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对削减冲锋队数量的保证是真心诚意的。多年来，冲锋队表现出来的独立性使他伤透了脑筋。近几个月来，冲锋队的司令官罗姆上尉又一直要求将他的手下改编为部队。自然，军方是反对此举的。

        希特勒知道，他生存下去的最好办法，是支持军方领导人，因为没有他们的全力支持，他是无法实现他的最终目标的。于是，他便宣布：“在我国，只有国防军才准许持有武器；冲锋队只负责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这番话使400万褐衫党徒怒火复燃，使他们不禁想起了党内南北两派之间长期斗争的情形。一方面，他们仍忠于希特勒这位精神领袖，另一方面，许多人也觉得他背叛了“褐色革命”，正在卖身投靠右派。他们将自己看作是党内激进主义的象征，对掌权一年来所作的改革不满。数月来，罗姆（“不悲观者才有理想”）一直在鼓吹“二次革命”，只有那样才能得到他们为此战斗过的社会利益和物质利益。“谁要是认为冲锋队的任务已经完成，”在坦贝尔霍夫机场他对8000名褐衫党徒说，“他就得想想，我们还在这里，而且还想继续待在这里，而不管发生什么情况。”虽然大部分党员都有反资本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情感，但最激进、最热切的还是冲锋队。罗姆反复鼓吹，他和他的手下才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真正卫士（“我们是完成德国革命的不可腐蚀的保证者”）。

        希特勒虽然同情激进派，但他的头脑告诉他，除非德国从经济灾难中恢复过来，并重建起武装部队，否则，进一步革命是行不通的。这点，若没有工业界和军队的全力支持又是做不到的。与此同时，为了息事宁人，他让罗姆在内阁担任不管部长，还答应让他出任国防部长。于是，他便于1934年1月1日书面表扬了他。表扬信很出色，因为通篇用的都是第二人称单数的昵称“你”。希特勒的原意是，一方面称赞他，另一方面要婉转警告他，保卫国家的事情还是要留给军队去做，但罗姆未领会这点。他以为有希特勒撑腰，胆子便大了，竟向国防部发去一份照会，声称保卫国家的安全是冲锋队的特权。

        这便使矛盾激化了。冯·勃洛姆堡将军于是便请求希特勒裁决。1934年2月的最后一天，希特勒懊丧地把冲锋队和国防军的领导人请到国防部的用大理石作柱的训导厅里开会。在他的“动人的，揪心的”演讲中，希特勒劝双方妥协。他说，党解决了失业问题，但在8年后，经济又会衰退，唯一的补救办法是为过剩的人口创造生存空间。这可能会有必要先在西方然后在东方采取短暂的、决战决胜的军事行动。然而，罗姆所建议的民兵“一点儿也不适于国防”。解决的办法是建立人民军，对他们进行严格的训练，并用最新式的武器武装他们。冲锋队必须将自己限制在内部政治事务的范围内。

        此时，希特勒强迫勃洛姆堡和罗姆当着他的面签署协议。冲锋队得到了两项半任务：沿国境线起警察的作用；18岁至21岁青年的军训由它承担，21岁至26岁未在部队服役的青年则进行“冲锋队体育”训练——这是有组织的军训的代号。

        对罗姆，这是个打击，但会后他把大家请到他的家里，共进和解的午餐（他的住家先前是个百万富翁的大厦）。“希特勒没有参加，”冯·维希将军回忆说，“饭菜很好——气氛却冷若冰霜。反正，和平似乎已恢复了。人们当然相信，希特勒在党内的权力很大，他们的决定对冲锋队会有约束力。”

        军人一走，罗姆也许是喝了酒的缘故，真实感情便爆发了：“那个荒唐透顶的下士说的话算个屁，”他对自己的追随者说，“我根本不想遵守这份协议。希特勒是个叛徒，最少也要去休假……要是有了他，目的便达不到，我们干脆就不要他。”至少有一个听者大吃一惊。在冲锋队大队长维克多·卢泽听来，这是出卖。于是，他便向赫斯告发。元首的副官举棋不定，不敢行动。维克多便亲身前往上萨尔茨堡，将冲锋队高层领导中的严重不满面告希特勒。元首再次无动于衷。“必须让事态发展。”元首不想再讨论下去，好像不愿承认他心爱的冲锋队有近乎暴乱的不满情绪似的。然而，几星期后，他却断然拒绝了罗姆的评论：“灰石（军队）必须被褐色洪水淹没。”他说“新的部队是灰色的，不是褐色的”。

        罗姆进行了反击。4月，他在柏林召开记者招待会，出席的除外国记者外，还有各外交使团的官员。他身材又矮又胖，浑身是劲，威风凛凛，讲话的语气也咄咄逼人，好像非服从他不可似的。“冲锋队是德国革命的意志和思想的英勇化身”，他对外国人这样说，但下一段话却显然是说给希特勒听的。他说，党内反对冲锋队的人，都是反动分子和资产阶级因循守旧分子。“只有冲锋队才代表国家社会主义革命！”

        在党卫军内，罗姆的秘密敌人业已在密谋将他粉碎。为首的是特工部的头子莱因哈德·海德里希，而不是党卫军的首领。这乍看起来是有点奇怪的——一些日子来，希姆莱之所以不愿意支持这一阴谋，也许是因为他怕与冲锋队公开爆发矛盾会导致党的分裂——但是，当得悉戈林也参与这一阴谋时，他便跃跃欲试了。戈林不仅是元首的心腹，而且还能给他一个他垂涎已久的职务——普鲁士州秘密警察局局长。希姆莱一与这个党魁勾结，他立刻便成了盖世太保的头子。接着，他便向党卫军所有单位暗示，一场与冲锋队的公开斗争已近在咫尺。海德里希报告说，他已收集了不少材料，证明罗姆阴谋背叛。这样，这场斗争便势成定局。其实，罗姆根本无意发动起义。他只想用“一个金笼子”将元首与其心怀叵测的顾问们分开，强压希特勒给冲锋队在帝国内以适当的地位。他发动的是神经战，而不是出卖，但他的威胁性语言却是惊慌的根源。6月4日，希特勒把罗姆召至总理府，根据希特勒的说法，他们的谈话持续了5小时。“我哀求他自动反对这一疯狂行动——同时也让他使用自己的权力去阻止事态的发展。因为不管如何，此事只能以灾难而告终……参谋长向我保证，报告部分失实，部分被夸大其词，还有，他将在权限内尽一切努力，纠正事态。之后，他便走了。”

        虽然有个目击者，即巴本的副官，发誓说，他听见他们“在大声争吵”，在希特勒的说法中却找不到争吵的迹象。罗姆可能是于深夜离去的，他所得的印象是，元首虽同情冲锋队，但在军方的压力下，不得不遏制冲锋队的活动。希特勒自认为已真正与罗姆握手言欢，这也有可能。因为特工部几乎就在同时报告说，元首已在几个问题上与冲锋队司令达成了协议。

        双方同意，冲锋队原定全体休假一个月的假期将如期开始。这消息是由德国新闻局于6月7日公布的。次日，德国新闻局公布了令人费解的“罗姆参谋长令”。命令说“几周来，本人身患痛苦的神经系统病，使健康受损。现决定遵医嘱进行治疗，以求康复”。

        这两条消息使军方安心了。他们觉察出，这是罗姆陨落的信号。海德里希却大吃一惊——他只需3个星期便可完成其反对冲锋队的计划。这两条消息迫使希特勒采取果断行动。罗姆的弟媳，还有其他人，警告罗姆说，外边谣传戈林、戈培尔、希姆莱在合谋搞掉他。“他也察觉有些不对劲，”她回忆说，“但仍不以为然。他对希特勒从未有过丝毫怀疑。”

        在威尼斯会见墨索里尼受辱回国后数小时，一位完全不同的人士的不满便降临在希特勒身上。6月17日，一个愉快的星期天，巴本准备在马堡大学发表演讲。人们对副总理的演讲多少有点兴趣，因为半年前他曾在不来梅俱乐部发表过有争议的演讲。其时，他曾警告，由于新政权践踏了法律原则，并对教会加以诸多限制，德国的局面越来越动荡不安。当他步入大礼堂时——里面坐满了学生和教授，还有稀稀拉拉坐着的身穿制服的纳粹党员——礼堂里充满了期望的气氛。一开始，他便单刀直入，向受控的报界发动进攻，特别是对戈培尔。

        这些话出自政府的第二号人物之口，使学生们目瞪口呆。但这还仅仅是开端。在将纳粹盲从者和空谈家连同一党制一起攻击了一番后，他敦促希特勒与支持罗姆的二次革命的人们决裂。“我们搞反马克思主义革命的目的，难道是为了实行马克思主义纲领吗？……一个国家的人民，若要名垂史册，它就承受不起发生在下边的永无休止的叛乱。在某个时候运动就得停止，坚实的社会结构才能出现。”

        有几个党员在高声抗议，但他们的喊声却被暴风雨般的掌声淹没。只有《法兰克福报》在下午版中发表了这篇讲话的片段。戈培尔下令将报纸全部扣审，并禁止电台重播（原定要重播）这篇讲话。但是，讲话的全文却走漏了出去，并在国外发表，在国内外掀起一阵轩然大波。当副总理在汉堡跑马场上出现时，人们向他高喊：“欢迎马堡！”

