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天不亮就被人叫走了。

        隔壁的接生婆老福去水码头洗菜，顺便告诉我，父亲和村里的壮劳力都被派到青龙山去了，不知去做什么。他说恐怕要很晚才回来，让我有空给圈里的羊喂点草，中午就去婶婶家吃饭。

        我刚给羊喂完草，就看见同彬踩着高跷，一颠一颠地走到我们家门口，来了一个漂亮的转身，得意地望着我笑。我问他，村里的大人们去青龙山干吗去了？同彬再次让高跷离地，反向腾空，转了半圈，向前打了好几个趔趄，这才算把高跷稳住，“屌毛！差一点摔我一跟头。听说青龙山那边发现了铁矿，要搞什么大会战。我妈和赵会计也去开矿了，我一个人乐得自在。”

        同彬所说的赵会计正是他爹赵长生。他以前是大队的会计，去年秋收时偷了一袋小麦回家，被赵德正给免了。会计一职，改由高定国担任。

        同彬还说，“老家伙”让我去一趟，马上就去。“谁知他葫芦里卖什么药？”同彬传了话，就踩着高跷，沿着池塘边的小路往西去了。他说要去祠堂前的大晒场练练后空翻，可刚走到红头聋子家的山墙边，就摔倒在他们家的茅坑上，溅了一脸的粪。

        师娘冯金宝正在门首照壁前晒被褥。我低低地叫了她一声“冯先生”，师娘笑呵呵地应了一声，告诉我赵先生正在杩子上出恭，让我等一会儿再进去。平常，赵锡光不让我们叫她师娘，而要叫她冯先生。称呼女人为先生，听上去多少有点别扭。可赵先生说，师娘原本也读过书，按老规矩，应该叫她先生。我们只能照办。据说，老两口坐在家里吃顿饭，也要“先生请”、“娘子请”地谦让半天，互相争着往对方碗里夹菜。可是，据同彬说，两人一旦闹起别扭来，发了急，与村里的愚夫愚妇 “一个屌样”。赵先生拍胸打肚，婊子长、婊子短地骂不绝口，而师娘骂起赵先生来，也是一口一个“烂屌芯子”。

        赵先生穿着一件褐色的绸面印花棉袄，头戴绒线暖帽，端坐在书房的写字桌前，像是正在给什么人写信。他背后的墙上，有一幅《溪山狩猎图》。旁边还挂着一副字，据说是周蓉曾的手笔：

        我们每天上课时，都看着这副字，却始终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倒是先生书桌上的那对乌木镇尺，写有对联一副，读上去通俗易懂：

        书房的北墙，有一扇木格子窗，露出后院的一角。檐下挂了十几张纱布虾网，还在不住地往下滴水，空气中隐隐有一股腥味。东北角的一棵海棠花树上栖息着两只白鹭，深黑的枝条上，缠着去年的丝瓜藤，衬出一派蓝色的晴空。院子里的大片空地暂时还荒着。每年的七八月间，当火红的罂粟花开满了院子时，我在阁楼上远远就能望见。赵锡光偷偷地在院里种罂粟，已经很多年了。到了秋末，赵锡光摘下棉桃似的果实，用小刀划开桃壳，挤出白白的汁液，用来熬制鸦片膏。

        “说吧，腊月二十九这一天，你和你爸到什么地方去了？”赵锡光用嘴唇抿了抿毛笔尖，皱着眉，继续写信，头也不抬地对我说。

        我忽然记起，父亲曾私下嘱咐我，不要将去半塘走差的事告诉别人，只得胡编了一通瞎话来对付他，“山脚下的驼背老舅三十晚上生人，今年八十岁，也是个烈属。我们去给他做寿。”

        赵锡光没吱声。直到他终于写完了信，把笔一扔，两只鹰隼似的眼珠直勾勾地看着我，嘴角逼出一丝冷笑来，对我说：

        “村里人（这时师娘推门进来，先生招呼她：你也过来坐坐），村里人都叫你呆子，对不对？我也差一点被你骗了。你呆吗？”

