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清楚公司的现状，经过此前的过度扩张，自1998年香港再次融资未将资金打入国内，没有了这笔资金之后，很难继续保持扩张的速度和业绩的快速增长。前6年业绩的连续增长和迅速的扩张都来自市场中的成功融资，每年都有大量的资金注入，支撑着土地、项目和业绩的增长。如果没有再融资的能力，也许企业会适度地放慢扩张的速度，但当有再融资的可能，并按照再融资的条件安排了企业的发展战略，当土地大量购入、大面积开工之后，新的融资资金并没有进入公司内循环时，就会造成现金流的紧张，因而无法完成预定的任务。

        其实华润早就做好了更换我的准备，黄铁鹰在此之前就开始物色接替我的人选，而且这个人不是华远原有队伍中的人员。

        我们强烈要求北置管理层彻底改变无所作为的作风和态度，振作精神，灵活应变，如参与科技项目投资，与北京中关村硅谷合作开发科技项目，且如一些国企趁低回购股份，以对小股东有所交代。

        连续数年公司平均利润增长都超过33%，但缺了现金流这一口气之后，就出现了1999年的增长中断。公司2000年的销售再一次打破历史纪录，高达近50亿元，可惜中间差的这一口气让股东们（包括华润的大股东和买了股票的小股东）沉不住气了。

        我明白宁高宁转给我这封信背后的意思，但我必须尊重华远集团股东背后的政府的意见。

        那些对我有着强烈不满的领导们大约可以松一口气。

        从建设部的领导到市政府的领导，从国土部到相关单位，我几乎都给得罪光了，这些主管房地产的相关部门手中都握有决定企业生死的大权，这些领导对我的意见不但在北京市也在香港流传着，当然也影响着华润的领导们。

        “年薪700万的总经理宣布辞职”的巨大标题大大提高了宣传效果和放大作用，也惊动了时任总理朱镕基。

        连续一个多星期几乎没有消停，前前后后都是有关我辞职的各种猜测，也许更多人不是关注华远公司的发展，而是关注我曾领取700万元的年薪。

        决定写回忆录之前，我就一直在纠结：是否该将自己的私生活及内心的真实感受公布于众？是否该明智地避免对心灵的拷问？是否会因为我的“过度”回忆而变成一种“表白”？是否我该将一些“糗事”掩藏在心，永不公开，以此减少无尽的流言蜚语？

        1998年开始出现现金流的紧张时，我就预知1999年的日子会很难过，加上企业、政府的大量违约，让本应到位的资金不能按时偿还，许多只能靠打官司解决，而这种诉讼大多要拖个好几年，但公司的现金流无法拖上两三年！于是被动的局面自然产生了。

        即使没有小股东的这封信，大约大股东也认为该换个总经理了，如果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并能由他们直接指挥的总经理，当然更有利于他们对企业的控制。

        为了维护企业的形象，我选择用最正面的回答解释辞职的行为，以避免在股市和市场中给企业的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但媒体的八卦劲头十足，挡是挡不住的。铺天盖地的报道像大山要倒了一样，远比那场大雪来得更加猛烈，也更加寒气逼人。

        三天后赵康（北京建设开发总公司的董事长）转告我，朱镕基总理有个批示，但不知道什么内容。几天后，通过朋友我从市政府拿到了朱总理亲笔批示的复印件，上面还有通过正式收发渠道转件的各级政府的收发章。

        批件是在阿里巴巴网上转载的报道消息的打印纸上批示的，分别批转给了建设部部长俞正声和北京市市长刘淇。也许朱总理认为这是件应该引起重视的大事吧。

        连续几年风口浪尖的争议，最终以我的辞职宣告结束了。

        那年的北京下了一场没有丝毫预兆的早雪，并且出奇地大。恰在这个周一的大雪天中，我在公司内部正式宣布了辞去总经理职务的决定，并公布了小股东的来信，介绍了我与宁总（宁高宁，时任华润集团总经理，后任中粮集团董事长）会谈的情况。整个会场一片沉静，有许多部门经理始终低着头，我知道他们心中的滋味，就像这场大雪一样，压得整个天都阴沉沉的。他们在追悔自己没有完成任务指标，但事实已经摆在桌面上，这是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不想接受也必须接受的现实。

        早在华远与华润合资时，华远为了保护这支队伍，就在合同中约定，第一届的四年合作期间外方作为大股东，但不得更换管理团队，如果四年中管理团队无法完成董事会预计的工作任务，大股东才有权力更换管理团队。

        本人一直系华润创业忠实支持者，也持有一定数量华润创业股，但自1996年11月华润创业分拆华润（北京）置地上市之后，我又在市场以3.2万元购入北京置地，本人深信华创是优质股之一，分拆上市的北置也有一定素质，可长线投资，故一直不离不弃。1997年金融风暴后其股价一直坚挺，令人感慰，对北置信心更足。故1998年4月北置以每股4.42元售249000000股后，本人又在4元左右继续增购北置。但自此以来北置股价却一落千丈，至今只剩下1.15元（1999年11月5日）。本人不明白何缘此股如今会如此低残。

        宁高宁专程飞往北京，在华润饭店和我进行了会谈，并征求我的意见。通常股民们提出这种想法之后公司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不理睬股东的意见，继续执行公司原有的政策；另一种是用总经理辞职、变更管理层的办法来满足小股东的意见，实现公司的结构改善。

        1994年合资期开始，按一届计算应在1998年更换，但1996年为了上市，要稳定管理团队，于是上市前重新签订聘任合同，将我的任职期限从1996年重新计算为4年一届，到2000年终止，其他管理团队同样延期到2000年底。

        很快这个消息就被媒体知道，随之而来的是接不完的电话，探寻辞职背后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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