        头几天，希特勒没有吭声。摊牌的还是巴本本人。他威胁说，除非解除戈培尔不准重播其讲话的禁令，否则便辞职。希特勒劝副总理冷静。他承认，戈培尔犯了大错误。接着，他便厉声谴责冲锋队不服从命令，好像他批准了讲话的那部分内容似的。他保证将禁令解除，请求巴本暂勿递交辞呈，待两人同去诺伊德克面见兴登堡时再说。

        巴本答应等待，但希特勒却自食其言。次日，6月21日，他只身匆匆前往诺伊德克，禁令也未解除。他公布的此行的目的是向兴登堡汇报新近与墨索里尼会见的情况。但更可能的是，他会见“老头子”时不想让巴本参加，免得碍手碍脚。他也许想看看兴登堡的健康状况，看看他还有多长时间可为当他的继任人做出安排。为此，他必须得到军方的支持。有意思的是，在兴登堡庄园的台阶上碰到的第一个人却是国防部长勃洛姆堡——天气虽然炎热，勃洛姆堡却身穿全套制服。

        总统之会见元首是有其自己的理由的。他想听听巴本的演讲招来的混乱情形到底如何，但说话的却是勃洛姆堡（他板着脸孔，笔挺地端坐着）。他明确指出，应该首先考虑内部以和为贵。希特勒若不能解除眼前无法容忍的紧张局势，总统就要发布戒严令，并把这一任务交给军队。他未提到罗姆和二次革命，实际上也没有必要提及。会见只进行了4分钟便宣告结束。很快希特勒便飞回柏林。在安静的旅途中，他的思潮大概转向了罗姆。“数月来，我之所以反复不能作出决断，”数周后，他向国会解释说，“那是因为有两种考虑。首先，我总不相信，建立在忠诚基础上的关系竟是谎言。其次，我私下里还怀着希望，尽量不让运动和我的冲锋队蒙受不和带来的耻辱，尽量铲除这种恶作剧而又不发生冲突。”

        当晚，希特勒便下决心采取行动。翌日清晨，他给数月前就曾警告他要提防罗姆的维克多·卢泽去电，令他立刻前来总理府报到。“他领我进了书房，”卢泽在日记中写道，“拉着我的手，要我宣誓保密，直到把事干完为止。”元首感情有点儿冲动地透露说，由于罗姆决心武装冲锋队以反对军方，所以必须将他搞掉。“元首说，他历来知道，我是不参与这些事情的，因此，我不能接受慕尼黑的任何命令，只能接受他的指示。”

        与此同时，海德里希和希姆莱正在千方百计让罗姆自投罗网。同日，希姆莱将党卫军的一位头目弗莱赫尔·冯·爱波斯坦召来，告诉他，罗姆正在密谋叛乱。爱波斯坦应将此事转告各军区司令，自己则让部队处于“谨慎的紧急状态”，让他们在兵营候命，以备不时之需。通过部队的渠道，警告便在几小时内传达下去了：军队总办公室主任通知各级军官，由于冲锋队的政变已迫在眉睫，可向支持部队的党卫军发放他们所需的武器。

        此时，希特勒已经完全相信罗姆是在密谋叛乱。他对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说，他将把所有冲锋队司令召至巴特维塞——这是个温泉，位于特干塞河上，罗姆在该地休养。希特勒继续说，待他们全体集中后，他将亲手逮捕他们，“与他们算账”。部队已做好了行动的准备。首先，国防军总司令瓦尔纳·冯·弗立契将军发布命令，使全军处于战备状态。休假被取消，全军将士回营。

        几乎同时，赫斯在电台全国联播节目中发表了一篇出色的讲话。它既是对罗姆的警告，也是对他的请求。“背信弃义者可悲！认为通过叛乱可为革命服务者可悲！”接着，他便说，这些密谋者是“荒诞的理想主义者”。通篇讲话均可说是希特勒的，因为它敦促罗姆放弃他的二次革命，重新归队。次日，赫尔曼·戈林发出了一个更直言不讳的警告：谁要是腐蚀了对希特勒的信任，谁就得“用头颅偿还”。身在巴特维塞的罗姆，虽然与世隔绝，对这些预兆，也本应有所风闻。4月28日，德国军官联合会将他开除出会。这又是个前兆。

        在柏林，关于即将摊牌一举，流言四起。同日，塞夫顿·德尔默便从巴本的新闻顾问的助手那里得悉了关于希特勒进退维谷的第一手消息。“为争夺兴登堡的继承权，我们正在作战，”他解释说，以希特勒为一方，以副总理及其保守派为另一方。他预言，下次内阁会议上肯定会摊牌，巴本将迫使希特勒“镇压”罗姆及其二次革命的同伙搞的“恐怖的无政府主义”。倘使元首予以拒绝，巴本集团便会辞职，兴登堡便会解除希特勒的职务，将政权交给军队。“不管事态如何发展，我的老板认为，他已抓住了希特勒的小辫子。如果他接受，他的权力便被剪除；如拒绝，军队便会接管。我希望希特勒拒绝，即使可能意味着火并！”

        此时，元首在埃森，还参加当地一地方长官的婚礼，表面上好像在欢度假期。另一个客人卢泽却在犯愁。“我觉得，”他在日记中写道，“趁元首不在柏林，有眼看不见，有耳不能闻，只能靠电话通信的机会，把那件事搞严重，并加快步伐，这是适合某些人的需要的。”

        确实，在这一阴谋的发展过程中，电话起了主要的作用。希特勒与戈林一抵达新郎新娘家中进婚礼早餐，希姆莱便从柏林打来电话，念了一系列令人吃惊的报告。当戈林得知想象中的冲锋队的阴谋后，不住地点头称是。希特勒大怒，连忙赶回他设在当地的总部。“在旅馆的房间内，”卢泽说——卢泽也是被匆忙召来者——“电话几乎不断。元首在沉思，但是很明显，他现在不得不采取行动了。”

        戈林的秘书带着希姆莱关于褐衫党徒即将起义的进一步消息匆匆赶到。这使会议顿时活跃起来。这份报告，连同海德里希的一个特工人员带来的报告——该报告说，罗姆的冲锋队刚刚辱骂了一个外交官——使希特勒按捺不住。“我受够了，”他说，“我做个榜样给他们瞧瞧。”他令戈林赶回柏林，在收到暗语“蜂雀”后便着手行动。接着，他自己打了个电话给身在巴特维塞的罗姆，对据说骚扰了外国人一事进行批评。他带点儿火气说，这是不能容忍的，并告诉罗姆，将冲锋队领导人全部集中在巴特维塞，他要向他们发表讲话。时间是两天后上午11时。

        这次通话并未使罗姆担忧，或者说，他假装不担忧的样子，因为回餐桌旁时他似乎“很是得意”。他对客人们（内中有冯·埃普将军）说，希特勒将于6月30日参加冲锋队领导人大会，还得意地说，这将给他提供一个“撕下戈培尔的假面具”的机会。他知道，冲锋队和军队是可以指望的。这种不现实的言论表明，罗姆要不是在异想天开，就是对斡旋在他周围的阴谋一无所知。

        戈林一返回柏林，阴谋便升了级。次日上午，6月29日，星期五，他令普鲁士警察部队和忠于元首的党卫军卫队处于戒备状态。更重要的是，他以希特勒宣布紧急状态为依据，将普鲁士之权力揽于一身，将西里西亚之权力授予冲锋队东南区司令，并令他逮捕一批褐衫党徒领袖，解除冲锋队司令部所有卫兵的武装并占领布雷斯洛警署。

        到此时，军队总戒备令业已生效，但许多高级将领仍不相信罗姆有叛乱的企图。当日上午，有个军官飞往柏林，当面向参谋总长冯·弗立契陈述了这一看法。这个持有怀疑者是西里西亚军区司令埃瓦尔德·冯·克莱施特将军。他当着在场的路德维希·贝克将军的面对弗立契说，西里西亚冲锋队的领导人（罗姆的密友）曾向他保证，褐衫党的行动准备不外乎是针对军队反对他们的戒备状态所作出的反应。克莱施特坚信，有第三者——他提到了希姆莱——在挑动冲锋队和军队，令他们互相厮杀。弗立契深表关切，立刻把军队办公室主任冯·莱希瑙将军召来——早在1933年前莱希瑙就是个忠诚的纳粹。他文质彬彬，是个典型的普鲁士将军，他戴着永不离身的单片眼镜，举止永远不慌不忙。他听完克莱施特的陈述后说：“这可能是真的，但为时已晚。”

        此时，通过军队的渠道，新的证据——无非是谣传，假报告和篡改过的文件——像潮水般涌来，以使这些起了疑心的汤玛斯相信，起义得手后，罗姆将处决从弗立契算起的所有高级将领或解除他们的职务。捏造的处决名单，被传来传去，假的也好像成了真的。当天的《人民观察家报》刊登了国防部长勃洛姆堡的一篇文章，加重了这个幻影。他宣布，军队忠诚地支持总理。