        这句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我意识到，在这样的场合，无论我表示肯定或否认，都是极不合适的。

        “其实，你一点都不呆。村里人才是呆子。别跟我翻白眼好不好？你脑子里的鬼点子一点都不比你那没出息的爹少！”先生怒威渐盛，口气也变得峻厉起来。

        师娘见状，赶紧打圆场说：“你好好说话，可别吓着人家孩子。”

        我知道，倘若一味死扛硬顶，先生接下来就要走过来揪我耳朵了。他过来揪我耳朵也不要紧，只是我受不了他嘴里那股难闻的大烟味。说实话，赵先生还是第一次这么认真地跟我说话。应当说，与礼平相比，先生平时很少骂我。就算我背不出书，他也只是打个哈欠，摆摆手，让我离开。这倒不是他有意对我另眼相待，而是我这样一个人，也许根本就不值得他较真吧。因此，你可以理解，当我怀着对父亲深深的愧疚，将半塘走差的全部过程向他和盘托出之时，心里多少也有一点自己终于受到了认真对待的受宠若惊。

        先生听完了我的话，与师娘对望一眼，半晌不说话。

        最后，师娘怒气冲冲地说：“如今不是新社会吗？不是有婚姻法吗？春琴那孩子，才多大年纪？顶多也就十五六岁，怎么能说嫁人就嫁人呢？我原本想再等上几年，把她说给定邦。她娘也是应承过的，风都放出去了，这大呆子冷不防插上一脚，什么意思嘛！四儿也真糊涂，红口白牙许了我，怎好说变卦就变卦？再说了，他赵德正，轿夫出身，家里穷得连根针都找不见，日子怎么过得出来？要不，今天下午我就到半塘跑一趟？”

        “没用的。”赵先生说，“你那老表妹吃了呆子的魔法，五迷三道的，早就失了心性。你去了，这话怎么说？依我看，这事不简单！一年不到，家里先后死了三个人，怎么说都有点邪门。这事不简单！”

        赵先生再次冲我摆摆手，示意我可以走了。

        我走到他们家天井里，还听见书房里飘出一句话来，是先生说的：“都说瓦注者巧，金注者昏，呆子这个本钱下得可真大呀！”

        说真的，刚才，师娘与先生的那几句话，我有一大半都听不明白。可从他们的口风判断，春琴要嫁给的那个人正是大队书记赵德正。不要说赵先生和师娘，就连我听了，也觉得两人不般配。不知为什么，一想到春琴就要落到又老又丑的赵德正手里，我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受。我本来是要去池塘前的打谷场上找同彬的，却没头没脑地过弄堂，来到了后村婶婶家的大门前。

        不过既然来了，时间也到了中午，那我就进去吃口饭吧。

        奇怪啊！刚才，我明明瞅见婶婶坐在门前的碌碡上，跷着二郎腿正在吃饭，怎么一眨眼的工夫就没影了呢？这才多大工夫，婶婶家的大门忽然关得严严实实。我敲了半天的门，堂哥赵礼平这才把门打开。婶子和堂妹赵金花坐在一张矮桌边，都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我。婶婶问我有什么事。我那时已经感觉到气氛有点不太对劲，还只得硬着头皮对她说，我是来吃饭的。

        “吃饭？”婶婶笑了笑，“这时候哪还有饭？我们早就吃过了。一粒米都不剩。真是不巧，你要是早来一步就好啦。”

        我的堂哥礼平飞快地摸了一下他的小油嘴，也在一旁帮腔道：“早上剩了点红薯粥，我们早就喝了个精光，没啦！”

        我那小堂妹赵金花，那时才五六岁，竟然也跟着他们拼命地点头。我后来一直不太喜欢这个堂妹，甚至于有点厌恶，大概跟记忆中这个铭心刻骨的场景有点关联吧。我瞅见婶婶家的灶台上还冒着缕缕热气，空气中弥散着一股好闻的香味。不用说，那是青蒜末和腊肠丁混合着焦米饭的特殊香气。我只好自认倒霉。

