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或许还记得，尽管我父亲很早就去世了，但我在这个世界上并非孤身一人。我还有一个母亲。她一直生活在传说中。她的存在，对我而言，也可以说就是不存在。我一会儿听人说她在合肥，一会儿又到了什么襄樊。随着那两位负责外调的军人的到来，我终于知道，她如今就在南京。

        如果说，在这么多年的岁月中，我很少想起她来，那当然不是事实。不过，我有自己对她的记忆方式——那就是遗忘；我也有自己渴慕她的方式——那就是“只当她死了”的冷漠与憎恶。在父亲下葬的前一天，我曾问过老福奶奶，假如我母亲听说父亲过世了，知道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会不会突然回来？那时，老福奶奶正和老鸭子、马老大她们几个，在我们家门前的灵棚里张罗着做丧服。她扭过头来，用一种既悲悯又吃惊的眼神望着我，似乎在说：“你这孩子，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但她还是擦了一下眼泪，朝我笑了笑：

        “没准吧。”

        应当说，在那段悲惨的日子里，正是期望着母亲突然从天而降的幻想，多少减轻了我的悲哀和恐惧。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没有得到过她任何准确的讯息。每当看见邮递员骑着自行车沿着风渠岸边的大道，一路颠跳着来到村子里，我也曾怀着一个收到母亲来信的可笑梦想。她从来没给我写过一封信。可是现在，在事先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这个被人尊称为“首长”的女人，知怎么就忽然想起来，她还有一个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儿子。她用军用吉普派来了神秘的使者，要接我去南京同住。全村的人都在替我高兴。老人们得到这个讯息，都无一例外地抹起了眼泪，用老福奶奶的话来说：

        “毕竟是母子连心。老天爷终于开眼了。”

        我不知道，这事是福是祸，也不知道应当为此事感到高兴还是悲伤。我这个人，从未出过远门，对于村庄以外的人和事，都感到莫名的畏惧。我在很早以前就有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像我这样一个人，似乎不配有更好的命运。打个比方说，一只在黑暗的罐子里孵卵、长大、老死的蛐蛐，一旦跑到了炽烈的光线下，是好是坏，我也说不清。另外，当我意识到自己即将告别这个村庄时，一种陌生而强烈的依恋之感，不知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就像一枚看不见的铁钩子，紧紧地钩着你的皮肉，牵着你的心。

        请原谅，我这里扯远了。其实，我真正想说的是，在我母亲决意将我“召回”之时，我对这件事情的疑虑和冷漠，与村里人众口一词的艳羡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我的郁郁寡欢和前途未卜的不安，很快就抵消了最初的那点可怜的虚荣。甚至，在我内心，我宁愿此事未曾发生。

        依照本乡自古以来的风俗，腊月二十九这一天，是家家户户除灰掸尘的日子。所谓的掸尘，指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洒扫庭除，而是要在一根长长的竹竿上绑上竹枝，掸除屋顶瓦楞上的灰尘。父亲死后，十多年间，我从未掸过尘。你可以想象，我们家的屋顶、梁柱、瓦楞上积了多少蛛网，而蛛网上又有多少蚊虫、飞蛾的尸体！除此之外，我们家的墙壁上还覆满了一个个铜板大小的圆点——那是不知名的小虫的分泌物形成的翳斑。如果你小心揭下它，可以用来制作笛膜。

        那天早晨，我起床后，照例去村西的牛圈出粪。出完牛粪，还得清除尿迹，撒上干土。随后，我照例要带牯牛去风渠岸边喝水，再给它们换上新鲜的草料。当我忙完这些事回到家中的时候，看见院子里的屋檐下，停着一辆半新不旧的女式自行车。自行车上还搭着一件红色的棉袄。

        我进了屋，只见雪兰身穿宝蓝高领毛衣、黑色的灯芯绒裤子，站在我们家的灶台上，举着一根绑着扫帚的小扁担，正在清除屋梁明瓦上的烟炱。雪兰见我进屋，就把口罩往下拉了拉，冲我笑了一下，对我道：“屋里的烟灰呛人，你先到院子里待会儿吧。”于是，我按照她的吩咐，没头没脑地退到了院子里。