        假使罗姆读了这篇文章，很明显，他也未认识到这是对他本人进行警告。他仍沉浸在巴特维塞的良辰美景中，对冲锋队要员光临他的公寓，他还若无其事地一一施礼问候，对当天上午的与元首会晤还深表满意。当战时的一位老同志现在的一位将军警告他，军队若不向叛乱的冲锋队开枪，他就“犯了个致命的错误”时，他仍泰然自若。罗姆当晚的举止绝不是一个叛乱者的举止。在懒洋洋地玩完“塔洛克”（这是巴伐利亚的一种纸牌，由3人共玩）后，医生给他打了一支神经镇痛针，他便准备安睡。

        希特勒却不然。在巴特戈德斯贝格的德烈森旅馆，希特勒的房间简直成了战斗前夕的军事指挥部，而他却像一个具有首席指挥权却又不果断的将军。午夜前，他令党卫军卫队指挥官狄特里希率领两连人马朝巴特维塞进发。片刻后，由于来了两个电话，一个是柏林来的，另一个是慕尼黑来的，计划便急剧地改变了。第一个电话是希姆莱打来的（希姆莱刚对里宾特洛甫说，“罗姆完蛋了”），说柏林的冲锋队准备于下午5时起事，计划占领政府大楼。在通话过程中，希特勒只作哼哈回答，但一撂下话筒，他便喊道：“这是叛乱！”看来，柏林的冲锋队头子卡尔·恩斯特不但不按计划前往巴特维塞，反而留在柏林指挥叛乱（他在不来梅，准备做蜜月旅行）。

        又来了个电话，打断了元首的连声谴责。电话是巴伐利亚的地方长官阿道夫·瓦格纳打来的。他说，吵吵闹闹的冲锋队已上了街头，还在高呼“军队反对我们！”（有些部队确实出动了，原因是有个神秘的小册子说：“冲锋队，冲上街头！元首已不再支持我们！”）

        希特勒的愤怒变成了惊慌。这就是罗姆叛乱的活生生的证据。“我终于清楚了，”他后来说，“只有一人能反对也必须反对总长（罗姆）。他曾向我表忠，却又自食其言。为此，我就必须找他算账。”

        他突然决定：他要前往巴特维塞，亲身去会会“这窝叛徒”。这使他的同志们暗吃一惊。他命他的专机准备起飞，然后便在土台和大厅间来回踱步。他百感交集：罗姆怎么能干出这等事来？他怎么能背叛他的元首？

        希特勒颤抖地爬上三引擎的“容克52”。这是一架临时换上来的飞机，因为原来的座机发生了引擎故障。此时是凌晨2时左右。他一屁股坐在位子上，双眼直视漆黑一片的前方。他的新闻主任奥托·狄迪里希“对发生的事一无所知”。后来，有个副官让大家把枪上的保险打开，他才略有所悟。

        确知内情的卢泽心中想着罗姆。他暗自吟道：

        当晚，阴雨连绵。拂晓，飞机在灰暗中在上瓦申弗尔德机场湿漉漉的跑道上降落。这是个空军机场，12年前希特勒就是在这里与警察和军队发生摩擦遭受羞辱的。机场场长很伤心，因为参谋总长曾有过指示，元首的座机D2600快到时，马上通知冲锋队的领导。由于在最后一分钟改变座机，到机场欢迎的只找到稀稀拉拉的几个人——党内的要员和数位军官——“这是我，最生气最不愉快的一天，”他对他们说，“我要亲身到巴特维塞去，给予叛徒们最严厉的处分。”

        希特勒乘小车来到巴伐利亚内务部，下了车，巴伐利亚的地方长官兼内政部长瓦格纳紧跟在他身后。元首进楼时，脚步之急促，使皮衣的衣尾都飘了起来。他大步上楼，直奔瓦格纳的办公室。当他步入客厅时，上巴伐利亚冲锋队的头子“唰”地站了起来，向他敬礼，但希特勒却朝他冲去，喊道：“将他关起来！”他破口大骂叛徒卖国贼，尤其是冲锋队的领导人——他们的手下曾被小册子诱上街道。“你，”他喊道，“被捕了。枪毙你！”

        清晨6时，元首“依旧激动得怕人”，便从大楼里出来。原定带武装增援部队前来的第二架飞机尚未抵达，但元首已迫不及待。他爬进凯姆卡的小车，与通常一样坐在司机身旁，令他直奔巴特维塞。他们上路了，后边跟着施列克的车子。他们一共才八九个男人，外加元首的女秘书施洛德小姐。坐在后边的戈培尔不停地谈论冲锋队的阴谋，希特勒却一言不发，两眼直视前方。此时，太阳正从东方天际的云层里钻出来。看来，今天是“希特勒天气”。

        不到一个小时，他们便抵达了巴特维塞——它龟缩在阿尔卑斯山的门廊里，在晨雾中淌着清澈的流水。“到汉塞尔包尔公寓去，”他对凯姆卡说，“眼前有桩肮脏的勾当”，所以要使汉塞尔包尔公寓里的人来个措手不及。此时已将近7时，教堂的钟声已敲响，召唤善男信女前去做早晨弥撒。凯姆卡缓缓地、小心翼翼地将车子停在旅馆前。他注意到，有些窗户关着，其他已经打开，门口没有卫哨。希特勒第一个走了进去。首层不见人影，餐厅里也空空如也——准备中午举行宴会。房东太太出来了。一见面前出现的是元首，她大吃一惊，连忙说着“元首驾临，不胜荣幸”之类的恭维话，但他却叫她立刻领他去见罗姆。

        一行人分别把守着各扇房门。一个便衣在罗姆的房门上敲了敲。希特勒提着手枪走了进去。站在元首身后的凯姆卡发现，睡眼蒙眬的罗姆，又惊慌失措又摸不着头脑，只在不住地眨眼。床上只有他一人。

        “恩斯特，”希特勒说，“你被捕了。”希特勒用的是昵称“你”而不是尊称“您”。说话时，希特勒在内政部里的那一肚子怒气全然没有了。他“有点儿紧张，但不十分激动”。他言简意赅地指控罗姆是个卖国贼，并叫他快穿衣裳。罗姆一边强烈抗议，一边穿上衣服，但希特勒已走了出去。罗姆的这一番话全浪费在留下来的便衣身上了。

        元首已在敲对面房间的房门。门开了，一个名叫海因纳斯的大队长睡眼蒙眬地向外张望。他身后站着的是他的同床人，一个潇洒的小伙子——是他的司机。“此情景令我生厌，几乎令我作呕。”戈培尔写道。

        希特勒立刻前往隔壁房间，留下卢泽去搜查武器。“卢泽，我啥也没有干！”海因纳斯喊道，“你不能帮帮忙吗？”

        “无能为力。”卢泽不是义正词严地，而是难堪地将前话重复了一遍。可能是出于愤怒，或是震惊过度，海因纳斯拒不穿衣。希特勒返身回来告诉他，他若拒捕就当场枪毙，海因纳斯这才穿上衣服。他与罗姆及其同事们一起被关进洗衣房。与他们一起被关闭的有十来个冲锋队的哨兵（元首冲进来时他们仍在睡觉），海因纳斯的司机以及几个当场被捕的面目清秀的青年。

        希特勒一面讨论下一步的步骤，一面令凯姆卡前往邻近的一座公寓把罗姆的表弟兼司机梅克斯·沃格尔抓来。沃格尔正与一个姑娘睡在床上——那天早晨这种事只有这一桩。沃格尔是凯姆卡的好友，但他无奈，只得抱歉地宣布，他被捕了。当他们前往车房时，沃格尔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要求：他能否再开一次罗姆的车？凯姆卡表示谅解。于是，凯姆卡便站在踏脚板上，让沃格尔在马路上转了几圈。

        正当凯姆卡和他的犯人来到汉塞尔包尔公寓前时，一辆坐有40名左右冲锋队员的卡车开了过来。这群全副武装的冲锋队员来自慕尼黑，是罗姆“司令部的卫兵”。他们的司令仍被关在洗衣房内，对此，他们怏怏不快。威廉·布鲁克纳，希特勒的一位副官，高声令他们立即返回慕尼黑。他们不听，只愤怒地望着那位副官。看来，一场战斗在所难免了。

        希特勒走上前来。“布鲁克纳的话你们听见了没有？”他口气虽然软，这却是一道命令。他令这伙卫兵立刻返回慕尼黑。“路上，你们会碰到党卫军，由他们解除你们的武装。”解除他们的斗志的是他的态度，而不是他的话。卡车开走了。

        犯人被装上两辆大轿车。在武装人员押运下，车队开始出发。领头开路的是希特勒的“麦塞蒂斯”。那些前往赴宴的冲锋队都被希特勒阻止，并被一一盘问。凡在戈培尔匆匆开列的名单上有名的人物均被缴械，并被令插入车队。

        车队不断增大。待车队驶抵“褐色大厦”时，已是上午9时左右了。在此之前，军队已在该大厦布下了防线。希特勒对军队前来援助表示感谢，并一再表示，他从不想利用他们去反对冲锋队。一进入大厦，希特勒便令戈培尔用电话将暗语传给戈林。清洗开始了。“我下令向这次叛乱的头目开枪，并继而下令，将在我们家庭生活中往井内下毒的毒手，并在外边下毒的毒手全部杀光，一个不留。”这番话勾起了他对母亲死于毒瘤的回忆，而布洛克医生也透露了希特勒感情上的动乱是何等深刻。

