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饭后，一群人围着桌子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我听得无趣，回房拿出那本《刘邦与项羽》，刚翻几页，赵诚看不下去了，冷眉冷眼地问我：“你看这种书干什么？”我笑着回答：“没事干，看着玩。”

        他哼了一声：“你看书又能说明什么？我问你，刘邦和刘秀是什么关系？”我说刘秀是刘邦的后代，中间隔了两百多年，不是九世孙就是十世孙。他不置可否：“那我再问你，刘秀和刘备是什么关系？”我说刘备的身世十分可疑，他自称是中山靖王的后代，但隔了好几百年，谁知道真假？他们俩都姓刘，可未必有什么血缘关系。

        赵诚满脸轻蔑之色：“你还当过老师呢，连这都不懂！我告诉你吧，刘备是刘秀的爷爷！”我大吃一惊，还没来得及反驳，旁边的大学生郑杰发话了：“赵哥，你肯定记错了，刘秀在前，刘备在后，一个是东汉的，一个是三国的，刘备不可能是刘秀的爷爷！”

        赵诚不服，脸红脖子粗地跟我们辩论，争了半天没分出胜负，他又提出一个问题：“那我问你，刘备跟赵氏孤儿有什么关系？”这位赵先生是个戏迷，听了一肚子戏，可就是分不清年代，常让张飞杀岳飞，关羽斗项羽，只要他高兴，秦香莲一撇腿就会嫁给西门庆，还给他生了俩西门小官人，不知道陈世美该哭还是该笑。

        这问题把我考倒了，我没看过《赵氏孤儿》，不过对程婴杵臼略有所知，知道那是春秋战国的故事，跟刘备隔了六七百年，八竿子也打不到一起，琢磨半天，只能胡诌了，先问他：“你知道伍子胥吧？”赵诚点头：“知道，《过昭关》嘛。”我说刘备是伍子胥的外甥，赵氏孤儿的爷爷管伍子胥叫表哥，你算去吧，就这么个关系。赵诚被我绕晕了，掰着手指头喃喃分解：“他是他的外甥，他的爷爷管他叫表哥，那他应该叫他舅爷？不对！咦，这是什么关系？”

        我和郑杰相视而笑，这时嫂子提着两个塑料袋走出来，袋里装的全是《羊皮卷》和笔记本，她把书本摊开，正告我：“哥，把你那本书收起来！”说着递给我一个崭新的笔记本，告诉我把《业务洽谈》抄一遍，还有格式要求：第一页不能写字，从第二页开始抄。第一行写“业务洽谈”，字和字之间要留出大拇指宽的距离，然后空一行写一行，不能写连笔字，更不允许草书，还特意叮嘱：“一个字都不能抄错，连标点符号都不能错！为什么？我告诉你，《业务洽谈》四千二百九十五个字，每个字都有它的含义，每个标点符号都有它的道理！你错一个字、错一个标点符号，意义可就完全不同了！”

        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我也会认为这番话是编出来的，可千真万确，她就是这么对我说的。此后的几个晚上，我一直在抄这破玩意儿，为此发生了两次争执：

        《业务洽谈》中有这么一句话：“有了五级三阶制才能更好的分配我们的财富。”我抄写时把“更好的”写成了“更好地”，嫂子发现了，戳戳我的笔记本：“这个字写错了！把这页撕掉，重抄！”我跟她争辩：“怎么说我也当过语文老师，‘的、地、得’还是能分得清楚，在动词前面就是该用‘地’！”嫂子据理力争，寸步不让，道理还是那个道理：《业务洽谈》四千余字，字字皆是真理，错一个字就会引发滔天大祸，“哎我跟你说不能抄错，你怎么就不信呢？”我大为恼火：“别说我没写错，就算我真的错了，不就一个‘的’和一个‘地’吗？能造成多大的歧义？”她也有点生气：“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我让你重抄你就得重抄！”那页纸已经快写满了，可是没办法，只好撕下来重抄。

        另一次可以算是“名誉”之争。《业务洽谈》中还有一句话：“以公司的名誉面向社会招聘自己的业务员。”这里的“名誉”显然是“名义”之误，我提出异议，他们不听；我上诉，他们维持原判；我急了，跳着脚跟他们争论，赵诚冷冷地来了一句：“看把你聪明的！《业务洽谈》能有错吗？有错也是你的错！”我没话说了，只好低头认输。后来我和小琳谈起这事，我给她讲词根、讲词义，从《说文解字》一直讲到《康熙字典》，终于把她说服了：“对，你没错，应该是‘名义’。”没想到第二天她就改口了，语重心长地教育我：“郝哥，我想通了，那个词就该是‘名誉’，你想啊，公司经营的都是优质产品，行业也是利国利民的行业，名誉肯定很好……”

        西谚有云：愚蠢是无止境的。如果能愚蠢到狂热，怎么也该算是极高境界了。荷兰大贤伊拉斯谟一生反对狂热，我跟他是一伙的，都反对过激的正义、盲目的崇拜和无原则的忠诚。当满世热情高涨，我们就躲到一边儿凉快；当人们齐唱赞歌，我们就逃回自己的洞里翻白眼玩。我们知道，热情一旦超过限度，就会变成肆虐的毒火。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虽然《业务洽谈》拙劣不堪，传销者却都视之为圣经，认为这东西完美无缺，一万年也挑不出半点瑕疵，更容不得半点质疑，仿佛就是“文革”中那声震云天的呼喊：“就是好来就是好，就是好！”

        多数人都有这样的基因，却向来少见真正的反思。都说封建迷信不好，却依然迷信。人们看不见近在眼前的事实，不分对错、不辨善恶，把坏的当成好的，把臭的当成香的，抱着萝卜就当教主，拿着笤帚疙瘩就当观音菩萨拜，还以为自己真理在握。

