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纽约后不久，华盛顿发出声明，马歇尔将军将代表杜鲁门总统去往中国，解决国共两党的内部冲突。1945年12月15日，也就是几天后，杜鲁门总统公布了给马歇尔的信件。当时，马歇尔将军刚在弗吉尼亚州的利斯堡购置了庄园，准备和妻子安享晚年。尽管他对任命并不感兴趣，但出于一个真正军人的责任，他还是义无反顾地接受了。
于是，国际关系中这一特殊的任务就此开始。中国人本可以毫不领情，认为是美国多管闲事，强行干预他国内政，是傲慢的帝国主义的行径。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这么做，因为这是一次慷慨大度的行动，并暗含着友好的主动，而且马歇尔将军长期以来的个人威望使人想到威尔逊曾说过的“对另一个国家的友好帮助”，是值得信任的。将单纯的理想主义和开明的利己主义相结合，并以极高的效率来组织实施，这是美国典型的做事风格。我尝试着通过马歇尔将军在1月初抵华之后，中国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及之后的种种情况，来复述当时发生的事情。马歇尔将军凭借着他的品格和威望以及美好的理性理想，将各方的代表聚集在了一起，并为会议营造了一种良好的氛围。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最终达成了和平共处的五项协议。如果这五项协议能够付诸行动，那么就能结束内部的纠纷，建立一个民主的联合政府，并可以获得美国的帮助，重组、改编各自的军队。最终，国共双方都在一些细节的问题上做出了让步，为了实现美好的目标，他们真诚地签署了协议。在之后的会议上，共产党坦言他们希望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但因为实际情况的约束，先接受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是最好的选择。不过，国民政府代表对此并不抱期望，尤其是那些没有参与到会议讨论中的人，由于没有感受到会场上的乐观情绪，他们不相信狡诈的敌人发出如此美好的意愿是真诚的。如果当时马歇尔将军能够多留一段时间，主持双方的谈判，也许他们还能实现初步的合作。但在3月初的时候，马歇尔将军被召回了华盛顿，直到4月末才回来。
双方的矛盾迅速激化，怀疑、猜测和指责不断衍生着新的仇恨。1927年以来，蒋介石的性格使他一直成为中国政治风暴的中心。政治协商会议中，他受到理想主义和马歇尔个人品质的影响，他性格中美好的部分开始展现出来。然而会议上的讨论从没有让他真正信服过，离开了谈判桌，他极易受到身边亲信的影响，相信那些流言蜚语。
1945年的11月，蒋介石宣布在次年的5月5日召开国民大会，要在会议上通过宪法，并成立新的联合政府。但随着冲突的加剧，会议已经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了，于是他将会议延期。他对这种做法感到理所当然，这是他职权范围之内的事情，而且也没有人提出异议。然而这只是一开始的情况，“常务委员会”并没有接到关于他这一行为的反对意见，也没有对此做任何记录。后来，这件事成为每次会议争议的话题之一，共产党指责他违反了政治协商的规定。国民大会被推迟到了11月12日，但共产党认为蒋介石确定开会日期的程序是不合法的，拒绝承认大会通过的宪法。这是当时双方矛盾激化的一个例子，本来无所谓的一件事，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对的，于是无休止的争吵就开始了。马歇尔将军回来后，每天都在和相关的负责人见面，交流意见和看法，设法弥补他离开那段时间造成的损失。
大概在1946年的4月末，我回到了上海。虽然燕京大学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去处理，但由于各种原因，我不得不在上海逗留了两个星期。