        党卫军抓来的冲锋队领导人，已塞满了施塔德尔海姆监狱。仍留在“褐色大厦”的领导人，例如罗姆，要求面见希特勒，遭拒后，又求见戈培尔。戈培尔正忙着与戈林通话，通话未完，最后一个犯人已被押上装甲车，前往施塔德尔海姆。罗姆被关进单人牢房，与啤酒馆起义失败后他坐的牢房相距不远。

        在“褐色大厦”内，冯·埃普将军要求对罗姆交付军事法庭审判。这使希特勒大为不安，只好一大早便大发雷霆。他喊道，罗姆是个卖国贼，证据确凿，罪不容诛。他这一通火，使埃普将军大吃一惊，但一时又无话可说。当他步出大厦时，他喃喃地对副官说：“真是疯了！”

        片刻后，11时30分，在宽敞的会议室内召开的冲锋队领导人的会议开始了。此时，希特勒尚未恢复平静，对惶惶不安的听众发表的讲话不外乎是对冲锋队的抱怨，但前言不搭后语。在长达一小时的长篇大论中，希特勒的听众都不安地站立着。希特勒唾沫横飞，令其中一个听众着了迷。“因感情缘故，他常常哽咽。”他指责罗姆企图将他杀害，以便拱手将德国奉送给它的敌人。他说，罗姆及其同谋将被枪毙。

        枪杀尚未开始，原因是希特勒仍在等待塞普·狄特里希（卫队司令）前来执行。过了不久，他来了，忙向怒容满面的希特勒解释说，迟到的原因之一是，卡车轮胎是旧的，道路泥泞，行驶不快。尽管希特勒因其迟到而恼怒，当天却未发布任何命令。他让狄特里希安心待命，说他还得与顾问们磋商，才能决定被告们的命运。3小时过去了，命令还没有下来。

        尽管希特勒仍在犹豫，他的柏林的同事却已开始处决犯人。希姆莱、海德里希、戈林三人集团所需要的就是那句暗语（“蜂雀”），等暗语一到，他们便立刻将策划已久的阴谋付诸实施。当巴本前往戈林的办公室报到时，对该地“到处是带着机枪的党卫军步哨”深表厌烦。接着，他又惊奇地得悉，希特勒已授权戈林去处置首都的起义者。巴本连声抗议，理由是，他是副总理，总理不在时，此权理应属他。他坚持让兴登堡发布紧急状态，把国防军调来维护法律与秩序。戈林拒绝。他与希姆莱的党卫军完全能控制局势。巴本一再抗议，但话却不断被戈林打断。戈林令副总理立即回家，为自己的安全着想。巴本还未到家，柏林街头便车声四起，到处逮捕新政权的敌人。一支部队包围了巴本的办公室，枪杀了他的首席新闻官，逮捕了其他工作人员。副总理原本也可能会罹难的；因为，他一进家门，家里便成了监狱。巴本发现，家里的电话线已被切断，客厅里坐着个警官，警官还令他不得与外界联系。

        那天是星期六，天气炎热。很少柏林人知道首都已发生了异乎寻常的事件。对许多在提埃加登和菩提树下闲逛的人说来，他们最操心的是，随着太阳的升起，天气会越来越热。然而，记者德尔默却愁肠百结，放弃了上午的采访，匆匆赶回办公室。“还写什么‘希特勒独裁政权的险境’的报道，这真是把脑袋伸了出去。”他不断对自己说。如没发生什么事，那又怎么办？但是，当他的车子被警察封锁线拦住去路时，他的担心全消失了。“某件事确实发生了。”头戴钢盔、手提冲锋枪的警察正在包围罗姆的豪华寓所——位于提埃加登大街的一个角落里。

        在郊区，冯·施莱彻尔将军的厨子领着两个盖世太保来到了这位前总理的书房。其中一个不速之客问他是否是施莱彻尔时，前总理抬头回答说：“是。”话音未落两人便开了枪。在角落里听收音机的施莱彻尔夫人连忙朝中弹的丈夫奔去，中途中弹倒地。施莱彻尔当场被击毙，夫人被送进医院后死亡。

        在慕尼黑，对罗姆及其同事们最后应如何判决，希特勒仍拿不定主意。在会议室，讨论之声之大，连站在外屋的塞普·狄特里希隔着双重门都听到了。下午5时左右，会议室的门开了。赫斯的助手马丁·鲍曼从里边出来。他把狄特里希领到希特勒跟前。“回兵营去，”元首指示说。他还下达一道狄特里希觉得是从他身上挤出来的命令：“挑一名军官和六名士兵出来，将冲锋队的领导人以叛国罪处决。”

        狄特里希检查了一下鲍曼交给他的一份名单。被抓进施塔德尔海姆的全部榜上有名，但希特勒只挑出了其中十二人，包括海因纳斯和上巴伐利亚冲锋队的头子在内——却没有恩斯特·罗姆。希特勒仍不敢做出那种决定。

        当巴伐利亚司法部长汉斯·弗兰克得悉，许多冲锋队的领导人被关进施塔德尔海姆时，他决定亲身前往该处，把案子接过来。抵达后，他下令将冲锋队犯人交给该州的警察大队看押，然后亲身前往罗姆的牢房。

        “这是什么意思？”罗姆问，“发生了什么事？”

        弗兰克知之不多，也不能给多少保证，他只希望一切能按法律手续进行。罗姆回答说，他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我已将生死置之度外，请您关照我的亲属。她们全都是女人，完全靠我。”弗兰克将牢门打开时，罗姆紧紧地握住他的手，“所有的革命，”他说，“都吞噬自己的儿女。”

        弗兰克刚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塞普·狄特里希便与一个同事前来宣布，他奉命前来枪决一批冲锋队领导人。他拿出一份希特勒曾亲自过目的名单。弗兰克目瞪口呆，说在任何情况下这些人都不能处决。狄特里希说，命令是元首亲口下的。弗兰克说服了他，由他再打电话向“褐色大厦”请示。他首先与赫斯通话。片刻后，狄特里希把话筒递给了弗兰克。“希特勒有话跟你说。”

        希特勒一开始便大声疾呼：“你拒绝执行我的命令吗？你是不是同情这些犯罪渣滓？我要把这些家伙连根拔掉！”

        弗兰克反驳说，连个书面命令也没有，只有6个名字。“名字上的记号是我亲手做的，”希特勒的话温和了些，“这些先生是反对帝国的罪人。我是帝国总理。这是有关帝国的问题，从来都用不着你管。”

        在施塔德尔海姆，首批6名受害者被领至院内，每人由两名警察押送。“元首和帝国总理判处你们死刑，”一个党卫军首领喊道，“现在开始执行。”当上巴伐利亚冲锋队首领奥古斯特·施奈德胡伯醒悟到监斩官原来是狄特里希时，他冲口喊道：“塞普，我的朋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完全是无辜的呀！”狄特里希板着脸孔，“唰”地立正说道：“元首判处你死刑！希特勒万岁！”

        第一个人被解至行刑队前，他拒绝将眼睛蒙上。枪声在院内回响。此后两人均对蒙上眼睛表示蔑视。狄特里希监斩了几人。当轮到施奈德胡伯时，他只好走开。“我已受够了！”

        当希特勒的座车开往机场时，天已黑了。“我已赦免了罗姆，”他对前来送行的冯·埃普将军保证，“念在他做出的服务份上。”希特勒坐在“容克52”的前部。波尔驾着飞机朝柏林飞去。一路上，希特勒闷头坐着，一声不吭。

        对一般的柏林人来说，从表面上他们看不出有什么可表明，国家正处在动荡中。不错，城内流言四起；沙洛登伯格·绍塞大街由于布上了警察局的路障和来来往往的军车，也出现过交通堵塞现象。人们也知道房子里在抓人，但暴行却是在暗中进行的。很少人知道冯·施莱彻尔将军和夫人已被杀害。也很少人知道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在午餐桌旁被抓，并被关进盖世太保的监狱中的第16号牢房。在那里，躲在暗中的杀手们从窗外朝里边射击，格里戈尔则像笼子里的老鼠一样来回躲避，终于被击中受伤。一个杀手走进牢房结果了他。这样，戈培尔和戈林的敌人便被消灭了，而他们临死时还对元首忠心耿耿。

        在柏林，这次清洗的总头目是戈林。当天下午，戈林在宣传部向外国记者作了简单的情况介绍。“戈林穿着整齐的制服前来，”一个盖世太保官员写道，“他不是走上台的，而是缓慢地碎步上台的。开始讲话前，为加深印象，他故意作了长时间的停顿。他的身躯稍往前倾，一手托着下巴，双眼在转动，似乎害怕自己披露的情况。”当他提到施莱彻尔与罗姆以及格里戈尔的阴谋有关时，有人问，前总理现在的情况如何？“他太傻了，竟敢反抗。”戈林说话时，脸上泛起一种被一位记录者称之为狼的微笑，“他已经死了。”

