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希特勒被捕后的当天清晨，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接到了美国记者休伯特·尼克博克打来的电话。他问是否可与他的妻子多洛绥·汤普逊一同前来乌夫因采访她一次。赫仑纳勉强表示同意，于是便给她婆婆——其父系美国内战时期的一位将军——挂了个电话。

        “她喜欢各种各样的刺激，历来如此。此次参与时事的机会实在难得，她是不会让它溜过去的……于是，妈妈兴奋极了，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还谈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由于我一言未发，多洛绥·汤普逊大概误认为我是典型的‘德国家庭主妇’。”这可在她不久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看出（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的审时度势，以及她婆婆和小姑子的喋喋不休，给几位历史学家造成误解）。他们写道，在乌夫因时，希特勒是由汉夫施坦格尔的母亲和妹妹照料的。

        会见后，一行人回到汉夫施坦格尔的别墅。趁尼克博克给房间拍照之机，赫仑纳将希特勒的手枪和文件偷了出来，放入手提箱，然后陪尼克博克去了慕尼黑，会见了希特勒的律师。“这是他的文件，”她对他说，“请你转交。让我们看看有什么情况发生。”

        近500年来，兰茨贝格这个小镇在外表上并没有改观。它龟缩在莱希河谷，两边是丛林密布而陡峭的山冈。自中世纪以来，它一直是反对斯华比亚人入侵的堡垒。因此，它还保留着不少古老的城垣和岗楼。若从慕尼黑前往监狱，人们必须通过莱希河上的一座木桥。所谓的莱希河，其实不过是一条小溪而已，兰茨贝格监狱就坐落在前面的山头上。这是一座由许多灰白色的建筑物组成的监狱，四周有又高又大的石墙围绕。它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用来关押普通罪犯，另一部分则用来囚禁政治犯。

        在政治犯区，7号牢房的犯人拒绝进食。在牢房内，希特勒蜷曲着身子，一言不发。这倒不是因为房子小或不舒适。在曼纳海姆时，他的居室还不及这间牢房的一半，在提埃希大街的那间房子也比它阴暗得多。牢房内的白色铁床，虽然窄，但按其僧侣式的标准，却也够舒服的；而那扇加了双重防护的窗户不但给室内提供了充足的光线，通过它，还可看到树木和灌木林等景致，比慕尼黑要好看多了。

        希特勒左臂疼痛难忍，令他难以成眠。狱医布里斯坦纳发现，“他左膀脱臼，上臂骨折，引起外伤神经痛”。对他的治疗虽然未中断，但按照布里斯坦纳的看法，他可能“终生左肩局部僵硬和疼痛”。

        然而，令他精神萎靡的却不单纯是疼痛，甚至也不单纯是因为醒悟到向柏林进军已在灾难中结束。同样令他痛苦的是，他觉得自己已被出卖——被三政治巨头，被陆军，甚至被命运出卖。还有，统帅府前的溃败又被报界嘲笑为“渺小的酒吧间革命”“小学生式的‘红皮’袭击”。外国记者把他描述成“鲁登道夫的吵吵闹闹的小副官”，是皇家政变的爪牙。《纽约时报》还在头版刊登了他的政治死亡的消息：“慕尼黑起义肯定消灭了希特勒及其国家社会主义的追随者。”倘若是饥饿和皮肉之苦，尚可忍受，而嘲笑从来能深深地伤害希特勒。

        他的外表使前来探监的人震惊。他既消瘦又面无血色，几乎认不出来。“我看见他坐在铁窗前，纹丝不动，像冻僵了似的。”安东·德莱克斯勒回忆说。两周来，希特勒几乎粒米未进。狱医警告德莱克斯勒说，如他继续绝食，就会死亡。德莱克斯勒决心拯救这位曾试图夺取党的领导权的人物，便反身回到7号牢房，“我说，不管环境看来何等恶劣，他没有权利认为事业业已失败而放弃一切。全党都在看着他，要他有朝一日东山再起。但我的话被当作耳旁风。他完全绝望了。这使我自己也几乎绝望。末了我说，如果没有他一起前进，我们毋宁死。”德莱克斯勒整整谈了1小时45分钟，直至相信自己已“使他回心转意”。

        或许，希特勒真的故态复萌，因为几个人都声称是他把希特勒从饥饿中解救出来了。其中一人是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创始人汉斯·尼尔希。当他前去探望时，骨瘦如柴、精神不振的希特勒与他打了招呼。尼尔希也责备他不该抛弃业已赢得如此众多追随者的事业。没有他，事业便可能从此失败，党也可能解体。起初，希特勒不住地摇头，后来，他胆怯地问“谁还会再跟随一个遭此惨败的人呢”？尼尔希回答说，起义在事实上已唤起了群众的热情，希特勒自己不能失去自我信任；大多数伟大的领袖都是通过失败才取得成功的。尼尔希说，他这一席话说服了希特勒；希特勒听从了狱医的劝告，吃了一碗饭。他吃得很香，“之后，他便保证记住尼尔希的忠告”。

        拯救希特勒的可能是尼尔希，可能是德莱克斯勒（卢德克说），也可能是贝希斯坦太太，甚至可能是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赫仑纳曾写信给希特勒道，她在乌夫因阻止他自杀，并不是要让他在兰茨贝格狱中将自己饿死；这正是他的宿敌求之不得的事情。“她的劝告扭转了形势，”躲避在奥地利的汉夫施坦格尔说，“希特勒对她崇拜得五体投地。起义失败后希特勒在乌夫因的出现，肯定是借助于她的某种潜意识欲望的组成部分，而她也与他的这种压抑着的欲望紧密配合。还有，在他所组织的起义被镇压后，乌夫因的那间别墅也肯定获得了一个治外法权避难所的光环。”赫仑纳的一席话，毫无疑问，在希特勒身上产生了巨大的效果。曾为他做过许多事情的贝希斯坦太太，其对希特勒的探访所起的作用也同样重大。这样，希特勒当时的情绪，已使头脑简单的德莱克斯勒得以用言语将他打动，使尼尔希最终能将他说服。不管是何种情况，在希特勒同意进食之前，他已不准备绝食至死——虽然，他不是主动这样做的。

        希特勒虽停止了绝食，却不愿出庭受审。开始时，他同意受审，但一旦审问者到来时，他又拒不开口。在绝望中，首席检察官派了他的助手汉斯·埃哈德前往兰茨贝格，“看是否能从希特勒口中套点东西出来”。与他的先行者一样，他也徒劳无功。后来，他与希特勒对面而坐，耐心地与他交谈，“语调之友好，如同与一匹病马交谈”。希特勒愁眉苦脸，一声不吭，“目光空虚，有如一只绵羊”。之后，他突然指着堆在桌上的文件尖酸刻薄地说，所有这些官方报告均不能“妨碍我未来之政治工作”！

        “好，希特勒先生，”埃哈德沉思片刻后说，“你也许讨厌书记员。”于是，他便令监狱雇用的书记员退场，并把惹人讨厌的文件带走。室内只剩下他们二人时，埃哈德便改变战术，说他只是履行公事而已。希特勒先生是否愿意与他讨论一下此事？由于被埃哈德的非官方态度解除了武装，希特勒一改常态，滔滔不绝地将一肚子话全倾泻了出来。他不但将起义的计划如何制订、如何执行和盘托出，而且还解释了为何要采取如此激烈的行动的原因。他说话时，声调高昂，脸色铁青。埃哈德觉得，他好像是在对一大群听众演讲似的。助理检察官偶尔也给他提出问题。若问题令他难堪，他就闷头不作答，但几乎就在同时，另一肚子话又爆发出来。回慕尼黑后，埃哈德向他的上级和格奥尔格·尼特哈特（他将是主持审判的法官）作了书面汇报。前者对报告印象深刻，但后者却说：“希特勒还未把话说完，也许他要把话留在审判时说。”但埃哈德并不这样认为。他怀疑7号牢房的犯人是否会有更多的话要说。他忽然想起希特勒话多，便又警告法官说，这样一个人是无法“将他闷死的”。