傅泾波专门到了上海，并建议我到南京去拜访下蒋委员长。一个没有权势的老百姓，很难搭乘上飞往南京的飞机，而且当时铁路全都被共产党控制了。当地的旅馆全都被安排给了美国的军事顾问团，我到了以后基本找不到住处。不过，我还是相信了泾波独特的政治嗅觉，去了南京，这次旅程对我之后的经历有着巨大的改变。
虽然路程有些麻烦，但为了拜访蒋介石，此次拜访还是很值得的。记得上次见到他已经是一年以前的事情了。这次会面见他重新住回了首都，我感到很欣慰。他问我对于现在的情况有什么看法，我回答说，在美国的时候，我关注过一些新闻报道，但现在看来，情况要比我了解的严重。接着，他问我有什么好的建议。我思考了一下，说我们可以避开一些细枝末节，谈问题的关键，他应该重新焕发起在危急时刻参加孙中山的国民党的那种勇气和热情，在国内发起一个革新运动，这样就可以把学生群体和知识分子拉拢过来，得到他们的拥护。他在国内正在逐渐失去民众的信任，而借助他们自发的宣传，则可以重新收获民心，他也可以像抗战时那样，成为国家意志的代表者。只有这样，才能应对共产党的威胁。还有一个关键就是，在实施这些行动的时候，要关注人民的生活，遵循“三民主义”的民生原则。他点了点头，表示赞同。但说是一回事，做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想要按照美好的意愿坚持行动太难了——这也是我后来才了解到的。
蒋委员长和他的夫人都支持我去拜访马歇尔将军。我们从没见过，他肯定也没有听说过我，但我对于见到这位立下了赫赫战功、现在又肩负着和平任务的人物充满了好奇。约好了时间见面，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我们谈论了整个的谈判过程。基本都是马歇尔将军在讲，我只是偶尔插进一两个问题或是简单的评论。告别前，他说之所以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是希望能得到我的帮助。我回答说，如果他需要的话，我一定会赶来南京帮忙。后来，他派人请我去了一两次。这年6月快要过完的时候，我到上海参加了一个有关教育问题的会议。陈立夫来看望了我两次，每次他都要从自己的角度，激烈地对共产党和与之相关的问题发表看法。马歇尔曾多次对我提起过陈立夫，说他是阻碍和平会谈的顽石。
陈立夫兄弟的叔叔是一个革命的先烈，曾先后跟随过孙中山和蒋介石，还曾救过他们。中国人很看重这种关系，因此，蒋介石和他们的关系非常好。两兄弟先是跟随他们的叔叔工作，后来接替了叔叔的职位。兄弟二人都很有头脑，也从没利用职务进行贪污。他们忠于国民党和蒋介石，并坚定地认为，共产党必须从中国的土地上消失。他们创建了一个帮派，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为“二陈帮”，其成员大部分都是来自国民党组织的各个分支。基于这种情况，以及他们叔叔在党内的特殊地位，他们的权势极大。帮派的很多成员利用这点，到处为非作歹，以权谋私，欺压百姓。但陈氏兄弟本人则一直忠心工作，帮蒋介石消除党内党外反对的声音。讽刺的是，他们这些技能还是苏联顾问教的。1923年的时候，苏联曾派出一支顾问团到广州，帮助国民党布尔什维克的改组。虽然美国一直在指责陈立夫，说他偏激、顽固，是个反动分子。但很久之前，在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时候，他就敏锐地察觉到共产党会是日后的隐患。
我给马歇尔将军写了信，询问他是否有兴趣听我跟陈立夫谈话的报告，并很快收到了他的回复。他表示如果我能过去的话，他将马上派飞机来接我。这次会面的结果很有戏剧性。我到达南京的时间是6月29日的下午，刚好是国共两党当月停战协定失效的前一天。各有关方面都认为协议不可能通过了。蒋委员长也已经准备要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不再进行协商，并且给各军区司令发去了准备战争的命令。马歇尔将军也让他的下属做好了随时回国的准备。在这种关键时刻，已经没有人再关注陈立夫的态度问题了，当务之急是马歇尔将军能够说服蒋委员长，延缓开战的时间。这就是整件事情的背景。在其后的几天里，我都在根据目前的形势，思考着局势的走向。