        当日晚些时候，德国国家新闻局发表了一封元首发给维克多·卢泽的电报，一方面为这次清洗开脱，另一方面则指派卢泽接替罗姆的职务。电报为冲锋队的新司令及其手下各级领导列举了十多条“任务”。第一项任务是：“我要求冲锋队司令无条件绝对遵守纪律。对每个冲锋队员都必须如此要求。”他也对“乘坐高级轿车或篷式汽车做官方旅行”的行为、大吃大喝、酗酒和公开闹事进行严厉的谴责。“本人有个特殊希望，希望每位母亲都能将自己的儿子交给冲锋队，交给党或交给‘希特勒青年团’而不担心自己的儿子在那里会道德败坏。”因此，冲锋队领导人若行为不轨，他们将被逐出冲锋队，并开除党籍。“我要求我的冲锋队领导人做人，而不是做荒唐可笑的猩猩。”出自此时此刻的这些话，遭到了大部分外国观察家的讪笑。但一般的德国人却津津乐道，为元首也与他们一样厌恶冲锋队的无法无天的行为而松了一口气。

        他更进一步号召，每个冲锋队领导人“必须对国防军忠诚老实，毫无二心”，以“证明自己是真正的领袖、朋友和同志”。末了，在颂扬了冲锋队的老战士一番后——“那些曾征服德国的人们，不是迟迟在1933年或而后的年月才加入的聪明分子”——他首次提到了他私人的卫队：“我希望，每个党卫军战士身心都要受到教育，成为受过高度训练的国家社会主义战士。”

        至傍晚，被杀害的人数已达到吓人的程度。施莱彻尔的朋友冯·勃多夫将军被射杀在他家的前门。勃列斯劳的代警察局长被人用短枪打得血肉横飞；一个党卫军骑兵军官在吸烟室内被暗杀。巴本新近有争议的演讲之讲稿执笔人僵卧在盖世太保监狱的地牢里——该监狱位于阿尔布列希特王子大街。在党卫军的监督下，里希特弗尔德兵营也在处决犯人。在这里被处决的有交通部长、“天主教行动”组织的主席，以及正在度蜜月却被揪了回来的卡尔·恩斯特。恩斯特的最后一句话是：“希特勒万岁！”

        冲锋队处在混乱中。有些单位已作了警戒，发了手枪，还受命去找卖国贼——结果却遭到党卫军的包围，受到拘押。其他人则在街头遭到希姆莱的手下的毒打，有些被当场枪杀。有些人榜上有名，或该捕，或该杀，但因有党卫军中友人为之说情而获得了饶恕。对数以万计觉得自己已为党牺牲了一切的人来说，这是个恐怖之夜，也是丢掉幻想之夜。

        直到晚上10时，希特勒的座机才在坦贝尔霍夫机场着陆。在机场迎接他的人寥寥无几——只有戈林、希姆莱、弗立契、数名盖世太保官员，以及一名警察。第一个步出座机的是元首本人，他穿着一件褐衬衣，打着蝴蝶结领带，外穿皮夹克，脚上穿一双军靴。“他没戴帽子，脸色白，没刮脸，有点发黄，又有点发肿。”一个盖世太保官员回忆说。与众人握手后，希特勒把戈林和希姆莱拉到一边，仔细地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希姆莱交给他一份名单。当元首的指头缓缓往下移动时，希姆莱和戈林两人在窃窃私语。三人前往上车时（后边远远地跟着一名警卫），希特勒透露出，罗姆本人不会被处决。他说，他曾向冯·埃普将军做过保证。戈林和希姆莱感到难办。如果叛乱头子得到宽恕，那么，一天来的屠杀便会被人耻笑了。车子上路了，三人还争执不下。

        冯·兴登堡总统对处决犯人一事泰然处之。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暴躁地对梅斯纳说：“我早跟你说过，几个月来，我一直让总理把罗姆这个不道德而危险的家伙关起来。但，很不幸，他就是不听。看看现在流了多少血吧！”

        次日，7月1日，天气冷热宜人。柏林人带着孩子在街头闲逛，似乎这是平常的一个星期天。对当局简短地宣布处决了五六个卖国贼，以及继续运送党卫军，等等，其意义有多大，这里很少有人明白。那些赋有接近元首的特权的人们却知道，元首正在经历他暴风雨般的生涯中最惨痛的危机之一。当天下午，危机达到了高潮，他被迫批准处决罗姆。希特勒宣判的死刑甚至还打上了爱怜的记号。他指示塞奥多尔·埃克旅长，给罗姆一个自杀的机会。

        埃克带着希特勒的口头命令和两名手下人员，来到施塔德尔海姆。此时天色未晚。开始时，狱长不肯交出罗姆，因为没有手谕。在埃克高声怒喝下，狱长只好就范，令一名狱卒将三名党卫军带至新楼474号牢房。罗姆光着上身，热得大汗淋漓，没精打采地坐在铁床上。

        “你把命丢了，”埃克说，“元首又给了你一个去得出正确结论的机会。”他把只装有一发子弹的手枪往桌上一撂，便离开了牢房。埃克在过道上等待了15分钟光景，仍未听见枪声，便拔出手枪，与两名副手一起，冲回牢房。“参谋长，做好准备！”埃克喊道。他发现，他的助手的枪在发抖，便说“镇静，慢慢瞄准”。两声震耳欲聋的枪声在这小小的牢房里震荡。罗姆倒下去了。“我的元首！”他气喘吁吁地喊，“我的元首！”

        “你早该想到这点，现在太迟了！”埃克说。此时是下午6时。逻辑上应首先死去的人却在最后被处决。罗姆一死，柏林地区——在里希特弗尔德兵营和哥伦比亚大楼（原是个监狱，后改作党卫军的行刑室）——之死亡名单上有名但仍未被处决者，也准备受死。

        由于权势友人和外国人常常驾车缓缓在他家周围出没，巴本尚在人间。星期日那天，多德大使在门口留下一张名片，上边写着：“希望不久能拜候您。”多德觉得，巴本是个不正直的懦夫，但又不免喜欢他。他之所以留下名片，“是要对纳粹的暴行表示抗议”。

        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人们仍知之甚少，当天晚些时候戈林对屠杀一事所做的冗长的解释，也未达到真正的目的。“清洗将无情地继续下去。”在向全体公民保证全国平静、元首已完全控制局势后，戈林这样宣布。冲锋队内的无法无天的分子将会被消灭。“人民必须明白，我们认真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们。”与任何一国发布的大多数公报一样，它是真理与捏造的大杂烩，给了公众一个去相信他们急于要相信的东西的机会：没有什么值得担忧的，只是做了一件可恶但是必要的工作，其方法又是光明正大的，目的还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公报发表后，紧接着又公布了冯·勃洛姆堡将军给国防军发布的命令，表示完全忠于元首。尽管对独立于“内围政治斗争”以外的说法诸多反对，它却生动地证明，军队已与阿道夫·希特勒血肉相连。

        即使在勃洛姆堡向公众保证危机已过去，屠杀却一直延续至7月2日清晨。在哥伦比亚大厦，一个见习军官将队长卡尔·施列耶从牢房中叫了出来。见习军官说：“奉元首命令，对你执行枪决。”施列耶曾目击3位同志被拉去处决，每半小时一人。“像别人那样，到水龙头下去洗洗脑袋。这样你会新鲜点儿，给人留下个好印象。”施列耶被押下楼梯，上了一辆小运动车——将被拉至里希特弗尔德处决。正在此时，一辆“麦塞蒂斯”开了过来，里边跳出一名卫队军官。他拼命在打信号。“停下！停下！”他喊道，“不能再有事了！元首已向兴登堡保证，枪决到此结束。”

        这是凌晨4时。在没有审判的情况下被屠杀的约有100人，或200人——准确的数字永远无法得知。

        星期一，天气炎热。这天在帝国全境内普通的德国人，都在暗自庆幸，那些野蛮的冲锋队终于被降服了。“谁也不爱罗姆及其暴发户军官，”记者德尔默回忆说，“即那些比恺撒时代的普鲁士卫队军官更傲慢、更目中无人、更在普通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旧日的饭馆跑堂、旅店的大班和深山的樵夫。他们骑着崭新的、款式高雅的摩托车，在街头耀武扬威。德国的小人物对他们，连同他们的摩托车在内，既怕又恨。”铲除了这些流氓的希特勒便成了他们心目中的英雄。

        兴登堡却在深思。冯·施莱彻尔将军及其夫人被惨杀令他深为不安，也使他下令调查。官方说，他们是拒捕才被杀的。这，他怎么也无法接受。与此同时，他又无法发泄其愤怒，只得又在纳粹起草的发给希特勒的一封贺电上签字。该电云：

        从呈交本人的多份报告中本人获悉，由于您的果敢行动及您之勇敢的亲身干预，一桩叛国案已被消灭于萌芽中。您救德国于危难。为此，本人向您表示最深切的谢意和感激。

        有这份支持证书在手，希特勒几乎获得了举国上下的支持。

        清洗虽然在国内获得了批准，在国外却不然。尖锐的文章或社论纷纷出现。国外的攻击虽然使希特勒畏缩，但其关心的首要问题是，他自己的人中怀疑自己可能受骗之风日甚一日。这些恐慌是人们的交头接耳之音产生出来的：例如，受害者之一是希特勒的宿敌即巴伐利亚州总督冯·卡尔，即啤酒馆起义时期“自食其言”的三巨头之一；音乐评论家威里·施密特是在房内拉大提琴时被捕，后来又被当作当地冲锋队首领的威廉·施密特杀害的。