        只有当峭厉的北风刮在我脸上，我才能发现自己的额头有多烫。我晕乎乎地在院子里溜达了一圈，最后坐在了门边的一个树墩上，望着燕塘结着冰碴的水线，望着远处的晴空和光溜溜的树林，开始认真地琢磨起这件事来。可任凭你想穿脑袋，也不明白这他娘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雪兰，这个我原本跳起来也够不到的天鹅，这个据说让同彬和永胜同时害了相思病的女孩，怎么会猛不丁地出现在我们家里？

        我很喜欢雪兰戴着口罩的样子。戴上了口罩，非但没有减损她美丽的姿容，相反，它使我熟悉的那个脸庞带上了一种神秘的陌生感，使得她的美变得更加锐利。可惜，当她再次来到我身边，问我“干吗坐在冷风口，你不冷吗”的时候，她的口罩已经摘了下来，吊在耳边晃荡着。她不由分说，把我从树桩上拉了起来，让我回屋去，帮她烧锅热水。她想帮我把床单、枕巾，还有被褥，统统洗一遍。

        我告诉她，被褥和床单，上个月春琴已经帮我洗过一次了，还是干净的。至于枕巾呢，我从来就没见过。我一直用我爸爸的一件破棉袄当枕头。雪兰没再搭理我。她自己爬到阁楼上，把拆开的被褥和床单一股脑地抱了下来，扔在了大木盆里，鼻子里哼了一声，笑道：“干净什么呀，一股酸馊味！”

        我只好由她。

        我在灶下烧水时，雪兰哼着歌，拿着一块湿抹布，在灶上帮我洗碗。有一阵子，她凑到灶下，和我并排坐在一条矮凳上，把她那冻得通红的手伸向灶口去烤火。随后，她抱着我的一只胳膊，低声地对我说，今天一早，她爹将家里的黄狗杀掉了（他将麻袋套在狗的头上，一棒子敲下去，那黄狗来不及哼一下，就断了气），晚上要请我去喝酒。见我不说话，她就在我胳膊上掐了一下，凑向我耳边，柔声道：

        “天一黑，你就来家。不许摆臭架子！临了还得让人家三请四邀的。”

        雪兰把洗好的被单晾在院中的铅丝绳上，就推着自行车离开了。临走前，她叮嘱我说：“这天阴晴不定的，看样子，被单今天还干不了。你就先对付一夜，我明天抽空再来帮你缝上。”

        雪兰前脚刚走，我后脚就去了春琴家。

        我知道，雪兰的突然来访以及晚上的酒宴均非儿戏，这事我得好好和春琴商量一下。要去春琴家，就得经过雪兰他们家门口。如果碰上他们家任何一个人，都会有些尴尬。我多了个心眼，兜了一个大圈子，从更生他们家背后斜插过去，像做贼一样溜到了村后。

        春琴家大门上落了锁。院子里空无一人。两只大公鸡悠闲地踱着步子，咯咯地叫着。我转头又去祠堂的仓库找德正。

        新珍和长生正在门口的竹席上晒麦子。新珍拦住我说，德正一连几天高烧不退，昨天夜里被送到了公社卫生院。长生早上才从医院回来。“他们一家三口，都在医院里待着。”我又问长生，德正得的是什么病？长生说：“听医生说，红血球，噢，没准是白血球什么的，有点不正常。是高还是低，我也搞不太明白。不妨事的，吃上一副药，蒙上被子睡一觉，出身汗，兴许就能好。”

        见他们这么说，我也没顾上多想，又按原路回到了家中。整个下午，我和衣躺在阁楼的床上，满脑子都是雪兰那件宝蓝色的毛衣。一想到她朝我微笑时露出的洁白牙齿，想到她捋起袖子洗衣服时露出的雪白手臂，想到宝蓝色的毛衣所包裹的修长、匀称的腰身，我知道，除了晚上准时赴约之外，事实上我不可能还有别的选择。

        还没等到天黑，雪兰的弟弟斜眼就一脸坏笑地来到了我们家。他站在院子里，也不进屋，而是“呆子、呆子”地连声叫唤。不知道为什么，过去别人叫我呆子，我倒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合适，可今天，让斜眼这么一叫，还真是觉得有点刺耳。我压着火，故作冷漠地问他有何贵干，斜眼咧嘴一笑，在我的腰上捣了一拳，道：

        “装什么装啊！我赶早叫你几声呆子，你也别不高兴。等到我姐过了门，我就得改口叫你姐夫了。”