        阿道夫·希特勒复活的消息，由希特勒同父异母的姐姐安吉拉于次月初证实。她“于12月初一个天色阴沉、大雾弥漫的晚上”前去探监。她原以为他会意志消沉的。“在我有生之年我永不会忘记这个时刻，”她在给他们的兄弟小阿洛伊斯的信中说，“我与他交谈了半个小时，他的精神又跟先前一样高涨，身体也很好。他的胳膊虽然还会给他找麻烦，但他觉得已复原了。这些日子来，人们对他的忠诚是何等令人感动！例如，在我到此前片刻，有位公爵探视了他，还从Ｂ城万弗里德别墅给他捎来一包圣诞节礼物。他所取得的成就稳如泰山。目标与胜利不外乎是个时日问题。愿上帝让这一时刻早日到来吧。”这包礼物是瓦格纳家送来的。几天后，威尼弗雷德·瓦格纳又送来一包，里边还有一本诗歌。瓦格纳太太一点儿也未失去对他的信任。“请相信我吧，”据报道，她曾对一群听众说过，“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希特勒是未来之伟人。为了这一切，他将从德国的橡树中拔剑出鞘。”

        他的种族主义的盟友，对最后胜利仍充满信心，并将队伍进行了改组。他们所采用的名称极不惹人注目：“人民歌咏俱乐部”“人民拓荒先遣队”“德国忠实妇女团”“德国步枪步行团”，诸如此类。旧“战斗同盟”，在罗姆的领导下，更名为“前线社”，也得到了复活（罗姆与另一群起义者一起，被关在斯达德尔海姆监狱）。其目的是要变成一“保护伞组织”，为正在改组希特勒和鲁登道夫的领导集团的各种族主义运动组织提供保护。希特勒不喜欢这个主意，但仍把自己看成是希特勒下士的上级的罗姆，对他的抗议置之不理。

        希特勒的政党，虽依法被解散，却仍在暗中活动，活动的中心在慕尼黑。为了继续进行纳粹活动，罗森堡在慕尼黑建立了委员会，但其进程却因私人争吵和思想分歧而受阻。罗森堡自认是希特勒的政治继承人，被放逐至萨尔茨堡的一群人——埃塞、施特莱彻、阿曼和汉夫施坦格尔——却将他看成是骗子，不喜欢他，当然也不尊敬他。然而，这也许又是希特勒为何选他的原因。他并不是企图永久控制党的那种人，也没有追随者。另外，也没有别的人选。戈林仍在奥地利避难，慢慢养伤；施勃纳·里希特已死；从兰茨贝格狱中获释后的埃卡特，正在贝希特斯加登病得半死；而德莱克斯勒又不同意希特勒给党所做的指示。有一点希特勒是有把握的：罗森堡非常忠诚。

        一天晚上，“通过大雪覆盖的森林”，罗森堡偷越到奥地利，与萨尔茨堡那群人磋商。“我与同志们一一交谈，力图给他们以新的勇气并戳穿各种愚蠢的谣言。”几天后，在自以为已说服了逃跑者的情况下，罗森堡滑雪越过边境返回慕尼黑。然而，他们却更加强了自卫的信念：他是个无能之辈。他们开始制订自己的计划，包括用制造伪钞或武装偷运的办法重建党的财政，和携带机枪越境以袭击兰茨贝格监狱等。没有一个计划行得通，包括派遣卢德克前往美国为希特勒筹款在内。“每当我说希特勒是未来的执政者时，”卢德克报告说，“我就遭人耻笑。”

        在慕尼黑，人们仍相当器重希特勒。那年圣诞节，参加了运动的一群施霍宾的画家，在布鲁特咖啡馆放映了活动画《阿道夫·希特勒在狱中》，以庆祝节日。帷幕拉开：那是一间牢房，小铁窗外飘着雪花，书桌前坐着希特勒，低着头，双手捂着脸，伴以男声合唱《沉静的夜晚，神圣的夜晚》。接着，一个天使将一株五光十色的圣诞树放在桌上。那人缓缓地转过身来，露出了脸孔。“许多人认为那真是希特勒本人，”海因里希·霍夫曼（假人是他提供的）回忆说，“整个大厅都在抽泣。”灯光亮后，放幻灯的人注意到，许多男人和女人的眼睛湿润，慌忙将手绢移了开去。

        1924年元旦那天，新任负责全国货币改革的帝国督察赫加尔玛·沙希特，与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大久·诺尔曼在伦敦举行会议，德国的财政问题一举获得解决。业已将紧急货币废除的沙希特，一开始便坦率地将德国的财政困境告诉了对方。他说，一俟鲁尔区危机获得解决，“德国的工业便有可能再度发展”。为此，德国必须有外国贷款的援助，并建立“除帝国银行外的第二个信贷银行，即完全以黄金为基础的银行”。他说，他可在德国本土筹建这个金本位银行所需的一半外汇资本。“其余的一半本人拟向英格兰银行贷款。”

        在他的名叫《老术士》的回忆录中，沙希特写道，诺尔曼对此并不感兴趣。后来，沙希特宣布，新银行的黄金资本值两亿马克，他拟发行银行支票。“我拟发行英镑支票，”他说。当诺尔曼在考虑这一不平凡的主意时，沙希特继续说道，“想想吧，行长先生，这样一个措施在加强大不列颠全球帝国和德国的经济合作方面会产生什么样的前景吧。假若我们想建立欧洲和平，我们就必须从会议决议和大会宣言的局限性中解放出来。欧洲各国必须在经济上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48小时内，诺尔曼不仅以5％的特低利息正式批准了这笔贷款，而且还说服了伦敦的一群银行家，“只要金本位银行承兑”，便可接受比贷款数额高得多的支票。大笔只挥了几挥，这位自命为“老术士”的沙希特，便剥夺了希特勒最有潜力的政治武器之一——经济灾难。

        狱医证明，在体力上希特勒是能承受审判的。在1月8日呈报给典狱长的特别报告中，布里斯坦纳医生斩钉截铁地说，他的病人没有精神紊乱或精神病的症状。这位似乎曾受过精神病治疗训练的医生的结论是：“希特勒任何时候均能自控，其意志及思维能力并未受其疾病之损害，即使他声称起义的目标是有不足之处的。”

        两年前，希特勒曾在斯达德尔海姆监狱短期囚禁，这使他受益不浅。同样，在兰茨贝格的强化囚禁中，他不得不重新检讨其过去。在安静的小牢房里，他终于认识了过去的一些错误。例如，他曾拟将起义变成向柏林进军的开端，并效法墨索里尼，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政权。“从起义的失败中，我吸取了教训。为民族振兴，每个国家必须采取自己的方式和方法。”

        他使自己相信，是惨痛失败的命运拯救了他。“这次起义的溃败是我们国社党人最大的幸运”，后来，他这样写道。他列举了三条理由：与鲁登道夫合作，这本来是“绝对不可能的”；由于党未做好准备，在全德迅速夺取政权必然会导致“最大的困境”；统帅府前14位同志的“流血牺牲”，最终证明“是最有效的宣传国家社会主义”。