        这些怀疑的种子虽然幼小，但它加剧了希特勒的不安心情。老友和老同志的被清洗确实使他恐惧，使他不敢抛头露面。他私下里让现已成为他之心腹的赫斯对被害者的孤儿寡母和亲属进行抚恤（是后悔使然）。赫斯使出了浑身解数，安慰音乐评论家的寡妇说，她应把丈夫之死看作是为一个伟大事业而献身。他也向她保证，帝国会给她一份养老金。格里戈尔太太和罗姆的母亲也得到了领养老金的许诺，但后者却断然予以拒绝——她不相信儿子是同性恋者（时至今日，他哥哥和嫂子仍断然予以否认）。她不愿要杀害儿子的凶手的一文钱。

        希特勒也试图与巴本和好，邀请他参加7月3日举行的内阁紧急会议，好像他从未被扣押似的。希特勒显得和蔼可亲，请副总理在平日的席位上就座。巴本大怒，说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要求单独与希特勒谈话。两人移至隔壁房间后，巴本把在他屋内抓人、自己的新闻官被杀一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希特勒。他要求对此事立即进行法定调查，并坚持要立即宣布他辞职。希特勒予以婉拒。于是，他便立即前往本德勒大街去见他的老友冯·弗立契将军。一见巴本，参谋总长竟睁大双眼，好像见鬼似的。“你看到了，我还活着，”巴本说，“不过，该阻止清洗了。”他问，“不是你弗立契首先阻止清洗的吗？”参谋长腼腆地解释说，“没有勃洛姆堡或兴登堡的明确命令”，他是无法行动的。前者“严厉地反对干预”，后者又找不着。

        在内阁会议上，冯·勃洛姆堡将军代表军队，对希特勒如此神速地粉碎了叛国分子表示祝贺。这就给了希特勒一个把他的残酷的行动变为有理的天赐良机。“船上发生叛乱时，”施维林·冯·克洛西克记得他说过，船长不能等到上岸后才采取法律行动，“他必须在起事的时间和地点采取行动”。

        内阁成员（包括司法部长在内，他的一个右派朋友被杀害）没有一个是反对的。接着，阁僚便着手去做他们被集合起来要做的事：颁布一项法律，“宣布6月30日、7月1日和2日所采取的措施”为合法，是“保卫国家安全的紧急措施”。

        要求辞职的官员并不止巴本一人。巴伐利亚司法部长也主动提出下台。“人们在大洋中间就弃船吗？”希特勒刻薄地说，“我跟许多人都吵过架，但我得把一切都紧紧结合在一起。我们是战争中的一支军队。”他辩解说，正义与革命是水火不相容的，“别忘了，每个革命都有它自己的受害者！”希特勒明白，对于清洗，弗兰克是反感的，但现在已无可挽回了。“我的死敌太多了。现在，一切都得靠我的权威。”弗兰克说，警方的权力太大，众多党员又将法律握入自己手心。希特勒回答说：“只有把政治需要交给其他机关，法律和监察才能为社会提供最佳服务！”

        对集中营越来越多一事，希特勒居然也有个答案：“如我与莫斯科一样，有广阔无垠的西伯利亚，那我就不需要什么集中营……世界上有谁在谈论布尔什维主义的数以百万计的受害者？世界上的犹太报刊之所以追逐我，是因为我反犹。斯大林先生是他们的心肝宝贝。”弗兰克把辞呈撕成了碎片。

        巴本却没有如此容易被说服。他坚持要他的新闻官的残骸——骨灰盒——并在施安贝格公墓举行适当的葬礼。希姆莱警告说，这可能会招来公众的游行示威，但巴本置之不理。他不但在葬礼上发表了一篇动人的讲话，而且还不断写信猛轰元首，对继续监禁其4名下级人员提出抗议，并要求对其新闻官之死进行公开调查。希特勒变换手法，装出一副耐心的典型的样子，劝巴本勿操之过急。他说，在48小时内国会将举行特别会议，听取关于清洗的全面解释。到那时，他将以元首的身份对发生的一切承担责任，包括“过分热情”时所发生的不幸事件。

        7月13日是星期五，克罗尔剧院周围戒备森严。一位老外交家评论说：“在其他国家，政府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情形我见过不少，但是即使在沙皇政府处于最危险的时期，我也未见过这种情形。”从总理府到讲台的路上，两边都有警察和党卫军重兵警戒，剧院的各个休息厅都被反复搜查。大小进口处都由头戴钢盔手执大刀的军队把守，礼堂内则安插了众多的便衣暗探。“美国、法国和俄国大使均拒绝出席——没有人看不出，在缔造政权的人们中，一个狂暴的、既敌对又恐惧的时期开始了。”

        上午8时，脸孔严峻的希特勒走上讲台。他扶住讲台，好像要保持平衡似的。他伸出一臂，生硬地行了个抬臂礼，接着便以较往常更严厉的声音开讲，似乎在向听众保证，他希特勒已再次控制了事态。关于清洗，他作了一个冗长而动人的解释。他解释说，清洗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各个集团采取了叛国的行动。他将这些集团称为“破坏分子”和“国家的病态敌人”。这可谓是在描述早期的他——以及他现在世界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以天生的讲故事者的技巧，描述了事态发展的全过程，一直讲到他如何戏剧性地做出决定，亲手参与平叛。他的表演，把剧院内的每个人都弄得有如吃了符咒——外国观察家除外。在全国，人们围在收音机前倾听他的讲话——同样被弄得神魂颠倒。在美国大使馆，曾发誓不再听德国总理讲话，除公事外不再与他会晤的多德大使（“一看见此人，我就有恐怖的感觉”）也在听希特勒的讲话，但不相信他所宣称的只有74名策划者——包括数名文官和党员——在这场丑闻中丧生。他也不相信处决了3名曾“不知羞耻地虐待过”在押犯人的党卫军之说。最后一说，显然是要说服巴本，曾屠杀像他的新闻官那样的无辜者的凶手已受到惩罚。这种言归于好的精神也以其提议特赦而延伸至那些曾参与反叛、尚未受到惩罚的人们身上。“德国人民所能得到的珍宝是内部的秩序和国内外的和平。让我们大家都为此承担责任吧。在这一历史关头，本人准备对过去24小时内发生的一切承担责任。在这24小时中，本人做出了生平最痛苦的决定；在焦急地考虑如何牢牢地掌握这个世界所赋予我们的最宝贵的东西——日耳曼人民和日耳曼帝国——的关键时刻，命运再次教育了我！”

        仔细挑选过的听众“唰”地站了起来，热情地向他鼓掌。就在高潮迭起的时刻，这次大会的主要目的也立时完成了：国会一致通过提案，把屠杀以“保卫国家安全的紧急措施”的名义合法化了。这样，希特勒便在事后获得了屠杀许可证。连片言只字的反对都没有。立法者将希特勒奉若神明，使他成为法律的唯一来源。

        批准希特勒对冲锋队进行残酷的清洗和杀害冯·施莱彻尔及冯·勃莱多夫两位将军的军方人士并不止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一人。军官团对两位同志之死竟泰然处之，对希特勒之所为视而不见，理由是，镇压起义是对国内和平的保证。“我们对这一事件的结论，”卡尔·邓尼茨回忆说，“完全受内阁决议的影响。这个决议援引了国家紧急状态条文，从法律上批准了所采取的一切措施。”

        军官们的感情感染了普通的士兵。几天后，部队进行了游行。当希特勒的敞篷车打一队士兵跟前驶过时，士兵们高声向他欢呼。“这种自发的游行，”法国武官报告说，“在德国军队中是罕见的。”

        敢于开口抗议的军官只有那么一小撮，而他们的领头人又几乎与兴登堡一样年迈。杰出的军官陆军元帅奥古斯特·冯·玛肯森曾数次打电话给总统，希望他能阻止这场血洗运动。但他所得到的回答总是说，“老头子”有病，不能说话。由于屡次受挫，玛肯森便亲身前往希特勒处，请求他重新建立公众生活的正常秩序。他的话打动了元首，使希特勒好一阵才说出话来：“可能是像您说的，元帅先生，但我也没法子。我不能走回头路。”

        玛肯森决心将真情告诉兴登堡。他协助草拟了一份备忘录，将施莱彻尔和勃莱多夫两将军被害的经过作了详细的阐述，并要求惩罚肇事凶手。它也敦促总统将勃洛姆堡、戈培尔、雷伊、牛赖特和另外两名纳粹分子逐出内阁，并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一个看守小组。提名中没有希特勒，大概是在军事专政下仍继任总理。

        这份备忘录的结尾是极富感情的：“阁下您曾三次挽救德国于水火；在达能堡，在战后，以及在您当选为帝国总统的时刻。阁下，请第四次挽救德国吧！在本备忘录上签字的将军和高级军官立誓忠于您和祖国，直到最后一息。”玛肯森在总参谋部斡旋，获得了24名将军和高级军官的签字，其中不少人与兴登堡和施莱彻尔同属一兵团。备忘录的押尾日期是7月18日，但于20日才抵达诺伊德克。然而，这个勇敢的行动却无济于事。这份备忘录很可能被他周围的人扣押；倘使他读到了这份备忘录，那他也未能采取任何行动。