燕京大学还有很多战后遗留的问题，需要我尽快回去解决，我也急切地想要回去。7月4日，美国方面举办了招待会。为了避人耳目，我在去与不去之间犹豫不决。那天我刚起床，正在穿衣服的时候，收到了马歇尔将军的来信。信中说，送我回北京的飞机已经准备好了，会在10点起航，并让我在9点钟的时候提前给他打个电话。我总算不用为招待会的事情烦恼了，而让我打电话的目的也无非就是表示感谢而已。然而电话中马歇尔将军的话却令我吃惊不已，他问我是否愿意担任美国的驻华大使。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我马上拒绝了，并解释说，我前不久过了七十岁的生日，而且向燕京大学的当局提交了辞呈，我这个年纪，需要的是从繁忙的事物中解脱出来，而不是增加它，还有我对于外交基本完全不懂，等等。不过在最后的时候，我对他说，他的任务很艰巨，合理的情况应该是，只要他需要的话，就应该得到帮助，而我也愿意遵循他的意见。我们商定的结果是，我最多需要担任这份工作的时间是一年。看得出来，他很急迫，10日的时候，参议院就从总统那里收到了对我的提名，并且得到了一致的通过。在那时，美国人民给予了马歇尔将军最大的信任和便利。
回到学校后，我一直忙于解决长期积攒下来的问题。那个消息公布后，大家都很兴奋。我的同事们都对此表示了支持，并说如果在我的努力下，中国能够实现和平，会是对我生命最有价值的使用，那时，不仅是对我个人，对于燕京大学来说都是最好不过的结果。我向董事会提交了辞呈，他们一致拒绝接受，只允许我请假。我立刻去了南京。原本以为这只是次初步的短暂旅行，没想到足足待了一个月，我才终于有机会回到北京，安排学校的事情。
夏天的时候，蒋委员长会和夫人到牯岭去避暑，马歇尔夫人也住在附近。马歇尔把我也带到了牯岭，随行的还有将要离任和即将上任的领事馆的同事。这样，方便我递交国书。我们在路上花费了大概五个小时，先是一个多小时的飞机，接着做轮渡到九江，又改坐汽车穿过一片原野，再坐轿子上到牯岭山。由于是在山上，递交国书的仪式就简化了很多。结束后，我对委员长说，我希望在以后的交往中，还能和以前一样，以朋友的身份进行，而不是现在的驻华大使。
那个夏天，基本每个周末，马歇尔将军都会到牯岭看望他的夫人，同时，也为了从炎热和沉闷的会谈中解脱出来。
再回到南京后，我也加入到了那些会谈中。大部分会谈都是在我的住所，和共产党代表团以及其他团体代表进行的，有时是和马歇尔将军之间的。周恩来是共产党方面的代表，他从南开中学毕业后，曾到巴黎留学，思想开放、机智敏锐，其独特的风度和魅力很有吸引力。由于互相间的不信任，以至于他或是其他方面代表的谈判进展举步维艰。我清楚地感觉到，在两三个有争议的问题上，各方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与政治协商会议上的表现是如此相似。周恩来的一番话使我想到一个可能。我建议成立一个非正式的委员会，由各方派出两名代表，而我作为中间人。在这个会议上，各方不用做出任何的承诺，只需要就事论事地讨论问题解决的办法。
周恩来对这个主张很赞同（不过后来遭到了延安的否定），我也对此充满信心，决定和马歇尔将军下周一起到牯岭，向蒋委员长提出这个建议。
得知我要去牯岭的消息后，在南京的二十多个中国记者开始由此作出各种猜测，他们想知道此行的目的以及谈判的进展情况。到了牯岭后，我得了胃病，这可能是一下子从平原到山顶的温度差异造成的，也可能是饮食的不合理。反正，在见过了委员长的私人秘书沈昌焕后，我不得不回到屋内躺了一会儿，准备中午的时候去和马歇尔吃饭。但我头晕得厉害，只好派人通知了马歇尔将军。很快他就过来了，并亲自把我在床上安置好。委员长的私人医生为我检查了病情，但他的语焉不详又引起了周围记者的任意联想。委员长强令我在病好前不用着急去见他，先留在山上好好休养。记者们没有得到政治上的消息，便在我的病情和委员长夫人和马歇尔夫人送来的精美食物上做了夸张的报道。这些报道被渲染得越来越离谱，听在美国的一个亲戚说，她听闻这些新闻后担心不已，直到在电台里听到我脱离危险后，才放下心来。
