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4号犯人说道：“1964年8月9日，我在北京饭店的一间客房中与五十州关男先生会面。由于谈话的内容可能涉及国家机密，几位陪同人员在外屋等候。我们关上屋门，在套间的内室对坐交谈。我将产品资料摆放在咖啡桌上，但五十州先生用他的礼帽盖住了那几张铜版纸，弯下身子凑近我说：‘你认不出我了吗，小得螺？’

        “‘得螺’是昆明方言中‘陀螺’的意思。在昆明居住的那段日子，八位空军学校学员看我喜欢穿着花裙子转圈，就为我起了这个外号。二十多年来我早已忘记这个字眼，没想到竟由一位日本客商的口中说出来，当时我吓了一跳，失手碰洒了杯中的咖啡。‘你果然忘记我了，小得螺。’五十州先生并没有惋惜他那被咖啡弄污的礼帽，而是很惆怅地望着我，眼神中有一种奇怪的失望之色，‘也难怪，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我老了，你也早不是小女孩了。’

        “他说的是带着南方口音的普通话。这种口音、阔别已久的外号和他颈上那飞鸟形状的青色胎记一下子唤醒了我的记忆，但我无论如何没办法相信眼前的日本商人竟是二十多年前牺牲的中国飞行员，我那早夭的异姓兄长。‘五十州先生，您……您认识陈大哥吗？’当时我这样问道。

        “‘我就是陈大哥啊，小得螺！’他脸上浮现狂喜之色，我从没在一个人的脸上看到过那么喜悦的神采，在这一刻坐在咖啡桌对面的不再是个白发苍苍的日本客商，而是一个激动的、雀跃的、喜极而泣的中国青年。‘我等这一刻等了好多年了，小得螺！这下得好好跟你聊聊！’他揉揉发红的眼睛，捉住我的手，笑着流着泪同我说话。

        “我的心情非常复杂，但随着时间流逝，我心中的惊讶和怀疑逐渐消解，最终放下了警戒。我花了整整十分钟与他谈论昆明郊外的往事，对我记忆中已经模糊的微小细节他都能娓娓道来。有些事，是只有陈大哥本人才可能知道的。我终于确认，这位五十州关男先生，就是二十多年前死于空难的空军学校第七期学员陈桂民大哥。‘陈大哥，你是怎么从飞机失事中幸存的？又为何换了日本名字？你一直生活在日本吗？为何不回国呢？’一旦消除怀疑，被埋藏多年的情感就迸发而出，我惊喜地反握住他的手，连珠问道。

        “‘飞机并没有失事。’陈大哥叹了口气，眼神望着照在地毯上的阳光，‘那只是一个障眼法，小得螺。你们全家、我所有的同僚与朋友、甚至德国飞行教官都被蒙在鼓里。我与七名同僚加入了一次绝密的任务，这次任务是由委员长直接指派给我们的，就连飞行大队的指挥官都无权干涉我们的行动。’

        “‘你是说，其他七位大哥也都没有死？’我惊喜地叫道。

        “陈大哥慢慢摇了摇头，端起冷掉的咖啡喝了一口，苦笑道：‘事情说来话长，不能简单用生与死来概括，容我慢慢讲给你听。不过在讲故事之前，有一个人你一定要见一见，可不要过分激动，小得螺。’

        “他说着话，站起来打开了卫生间的门。一个黑头发的男人走了出来，他大约三四十岁年纪，身材笔挺，眼神发亮，笑容和煦，既英俊又文雅。这次我直接认出了他，‘黄大哥！’我不敢相信地捂住嘴巴。

        “黄大哥就是在那个凄风冷雨的夜里拉起小提琴奏出《圣母颂》的提琴手，他的死亡通知书在我们举家迁至四川李庄之后才送来，是八位学员中第三个传来噩耗的——他竟也活着！我惊喜不已地跳起来，却立刻又感到莫名的恐惧：黄大哥与陈大哥年纪相当，如果活到今天，也应该是五十岁的人了，但为何他看起来会如此年轻？我的眼光在两个男人身上来回移动，不由自主攥紧了衣角。