        看来，德国社会各有影响力的阶层，若不是被吓破了胆，就是被争取了过去；原本是希特勒个人的灾难，最终却变成了他的某种胜利。清洗一举结束了长期来在折磨他的党的分裂主义。只此一举，冲锋队便一蹶不振。

        冲锋队之失便是希姆莱之得。在玛肯森的备忘录抵达诺伊德克的同一天，希特勒将党卫军晋升为一独立组织，允许它组织武装队伍。这对军方是个沉重打击。军队曾以其荣誉批准血洗冲锋队，结果却又碰上一个更强大的对手。

        党所付出的代价是小的：他丧失了许多最炽烈的党员即冲锋队里的理想主义者。“你必须明白，我们丧失了一切，”海因·卢克说（海因·卢克后来成了最受希特勒宠爱的奥托·斯科尔兹内突击队的中尉，颇受信任），“我们睡在厨房里的席子上，次日我们三人便以只值十文钱的方牛肉块作早餐。”在争夺权力过程中，卢克被捕20次，而他的经历并不是异乎寻常的。“到头来，说明白点儿，我们被出卖了。我们要的是个新社会，但是呢，我们却突然发现，反动派原来在我们这边。万岁！爱国主义！不再搞什么革命了。6月30日是运动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而运动现在正受到希特勒的破坏。”像卢克那样的人们，他们坚信，罗姆不过是想把希特勒拉回到革命的老路即社会主义上去罢了。“就是那个希特勒，在自己的营垒内造出了真正的敌人。就我和我的朋友们而言，作为人的希特勒已经完蛋了。”

        另一个年轻的冲锋队领导人，维尔纳·诺曼，也丢掉了幻想，且大为恼怒。他后来虽然当上了戈培尔的私人秘书，但这一切他是不会忘记的。“罗姆事件，”不久前他说，“对第三帝国的发展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首次目无法纪的非法行为，是获国防军批准，获全国的国家机构和法人的批准的。这完全是目无法纪的非法行径，但谁也未站起来说，‘适可而止，勿再发展’。连教会也不吱声。而这些人都不能说对此事一无所知。谁都知道发生的一切。我认为，这是结束的开端，此后便无可挽回了。”

        于是，在希特勒看来是处于受欢迎的顶峰时，在他自己的营垒内却存在着一条痛苦的深痕。数以万计的最活跃的纳粹分子将永远忘不了那个耻辱的周末。那些觉得受到希特勒出卖的冲锋队领导人，宣布了一种地下战争状态。几星期后，他们对党卫军所怀的敌意公开化了。那是在施特汀的普鲁士霍夫的餐厅里。当时，维克多·卢泽和约20个冲锋队员及3名党卫军司令在那里喝啤酒。“总有一天，”冲锋队的新司令酒后吐了真言，“6月29日的非正义的武断行动之仇是要报的。”卢泽公开威胁说，怂恿罗姆的是希姆莱和他的党卫军。“究竟是谁在埋头干所谓罗姆干过的事情？是冲锋队吗？这些兽行不是冲锋队的杰作，至少，不是冲锋队单独干的。另一方要坏得多。要我给你姓名吗？我可立刻把姓名拿出来！”有个党卫军的人想让酒醉的卢泽安静下来，但他却还在说，“我要说，就是明天被开除或送进集中营，我也要说！”

        一个月前，早在他的失败的意大利之行期间，元首曾向墨索里尼保证尊重奥地利的独立。这是个相当大的让步。因为将他自己的家乡“联合”进德国以建立大德国是他的最重要目标之一。尽管他做出这个许诺，他自己的党卫军并未停止向奥地利的纳粹提供金钱和道义援助。奥地利纳粹分子搞的是恐怖活动，用德国炸药炸毁铁路和电站，用德国的武器谋杀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总理的支持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个子矮小的陶尔斐斯却是个民族主义者，又是个独裁的反动派。他用终止议会政府的手段反击纳粹主义和社会主义。当年早些时候，陶尔斐斯镇压了左派的起义，对占领一家地产发展公司大楼的社会主义者进行炮击，直至他们投降。那时以来，他便集中精力消灭当地的纳粹。由于墨索里尼曾保证遏制希特勒，不让他进行报复，陶尔斐斯对纳粹的镇压便火上浇油。

        在罗姆事件后，传说纷纭。奥地利的纳粹也许就是在传说的鼓舞下采取直接行动的。更有可能的是，这是希特勒批准的，虽然没有证据予以证明。不管如何，他们突然于6月25日发动起义，其代号是“夏天节日行动”。中午时分，150名身穿奥军军服的纳粹突击队冲进位于巴尔豪斯广场的总理府，企图逮捕陶尔斐斯及其顾问。但由于走漏了风声，内阁成员除两人外全部脱逃，但勇敢的陶尔斐斯却留了下来。他喉咙中弹，子弹是在6英寸距离外射出的。正当他躺在血泊中无人理睬时，其他叛乱分子则在电台广播了他已辞职的谎言。

        起义的消息传到柏林后，受到了军官们的欢迎。德国新闻局草拟了一份声明，声明大意说，人民正义凛然地进行了起义。“不可避免的事件发生了。身在奥地利的德国人民揭竿而起，反对他们的压迫者、监禁者和行刑者。”当时正在白莱特参加瓦格纳庆典的希特勒，听到消息后，初则假装无动于衷，后来，到下午，他则担心起义可能会带来的反响。墨索里尼是否会怀疑他自食其言，并动用其优势兵力？（事实是，墨索里尼怒不可遏。这不但是因为希特勒自食其言，而且还有私人的原因：陶尔斐斯夫人和她的孩子们正在他家里做客，陶尔斐斯性命垂危的噩耗要由他转告她。）当晚，希特勒与瓦格纳的家属出现在他的包厢里，观看《莱茵河之金》的演出。但他是否看得开心，这还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躲在客厅里听电话的绍勃和布鲁克纳老在他耳朵旁传达公报的内容，有份公报使他不安：墨索里尼已下令在边境上集结步兵和飞机，以执行其援助奥地利的许诺。当大幕徐徐落下时，事态已经明朗：维也纳起义正趋于失败。希特勒回到瓦格纳家中时，年轻的弗里德林发现他“坐立不安”，说话也有点儿前言不搭后语。他的主要目的似乎是要赶往附近的演员餐馆，与名人混在一起，创造这样一种印象：奥地利纳粹之失败与他完全无关。

        当晚晚些时候，柏林传来消息说，陶尔斐斯总理已于下午6时逝世，但叛乱已被平息。希特勒连忙打电话至威廉大街，向国务秘书勃劳询问详情。勃劳回答说，德国驻奥地利代表里特公使正在谈判，要求将被捕的凶手安全地运到德国边境时，希特勒喊道，里特为何充当调停者的角色，此事与他毫不相干。晚11时，元首再次打电话给勃劳，进一步了解被逮捕的起义者的情况。“帝国总理，”勃劳在官方的备忘录中写道，“回答说，可将被驱逐出境的密谋者看管起来，然后再转至某个集中营。”

        希特勒走投无路，只好求助巴本（不久前因在他家里抓人而使他蒙受耻辱），请他撤换里特。巴本不同意，但希特勒坚持己见，还用爱国主义的名义向他祈求。巴本至少也可面谈此事嘛。为何就不能乘坐元首的专机飞往白莱特呢？巴本扛不过元首的一再坚持，于次日上午与他的儿子一起从坦贝尔霍夫机场起飞。南飞途中，巴本心烦意乱。这么多人，希特勒为何单单找他？是因为他曾反对奥地利地下纳粹的恐怖活动呢，还是因为陶尔斐斯与他是私交？抵达后，巴本发现元首“烦躁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不断谴责奥地利纳粹党的愚蠢和鲁莽，竟把他牵扯进如此可怕的局势里”。开始，希特勒拒绝了巴本的接受条件：解除他派的人任奥地利纳粹党指导员的职务。但是，当巴本提出，“他和我”之间做出选择时，希特勒让步了。巴本接受了这个职务。

        在客厅里，他碰上了一位老友，赫加尔玛·沙希特——他是帝国银行行长，是下一个要会见元首者。他也得到了一项重要职务——出任经济事务部部长。沙希特对帝国之进程大为不满，尤其是对新近清洗的扩大化。但与巴本一样，他说服了自己——他后来写道——他应接受此职，以助帝国一臂之力。“只存在一种由里往外工作的可能性，利用政府的每项活动，与这种制度的过分之处做斗争，使它的政策走上正常的轨道。”与巴本一样，他宣布他是暂时任职。他的条件是用提问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在我上任以前，我想知道您想叫我怎样处理犹太人的问题？”

        “在经济事务方面，”善于见风使舵的希特勒说，“犹太人可像历来那样干下去。”

