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承认一件事:当我还只有三四岁时,我和正常小孩不大一样。“你这个怪小孩哟。”好几个姑妈在不同场合这么说我。等我平平安安长大成人后,我常以啼笑皆非的心态回忆那些糟糕的童年往事。但我并不觉得自己哪里古怪,我只不过是想做自己,想以自己的方式生活。
小孩总会相信自己是神仙圣人,至少一些小孩如此,只有当周围的世界完全顺应他们的想法运转时,他们才会心满意足。
可我已经七岁,不再是小孩了。我曾经无所畏惧,而今却时常受惊。
蠕虫钻进脚底这件事没有吓到我。我没有和别人说这件事,不过第二天我倒是想了想:人经常会得这种“脚虫病”吗?还是说只有我一人,在橙色天空下赫姆斯托克农场的边界,撞上了这件事?
醒来后我揭掉脚上的创可贴,看到创口已经开始愈合,松了口气。小孔上覆着一层粉膜,像是个血泡,没什么异样。
我下楼吃早餐。母亲一脸愉悦地说:“亲爱的,好消息,我找到了一份工作。迪克森眼镜店需要一位配镜师,他们让我今天下午开始工作。我一周要工作四天。”
我无所谓,一个人也挺好的。
“还有个好消息。我们找了个保姆,名叫乌苏拉,她能在我不在时照顾你们两个小不点。她会睡在你原来的卧室,顶楼那间屋。她会给你们做饭,还会打扫卫生。韦勒太太伤到了髋部,她说得休养几周才能回来。爸爸和我都要去工作。这个节骨眼上乌苏拉能来,可让我心中的大石头落了下来。”
“你们没钱。”我说,“你们不是说家里缺钱吗?”
“所以我接了配镜师的工作嘛。”母亲说,“乌苏拉只要求吃住,不要报酬,她要在当地住几个月。今早她打电话联系上我,她的介绍信非常棒。”
但愿她是个和蔼可亲的保姆。格特鲁德,我们家六个月前的前任保姆,就非常讨人厌:她喜欢捉弄我和妹妹,比如把床单像苹果派一样对叠,弄得我俩很蒙。到最后,我和妹妹忍无可忍,高举标语牌到屋外游行抗议,牌子上分别写着:“格特鲁德真讨厌!”“格特鲁德做的饭难吃死了!”我们还往她床上放小青蛙。不久后她就回到瑞典老家去了。
我拿了本书,走进花园。
这是一个温暖和煦的春日,我沿着绳梯爬上一棵高大的山毛榉,在最低的枝条上坐下,翻开书,沉浸其中。看书时我什么也不怕。我回到了久远的古埃及,了解了哈托尔这个女人。她化作母狮,踏遍埃及,杀生无数,让鲜血染尽埃及的土地。人们无数次抵抗,终于找到了制伏她的办法:他们把啤酒、蜂蜜与安眠药混合,调配成红色液体,让哈托尔误以为是血液,将其一饮而尽,陷入沉睡。在那之后,众神之父太阳神将她封为爱神,此后她只能带给人由爱而生的情伤。
我想不通为什么那些神要这么做,他们为何不趁机直接杀死她呢?
我喜欢神话,它既不是成人故事,也不是儿童故事。它胜过两者,这点不必多加解释。
成人故事总是不知所云,情节展开慢得要死,让我觉得成年本身藏有诸多秘密,共济会般的、神话般的秘密。大人们为什么不愿读,一睹神秘的岛屿、狡诈的走私者和危险的精怪呢?
肚子开始咕咕叫,我爬下树,走回家,路过了散发着洗衣皂和霉菌味的洗衣房,堆放着煤炭和木柴的小屋,还有一个露天厕所。厕所的门被漆成花园绿,厕所里结满蛛网,蜘蛛趴在网上伺机而动。我穿过后门,沿走廊走进厨房。
厨房里有我妈妈和一个我从没见过的女人,看到她时,我的心脏忽然一疼。这不是比喻,就是字面意思:我的胸腔内部忽然一阵刺痛,一闪而逝。
妹妹正坐在餐桌边,喝着一碗麦片粥。
女人身材高挑,非常漂亮——一头色泽如蜂蜜的金黄色短发,一双灰蓝色大眼睛,嘴上涂着淡雅的口红。
“亲爱的,发什么愣呀?这位是乌苏拉·芒克顿。”母亲说。
我一言不发地盯着乌苏拉,母亲用手肘轻轻推了我一下。
“你好。”我说。
“他是个腼腆的孩子。”乌苏拉·芒克顿说,“但我确信一旦他与我熟了,我们一定会成为好朋友。”她伸出一只手,拍了拍我妹妹灰褐色的头发。妹妹咧嘴一笑,露出大大的牙缝。
“我好喜欢你呀。”妹妹对乌苏拉说完后,转向母亲和我,“我长大以后,也要变得像乌苏拉一样漂亮。”
母亲和乌苏拉一同笑了起来。“你真是个小可爱。”乌苏拉说完后又转向我,“我们呢?也一定会成为好朋友的,对吧?”