        父亲不是会算命吗？他或许已算出我去婶婶家讨碗粥喝，大概没有多大问题，却没有算出他们家煮了珍贵的蒜末腊肠焦米饭。为了不至于让自己的处境显得过于可怜，我假装没事人似的冲着婶婶笑了笑，说：“没关系，爸爸早上出门，在锅里给我烙了张大油饼。我回家去吃油饼好啦。”

        没想到，婶婶一听我这么说，立刻就把脸沉了下来，“你说你这孩子，怨不得人家叫你呆子呢！你们家明明有油饼，还到我家来要饭吃！”

        “要饭吃”三个字锥心刺骨。我拼命地咬着嘴唇，尽量不让自己的眼泪掉出来。跟婶婶告了别，我迈开大步往家里走，就好像家里真有油饼等着我似的。我走到弄堂口，迎面撞见叔叔披着一件漏着棉花的灰袄，手里拿着一根剥了皮的杨树枝，赶着他那头白花花的大猪郎，正朝我走过来。叔叔张口就问我吃过饭没有。我只能据实以告。叔叔愣了半天，用杨树枝在公猪的屁股上抽了一把，像是赌气似的对我说了一句：“你跟我来。”

        我跟在叔叔身后，一步也不落下。他去猪圈，我就跟着他去猪圈。叔叔把猪郎牵到猪圈里，往公猪的食槽里扔了一把青草，在猪栏外的木桶里抄水洗了洗手，这才进了屋。这一回，婶婶打量我的眼神里，嫌恶和愤怒已经懒得掩饰了，似乎在问：你又来干什么？

        叔叔把裤子往上提了提，对婶子说：“我哥一大早就被队上派去青龙山开矿了。他在姚家桥遇见我，叮嘱我给孩子管顿饭。你给他随便弄点吃的吧。”

        婶子道：“我们自己也是有上顿没下顿的。喝了早上剩下来的一点粥汤，这会儿肚子还在咕咕叫呢，哪来吃的呀？”

        婶子公然地给叔叔递眼色，毫无防备之心，大概是打心眼里认为我就是个呆子吧。叔叔是个实诚人，听见她这么说，就吩咐道：“那你赶紧舀点面来，好歹替他摊一张面饼，点点饥吧。”

        没想到，叔叔这一说，婶子突然就暴怒起来。她随手将抹布往灶台上使劲一丢，指着叔叔的鼻子骂道：“狗日的，这么不明事理！成天牵着你那猪郎，日完东家日西家，我看你是日昏了头！你哥哥放个屁，闻着也是香的，他的话就是圣旨啊？吃了黄狗屎，不识好歹。我们家哪来的面啊？过年包馄饨的面，还不是到更生家借出来的？”

        被婶婶这一骂，叔叔也没了主意。他抄起一张葫芦瓢，从水缸里舀了一瓢水，咕咚咕咚地灌了下去，把瓢一扔，推开门，到里屋“挺尸”去了。他这一走倒不要紧，落下我一个人，实在不知如何是好。在那个时刻，我忽然对广播里天天在说的“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句话，有了更为深切的体会。

        事到如今，我已经忘了那天中午我是如何离开婶子家的。只记得，当我经过婶子隔壁的更生家时，更生的老婆突然从门里出来，让她儿子永胜给我送来一个染有红点的馒头。

        父亲从青龙山回来的时候，已是满天的星光了。他没有像往常那样轻手轻脚地走路（惟恐把我吵醒），而是一进门就兴奋地喊我起床。我在睡梦中被他吓了一跳，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呢。我穿好衣裳，睡眼惺忪地从阁楼上下来。父亲已经把带回家的一大碗白米饭，隔水蒸热了，端到了我面前。