又过了几天，我才被允许去见委员长，对他提出了非正式委员会的建议。在提出了几个先决条件后，他同意了。我在第二天赶回了南京，并在当晚与周恩来以及他的同僚谈了五个小时。在听到委员长提出的条件后，周恩来身体前倾，神情沮丧地低着头。这样的姿势他保持了几分钟，一句话也没有说。在之前和谈出现希望的时候，他也有过相同的动作。我知道，在这个时刻，对于对方的不信任，以及最根本的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再次显现，成为难以逾越的障碍。不管他们真正的想法是怎样的，我能感觉到共产党对实现联合的诚意，但前提是要按照他们的条件。而国民党表现出来的更多是不抱希望的犹疑。共产党表现出来的不信任是我生平仅见的，在与人们的交往中，我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我和国共双方可能加入到非正式委员会的代表又进行了会谈。周恩来对于蒋介石提出的先决条件提出了反对，认为这不符合平等的基本原则，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语气越来越激动。后来，他气愤地提前回了上海，在那里待了几个星期，以此表示不满。而他的同僚们则继续留在了南京。
我和马歇尔将军在这时发表了一份声明，称国共双方因为犹疑和不信任，难以对彼此妥协，这造成了和谈进程于无休止的延宕。我所建议的那个非正式委员会成立后也永久搁浅了，没有举办一次正式的会议。这成为双方关系破裂的前兆。10月12日的国民大会和张家口的沦陷，宣判了和谈的失败。这两件事可以作为双方争论问题的典型事件来进行细致的描述，从中也可以看出他们在情感上的隔阂。
1945年末，凭借自己的权力，蒋委员长宣布将在次年的5月5日召开国民大会，主要议题是新宪法的通过。在随后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大家都同意了召开国民大会。但在日期将近的时候，战事重起，委员长下令会议延期，并让政治协商委员会公开宣布此事。虽然共产党宣称当时有人对他这种自行其是的做法表示反对，但据委员长的回忆，当时只不过有人在会议上提出了一点疑惑而已。而且会议记录的丢失，没有了任何的证据。基于同样的理由，他也理所当然地认为擅自将会议日期改为11月12日——孙中山先生诞辰这天，是毫无异议的。但在共产党看来，他的专制、独权是对已达成协议的挑衅，这类事情是指导委员会的指责，应该交由他们处理。
此时爆发战争的话，国民党无疑是有优势的。他们开始向位于北京西北的张家口集结兵力，这里是共产党的一个战略要地。周恩来和留下来的代表团成员迫切希望能够避免这次战争的发生，因为这对他们的事业是个巨大的灾难。我和马歇尔将军竭力在战争爆发前争取了十天和谈的时间，虽然，蒋介石很难满意于共产党所能接受的条件。不过我们最后还是成功说服蒋介石同意了谈判。但对周恩来的劝说却遇到了困难，他不肯从上海回到南京。为此，马歇尔将军专门飞去了上海，恳请周去南京。我们保证说，只要他们同意恢复谈判就可以了，并指出，如果能够成功，那么张家口的危机就能解除，而拖延只会让战争的脚步越来越近。可他们仍表现得犹豫不决，以“十天的时间太少了”、“蒋介石并不可信”等等理由推脱。
我们这次的努力又白费了，张家口也在10月10日的时候被国民党攻陷。这刚好是在国民大会召开的前一个月发生的，也正是按惯例向各代表团发出与会通知的日子。周恩来脾气越来越差，连同他的代表团的人也变得情绪激烈。将这两件事综合来看的话，无疑宣告了和谈的正式破灭。他们借口国民大会日期的制订不合法，对大会通过的宪法也拒绝承认。周恩来先回了延安，留下来的代表继续和我们进行一些谈论，但已经毫无作用。
