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是的，我是雪梨·金，我是“金勺子餐馆”的老板娘。

        我的中文名字叫萱宁。萱是一种草，据说可以使人忘忧。喜爱咬文嚼字的老学究们，有时还会把别人的母亲称为“萱堂”。如果从这个意义来解释，也许我母亲希望她自己能有安宁的一生—— 尽管她的一生从来也没有安宁过。我的名字是我母亲在怀上我的时候，经过长久的思索和反复斟酌推敲之后才定下来的，而我妹妹的却不是。我母亲在生我的时候，还不知道会有我妹妹，所以我妹妹的名字是在产房里临时想出来的。当时产科的护士递给我母亲一本边角翻卷磨去了封皮的旧字典，我母亲随手指到了一个带草头的字，就拿过来做了妹妹的名字。于是她便随着我被叫为“蕙宁”。后来我回想起来，在我们姐妹三十多年的生活中，这也许是为数极少的让我占了先的事件之一。如果那天我们出生的次序略有颠倒，她在前我在后，那么我们后来的生活是否也会颠倒过来呢？我是否会过她的日子，而她是否会走我走过的路呢？

        我只比她早见了十五分钟的世面，却要为这个十五分钟付出如此昂贵的代价。姐姐的形象是一成不变的，而妹妹的形象却可以是千姿百态、毫无定准的。一成不变的日子过起来很是乏味，所以女人大多数不愿当姐姐，而男人大多数会选择妹妹。后来我们都出了国，来到加拿大。为了让人叫起来顺口，她借着蕙宁的音起了个英文名字叫温妮，我也借着萱宁的音起了个英文名字叫雪梨。我娘家姓黄，夫家姓金，结婚以后我就省略了娘家的姓。我没有使用双姓的主要原因是，金和黄的组合在中文里听上去很滑稽。

        什么？你不知道温妮是我的妹妹？我母亲没有告诉过你？其实也没有什么稀奇，她为什么要告诉你呢？这么些年来，我在她眼中只不过是温妮的影子而已。大凡是个人总得有个影子，日光底下没有影子的只有鬼魅了。我作为影子的存在是为了证明温妮作为人的存在。天长日久，不要说我母亲，就是我自己，也已习惯了影子这个角色。

        记得小时候，家里常常来客人，有的是我父亲的上级，有的是我父亲的下级。每逢遇到重要的客人，母亲就会把我和妹妹叫出来，招呼客人。母亲用手掌把妹妹的头发揉得乱乱的，把她推到客人面前，说：“这是我的女儿蕙宁。”当细碎的寒暄问候绕着蕙宁走过长长的一圈之后，客人不可避免地开始注意到我的存在。我很识相，从来不等母亲介绍。我会站在妹妹的身后，小声告诉客人：“我是蕙宁的姐姐。”现在作为本体的温妮消失了，一夜之间我成了没有本体的影子。没有本体的影子是无法存在的，于是我必须学会做我自己的本体。这对我来说是个全新的经验。请原谅我的语无伦次，因为我正在慢慢地适应这种脱胎换骨的改变。

        我知道你是谁。你是那个大名鼎鼎的马姬·汉福雷。我看过你写的书。《矿工的女儿》里的那个女孩，你有生活原型吗？你有没有意识到，你把她写得一半像中国人、一半像美国人？更确切地说，你把她写成了一个穿中国衣服、说中国话、长着中国脸蛋的美国女人。浮光掠影地看过中国的人，写出来的书都是这个样子。听起来像中国，看起来像中国，其实却不是中国。你并没有扭曲，你也没有捏造，你只是用你的眼光，将你看到的和听到的重新诠释了一遍。眼光是一种多么神奇的东西呀。一种眼光可以从一朵玫瑰里看到夏天的明媚和人生的艳丽；另一种眼光却可以从同样的玫瑰里看到夏日的短暂和人生的虚无。两种眼光都是同样的真诚，可从两种眼光诠释出来的画面却是这般截然不同。与你有共同眼光的人，会赞扬你在书中勇敢地直面了超越种族的人性弱点。与你持不同眼光的人，则会批评你在书里卖弄异国风味推销天真浅薄的激情。

        其实，你只是对中国了解得不够而已。如果把中国比作一片汪洋大海的话，你其实连裤角都没有沾湿过。你至多被远远地溅上了几点水星儿而已。你书里写到的那个矿工的女儿，趁着深夜避人眼目去偷偷看望那个美国专家。在白花花的月亮地里，她站在他的门外，隔着门对他说：“欲望快把我心烧成了一个大洞。”这就看出你的半桶水来了。在那个年代的中国，荷尔蒙不是思念、渴望、爱慕之类的情绪的起因，至少不能表现成那样。一个中国女孩子，如果她是真正意义上的女孩子，要么她会推门而入，一语不发地将自己义无反顾地投入他的怀抱里去；要么她会用抚弄发梢、把玩衣角、将手绢在指头上绕来绕去之类的小动作，来精心包装传递潮起的欲望。欲望像一枚熟得流蜜被虫钻了孔的果子，吃起来香甜无比，余味无穷，却不适宜做摆在明处送人的礼品。在中国，欲望只是动词而不是名词，只有在身体力行中得以彰显其真正的意义。欲望在作为行为被实施的时候是心照不宣可以接受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还会被暗暗推崇的。可欲望绝不是名词。它一旦被说在嘴上，就不仅失去了所有的内涵，还会立时成为笑柄。

        在书的结尾时，你犯了一个类似的错误。那个女孩子在一场意外事故中身负重伤，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她流着眼泪对她的美国男友说：“我爱你。”爱在中国也是一个动词而不是名词。她可以为他生为他死，为他忍受可以忍受和不可以忍受的一切。唯独她不会对他说“我爱你”。“我爱你”在汉语里是一个让听的人和说的人都极不自在，甚至浑身起鸡皮疙瘩的词组。这个词组只有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内用到某个常以太阳来比喻的领袖人物身上，才能使人理直气壮地毫不忸怩地说出口来。

        我知道你会来的。我一直在等待着你的到来。自从那天麦考利警长给我打过电话之后，我就知道我的安宁日子该过完了。我很惊异温妮在记事本上还把我列为紧急情况联系人，她大概很久不曾整理她的记事本了。我和温妮约有两年没见面了。是她不愿意见我的。她不愿见我的原因其实很简单—— 我的先生在和我结婚以前曾和她有过婚约。他和她是在举行婚礼的前一周里突然决定分手的，而我和他则是在他们分手以后的两个月后登记结婚的。

        我知道这样的事件顺序很容易引起一些联想，尽管事实真相与众人的联想有一些出入。可是在这个世界上，人们对五颜六色的猜测联想远比对灰拓无光的事实有兴趣。所以，我大概还会在色彩中生活很久。被误会久了，甚至连我自己也开始怀疑，我所认为的事实真相，是否纯属我一厢情愿的想象。我的妹妹性情向来如此固执，我无法也没有想去改变她的想法。我只有等待她想通了的时候。可是她还没来得及想通，就失踪了。我多么希望她能好好地回来，让上天能给她一个想通的机会。世上有极少几样东西是任何环境的变迁都无法更改的，血肉亲情便是其中之一。不管愿不愿意，我们的血管里今生今世流的都会是一样的血。