        那碗白米饭上还盖着一层萝卜烧肉。我用筷子扒拉了一下，肉只有两块，也不像父亲吹嘘的那样又大又肥。父亲将落在蓝布包袱上的饭粒捡起来，塞到嘴里，一边得意地问我，是不是很长时间没有闻到肉味了？他坐在桌边，抽着烟，一动不动地看我吃饭。我每吃一口，父亲的喉结就缩一下。我不由得停下筷子，问父亲有没有吃过饭。

        他想了一想，说：“要不你给我剩一口？你要是饿，全吃光了也没事。”

        听父亲这么说，我就知道他没有吃饭。很有可能，这碗饭本是他一天的伙食。他走了十多里地，给我捎回来，就是为了让我闻闻肉味。我只吃了小半碗饭，用筷子将那两块肉埋在碗底，装出吃饱的样子，对父亲打了个饱嗝，就上阁楼睡觉去了。父亲央求我再多吃一点，我没搭理他。

        我站在阁楼的小木窗前，看着父亲坐在灶前的板凳上吃饭。当他吃到我藏在碗底的那两块肉时，我看见他的肩膀剧烈地抖动，开始抹眼泪了。这是我第二次看见父亲流泪。第一次是在去年夏天，我因为吃了伴着龙糠的油泥，拉不出屎，肚子胀得像鼓一样，父亲往我嘴里灌韭菜汁时，哭过一回。

        父亲在灶堂里流泪，我也在阁楼上哭。

        父亲并不在乎我知道他在哭。

        我也一样。

        那天的后半夜，我蒙眬中听见父亲蹑手蹑脚地爬上楼来，在我的床边坐了很久。就在黑暗中那么呆坐着，不说话。我背过身去装睡，也不搭理他。后来，在不知不觉中，真的睡过去了。

        第二天一早，我起床后，发现自己的裤腰带不见了。哪儿都找不到。开始，我有点疑心，会不会是父亲把我的腰带自己拿去用了，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太可能。父亲凡事心细如发，不会如此行事。

        我揪住裤腰，从阁楼上的梯子上下来，发现那根腰带在父亲的床铺上被摆成了一个圆圈。父亲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我拿开腰带，掀开被褥，发现里面有一个用麻布衬衫包裹的圆鼓鼓的东西。打开衬衫，里边是一个大号搪瓷缸。揭开瓷盖，里边有一个烤白薯，还有半截玉米。手一摸，还是热的。

        我坐在门口的路槛上啃玉米，看着被风吹皱的塘水。隔壁的老福奶奶带着一个四十出头的女人，来到了院子里。老福手里捏着一把湿淋淋的芫荽，对那个陌生女人道：“这就是他家。”随后又转身嘱咐我说，爸爸让我寻点草来喂羊，中午就去德正家吃饭。说完，她就颠着小脚摇摇摆摆地走了。

        那个妇人身穿黑棉袄，头戴绿方巾，颧骨高耸，脸颊被北风吹得红红的。大脚，大手，大脸盘。说的是江北话，满脸带着笑。

        她说她从泰州来，早上坐头一班船到大港，然后一路打听，来到了我们村。她没说有什么事，只是问我父亲什么时候回来。随后，又反复追问我，到了天黑，父亲会不会一准回来。听她的口气，她本来是准备呆到天黑的，只是到后来临时又变了卦。

        她在跟我说话的时候，毫无必要地把我拉到身边，用两腿紧紧地箍住我。摸我的手。摸我的胳膊。摸我的头。最后，她又让我坐在了她的腿上。她的眼睛里亮汪汪的，身上有一股好闻的香味。我还是第一次与一个女人挨得这么近，有点不太习惯，下腹部有一阵既舒服又难受的抽搐。

        她摸了我半天，忽然问我，家里有没有石碱？我在水缸边的灶台上找到一块石碱递给她，她就起身烧了半锅水，把我按在木盆里，给我洗头。洗完了头，又帮我洗了脸，洗了脖子。满盆的清水不一会就变得乌黑。她在给我洗头的时候，告诉我三句话。她让我牢牢记住这三句话，一字不落地转告父亲，而且只能在我和父亲两个人的时候，也就是说，在绝对没有第三个人在场的情况下，才能把这些话告诉父亲。要是别人问起，“打死了也不能说”。

