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是个纸匠，据说会扎纸人纸马纸牛纸屋。可惜我没见过。我只见过爷爷用花纸糊的盒子，说是给我盛针线。那年我六岁。

        “哪有那么多针线可盛！她们这茬孩子，钉个扣子都扎手。爹，您就歇着吧！”妈妈说。

        纸盒子很漂亮，散发着米面的清香。那是妈妈自己打的浆子，说是比街上的胶水熨贴。

        我所有的针线只把盒子底铺了浅浅一层，使用它们做彩色的褥子，眼睛会动的洋娃蛙躺在上面，纸盒就成为一架摇篮。

        “爷爷，再扎一个么！”

        “扎个什么呢？”爷爷擅着手，好像有许多无形的纸在怀抱中。

        “扎什么都好。”小孩生怕大人变卦时，便很通融。

        “扎个桥吧，人死了以后，活着时候用过的水，就会哗啦啦像海潮似地淌过来，没有纸桥，你怎么过去呢？”爷爷思忖着，眯缝着眼睛似乎怕那滔天涌来的苦水打湿了灰白的睫毛。

        “马桶里用过的水，也会一起涌来么？”我想这是极恐惧的事情。

        爷爷哗了一口唾沫：“怎么会想到那去！当然也要涌来的。”

        妈妈拿着拖把走过来，好像她早预算到爷爷会在这时吐痰。

        妈妈去涮拖把，我催爷爷快扎：“你那个桥是多少孔的？”

        爸爸走进来，他真不愧是军人，前因后果都不知，就准确地说：“这是迷信！”

        爷爷看看爸爸肩上的双杠和金星，唯唯诺诺地说：“这是迷信。”

        爷爷干搓着手，看着盆里的浆子粘稠龟裂翻卷，最后像毛玻璃一样破碎了。

        夜里，妈妈对爸爸说：“爹闲得难受，我想让爹把咱家的仰棚糊一糊。”

        仰棚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爸爸和妈妈的家乡相隔三里地，他们便经常说一些只有他们才懂的话。我就大嚷：“不普通！不普通！”他们就换用普通话向我解释。但这一次，我不能嚷，他们以为我已经睡熟了。

        爸爸抬头看了看。于是我明白了：仰棚就是天花板。

        天花板是水泥的，上面沾满霜雪般的白灰，透过我的眼睫毛，它们白得有些悲惨。

        “裱天花板还不如去裱地板呢！”爸爸不屑地说。

        朱红的木质打蜡地板上，有我踩的几个脚印。灯光下，像初出茅庐的窃贼。

        妈妈拿来一块干净抹布，蹲在地上，把红木板拭得清凉如水。

        “你说，倒是行不行呢？”妈妈轻柔地问。

        “什么事？”爸爸正在批一份文件，被人突然打断，惊诧地回头。

        “糊仰棚哇！”妈妈反倒莫名其妙，刚才的话，不正是从这里断掉的吗？

        “真亏你们想得出！多好的洋灰顶子，这不是劳民伤财瞎胡闹吗！况且这是营房，不要独出心裁！”爸爸不耐烦，铅笔在文件上点出许多蓝星。

        我从来没见妈妈在什么事上反对过爸爸，但这一次，她不屈不挠：“糊糊吧！你没当过纸匠……”

        爸爸说：“糊吧糊吧！我没当过纸匠，可我当的是司令员！爹上了年纪，我就不说什么了，你也跟着起哄。这都是当家属的过！别的房间不许动，只能糊厨房。”

        妈妈快步退出去，拐进爷爷的小屋。我听见爷爷夹杂着咳嗽的笑声。

        爷爷是远近闻名的纸匠。这是妈妈说的，所谓的远近，也是以那个偏僻的小村为中心。妈妈说过爷爷扎的纸水牛，眼睛是用(又鸟)蛋壳镶的。牛走动时，眼珠子就会转。从此我见到真水牛时，就觉得它们不够生动。