        你猜得不错，是温妮帮我申请出国的。温妮出国五年以后，就替我办好了自费留学的手续。开始时我和温妮都在读书，她是多伦多大学的学生，我在念语言学校。可是我实在对读书没有兴趣——知识对我的诱惑从来没有金钱强烈。于是我就开始打工挣钱。

        后来是我和温妮共同申请母亲来探亲的。我们那时候都很穷，收入有一搭没一搭的，自然是养不起母亲的，所以她只好胡乱地打些散工。餐馆洗碗切菜、给人看孩子、清洗厕所、孵豆芽，她什么样的活都干过。后来她到一个洋餐馆帮人炸中国春卷。那店主见她人长得干净秀气，活干得利落，也肯吃苦，待人又和善，心里暗暗可怜她，就介绍了她去苏山马瑞照看他的一个远房姑妈。包吃包住，还给工钱。起先，那个老太太只是拿她当短工看待的，干一周算一周的工钱。后来，两人住得习惯了，有了感情，就谁也离不开谁了。

        我父亲？我父亲曾是个叱咤风云的军人，在当军人之前他是个农民。他的前半生不是在田间就是在战场上度过。他从五官长相到穿着举止到饮食起居，都土得非常纯粹。所以他打死也不愿在晚年的时候突然洋起来。所以他至今还是一个人住在中国。

        我的先生叫金力唯，但认识他的人都叫他大金。他今天没来上班。其实他已经好几天没来上班了。自从他听到温妮失踪的消息之后，就一直把自己锁在屋里，不肯出来见人。他至今认为是他放弃了温妮，他们的分手在温妮心中留下了一道无法弥补的伤疤。他甚至认为，温妮现在的失踪与两年前的那桩毁婚事件有直接的关联。像他那样单向思维的人，要经过长时期的独痛才有可能考虑第二种可能性：也许是温妮放弃了他？他们未能举行的婚礼留在他心中的创痛也许比她的还深？在整个事件中最大的受害人也许不是她，也不是他，而是那个他作为权宜之计而娶了的妻子？他一生中所做的最佳决定也许是选择了和我结婚？

        很遗憾，这样的思维转向是一个绝对孤独的过程，任何外力的作用只会适得其反。所以我无助地看着他寝食难安地销蚀着他自己，却只能沉默不语。记得有一个很出名的人物说过：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我不知道我的结局应该是爆发还是灭亡。其实这两种结局都不是我的愿望。我渴望着第三种更为平和的结局。

        我知道我母亲病了，还病得不轻。我每天都给那边医院打电话，她不肯听我的电话。我不会过去看她，至少现在不会。她见了我，情绪只会更加激动。我只能等待她情绪稳定一些的时候再说—— 我需要等待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她不愿意见我和温妮不愿意见我的理由，都是同一个。也就是说，凡是温妮心存芥蒂的人，我母亲也大都心存芥蒂。解释的权力在温妮而不在我。温妮想通了我母亲也就想通了。我母亲的锁，只有温妮能打开。我不行，我父亲也不行，我们是两把形同虚设的钥匙。

        我知道你一定会提到那把锁的。我也有同样的一把锁。我俩的锁里有一张共同的照片。那个剪短发的人不是温妮，也不是我。他虽然看起来像个女孩，实际上是个男孩子。有很多人错以为那人是温妮。那人和温妮是吃同一个人的奶长大的。吃同样的奶，不知不觉地，容颜上也就有了几分相像。

        那个男孩的名字叫海鲤子。

        我和温妮童年的大部分记忆，都与海鲤子有关。

        10

        飞云从护士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泉山疗养院工作。

        小城的人有丰富的想象力。正像他们爱把河流叫作“江”，把机帆船叫作“轮”一样，他们把附近的几座小丘都叫作“山”。那座叫“泉山”的小丘，本来也无甚奇景，却因离开城里略有几步路，便将城里的拥挤喧嚷污秽统统摒斥在外，突然有了几分清新洁净之气。一条青石板窄路，从山脚蜿蜒而上，两边是遮天蔽日的大树。有一股泉水，不知从何处生出，细致温婉地绕山而过，将那山石洗刷得极为光洁圆滑，草木滋润得极为葱茏明净。山不高，林也浅，自然藏不住稀世的奇鸟。林间飞动着的，大都是灰黑短尾的野雀。这样的野雀，若落在闹市的街景里，大概是极为寻常，甚至有些丑陋的。可山使一切雅净起来。衬着那林木泉石的背景，野雀竟有了几分风骨。连那尖厉的啼声，被风声林声滤过了一遍，也有了几分深远清朗之意。

        疗养院里大都是慢性病人。飞云每天的任务是把病人要服的药名和剂量登记在一个本子上，发完药后再在病人的名字旁边打一个钩。遇到天好有太阳的时候，就搀着体弱的病人到阳台上晒太阳。日子过得安逸而有序。晚上下班回到职工宿舍，撩开窗帘看漆黑的夜空里闪闪烁烁的星星，比较着昨天和今天之间月亮的圆缺，飞云突然感到她还没年轻过就已经在养老了。

        只有星期天的节奏略微匆忙一些。每个星期天的早上，飞云早早地起了，把前一晚就准备下的衣裳换上，又将两根大辫子细细地梳理过了，脸上脖子上抹过一些雪花膏，便提了个布包出门。同伴问她：“进城去？”她只将嘴一抿，算是回答。其实飞云下山，并不都是要进城。更多的时候，只是在山脚下迎龙泉。迎着了，两人也不回疗养院，只找个有石头有水的地方坐下，有时说话，有时什么也不说。

        飞云的布包里，装的是食堂里买的肉包子—— 疗养院里有大批肺结核患者急需营养，山上的伙食比山下略强一些。龙泉的布包里，装的是书。龙泉随南下大军进城后，立即被任命为小城的组织部部长，便很是忙碌了起来。可是龙泉仍然能抽出时间来看书。龙泉不仅看书，还要在书上圈圈点点。书上字和字、行与行之间细细密密黑芝麻似的挤满了他的心得眉批注释。书在龙泉的眼睛和指间走过一遍之后，就变得无比厚重起来。

        这样烦琐的过程其实有一半是做给飞云看的。用当代人的目光回顾那段历史，这大概可以被看作是龙泉钓女人的一种委婉手法，一如今天的上馆子送玫瑰花。龙泉带给飞云看的书里，除了论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修养的专著外，还有诗歌集子。这是书生龙泉身上唯一存留的小布尔乔亚痕迹，与那个铁马金戈的年代背景有一丝小小的，几乎不易察觉的碰擦。当然，龙泉对诗歌的口味也有了诸多的变化。龙泉不再迷恋拜伦雪莱，说那个温情地酝酿风暴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需要的是风暴本身。现在他迷上了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诗。有时他和飞云坐在山石上，将诗歌本放在膝盖上，合着双眼，在水声云影里孕育着诗的激情：

