎谄媚、一分打情骂俏，外加一点调皮、一丝倨傲、少许鄙夷。

        导游工作也让我和科拉巴区几家主要餐馆拉好关系。我带团的那几年，总会把他们带进蒙迪迦餐厅、皮卡迪利餐馆、狄普提果汁吧、爱德华八世、梅兹班餐厅、艾普萨拉餐厅、史特兰得咖啡屋、理想餐馆，以及游客行经地区的其他餐馆，鼓励他们消费。需要外国人在宝莱坞电影跑龙套时，我就去那些餐厅找人。店老板、经理、伙计个个热情欢迎我。只要看到一群合适的年轻男女，我就走上前，问他们有没有兴趣演印度电影赚外快。有餐厅职员替我担保，我通常几分钟就能得到他们的信任，谈定事情。然后我打电话给莉萨·卡特，安排隔天派车来接人。

        这套办法很管用。我们开始合作之后的几个月内，莉萨努力向各大制片场和制片人承包选派演员的工作。昨天我雇来的那些外国人，就是最近一次找的那群外国人，是我们第一次替著名的R.K.制片场找人。

        我很想亲眼看看那个声名显赫的大制片场，当我骑车穿过大门，看到像灰色船帆的高大铁皮人字屋顶，我郁闷的心情也跟着烟消云散。对莉萨·卡特和她那一类人而言，电影的梦幻世界激起他们近乎敬畏的感觉。对于电影世界，我并不感到敬畏，但也不是毫无感觉。每次走进制片场的奇幻世界，电影摄制作业的神奇，总有一部分叫我震慑，叫我惊艳，把我从经常沦陷的阴郁海洋中拉出来。

        警卫带我到隔音摄影棚，莉萨和她那群德国人正在那里等着。我来时正值拍摄作业的休息期间，莉萨正端着咖啡和茶分给那些年轻外国人。摄影棚里有几张桌子围着舞台摆设，布置成现代夜总会的模样，他们就围坐在其中两张桌子旁。我向他们打招呼，互相说了些俏皮话，然后莉萨把我支到一边。

        “他们怎么样？”只有我们两人时，我问。

        “很好，”她开心地说，“我想，他们有耐性，不紧张，乐在其中，拍出来的东西会很棒。林，你最后两星期派来的人很优秀。制片很高兴，我们可以……你知道的，我们真的可以在这一行做出一番成绩，你和我。”

        “你喜欢这一行，不是吗？”

        “的确。”她说，投来一个让我后脑勺都能感觉到的微笑。然后她的表情变得较为严肃而坚定，那是在不抱希望而仍奋力一搏者的脸上会见到的坚定。她是个美人胚子，孟买肉欲丛林里的加州海滩美女，一个啦啦队阳光女孩，她已奋力摆脱缓缓置人于死地的海洛因，和周夫人“皇宫”窒闷荒淫的生活一个啦啦队阳光女孩，她古铜色的皮肤毫无瑕疵，天蓝色的眼睛绽放决心，长而卷的金发从脸部往后梳，束成优美的发式，与她端庄稳重的象牙色裤装相得益彰。她打败了海洛因，与她的眼神相接时，我心里不禁如此想着。她打败了海洛因，摆脱了那个东西。我忽然感觉到她有多么勇敢，感觉到她内在的勇气。一旦知道那勇气，你自然知道如何找到它，就和老虎眼神里那凶狠、冷漠的威吓一样，轻易就可察觉，叫人神迷忘我。

        “我喜欢这工作，”她说，“我喜欢这里的人，这个工作。我喜欢这样的生活，我想你也应该会喜欢。”

        “我喜欢你。”我微笑。

        她大笑，挽住我的手，带我在摄影场四处逛。

        “这部片子叫Paanch Paapi。”她说。

        “五个吻……”

        “不对，是paapi，不是papi，用这字是在玩双关语。paapi是小偷，papi是接吻。所以，实际意思是五个小偷，但也有五个吻的玩笑意思，因为那是部浪漫爱情喜剧。女主角是姬米·卡特卡尔。我觉得她很性感迷人，她的舞跳得不是很好，但很漂亮。男主角是昌基·潘迪，他可以演得很好，真的很好，如果不是老出岔子的话。”

        “说到这，毛里齐欧有没有再来骚扰你们？”

        “完全没有他的消息，但我担心乌拉。她已经一整天不见人影。她前晚接了莫德纳的电话，匆匆离开。那是他几个礼拜以来第一次露脸。自那之后，我就没有她的消息，她答应我会打电话。”

        我伸手抚平额头上的皱眉，再往上梳过凌乱的头发。

        “乌拉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低吼道，“她不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我帮她，因为她找我帮忙，因为我喜欢她。但我越来越厌烦乌拉、毛里齐欧、莫德纳的事，你知道我的意思吧？莫德纳有没有跟她说那笔钱的事？”

