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利益和原则而发动战争，但为土地和女人而厮杀。其他的原因和有力的理由迟早会被淹没在血泊中，失去其意义。生死存亡迟早会成为人们脑海里唯一的考虑，求生迟早会成为唯一合理的东西，而死亡迟早会成为唯一听得见、看得见的东西。然后，当最好的朋友在尖叫中死去，因疼痛、愤怒而发狂的好人在血泊中失去理智，当世上所有公平、正义、美好跟着兄弟、儿子、父亲的手、脚、头一起随风而逝，那时，叫人年复一年继续战斗下去、送命，然后再送命的，将是保住家园与女人的意志。

        在上战场的几个小时前倾听他们的心声，就知道那所言不假。他们会谈到家，谈到心爱的女人。当你看着他们死去，就知道那所言不假。垂死之人在临终之际如果位于靠近土地的地方或者就在土地上，那人会向土地伸长手，以抓起一把土。如果可以，那人会抬起头看山峦、看谷地或看平原。如果那人离家很远，他会想到家，谈起家，会谈起他的村子或故乡或自小成长的城市。最终，土地才是他所关切的。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不会高声叫喊崇高的战争目标；在最后一刻，就在他说出他所信奉的上帝之名时，他会低声或喊着说出姐妹或女儿或爱人或母亲的名字。结局映照着序幕，最终还是为了某个女人、某座城市。

        哈德拜离开营地的三天后，我看着他骑马走进轻飘的新雪中的三天后，在营地靠坎大哈那一侧的南监视哨，哨兵叫喊着有人接近了。我们冲到南缘，看到一团模糊不清的人影在陡坡上费力往上爬，可能有两个或三个人。我们立即同时拿出望远镜，朝那里望去。我看出有一个人在爬行，跪着慢慢往上爬，后面拖着两个脸朝上的人。经过一番打量，我认出那壮硕的双肩、弓形腿和鲜明的灰蓝色工作服。我把望远镜递给哈雷德·安萨里，跳过掩体，边滑边跑。

        “是纳吉尔！”我大喊，“我想是纳吉尔！”

        我是最早接应他的人之一。他趴在雪地里猛喘气，双手牢牢抓着那两个人的领口，双腿猛往雪地踹，想找立足点。他就这样一只手抓一个，把仰着身体的他们拖到那个地方。他拖了多远，我猜不出来，但看来是很长一段，而且大部分是上坡。纳吉尔左手抓的是艾哈迈德·札德，他还活着，靠我最近，但似乎受了重伤；另一个是阿布德尔·哈德汗，已经死去。

        我们出动三个人才把纳吉尔的手指掰离他死抓着的衣服。他又累又冷，说不出话，嘴巴又开又合，但说出来的话低沉沙哑，拖得很长，且音量忽高忽低。两个人抓住他肩膀上的衣服，把他拖回营地。我扯开哈德胸口的衣服，希望能救活他，但当我的手碰到他的身体时，发觉他已冰冷、僵硬如木头。他已死了好几个小时，或许超过一天。他身体僵硬，手肘和膝关节微弯，双手收握成爪。但那覆着薄薄一层雪的脸很安详，毫无瑕疵。他的眼睛、嘴巴闭着，仿佛在静静沉睡。他走得那么安详，教我不愿相信他已经死了。

        哈雷德·安萨里摇着我的肩膀，我猛然回到眼前，仿佛从梦中醒来，但我知道，自哨兵最早向我们发出警报以来，我一直很清醒。我跪在雪地里，靠在哈德身上，把他英俊的脸贴在我的胸膛上抱着，但我事后不记得自己曾这么做。艾哈迈德·札德不见了，他已被拖回营地。哈雷德、马赫穆德和我半抬半拖，把哈德的尸体搬回大山洞。

        有三个人正在救治艾哈迈德·札德，我上前帮忙。那个阿尔及利亚人的胸膛与腰部之间的衣服因血结冻而变得僵硬。我们一块块割掉衣服，就在我们碰到他裸露皮肤上血肉模糊的伤口时，他张开眼看我们。

        “我受伤了。”他说，用法语，然后阿拉伯语，然后英语。

        “对，兄弟。”我回答，与他眼神相交。我努力挤出浅浅微笑，觉得麻木而不自然，但我确信那使他心情好了些。

        他的身上至少有三处伤口，但到底有多少伤口，很难弄清楚。他的腹部被硬生生地扯出一个洞，可能是迫击炮的炮弹碎片造成的，惨不忍睹。我分析金属碎片可能留在他体内，往上顶到他的脊椎，他的大腿和腹股沟也有裂开的伤口。他失血太多，伤口周边的肌肉蜷缩，没有血色。我简直不敢想象他的胃和其他内脏受了什么伤害。空气中散发着强烈的尿臊味和其他排泄物、体液的味道。他能挨这么久根本是奇迹。天寒地冻似乎保住了他的性命，但他时间不多了，只有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可活，而我束手无策。

        “很糟？”

        “对，兄弟。”我答，我忍不住——因为难过，我说这话时，声音哽住了，“我无能为力。”