        龙泉上山看飞云，常常是抽了工作中间的一个小空隙，总是不能久坐的。不知从何时开始，龙泉的脸渐渐地变得清瘦狭长起来，颧骨高高的，如经过木刻斧凿。眼中布满血丝，仿佛时时刻刻都能瞌睡过去。头发大概很久没有修剪过了，长长乱乱地耷拉在额上。革命果真是个催熟的过程。二十出头的龙泉似乎没有经过青年就直接从少年越入了中年。这样的变化使飞云心里隐隐生疼。

        龙泉除了给飞云带书，也给飞云带来外边的消息：北方那个叫朝鲜的半岛打起来了。鸭绿江一过，就是我们的安东。我们刚刚翻身过上好日子，那条白眼狼就要把战火烧到我们家门口来。中央派的首批抗美援朝志愿军，已经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由彭德怀大将军亲自督战。

        其实，龙泉带过来的，也不都是新闻。疗养院每天早晚两次的高音喇叭广播里，放的都是“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真正让飞云激动的，是龙泉已经报名参加志愿军。飞云从小只在战争的边缘上走过，却从未正面遭遇过战争。朝鲜对她来说只是一片冰雪之地，一山永远不谢的金达莱花，和一群顶着水罐汲水的姑娘。在覆盖着冰雪的河边伴着金达莱花给亲爱的志愿军战士洗绷带，是飞云那时能想到的最远的景致。硝烟和死亡只是那段景致里无关紧要的细节。在那样的浪漫情怀里，飞云越发地对现状焦躁不安起来，一次又一次地请求调离疗养院，上朝鲜前线。到最后龙泉不得不收敛笑颜，严肃地提到那个作为领袖的伟人说过的共产党员无论在何处都要生根开花的观点—— 飞云那阵子正在积极要求入党。飞云很为自己的幼稚冲动羞愧，请调的事情便不再提起。

        当然，飞云绝对没想到她在自己的岗位上生根开花的日子会以这样一种方式来临。

        有一天，疗养院里来了个新病号。疗养院里天天都有新病号，但这个病号与众不同。在入院登记表姓名一栏里，他只有一个代号。他入院以后，院里的空气突然有些神秘起来，其他的病人只能在指定的时间和区域内散步。院领导召集护士们开了好几次会，说这个病号是个非同寻常的老革命，打过很多仗，得过严重的肺结核，现在病灶已经不再开放，却还需要静养一个阶段才能恢复工作。听说这个病号脾气有些急躁，希望大家能尽心配合护理。说到配合两个字，领导的脸色就有些为难。飞云想也没想，就点了头。

        这个头一点就点去了飞云的一生。

        飞云第一次与这个病号见面，是在她值夜班的时候。她用托盘端了温开水和药丸，来敲这间病房，没人答应。又敲，还是没人答应。只好蹑手蹑脚地潜进屋里，看见屋里有一张单人病床，床上躺着一个男人。床单底下的身子似乎很高很粗也很壮，占了满满的一床。头露在床单外边，下颏黑黑地长了一圈胡子。脸色铸铜似的，衬得床单越发地苍白不堪。男人两眼睁得铜铃般大，直直地盯着天花板看。天花板很干净，也没有蜥蜴。男人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睁了很久，飞云就害怕起来，不知那男人是不是有睁眼睡觉的习惯。只好硬着头皮轻轻地叫了一声：“首长，吃药了。”

        小城里有很多南下的干部，刚从军籍转到地方，他们的部下，往往沿用从前的称呼，叫他们“首长”。飞云听别人这么叫，就学会了。男人的眼睛动了动，身子却没动。飞云将水杯和药丸拿在手里，送到男人嘴边，又叫了一声：“首长，吃药了。”男人将蒲扇般大小的手，从床单里伸出来，只轻轻一拨，便将杯子拨翻了，水溅了飞云一身。

        飞云站在半明不暗的灯影里，衣袖湿湿地滴着水，羞辱重重地写在脸上。可是飞云没有走开，依旧端着那个空了的杯子，手心紧紧地捏着那几粒药丸。男人久久不见飞云的响动，方将脸转过来看飞云，眼神突然就愣在那里。

        很久以后，飞云才知道，男人那天的失态，是因为他看到了一个在他戎马半生的经历中还不曾见过的真正女人形象。这样的说法多少有些危言耸听。其实飞云这一类的年轻女子，无论在江南还是江北的小城镇里都是处处可见的日常景致。只是男人从前的视野里还没有空间来储存这样的景致。离开了刀马兵戎的男人，心里最近有些空落落的。正在这个当口，江南小城里虽然有着小小传奇身世，说穿了依旧是个平凡女子的飞云，被命运推搡着浑然不知地走入了男人的视野，意外地完完全全地充填了男人生活里出现的细碎零散的空间。从那一刻开始，飞云的生活才开始具有了属于她自己的，与阿九和金三元无关的独特色彩。

        男人笨笨地坐起来，将床架上挂的毛巾塞到飞云手里：“对不住你小同志，我实在是住腻了这个鬼地方。这种地方，没病的住病了，有病的就得住死。”

        飞云听了，也想不出什么话来答应他，只好顺势说了句当时疗养院里护士们常说的套话：“养好了身体才能更好地革命嘛。”

        男人接了药丸，也不用水，便吞咽下去了。喉咙吃力地蠕动起来，约有半刻钟，才将那丸子一寸一寸地送下了肚子。“屁话，人不革命才生病呢，革命人没工夫生病。”

        飞云抿嘴一笑，也不回答。男人就招呼飞云坐在床沿上，问多大了，叫什么名字，参加革命多久了。飞云一一地答了，渐渐地，就不怎么怕那个男人了，突口竟问：“首长你叫什么名字？”问完了，才知道犯了禁忌。

        男人也不生气，竟哈哈地大笑起来，笑得窗户哗哗地抖动。笑完了，就招呼飞云拿纸笔过来，趴在床头柜上，写了“黄尔顾”三个字。字歪歪扭扭的，大得几乎将一张纸都占满了。

        看了这个名字，飞云着实吃了一惊，方知道这个病人是地委书记。龙泉多次说过这个上级，说他老家在山东，家里穷，十七岁时一人走了二十里的夜路跑到了队伍上。刚去时连个名字也没有。因在家里排第二，众人只管他叫二狗。后来渐渐地在部队里带上了兵，二狗来二狗去的实在难听，才请扫盲班的先生借“黄二狗”的音起了个“黄尔顾”的大名。关于这个人带兵打仗的故事，小城里有诸多近乎神话的传说。飞云到这时方略略体会出猛虎失却敌手困卧锦床时的苦楚，理解了那人的暴戾无常。