        “‘别怕，小得螺。’陈大哥安抚我道，‘我活着，他也活着，只是差了几岁年纪，其中缘故，我现在就说给你听。1939年5月份，日本鬼子的飞机在昆明城上空飞来飞去，我们没有足够的飞机和燃油与他们对抗，只能像老鼠一样缩在洞里等空袭警报过去。突然，传令兵过来点我们八人前往司令部报道。当时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事，但委员长的传召可是千载难逢的事情，除了在画片上，我们还没亲眼见过这位大人物哩！’”

        正在这时，赵干部突然喝止了犯人的陈述：“停一下！张老师，这个委员长是说反动派头子蒋介石吗？”

        我想了想，答道：“我想不是的，应该指的是中华民国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当时还没有空军总司令这个职位，掌握空军作战指挥权的前敌总指挥毛邦初与负责全国空军事务的周至柔是空军的实际指挥者。两人分属不同派系，互相多有倾轧。周当时在昆明统帅空军大队，兼任中央航校校长。不过这些学员的叫法是错误的，航空委员会的委员长由蒋介石本人兼任，周至柔应该被称为‘校长’或‘主任’。我不知这算是个纰漏，还是当时一种通行的称呼方法。”

        “啊哈！”赵干部亢奋地双手一拍桌面，像只盯住猎物的大蛤蟆似的趴在写字台上望着犯人，“瞧瞧，专家同志一下子就发现问题了！你还想继续说下去吗？那只会让你的马脚越露越多！”

        124号犯人有点奇怪地望着我们：“我不知道正确与否，当时陈大哥就是这么说的。他接下来说：‘传令兵不让我们和中队长汇报，直接领着我们到了空军司令部。委员长正在里面等着，他是个很严厉的人，但说出的话很和蔼。他发了几张油印纸给我们，上面写着一些坐标、高度，下面印着一张地图。那是距离昆明三十公里的一处山区，我们都看懂了地图，只是不明白要干什么。委员长接着作出一场激动人心的演讲，宣布我们八人将执行绝密任务，从今天起脱离第七飞行大队二十中队的编制，直接由特别委员会管理。我们八人将配备最新型的飞机，依次执行任务，任务时间不确定，但最近的一次，将在六月份。我们抽签决定了顺序，执行首次任务的将是我。我们都很紧张激动，委员长拉着我们的手，感谢我们为了中华的未来不惜牺牲生命沥血奋战，我们也都喊出响亮的口号，表明决心。’

        “我非常奇怪，不由问：‘究竟是什么任务？到山区里做什么？’

        “他们两人对视一眼，陈大哥点点头，由黄大哥代为回答道：‘小得螺，如今告诉你也没关系了，这次我们回国与你见面，不仅是想与故人重逢，也想让这件事流传出去，让世人知晓，毕竟我们已经独自承担太久了。那山里……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为了这个秘密，委员长不惜冒着危险从重庆飞来。’”

        听到这里，我突然“啊”的一声叫出口，笔尖噗地把信纸戳出一个洞来。我刚才的分析完全错误了，犯人转述的对话中提到的“从重庆飞来”的委员长应该就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本人！1937年底国民政府迁都重庆，1939年5月1日，蒋介石刚刚在重庆发表了著名的南昌督战令，限令五天之内攻克南昌城。从时间上来看，他在五月份偷偷飞往昆明是有可能的，但究竟什么机密任务能令国民党“委座”冒着战火亲临空军基地，亲自接见八名年轻的空军军官？昆明郊区的山区中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怎么了？”赵干部瞧了我一眼。

        “没、没事。有点热……”我把额头的冷汗当作热汗，顺势脱掉了身上的夹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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