        妈妈也会扎纸器、不过她很谦虚，说远不如爷爷扎得好。

        妈妈是爷爷给爸爸挑中的。一天，爷爷在离他家三里路的地方，给人扎冥器，看到了还是小女孩的妈妈。

        这嫚行。手指长，能扎纸。爷爷说。

        去吧。嫚。好歹是门手艺，逢饥荒年饿不死。后来被饿死的姥爷这样说。

        嫚是我们老家的土语，泛指小女孩，年龄分布大约在十到二十岁之间。

        妈妈便这样到了爸爸家。爸爸那时在外面读书，偶尔回家，后来从学校当了八路军。

        “你看你这手，一点也不像你妈！像你爸，你爸的手像棉裤腰！”爷爷嗔怪地对我说。

        我觉得爷爷很不讲理，他首先应该责怪爸爸的手，可是他不敢。

        我把手别到背后，看爷爷糊仰棚。

        爷爷刷浆子，熨纸。纸一张张排列在天上，像大考时的卷子。

        妈妈给爷爷打下手，我注意着她的手，手指又细又长，像是能弹很好的钢琴。因为经年累月洗洗唰唰，每个指肚都像于枣样枯萎，指甲也很苍白。

        爷爷糊完仰棚，身上沾了许多浆糊：“洋灰顶子不好。费腕子，掸不开，也砥不平。”他困难地蹲下身，以便在狭小的厨房尽可能地距仰棚远点，眯缝着双眼问我：“嫚，你看棚纸有没有贝贝？”

        什么叫贝贝？我不知道。也没有冲着爷爷大喊“讲普通”，谅他也翻译不出。

        妈妈正在为爷爷洗衣，双手沾满肥皂泡，像捧着只大螃蟹走过来，她仔细端详仰棚，恭恭敬敬地对爷爷说：“您老手艺好，没贝贝。一点贝贝也没有，雪洞似的。”

        爷爷却执拗地盯着我，预备听到再一次的证实再一次的夸奖。

        妈妈俯下身，贴着我的耳朵说：“贝贝就是指的虫子。”

        我闻见妈妈头发丝上裹着的油腥气。爸爸最爱吃炸鱼。跳舞去之前，尤其爱吃，说禁饿。

        我认真看了看仰棚。除了白纸交界处有连绵不断的皱褶外，没见到什么虫子。

        “爷爷，没贝贝。一个贝贝也没有。”我大声地对他嚷，他耳背。

        没有贝贝的厨房仰棚，是爷爷最后一件艺术品。之后，他就偏瘫了，只有半边身子能动，另外半边随之摇曳，像在弹拨一件无形的乐器。后来，瘫痪蔓延，他完全不能动了。

        妈妈每天为爷爷洗脸擦身，更换被褥，清洗粪便污染了的床单。爷爷躺在床上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以致我写作业累的时候，很想瘫痪。

        爸爸很忙，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爸爸一回来，妈妈就同他讲爷爷，讲我。讲完，就忙着给爸爸洗衣服。

        “你不能再说点别的吗？”爸爸说。

        于是妈妈又说起炸鱼和哥哥。

        她说我的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好像我是马铃薯埋在地下的块茎，而那个男孩是地面上的花。

        哥哥死在妈妈怀里。当时日本军正在扫荡，八路军家属只有四处逃亡。妈妈又冻又饿，没有奶，哥哥发了一夜烧就死了。我想哥哥是个生命力很弱的孩子，不值得总是怀念。

        “我这辈子只有这一件事对不起你。”因为重复的次数很多，妈妈也已不再悲痛。

        爸爸没有见过哥哥的面，这个话题就议论不下去了。“你对不起我的事很多，比如小脚。”爸爸开玩笑说。

        “不是小脚，是改良脚，或者叫解放脚。”妈妈勇敢地反驳爸爸。

        “都一样。”爸爸手中的烟灰落下来，把他的呢军服烧了一个洞。

        妈妈把裤脚处的针脚挑开，拆下黄呢线，经呀纬呀织好破漏，同原来的一模一样。

        做完这件事之后，妈妈为自己买了双最小号的高跟皮鞋。她穿着依旧大，而且前端虚空。她便在鞋尖处塞了许多棉花，亭亭玉立地等着爸爸。

        那一夜，爸爸没有回来。

        当爸爸终于看到妈妈时，皱着眉头说：“乱弹琴！这都是当家属闲的。”

        我始终认为家属是一个充分的贬义词。当一个人只属于家时，就是一种罪过。在别人眼里和在自己眼里都是卑下的。

        妈妈只有在爷爷面前，才是谈笑风生的。

        “嫚，你当初若把这双手背到身后去，就好了。”爷爷说。

        嫚的含义在这时有些模糊，我以为是在说我。妈妈紧接着说：“爹，这挺好，您教给了我手艺，万一有个啥，我也能活人。”