        在过去几星期内，他所做的不只是面对现实，他几乎通读了所能读到的书籍：尼采、张伯伦、兰克、特莱斯克和马克思的著作。他泛读了俾斯麦的回忆录和许多有关世界大战的回忆录。“兰茨贝格是国家出钱供我受高等教育的地方”，他对弗兰克说——而且是没有大学教授在那里“装腔作势地使人知识化”的地方。“反正，意志力量胜过知识。如果上帝只‘认识’世界，而不是‘用意志造出世界’，今天仍是混沌未开。”

        初入牢房时，希特勒只怪自己交了厄运；现在，通过条理化的分析，他认识到，是命运拯救了他。据汉夫施坦格尔（他已回到巴伐利亚）称，那年1月间，列宁去世，希特勒也重新确立了自己和德国的命运。列宁之死令希特勒狂喜，他对汉夫施坦格尔说，历史正在重复自己。1762年，腓特烈大帝（希特勒希望能与他相比）听到俄国女皇伊丽莎白之死的消息时，也是欢天喜地的。他说：“一切都是金色的阳光的时刻到了。”苏联将屈服，共产主义的整个结构都将崩溃。

        不到10个星期，希特勒便从绝望的深渊中站立起来。他深信自己将成为德国的领袖，长时间地在考虑国家的经济问题，甚至想出了（他曾私下对弗兰克说过）一条让许多失业工人就业的妙计：建立公路网，使全国更加紧密地联成一体；大规模生产小型经济汽车，让小人物也有能力购买。2月12日，当他和同伴们一起被押出牢门转至慕尼黑拘留所时，无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他都做好了受审的准备。审判将于4天后开始，它将决定希特勒之未来。

        那时，曾预言此次起义必将失败的埃伯汀太太，刚好也在慕尼黑写一篇占星文章，他为希特勒作了新的预言：他的惨败不会使他一蹶不振，相反，他将成为一只凤凰而飞起。“近日的事件，不单为希特勒此次运动带来内在力量，也会带来外在的力量。它将给予世界历史的钟摆以巨大的推动力。”

        2月26日上午，如果不是全世界的话，至少全德国都在注视慕尼黑，因为对希特勒、鲁登道夫以及另外8名被告所指控的叛变罪行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过了个人命运的范围。德国的新生和民主，也与德国最受崇敬的一位战争英雄、一位来自奥地利的狂热者一样受审。

        卡琳·戈林从因斯布鲁克给她母亲的信中写道：“……此时此刻，审判正在慕尼黑举行……啊，让上帝保佑他一切顺利，平安无事。”此时，她所关心的人正穿着最好的衣裳，胸佩铁十字勋章，泰然自若地坐在一座红砖结构的旧建筑物——被遗弃的步兵学校的大礼堂里。希特勒准备以高昂的精神和巨大的决心迎接战斗。他要成为歌德的“铁砧或铁锤”。

        在指控中，第一个被点名的就是鲁登道夫。然而，很明显，从审判一开始，希特勒就成了众目所视的中心人物。第一个被叫上被告席的就是他。从开口辩护时起，很明显，他就想当铁锤；他出庭是想当原告而不是当被告。如同在狱中对埃哈德讲话时那样，他以浓重的男中音阐述了迫使他发动这次起义的原因。他谈到了游行，血腥的袭击，他到乌夫因的出逃，以及他入狱至兰茨贝格的情况。唯一使他后悔的是，他并未与被屠杀的同志们一样，遭受同样的命运。

        他承担了这次起义的一切责任（“那位先生仅与我合作”），但矢口否认他是罪人。他活着的任务是要率领德国重获旧日的荣誉，重新确立德国的世界地位；他怎么能被作为罪人对待？他这一番话表达了一个虔诚信徒的信念，其效果在主持审判的矮个子法官和检察长的脸上反映了出来。两人谁也未对希特勒之原告的态度提出抗议，或试图以任何方式阻止他滔滔不绝的演讲。助理检察长埃哈德对法官和检察长阻止希特勒发言也不抱多大希望：尼特哈特法官是个热切的民族主义者，与他一样，坚信这次起义是“国民的行动”，决心判鲁登道夫无罪；因就任此职遭学生攻击而烦恼的检察长觉得，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进行这次审判。

        如果说法庭上的这些官员受到了希特勒的影响，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则不然。在当天举行的一次演讲中，他嘲笑纳粹喜欢旗帜、游行和口号。“毫无疑问，这些东西可使感情得到满足，但政治却与此不同。”他把此次审判描绘成为“不足道的希特勒案”。它仅证实了他的观点：希特勒是潜在的恺撒。

        次日，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对其他被告进行讯问上，但到了2月28日，希特勒再次左右了审判。在闭庭后的一次讯问中，他放肆地描述了柏林和慕尼黑是怎样受红色政权腐蚀的。“在慕尼黑，你就可找到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不是健康群众的觉醒，我们就永不能从红色时代中解放出来。”他的话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更促使他大声地为其提出向柏林进军一事进行辩护。

        随着审判的发展，希特勒继续以其滔滔雄辩和精明战术左右着法官们。与此同时，鲁登道夫成了这出戏中的次要人物，他对其他被告的怨恨也越来越明显。“希特勒将我引入歧途，”在审判后他向汉斯·弗兰克抱怨说，“他向我撒谎。在他的发疯的起义前夕，他告诉我陆军百分之百支持起义……他不过是个演讲家和冒险家而已。”他怨恨的也许是，这位演讲家和冒险家，这位可鄙的下士，其行动比这位将军更像一个传统的大丈夫军官。希特勒承担了一切责任，鲁登道夫则不断地逃避责任。他举止傲慢，不时谩骂律师和法官，好像这是个军事法庭，而他是主宰者似的。“他用操场上的语调，斥责法庭，”英国记者Ｇ. 霍德·普顿斯回忆道，“每个字都严厉粗鲁。当他把蛮横的语调升高时，坐在中间位子上的小个子首席法官全身发抖，山羊胡子也抖动得很厉害，不得不用手将它按住。”

        报界越来越反对这位逆来顺受的法官，有些外国观察家觉得很难相信他们是在审判。3月4日，在巴伐利亚州部长会议上，人们异口同声地批评尼特哈特。州部长施威耶说，被告对陆军和州警的公开污辱，已构成对州警的人身攻击。另一位部长怀疑尼特哈特是否有能力进行审判。此时，第三位部长宣称，在上层，尤其是在柏林，人们对审判的方法表示忧虑。第四位部长透露说，他曾亲身对首席法官允许希特勒一连讲话4小时一事提出指责——而尼特哈特仅回答说：“无法阻止希特勒讲话。”

        每天闭庭后，希特勒便被押回同一楼房的囚室内。就是在这里，那两个死对头——罗森堡和汉夫施坦格尔探访了他。罗森堡给他带来了不愉快的消息：地下党的一股强大势力坚持要作为联合的民间组织的一部分参加春季大选。这个主意对像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兰舒特来的吸毒者）那样的人来说是很具吸引力的，因为这似乎可以把党的活动扩展到德国北部。格里戈尔说服了罗森堡，党应该参与全国的政治，希特勒却嘲笑了这一主意。他觉得，在国社党处在非法时期并濒于解体边缘的情况下，联合尤其危险。另外，如果这样做，他就得从狱中授权。狡猾的希特勒明白，他所授予的权力很容易丢失。最安全的办法莫过于让党停止活动，待他出狱后再说。希特勒的反对意见是以讽刺的形式表达的：如果党以民间组织的名义参加大选，那是多大的降格！“我告诉他，”罗森堡回忆说，“如果用国社党的名义，准备工作就来不及。我们只需等待，到时再在合法的基础上将党改组。”罗森堡离去时，认为希特勒已勉强同意，为党的一次危险的分裂铺平了道路。