        “我不知道，或许有。”

        “哎！那笔钱仍然下落不明，莫德纳也是。街头一直有男孩告诉我，毛里齐欧四处在找莫德纳，不找到绝不罢休。乌拉的处境也好不到哪去。六万美元，虽然不是天文数字，但因为比那更少的钱而被杀的也不是没有。如果那笔钱在莫德纳手里，在毛里齐欧仍在找他期间，最好不要让他靠近乌拉。”

        “我知道，我知道。”她的眼神突然呆滞，流露出忧虑。

        “我不担心乌拉，”我说，语气更轻柔，“我担心你。如果莫德纳回来，你要待在阿布杜拉身边一阵子，或我身边。”

        她看着我，紧抿双唇，想说什么却说不出口或不愿说出口。

        “说说这场戏，”我建议，想把我们带离乌拉渐渐沦入的寒冷黑色旋涡生活，“这部电影在演什么？”

        “发生在夜总会，或至少是电影版的夜总会。男主角从有钱的政治人物那里偷了一件珠宝，嗯……大概是，然后跑到这里躲起来。他看到那女孩，也就是姬米，在演大型歌舞剧，他迷上了她。警察出现时，他把珠宝藏在她的假发里。接下来的情节演他如何想办法接近她，取回珠宝。”她停下，端详我的表情，想解读我眼神的意思。

        “那……我猜你觉得那有点蠢。”

        “没有，我不这么觉得，”我大笑，“我喜欢这部戏，彻头彻尾喜欢。在真实世界里，那个男人会直接痛打她，取回珠宝，甚至可能会开枪射她，我比较喜欢宝莱坞版的世界。

        “我也是，”她大笑着说，“我喜欢那样的世界，喜欢他们用彩绘帆布和细木条拼凑出来的世界，他们……就像是在制造梦境之类的东西。我知道那戏叫人觉得煽情，但我是说真的，我喜欢这个世界，林，我不想回去另一个世界。”

        “嘿，林！”有人从背后叫我。原来是昌德拉·梅赫塔，制片人之一，“耽搁你一分钟可以吗？”

        我离开莉萨与那群德国游客，到一台撑着大量明晃晃的灯的金属龙门架下见昌德拉·梅赫塔。他反戴棒球帽，松紧带紧箍住头，让他的胖脸显得更圆。大肚腩下是褪色的Levis牛仔裤，克塔长衫从上往下，几乎把大肚子完全盖住。密闭制片场有点潮湿的空气让他汗流浃背。

        “嘿，老哥，如何？我一直想见你，yaar。”他说话的声音让人觉得别有用心，“我们去外面透透气，我热得快把小弟弟烧掉了，yaar。”

        我们在金属圆顶建筑之间漫步，穿着戏服的演员和拿着道具、器材的男子，与我们擦身而过。途中，九个漂亮的跳舞女郎，身穿怪异的羽毛戏服经过我们身边，要去某个隔音摄影棚。我不禁转过头去，身体也跟着转，最后竟往回走了一小段。昌德拉·梅赫塔连正眼都没有瞧她们一眼。

        “嗯，林，我想跟你谈的是……”他说。我们走着时，他轻碰我手肘。“是这样的，我有个朋友，是个生意人，在美国有不少生意。Achaa（嗯），怎么说呢……他碰上卢比换美元的现金流问题，yaar。我很希望你……有人告诉我，现金不流动时，你帮得上忙。”

        “我想，那笔现金应该换成美元，流动才顺畅？”

        “对，”他微笑，“很高兴你了解他的问题所在。”

        “回堵的情形有多严重？”

        “噢！我想大概一万美元应该就能打通。”

        我把哈雷德·安萨里目前的美元汇率告诉他，他同意那条件。我跟他谈好，隔天在制片场见他。我要他把那些比等值美元还要大捆的卢比纸钞放在软背包里，等我骑摩托车去收。我们立刻握手成交，想着我所代表的那个人：阿布德尔·哈德汗大人，昌德拉或我都绝不会提到他名字的那个人，我握手时施加了让对方稍不舒服的力道。我只是要让他感到微痛，隐约的些许疼痛，但那使他更加专注地注视我和善微笑上面冷酷的眼神。

        “昌德拉，如果你知道会把事情搞砸的话，就连试都不要试。”我警告道，被捏疼的感觉从他的手上传到他眼睛里，“没有人喜欢被耍，特别是我那些朋友。”

        “噢，当然不会，巴巴！”他用开玩笑的口吻说，但难掩眼中的惊恐之色，“没问题，Koi bahtnahi！放心！我很感激你能帮我，我的……怎么说，帮我的朋友解决问题，yaar。”