        小琳中专毕业，本该分得清“名誉”和“名义”之别，她只是失去了判断力。后来她回到三亚，在网上给我留言，说她喜欢毕淑敏的文章，也喜欢普希金的诗。我相信，如果她在上饶就能读到毕淑敏和普希金，她一定不会认为《业务洽谈》是多么了不起的文字。我更相信，如果我也处在她的境地：与世隔绝，读不到任何别的文字，每日里只是喃喃念诵《业务洽谈》，再加上时时有人提醒：“《业务洽谈》可不得了，四千二百九十五个字，字字都有深意！”我听多了，念久了，肯定也不会在乎什么错别字，如果时间再长些，我说不定也会挖空心思为那个愚蠢的“名誉”辩护。

        传销洗脑有两大法宝：言论控制、思想禁锢。不允许争论、不允许质疑，先把人变成哑巴；再禁绝一切外来信息，把人变成瞎子和聋子。没了参照物，也就没了方向感，人们跋涉在茫茫沙漠之中，走得再远也只是原地打转。清末严复说八股文有三大害处：“其一曰锢智慧，其二曰坏心术，其三曰滋游手”，这说的简直就是传销。

        思想禁锢必然会降低人的智力水平，所有传销者都在经历着这样的蜕变：前三个月抵触，中三个月怀疑，后三个月相信，再给他三个月，他就会狂热地崇拜。把正常人变成白痴，不需要天打雷劈，只需要短短十二个月的思想禁锢和野蛮灌输。

        中世纪的欧洲历史证明，思想禁锢只会造就文化萧条、人才凋零的局面。当数以千万计的传销者耗光了积蓄，熬垮了身体，当他们有家难回、走投无路，却发现这“行业”只不过是一场骗局，他们又该如何回报这一直纵容传销、姑息传销的人间？我只能期待他们继续善良下去。

        我抄了一个多小时的《业务洽谈》，抽了四支烟，这是传销团伙内的“晚读时间”，所有人都装模作样地拿本书坐在桌前，不过谁都没认真读，一直唧唧喳喳地说笑，小琳看的是《羊皮卷》中的《成功誓言之四》，二百一十八页，从七点到九点，这一页始终没翻过去。我抄累了，从她手里拿过来读了一句：我不再难以与人相处了。管锋嘿嘿地笑：“哥，你读错了，正确的读法是‘我不再与男人相处了’。”我哈哈大笑，心想这小子还知道反讽，是个好苗头，《羊皮卷》这种垃圾书就该尖刻地嘲弄。没想到几天后我们就学到了这一段，众人轮流朗读，轮到管锋了，他款款站起，神情神圣而庄严：“《羊皮卷》让我睁开了眼睛……”

        鱼生来能游，鸡啄开蛋壳能走，藏羚羊出生后十五分钟就能站立，然而这些脑袋洗空的传销者，活到几十岁依然睁不开眼睛。

        抄到九点多，该睡觉了，众人洗脚上床。李新鹏和我睡同一张床，他喜欢蒙着头睡，我终于不用担心有人在脑后哈气了，睡得十分舒坦。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耳边铃声大作，接着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对不起，我是个警察。”我蓦地惊醒，翻身坐起，只见李新鹏满脸歉意：“哥，没事儿，是我的手机彩铃。”我惊魂未定：“大半夜的，你这彩铃也太吓人了。”他又露出那行贿般的笑容：“这是《无间道》里梁朝伟的台词，哥，没事儿，放心睡吧。”我长吁一口气重新躺倒，听见他在被窝里咕咕哝哝地讲电话，足足讲了半个钟头，我本以为他在跟女朋友谈情，后来隐约听到了一句：“他今天表现挺好的，对三笔财富和五大学科……”我恍然大悟，原来组织上正在关心我的成长，心里一阵发冷，想这帮家伙够周密的，思想工作做到了床上，我可得小心点，万一露了馅可不是玩的。

        心中烦躁，怎么都睡不着，起来上了趟厕所，发现嫂子正在灯下摆弄烟盒，这团伙中的男人大多抽烟，可从没见过一个像样的烟灰缸，全是用烟盒拼起来的：把六个烟盒首尾相连，拼成一个六角形，底部粘上一张锡箔纸和一层厚纸壳，一个完美无缺的手工烟灰缸就算造成了。这玩意儿很不可靠，平均两三天就要烧毁一个，有时还会燃起明火。制作工艺也很复杂，要描绘图纸、裁剪纸壳，还要消耗一定量的墨水和透明胶。据我观察，造一个这样的烟灰缸大约费时四十分钟，这还得是熟手。嫂子加入行业一年有余，至少做了七八十个，总费时四十八小时以上，约合六个工作日，而在上饶的便利店里，最便宜的烟灰缸只卖一块钱。

        节俭是美德，但也有个限度，如果补一双破鞋的成本比买一双新鞋还高，那就应该扔掉破鞋穿新鞋，但传销者不然，为了省一块钱，他们宁愿花费六个工作日甚至更多，平均每个工作日约合一毛六分钱。

        根据最新的《劳动法》，每人每年的正常工作时间为二百五十一个工作日，这时间如果用在传销团伙中，价值约等于四十二个烟灰缸。如果传销者可以活一百年，其一生所创造的价值也不过四千二百个烟灰缸。然而你知道，这就是传销行业的五大保障之一：节俭。嫂子教育我：“哥，你这么说不对，哪能乱买东西呢？行业干的就是一个节俭！不该花的钱，一分也不能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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