        黄尔顾又问飞云家里都有什么人，先前是干什么的。飞云就有些口吃起来。金三元布庄的那些旧事，飞云已经在团小组会议上说了一遍又一遍。可每说一遍，总还会有人提出新问题来。在那种时刻飞云忘却了童年富足无忧的一切，开始羡慕那些从赤贫如洗的家庭里出来的同伴。阿九对她的关心，越来越像裹着身子的锦缎，再舒适也是一种捆绑。

        果真，黄尔顾一边听一边将眉头渐渐地锁紧了：“金三元后来虽然破落了，从前可是个出名的剥削人的地方。你父亲死了就不说了，你小妈没少跟他造孽。”

        飞云想说阿九原是贫苦丫头出身，当家后也总是向着下人的。话到嘴边，竟成了另外一个样子：“她是她，我是我。我又不是她生的。”

        后来飞云再去送药，黄尔顾却异常地沉默了起来。吃完药，便将身子躺平了，眼睛闭上。飞云开始以为是自己那日乱了上下级规矩，惹了那人生气。转念一想，那人是一个城市的头，一天也不知有多少烦心的事情，哪有空闲和一个小护士怄气呢？便暗笑了自己的多心。就将心放宽了，该来的时候就来，该走的时候就走；该说的时候就说，不该说的时候就什么也不说。

        如此过了几日，到了一个傍晚，黄尔顾将病号服扔在床上，摸黑独自下山回城去了。城里再也没有比他大的官，谁也管不了他，只好由他去了。

        没多久，飞云被院领导找去谈话。领导和颜悦色地问飞云有对象了没有？飞云嗫嚅地说没有，领导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院里想出面给你保个媒。其实你们彼此认识，都是熟人。我们只是牵个线，就等你点个头，大家好吃喜糖了。”

        飞云将脸腾地红了，心里暗怨龙泉心眼儿太多。时时见面的，这样的事，当面不说，竟要转这么个大弯。都是叫那些洋诗给看傻了。

        领导见飞云虽不说话，脸上隐隐的却都是喜色，料想是个愿意的意思了，就越发地高兴起来：“黄书记为打咱们的天下吃了这么些年的苦，现在建设新国家担子又很重。组织上希望你能够好好照顾黄书记。你这个担子可不轻，做得不好，全城人民饶不了你。”

        飞云这才明白了领导的意思。脑袋轰的一声，炸成了无数块碎片，有的飘在空中，有的落在地下，她却一片也抓不着。脚步轻轻软软的，她走出了院领导的办公室。外边秋雨下得迷迷蒙蒙的不成条也不成点，把下山的石径打得又湿又滑。秋风很凉，将一山的叶子刮得七零八落的。野雀的翅膀湿了，飞起来很沉重，就都缩在树的枝丫上，偶尔发出呀呀的声响，在呼唤着迟归的伙伴。等飞云感觉到脚上湿布鞋的凉意时，她发现自己坐在了市区一家院落的石阶上。她不知道自己已经在雨中步行了两个多小时。

        院落已经很老旧了。墙壁上的石灰剥落得斑斑块块的，露出里边的青砖，甚是颓废。院门上首的那块石碑还在，石碑上原先有浮雕，雕着三个神态娇憨的童子抬着一块也许是寿桃也许是石头的东西。如今雕像被铲平了，底下的四个隶书大字“紫气东来”尚隐约可见—— 那是江南篆刻大师方应初的手迹。再下边，原先挂着一块黑底漆金大匾，匾上飞龙走凤般地写着“金三元布庄”几个字。

        飞云不用去叩那两扇包着铁皮的大门，闭着眼睛也能记得起院里的布局。一进院门，迎面便是两棵法国梧桐树。树干虽在院里，树身却有一半探在院外。阔大的深深浅浅的绿叶，在盛夏里为庭院撑出一片阴凉。梧桐树下是一口大井，三元行无论是饮的还是用的水，都不出院门。井水冬暖夏凉。冬天里阿九在井水里浸泡生了冻疮的手，夏天的井水上漂着碧绿的西瓜—— 那是阿九最原始的冰镇法。庭院两侧的墙边，种的是鸡冠和海棠。那两样都是热闹惹眼的花，花季里院中飘逸着一团团赤橙黄蓝的云雾。花径中间是堂屋，那是当年金三元的店面。店面往东的第一间屋子，便是父亲和阿九的卧室。第二间是飞云的卧室。第三间是客房，是父亲招呼南来北往的客人吃酒猜拳的地方。店面往西的一排屋子，是厨房和下人的住屋。

        这些还远不是金三元旧宅的全景—— 后院还另有一片天地。青砖铺就的天井，被三面环绕在一排七间方方正正的木房里。那些木房并不是为了住人，而是为了分门别类地储藏金三元的各式布匹衣料的。开门关门的间隙里，便有樟脑气味丝丝地沁入鼻腔。可是这一切都已不复存在。金三元的房产，阿九早已交给了国家。阿九如今住在前院最靠边的一间下人房里。飞云最后一次在自己的房间里过夜，不过才是两三年前的事。日历还没用完三本，历史已经翻过了一个新纪元。飞云知道只要推开院门，穿过梧桐、海棠、鸡冠，走过那条半明不暗的过道，敲响那扇破旧漏风的小门，她就会见到阿九又惊又喜的脸。可是飞云没有。飞云觉得自己和这个庭院，恍恍然如有隔世之感。

        飞云在台阶上坐了很久，直到街上响起馄饨担子的竹梆声。梆声从街头响到街尾，挨家挨户地把夜梦震碎。当龙泉终于找到飞云时，他看见飞云浑身湿透，嘴唇青紫，发辫散乱，两眼混浊无光。龙泉脱下旧军大衣，裹在飞云身上。在龙泉的体温里，飞云越发地颤抖起来。可是飞云没有哭。

        哭的是龙泉。

        “飞云，我们从事的这个事业，必要时连性命都要牺牲。别的，还有什么不能牺牲呢？”

        那一年元旦，飞云和黄尔顾结了婚。参加婚礼的人不多，一拨是飞云疗养院的同事，一拨是黄尔顾机关里的同事。新郎是地委书记，来宾就有些拘谨，竟然也没人提议闹洞房。早早地便都散了。

        飞云弯着腰拿着簸箕扫帚，打扫一地的烟灰、瓜子壳和糖果皮。黄尔顾倚在床头抽烟。两人都回避着彼此的目光。空气有些浓重，像研磨得太黏了的墨汁，涂抹不开。

        “飞云，我比你大这么些岁数，老家又娶过童养媳。是不是委屈你了？”

        “说这些，干什么呢？”飞云已经不再叫他“首长”，又不习惯直呼他的名字。在那以后很长的日子里，她对他的称谓都是空白的。

        他便过来搂她，揽着她走到床前，开始解她的衣扣。飞云穿的是双排扣的列宁装大衣。他对女人的身体已经很陌生了，笨笨拙拙地老也解不开那些纽扣。飞云躲了一躲，又知道是躲不开的，就伸手关了灯，在黑暗中自己脱光了衣服，钻进了冰冷的被窝。很快她碰到了他的身体，并且被他的身体吓了一跳。那男人的胸前、背后、臂上、腰上、腿上纵横交错地爬行着无数的疤痕。那些疤痕因着身体的接触蚯蚓似的蠕动在她的肌肤上，令她汗毛直立。为了他的信念，这个男人受过多少伤呢？却从未听他说过苦。飞云心里渐渐地涌上了一些感动。