        斜眼这个人，脾性跟他爹小武松迥然不同，成天嬉皮笑脸的，没一句正经话。我只得问他，晚上他们家摆宴，是单请我一个，还是有别人在场？斜眼吐了下舌头，笑道：“人倒是请了不少。高定邦、宝亮宝明兄弟俩、朱虎平、媒人马老大，还有我姨夫和二舅，都是搭台敲锣的，要说唱戏的，恐怕只有你一位。还磨蹭什么呀，赵姐夫，走吧？”

        我跟着斜眼，心事重重地往他们家走，心里想着，待会儿见到了小武松和银娣，该如何说话。斜眼一路上都在冷嘲热讽地嘀嘀咕咕。比如，“你这家伙，算是交了狗屎运”；再比如，“我姐那么一个粉妆玉琢的人，怎么就落到了你这么一个呆子手里”还有“到了南京，可不兴把我姐扔下。我这个人，你晓得，最恨陈世美”。我只能装着没听见。到了他们家篱笆墙外，我远远就看见那张早上剥下来的黄狗皮，吊在一棵枣树上，冻得板硬，在风中飘来荡去。

        来年的农历二月十八，我与雪兰成了亲。

        我现在还记得，春琴在得知我应允这门亲事时的激烈反应。那天，我去河边挑水，正撞见春琴端着一盆洗好的衣裳，从码头上来。春琴说：

        “男儿无刚不立。你可记得，我当初上门为你提亲，那两口子是怎么打发叫花子的？换成我，就算这个世上的女人全都死绝了，也不会跟他们家闺女成亲。再说，你去了南京，以你妈那样的地位，什么样的女孩找不着？人还没走，就弄出了这么一桩麻烦事来，将来有你的罪受。更何况——”

        村中久不露面的老菩萨唐文宽，那会儿正拎着一篮刚挖出来的茨菰，朝这边走来，春琴终于忍住了没往下说。为了缓解不安的尴尬，我谨慎地转换了话题，小声地问起了德正的近况。我们都已知道了那个不幸的消息。德正的病，并不像长生所说的“不妨事”。他得的是白血病，根本无药可医。

        不提德正倒也罢了，我这一问，春琴立刻就把脸放下来，带着一种让人害怕的冷笑，从齿缝中挤出一句话来：

        “真的是难为你。你倒还记得他！”

        就像是被人劈面浇上了一盆雪水，我心里有一种彻骨的冰凉和刺痛。我呆呆地望着春琴远去的背影，好一阵子回不过神来。

        唐文宽来到码头边，嬉皮笑脸地对我说：“小哥去了南京，家里有吃不完的油条和麻花，带几根回来给我尝尝。”没等我接话，他又接着说，“你娘住在南京的糕饼街，街上有一家油条店，有一家麻花店。你娘家里养着两只雀子，一只金雀子，一只银雀子……”

        当唐文宽旁若无人地朝我哈哈大笑时，我瞥了一眼亮豁豁的巷子口。春琴早已不见了踪影。

        不过，到了我结婚的前一天，春琴还是给我送来了一床缎子被面、一块毛呢裤料。第二天一早，她带着龙冬来家里帮忙，灶上灶下忙个不停，强打精神跟银娣说笑。

        对于我的“好运气”唯一表示不屑的，是我婶子。她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说我母亲在嫁给那位副司令之前，司令与前妻已育有两儿一女。“突然多了个乡巴佬去分家财，人家嫡亲的儿女怎肯善罢甘休？还不知道闹成什么样子呢！都说‘侯门一入深似海’，我料他去了南京，也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

        那时，我堂哥礼平已经兼任了朱方钢管厂的厂长。春节前，他从上海运回了村中第一台黑白电视机。电视机的出现，彻底终结了同彬作为“讲故事的人”的历史——每当黑夜降临，全村的孩子一扔下碗筷，就会往我婶子家跑，坐在那台十二寸的电视机前，透过飘闪着雪花、滚动着波纹的模糊画面，张着小嘴，探测着未知世界的辽阔和浩瀚。

        这年春上，我和雪兰往公社跑了七八趟之后，终于办齐了所有的材料和手续。按照春琴的建议，我不妨“一个人先去南京探探路”，等到安顿下来之后，再回来接雪兰不迟。雪兰虽说也同意了，可一直哭哭啼啼，担心我“一到南京就会撇下她，另找新欢”。到了出发前，她染上了重伤风，卧床不起。

