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一九七五年初，高定国与梅芳的婚姻就出现了明显的危机信号。随着“离婚”这个词在丈夫的叱骂声中频频出现，梅芳不得不认真地去思考这个可以预料的后果。在高定国甜黑的鼾声中，梅芳一遍遍地这样问自己：就算离婚，可怕吗？

        每一次的答案都是“不可怕”。

        也就是说，让梅芳整夜殚精竭虑、夜不成寐的，其实并不是可能的离婚，而是这样一个疑问：一直单身的大伯子高定邦，对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态度？当她在心里成功地证明高定邦对自己多少有那么点意思的时候，她又觉得过于虚幻和异想天开。反过来说，当她痛恨高定邦在男女之事上不怎么开窍的时候，又会觉得大伯子的某一个语调、手势和眼神显得意味深长，让她心底里暗暗滋长出朦胧的希望。

        她这样考虑，是有根据的。

        一天晚上，她和高定邦从公社开会回来，走到十八亩的一处池塘边，天已经完全黑了。在跨过一个水沟的时候，定邦伸手拽了她一把。他们跨过水沟继续往前走，大伯子的手至少有半分钟没有松开。在静谧而神秘的夜色中，在流水和蛙鸣声中，她不安地想到：如果定邦一直不松手，甚至做出进一步的试探举动，自己应该怎么办呢？她在心里做出了一个疯狂而危险的决定——搞腐化就搞腐化！哪怕天塌下来，也顾不了那许多了。

        可大伯子的手很快就丢开了。他没事人似的抬头看了看天色，装模作样地对弟媳妇道：“天上的星星这么密，说不定明天会下雨。”

        当梅芳将这个场景在脑子里想过无数遍之后，她觉得离婚没什么了不起，说不定反而是一件好事，谁知道呢？她终于明白，自己当年之所以会嫁给高定国，或许仅仅是为了离定邦更近一些罢了。一旦定国向她提出离婚，她会立即向高定邦敞开心扉，把自己积压多年的思念向他一吐为快。至于村子里可能会有的闲言碎语，梅芳全不放在心上。让他们嚼舌头去好了。可是，在这一年的年末，高定邦闪电般地与野田里的一个寡妇结了婚，梅芳那些早已想好的词句，只能沤在了心里，变馊，发霉。

        野田里来的这个寡妇，对于兄弟俩与梅芳之间的闲话想必也有所耳闻。为了防微杜渐，过门没几天，就找来娘家兄弟，将堂屋的大门用乱砖砌死了。从此高家大院一分为二：高定邦夫妇走前院，梅芳由后院出入，两家各立门户，互不往来。

        这时，梅芳只有在想起朱虎平的时候，烦乱的心才会获得暂时的平静。还好，她总算还有一个朱虎平。

        她觉得在任何时候，朱虎平都不是问题——她只要朝虎平勾一勾小拇指，他就会像一条小狗一样摇头摆尾地向她跑过来，真正的障碍是他那脾气古怪的父亲朱金顺。

        她找到了龙英，让她“旁敲侧击”地去试探一下红头聋子的口风。红头聋子一听龙英提起这个话头，愣了半晌，眼圈就红了。等到他终于平静下来，就往地上吐了口痰，随口说了一个谜语，让龙英去猜：

        龙英没敢把这个谜语告诉梅芳，只是用“好牛不吃回头草”一类的话，来好言规劝。可梅芳还不死心。正当她打算找时间与虎平本人直接摊牌的时候，一个名叫蒋维贞的少女突然出现在了她的视线之中。说来奇怪，梅芳第一眼见到蒋维贞的时候（当时，她们在观前村的大晒场看电影。蒋维贞穿着一件肥大的的确良衬衣，靠在草垛上，漂亮的大眼睛，一会儿盯着银幕，一会儿偷偷地打量盘腿坐在水龙上的朱虎平），心里就是“咯噔”一下。凭着女人特有的敏感，她意识到，自己的最后一块立身之基，已经在“咔咔”转动的放映机胶片声中轰然坍塌。

        朱虎平和蒋维贞结婚后，梅芳终于看清楚了这样一个事实：原来，一直在暗中跟她作对的，其实并不是哪个具体的个人，而就是命运本身。缤纷的阳光，已经悄悄越过她的头顶，走在了她的前头，将她一个人留在了黑暗之中。

        一天清晨，梅芳像往常一样起了个大早，去新田里开渠。在深秋的浓雾中，她看不见高定邦的身影，但她知道他就在不远的地方。等到晨雾被初升的朝阳驱散，她看见了他，也看见了更生家的山墙边上聚着的一伙人——他们端着饭碗，小声议论着什么，不时传来一阵阵窃笑。梅芳知道他们在说什么，知道他们为什么笑。不过，梅芳并没有觉得自己受到了多大的伤害，反而在心底生出了隐隐的快意。那伙人的笑声越是淫荡、肮脏，她的心里就越是畅快，伴随着一种无声的幽怨。