        如今我真希望当时没说那话。在我坏事做尽的一生中，在我后悔自己曾说过、做过的数百件事情之中，这脱口而出的小小真心话几乎是最教我后悔莫及的。那时我不知道，他能撑那么久，是因为他抱着能得救的希望。然后，因为我的那些话，他在我眼前往后掉进黑暗的湖里。他的皮肤开始失去血色，随着他放弃求生意志，随着让他紧紧绷住皮肤的小小硬撑意志瓦解，他从下巴到膝盖开始微微抽动。我想去拿注射筒和吗啡帮他止痛，但我知道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死，我不忍心把手拿开，而是继续握住他的手。

        他睁亮眼睛，往周遭的洞壁四处瞧，像是第一次看见。马赫穆德和哈雷德站在他的一侧，我跪在另一侧，他凝视着我们的脸。他的目光从布满恐惧的眼窝发出，因为他心知已遭命运抛弃，死亡已在他体内，在曾是他生命之所寄的空间里撑开、鼓胀、填满。那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往后几年里我再熟悉不过的表情。但那时，在那一天，那是我从未见过的表情，我感觉头皮因害怕而发麻，感同身受他的害怕。

        “应该用驴子的。”他用粗哑的嗓门说。

        “什么？”

        “哈德早该用驴子的，我一开始就告诉他。你听我说过，你们全听我说过。”

        “对，兄弟。”

        “驴子……在这项任务里。我在山区长大，我了解山。”

        “对，兄弟。”

        “应该用驴子。”

        “对。”我重复同样的回答，不知该如何回应他。

        “但他太骄傲了，哈德汗。他想感受……为了同胞……英雄回到故乡……那一刻。他想带马给他们……许多好马。”

        他停下，被嘴里一连串咕哝作响的倒抽气动作呛到。那些动作从他受伤的肚子里发出，往上猛撞进噗噗作响的胸膛，再传到喉咙。暗色的液体——血液和胆汁——从他的鼻子和嘴角细细流下。他似乎未察觉。

        “为了那件事，只因为那件事，我们朝巴基斯坦走时选择了错误的方向。为了那件事，为了把那些马送给他的同胞，我们走上了死亡之路。”

        他闭上眼睛，痛苦呻吟，然后快速地再睁开眼睛。

        “要不是为了那些马……我们会往东走，往边界走，直直往边界走。因为……因为他的骄傲，知道吗？”

        我抬头看，与哈雷德、马赫穆德互瞥了一眼。哈雷德与我目光相接，随即转移视线，专注望着他垂死的朋友。马赫穆德与我四目交接良久，直到我们互相点头，才移开。那动作很轻，外人大概看不出来，但我们两人都知道，我们已回应了对方，轻轻点头，并在那动作中获得某种共识。说得没错，是骄傲葬送了这枭雄的一生。别人或许会觉得奇怪，但我直到那时候，直到了解骄傲如何要了他的命，才开始真正接受哈德拜已死的事实，才开始感受到他的死亡带给人的茫然空虚。

        艾哈迈德又讲了一会儿话。他告诉我们他老家的村名，指点我们如何根据它与最近的大城市的相对位置找到它。他跟我们谈起他的父母亲，谈起他的兄弟姐妹。他想要我们转告他们，他在临终之际想起了他们。然后，他死了，那个勇敢、爱大笑的阿尔及利亚人，那个老是一副像是在拥挤的陌生人里找朋友的人，在说着对母亲的爱时死去了。在他吐出最后一口气时，说出了真主的名字。

        我们看着艾哈迈德死去，一动也不动，寒气透骨，身子快冻僵了。穆斯林葬礼里的净身工作由其他人接下，哈雷德、马赫穆德和我前去查看纳吉尔的情况。他没受伤，但整个人都累垮了，睡得不省人事。他张着嘴，眼睛微睁，露出眼白。他身体是温的，历尽艰辛的他似乎已开始恢复元气。我们离开他，前去查看哈德汗的尸体。

        有颗子弹从哈德的体侧的肋骨下面穿进去，似乎直直打中心脏。没有子弹穿出的伤口，但左胸有大面积的血液凝结和挫伤。那个年代，俄罗斯AK-74所射出的子弹，弹尖是空的。子弹的钢质核心让子弹重心后移，使子弹翻转。它以横冲直撞、撕扯的方式进入人体，而非只是细细一点地钻进人体。国际法禁用这种子弹，但死于战场的阿富汗人几乎个个身上都有这种残暴子弹的可怕伤口。我们的大汗身上亦然。子弹从体侧进入，造成一个破碎、又深又开的伤口，然后子弹在他的体内一路肆虐，留下一道横跨胸膛的伤痕，最后在心脏上打出一朵蓝黑色“莲花”。