我默默地看着她。她成熟的气韵、金色的头发和灰粉的裙子,无一不让我害怕。
她的裙子上有破洞和裂缝,但我想这并非破衣烂衫,而是款式本身就是如此,不过是一种时尚潮流。可她的样子却让我不由想象:她的裙子在无风的厨房里翻飞,如同一片帆船的主帆,而帆船正航行在橙色天空下的孤寂海面上。
我忘了我回应了什么,也许我根本没说话。尽管肚子很饿,但我连个苹果都没拿,就径直走出了厨房。
我把书带到后花园。头顶上方是阳台,身旁是一片花圃,花圃在电视房的窗户下方。我开始阅读书中的故事,看那些头为动物、身为人类的古埃及众神将彼此大卸八块后又使其复活。我沉迷其中,忘了饥饿。
妹妹也来到花园。
“她人好好啊。”妹妹对我说,“她是我的好朋友。你想看看她送我的东西吗?”她拿出一个灰色小皮夹,和妈妈手提包里的零钱包挺像的,外壳上有个金属蝴蝶搭扣,材质像是真皮,说不定是老鼠皮。妹妹打开皮夹,取出一枚大大的银币,币值是半克朗。
“瞧!”妹妹说,“瞧我拿到了什么!”
我也想要半克朗。不,我想要的是能用半克朗买到的东西,比如魔术戏法或恶作剧的道具,比如各种各样的图书。我想要的东西多得数不清,但我不想要一个装着半克朗的灰色小皮夹。
“我不喜欢她。”我对妹妹说。
“我比你先看到她,”妹妹说,“她是我的朋友。”
我不认为乌苏拉·芒克顿会是任何人的朋友。我想去找莱蒂,把乌苏拉的事告诉她。可我该怎么说呢?我们家来了个穿灰粉裙子的保姆?她看我的眼神很奇怪?
要是当初没有松开莱蒂的手就好了。毫无疑问,乌苏拉的事是我自找的,仅靠把她冲入下水道或往她床上放青蛙,我根本摆脱不了她。
她一来我就该拔腿就跑,沿着小路飞奔一英里,去往赫姆斯托克农场,可我没有那么做。没过多久,母亲打的去了迪克森眼镜店,她会在那里为配镜的顾客测视力,调整镜片让他们看得更清晰,而我留在家里,和乌苏拉共处同一屋檐之下。
乌苏拉端着一碟三明治走进花园。
“我和你们的妈妈说好了。”她张开涂着淡色唇膏的嘴唇,甜甜一笑,“当我在家时,你们俩不能到处乱跑。你们可以在房子或者花园里自由活动,我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去找小伙伴,但你们不能出门,不能离开院落,散步闲逛都不行。”
“没问题。”妹妹说。
我一声不吭。
妹妹吃掉了一个花生酱三明治。
我很饿,但不知道这些三明治是不是有诈。我害怕吃下之后,它会在我胃里变成一团恶心的虫子,在我体内蠕动游走,不断繁殖,占领我身体的每一寸角落,直至顶出我的皮肤。
我走回房子,推开厨房的门。见乌苏拉不在,我拿起苹果、橙子和褐色硬梨,装满了身上所有的口袋。我又抓起三根香蕉,塞进针织套衫,这才奔向我的实验室。
我口中的实验室是一间漆成绿色的小木屋,建在院落里离房子最远的地方,挨着老旧的大车库。木屋边长着一棵无花果树,可我仅见过它硕大的叶片和绿色的嫩果,从没尝过成熟的无花果是什么滋味。