        定邦的反应却完全不同。

        村人的议论和窃笑传到定邦的耳中，很快就化为越来越沉重的叹息和恼怒。终于，他扔掉了手中的铁锨，大踏步地走到梅芳跟前，朝村头看了看，阴沉着脸，恶声恶气地吩咐她：

        “这里没你什么事，你回去吧。这条渠，我一个人来修！”

        梅芳怔怔地望着他，小声道：“都成孤家寡人了，还逞什么能！他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这一次，大伯子对弟妹的愚忠完全失去了耐心。他没有心思再和她费什么口舌，直接从梅芳手里抢过铁锹，往地上一扔，在她的胳膊上推了一把，恶狠狠地骂了一个字：

        “滚！”

        梅芳勉强笑了一下，捡起铁锹，慌不择路地朝家里走去。回到屋里，掩上房门，这才把头蒙在被子里，放声大哭。等她哭够了，去灶下洗脸的时候，忽见儿子小新生将门推开一条缝，呆呆地望着自己。她第一次意识到了“新生”这个名字所蕴含的奥义。

        梅芳把儿子搂在怀里，摸了摸他头上柔软的细发，再次泪如雨下，“你就是上天派来的救星。若不是因为你吊着我这半口气，妈妈早已不在人世了。”

        如果说，梅芳在离群索居的生活中，还有一个时相往来的朋友的话，这个人就是龙英。梅芳与龙英保持最低限度的交往，两人比邻而居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在梅芳看来，龙英是一个没心没肺、头脑简单的人，与这样的人打交道，无需耗费什么脑力。不过，表面上头脑简单的龙英，其实也有很不简单的一面。

        龙英和牛皋有一个独子，名叫小满。小满娶了一个来自四川的幼儿园老师，生下了国义。国义后来与邻村的一个瘸腿姑娘结婚，生下了豆豆。算起来，龙英一家也算是四世同堂了。世纪之交的一个下雪天，国义被朱方集团旗下恒生造纸厂的一辆大卡车撞成了重伤，送到医院没多久就咽了气。交管部门不顾国义被撞死在斑马线上且肇事司机逃逸这一简单事实，认定事故是由于国义在急转弯处强行横穿马路（雪天路滑，卡车司机来不及刹车）所致，应自己承担主要责任。小满去造纸厂闹过一回，被人关了四五天才放出来。门牙掉了两颗，整个人都脱了形，不论你跟他说什么，他总是神思恍惚地望着你，傻傻地笑。

        国义下葬那天，全村的人都到龙英家去吊香，梅芳也在其中。那时，小豆豆只有两岁。他头上缠着白色的孝布，由瘸腿的母亲抱出来，给父亲的骨灰盒磕头，全村人尽皆落泪。当老牛皋扶着墙从屋里颤巍巍地走出来，哑着嗓子，发出“天，你不分好歹何为天”这样撕心裂肺的吼叫声，一下触动了梅芳的伤怀。

        她转身从龙英家的厨房里拿来一把菜刀，生平第一次说了脏话。

        她举着菜刀，指着自己唯一的朋友龙英道：“你妈屄。要是有种，你就给我前头带路，我们这就去造纸厂。我来替你讨个公道。”

        站在一旁抹眼泪的春琴，也把脚一跺，说道：“大不了就是个死，我跟你们一块去。”转身也从屋里捡起了一把镰刀。一见梅芳和春琴挑了头，村里的男人也都红了眼，抄起扁担、钉耙，就跟着她们上了路。就连年近八旬的红头聋子，也梗着脖子，提着一把竹刀，在后边远远地跟着。

        这是梅芳最后一次在公共场合出头露面，也是儒里赵村的村民最后一次以“集体”的名义共赴急难。当这伙人顶着北风，踩着薄雪，拥到造纸厂门口时，刑警大队的人早已先期抵达，列阵以待。他们全都背着手，神色肃穆，在厂门口的铁栅栏前站成了两排。

        在恒生造纸厂办公楼四层的一间会议室里，高定国透过一面巨大的茶色玻璃，远远地注视着厂门口剑拔弩张的一幕。当他认出挑头闹事的正是他的前妻梅芳时，不由得心里暗暗叫苦。他把烟头朝地上一扔，心事重重地对自己亲手提拔起来的刑警队队长曹小虎说：

        “这事不太好弄。”

        站在一旁的曹小虎手执对讲机，扭过头来，迷惑不解地看着高定国。和他的父亲曹庆虎一样，曹小虎的脸上也有一颗大黑痣，只是没长在下巴上，而是被移到了眉心。当时，正在会议室里扫地的赵芦花（永胜的二女儿），听到了两个人的如下对话：

        曹小虎：“怎么不好弄？他们全都带着凶器，你没看见吗？这是在公然对抗国家机器。没什么好说的，把他们全都抓起来，关几天再说。”

        高定国：“抓不得。”

        曹小虎：“怎么就抓不得？”

        高定国：“挑头的那个人，是我的前妻。”