        我们知道纳吉尔想亲自处理哈德拜的遗体，以供埋葬，所以用毯子裹住哈德，把他留在山洞入口附近挖出的一道浅雪沟里。刚挖好那雪沟，就传来颤动如鸟儿鸣啭的口哨声，我们立即起身，相对而望，恐惧而困惑。然后一声剧烈的爆炸撼动我们下方的地面，同时有橘光一闪，肮脏的灰烟冒出。迫击炮炮弹落在掩体围起的营地的远端边缘，距我们有百余米，但那气味和硝烟已使我们附近的空气又浓又呛，让人难以呼吸。然后第二发、第三发炮弹炸开，我们奔往洞口，扑进抢在我们前头躲进山洞的人群。那群人挤在一块，就如一只蠕动身子的章鱼。迫击炮弹扯裂洞外的岩质地面，犹如撕破混凝纸浆一般。我们伏低身子，手、脚、头挤在一块，惊恐万分。

        情况不妙，而在那之后，情势更是逐日恶化。炮火停歇后，我们在营地熏黑的污痕与弹坑之间寻找死伤者。有两个人死亡，其中一个人是卡里姆。我们抵达营地的前一晚，我曾替他固定断掉的前臂。还有两人重伤，肯定难逃一死。许多补给品被毁了，其中最重要的是供发电机和炉子使用的燃料桶，而炉子和灯是取暖、烹煮不可或缺的。大部分燃料没了，所有的储水也没了。我们开始清理废墟（我的急救箱被火熏黑，变了色），把剩下的补给品集中放在大洞里。众人安静无声，担心且害怕。我们的确该担心害怕。

        其他人忙着做那些事情时，我照料伤员。有个人被炸掉了一部分小腿和足部，脖子和一只上臂里有炮弹碎片。他才十八岁，在我们抵达的六个月前跟哥哥一起加入这支反抗军。他哥哥已在某次攻击坎大哈附近的俄罗斯前哨基地时身亡，而那男孩生命垂危。我从机械工的工具箱摸来不锈钢长镊子和长铁嘴钳，用来拔出他体内的金属碎片。

        至于那条断腿，我帮不了什么大忙。我清理伤口，用钳子尽可能拔出碎骨。他的尖叫声落在我冒着油亮汗水的皮肤上，每阵刺骨寒风吹过，我就发抖。我在皮肤干净、坚硬而撑得住缝线的地方，把线缝进凹凸不平的肌肉，但没办法完全封住那个大张的伤口。有根粗骨从那凹凸不平的肉里伸出来。我突然想起该拿锯子把那根长骨锯掉，好让断肢的伤口平整，但我不确定那样处理是否妥当，我不确定那不会让伤口恶化，我不确定……在不确定自己所做是否妥当的情况下，你能促成的就只是持续不断的尖叫。最后的结果是，我往伤口撒上厚厚的抗生素粉，缠上无黏性纱布。

        第二个伤者的脸和喉咙被炸伤，两眼毁掉，嘴、鼻大部分都不见了。从某些方面来说，他现在的外貌类似兰吉特的麻风病人，但他的伤口露出肉且出血，牙齿被炸得所剩无几，以至兰吉特损毁的外形相对来讲似乎还不算惨不忍睹。我取出他眼睛、头皮、喉咙处的金属碎片。他的喉咙处有几个伤口，伤势严重，呼吸虽然相当平稳，但我猜情况还会恶化。替他清理、包扎伤口之后，我替他们两个人打了一针盘尼西林和一安瓿吗啡。

        最大的麻烦是缺血，我无法替失血严重的伤者输血。最后那几个星期我问过这些穆斯林游击战士，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或别人的血型。因此我根本无法替那些战士做血型配对，也无法建立捐血库。我的血型是O型，输给任何血型的人都不会引发不良反应，因此，我的身体就成为唯一的输血来源，我成为这整支作战队伍的活动血库。

        一般来讲，捐血人一次输血约半升。人体约有六升的血，因此一次输血的量还不到人体总血量的十分之一。我架起哈德偷运进来的静脉滴注器，替那两名伤员各输进半升多一点的血。针存放在敞开的容器里而非密封袋里，我把那样的针扎进我和伤者的血管时，心里想着这套装备是不是来自兰吉特和他的麻风病人。输血给他们，耗掉了我将近五分之一的血。抽得太多，让我感觉头晕，微微作呕，我不确定那是自然的反应，还是纯粹由害怕所激起的错觉。我知道我有一段时间内不能再捐血，处境的绝望无助、我的绝望无助和他们的绝望无助令我极度痛苦，心情跌到谷底。

        那是肮脏又叫人害怕的工作，我没受过那方面的训练。年轻时所受的急救训练内容包罗万象，但不包含作战伤害。而在贫民窟诊所的工作经验在这山区也没什么帮助。此外，我是凭直觉在做。前半辈子，在我自己的城市，那同样的直觉，救治他人的直觉，使我救活了吸毒过量的海洛因吸毒者。当然，那主要是出于不为人知的心愿，就像哈雷德对待那个穷凶极恶的狂汉哈比布一样，那是出于我想让自己获得帮助、拯救、治愈的心愿。虽然不多，虽然不够，但那是我唯一拥有的。因此，我竭尽所能，竭力不呕吐，不哭，不流露害怕，然后用雪清洗双手。