        同彬和永胜约我去朱方镇洗了个澡。晚上由同彬做东，在澡堂附近一家新开的小酒馆里，点了几样小菜，要了一箱啤酒，算是为我饯行。永胜送了我一支“英雄”牌钢笔。同彬则递给我一个嫩绿色的塑料封皮笔记本，还在扉页上写下了两句唐诗：

        可是说实话，在端午节前一个阳光灿烂的清晨，我跟在春琴身后，挑着铺盖卷赶往朱方镇的时候，我心里怎么也笑不出来。雪兰执意要从床上爬起来，送我去朱方汽车站。她母亲劝了半天，才拦住了她。

        汽车票是中午十二点一刻的，我有足够的时间去公社的卫生院，与德正告别。

        德正坐在卫生院廊下的一张竹椅上，望着我静静地笑。树木的阴翳在他脸上笼罩了一层幽暗之色。由于虚胖和浮肿，他的脸有些异样。原先那种刀凿斧削的刚硬轮廓变得模糊了，看上去，更像是一个脾气温和、慈眉善目的老太太。那天上午的大部分时间，德正都在谈论我的父亲。

        自打父亲过世之后，我一直不敢去探究他自杀的原因。我小心翼翼地保护着那个我不想知道的秘密，以免父亲突然暴露出来的那些“反革命行径”，抵消掉我对于他的全部思念。而今天，德正终于有机会把这个秘密揭开了。其实，这个被层层包裹起来的“内核”，并不像我事先想象的那样可怕。

        我父亲的师傅名叫戴天逵，江西修水人。他的身份极其复杂，据说早年与日本人、青帮头目以及南京的汪伪，都有过往来。一九四八年的冬天，他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在上海受命组建了一个秘密特务组织，据点在浦东川沙。这个组织的成员，一共十个人，除了戴天逵本人之外，剩下的就是他的九个弟子。

        “你父亲自然也在其中。”德正从小桌上拿起一只国光苹果，先用一边的牙齿咬，咬不动，又换到了另一边，最后，他终于把苹果放下了，“你父亲并没有接受那份属于他的金条，用于暗杀的一把无声手枪，你父亲以不会打枪为由，也没有接受。”

        戴天逵并未等到上海解放的那一天。两个月之后的一天黎明，他的尸体在外白渡桥头被发现——他撞上了一辆飞驰而过的有轨电车，当场毙命。由于戴天逵的突然死亡，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日子里，这个组织与上线的联络随即中断。也就是说，它既未向台湾提供任何一份情报，也没有来得及做什么破坏和暗杀活动。但那份按了手指印的潜伏人员名单，长期以来，一直是父亲的一块心病。戴天逵的九个徒弟中，有六个都在上海。剩下的三个人，大师兄徐新民住在南通，老九陈知辛在泰州。

        我父亲排在老八。

        到了一九六四年冬，随着徐新民在南通被捕，我父亲实际上已经开始做最坏的打算。我还记得在那段日子里，父亲脸上隐藏不住的惶恐、悲哀和茫然失措。

        “徐新民是在一九六四年冬天被捕的，你父亲出事是在一九六六年。当中相隔了整整两年，你不觉得奇怪吗？”德正皱着眉头，飞快地瞥了我一眼，接着道，“我的意思是说，假如徐新民真的供出了这个组织的所有情况，你父亲为什么要拖到两年之后才自杀？这是第一。第二，以你父亲身上的那点事来说，即便被捕，也罪不至死。也许判个七八年就会放出来。你晓得，你父亲是一个聪明人，行事周密，深思熟虑。他完全没有必要慌慌张张地上吊自杀。第三，你父亲刚死，从省城来抓捕他的公安就来到了村中，他又怎么能知道自己要被捕的消息？而且时间掐得那么准？难道是他自个算出来的？这事没这么简单！