        汉夫施坦格尔的探访是很亲切的：他把3岁的儿子也带来了。“小心呀，孩子，”在前往原步兵学校的大楼途中，他教训儿子说，他们到牢房里去看阿道夫叔叔，不过，某一天他会成为德国的领袖，并把他从目前的痛苦中解放出来的。孩子原以为希特勒是睡在水泥地上，只有老鼠和他做伴。但现实却令他失望。阿道夫叔叔的牢房俯瞰着一个花园般的后院，非常普通。两个大人谈话时，孩子就坐在一张小桌子上。他们谈得非常热烈。孩子只记得，阿道夫叔叔的嗓门很响，有回音，连小桌子也在颤动。希特勒登上一把椅子，从一个大棕色衣柜的顶端摸出一盒小甜点，请来访者喝茶。

        尽管官方和非官方的抗议不少，审判继续成为希特勒的讲坛。在3月11日和14日的审判中，希特勒大显身手。与英国对手的制度不同，在这种时刻，法律规定可让被告发表长篇讲话并自由向证人提问。于是，希特勒便把政治三巨头当作罪人对待。当冯·洛索夫将军就位时，希特勒跳了起来，高声向他发问。身材高大、光头的将军也不示弱，大声反驳，还用细长的食指，活像一支手枪，指着前下士希特勒。希特勒只好坐下，不吱声。片刻后，他又起立，指责曾保证加盟于他的三位先生。

        冯·洛索夫将军鄙夷不屑地宣称，希特勒仅堪扮演政治吹鼓手的角色。希特勒大声辱骂洛索夫，声音之大使法官不得不叫他放低声音。他果然放低了音量，但是，当洛索夫说他一半感情用事，一半是残暴时，他又按捺不住了。这次，他像益智盒里的小人一样，从椅子上跳出来。“你的金言跑到哪里去了？这就是感情用事和残暴的希特勒吗？”

        洛索夫双眼盯着希特勒，冷冷地回答说：“不，坏了良心的是希特勒。”此话一出，又招来了一阵辱骂，洛索夫只好转向首席法官。由于法官未斥责希特勒，这位将军便起身鞠了躬，离开了法庭。只在此时，尼特哈特法官才迟迟宣布，希特勒此举是人身攻击，是不容许的。“本人接受这一指责。”希特勒讽刺说。

        “一想起此次畸形的审判我就感到悲愁和痛苦。”一位德国记者回忆说。那里所发生的一切，不禁使他想起慕尼黑的大政治狂欢：不时允许被告长篇发言的法庭；在希特勒首次长篇发言后，竟宣布（他亲耳所闻）说，“这位希特勒，是个大丈夫”的外行法官；一位让一个人（希特勒）嘲笑帝国的最高官员（例如“殿下，弗里兹·埃伯特先生……”之类）的首席法官；一位官员高声对一位正与其同事用英语交谈的美国记者喊道：“在本官面前要讲德语！”由于有个被告觉得自己是某报漫画家的题材，首席法官竟禁止该记者进入法庭——“所有这些，难道不是慕尼黑画册里的大政治狂欢节里才有的吗？”

        狂欢气氛一直持续到审判结束，希特勒的滔滔雄辩在最后一次讲话中也达到了高峰。他的最后一次发言，一部分是训示，一部分是勉励，一部分是谩骂，但自始至终都引人入胜，且特别有效；因为，按照德国法律，被告是有最后发言权的。希特勒，对仅称他为民族主义运动中的一名政治吹鼓手和其动机仅出自野心之说断然否认。说他想当部长的指控是荒唐可笑的。“从一开始，我的目标就比当一名部长高出一千倍。我要的是粉碎马克思主义。我要完成这一大业，部长这个头衔与之相比是何等荒唐可笑。”片刻后，希特勒暴露了他内心深处的愿望：“生来是个独裁者的人是强迫不了的。他自觉自愿，他不是被人驱赶向前，他驱使自己前进，这是没有什么可谦虚的……觉得自己是被召唤来统治人民的人是无权这样说的。如果你们需要我或召唤我我就合作，不行，我有我的责任！”

        他对法庭说，11月起义虽然败北，但他们必须尊他为德国未来的领袖，因为军队和支持起义者的理想的人们是注定会和解的。“我相信，今天在街上举起卐字旗的群众与向他们开枪的人们团结一致的时刻肯定会到来的。我坚信，这次的流血不会永远将我们分开。当我得悉是市警首先开火时，我很高兴，首先开火的至少不是邦国防军；军队一如既往，未受玷污。军队，不管是官是兵，与我们站在一起的时刻，终有一天会到来的。”

        “希特勒先生，”尼特哈特法官抗议说，“你说市警受到玷污。我不许这样说。”

        希特勒不顾法官的驳斥，继续抑扬顿挫地高声说完了最后几句话：“我们建立的军队正日渐强大，迅速地与日俱增。即使在此时此刻，本人仍骄傲地希望，终有一天，我们的原始新兵将会由连发展为营，营发展为团，团发展为师，昔日的帽徽将会从泥潭中拾起，昔日的旗帜将在我们面前飘扬；到那时，我们就将在‘审判的法庭’——‘上帝的法庭’——获得和解；到那时，我们准备出庭；到那时，唯一有权审判我们的法庭的声音，将从我们的残骸中，从我们的坟墓中响起。因为，先生们，对我们宣布判决的不是你们；只有永恒的历史法庭才有权对我们的起诉做出判决。”

        在唇枪舌剑中，希特勒取胜了。法庭休庭考虑判决时，许多观察家都认为，他会被判无罪。尼特哈特法官，不顾证人所做的证词，坚持要开释鲁登道夫。其余3名外行法官，包括1名在整个审判过程中不断以阴郁的目光偷看希特勒的法官在内，也一致同意开释主要被告。“以我的辩护词为依据，”在审判过去很久后希特勒评论说，“他们深信，卡尔、洛索夫和赛塞尔与我一样有罪。人们将反对意见通知他们，如若开释，案子有可能被转至莱比锡法庭的危险。这就使陪审团不得不深思。他们的结论是，判我有罪比较保险，尤其是他们也得到保证，在判决后6个月内将我赦免。”

        4月1日，助理检察官埃哈德赶来参加宣判时，发现法庭内挤满了为她们的偶像佩花的妇女。他下令将花除掉。其他追随希特勒的女人竟要求准许她们在希特勒的澡盆里洗澡。上午10时过后，被告一伙被带到大楼前集体拍照。全身军服、头戴钢盔的鲁登道夫怒容满面。希特勒身穿军大衣，未扎皮带，手执丝绒帽，站在他的左边。希特勒的军大衣洗得干干净净，熨得平平展展，看上去像是新的。他的胡须剪得整整齐齐，头发下垂，看上去，他很镇静，充满信心，身体也很好，像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有生以来，他首次大肚皮——体重达170磅。