        曹小虎（先是一愣，继之以笑）：“没事。先抓。前脚抓，后脚放，做做样子。你放心，我不会动她一根手指头。我保证在天黑之前，派专人把她送回家去，你看行吗？”

        高定国：“我不是这个意思。她是个有名的活阎王。站在她旁边的那个人，名叫春琴，也是个见佛杀佛的货。有这两个人在，不好弄。”

        曹小虎：“不就两个老娘们吗？你想多了。”

        高定国：“你如下令抓人，弄不好会出人命。”

        曹小虎：“有这么严重吗？”

        高定国（明显有点生气）：“你回家问问你老子曹庆虎，他当年去我们村抓捕赵德正，两根肋骨是怎么断的？”

        曹小虎：“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高定国：“给集团总部打电话。”

        曹小虎：“为这点小事，怎好惊动董事长？”

        高定国：“你不打，我来打。”

        大约四十分钟后，一辆白色的路虎越野车流星一般急急驶入厂区，溅起了一绺绺肮脏的雪泥。赵礼平身穿柔软的驼绒大衣，脖子上围着一条大红羊绒围巾，从越野车上下来，径直走到了梅芳的跟前。他看了看梅芳，看了看春琴，随后又扫了一眼正对他发出胆怯微笑的龙英，目光最后落在了头扎孝布的瘸腿遗孀的脸上，不动了。

        礼平盯着这个瘸子，看了半天，直到后者红了脸，低下头去，这才清了清嗓子，说了一句话：

        “你要多少钱？”

        遗孀不好意思开口，扭扭捏捏地往后挪了两步，抬起眼皮，可怜巴巴地看着她的婆婆龙英。龙英咬了咬牙，接话道：“在医院抢救就花了三万五，殡仪馆的丧葬费有一万多，另外还有些杂七杂八的花销，要论赔，怎么也得有个十万八万吧。”

        赵礼平这才转过身来，对龙英皱了皱眉，生硬地问道：“你是她家什么人？”

        龙英道：“哎，礼平，你真是贵人多忘事，我是龙英啊。”

        礼平严肃地朝她点了点头，然后，伸出右手，张开手指，在龙英的眼前晃了晃，道：“我只能给你这个数。乡里乡亲的，什么事不好商量？非要如此信人挑拨，大动阵仗！你把人带回去，我下午就派人把钱送来。”

        当天下午，在安葬了孙子之后，龙英从坟上回来，赵董事长派来的人已经在家门外等候多时了。

        让龙英有点不敢相信的是，赵礼平给她送来的钱不是五万，而是五十万。饭桌上码得高高的那堆钞票，在视觉上有一种令人震撼的冲击力，龙英的心中又是高兴，又是惊愕，又是那个惨切。来人还向龙英传达了赵董事长的一个口信。国义死了，孩子才两岁，将来的生活没有着落。董事长有意为国义的妻子安排一个工作。因她腿脚不便，就安排在集团的办公室，过了年，就可以去上班了。

        已经到手的这五十万块钱，加上从天而降的这一喜讯，让牛皋和龙英激动得一夜没合眼。牛皋说：“今天早上，我听见门前槐树上的喜鹊一直喳喳地叫个不停，心里就知道有好事，没想到应在这里了。”

        到了来年的正月初五，龙英和老牛皋就商量着要办几桌像样的酒席，来答谢全村人的两肋插刀。那时，小满的身体也已康复，见到谁都是笑眯眯的。

        牛皋说：“赵董事长给小满的儿媳安排了工作，按理也该请请他的。”

        龙英说：“只是他那么大的一个人物，不知道肯不肯踏进我家这破门槛？”

        牛皋道：“你托人把他个信，来不来，随他。”

        龙英托高定国给礼平打了电话。赵礼平倒是爽快，不仅满口答应，还让司机提前给他们送来了两箱“梦之蓝”白酒。龙英虽然不识字，可年前闹事那天，赵礼平“信人挑拨，大动阵仗”那句话还是让她颇费思量。她对牛皋说：

        “梅芳是挑头闹事的。赵董事长能不记恨？办酒那天，若是梅芳与赵董事长在酒席上撞见了，脸上一定不好看，怎么办？”

        牛皋道：“是呢。梅芳这个人，如今越活越糊涂。成天拉着个脸，就好像全世界的人都欠了她三百吊。这人是上不了台面的。不如隔一天，我们拿办酒席剩下的菜回锅热一热，专请她一个人来，也不亏待她。”

        龙英道：“还是你想得周全。”

        到了正月初八那一天，龙英大宴宾客，独独漏掉了梅芳一人。

        一九九三年夏天，梅芳收养的观前村那个孤儿新生，考取了北京语言学院（后更名为中国语言文化大学），毕业后与一个马来西亚的华侨留学生结了婚，后来举家迁往新加坡。新生夫妇一直想把梅芳接去南洋共同生活，梅芳没有同意。

        她是个闲不住的人。村庄拆迁后，她在朱方镇的环卫公司找了一份工作，每天天不亮就套上橙红色的马甲，扛着扫帚，去街上扫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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