        第一句，泰州那边来人送信；

        第二句，南通的徐新民被抓，事情不太好；

        第三句，要做最坏的打算。

        她说完了这三句话，又让我重复了两遍，这才放心。我问她，“徐新民”是哪三个字，妇人说，她也不懂是什么字，只晓得是这个音。据此，我马上就可以判断出，这个女人不识字。她从门背后找来一块围腰，替我把头擦得干干净净。然后，她又端详了我半天，轻轻地碰了碰我的脸，说了一句让我终身受用的话：“我还从没见过眉眼生得这么俊秀的孩子。”通过这句话，我对自己的相貌第一次有了一个基本概念。她在我肩上拍了一下，让我到院子里去呆一会儿，顺便把头发晒干。正因为多了“顺便”这两个字，我立刻意识到，她是在把我支开，以便用一下我们家的马桶。

        妇人来到院中，抬头看了看天色，对我说，她得赶紧走了，一会就要变天了。下午会有一场大雪。

        说实话，虽说她嘱咐我的那三句话，已经在我们之间建立了牢固的信任感，对她的离开，我多少有那么点依恋不舍，但她说下午会下雪时不容置疑的口吻，使她的形象再度变得陌生起来。我不得不再次抬头打量她。我觉得她是在说梦话。太阳还好端端地在天上挂着呢！一朵朵雪白的云絮，堆在蘑菇房的屋顶上，瓦蓝瓦蓝的天空下，没有一丝风。更何况，眼下早已开了春，池塘边的柳枝上已经垂下缕缕鹅黄色的丝绦，这时节怎么会下雪呢？

        她已经沿着风渠岸边的大路往前走了一段，好像是想起了什么事，又转身走了回来。她来到我身边，也不说话，抓过我的一只手，塞给我两块包着玻璃纸的水果糖。我看见她的身影在风渠岸的大坡上一点点地变小，一会就看不见了。过不多久，她头上的绿方巾，又在对面的土坡上一点点地变大，一直升到坡顶，然后向西，很快就消失在一道灰蒙蒙的山梁背后。

        我对于父亲让我去德正家吃饭感到困惑不解，也可以说有点恼火。好像他嫌我昨天在婶婶家所受的折辱还不够似的。德正家正在起房造屋，家里木匠、泥瓦匠、帮工一大堆，饭菜自然不会差，但在我眼中，德正要比婶婶可怕一千倍。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不过，父亲既然这么吩咐了，恐怕自有他的道理吧。我是抱着父亲交代给我的某种使命（而非单纯的口腹之欲）前往德正家的。我还带上了竹篮和镰刀，打算吃完饭就去他们家后面的磨笄山寻草。有了竹篮和镰刀打掩护，我心里踏实了一些——一旦在德正家碰了壁，没人招呼我吃饭，我就可以装作是出来寻草的，悄悄走开就是了，面子上也不至于太难看。

        我走到红头聋子家的小院边上，迎面遇见唐文宽挑着粪桶站在了路当中。他朝我不怀好意地傻笑。我要从篱笆这边穿过去，他就用右边脏兮兮的粪桶挡我的路；我要从挨近池塘的一边绕过去，他又用左边的粪桶来拦我；我要从他扁担下钻过去，唐文宽就蹲下身来。没办法，我只得停下来与他搭话。他见我站住了，索性歇下担子，把扁担往粪桶上一搁，坐在担子上与我说话。他的笑有点不太正经。

        “你妈妈来看你啦？”

        “我妈？在哪里？”

        “刚才从你们家出来的那个大屁股女的，不是你妈妈？”