        我们慢慢走回隔音摄影棚，发现莉萨和昌德拉的制片同僚在一块。

        “嘿，老兄！你行的！”克利夫向我打招呼，抓住我的手臂，把我拉往夜总会片场的那些桌子。我望向莉萨，她只是举起手，向我示意：你自己看着办吧，老兄。

        “怎么回事，克利夫？”

        “我们还需要一个男的，yaar。需要一个男的白人，坐在那两个可爱的女孩中间。”

        “噢，不要。”我不肯，想挣脱他的手，又怕会伤到他。我们来到桌边，那两个德国女孩站起来，伸手把我拉往她们中间的位子。“我不行！我不会演！我怕镜头！我不要！”

        “Na, komm''s! h?r''auf!”（得了吧，拜托！）其中一个女孩用德语说，“你昨天不是才告诉我们这有多容易，na？”

        她们很迷人。我挑中他们那帮人就是因为他们全是健康迷人的男女，那笑容正在挑衅我加入。我突然想到那代表什么意思：身为澳大利亚通缉要犯的我，顶着逃亡身份，在至少十个国家约三亿人会看到的电影里竟然饰演一角，那可是件既蠢又危险的事。

        “噢！有何不可！”我耸耸肩。

        克利夫和舞台工作人员后退，演员各就各位。明星昌基·潘迪是孟买人，英俊、健美、年轻。我在跟印度朋友看过的一些电影里看过他，发现他本人比银幕上更英俊、更有观众缘，叫我颇为惊讶。一名化妆助理举起镜子，让昌基梳理他的头发。他凝视镜子，眼神之专注，就和外科医生在执行复杂而重要的手术时一样。

        “你错过了最精彩的部分，”其中一个德国女孩小声对我说，“这家伙花了很多时间，才学会跳这场舞。他NG（卡）了好多次，每次一NG，拿着Spiegel……就是拿镜子的那个矮子就会跳出来，然后我们就看着那家伙再把头发梳一遍。如果把那些NG画面和那个矮子拿着镜子让那家伙梳头发的画面全拍下来，我告诉你，光是那样，就能拍成一部卖座喜剧。”

        摄影师一眼对着镜头，定住不动，导演站在他旁边，对灯光组人员下达最后指示。导演助理一个手势，要求全场安静。摄影师宣布开拍。

        “音乐！”导演下令，“开拍！”

        几只体育馆级的大喇叭放出音乐，在片场发出砰然巨响。那是我听过最大声的印度电影音乐，但我喜欢。姬米·卡特卡尔等所有舞者，以夸张的动作走上人造舞台。姬米从舞台一边轻快地走到另一边，再一一走过每张桌子旁边，全程跳舞，配合音乐对嘴唱歌。男主角加入共舞，然后扮演警察的演员出现，男主角钻到桌下。这场戏在整部电影里只占五分钟，却花了一整个早上排演，花了大半个下午拍摄。我的演艺处女作，其实只出现在两个一闪而过的画面中。当姬米跳着整套诱人的舞步，停在我椅子背后，镜头有两次捕捉到我开心的微笑。

        我们叫了两辆出租车送那些外国游客回去，莉萨坐我的摩托车回城里。那是个相当热的傍晚，她脱掉外套上车，扯掉长发上的发夹。她双手环抱我的腰，脸颊贴在我的背上。她是个好乘客，是那种绝对信赖驾驶者的骑车本事，而且将自己与驾驶者的身体融为一体的乘客。隔着我的白色薄衬衫，我感觉到她紧贴在我背上的胸部。我的衬衫迎着暖风敞开，她的双手抓着我腰部紧实的皮肤。我骑摩托车从不戴安全帽。后座扣有一只安全帽，供乘客使用，但她选择不戴。当我们等车子过去或转弯而停下，强风偶尔会把她长而卷的金发吹到我肩膀上，吹进我嘴里。马鞭草的香味在我唇上久久不散。她的大腿轻轻贴着我，好似准备或威胁要使出她大腿所有的力气夹住我。我想起记忆中的另一双大腿，那晚在卡拉屋里，贴在我手掌上柔滑如月光的肌肤。就在这时，她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在摩托车停下等红绿灯时，她开口说话。

        “那个小孩后来怎么了？”

        “哪个小孩？”

        “那天晚上跟你在一块的那个，记得吧！在卡拉家里。”

        “他很好。我上礼拜在他伯父家里见过他。他长大很多，长得很快，现在在上私立学校。他不喜欢学校，但他最后会接受的。”

        “想他吗？”