        纳吉尔恢复得差不多后，坚持阿布德尔·哈德汗的葬礼要一丝不苟地遵守仪礼。办完葬礼之前，他不吃饭，连水都不喝。我看着哈雷德、马赫穆德、纳吉尔各自净身，一起祷告，然后准备处理哈德拜的遗体以便下葬。他的绿、白旗已不见了，有位穆斯林游击战士捐出自己的旗子当裹尸布。清一色白的底子上，写有这么一行字：

        马赫穆德·梅尔巴夫，从在卡拉奇一起搭出租车起就一直和我们在一起的那个伊朗人，主持仪式时深情、投入、充满爱意，因而他主持仪式和祷告时，我的目光一再投向他那平静而坚强的脸庞。即使他要埋葬的是自己的小孩，神情都不可能比眼前更平和或慈祥。我就在那场葬礼的那些时刻里，开始把他当成难得的朋友。

        葬礼结束时，我看到纳吉尔的目光飘向我，我立即低下头，盯着我靴子旁边结冰的地面。他一脸羞愧，困惑，悲痛，难过。他活着是为了保护、服侍哈德汗，可如今哈德汗死了，他却还活着。更难堪的是，他毫发无伤。他的生命，光是好端端活在世上的这个事实，似乎就像个背叛。每次心跳都是一次新的不忠。而哀痛和疲惫让他元气大伤，病得很重。他看着像是瘦了十公斤，脸颊凹陷，眼睛下面出现黑色凹槽，双唇皲裂脱皮。双手双脚的情形也叫我忧心。我检查过他的手脚，知道那些部位的血色和体温还没完全恢复。我想他在雪地里爬行时，可能已经冻伤了。

        其实，那时有项任务，让他的生活有了目标，甚至有了意义，但我当时不知道。哈德拜事先给了他一项最终的任务，一旦哈德在这次任务中丧命，他就要开始执行。哈德说了一个人的名字，要纳吉尔杀了他。那时候，他其实已经在执行那指令，才让自己苟活于人世，留下身躯以执行那项杀人任务。他的生存意志就靠那任务撑着，他整个生命萎缩为那个绝望的执着。那时的我完全不知道那件事，随着哈德下葬，寒冷的数日变成更寒冷的数星期，我无时无刻不在担心这个顽强、忠心耿耿的阿富汗人的神智。

        哈德的死也改变了哈雷德·安萨里。那改变没那么明显，但同样深刻。我们之中许多人受到这个打击之后，干起例行工作时都浑浑噩噩，精神涣散，但哈雷德却变得更犀利，更有干劲。我常不知不觉发起愣，陷入伤痛、又悲又喜的沉思中，思念那个我们深爱但已失去的人。哈雷德却几乎每天都接下新工作，且总是精神抖擞。他因为打过几场战争，经验丰富，所以接替哈德拜的角色，担任穆斯林游击队队长苏莱曼·沙巴迪的军师。这个巴勒斯坦人显得审慎而从容，热情、坚毅、深谋远虑到了不苟言笑的程度。那些并不是哈雷德的新特质，他向来是个严肃而热心的人，但哈德死后，他散发出乐观和一定要赢的心情，是我从没见过的。他也祷告，从埋葬了哈德汗那一天起，哈雷德一直是第一个召唤众人祷告，最后一个从冰冻的石头上抬起膝盖的人。

        苏莱曼·沙巴迪成了我们这群人之中（我们有二十个人，包括伤者）年纪最大的阿富汗人，他曾任加兹尼附近数个村落的共同领袖，也就是名叫Kandeedar的职务，加兹尼位于前往喀布尔三分之二路程的地方。他五十二岁，投身阿富汗战争已有五年，从围城到打了就跑的游击战到会战，各种战斗他都有经验。艾哈迈德·沙赫·马苏德，全国抗俄战争的非正式领袖，亲自指派苏莱曼在坎大哈附近设立几个南方防御区。我们这支混杂了数个民族的部队，每个人都对马苏德敬畏有加，敬畏到把那情感称为某种爱亦不为过。由于苏莱曼是“潘杰希尔之狮”马苏德直接任命的，大家对他也是同样的崇敬。

        在雪地里发现纳吉尔的三天后，纳吉尔恢复到已能做完整报告时，苏莱曼·沙巴迪召开会议。他身材矮小，手大脚大，面容忧愁，高而宽的额头上有七道像田中犁沟的皱纹。厚厚缠起的白头巾遮住他的秃头，带点灰白的浅黑色胡子被修剪整齐，圈住了嘴巴。他下巴的胡子很短，双耳微尖，在白头巾衬托下尖得更明显，那微微流露的顽皮，加上他张大的嘴巴，意味着他原本可能是个爱作怪的逗趣之人。但那时，在那山上，眼神主宰了他的表情，那眼神透着说不出口的伤心，枯槁而哭不出泪的伤心。那是让我们心生同情，但又阻止我们与他热络交好的眼神。他尽管睿智、勇敢、亲切，但他心中的哀伤太沉重，无人敢冒险触碰。