我把这间小木屋叫作实验室,因为里面放着我的化学实验装置——一份我在几年前收到的生日礼物。自从我在试管里捣鼓出某些产物后,这套实验装置便被父亲逐出住房。那时我随意混合了一些东西,加热,直到混合物爆炸,变成黑乎乎的一团,散发出臭鸡蛋的气味,飘荡在屋里挥之不去。父亲说他不反对我做实验(尽管我和他都不知道我能实验出个什么名堂。这不要紧。我在母亲生日时用这套实验装置给她表演过,实验非常成功),但他不希望在屋里闻到实验的气味。
我吃了一根香蕉、一个梨,把剩余水果藏到木桌下。
大人们循规蹈矩,孩子们四处探索。大人们喜欢成百上千次地走在相同的道路上。也许他们从来不会偏离主路从杜鹃花丛中爬过去,或从篱笆的间隔钻出去。我是个孩子,我知道十几种离开院落溜到小路上的办法,不像大人们只知道出门走车道。我已经决定好,先悄悄溜出实验室,沿着草地边的墙根走,潜入生长在花园边缘的杜鹃花丛和月桂林。穿过月桂林后,我会从小山坡上滑下去,翻过生锈的金属栏杆,踏上小路。
没人看见我。我蹑手蹑脚地穿过月桂林,但没能按计划滑下山坡。上次来时,山坡上还没长出那么多黑莓灌木和荨麻。我拨开挡路的植物,一路向下。
山坡下,乌苏拉正站在生锈的金属栏杆前等我。这是怎么回事?倘若她要到这个地方,来的路上一定会被我撞见,可我压根没见到她。她双臂环胸,冷冷地看着我,灰粉裙子迎风摆动。
“我记得我说得很清楚,你不能离开院落。”
“我没有。”我很心虚,话里没有一丝理直气壮之意,“我还在院落里,我只是在探索大自然。”
“你鬼鬼祟祟,心怀鬼胎。”
我没吭声。
“现在是你睡午觉的时间,你应该在卧室里,在那儿我才能看护好你。”
我已经长大了,不用睡午觉了,但我的年纪还不足以与她据理力争并占据上风。
“哦。”我说。
“不许说‘哦’。要说‘好的,芒克顿小姐’。”乌苏拉俯视着我。她灰蓝色的眼睛让我联想到帆布上的破洞,现在看起来一点也不漂亮。
“好的,芒克顿小姐。”我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暗恨自己乖乖听从了她的命令。
我们一同走上山坡。
“你父母的财力很快会支撑不起这个住处。”乌苏拉说,“他们会入不敷出。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意识到,若想要解决家里的经济困难,就只能把这座房子和这片花园卖给地产开发商。这样一来,这里的一切,包括肆意生长的黑莓灌木,还有草坪后方乱蓬蓬的花草树木,就会变成十几栋一模一样的小房子,附带一模一样的花园。你们要是运气好,没准能住进其中一栋。要是不走运,那就只能看着新来的住客眼红。你喜欢那样吗?”
我爱我家的房子,也爱我家的花园。我爱房子的破烂陈旧,也爱花园的散乱芜杂。我爱这个地方,像爱着自己身心的一部分。也许,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里已融入我的骨血。
“你是谁?”我问。
“乌苏拉·芒克顿,你的保姆。”
“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要给大家钱?”