        绿灯了，我换挡，加油门，驶进十字路口。我没答话。我当然想念他，他是个好孩子。但我也想念女儿，想念妈妈和我所有的家人。我想念朋友，想念我所有的朋友，在绝望的那几年里，我认定不可能再见到他们。对我而言，想念我所爱的人，犹如在哀痛死去的人，而且还更悲惨许多。因为，就我所知，他们都没死。我的心有时是满布墓碑的墓园，而石碑上一片空白。每个夜晚，独自一人在屋里时，那份哀痛和想念往往压得我透不过气。梳妆台上有一沓沓钞票，有刚伪造好的、可送我到任何地方的护照。但我无处可去。不管到哪里，都见不到我心爱的人，那些失去联系或永远消失的人。因此，不管到哪里，都没有意义，没有归属，没有爱。

        我是逃犯，已从人间蒸发；我是失踪者，在行动中失踪。但在我逃亡的心灵里，他们才是失踪者。在我逃亡期间，失踪的是我曾熟悉的那整个世界。逃亡之人奔跑，忍痛想毁掉过去，想连带毁掉所有蛛丝马迹，那些会泄漏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来自何处、哪些人曾爱过他们的痕迹。然后他们跑进自我弃绝的境地，以求存活，但总是失败。我们能否认过去，但无法躲避过去的折磨，因为过去是个会说话的影子，亦步亦趋地跟着我们，时时提醒我们是什么样的人，直到我们死去为止。

        我们骑着车，从满天晚霞的傍晚，骑到蓝黑的夜幕升起。我们随着海风冲进光的隧道，落日的长袍从这城市的肩上滑落。莉萨的双手在我坚实的皮肤上移动，像是海水不断袭来，波涛汹涌。在我们共骑时，有那么片刻，我们合而为一，成为欲望，一个以妥协收场的承诺，一张品尝涓滴流下的危险与喜悦的嘴。然后某种东西，或许是爱或恐惧，在渐暖的风中低语，驱策我做出选择：这一切如此年轻、自由，好像你将永远这般。

        “我该走了。”

        “不进来喝杯咖啡或什么的？”她问，站在她公寓门口，手拿着钥匙。

        “我该走了。”

        “你跟卡维塔说的那个故事，她真的很感兴趣，贫民窟那两个女孩的故事。那两个死而复生的女孩，她就讲了这些，蓝色姐妹花，她如此称呼她们。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这样说，但那名字取得很棒。”

        她在找话说，把我留住。我凝视她天蓝色的眼睛。

        “我该走了。”

        两小时后，我毫无睡意，她吻别时嘴唇的温润犹存，所以电话铃响时，我不觉得诧异。

        “你能不能立刻过来？”我拿起电话时，她说。

        我没出声，努力想找个欲拒还迎的说辞。

        “我找过阿布杜拉，但他没回。”她继续说，然后我听到她的声音里有屈服、惊吓和茫然。

        “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碰上麻烦了，有麻烦事……”

        “是毛里齐欧？你没事吧？”

        “他死了，”她小声而含糊地说，“我杀了他。”

        “还有别人在吗？”

        “别人？”她含糊重复道。

        “还有其他人在那里，在你公寓里吗？”

        “没有。我是说，有，乌拉在这里，还有他在地板上。那是……”

        “听好！”我以命令的口吻说道，“锁上门，别让任何人进来。”

        “门被撞坏了，”她小声说，声音越来越微弱，“他破门而入时，把锁撞坏了。”

        “好，拿东西顶住门，椅子或什么的。门不要开着，等我到。”

        “乌拉很慌张，她……她很难过。”

        “不会有事的，一定要堵好门，别打电话给任何人，别跟任何人讲，别让任何人进来。泡两杯咖啡，多放点牛奶和糖——四勺，和乌拉坐下来喝。如果她需要，给她一杯烈酒。我这就去，十分钟内会到。撑下去，保持冷静。”

        夜里，我骑上摩托车，穿过拥挤的街道，蜿蜒驶入通亮的灯海中，脑中一片空白，没有恐惧，没有忧虑，没有兴奋的颤抖。我用安全的最大速度狂飙，每次换挡都猛加油门，让转速表的指针一下子就跑到最高转速的红区。而那正是卡拉、狄迪耶、阿布杜拉和我，我们每个人，正在做的事，只是每个人的做法不同。我们都正以安全的极速在狂飙生命，还有莉萨，以及毛里齐欧，都正在让指针转到红区。

        在金沙萨，有个荷兰佣兵告诉我，他唯一一次不再恨自己，是在他面对的危险变得极大，大到他在不假思索或毫无感觉的情况下，马上付诸行动的时候。我真希望他没跟我说过这句话，因为我完全了解他的意思。那一晚我骑车狂飙时，心中平静得几乎像是不起一丝涟漪的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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