        除去在营地周边站岗的四名哨兵和两名伤者，我们有十四人聚集在洞里听苏莱曼讲话。天气极冷，气温在零度或零度以下，我们坐在一块儿取暖。

        我很后悔在奎达的漫长等待期间没更用心学达里语和普什图语。在那场会议上，大家都讲那两种语言；开完会后，每个人也都讲那两种语言。马赫穆德·梅尔巴夫替哈雷德将达里语翻译成阿拉伯语，哈雷德再将阿拉伯语译成英语，于是会上只见他先倾身向左听马赫穆德讲，再倾身向右悄声向我说。如此转译再转译，花时间又拖沓，但让我惊奇且汗颜的是，每次哈雷德为我转译时，众人皆耐心等待。欧美的通俗讽刺漫画将阿富汗人描绘成粗野、杀人不眨眼的人（阿富汗人听到自己被描绘成这副德行，笑得乐不可支），但每次我与他们直接接触时，感受都完全相反。与阿富汗人面对面时，他们爽朗、和善、坦率，生怕失礼于我。那第一场会议上，我从头到尾没开口，接下来的每场会议也是，但他们仍旧让我知道他们所说的每句话，毫无隐瞒。

        纳吉尔报告了让哈德汗遇害的那场攻击，听了让人心惊：哈德带着二十六人和所有骑乘用、驮负重用的马离开营地，踏上照理来说很安全的路线，前往他老家的村子。出发后的第二天，距哈德拜的村子还有整整一天的路程时，他们因为要和当地部族领袖互换礼物而不得不停下脚步。这种事碰过多次，他们不以为意。

        会面时，对方问起哈比布·阿布杜尔·拉赫曼的事，口气很不客气。那时，距哈比布杀掉不省人事的可怜的悉迪奇，然后离开我们，已过了两个月。在那期间，他在他的新战区沙里沙法山脉，展开了一场单枪匹马的恐怖战争。他把一名俄罗斯军官折磨至死。他对阿富汗军人，乃至在他眼中不够投入抗俄大业的穆斯林游击战士，施行了他眼中符合正义的制裁。那些令人发指的折磨使那地区的所有人都提心吊胆，草木皆兵。有人说他是幽灵，或者中的大撒旦，前来撕裂男人的身体，把脸皮从颅骨剥下。原本是战区之间较平静的狭长地带，突然变成军人与其他战士愤怒、惊恐的骚乱之地，人人誓要揪出万恶的哈比布，把他给杀掉。

        哈德拜意会到自己已陷入为捕捉哈比布而设的陷阱，意会到周遭的人对他此行的目的抱有敌意，哈德拜想尽快脱身，于是献出四匹马作为礼物，然后集合人马离开。就在快要脱离敌人高地的攻击范围时，枪声大作，子弹射进那道峡谷，双方激战了半个小时。结束后，纳吉尔清点自家人死伤，十八人死亡，其中有些人是负伤躺在地上时遭杀害的，割喉。纳吉尔、艾哈迈德·札德挤在横七竖八的人、马尸体中装死，才得以保住性命。

        有匹马受了重伤，但没死。纳吉尔叫起那匹马，把哈德的尸体和垂死的艾哈迈德绑在马背上。马拖着缓慢而沉重的步伐在雪地上走了一个白天、半个晚上，体力不支倒地，在距我们营地将近三公里处死亡。然后纳吉尔拖着两人走在雪地上，直到被我们发现为止。哈德一行人遇袭后，有五人下落不明，他猜他们可能已脱逃或者被捕。有件事可以确定：纳吉尔在敌人尸体中见到了阿富汗军人制服和一些新俄罗斯装备。

        苏莱曼和哈雷德·安萨里推断，攻击我们阵地的迫击炮和夺走阿布德尔·哈德性命的那场交战有关。他们猜那支阿富汗部队已重新集结，或许正跟着纳吉尔的足迹，或者从俘虏口中拷问出我们营地的位置，然后发动迫击炮攻击。苏莱曼判断敌人还会进攻，但大概不会发动全面的正面攻击。这样的攻击要死很多人，且未必能攻下。但如果有俄罗斯军队支持阿富汗政府军，只要天气够晴朗，可能就会有直升机来犯。不管是哪种攻击，我们的人员都会有所折损，最后我们可能会失去这块高地。

        热烈讨论过有限的可行方案之后，苏莱曼决定以迫击炮发动两次反击。为此，我们需要可靠情报，掌握敌人的阵地位置和敌我兵力的多寡。他准备向年轻健壮的哈札布兹族游牧民贾拉拉德简单说明侦察任务时，才刚要开口，他突然定住，盯着洞口。我们每个人都跟着转头，瞠目结舌地望着明晃晃的椭圆形洞口冒出一道黑色人影。是哈比布。他躲过哨兵，溜进营地，潜行匿迹的工夫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他站在我们旁边，相隔两小步。我很庆幸，我不是唯一伸手掏武器的人。