        在外交方面有了巴本的帮助，在加速军备方面又有沙希特这个高手，希特勒便觉得可以安然渡过由于陶尔斐斯被杀害所带来的国外批评这个难关了。攻击得最厉害的是墨索里尼。他不仅致电奥地利副总理恩斯特·卢迪格·冯·施塔赫姆堡，说意大利将为奥地利的独立而战斗，还亲身前往维也纳去当面表达这种感情。“这个杀人犯的国家若是蹂躏了欧洲，那么，整个欧洲的文明也就完了，”他对施塔赫姆堡说。接着，他又攻击希特勒唆使维也纳叛乱。据施塔赫姆堡说，他激动得连眼珠子都在转动。“希特勒是谋杀陶尔斐斯的元凶。希特勒是罪人，应为此事负责。”他称希特勒是个“恐怖的性堕落者，是个危险的笨蛋”；说纳粹主义是“老日耳曼部落在原始森林里与罗马的拉丁文明做斗争的革命”。纳粹主义根本无法与法西斯主义相比。“当然，外表上有相似之处。两者都是专制，都是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两个制度都反对自由主义。但是，法西斯主义政权在意大利人民的伟大的文化传统中却是根深蒂固的。法西斯主义承认个人权利，承认宗教和家庭。另一方面，国家社会主义却是残暴的野蛮主义。与野蛮人群相同，它不给个人以权利，酋长主宰他的人民的生死。它所能产生的不外乎是烧杀抢掠和讹诈。”他喊起来了，“希特勒6月30日向世界表演的可怕可憎的一幕，是世界上哪一个国家都不能容忍的。只有准备杀人的这些原始的德国人才能容忍这种事情！”他继而说，陶尔斐斯被杀害，也许会有些好处。各列强或许能认识到德国危险，从而组织反希特勒大同盟。他说，联合阵线是唯一答案。“希特勒将会武装德国并发动战争——也许就在两三年内。我单独对付不了他。我们得做些事情，且得赶快做。”

        墨索里尼对希特勒和德国之反感竟到了这个程度，以至在公开场合他也表露出来。“三千年来的历史，使我们能够以至高无上的特权去看待阿尔卑斯山那边的某些教条。这些教条是恺撒、维吉尔和奥古斯都在罗马繁荣昌盛时期还是完全文盲的人民的后代教给他们的。”在第五届地中海国际博览会开幕时，他站在一辆坦克上面宣布，他私下说的带有污辱性的词句，例如描写德国人时用的“杀人犯”“谋杀凶手”等，也开始见诸意大利报刊。

        清洗带来的震惊，接着又如此迅速地出现了陶尔斐斯被杀害的事件，在兴登堡身上产生了明显的效果，他的健康迅速恶化，他已经卧床不起了。他的床是简单的铁床，他拒绝睡一张较舒适的床，理由是，他历来是睡行军床的。虽然觉得冷，他也不愿买一件长袍。军人是不穿长袍的，他嘟囔说。他没有钱买这些东西，而且又是个快死的人了。

        当元首得悉兴登堡的健康迅速恶化时，他还在白莱特。他于8月1日起至诺伊德克。同行人很少，其中包括两名公共关系专家。一行人受到冷遇。奥斯卡·冯·兴登堡将元首领至总统的卧室。“父亲，”他说，“帝国总理来了。”躺在床上的兴登堡，双目紧闭，没有反应。奥斯卡又将前话重复了一遍。元帅连眼也不睁，说：“你怎么早不来？”

        “总统的话是什么意思？”他小声问奥斯卡。

        “帝国总理直到现在才抽得开身。”奥斯卡对父亲说。兴登堡只喃喃说：“啊，我明白了。”在沉默片刻后，奥斯卡说：“父亲，帝国总理希特勒有一两件事想与您磋商。”

        这次，老头子突然睁开眼睛，瞪着希特勒，然后又双眼紧闭，一声不吭。也许总统原以为是他的帝国总理，他的——巴本。

        希特勒打房里出来时，“双唇紧闭”，不愿与人谈论所见之情形。当晚，一行人在芬肯斯坦庄园歇宿——那是拿破仑与瓦鲁斯卡伯爵夫人柔情蜜意的地方。主人建议希特勒睡“小下士”的床，但他断然拒绝了这个荣誉。

        次日，即使兴登堡尚在人间，希特勒内阁也通过法令，将总统办公室与总理办公室合并。大家投票一致赞成；巴本缺席，名字是委托别人代签的。这一措施于兴登堡逝世之日起生效——其实只在几分钟后。老头子死时嘴皮上挂着的话是：“我的恺撒……我的祖国！”他就死在铁床上，双手捧着《圣经》。

        谢谢这次合法政变，希特勒现在戴了两个头衔：元首和帝国总理。这意味着，他也是三军的最高统帅。他的第一个行动是把冯·勃洛姆堡将军和三军的总司令召来。“我们到了他的书房，”海军上将埃里希·拉埃德后来作证说，“希特勒叫我们到他的办公桌旁，说不用客气，也不必做作。我们是在那里宣誓的，他以三军最高总司令和国家元首的身份读一句誓词，我们跟一句。”

        四人读的誓词是：“我在上帝面前宣誓，我将无条件地服从帝国元首和武装力量最高总司令阿道夫·希特勒及帝国的人民。我以勇敢的军人身份，保证誓死遵守誓言。”

        这是史无前例的。从前的誓词只要求服从宪法和总统。这个对某人指名道姓的宣誓，在元首与每个海陆空士兵之间建立了私人的联系。然而，却没有哪位军官曾提过一星半点的反对意见，或对此举世无双的措辞提出过疑问。在这天结束前，三军将士人人皆进行了同样的、忠于个人的宣誓。

        兴登堡葬礼的第一阶段于8月6日在克罗尔剧院举行。人们抬着兴登堡的灵柩，从穿着灰色、褐色和黑色服装的冲锋队和党卫军的队伍前走过。这些意见分歧的队伍，也在忠于元首的类似的誓言下团结起来了。葬礼上奏的音乐是哥德达马隆的《殡葬进行曲》——这是颇有象征性的。

        次日中午，兴登堡入土了，地点不是在兴登堡生前所期望的诺伊德克，而是由于希特勒一再坚持，在元帅取得最大胜利的达能堡。兴登堡的遗体被放置在灵台上，置于战斗纪念碑的正中——这是个庞大的建筑物，上有8座四方塔楼，高达60英尺，每座塔楼上均有一把火炬。这不禁使弗朗索瓦·本塞大使想起了条顿武士建造的城堡。

        希特勒迈步上前去迎灵。直到演讲台上，希特勒才发现，他的一名副官把讲稿弄错了。于是，便出现了狼狈不堪的停顿场面。为何会停顿，欧洲各地的无线电听众肯定是百思不得其解的。但希特勒很快便镇定下来，即席发表了一篇讲话。这篇讲话是记者罗茨纳听他讲过的最简短的讲话之一。希特勒在讲话的末尾全面称颂了兴登堡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取得的成就。他的措辞可说是瓦格纳追随者的英雄，而不是与路德教正统派的身份相吻合的：“现在，让您进入英灵殿！”

        葬礼结束后，希特勒吻了兴登堡的女儿们的手。在威严的葬礼——如果不是机会主义的话——感召下，冯·勃洛姆堡将军冲动地建议，此后三军将士在与他说话时，不要像通常那样称“希特勒先生”，而称“我的元首”。希特勒接受了这一建议，反身回了柏林。在柏林，为进一步巩固其权力，他打电话给巴本，询问“老头子”是否留有政治遗言。巴本说，他会问问小兴登堡。希特勒说：“若能保证尽速将此文件交到我手中，我将感激不尽。”巴本立刻派一名贴身秘书前往诺伊德克。他带了两封封好的信回来。巴本立刻将信转呈给元首。巴本看得出，希特勒对信的内容是很不高兴的。希特勒冷冷地说：“这两封信是已故总统写给我个人的。是否发表，何时发表我以后再定。”于是谣言四起，说希特勒有意扣押这份遗言。由于在外国记者中闹得满城风雨，汉夫施坦格尔不得不在喝茶时提出这个问题。“告诉你的外国朋友，请耐心等待到我们将它正式发表吧，”希特勒反驳说，“那帮谎言家怎么想，我不在乎。”

        8月15日，这份遗言终于发表了。它赞扬了希特勒及其政府所取得的成就，还强调了军队作为新政权的“象征和坚定的支持者”的重要性。首都有人在议论，这份文件是经兴登堡回忆录的编辑篡改过的，说奥斯卡·冯·兴登堡及他父亲的顾问梅斯纳在这一欺骗中是串通一气的。后来，奥斯卡在电台向全国发表讲话，发誓说，他父亲历来是支持希特勒的——这反而使谣言听来有点可信。这虽然很讽刺，但奥斯卡却没有撒谎。尽管兴登堡对希特勒政权的某些方面反感，他却把希特勒看成是自己的继位人。

        奥斯卡的讲话是大可不必的，因为此时的希特勒业已得到了德国各社会阶层的强大的支持。连“德国犹太人全国协会”也发表文告支持他。这样，到了8月19日，几乎90％的德国人都自由地投票赞成阿道夫·希特勒成为兴登堡的继位人。他们这样做，也是批准他的纲领和领导，将他朝独裁方向推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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