虽然如此，国民大会由5月改到11月后，仍邀请了共产党出席。但共产党对确立宪法没有任何兴趣，他们关心的是新建的联合政府，共产党和支持他们的盟友（像民主同盟和郭沫若那些无党派人士）在国务会议中的席位问题，要求在四十个席位中至少有十四个是他们的。因为在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协议中，政府决议的通过要获得三分之二以上国务议员的通过，也就是说要有二十七票，而十四个席位能够保证他们获得否决权。但政府只答应给予他们十三个席位。双方在这方面的冲突是共产党拒绝加入联合政府，参与国民大会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为了等待共产党的参加，大会不得不又推迟了三天，到15日才正式开始。在大会选举其主席团的时候，五十五个席位中为共产党预留了九个，不过一直到最后他们都没有出现在大会上。
蒋委员长把宪法的草案提交给了大会。这个草案比起十年前准备的那个要民主多了，并且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已经得到了个党派代表的同意。从这也可以看出，委员长自己的政治思想也在不断进步。但这个草案却遭到了国民党内部一些激进分子的反对，他们要求按照以前的保守草案进行修改。委员长的态度很坚决，他向那些顽固分子施压说，他们或者听从领袖的安排，或者同他完全决裂。那些人最后只好选择了屈服，不然，宪法草案不可能得到通过。委员长马上通知我，宪法一定会通过的，让我放心。
也就是说，在经过了长期的争论后，政府的议会终于使用了一部民主的宪法。这对于两千零四十五个参加国民大会的代表来说，是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1947年1月7日，马歇尔将军发表了一份声明，我觉得有必要将这份声明记录在这里：
“事实上，国民大会最终通过的这部宪法，在主要的方面都契合了去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所提出的原则。毫无疑问，它是一部民主的宪法。可惜的是，共产党因为自身的原因没有参与这次大会，但其实这部宪法已经包含了他们所提出的一切主要的要求。”
就美国人于共产党的目的和策略的了解来看，记述下几个月以来我和他们的代表团打交道所留下的印象，是不会毫无意义的。正如上面提到过的，他们并不否认想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不过现实的状况还并不允许这么做，人民也没有为此做好足够的准备，他们需要进行“基本的思想普及”。加入一个民主的联合政府是他们实现最终目标的一个阶段。但他们并不信任政府集团，而且把军队交出去让他们缺乏安全感。可能的结果是，它们会丢失掉所有的地盘。而且更加糟糕的是，双方的高层基本还是二十五年前的人员，在一个对人际关系看得很重的国家里，这也是两党和解难以忽视的阻碍。
我个人看来，结束双方的武力冲突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每个人都知道，即使双方最后在武力上分出了胜负，也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由美国帮助实现军队的重组似乎是最好的选择，既可以保证双方不会发生武力上的冲突，还能减少军费的开支。而且，在谈判的过程中，不管是什么样的分歧，也只会是政治上的，而不会因此造成更多的流血和经济上的灾难。
宪法是在圣诞节那天通过的，在之前的六个月中，他们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讨论、提出法案、听取意见，以及帮助委员长起草公开声明这些事情上。我们三方面的人都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最后的时候，周恩来已经难以抑制自己愤怒。委员长也毫不相让，两个人常常对着发火。马歇尔将军也开始不耐烦，经常无缘无故发脾气，甚至想对杜鲁门总统提出回国申请，一走了之。不断有一些新的提议让大家看到希望，但很快就再次破灭。到了10月底的时候，“第三党派”的领袖们开始跳出来接过了我们没能完成的任务。如果中国人自己的介入能够取得成功，那当然再好不过了。我们也做好了退出的准备。但还没一个月，他们也纷纷放弃了这种努力。