        哈雷德冲上前，带着微笑，那是张大嘴巴、发自内心的微笑，让我看了讨厌的微笑，且因哈比布引发了那样的微笑而更讨厌他。哈雷德带那疯子进洞，要他坐在一脸惊吓的苏莱曼旁边。然后，哈比布开始讲话，神情自若，口齿清晰。

        他说他见过敌人阵地，知道他们的虚实。他看到迫击炮攻击我们的营地后，便偷偷溜到下面他们的营地附近，近到可以听到他们决定午餐要吃什么。他能带我们到新的制高点，在那里可以把迫击炮射入他们的营地、杀死他们。他要求当场没炸死的人归他处理，那是他要的回报。众人辩论哈比布的提议，在他面前畅所欲言。有些人不放心把自己交给这个丧心病狂的人，这个以令人发指的折磨行为将战火带到我们洞穴的人。那些人说，跟他的邪行扯上关系会走霉运，既不道德又倒霉；有些人则担心那会杀掉许多阿富汗正规军。

        这场战争有个看似古怪的矛盾之处，就是阿富汗人其实不愿自相残杀，每有同胞死亡时，都是由衷遗憾。在阿富汗境内，部族、民族相互对立、冲突的历史太久，除了哈比布，没有人真的恨替俄罗斯打仗的阿富汗人。真正教他们痛恨的阿富汗人，就只有阿富汗版的KGB，也就是阿富汗的情报单位KhAD。阿富汗的卖国贼纳吉布拉最终夺下了政权，自命为国家统治者。他主持那个恶名昭彰的情报机构数年，该机构许多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都是由他主使。阿富汗的反抗军战士无不想着有一天能拉下套住他脖子的绳子，把他吊上空中。至于阿富汗军队的士兵乃至军官，就不一样了。他们是亲人，其中许多人奉召入伍，只是奉命行事以求保命。阿富汗正规军常把俄军调动或轰炸的重要情报传给穆斯林游击战士。事实上，没有他们的秘密协助，就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而以迫击炮突袭哈比布摸出的那两个阿富汗军队阵地，将夺走许多阿富汗子弟的性命。

        经过漫长的讨论，最终的决定是打。我们认定处境太危险了，除了反击，把敌人赶出这山区，别无选择。计划很周全，照理应会成功，但就像那场战争的其他许多行动一样，最终带来的只有混乱和死亡。四名哨兵留守营地，我也待在后方照料伤员。突击队十四个人分成两组，哈雷德和哈比布带第一组，苏莱曼带第二组。按照哈比布的指示，他们在距敌营约一公里处（最大有效射程的范围内）设立迫击炮。天一亮就开炮，持续了半个小时。突击小组进入残破的营地，发现了八名阿富汗军人，有些人还活着。哈比布开始解决幸存者。我们的人虽已同意，但还是受不了他要干的事，因此，先返回营地，希望再也不要见到那个疯子。

        回来后不到一个小时，我们的营区就遭到了反炮轰，弹如雨下，伴随嗖嗖、咻咻、砰砰的爆炸声。猛烈的攻击平息后，我们爬出藏身处，听到奇怪的嗡嗡震动声。哈雷德距我几米，我看到他带疤的脸上猛然闪过一丝恐惧。他开始跑向山洞群对面由岩石缝隙构成的小掩蔽处，他大叫，挥手要我一起过去。我朝他跨出了一步，随即定住，一架像狰狞的巨大昆虫的俄罗斯直升机越过营区边缘，浮现在空中。人在遭受炮火攻击时，那些机器显得格外庞大和狰狞，非言语所能形容。那怪物塞你的眼和心，有一两秒时间，这世上除了那金属、那噪声、那恐惧，似乎别无他物。

        它一出现，就立即向我们开火，然后转向飞开，犹如俯冲扑杀猎物的隼。两枚火炮箭似的冲向山洞，空气中传来烧焦味。火箭炮的速度太快，我的眼睛远远跟不上。我猛然转身，看见一枚火箭炮打中山洞群入口上方的峭壁，爆炸，冒出烟、火光，石头、金属碎片纷纷落下。紧接着，第二枚火箭炮射入洞口，爆炸。

        震波扎扎实实打在我身上，就像是我站在游泳池边缘，有人用手掌把我推入池中。我被震倒，仰躺在地，由于体内的空气瞬间被抽走，我猛喘气，又被浓烟呛得喘不过气来。我看到了山洞入口，伤员在洞里，其他人躲在洞里。有人从黑烟和火焰中冲出，或跑或爬出山洞，其中一个人是名叫阿莱夫的普什图族商人。哈德拜很喜欢他，因为他善于取笑、无厘头地讽刺自大浮夸的毛拉（伊斯兰宗教学者）和地方政治人物。他的背部，从头到大腿都被炸掉了，衣服着火，在他背部裸露、炸开的肉的周边燃烧、成为冒烟的余烬。他的髋骨和肩胛骨清楚可见，随着他的爬行在张开的伤口里移动。