        被告被押进法庭时，大楼外聚集了一大群人。宣读判决书几乎达一小时；当希特勒（与波纳、克里贝尔和韦伯一起）被判在兰茨贝格监狱服刑5年时，法庭内未出现骚动。刑期减少半年，因为审判前已拘留6个月。如预想的一样，鲁登道夫被无罪开释。对他的高地位所做的照顾，他再次以意气作答。“这次开释，我将它看作是耻辱，不是我的戎装和勋章所挣来的。”否认起义责任的鲁登道夫说。他的猛烈抗议既使首席法官尼特哈特恼怒又令他难堪，因为他是开释的主要负责者。

        即使被判有罪，希特勒仍受法庭的尊敬。它拒绝将希特勒作为一个不受欢迎的外国人押解回奥地利。“希特勒是德国化的奥地利人。本庭认为，像希特勒那样连思想、感情都是德国式的人，一个在战时志愿在德军中服役4年，在敌人面前英勇不屈且赢得了崇高荣誉的人，一个在战争中受伤、健康受到损害的荣誉军人……《共和国保护法》是不适用于他的。”法庭对希特勒的3位敌人表示蔑视。它宣称，如果卡尔、洛索夫和赛塞尔“对希特勒要求他们参加起义明确地说‘不行’，或者，在11月8日晚，被告反复要求澄清事实时，如果得到某种合作”，这个悲剧是可以阻止的。

        对希特勒的判决是第一个被宣布的。在宣读别人的判决书时，他被匆忙押上等候在外边的小汽车，为的是要避免示威游行。黄昏时分，希特勒被押回7号牢房。在他不在期间，牢房重新进行了装修，显得更加引人注目。但是，早些时候的信心已不复存在了。狱卒朗斯·赫姆利希注意到，他“看上去比先前更加愁苦”。阴郁的情绪很快便过去了。过了不久，他从皮箱中取出一本新日记本。在扉页的右上角，他写道：“座右铭：世界灭亡时，全球都会抽搐，对正义事业的信念却巍然耸立。”在其下方，他写下了：

        心胸狭隘和个人憎恨的审判业已结束——今天开始了我的斗争。

        只有起义者才需要的审判结束了。希特勒虽然赢得了一场宣传战，自己却被抛回牢笼。他知道，他要在那里服刑4年半。在德国一大部分公众和西方世界看来，对叛国罪和武装叛乱罪的判决，已轻到了荒谬的地步。伦敦的《泰晤士报》评论说：“无论如何，此次审判表明，反对帝国宪法的阴谋，在巴伐利亚并不被认为是个严重的罪行。”

        在看守监狱的楼上关着两名希特勒的同志。克里贝尔上校被关在8号牢房，“奥贝兰联盟”的领导人、兽医韦伯则被关在9号牢房。虽然希特勒天天都在抱怨铁窗，这里的生活还是过得去的。每天清晨6时，值夜班的狱卒下班，牢房门便可打开。希特勒穿好衣裳、洗好脸后便在等候（“他非常小心他的牙和嘴。这是因为在战时他曾中过毒气的缘故”）。一小时后，得到信任的犯人便在公共室内为政治犯开早餐——有咖啡和面包或稀饭。8时，院子和花园开门，允许犯人到那里去摔跤、打拳或练习双杠和跳木马。由于膀子有伤，希特勒“只好充当裁判”。

        半小时后，犯人们便沿着又窄又长的花园散步。花园的一旁是监狱大楼，另一旁是一道20英尺的高墙。希特勒喜欢沿着一条砂石小路散步。他常与他的司机埃密尔·莫里斯一起，在这条砂石小道上来回踱步，口中叨念着刚写进日记中的政治理论问题。“有时候，”看守赫姆利希回忆说，“从前参加过冲锋队的犯人，一边走一边唱党歌。开始，我们对此未加注意，至少未予反对。后来，站在他们一边的犯人一同高声齐唱，影响了周围的安静，我们才予以禁止。”

        上午10时左右，犯人被带回各自的牢房，然后便分发邮件。民族主义的许多组织和个人崇拜者寄来许许多多的食品包裹。希特勒特别盼望收到罂粟籽做的薄面卷——这是奥地利的一种特产，由国社党的一群女党员每星期送来。但是，韦伯医生回忆说，领袖把烤肉、香肠和火腿送给他的同伴们，特别是囚在一楼的伙伴们，“与他一起住在楼上的是精英分子。不错，即使在监狱里也分等级制度。在法律面前他们不平等，成了犯人也不平等。”

        快到中午时，政治犯便在公共室内进午餐——通常是盛在一个罐里。其他人全站在椅子后等待，希特勒一进来，有人便喊一声“立正！”希特勒站在桌旁，“其他人挨个来桌前行礼”。他们很少讨论政治。希特勒通常与人聊的是戏剧、艺术或汽车。午餐后，他们常趁收拾桌子之机抽烟和闲谈15分钟左右。之后，希特勒便退席回房（在最高的一层楼），或看书看信，或写日记。下午4时左右是喝茶或喝咖啡的时间，地点还是在公共室。4时45分，花园门又开了，希特勒或独自，或与莫里斯一起散步一个多小时。6时，犯人各自在牢房内进晚餐——青鱼、香肠或色拉。有需要的还可买半升啤酒或葡萄酒。又运动或活动一小时后，犯人先在公共室内集合，然后才各自回房。晚10时熄灯。

        有时候，希特勒也会改变他的作息制度，一吃完早饭便回房学习或会客。据很快便对希特勒崇拜得五体投地的赫姆利希回忆，他对他的同志们具有巨大的影响力。由于他“具有军人的纪律性”，监内未出现过犯人集体大吵大闹的情况。“他能指挥他们，对我们的工作和服务有很大帮助。”

        通常，他“很高兴”，但一旦坏消息传来，他便“有点儿沉默寡言和焦急”。特别令他不安的是党内的争吵不休。纳粹党分裂成两派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了，而引起分裂的主要原因又是他对他的左右发的指示含混不清。罗森堡已加盟格里戈尔，支持民间团体参加巴伐利亚州的大选。更有意思的是，在鲁登道夫的协助下，两人不但组织了“国家社会主义自由运动”，而且还列入了32人的候选人名单。

        巴伐利亚的大选于4月首先举行，杂牌的民间团体意外获得了胜利，赢得了19.19万张选票，仅次于巴伐利亚人民党。这一胜利使戈林夫妇非常高兴。卡琳在奥地利给她父亲写信说：“……它也意味着对我们这些在外国生活的人的赦免。我真不敢相信，我高兴极了。这些日子来，我们的处境很困难。据我们估计，在北德，希特勒和他的党能得到更多的选票，希特勒最终必将上台。你知道吗，亲爱的父亲，我是多么相信他呀！他这人好极了，是个天才，我相信，他是上帝赐给人间的难得的天才！”

        一个月后，全国的选举像预期的那样成功，新成立的“国家社会主义自由运动”几乎获得了200万张选票。34名候选人中，有32位——包括格里戈尔、罗姆、弗德尔、弗里克和鲁登道夫在内——获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曾反对这一基本概念的希特勒，却是这次成功的主要因素。他在法庭上的演说，把“国家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介绍给了许多投票人。希特勒强有力的神情及其卓有成效地阐明的思想，给这些投票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为这次成功做出贡献的，还有其他更深刻、更持久的力量——在全国，爱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思想皆在发展。只是，通货膨胀虽然由于在全国实行了激烈的货币改革而得到克服，但失去了家庭和财产的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中的失业工人一起，对投票也不十分热心。