        “明天你给那边寄点钱吧。”她对他这么说。

        男人的动作有些慌乱，两人很快就完了事。飞云还来不及品味细节和过程，就已感到了疼，撕心裂肺的疼。黑暗中她披着大衣起身打水，擦洗身子。听着床上细碎的鼾声，她突然想起，在这一刻之前，她还是个插着幻想的翅膀满天飞的小姑娘。在这一刻之后，她的翅膀已经被统统斩断。从今往后，她再也飞不起来了，只能做一个筑巢守巢的妇人了。只是她的巢里，歇息的并不是龙泉。眼泪无声地落到了微微泛红的水盆里。

        第二天早上，飞云提着布包上班，看见街对面的大槐树底下，站着阿九。阿九虽没接到婚礼的通知，但飞云和黄尔顾的亲事，她还是知晓的。见着飞云，阿九畏畏缩缩地走过来，脸上露出些讨好的笑。她从怀里掏出一个手巾包，递给飞云：“里边是个坠子，用上好的翠玉打的。你爸那年从印度买的。原先戴在你亲妈身上。你亲妈过世后，你爸就收起来了，说留给你做新妇时用。你爸的旧物，家里也没有几样了。如今不时兴戴首饰，你把它枕在枕头底下，是个辟邪的吉物呢。”

        阿九那天穿着灰布棉袄蓝布裤子，袖口和裤腿都挽上了一圈。虽然正值四十左右的盛年，金三元带给她的富丽丰艳已不复存在，阿九的装扮和街头的市井之辈相差无几。想起那些和阿九共度过的亲密无间的日子，飞云不禁有些心酸。

        “都新社会了，还辟什么邪呢？”

        飞云嘴上这么说着，语气却是温婉的。掂了掂手巾包，似乎不止一个坠子的重量。阿九拦住飞云，不让打开，又左右探了探头，方嗫嚅地说：“还有一瓶祖传的药膏。头两天疼的时候，抹一点就好了。”

        飞云像被人抓住了短处似的，脸腾地臊热上来，揣了手巾包，转身就走。一路走，尚一路羞臊，心想阿九当年是不是用着这东西过来的。

        飞云和阿九之间的关系，在那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如同扯得极为稀薄的棉絮般地维持着。飞云对阿九的称呼也变得极为简洁。在人前提到阿九时她只用一个“她”字。在罕见的相聚里她用“你”字来称呼她。

        结婚以后，为了照顾黄尔顾，飞云从近郊的泉山疗养院调到了市区的一家医院。入了党，提了干，成为那家医院的副院长。龙泉到底也没去成朝鲜战场，仍旧留在小城。三年以后也结了婚，娶的是老家的一个表亲。

        龙泉的这门亲事起因极为偶然。一辈子没出过龙泉镇的山里姑娘谢春兰，那天跟着她的一个舅舅到温州城里玩。两人刚刚下了长途汽车就走散了。春兰手里捏着一张龙泉的地址，一路打听着找到了地委机关大院，来投奔她那位八竿子也打不着的从未谋过面的远房表哥。龙泉正巧在开会。龙泉的老家时时有人来，龙泉有时在有时不在，就干脆留了一沓饭菜票，嘱咐门房招呼他的亲友。所以门房就带着春兰去机关食堂打饭。门房打了三个馒头一碗菜汤。春兰三口两口就吃完了，怯怯地问还能添不。等到龙泉开完会走进食堂，春兰刚好添完了第三回。

        春兰那天穿的是一件翠绿线呢棉袄罩衫，戴了一副暗红的袖套。黑灯芯绒棉鞋上沾了厚厚一层灰土。两个脸颊叫山风吹得极是红润，嘴唇上全是干裂的小口子。见着龙泉，春兰抬起袖子擦了擦嘴巴，憨憨地就笑：“是亲哥吧？城里的馒头油水大，好吃。”山里人爱在表亲的称谓前加一个“亲”字，以示亲近。众人听了都暗暗发笑，龙泉的脸便紫涨了上来。

        后来龙泉就带春兰去住机关招待所。春兰一听住一宿要花五毛钱，便死活不肯让龙泉付钱，说走也要走回家去。那时天色也晚了，哪里还有回去的车？龙泉只好领春兰住到自己的宿舍里，自己去同事家里挤一晚了事。第二天回到宿舍，见床铺也没动过，屋里倒变了些样子。书柜上的书，有些破了边角撕了页数的，都拿报纸糨糊补过了。走廊的小泥炉子上，热热地炖着一锅笋干豆腐汤。床上放着一摞缝补过的衣服—— 龙泉眼尖，早看见了里头有自己的内裤。

        龙泉舀了一碗汤坐在床上喝着，心想这屋里有了人气到底还是不一样。两人就聊了些关于山里老家的闲话，龙泉问春兰家里都有些什么人？春兰说有父母外婆，一个妹妹两个弟弟。龙泉随口开了句玩笑：“你叫春兰，你妹妹一定叫秋菊吧？”谁知春兰噌的一声站了起来，毕恭毕敬地对龙泉说：“亲哥，山里的人都说你是个大才，我今天信了。看你这个学问，听了我的名字就能知道我妹妹的名字。我到温州城里让亲哥这么招待过一回，回去也算是长脸了。”龙泉虽是哭笑不得，心里突然也有了些感动。

        春兰走后，龙泉就写信回家，让父亲去谢家提亲。小城里最年轻的一任组织部部长，坚定却又孤独的布尔什维克分子龙泉，就是以这样一种既不革命也不新潮的方式，完成了他人生的一件大事。

        龙泉成家后，搬进了地委家属大院，和黄尔顾家成了近邻。几年里龙家很快就添了两个儿子。当春兰怀上第三胎的时候，飞云也怀孕了，生下了萱宁蕙宁两姐妹。飞云是高龄产妇，生的又是双胞胎，便很伤了些元气。开始是奶水不足，后来干脆就没了奶水，只好用炼乳调着凉开水来喂孩子。萱宁还好，蕙宁是先天不足，喂得越来越瘦。又得了软骨病，整天软壳虫似的趴在飞云身上，一张脸上只剩了两个黑洞似的眼睛。

        春兰生下第三个儿子海鲤子之后，奶水多得夜夜涨痛不得安眠。看着飞云着急的样子，就说不如把小的给我喂着试试看吧。于是蕙宁就跟着海鲤子吃龙家妈妈的奶。海鲤子虽然只比蕙宁大一个月，却在诸样事情上懂得忍让。蕙宁像个饿死鬼，嘴里叼着龙家妈妈的一个奶头，手里还要捏着另一个奶头，海鲤子一近身她就撕心裂肺地哭。海鲤子也不抢，自动松了奶头，将一只手伸过去搭了蕙宁的肩，像是慰抚，又像是亲昵。蕙宁果真就止了哭，安心吃奶。吃得饱足了，方肯让地方给海鲤子。

