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拙著《厌女症》要被翻成中文了。

        本书原有一个副标题是“日本的厌女症”，若在此代入其他国名，例如“中国的厌女症”、“韩国的厌女症”、“越南的厌女症”，等等，那么“厌女症”一词将适用于各国社会。拙著是受到研究英国文学的美国学者伊芙·塞吉维克的《男人之间》一书的启发而写的，所以，“英国的厌女症”、“美国的厌女症”，也同样存在。很遗憾，目前我们还很难想象没有厌女症的社会。

        本书由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构成，塞吉维克提供的由“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同性恋憎恶”、“厌女症”这三项要素构成的理论装置非常好用。通过这个理论，我们懂得了“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与同性恋的区别，也懂得了同性恋男性被“女性化”的理由。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了，所谓“男子气”，是通过将女人“他者化”才得以定义的，即，男子气=不是/不像女人。

        塞吉维克提出的这个理论装置锐利明快，以至于谁都想运用来解剖自己手头的材料。“喔，对了，那个集团原来就是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的集团”、“那个总是围着女人屁股转的男人，原来有厌女症，其实是厌女症”……。读者应该会发现，即使在中国，也和日本一样存在着无数可以用这个理论工具来解释的现象，并且因此而感到沮丧。因为，这恰是男人一点都没有试图改变的证据。因为，这是男人们一点儿也没变的证据。

        “妇女能顶半边天”，这句充满豪迈之气的口号，我们是从社会主义中国学到的。可是，“改革开放”之后，传到我们耳里的，净是什么“企业喜欢男生”“女性就业难”之类，和资本主义没有两样。当我得知“妇女回家”现象时，着实吃了一惊：日本女性希望挣脱主妇处境，难道中国女性反倒想回家当专职主妇吗？社会的变化充满矛盾。女人之难，似乎不分东西，不论体制。中国有中国的厌女症，期待有人来研究。

        我们知道，日语是一种混合语言，在历史上吸取了很多汉语和英语等外来词汇，其结果就是汉字假名交杂的句子和用片假名表音的外来语，日语的这种特性，使得摄取外来概念时十分通融自如，但是也可以说，这反过来耽误了外来概念的日译，可同时，也懈怠了对外来概念的日语翻译。在日语中，feminism，misogyny等词汇，是直接使用表音符号的片假名来标示的，所以，当我知道feminism在中文里被译为“女性主义”、er被译为“女性中心”时，曾在心中感叹不已。本书的misogyny一词，亦被译为“厌女症”，译语之妙，让人不禁喝彩叫好。“厌女”，当然就是一种“病”那么，homosocial和homosexual，又是怎么区分翻译的呢？实在令人兴味盎然。

        厌女症这种病，不是只有男人才患，女人也会染上。厌女症这一概念的有力之处，正在于它也可以解释女性的阴暗面。正如本书所论，比起男人的厌女症，女人的厌女症更加麻烦，因为女人的厌女症是自我厌恶。理解了这一点，许多谜都能解开。比如：为什么女人之间围绕男人相互对立？为什么说女人的敌人是女人？为什么母女关系复杂纠结？等等。虽然这些问题并不因为我们懂得其中缘由便立即就能解决，但是，至少，理解能成为面对问题的第一步。

        日本的女性主义一直受着各种外来影响，本书也受到了塞吉维克这位研究酷儿理论的美国学者的影响。于是，有人说，日本的女性主义不过只是来自欧美的舶来品。

        在这里，让我们来反驳这种批评。著名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出生在印度，持有美国的永久居留权，执教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从事的是英国文学研究。她访问日本期间，在一次性别理论研讨会上，听到一位欧洲学者提出“社会性别（gender）”这一概念并非日本本土原有的概念时，她如此回应道：

        “一个概念，无论产生于何处，只要能为我用，便当尽管去用。”

        当一个理论被用于实证时，理论会因适用的对象和文化背景而得以“本土化”。读过这本书之后，一定会有读者忍不住想应用它来探究自己所属社会的问题吧。正如我论“日本版厌女症”一样，读者中也会有人去论“中国版厌女症”吧。我期待着读到那本书的日文译本。

        不过，倘若出现了这一理论也无法说明的现象呢？那就让我们欢迎这种脱离厌女症的新变化之前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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