“每个人都想要钱。”乌苏拉的语气好似这一点不言而喻,“钱能让大家开心,你若不抗拒,它也能让你开心。”我们踏过一堆草屑,前方是“精灵环”——一圈绿草地。遇上潮湿的天气,一朵朵黄色毒蘑菇会在精灵环里蓬勃生长。
“好了。”乌苏拉说,“快回你房间去。”
我拔腿就跑,以最快速度冲过精灵环,奔上草坪,绕过玫瑰花丛,又经过堆放煤炭的小屋,拉开房屋后门。
一拉开后门,乌苏拉出现在我面前,迎接我进屋,尽管她不可能超到我前面,不然我一定会看见。她的头发梳理齐整,口红也像刚刚补过。
“我在你体内。”她说,“聪明的小孩一点就通。就算你告诉别人,别人也不会相信,而且因为我在你体内,你的所作所为全都逃脱不了我的掌控。我不想让你说出来的事,我就有本事让你根本说不出口。”
我走上楼梯,步入卧室,躺倒在床上。脚底被虫子钻出的小孔阵阵抽痛,胸口也胸闷气短,隐隐作痛。我放空思想,以书为伴。每当现实生活太过艰难或无法撼动,书就是我的寄身之所。我抽出十几本母亲小时候留下来的旧书。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讲的是几个女生的冒险故事。她们与走私犯、间谍和内奸斗智斗勇。无论对手多么强大,这些女孩一直勇往直前,步步为营。而我呢,既没有胆量,又没有谋略。
我从未感到如此孤独。
我琢磨着给赫姆斯托克家打个电话,有点难办,但并非毫无可能。兴许最先报警,告诉警方路边有辆弃置迷你车的就是赫姆斯托克太太。电话本在楼下,但我记得怎么拨打电话号码查询台,我只须询问接线员赫姆斯托克农场的电话号码是多少。我父母的卧室里就有一部电话。
我翻身下床,走到门口向外张望。过道里没有人。我轻手轻脚,迅速闪过走廊,进入隔壁卧室。卧室的墙是淡粉色的,父母的大床上铺着印有大朵玫瑰的床罩,落地窗连通长长的阳台。窗边有个淡金色的床头柜,上头有一部奶油色的电话。我拿起听筒,听着嗡嗡的沉闷拨号音,手指在号码盘上按下电话号码查询台的号码,一,九,二。我等待着接线员接通电话,告诉我赫姆斯托克农场的电话号码。铅笔在手,我打算把号码记在一本名叫《潘西拯救学校》的蓝色精装书的封底。
接线员没有回应,拨号音仍在持续,随即被一个女声盖过。是乌苏拉·芒克顿。“教养良好的孩子可不会背着人偷偷打电话,你说对不对?”
我没吭声,但电话那头的乌苏拉无疑听得见我的呼吸声。我放下听筒,回到了和妹妹共用的卧室。
我坐在床上,凝视窗外。
我的床紧挨着墙,就在窗户下方。我喜欢开着窗户睡觉。最美好的莫过于雨夜:我会开着窗,枕着枕头,闭上眼睛,感受清风拂过脸颊,倾听树枝吱嘎摇曳。幸运的时候,还会有雨点乘风落到我的脸上。那时我会想象自己正乘着海洋上的一叶扁舟,随波漂流。我从未设想自己是个海盗,也从未设想自己要漂到什么地方去。我在我的小舟上,仅此而已。
可此刻没有下雨,也不是夜晚。透过窗,能看到的只有一棵棵树,一片片云,还有天边缥缈的淡紫色光辉。
我有一些以备不时之需的“应急巧克力”,藏在我的生日礼物——那个塑料蝙蝠侠模型的下面。嘴里含着巧克力,我忽然想起松开莱蒂的手去接破布球的那一瞬,忆起脚下紧随其后的一阵刺痛。
是我把她引到家里的。这一点毋庸置疑。
乌苏拉不是真实的人。她戴上了伪装的面具,和钻入我体内的蠕虫,还有在橙色天空下的开阔原野上兴风作浪的帆布怪是同一个东西。
我回到卧室,继续阅读《潘西拯救学校》。一个航空基地的秘密计划被间谍窃取,不慎泄露给敌军。航空基地隔壁有所小学,间谍就是这所小学兼任打理菜园的几位老师。秘密计划被封在挖空的西葫芦内部。
“我的天哪!”伦敦警察厅著名调查组——走私犯和秘密间谍调查组的戴维森警探不由感叹,“打死我也想不到这个地方!”
“潘西,我们欠你一句道歉。”严厉的女校长一反常态。让人如沐春风的微笑,如星光般闪烁的眼睛,让潘西不由觉得自己一学期以来都对她有误解。不过——“你拯救了学校的声誉!趁你还没太过于自我膨胀,你是不是还没到老师那儿去背新学的法语单词的动词变位?”