        “她不是我妈。她从泰州来，给我父亲捎口信来的。”话一出口，我就被自己的轻率吓得魂飞魄散。那个好心肠的女人再三叮嘱我，不要把她到访的枝节告诉任何人，可她人还没走远，我就已经将这个秘密泄露给了第一个遇见的人。好在唐文宽对这些不感兴趣，他继续一本正经地朝我眨眼睛，笑道：

        “傻孩子！她就是你妈妈。我认得她。如果我是你的话，现在就去追。别愣着呀，放下篮子赶紧去追。她这会最多走到十八亩，你要去追，完全来得及。快跑，咚咚地跑！抄近路，追上她，什么都别说，缠着她，跟她回家。她们家就住在城里的糕饼街。右边有一个油条铺子，左边有一个麻花铺子。她家里养着两只雀子。一只金雀子，一只银雀子。每天早上，金雀子从油条铺子叼回一根油条，银雀子从麻花铺子衔来一根麻花……”

        我知道他在愚弄我，可也拿他没办法。他就喜欢与村里的孩子嬉闹，一旦编起故事来，出口成章，用不着打底稿。这就好比在他家听说书，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哪些故事是书上写着的，哪些故事是他随时编出来的。关于我母亲的这篇故事还没有说完，他老婆王曼卿已经在水码头边叫他了。唐文宽笑嘻嘻地站起身，挑起粪担，似乎意犹未尽，又对我说了一大串古里古怪的话，我连一个字都听不懂。每当他说出那些谁也听不懂的鬼话时，总是一动不动地观察我们的反应。他大概很喜欢欣赏我们脸上疑惑不解的神情吧。说怪话，是唐文宽与孩子们恶作剧的最后一幕，好比餐后的点心，而最后，照例是旁若无人的哈哈大笑来收场。

        好不容易摆脱了唐文宽的纠缠，我刚走到祠堂边，就看见堂哥赵礼平也拎着篮子，从柏生家的草垛边闪了出来。我有点不想搭理他，就装出没有看见他的样子，并暗自加快了步子。

        礼平很快就撵上了我。

        他问我到哪里去。想到昨天中午他对我的无情无义，我故意大声对他说：“赵德正请我去家里吃饭。”礼平明显地愣了一下，似乎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他并没有就此放过我，像影子一样在我身后紧紧地跟着。我走他走，我停，他也停。每往赵德正家走近一步，我对他的厌恶就增加一分。

        有两个妇女在打好的地基上往墙缝里灌浆。德正和更生两个，拉着尼龙绳，正在地上撒石灰线。我到了近前，故意在德正身前身后晃悠，以便让他看见我，好招呼我去吃饭。可德正画完了石灰线，又帮着马老大拌麦秸泥去了。直到马老大问我，那个戴绿方巾的女人打哪儿来、是我们家什么亲戚时，德正总算是意识到了我的存在。他转过身来，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礼平，“吭”的一下擤出一把鼻涕来，搓了搓手，慷慨地对我们命令道：“你们两个小鬼，这时候才来？赶紧去吃饭！”

        他说的是“两个小鬼”。明明白白。我和礼平同时扔掉了手里的草篮和镰刀。在奔向饭桌的过程中，礼平跑得飞快，把我扔下了一大截。

        德正家的新房就建在磨笄山下。除了几座坟包和一丛丛的杂树，附近没有一户人家。因为新房还没有建起来，没有生火做饭的地方，赵德正就借了离那儿最近的小武松家，给木匠和泥瓦匠供饭。我和礼平一口气跑到小武松家，工匠们早已吃完了饭，歪在桌边剔牙了。虽说饭桌上只剩下了些冷菜残羹，但没有大人的管束，我和礼平都吃得十分尽兴。等到小武松的老婆银娣把一碗剩汤热好了重新端上桌来，我们因吃得太多，已经感到微微有些头晕了。

        从武松家出来，礼平建议我们去山上的便通庵寻草。他腊月里曾去过一次，便通庵前的池塘边长满了肥嫩的青草。去便通庵要翻过一座山包，路途虽然远一些，但我们撑得满满当当的肚子，正需要一段山路来消食。