        他在尖叫求救。我咬紧牙关跑向他，但那架直升机再度出现，轰轰地高速飞过我们，两次急转，掉转方向，好让机身在疾飞而过时从新的角度攻击。然后它大剌剌地悬在高原（原本一直是我们安全的藏身之处）的边缘附近，姿态傲慢、冷淡，丝毫不怕遭到攻击。就在我起身要往前移动时，它再度朝山洞群发射两枚火箭炮，接着又是两枚。齐发的火箭炮使整个洞内瞬间火光四射，翻滚的火球和白热的金属碎片融化了雪。有块碎片落在我身旁，砸进雪里，咝咝作响了几秒钟。我跟着哈雷德爬开，挤进狭窄的岩缝里。

        武装直升机的机枪开火，向开阔地扫射，杀光了地上无处藏身的伤者。然后我听到了不一样的枪响，意会到我们这儿有人正朝直升机开枪反击。那是PK机枪（我们所拥有的俄制机枪之一）在反击。紧接着，另一挺PK机枪也发出长长的“吞—吞—吞—吞”的射击声，我们有两个人在朝直升机开火。我唯一的本能是找地方藏身，躲过那杀人不眨眼的杀人机器，但他们不仅挺身而出面对那怪物，还挑战它，引来它的攻击。

        我身后某处传来一声大叫，一枚火箭炮咝咝飞过我藏身的岩缝，朝直升机奔去。那是我们某个弟兄用AK-74发射的火箭炮。那一枚未打中直升机，接下来的两枚也是，但我们弟兄的反击火力已找到目标，直升机的驾驶员眼看不妙，决定趁早溜走。

        我们的人群一起大喊：“Allah hu Akbar! Allah hu Akbar! Allah hu Akbar！（阿拉至大！）”哈雷德和我慢慢挤出岩缝，见到有四个人在往前冲，朝那直升机开火。直升机低头飞离时，细细的一股赭黑色的烟从机身约三分之二处慢慢冒出，引擎拼命急转，声音尖锐刺耳。

        第一个开枪反击的年轻人是哈札布兹族游牧民贾拉拉德。他把沉重的PK机枪交给战友，一把抓起用胶布缠了双排弹匣的AK-74步枪，急急跑去寻找可能在直升机的掩护下已偷偷摸到附近的敌军士兵。另有两个年轻男人跟着跑过去，又滑又跳地爬下雪坡。

        我们在营区里寻找生还者。攻击发起时，包括两个伤员在内，我们有二十个人。结束后，我们剩十一个人：贾拉拉德，还有跟着他去防守圈内搜索阿富汗正规军或俄罗斯士兵的两个年轻人朱马和哈尼夫、哈雷德、纳吉尔、年纪很轻的战士阿拉乌丁、三名伤者、苏莱曼，还有我。我们失去了九个人，比起我们用迫击炮突袭杀掉的阿富汗士兵数量还多一个。

        我们的伤兵伤势严重。一人被火烧得手指熔在一块，犹如蟹螯，脸被烧得看不出是人脸，靠红色脸皮里的一个洞呼吸，那个在他脸上颤动的洞可能是他的嘴巴，但无法确认。他的呼吸发出吃力的刮擦声，而且越来越微弱。我替他打了吗啡后，转去看下一个伤者。那是来自加兹尼的农民，名叫札赫·拉苏尔。先前我只要读起书或写起笔记，他都会端杯绿茶给我。四十二岁的他亲切又谦逊，在这个男人平均寿命只有四十五岁的国度里，他算是老人。他有条胳膊从肩膀以下完全不见了。炸掉他胳膊的那枚炸弹，不管是什么样的炸弹，还在他的身体上划出了一条口子，口子从胸膛拉到右髋骨。已经无法知道在他的伤口里还留有什么金属碎片或石头碎片。他在念词句重复的齐克尔（赞颂阿拉的诗词）：

        他的断臂处上方，断口处血肉模糊的肩膀残肢上缠了止血带，由马赫穆德·梅尔巴夫紧紧拉着。马赫穆德一时没拉紧，温热的血立即喷出，溅到了我们身上。马赫穆德再度拉紧止血带。我望着他的眼睛。

        “动脉。”我说，苦恼于眼前的难题。

        “对，在他手臂下方。看到了吗？”

        “看到了，得缝合或夹住之类的，得止血。他已经失了太多血。”

        医药箱里剩下的东西都已被熏黑或沾上灰末，全摆在我膝盖前的帆布上。我找到了一根缝针、一把生锈的机械工钳子、一些丝线。雪地上冷得让人发抖，裸露的双手也抽了筋。我把线缝入动脉、肌肉，那整个区域，拼命想封住大量喷出的红热鲜血。线几度卡住。我僵硬的手在发抖。这个男人是清醒的，意识清楚，并且处于极度疼痛之中。他断断续续地发出尖叫和号哭，但随即又继续赞颂真主。

        我向马赫穆德点头，示意他可以放松止血带。虽然冷得发抖，但我眼里满是汗水。血从缝线处渗出，血流缓慢多了，但我知道即使是这么小量的渗血，最终仍会要了他的命。我开始把一团团绷带塞进伤口，然后包上加压性敷料，就在这时，马赫穆德沾满鲜血的双手用力抓住我的两只手腕。我抬头，看见札赫·拉苏尔已不再赞颂，不再流血。他死了。