和潘西在一起,我脑海中有些部分非常愉悦,尽管其他部分全被恐惧侵占。我在等爸妈回来,我要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一定会相信我。
那时父亲的办公室距家大约一小时车程,我不知道他具体做什么,但我知道他有个非常漂亮可亲的秘书。女秘书养了一条玩具贵宾犬,每当知道我和妹妹要去见父亲时,她就会从家里把贵宾犬带过来,让我们和它一起玩。有时当我们走在大街上,路过一栋栋房子时,父亲会说:“那栋也是我们的。”可我一点也不关心房子,所以我从没问过“那栋房子怎么就是你们的”,甚至没问过“我们”指的是谁。
我躺在床上,看了一本又一本书,直到乌苏拉出现在门口,说:“你下来吧。”
妹妹正在楼下的电视房里,看一个名叫《怎么做呢》的流行科学秀。一开场,几个头戴印第安人头饰的主持人就会蹦出来,大喊一声“怎么做呢”,咋咋呼呼,一阵起哄。
我想换到英国广播公司的频道,但妹妹洋洋得意地看着我,说:“乌苏拉说我想看多久就看多久,你不能换台。”
我坐在她身边,看了一两分钟。屏幕中,一个八字胡老头正在教一群英国孩子如何安装飞蝇钓的钓线。
我说:“她不是好人。”
“我喜欢她,她很漂亮。”
五分钟后,母亲到家了,进门后她向大家打了声招呼,接着走进厨房去看乌苏拉。乌苏拉再次出现,说:“爸爸一回家就开饭,你们先去洗手。”
妹妹上楼洗手。
我对母亲说:“我不喜欢她,能不能把她打发走?”
母亲叹了口气:“亲爱的,可别闹得又和格特鲁德一样。乌苏拉是个好姑娘,家教良好,而且她还非常喜欢你们俩。”
父亲到家了。晚餐已经上桌:蔬菜浓汤、烤鸡、新鲜土豆配冷冻青豆。桌上的菜我都爱吃,但我一口也没尝。
“我不饿。”我解释道。
“我可不喜欢打小报告,”乌苏拉说,“可刚才有人从卧室下来时,手上和嘴角都沾着巧克力。”
“少吃点垃圾食品。”父亲闷闷地说。
“巧克力里全是加工糖,会让你吃饭没胃口,牙齿全蛀光。”母亲说。
我很害怕他们会强迫我吃饭,所幸没有。我饥肠辘辘地坐着,听父亲开玩笑,看乌苏拉笑得花枝乱颤。我心里有种奇怪的感觉,父亲讲笑话似乎是在特地逗她开心。
吃完晚餐后,大家一起看《碟中谍》。这个系列的电影我一直很喜欢,可这次却看得心神不宁。电影人物一个个揭掉脸上的皮,露出另一张面孔。脸上的皮通常是橡胶面具,面具下的面孔也总是英雄。可我不由想象,倘若乌苏拉揭掉脸上的皮,底下会是什么呢?
到了上床睡觉的时间,今晚轮到妹妹决定门是开是关。她把门关得紧紧的。我无比想念走廊的灯光。窗开着,我躺在床上,清醒得不得了,耳边是一座老房子在漫长的一天后发出的疲惫声响。我拼命祈祷,希望我的愿望快成真:但愿父母快点把乌苏拉送走。这样我就能去赫姆斯托克农场,告诉莱蒂我做了什么,她会原谅我,让一切回归正轨。
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妹妹已经睡着了,她这种倒头就睡的本事让我羡慕不已。
我走出卧室。
我在楼梯顶部徘徊,听着楼下的电视房传出的声响,接着光脚悄悄地走下楼梯,坐在从下往上数的第三级台阶上。电视房的门半开着,再向下一级,正在看电视的人就会看到我。所以我坐在第三级上等候。
电视节目中不时夹杂穿透耳膜的爆笑声。
随后,大人的讲话声盖过了电视节目的声音。
乌苏拉说:“那你妻子每晚都在外面吗?”
父亲的声音:“不是,她今晚要去安排明天的活动。不过从明天起,一周一次就行了。她在村镇议事堂为非洲人筹钱,好让他们有钱钻井,我觉得还为了让他们有钱避孕。”
“这些嘛,”乌苏拉说,“我早就知道了呢。”
她笑了笑,笑声清脆得像小铃铛,听起来友善真诚,发自内心,丝毫不夹杂破布条的扇动声。她接着说:“偷听的小鬼……”电视房的门一下子敞开,乌苏拉直勾勾地盯着我。她的妆容又补过了,双唇柔和水润,睫毛长而挺翘。
“睡觉去。”她说,“快点。”
“我想和爸爸说说话。”我不抱希望地说了一句。乌苏拉没有说话,只是微微一笑,笑容中没有温暖,也没有爱。我走上楼,爬上床,躺在黑黢黢的卧室里,怎么也睡不着,最后索性放弃。可就在不再期待之时,困意倒包裹住我,送我入梦。
我睡得很不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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