        可以理解，选举并不令希特勒十分高兴。鲁登道夫将选举成功一事归功于自己。还有，由于他已获释，又可以为自己捞到资本。希特勒呢，一方面被迫加入鼓掌欢呼的行列，另一方面又惧怕新的组织会将他的不合法的党吞掉。他的恐惧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当时，有一本小册子在各人民团体中流传。它虽然承认国社党人是人民运动的“开路先锋和先驱”，却又挖苦地宣称，“他们并不是救星”。这表明，希特勒的政治权力已受到了威胁。对希特勒而言，整个事件是一个痛苦却又是宝贵的教训。他发誓，除非他确信自己有权加强自己的权力，否则，他永不采取这种立场。

        希特勒又遭到来自自己营垒中的攻击。在起义后被查封的《人民观察家报》的办公室里，德莱克斯勒和弗德尔二人，正在开展反对希特勒的运动。“他们称希特勒为独裁者和带神经质的演员，并宣布，如果要重建党，就必须更严格地控制他。”汉夫施坦格尔回忆说。一天，德莱克斯勒在慕尼黑的一个小公园里碰见了汉斯·弗兰克，滔滔不绝地抱怨他们的被囚的党魁。“他耍阴谋诡计害我，不遵守所有的诺言，排挤我；现在呢，他又搞这个狂妄的起义，永远毁灭了党！”希特勒一旦重获自由，褐衣暴徒又会走上街头的。“德国未来的日子非常可怕。希特勒出卖了我。我到处反对他的原因就在于此。”

        那年5月，库尔特·卢德克从国外募捐回来，发现地下纳粹党混乱不堪。“各派之间，各派内部，都在争吵。他们的敌对行动也不限于私下里的丑闻——敌对各方竟在街头大打出手，根本不怕在吃惊的旁观者面前出丑，也不在乎给自己带来的损失。”他从汉夫施坦格尔、阿曼和埃塞处获悉，罗森堡是党变坏的根源。但罗森堡的说法又是另外一套。他说：“他们攻击我，原因是我代表希特勒。希特勒虽然一筹莫展，他们却不敢攻击。若是铲除了我，他们便向最高领导前进了一步。”

        卢德克决定亲自去兰茨贝格，向希特勒请示怎样采取最好的方法将危险驱除。根据卢德克的说法，希特勒宣布，党必须采取一条新的行动路线。党的前途不在于武装政变，而在于投票箱。“我相信，这是我们的最佳行动路线，因为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对党内的争吵，希特勒似乎一点儿也不垂头丧气。“确实，他对最后胜利充满了信心，连我自己的疑虑也解除了。他的情绪具有感染力。”然而，党的裂痕继续扩大。几星期后，格里戈尔与鲁登道夫一起，建议为国家社会主义自由党奠基，建立一个统一的人民党，国社党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加剧了党内的斗争，也迫使希特勒采取断然措施。7月7日，《人民使者》宣布，他已“放弃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在服刑期间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他请求他的追随者勿前来探视，因为他工作繁忙，且正致力于著作”。

        在某些圈子里，人们猜测，希特勒以著书立说为借口，来躲避互相残杀的政治斗争。但是，早在被捕之前，他已在酝酿写一本《犹太史》。现在，他已有一个更好的主意。这个主意一直缠绕着他，使他在政治上来个休假，以便将自己的想法付诸笔墨。除了在日记本里随时将想法记下外，他还向莫里斯口述。然后，在牢房的安静环境中，用从典狱长那里租来的打字机，吃力地用两个指头将手稿打出来。

        赫姆利希看守回忆道：“当他一部分、一部分地写完后，便于晚间集会时向大家朗读。”这本书并不都是在良好的条件下写成的。例如，下大雨时，窗户会漏水。一天，当他在擦地板时，竟放声大笑。原来，“在杂物和水潭中间”，有只监狱饲养的猫，“蹲在矮凳上舐凳子，舐得津津有味”。他的最得力的助手是顶楼的一位新来者——鲁道夫·赫斯。在希特勒被捕后，赫斯听从了豪斯霍弗教授的劝告，自首了。赫斯帮希特勒出主意、想办法，记录希特勒的口述，还帮他打字。瓦格纳太太也给他提供大量打字纸、复写纸、铅笔、墨水和橡皮等等。

        起初，这部书原定是一本普通的历史著作，但是，在第一卷里——题目冗长，叫《四年半来与谎言、愚蠢和怯懦斗争的情况》——却包括了对希特勒童年，在维也纳的岁月，赤色革命，以及党在慕尼黑的初期活动的叙述。于是，它便成了一个苦孩子受政治教育的故事，同时也给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不仅使他能讲述三个他最拿手的题目——犹太人、马克思主义和种族主义——而且可以畅快地论述议会政府的无用性、梅毒的毒害、艺术的衰落、君主政体以及战争失败的责任等等。

        将政治理论付诸笔墨，本身就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在我坐牢期间，我有时间去为我的哲学思想提供一个自然的、历史的基础。”当局将他打进监狱，本身就犯了一个错误。“假若他们老让我演讲，不给我喘息的机会，这种做法会明智得多！”

        希特勒争取狱卒的工作做得也是很出色的。他已将狱中大部分工作人员争取到国家社会主义方面来，连典狱长也允许希特勒房中的灯光亮到午夜以后。看守工作变得松弛，犯人们竟发行打印的地下报纸。报纸办得既轻松又严肃。头版头条文章一般均由希特勒撰写，他也常为它画讽刺漫画。地下报纸本来不会被发现的，后来，有人不慎在家书中提到它才暴露。但是，当赫姆利希到1号牢房搜查编辑部时，却什么也未查到。

        赫姆利希的职责之一是侦察晚间的集会，以确保不会有人密谋革命。但是，偷听者却受到希特勒讲话宣传的影响，不久便被完全迷住了。他与他的助手们常集合在门外，“全神贯注地听着，尤其要听听他对与我们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是怎么说的。他的演讲给我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希特勒总是用“万岁！”结束会议。此时，人们便不约而同地唱起在起义那天格里戈尔·斯特拉塞那组改编的歌词：

        由于希特勒把主要精力转入他的著作，他的人马便经常拿他开玩笑。一天晚上，十多个人逼他做了一次老式的农民恶作剧游戏。他们用锅灰涂黑了脸，用床单裹住身子，拿着火钳和扫把，开进7号牢房。他们挥舞着他们的武器，强迫希特勒受审。接着，他们以巴伐利亚的喜剧形式，重现了慕尼黑审判的情景。据赫姆利希记载，希特勒参加了这次游戏，接受了他们的审判——在“全德国”自动游街——然后，“一边摇头，一边笑着回去工作了”。

        较不道貌岸然的来访者之一的汉夫施坦格尔注意到，希特勒的体重增加了。他建议希特勒多参加狱中的运动，少吃甜食。对每个劝告，希特勒都有自己的回答：“在体育运动中，一个领导人是输不起的。讲话能去掉多余的体重。”汉夫施坦格尔给他带来几本书，但最能打起他的精神的是新近一期的讽刺周刊《愚蠢》。该期周刊的封面刊登一幅漫画，画的是身穿铁甲的希特勒骑着白马进入柏林，好像他是加拉哈德爵士似的。“你瞧，”他说，“他们尽可以讥笑，但柏林我是要进的！”

        他接见了许多女客，83岁高龄的卡罗纳·霍夫曼太太（与摄影师霍夫曼非亲非故）也在其列。他称她为“亲爱的和忠实的祖母”。她个子矮小，却仍有几分姿色。在过去几年中，霍夫曼太太，一位退休中学女教师，主动为希特勒洗衣裳，照顾他的穿着。她让他吃糕点和奶油。若是他吃了糖，她就像一位善良的母亲那样，滔滔不绝地训示他在高层社会中自己举止应如何检点，作为对甜食的抵偿。一次，卡琳·戈林前来借钱求助，但只得到一张元首的画像外加如下题词：“赠给我冲锋队司令之光荣之妻。”