        “你父亲死后，全村的人都去为他送葬。但我注意到，在送葬的人群中，有一个外地来的妇女，头上戴着绿色的方巾，缠着老福问这问那，说个不停，显得特别刺眼。在她离开村庄时，我在她后面不远不近地跟着。到了十八亩的一条小沟边，她发现我还跟着她，就厉声责问我到底想干什么。我说不干什么，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互不相干。对付这样的女人，我还有些办法。等到我跟着她上了过江的船，这个女人也许觉察到了哪儿不对劲，她悄悄地挤到我身边，问我到底是什么人，为何像鬼一样，一步不落地跟着她。我说，你过你的江，我过我的江，互不相干啊。她又问我要到什么地方去，我说，你去什么地方，我就去什么地方。她当时没说什么，可嘴唇已经开始打哆嗦了。我们过了江，走到一个名叫丁卯的小镇上，天又开始下大雪。她终于停在了一个理发店门口，再也不肯往前走了。我判断她的家应该就在附近不远。她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掏给了我，蹲在地上哭了起来。她叫我菩萨老子，哀求我行行好，别再跟着她了。我这时才告诉她，我和赵云仙打小一块长大，是一辈子的兄弟。如今，他不明不白地吊死在尼姑庵里，我有责任知道真相。一听我这么说，这个女人立刻就装疯卖傻，向我发誓赌咒说，她可不认识什么赵云仙、李云仙的，她之所以出现在葬礼上，是因为走道迷了路，既然撞上了，就去看个热闹。我倒也不和她争辩，只是说，你要这么耗着，我们就一直耗下去，反正丑媳妇总是要见公婆的。最后，她犹豫了半天，大概是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就狠了狠心，将我领到了丁卯镇的一个裁缝合作社，把我交给了一个戴眼镜的驼背裁缝。这人正是陈知辛。

        “正是从陈知辛的口中，我了解到，徐新民在南通被抓，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组织被公安机关破获。徐新民跟一位小学老师发生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他被捕的罪名是破坏军婚。你父亲的口风极严，他在上海的所有情况，从未向我吐露半句。这件事的来龙去脉，都是我从陈知辛的嘴里知道的。他当时是裁缝合作社的副社长。事实上，不论是陈知辛，还是徐新民，到现在都还活得好好的，什么事都没有。依我看，你父亲的死，或许另有原因。”

        春琴从食堂买了饭菜回来。茶缸里是百叶结烧肉，铝制饭盒里装着蚕豆炒莴笋，饭盒的盖子上，是两个白面馒头。除此之外，还有一瓷碗米饭，外加一小碟红方腐乳。简单几样东西，倒也在小方桌上摆得满满当当的。德正只吃了半个馒头，就放下了筷子。他说，嘴里有一股铁锈味。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胃口。为了不惹春琴生气，为了不让她充满哀伤、强作欢颜的脸上增添任何不悦之色，我任由她一次次地往我碗里夹菜。她夹多少，我就吃多少。

        趁春琴去门外水槽边洗碗的工夫，我问了德正这样一个问题：在他上任之初，曾经发愿要做三件大事。可等到他最后下台，其实只完成了其中的两件：建了一所学校；推平了磨笄山，开出了一片新田。我很想知道，他没有来得及做的那件事是什么。

        德正正从一次短暂的小睡中醒来，他似乎对我的问题感到有些吃惊，眼神里有一种“不知从何说起”的迷惘。不过很快，他就坐直了身体，朝我眨了眨眼睛，用很小的声音对我耳语道：

        “现在，我正在做这件事。”

        用不着我来饶舌，你大概也能想明白，德正正在做的这件事，指的大概就是“死”。

        一辆满是尘土的长途汽车徐徐停靠在朱方车站。春琴从一个腋下夹着红旗的工作人员手里，拿过一把梯子来，架在了刚刚停稳的汽车上。她爬到梯子上，从我手中接过铺盖和大件行李，放在汽车顶部的大网兜里。当她从梯子上下来的时候，猛然间有些头晕，差一点没栽下来。我赶紧上前扶住她，问她要不要紧，可司机已经在很不耐烦地按喇叭了。

        我记得当时正是六月天气。透过公路边的树荫，可以看见生产队的社员们在一条亮汪汪的河边，正开镰割麦。

        汽车开出去没多远，突然就熄了火。我看见春琴摇摇晃晃地冲下了车站的陡坡，朝这边跑了过来。可没等她跑到汽车跟前，引擎再次打着了火，汽车又在往前开了，把春琴扔在了马路当中。

        汽车很快就拐了一个急弯。

        一段写有“八字宪法”标语的红砖矮墙，遮住了她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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