        纸匠的规矩是传媳不传女。虽然我从未见过爷爷和妈妈有什么精湛绝技，在爷爷也许是不能了，在妈妈也许是不会。

        妈妈的预感很灵验，爸爸终于领着万一来了。

        “这就是你的女儿吗？并不像你说的那样大嘛！小孩子的心，是很容易改变的。”万一的发丝轻拂着我的脸，她身上有任何人都得承认的美妙气息。

        妈妈给万一沏茶时，手乱抖，茶却滴水不漏。

        “你看你的脸，贝贝太多了。”早上，爸爸对妈妈说。

        我便在妈妈脸上寻找虫子。

        没有。有的只是如钧瓷一般的裂纹。

        我这才知道贝贝就是皱纹。

        “嫌我贝贝多，你去找大嫚么！”妈妈很平静，口气中流露着思忖已久的镇定。

        “大嫚好找。只是你咋办呢？”爸爸的态度也很安宁，以致我当时没有充分意识到它们蕴含的风险。

        “到咱家……到你家那年，我都没饿死，这会儿更饿不死了。解放了，不让糊冥器了，盖新房娶媳妇总得糊仰棚吧！你放心吧，再不好过，还能比你当八路那时更难吗？”

        妈妈的信心却使爸爸萎顿下去。后来，爷爷用最后的气力咒骂爸爸，组织上也批评了爸爸。听妈妈说，最终让爸爸转变主意的人，是万一。

        万一看到我们家房前屋后铁丝上晾晒的洁白布单，吃惊地问：“你怎么没同我说过，你还有这么小的一个婴儿？”

        白单子是爷爷的尿布。我们家总用新被里。

        睡新被里是件很受罪的事，像裹在牛皮纸中。被里一旦柔软，妈妈便把它挑开，铺到爷爷身下。

        我再没有见过比这些布更圣洁的白色。它们被洗得菲薄，像一张张宣张。悬挂在蓝天之下。它们有极细微的纹路，每一块都彼此不同，像白玉石的切片，毫无暇疵。许多年后，当我看到水洗布风靡全球时，才明白无数次的水洗将赋予布以灵魂。

        爸爸买口一盒“百省羚”香脂，盒子大得像一面新疆人跳舞的铃鼓。

        “没事的时候，往脸上多搽搽。”

        百省羚妈妈用了，不过不是在脸上，而是在手上。妈妈的手皲裂出无数小口，把新《新华字典》的书页刮得哗哗乱响。抹了油的手指，困难地在空中画出不规则的字。

        “我如果识字，那时候就当乡长了。”这是妈妈唯一的一次自我炫耀。

        我不知道那时候的确切时间概念，大约是哥哥死去后的悲痛时刻。妈妈为了不给爸爸丢脸，大约很革命，直到后来进了城。

        妈妈学会了常用汉字，这其中付出的甘苦，别人都不知道。也许爷爷知道，但爷爷那时已不太能操纵语言。

        爸爸打回电话，说有紧急任务要外出，让妈妈为他收拾行装。

        爸爸疾如星火般回到家中，迎接他的是一张字条：“皮箱在客厅。皮鞋在壁橱里。我给你包饺子，冬瓜羊肉馅。小网”

        “你妈妈跑到哪里去了？”爸爸把纸条摇得像条鞭子。

        我这才知道妈妈有这么一个富有哲理的小名，文中的错别字也很温情脉脉。

        妈妈双手沾着面粉从厨房走出来，毫不掩饰渴望受到夸赞的微笑。

        爸爸残酷地把纸条捏成一个极小极硬的团，子弹一样弹出门外。

        “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时候！当家属，真是越当越糊涂！”

        妈妈的汉字同她的高跟鞋一样，从此成为辉煌的遗迹。她最好最终的作品，是那些灿如霜雪的白布。

        爷爷临去的时候，我们守候在他身边。医院肃穆的气氛，使得最后的诀别，充满了科学的意味。爷爷临终时已不会说话，眼睛总望着妈妈，蜡烛样的手指却在爸爸手心划拉了两下。我站在近旁，竟完全没有看懂。那也许是一个字，也许是一幅画，也许是一个符咒。爸爸像人们这种时候惯常的表现，沉重地点了一下头，仿佛帆船上的主桅杆突然折断。其实我想他也并不明白。