        没出三个月，蕙宁的脸上就有了粉粉白白的颜色，个子也赶上了萱宁。黄尔顾下班回家，没来得及放下公文包，便伸出手来抱蕙宁。大胡子扎得蕙宁左躲右闪，躲不过去，就让她爸爸给举到了天上。“小妞妞，我的小妞妞哦！”黄尔顾的山东口音总也难改，妞妞被他一叫就成了“努努”。蕙宁的笑声风铃似的在大院里飘荡着。萱宁坐在竹圈椅里，静静地看着爸爸和妹妹打闹，多么希望自己也能在爸爸手里变成飞鸟，在天上飞一回。

        可是爸爸没有来抱她。

        当时没有。

        后来也没有。

        11

        萱宁姐妹和海鲤子都是在上幼儿园的那一年遭遇那场史无前例的风暴的。

        当时那场风暴其实已经在北方甚为凶猛地刮过几个月了。因着交通的闭塞，小城的人们只能趁着晨昏两顿饭的空隙，拖着小板凳，三五成群地坐在院落里，从收音机日益高昂的声调里，猜测着外边世界的风势雨势。听完了广播，在叮叮当当的碗筷声里，发出一两声嘲讽，讥笑着那些“外路人”（外地人）的憨直莽撞。那些嘲讽里头，却又隐隐地带了几分羡慕，几分嫉妒，几分怅然若失—— 什么时候，我们小城也会打出属于自己的一面大旗，喊出惊天动地的一声长啸，拉出响当当的一支队伍呢？小城的人太精明了，精明得不愿失去哪怕是一根头发来换取一种显赫、一种瞩目。

        最初的风是由五个北方来的汉子带来的。说他们是汉子，未免夸大其词。他们只是几个二十出头的孩子。声音刚刚变成，唇上的胡子如一茬新草似的柔软清淡。他们穿了一身绿得耀眼的军装，戴一顶同样色调的帽子，腰系一根棕色的宽皮带，左肩挎一只书包，右肩挎一个军用水壶，左臂上戴了一个红袖章，上面用黄漆龙飞凤舞地印上了那位伟人亲自题下的、后来成为现代史家研究专题的三个大字。其实最引人注目的还不是他们的衣着，而是为首的那个人手里的那面旗子。那面旗子很大也很红，在小城罕见的大风里猎猎地抖动撕扯着，似乎要从旗手的掌中挣脱开去。那旗上的字很有些不伦不类：“北京大学南下煽风点火工作队”。

        小城在1967年的早春经历了二十年来的第二次北方精神入侵。第一次是在1949年。观望的人流中年长些的便忍不住窃窃私语：“这算什么呢？不过几个毛孩子而已。当年大军南下才是呢。全城都空了，全在街上。看那些当官的骑在马上，当兵的走在地上。那马高的，人在地上仰着脸也只能看见个马肚。嘚嘚嗒嗒，步子走得比人还齐。那腰鼓声，哦，那腰鼓声。”记忆将旧事迅速美化夸张着，历史在众人的指间被圆圆扁扁地搓过来，揉过去。人流在观望一阵之后，渐渐地由比较而生出一些失望来。

        可是那五个北方来的年轻人并没有真正让小城的人失望。当他们的旗子拐过几条不大不小的街道进入全城最直最宽的那条大马路时，人们渐渐明白了他们的意图，便突然地肃静了下来，连脚步也变得小心翼翼，生怕惊扰了山雨之前的片刻宁静。

        当时正值傍晚。龙泉的妻子春兰领着龙黄两家的孩子，正走在回家的路上。龙家女人至今还是乡镇户口，也没法在温州城里找工作，这些年便一直待在家里带孩子。龙家的两个大儿子，已经上了小学，碰巧那所学校又在海鲤子萱宁他们的幼儿园旁边，于是春兰就自告奋勇地承担起了接送龙黄两家孩子上下学的任务。

        在人流中，她看见一面艳红的旗帜，穿过闹市区那座又黑又旧的钟鼓楼，来到地委机关的大门口。那旗子红得如此理直气壮，毋庸置疑，连门口荷枪的警卫也愣住了，竟由着那队人马直直地进了机关大院。旗子在棋盘似的楼群中间时隐时现地绕了一会儿，便犹犹豫豫地停在了一幢五层的楼房前面。这时，楼里急急地走出一个黑脸汉子和一个白脸书生，口里说着“欢迎欢迎”，一边就弓着腰与那五个年轻人握手。年轻人不屑一顾地躲了。“爸爸！”龙家的和黄家的孩子不约而同地呼叫起来，却被龙家妈妈紧紧地捂住了嘴巴。

        旗手旁边的那个年轻人，从书包里掏出一本包着红塑料封皮的书，翻开其中的一页，用小城的人听起来有些大舌头的普通话，琅琅地念了一段书。然后将书小心地放回了书包，扬起右臂，对着黑脸汉子很是激昂地喊了一声：“黄尔顾！”人群惊了一惊。小城十几年的历史上，还没有人如此痛快淋漓地直呼过地委书记的名字。“你一手遮天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革命的风暴是势不可当的！”

        被人直呼了名字的地委书记，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早看见了古钟楼前那一片黑压压的人头，便知道他担忧了几个月的一场大戏，终于无可避免地拉开了序幕。

        这时那个白脸书生就努力地做了个微笑：“我们地委机关的北上取经小组，上周刚刚出发，没想到你们今天就来了。真是不谋而合啊。赶紧给我们讲讲首都的大好形势—— 我们这个小城，也实在是太闭塞了。”

        那几个人的脸色，才微微地有了些缓和，方随着那一黑一白两人，走进了办公大楼。只剩下那面旗子，蔫蔫地靠在墙角，将墙抹了一摊的血。海鲤子和蕙宁，一左一右地拉着龙家妈妈的手，同时感到她的掌心很湿也很凉。

        这出戏从序幕拉开到正场上演又过去了几个月。有一天，地委书记黄尔顾和前组织部部长现任地委副书记龙泉，突然都没有回家过夜。那天晚上，黄家的和龙家的女人关起门来，在屋里说了很久的话。出来后，两个女人就将两家的五个孩子唤拢来。黄家的女人将大灯关了，就剩了豆点大的一盏床头灯，又将屋里的窗帘严严地拉拢了，这才将五个孩子从大到小地排了一遍，往每个人的手里塞了两颗平日罕见的大白兔奶糖：

        “从今往后，我和龙家妈妈都是你们的妈。若龙家妈妈出事了，你们都跟我过。若我出事了，你们都跟龙家妈妈过。若我们都出事了，你们就按这个地址去找孙大爷—— 就是每个月给我们送煤饼的那个老头子，他会带你们去龙妈妈的老家。千万不要把这个地址弄丢了。不管出什么事，大的要让小的，男的要带女的。记住了没有？”