        我在路上吃了一颗糖。我把漂亮的玻璃糖纸剥开，将糖捡入口中，再将红色的糖纸在手心里抚平，凑在阳光下，两面看了看，这才小心翼翼地将它叠好，放入裤兜中。整个过程，多少有点炫耀的意味。我原以为礼平会立刻跟我要糖吃。如果他要，我当然会给。可礼平一声不吭，假装没看见。那颗糖反而成了负担。等到我们开始爬山的时候，礼平一只手箍住我的肩膀，假惺惺地对我笑道：“你嘴里什么味？怎么这么好闻？”我马上就把兜里的那颗糖掏了出来，给了他。

        我们走到半山腰的树丛里，看见雪兰拎着满满一篮猪草，后边跟着她弟弟小斜眼，正从山坡上下来。礼平就叫住了她，要和她斗草。雪兰看了看礼平，又扭头看了看我，也不说斗，也不说不斗，而是怯怯地笑了一下，对我们说：“你们两个都有糖吃，哪来的？能不能也给我一颗？”礼平就笑嘻嘻地朝她走过去，将脸凑向她耳边。雪兰傻呵呵地笑着，主动把耳朵侧向他。小斜眼拽着姐姐的裤子，仰头看着他们。礼平说：“你嘴巴张开，我把糖吐在你的舌头上。”

        雪兰的脸陡然阴沉下来，凶狠地瞪了我们一眼，对着礼平骂了句“我日杀你家妈妈”，一把拽过她弟弟，头也不回地走了。

        站在磨笄山的山顶，矗立在对面山梁上的便通庵便可尽收眼底。这座古庙不知何时所建，我们只是听说，村里的媒婆马老大在还俗之前，曾在这座寺庙里修行多年。这座荒寺是我们大队最北的边界。寺庙的北坡下，有一道清澈的溪流，人称“金鞭湾”。金鞭湾月牙形的河道围住了一个蓊蓊郁郁的小村庄，名叫“野田里”。

        野田里再往北，就是滚滚长江了。

        便通庵虽说近在眼前，仿佛伸手可触（我甚至能够看见池塘里凫游的野鸭），但要走到那里，却并非易事。因为它与磨笄山之间还隔着一条长满荒草和荆棘的深壑。在闹饥荒的那些日子里，父亲成天躺在床上，眨巴着眼睛算命。他最终算出的结果是：既然便通庵的池塘夏天开满了荷花，到了深秋时节必有莲藕可挖。可是，当父亲叫上瘸腿的叔叔，扛着铁锨，提着马灯，连夜赶到那里的时候，还是晚了一步。那座池塘早已被人掘地三尺，翻了个底朝天。

        “还去吗？”礼平缩着脖子，抖抖嗦嗦地朝便通庵的方向指了指，语调中有一丝为难和担忧。我立刻就明白了他为何要这样问。刚才还是好好的晴天，转眼间已变得一片昏黄。风向稍稍偏向东北，大片的乌云缓缓地朝我们头顶压过来，细盐似的雪粒，扑扑簌簌地打在我们身上，在山上的乱石中跳跃着。紧接着，雪珠变成了雪霰。很快，雪霰又变成了纷纷扬扬的飞絮，天空转而变得阴暗沉黑。

        不大一会工夫，在漫天的雪幕中，便通庵已经看不见了。

        一直等到地上有了一层积雪之后，我和礼平才转身往家走。我的脑子里一直在想着上午来家的那个女人。这个来无踪去无影、头戴绿色方巾的妇人居然如此神通，明显不是一般人。她大清早急匆匆地赶来送信，想必有什么大事正在发生。如果她的家果然在泰州，如果她走得足够快，这会儿应该已经在过江的船上了吧。

        我又想起了“徐新民”这个名字，想起了她让我转告父亲的那三句话。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有些害怕起来，周身掠过一阵冰冷的颤栗，心里像是压了块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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