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圣约翰骑士团，无论战死、病死，还是下落不明，骑士的名字都不会留在正式记录里。只会留下在何月何日，有几名骑士魂归基督身边的记录。例外的只有骑士团大团长，其他人即便是高位骑士，也往往连名字都不会留下。他们的家属会接到通知。骑士团可以打造墓碑，但这不是骑士团的正式义务，只不过是家属和朋友进行凭吊的表现形式而已。而且这也只能在平时得以实现，遇到战时，只要战争没有结束，一般无法做到。虽然罗得岛上至今还遗留着一些骑士的墓碑，但它们都属于那些倒在战场后有幸让人为其立碑的骑士，而许多骑士没有墓碑。

        这一惯例有其缘由，因为圣约翰骑士团的骑士们被认为与修道院的修道士一样，都是为神和基督奉献一生的人。如果是为基督而死，身后留名反而属于不敬。放弃姓名成为神的仆人，死时也必须无名。

        死去的骑士生前使用、刻有西欧屈指可数的名门望族家徽的银质餐具，以及同样绣有家徽的漂亮桌布和床套，会送往医院供患者使用。但这些物品也总有一天会因耗损而无继续使用。到那时，它们过去的主人在岛上的痕迹也会永久消失。

        在圣约翰骑士团，即使有很多人死去，也常常不会被正式记录下来。这是因为留下记录这一行为对此类人来说并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留下记录是为了以后能以某种形式让其发挥作用。正因为觉得可以发挥作用，才会产生详细记录的愿望。意大利的城邦国家威尼斯、热那亚和佛罗伦萨之所以留下了当时最准确、最翔实的史料，其理由并非希望能为后世的历史研究发挥作用。对贸易、金融、工业是经济基础的这些国家来说，获取最新信息和情报也至关重要。这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从信息和情报的积累这一观点来看，将信息和情报准确记录并保留下来是最为重要的事情。在这些国家，连看上去似乎毫不相干的事情都记录在案的做法，是人们的秉性。

        另一方面，像圣约翰骑士团这样的组织是与经济理论完全无缘的存在。财政基础来自受赠的不动产和由此获得的收益，以及海上劫掠异教徒船只所带来的收入。成为其一员也被认为是贵族子弟值得骄傲的选择，因此也不是那种通过劝诱和招募而增加成员的组织。而且，如果放弃姓名是其原则的话，记录就更加没有意义了。这种情况下，后世的历史研究者只有通过其中某一个人留下的私人记录，才可以把此类组织的成员看作一个个人追寻其足迹。

        没有贵族血统，尤其没有身为封建君主的贵族血统，就没有资格成为团员的圣约翰骑士团，也不可能准确掌握攻防战中究竟有几个骑士战死，几个骑士幸存。也许会有人想，如果有一个威尼斯人参战，或一个佛罗伦萨人加入的话，情况可能不同，但这些商人国家的人没有资格成为骑士。马尔蒂嫩戈出生在威尼斯共和国属贝加莫，并不是地地道道的威尼斯人。安东尼奥·德尔·卡莱特也是热那亚附近拥有土地的贵族，没有商人血统。尽管如此，这二人虽然无法与详细记录了君士坦丁堡攻防战的威尼斯医生相比，但还是通过私人信件的形式留下了记录。

        再说，留下记录是因为会思考明天，哪怕是无意识地思考。思考明天也是精神健全的表现。圣约翰骑士团也许是一种从创设之初就一直没有这种意识的组织。

        进入11月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土耳其军攻势的猛烈程度也在逐日增加。

        在罗马，虽然新教皇哈德良六世已经加冕，但依然处于连枢机主教会议都无法顺利召开的状态。因为鼠疫蔓延，枢机主教们都逃到了郊外的别墅。虽然教皇在罗马努力工作，但谁都不会理睬这个没有后盾、身为外国人的教皇。西欧的君主们也借着教皇形同虚设而为了自己的利益相互争斗。

        这时候，从克里特岛出发的威尼斯的援助船秘密抵达罗得岛。威尼斯已宣布保持中立，就只好装扮为私人商船运送军粮。这给了防守方极大的鼓励，但这艘船也带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

        这个消息说，响应骑士团总部的号召，由英吉利支部筹措并送出的船只满载武器弹药，在行至伊比利亚半岛时遭遇风暴，船上的货物和作为援军登船的全体英吉利骑士与船一道沉没。除此之外的威尼斯船只，无论是刚刚出发的还是正在航行的，均没有进一步消息传来。

        即便如此，11月22日，工程师马尔蒂嫩戈还是出院了，时隔6周重归战线。但是，此时罗得岛城墙的毁损已经到了令人极度绝望的状态，以至于连他的重归也无法使形势得到好转。安东尼奥也养好了伤，并已于11月初重归战线。回到战线的这个年轻人看到的，是在已经崩塌一半的外墙上布下阵营，并向城内实施炮击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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