        文化大革命，造成了许多灾难，却使我的爸爸和妈妈，像一双筷子一样，笔直地站立在一起。爸爸每次被揪斗时，都穿着最干净最整洁的衣服，为此，他总是遭到最惨烈的毒打。别人都是准备一套最脏最破涂满油彩的批斗服，像伪装网一样，披挂起来去受训，爸爸却不。他在妈妈的照料下，已习惯于清洁，当他站在污秽之中时，便觉得自己已不再完整。我更为惊异的是，无论怎样的血迹墨痕，以至于更腌臢的混浊，妈妈都能够把它们从布丝上清除下去。我不止一次追问过她诀窍，她说：“它们和布本来就是两种东西，水就把它们分开了。”我于是想起疙丁解牛，妈妈以水做刀，伸进布与污物的间隙，不傀是洗涤的大师。

        后来，一切都好起来了，爸爸却患了重病。肝病肺病心脏病脑血管病，互相掺杂又互相矛盾，有的要吃糖不吃(又鸟)蛋有的要专吃(又鸟)蛋不吃糖。人们都很焦急，请医生，吃补药，做各种各样的检查。

        妈妈认定了吃饭能治百病，每天不重样地做给爸爸吃。剩下的时间，便为爸爸洗刷。

        爸爸的病，越来越像爷爷了。我为造物主如此的可重复性而惊异。妈妈也许要服侍爸爸一生。

        没想到，妈妈突然倒下了。她正在给我洗衣物。家中有全自动的洗衣机。妈妈洗床单和被罩时用，她已经老了，洗不动了。但贴身的衬衣妈妈一定要手洗，说洗衣机是糊弄人的，洗不干净。

        妈妈去得毫无征兆，毫无痛苦，而且是死在家中，充满了人情味。我想，这是命运给妈妈最后的一次馈赠，尽管对她一生苛刻。

        妈妈离开时的镇定和安详，无疑加重了对父亲打击的突然性。他的病明显地加重了，任何劝解都无济干事。坐着的时候，便漫无目的地撒纸屑。

        我看他的手指。病使肌体瘦弱，手指却仍旧短粗。虽然并不像棉裤腰，想必干纸工活是不相宜的。

        于是又想到妈妈的手。柔软、欣长，颇有一种钢琴家的风度。只是我再也承受不到它们的抚摸，变成一捻洁白的尘灰，无怨无悔地躺在一个干燥的小匣子里。

        终于有一天，父亲拿出一只素净的纸水牛。它天真而活泼，肚子大大的，像一只蝈蝈笼。然而一双眼睛极有神，奕奕生辉。我辨认出牛眼是父亲常吃的贵重的清心丸蜡壳做的。大约比之他的父亲当年制作的(又鸟)蛋牛眼，还要维妙维肖。

        “把它放到你妈妈那儿去吧。”父亲疲倦地说。这只小水牛，耗去了他生命篝火之中残存的热量。

        妈妈那儿——就是那个精致的小匣子吗？我估摸了一下大小，正好合适，想必都是策划好的。

        “这是什么？”我尽量压抑自己的惊讶。

        “这是水牛嘛！”爸爸说。

        是的。这是水牛，但这不是回答。

        “您怎么会扎这个？”小水牛的工艺相当精巧，我掩饰不住好奇。

        “我是一个纸匠的儿子，还是一个纸匠的丈夫。”父亲的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这笑容使一张垂垂老矣的脸闪现出生动的光彩。

        “那就扎一座纸桥吧！”记忆像一叶刚刚采摘的春茶，被时间的沸水冲开了，沏出沁人心脾的苦涩。

        “桥，是给男人扎的。男人过桥。”父亲的音调像古老的民俗一样悠长。

        “那么女人呢？”妈妈一生用过的水，像海潮一般哗哗涌来，我孤独的心飘荡其上。

        “女人用的水多，就要给她扎一头水牛。水牛把水喝干，便甩着尾巴，把女人驮过河去……”

        我和父亲都不作声了。我们面前有一幅凄清的图画，我们的小水牛任重而道远。

        “您信吗？”我打破沉默。这话题太苍凉了，让我们岔开吧。

        “我不信。”父亲很肃穆地说，我看到无形的双杠和金星，在父亲的双肩闪烁。

        “我也不信。”我竭力平静地说，还努力布出一个微笑。

        “可你爷爷信。临终的时候，他在我手心写了一个牛字。大约是觉得你妈妈一生祸害的水太多了。”父亲沉吟着说。

        “妈妈信吗？”我终于忍不住问道。

        “不知道。”爸爸的眼帘垂下了，像一道历史的大幕合拢了。

        只有纸水牛望着我们。我想，它的肚子应该糊得再大一些，那样才能盛很多很多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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