那年夏天到秋天那段时间，民众们都在期待着和平的到来，记者们时刻报道着我们的动作，满足民众们窥探真正消息的需要。一般我都是在晚饭前的一段时间和马歇尔将军会面。在饭后，他会选择在家里看一场电影，这能让他接受各种采访后的紧张神经放松下来。这时，我也会留下来。有趣的是，有中国的新闻上说，我在5点30分到的马歇尔将军的家里，但直到夜里11点才出来，我们一定是在讨论什么重要的事情。
我知道，自己担任这个职位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促成国共双方的和谈。在我接受任命前，沃森·布特沃斯被派到了南京的大使馆担任公使衔参赞，由于工作出色，后来他被升调到国务院东亚事务办公室。接替他工作的路易斯·克拉克，同样很有能力，并对这份工作充满了兴趣。因此，任职以来，我基本上没有接触大使馆日常的管理工作，而是将其全都交给了他们去办理。如果要我对他们进行评价的话，毫无疑问，他们的工作效率都是值得称赞的，并且一直保持着对我的尊敬和照顾。正是因为他们交给我的“绝密”的信息，以及在宴席上一些潜在的礼仪（像排座位这种），才让我这个新手在工作开始就感到很顺利。他们的夫人还有其他同事的夫人们都在生活上，给我这个孤身的老人很大的帮助。而我也感觉，自己好像融入进了一个新的大家庭。
一个中美的联合会在我将要离开北京去任职的时候，为我举办了一场欢送会。当在台上作难以推卸的演讲时，我看到了台下的一个我多年的老朋友，胡适博士。我简单对比了下我们两个当时的境遇：他终于卸去了国外大使的职责，回到北京担任大学校长；而我现在要做的正是胡适博士刚刚避开的，不得不离开这个美好的城市，离开我所喜爱的工作，去从事一项难以确定的工作。
但还是有一些令人高兴的事情。可以预料到的是，中国的民众会欢迎我的任职。不过出乎我意料的是，所有报纸上的评论竟然出现了一致性的拥护。几乎南京所有的官员都曾是我的朋友，或是近年认识的熟人，我新的职位并没有改变我们之间的关系。我在教育方面的活动，以及对于中国人的民族愿望的强烈的同情，都已经被普遍知道。实际上，中国人常常说他们是把我当作自己人看待的。但我对美国人的态度就有些不确定了，因为在东方，美国传教士和非传教士之间存在着很深的隔阂。在特定的环境下，这种特点更为明显地表现出来，并且各自生活习惯、社交圈的不同也更加深了隔阂。因此，像商界会觉得我不了解他们所从事的工作而反对我。并且，在他们看来，狭隘的宗教情怀和对中国人民理想化的同情，使我根本不适合担任这职务。
那时，跟我们的传教工作一样，美孚石油公司和英美烟草公司在中国内地发展很好。有人开玩笑说，这是美国在中国从事的三个主要活动，而且三者有着相同的格言：“让光明降临到这里”。而美国国内的民众如果关注此事的话，可能会对政府任命一个“垂暮的传教士”担任驻华大使感到惊奇。有个专栏作家在文章中就是这么称呼我的。出于善意，大家对我隐瞒了这些反对的意见，传到我这里的来自美国的评论都是表示支持的，而且在中国的美国各行各业的人也对我表现得很友好，这鼓舞了我的斗志，他们的态度对我适应新的生活有所帮助。大使的生活方式、工资和声望，这些都与我过去朴素的生活习惯有很大不同。不过，我也从没有将做礼拜或是禁止烟酒这样的事情作为宗教和世俗生活的差别。我认为最主要的差别在于生活的质量，这是判断行为正确与否、是否被上帝或是民众所容忍最重要的标准。不管怎样，我决定忠于自己的想法去行动，因为我相信那句权威的话，“就像有了白昼，才会有黑夜，忠于自己，终会得到上帝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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