        赫斯的未婚妻伊尔塞·普罗尔是一个常客。一到星期天，她便从慕尼黑骑自行车前来兰茨贝格。一次，她偷带进来一部照相机。希特勒与赫斯常在楼梯口候她。她一来，希特勒便以维也纳式的潇洒风度吻她的手，然后领她到公共室进午餐。一次，她领母亲坐火车前来，她母亲并不怎么喜欢赫斯，尤其是他现在成了犯人。但希特勒给她的一吻却使全盘改观。“我母亲是完全不问政治的，但一回到慕尼黑她便参加了党——全是那次手吻之故。”

        豪斯霍弗也曾来探望赫斯，给他带来了政治书籍、政治地理的书籍和文章，包括哈尔福特·马金德的著作在内。他有时也去看希特勒，但从不单独前往。“我是有意这样做的，”他后来说，“我总有这样的感觉：‘他有受过教育不多的人对受过科学教育的人的不信任感。’”也许，这是因为豪斯霍弗教授曾表示过，赫斯不应步入政界，而应该继续其学术生涯所引起的，也可能是因为教授曾公开视起义为悲剧式错误之故。他知道希特勒在写自己的政治自传，也知道他曾与赫斯讨论过生存空间问题和地理政治问题，“但我有这个印象，也完全相信，希特勒对这些问题毫无所知，连理解它们的正确观点也没有”。了解到赫斯和希特勒谁也不懂地理政治后，豪斯霍弗教授便向他们讲解拉扎尔著作第二版的基础，但毫无用处。希特勒只从地理政治中取其所需。

        赫斯虽然崇敬这位教授，但已拿定主意要当希特勒的贴身秘书，并把一生献给国家社会主义。时至今日，他已是领袖的心腹。他证实，希特勒确实厌恶有损于党的争吵，且正忙于写书。7月16日，赫斯致函一位大学朋友说，希特勒先生不想过问现实政治。“他暂时公开脱离对运动的领导。原因是，他不想承担他一无所知的、发生在外边的事情的责任。也许是因为与他们高见相违，他也没能力解决没完没了的争吵，至少在此处他无能为力。他认为没有必要去介入如此渺小的分歧。另一方面，他也坚信，一旦他重新取得自由，他能将一切都转入正轨。”

        德国北部的纳粹左翼坚决反对所谓的民间合并。他们谴责种族主义者，称他们为工人阶级的“敌人”。有位学生领袖警告说，若与他们合作，“真正的国社党人，尤其是工人”，将被迫脱离国社党。北方的左派分子虽然同意埃塞的看法，即合并是不可能的，却不愿与他来往。在魏玛会议后两天，有人曾写过信，很明显，信是写给元首看的。该信希望希特勒出狱便前来北德，但勿带赫尔曼·埃塞，北方是不能容忍这种人的。“我们不会像1923年时在慕尼黑那样，在希特勒周围筑起一道万里长城。生活在这里的是流着北方血液的人，他们反对政治上的奴颜婢膝，他们绝不是懦夫。我们不是演说家，也不是唯利是图之辈……只要求与元首取得联系……只想献身于事业。”

        由于这些人对基本问题的分歧加剧，希特勒更加下定决心脱离政治。7月29日，他再次向《人民使者》发出一封谢客的声明。“由于本人目前所从事之工作不容打扰”，除书面确认者外，他此后不再会客。虽然他厌烦政治与会客，当日他确曾会见一位日耳曼波希米亚血统的党员库格勒。库格勒向他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你对犹太人问题的立场是否有某些改变？”这是个几乎刺痛肺腑的问题。“是的，是的，”他告诉库格勒说，“关于反犹太人的方法问题是有改变。我现在才醒悟到，时至今日，我对他们太软了！在写书时我才明白，如果要取胜，将来必须采取最严厉的反犹办法。我坚信，这不但是与我国人民，而且也是与所有民族的生死存亡有关的问题。犹太人是全世界的害人虫。”

        整个夏季，希特勒在“快活的寓所”里过着舒适的生活，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他把大部分精力放在著作上，期待能早日宣布获释。9月18日，典狱长雷波尔德给巴伐利亚司法部打了一份极有利于希特勒的报告，获释一事似乎也成定局。该报告称服刑数月来，希特勒“严守纪律和秩序”，“历来合作，谦虚谨慎，对人彬彬有礼，特别是对本机关之官员”。在报告末尾，雷波尔德预言，释放后，希特勒不会再从事暴力或非法活动。“毫无疑问，在监禁期间，与先前比，他变得更加沉静，更加成熟，更加深思熟虑。他并未考虑反对现行政府的行动。”

        开始，雷波尔德的强烈要求似乎肯定能使希特勒于初秋获释。但是，巴伐利亚州警察局于9月22日密报内务部，提出勿于10月1日释放希特勒；若他被“意外”释放，为安全起见，他应被押解出境。他一旦获释，暴乱必然会由他而生，“因为他有能量”。刑法一处对此建议不予理睬，宣布希特勒可宣誓出狱。但是，司法部长提出申诉，理由是，犯人肆无忌惮地违反了来访条例。这一申诉得以维持，出狱宣誓遂遭否决。

        希特勒大失所望，但与从前一样，他很快便克服了沮丧情绪，重新致力于著书的工作。“从早到晚，”赫姆利希回忆说，“一直到深夜，人们都可以听到他屋里的打字机声，和向赫斯口述的声音。”他也未忽视其元首的责任。在慕尼黑起义周年纪念日，他“深情地”向集合在公共室的政治犯发表演讲。他一方面“全盘承担责任”，另一方面又向他们解释失败的历史原因。“领袖的真诚和崇高的道德深深地打动了听众。”

        11月已过，但仍未有近期内出狱宣誓的迹象。他与先前一样坚韧不拔。

        与此同时，希特勒的一位最有声望的追随者戈林，正住在威尼斯旅馆，设法向墨索里尼借一笔款子，以应急需。戈林虽然伤体未愈，尚需重剂服药，但仍竭尽全力，效忠元首。他的联系人是墨索里尼的一位代理人——雷奥·纳格雷里。戈林曾与他通信，希望能从法西斯手中借到200万里拉，并取得墨索里尼答应在希特勒一出狱便与之会见的承诺。作为报答，国社党将公开支持意大利对第洛尔南部提出的领土要求——此举将失去众多的追随者，尤其是在巴伐利亚。

        很明显，法西斯头子怀疑一个在学习“向罗马进军”中遭到惨败的政党是否能归还这笔贷款。戈林的请求变成了呐喊。“从前，法西斯也很弱小，遭到耻笑，”他辩解说（1924年至1925年间戈林与纳格雷里的通信新近才发现，由本·埃·斯维林根译成英文。它不但为现今尚不甚明了的戈林在这一时期的生涯提供了新的线索，而且为纳粹与法西斯的早期关系提供了新的材料），“人们不应该相信国社党没有前途。”用不了几年，它就会执政。他详细地说明了纳粹党由于支持像第洛尔南部那样失去民心的事业必然会面临的窘境；他也指出，仅仅用200万里拉墨索里尼将会获得多大的好处。“为此，你可在我们的报纸上大吹大擂。另外，这200万里拉最迟在5年内便会被归还。”