        我剧烈地喘气。那样的喘气只会给身体带来伤害，没什么好处。我猛然意识到自己已有好几个小时没吃东西了，我很饿。那念头——饿、食物，开始浮现，我首次觉得不舒服，觉得那让人发汗的作呕感阵阵漫过全身，便摇头想甩掉。

        我们回头再去看那个烧伤的患者，发现他也已经死了。我用迷彩帆布盖住他不动的躯体，往他那烧焦、熔化、面目模糊难辨的脸瞥了最后一眼，那一瞥变成了感谢的祷词。医护兵工作有个令人不忍面对的事实，那就是祈求人死掉跟祈求人活着的心情同样坚定，且几乎同样频繁。第三名伤者是马赫穆德·梅尔巴夫。他的背、颈、后脑勺上有灰黑色的小金属碎片和看似熔化塑料的东西。好在那些激射出的热烫物质只穿到皮肤上层，和金属碎片差不多，不过还是花了一个小时进行清除。我清洗伤口，撒上抗生素粉，在可包扎的地方予以包扎。

        我们查看补给品和存粮。遭到攻击前我们有两只山羊，被攻击后，其中一只跑掉了，不见踪影。另一只找到时正瑟缩在由两面高悬陡峭的岩壁夹成的隐蔽凹洞里。那只山羊是我们唯一的食物。面粉已和米、印度液体奶油、糖一起烧成了灰。储备的燃料一点不剩。不锈钢医疗器材直接中弹，大部分已扭曲变形成一团废金属。我在残骸里找回一些抗生素、清毒剂、药膏、绷带、缝针、线、注射器、吗啡安瓿。我们有弹药和一些药物，可以融雪取水，但缺少食物，这是个危急的问题。

        我们有九个人。苏莱曼和哈雷德决定离开营地。另一座山上有个山洞，往东边步行约十二个小时可到，他们希望那里的地形足以抵御攻击。顶多再过几个小时，俄罗斯人肯定会再派一架直升机来。不久后，地面部队也会抵达。

        “每个人把两只水壶都装满雪，步行时放在衣服内，贴着身体。”哈雷德把苏莱曼的命令翻译给我听，“带武器、弹药、药物、毯子、一些燃料、一些木头、那只山羊。其他都不带。出发！”

        我们空着肚子出发，在接下来的四个星期，当我们蹲在新山洞里时，一直处于空腹状态。贾拉拉德的年轻友人哈尼夫在家乡时是按伊斯兰教法宰牲畜的屠夫。我们抵达时，他宰了那只羊，去皮，挖掉内脏，并分成了四份。我们用木头和少量酒精生火，木头是从那个报废营地带来的，酒精取自酒精灯。除了某些部位，例如膝关节以下的羊小腿，是穆斯林不准食用的，羊身上的肉全部被煮掉，然后再将细心煮熟的肉分为许多小份，作为每人每日的配给。我们在冰雪里挖洞，充当临时冰箱，把煮熟的肉块存放在那里。然后，有四个星期的时间，我们都是小口啃咬肉干果腹，身体缩成一团，受尽老是吃不饱的痛苦折磨。

        九条汉子靠着一只山羊的肉挨过了四个星期，说明我们纪律良好并有患难与共的情操。我们偷溜到附近村落许多次，试图补充食物，但当地所有村落都由敌军占领了，整个山脉被俄罗斯人所率领的阿富汗军方巡逻队包围。哈比布的酷刑折磨，加上我们对那架直升机造成的伤害，已激怒俄罗斯人和阿富汗正规军，他们发誓要消灭我们。有次外出觅食时，我们的侦察员听到最近的山谷里回荡着广播声。原来是俄罗斯人在一辆军用吉普车上装了扩音器，一个阿富汗人用普什图语把我们形容成土匪、罪犯，说政府已派驻一支特种部队来追捕，他们要悬赏捉拿我们。我们的侦察员想开枪打那辆吉普车，但心想那说不定是陷阱，想把我们诱出藏身之处，于是作罢。猎捕者的广播声像潜行的狼嗥，在陡峭的岩石峡谷里回荡。

        驻扎在周遭所有村落的俄罗斯人似乎情报有误，也或许是他们跟踪了哈比布残酷处决的犯案踪迹，因而把搜索行动锁定在我们北方的另一座山脉。只要继续待在这偏远的山洞里，我们似乎就不会有事。因此我们只能等待，无处可逃、挨饿、害怕，挨过那一年最冷的四个星期。我们躲着，白天在阴影里匍匐，每天晚上，在没有光、没有热气的黑夜里挤成一团。随着一刻刻冰冷时光的流转，战争的刀子慢慢削掉了我们的期盼和希望，最后，在环抱住自己颤抖身躯的双手里，在那僵硬而沮丧的双手里，我们所拥有的，只剩一个东西、一个念头——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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