        孩子们本来是听不懂那些话的，却被黄家妈妈铁青的脸色吓了一跳。最小的蕙宁是第一个哭出来的。到后来，只剩了一个海鲤子没哭。海鲤子把奶糖都给了蕙宁，腾出手来接过黄家妈妈那张写着地址叠成小小一个方块的纸条，说：“我把它藏在铅笔盒里边的垫纸下边，保证丢不了。”

        那年，海鲤子、萱宁、蕙宁都是五岁。

        海鲤子和萱宁姐妹再次见到各自的父亲时，是在闹市区的那座钟楼上。那天，龙家和黄家的两个女人同时来接孩子放学。那天街上有很多旗子，有很多人和很多声音。那阵子街上天天有很多旗子，有很多人和很多声音。孩子们早已习惯了，在人缝里鱼儿似的钻来钻去，寻找一条回家的捷径。在那一刻里，他们猝不及防地看到了钟楼上的一排人。

        他们其实是从那块纸牌子上认出自己父亲的名字的。他们刚刚开始识字，他们极其有限的词汇里，当然包括他们父母亲的名字。名字很黑也很大，却是倒着写的。有一个鲜红的叉叉，将写着白纸黑字的牌子劈成四个三角形。似干未干的墨汁在笔端化开，流出黑的和红的两股脏泪。他们看不见父亲的脸。那块牌子大约很沉，把他们父亲的头深深地坠垂下去，露出一个留了一半剃了一半的头顶。留着的那一半，有些黑，有些灰；剃了的那一半，盘着些蚯蚓似的青筋，竟将头皮也染青了。

        蕙宁有些害怕那样的颜色，就将头扭开了，去看别人，竟意外地发现了钟楼角上还站着一个女人。女人不老也不小，正在那种看不出年纪的岁数上。穿着一件戏装似的艳丽旗袍，滚了黑缎边的硬领子紧紧地抵住下颌。头发剪得短短的，用黑发卡别在脑后，露出两个很白的耳朵垂子。女人的颊上让人抹了两坨鲜红的胭脂，眉间点了一颗丹朱。脖子上挂的纸牌上，拴了一只破旧的布鞋。在那一排人中间，女人是唯一抬着头的，五彩斑斓的脸上，挂着一丝微微的淡定的笑。蕙宁隐约觉得脸熟，后来才想起来那女人是自己的小外婆。

        那日很热。天像一口在太阳底下晒了很久的大瓦缸，严丝合缝地倒扣在地上。满树的叶子伸着一只只焦黄的手掌，却扇不出一丝风来。钟楼上有人顶不住了，咚的一声倒在地上，立即被人死狗似的拖了出去。钟楼下的人也顶不住了，将五颜六色的标语旗子横七竖八地挡在头上遮阳。“快点揭发，快点揭发。”窃窃的骚动不安的私语，从一个角落传到另一个角落，突然间汇集爆发成一阵大汗淋漓的口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钟楼上就有人开始说话了。起先是怯怯的，前言不搭后语的。脸皮在刚刚撕开的那一刻是痛彻入骨的，再往下撕，就渐渐麻木了。最初的羞耻感过去之后，话便像水一样自然流畅起来。

        “黄尔顾……利用职权……引诱泉山疗养院的护士……”

        “什么是‘糟糠之妻’？”蕙宁问飞云。飞云不答，将头低了，拉着女儿就走。突然听见又一阵大汗淋漓的口号声中，龙泉的名字像皮球一样被踢到了中场：“揭发，揭发，你替黄尔顾当了这么些年的走狗了，他的臭底子你最清楚。”

        飞云不由得停住了脚步。看见龙泉的头被人从后头揪起，仰得高高的，一时涨成猪肝色，却不说话。钟楼下有人提了一桶水，猛地往上一泼，便淋了他一头一身。水从半拉头发上滴落下来，灌进鼻孔里去，他就很响地打了一阵喷嚏。纸牌上的字立时化成了一片浓云淡雾。

        却依旧不说话。

        钟楼底下的人渐渐没了耐心。钟楼上边主持会议的人就觉得了。其中的一个，扯下腰上的皮带，在空中呼呼地舞了几个圈，朝龙泉的头上抽了一记。铜皮带头闷闷地响了一声，便有一股稠稠的紫色的血，从龙泉的额头慢慢流出，粘住了他的眼睛。立时有孩子尖声啼哭起来。钟楼底下的女人，这时便都把头低了，场面就有些乱。

        这时候阿九突然声嘶力竭地大叫了一声：“我要揭发！”全场愣了一愣之后便是一片哗然。只见阿九挣脱了后头捉她胳膊那个人，抢过一个喇叭筒，将脸朝了黄尔顾，恶狠狠地说：“你是我的女婿，你的反骨我最清楚，你是混进羊群里头的狼。前次我去你家，你亲口对我说，‘文化大革命’闹到天上闹到地下也闹不到你身上来，因为当年打仗时你用一口剩馍救了××的亲弟弟。谁要整你，绝无好下场！”

        阿九的喇叭筒很快被夺了回去，尖厉的余音却还留在耳膜上。钟楼上下的人，都准确无误地听到了阿九说的那个名字。那个名字在历史的那个特定关头听起来像一声炸雷。楼上楼下突然死一般地寂静。主持会议的匆匆说了几句“好好检举揭发”之类的话，便草草地将斗争会结束了。那一排挂着牌子的人，都被鸭子似的赶到了一辆卡车上。

        阿九是最后一个钻进车去的。阿九穿着高跟鞋，旗袍紧紧地箍在身上，又被人推来搡去地，背上早就湿了黑黑的一片。走起路来一脚高一脚低的，却还在左顾右盼地找人。后来阿九在人群里看到了飞云的脸。阿九笑了笑，又用牙齿狠狠地咬了咬下唇。这个表情飞云非常熟悉—— 当年飞云在金瓯女子篮球队，每逢看见场上输了球，自己打得急躁起来时，场下的阿九就是这副表情。

        飞云看见黄尔顾和阿九都上了车，却没有龙泉，便猜测龙泉还在钟楼上。一直等到场上的人都散净了，才敢拉着龙家的女人摸上了钟楼。

        龙泉果真还在钟楼上，正靠在一只石头狮子身上养神，眼睛半睁半闭的。额上的伤口，虽只有铜钱大，却血流不止，已将衬衫湿了一大片。神志倒是清楚的，见了海鲤子，便伸出手来摸，抖抖索索地，也摸不准。春兰见了，心里乱得没了主张，只知道跺着脚，汩汩地流泪。大人一哭，小孩更撑不住了，一群人哭得呜呜咽咽的。

        飞云探头往四下看了看，将春兰狠狠喝住了：“没到你哭的时候呢。我是护士，知道底里。不过是些皮伤，看着吓人，却是没有大碍的。你赶紧将孩子统统领回家去，留着我一人看住他。等天摸黑了，你再过来领人。”