        几天后，戈林要钱要得更加迫切。“如两个最伟大的民族运动能彼此更加了解，这确实是很好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反犹主义具有国际性。所有国家都应该反犹。”

        11月已悄悄过去了，但墨索里尼仍拒绝做出承诺（恐怕从未借出过200万里拉），元首也仍在狱中。12月中旬，有几名同志获释。“关于重获自由，他屡次失望，但他却理智地泰然处之。”赫姆利希回忆说，“留在狱中的人尽力准备庆祝圣诞节。”他们将公共室布置一新，还支起一株圣诞树。但是，在他们装饰圣诞树前，州议会阻止希特勒出狱宣誓的努力最终宣告结束。12月19日，巴伐利亚最高法院——或许是受到那三位参加希特勒审判的外行法官要公开呼吁的威胁的影响——下令立即将他释放。

        消息是雷波尔德典狱长亲口告诉希特勒的。次日下午，在狱中服刑年余后，希特勒向同志们作了告别，将身上所有的钱（282马克）给了他们。他与赫姆利希握手告别，并感谢他为他做的一切。之后，他与雷波尔德挥泪而别。“我离开兰茨贝格时，”希特勒回忆说，“大家都哭了（典狱长及其他工作人员）——我可没哭！我们把他们全争取到我们的事业一边来了。”

        那天，天色阴沉。希特勒简短地问候了前来接他回家的两个人——出版商阿道夫·米勒和摄影师霍夫曼。然后，他轻松地踏上了那辆旅行车——帆布已被支起以御寒。由于在狱中不准拍照，霍夫曼未给希特勒照相。此时，希特勒叫霍夫曼给他拍照，希特勒在古城门前照了一张，因为城门有点儿古堡的气氛。霍夫曼问希特勒，今后怎么办，想干点儿什么。“我重新开始，从头做起。”他说。在乘车前往慕尼黑的途中，希特勒心旷神怡（“多高兴呀，又坐上车了！”），他让米勒把车子开快些。“不行，”米勒答道，“我还想再活25年！”

        车至帕辛，遇上了一群开摩托车前来的纳粹，于是，他们便护送希特勒进城。一群忠实的党员已在他住处外边迎候。在楼梯口，希特勒差点儿被他的兴高采烈的狗撞倒。室内放满了鲜花和月桂花环。邻居早就给他送来了一桌子食品和饮料，还有一瓶葡萄酒。牢房并未使他自怜。他并不悔恨在兰茨贝格度过的岁月，相反，他认为牢房生涯对他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入狱时，对许多问题我只有本能的认识，刑期加深了我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也就是服刑期间我获得了那种无畏的信仰，那种乐观精神和那种对我们的命运的信心。今后，什么也动摇不了这些。”

        希特勒离开监狱时，逆境锤炼了他，对自己的信念也更加坚定。党内的争吵及其政治野心的明显受挫，并未使他脸红或难堪。返回慕尼黑后，他决心走上一条新的政治道路。他永不再犯以往的错误。先前，他是个有名无实的元首，为别人建立的党奔波操劳。此后，他要做名副其实的元首，朝着长远的目标，用自己的方法，实行自己的纲领。

        他的第一个任务是对形势做出估价。在12月大选中，国家社会主义集团丢掉了半数以上的席位，选票也从191.8万张下降至90.7万张。还有，纳粹党依然不合法，只能在地下活动。积极的一面是，他不但重获自由，将他押解出境的上诉也被新近为他的出狱而奔波的人取消：奥地利拒绝接收希特勒，这毫无疑问影响了司法部长古尔特纳。在许多民间组织的眼中，出狱后的希特勒是个敢于为主义而献身的圣人，他的种族主义运动，尽管在12月选举中受挫，但仍在蓬勃发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发展系产生于那次起义。许多原来在爱国运动中的温和派和激进派中间摇摆不定的人们，由于对那次流产的起义怀有好感，也转到极端主义一边来了。

        在某种意义上，纳粹党的基础比先前更加雄厚了。党内的两派虽然裂痕甚大，互相厮杀，但希特勒有信心设法诱使他们超越分歧而忠实于他。他要成为领袖，而他的追随者也不得不将人民的目标与他个人政治上的成功等同起来。阿道夫·希特勒这个敢于以身殉义的全国形象，也将成为旗帜、自由和种族纯洁的化身。

        在宁静而孤独的牢房中思考出来的东西，在尚未适应的慕尼黑的自由中，又大相径庭了。在获得自由后的当晚，他竟不知怎么办才好。“我有这个印象，即在任何时候都会有人来拍肩膀。不管做什么，我都得请假。这个想法仍在缠绕着我！”但希特勒毕竟是个聪明人。他明白，只有时间才能恢复他与“现实的联系”。于是，他决定沉寂几星期，然后再去完成“使仇家兄弟握手言和”的任务。

        为了重新取得一个平常人的沉静，他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于圣诞之夜访问汉夫施坦格尔夫妇。他们已迁至伊萨尔河彼岸，房子比先前的宽敞多了。这个区靠近赫尔佐希公园，环境可爱，住有像托马斯·曼那样的声名卓著的名人。希特勒走进钢琴室后，神情紧张地四下张望，然后几乎恳求般地说：“汉夫施坦格尔，给我演奏《利贝斯托德》吧。”在汉夫施坦格尔使劲地演奏完经李斯特加工后的《崔斯坦和伊索德》里的名曲后，希特勒才开始放松。赫仑纳将新添的女儿赫尔达带了进来。希特勒朝婴儿哼唱了一阵，然后为发生在乌夫因的事情表示歉意。“你是我熟人中最封建的，”他一边说，一边环视琴室。话说到一半，他突然转头后望。“对不起，”他解释说，“监狱给造成的，不论何时何地，总他妈的有狱卒站在身后监视你。”他解释道，在兰茨贝格，总有人透过门洞在察看他。“那真可怕！我确信，他们在寻找借口将我送进疯人院。你知道，我绝食了两个星期。他们想以此作为指控我发疯的理由（这也许是他结束绝食的原因）。”

        晚饭后，他们分发了藏在点着蜡烛的圣诞树下的礼物。之后，赫仑纳、希特勒和4岁的埃贡围着钢琴而坐。汉夫施坦格尔用“斯坦威”弹了一曲又一曲。一首《军队进行曲》鼓舞了希特勒。他倒背着双手，像军人似的，在室内来回踱步，脑中想起了大战中的情景。他还为埃贡模仿战场的情况，有火箭炮声，75厘米口径的大炮声和机枪声。有时单项模仿，有时所有声音一齐来。

        接着，他谈论了政治，慢慢地又演变为反犹的长篇大论。汉夫施坦格尔认为，他的反犹主义已取得了更具体的种族味道。他相信，华尔街，甚至全美国，都受犹太人的控制。接着，他的思想——他的话——猛然转到兰茨贝格他最亲密的朋友那里。“啊，我的卢迪，我的赫斯，”希特勒满怀深情地喊道，“想到他还在那里，多可怕啊！”

        在他离开前，他与赫仑纳单独在琴室内待了片刻。她坐在长沙发上。突然间，他双膝跪在地上，一头埋在她的怀里。“要是有人照顾我就好了。”他说。

        “喏，这样不行，”赫仑纳说。她问他为什么不结婚。“我永远不结婚，因为我已奉献给了国家。”她想，他的行动真像个小孩子。几乎是在17年前的这天，她母亲去世了。“若那时有人进来，那可糟了，”赫仑纳回忆说，“他会感到羞耻的。他在冒险，确实是冒险。事情就这样完了，我装作什么事也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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