        待春兰带着孩子走了，飞云才敢仔细地察看起伤口来。想找块布包一包，偏偏那天身上又忘了带手绢。想来想去，才想出了一招。就让龙泉闭了眼睛，自己闪身躲到石头狮子身后，将外头短袖衬衫的扣子解开了，三下两下地褪了里头贴身的一件背心，又将外头衬衫重新扣好。一是羞，二是急，早已一身燥热，汗流浃背了。

        四下找了找，找见昏黑的过道里有一根漏水管，正一小股一小股地往外冒水。就将背心狠狠地撕扯成两半。一半蘸了些漏水，把龙泉脸上的污血擦干净了。另一半叠成几叠，权充纱布，压在伤口上止血。收拾妥当了，两人甚是疲乏，都不说话，只一粗一细地喘着气。飞云一只手压在龙泉的额上，一只手托着龙泉的肩，龙泉其实是半倚半躺在飞云怀里了。

        这时龙泉突然叫了一声“飞云”，飞云吃了一惊，方醒悟过来自己还是第一次这么近地挨着这个男人。即使在泉山疗养院的那些日子里，她和他也只是在眼睛里做了许许多多的事，身体上从来是清清白白的。后来和黄尔顾在一起，还没用上眼睛，就先用上了身子。大凡用上身子之后，眼睛就再也派不上用场了。大约就是因为眼睛做过身子没做过，才使她这么些年始终没有忘了这个男人。如此想着，脸上禁不住烫了上来，赶紧将脸偏了看天。从钟楼里看天，天很小，只有狭狭长长的一条。太阳像一只放坏了的咸鸭蛋，把蛋黄流了半个天。飞云觉得这天象很凶，像是个乱世的兆头，心里越发地惊悸烦乱起来。

        好不容易挨到天黑，春兰赶了过来，两个女人半扶半搀着龙泉，偷偷地回到了龙家。飞云知道这会儿没有医院敢收龙泉，就拿了家里的急救包过去，将伤口仔细消毒清理了一番。正包扎着，就来了个戴红袖章的人，是地委机关造反总司的一个小头目。见了她，笑笑，语气里竟有一两分客气：“黄尔顾在隔离写检查呢。吃睡都好，身体也好。”

        飞云猜测是阿九那番话起了些作用，便略略放心了些。那人传完话，就换了个凶脸问龙泉什么时候回去接受审查。春兰还没开口，声音就走了调，嘴瘪瘪地又想哭：“人都打成那样了，你还要怎么样呢？”那人看看龙泉的气色，也有些害怕，狠狠地哼了一声就走了，竟不再来管。

        飞云将龙家的事安顿好了，又放心不下阿九，便一人趁黑偷偷地出了门，低头敛眉地走到了金三元老宅。看好了前后都无人，才顺着后院的边门悄悄摸进了阿九的屋。屋里只点了昏昏的一盏小灯。阿九刚回来，换了一件家常衣服，正在水盆里泡脚。脸上的脂粉粗粗地洗了一把，隐隐地还有些红蓝印记。飞云走近了，才看见阿九的两只脚肿得如同刚斩下来的猪肘子，小趾旁边有一排亮晶晶的血泡。就搬过一床被子垫在阿九腰后，打开抽屉找出急救包，蹲下身来帮阿九挑血泡。挑一针，阿九嘴里咝地抽一口气。挑着挑着，飞云就叹气：“你这叫什么命呢？金家的福，你也没享多少。金家的祸，倒全让你给碰上了。”

        阿九却只是笑：“那样的旗袍，也劳动他们不知从哪里给翻出来了。要早知道，我给他们找件合适的。阔太太不穿这个样子的，唱鼓词的才是呢。他们年轻，哪懂得这些。”飞云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阿九问龙泉怎么样了，飞云说只要夜里不发烧就料无大碍了。飞云便感叹，说这年头人的脸说变就变的，先前那个跟前跟后的丁秘书，如今在街上碰着面头一偏就走过去了，竟跟不认得似的。倒是龙泉死心眼儿，还肯替老黄吃这个亏。阿九看了飞云一眼，半晌才说：“人家凭什么替你家老黄吃亏？你们老黄是格外恩待他了还是如何？连给人家老婆安排个临时工都不肯。人家是为你。”

        飞云听了，不禁愣了一愣。

        第二天中午龙泉便昏昏地发起烧来，身子一阵阵地抽筋，头只往后仰。飞云看着有些像破伤风的症状，不免心慌起来，也不敢告诉春兰。只好自己偷偷去医院拿了些药水注射器，就给龙泉打起针来。到了下午，情形越发坏了，龙泉神志开始模糊，竟说起胡话来，身子越发抽得羊痫风似的。春兰早哭得死去活来。飞云又狠狠地加大了剂量，叮嘱春兰要时时喂开水。

        忙了半天，才想起萱宁蕙宁早该吃晚饭了，便匆匆赶回家来煮饭。刚进屋，就看见海鲤子也跟了进来：“阿姨，我爸爸会死吗？”孩子的眼睛睁得大大的，里头写满了怕字。

        飞云将孩子搂了过来，嗓子堵堵的，竟说不出话来。蕙宁闻声，就从里边跑出来，拉了海鲤子的手：“不怕，你爸死了还有我爸，你妈死了还有我妈。”

        飞云大声喝住了蕙宁，自己一人无心无绪地回了里屋。坐在床上，发了一阵子呆。龙泉，龙泉，你是不能死的。我还有一句话，一直没跟你说过。你若一死，我跟谁说去呢？如此想着，泪就流了一脸。

        那几天飞云的一颗心分在了四五处，便很是困顿疲乏了。匆匆打发孩子吃了饭，就一头栽在床上睡了过去。突然看见龙泉穿着白色衣裤，头发中分，梳得油光水亮，打扮得像金瓯中学时的样子，踅进屋来。对自己欠了欠身，说：“这辈子亏欠你的，只有来日等海鲤子还在蕙宁身上了。”飞云伸手去握他的手，那人笑了一笑，便不见了，两脚飘飘的仿佛没踩在地板上。飞云醒来，看见外边天色微明，又听见邻人的鸡在高一声低一声地打鸣。将梦中的事细细地想了一想，便出了一身冷汗。赶紧披衣下地，趿着鞋子去敲龙家的门。

        才敲了一下，门就开了。春兰披头散发，两眼肿得水蜜桃似的来应门。两个女人相搀着，凄凄惨惨地哭过了一回，直哭得腰沉腿软。都哭够了，春兰才递了条毛巾给飞云，一边响响地擤着鼻涕，一边拉着飞云往屋里走：“总算把烧退下去了。”

        飞云看见龙泉靠在床上，阴阳头上湿湿地有些汗。床头柜子上摆着一碗米粥和一只切成两半的咸鸭蛋。春兰跪到地上，拿汤勺一匙一匙地喂着男人。男人很香地吃着，喉结上上下下地滑动起来：“可把我老婆给吓坏了。”

        飞云突然一阵委屈，一声不响地走了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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