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凡的时刻。我不凡的时刻是在讲台上。一旦走上讲台，我就变成了鸟，有一种飞翔的感觉。学生也觉得我是鸟，能带着他们不停地上升；我的语文科代表李秋甚至在作文中说：听黄老师上课，我能透过云端。我很喜欢李秋这个学生，她不仅语文成绩好，各科成绩都很好，对人又温和而礼貌。可这天我走进教室，却发现李秋不在。她是从来没有迟到过的，她的位置空着，教室里就凭空长出了一块伤疤。我说李秋咋回事？没有人回答我。问她同寝室的女生，都说寝室里没人，具体情况不清楚。我想，昨天是星期天，她可能回家去了，既然没能及时赶回来，她一定是报告了班主任的。

        课后，我回到办公室，正准备处理一些杂事，高二(5)班的班主任孙老师进来了。孙老师的头发已经花白，眼里却像孩子似的常显紧张和慌乱。这是家境带给他的后遗症。步子还没停下来，孙老师就脸红筋胀地说，黄主任，麻烦了，肯定出事了，刚才有人给我讲，昨天万丽君带人把李秋打了！

        万丽君是班上最漂亮的女生，一直受着某些同学的追捧，她本人更是早就把自己视为班上的公主，对谁说话都颐指气使的。昨天中午，她带着几个平时帮她做作业的男生去食店吃饭，刚落座，万丽君就嚷着要看电视，店主把悬挂在墙上的电视打开，出来就是一则洗发水广告，风情万种的广告明星将自己浓密的秀发甩过去，又甩过来。万丽君正在考虑是不是也要买那种洗发水，一个男生突然说，她那头发，哼，比李秋的差多了！此语一出，立即有了应和，都说是啊是啊，我也正这么想呢。李秋读高一的时候，身体还是圆滚滚的，不知在哪一个神秘的时刻抽了条，抽得那样好，随便一站就亭亭玉立；尤其是她的头发，拖到屁股丫上去了，就是不发黄，不分叉。万丽君早就注意到了李秋的变化，但并没往心里去，因为李秋根本没认识到自己的漂亮，还是那样安静，还是只会埋头读书；更重要的是，平时围着万丽君转的同学，都没有背叛她的意思。

        哪想到他们会当着她的面说出这种话来？

        万丽君心里很不痛快，就找店主要烟抽。店主把一包娇子烟拆散，以一元一支卖给万丽君(这种烟市面上零售十四块一包)。平时万丽君买烟，都是兄弟姐妹一人一支的，今天她却只顾自己点上了。那几个男生并没在意。他们谈李秋正谈得起劲呢。他们说那广告明星不仅头发没李秋的好，身材也比不上李秋。万丽君越听越不是滋味，烟只抽了一半，就被她揉碎了。

        当天下午，万丽君带着四个女生进了李秋的寝室。

        李秋独自倚在床上，一边吃苹果一边看书，她还没注意到寝室里进了人，就被一床被子蒙住了头，紧跟着是一阵拳打脚踢。几分钟后，压在李秋身上的万丽君下来了。被子里悄无声息，只见一团弓着的人形。别的女生吓住了，想逃跑，万丽君喝住了她们，让她们把被子打开。

        李秋鼻青脸肿，重浊地喘着气。她已听出这次打她是万丽君带的头，说丽君，我没招惹你，为啥打我？

        因为我看着你烦！万丽君气愤愤的，指着放在李秋床边的苹果问，你的好身材就是吃苹果吃出来的？没等李秋回答，她就把苹果悉数倾倒在地上，用脚狠狠地踩，之后命令道：从今天开始，你不许再吃苹果了，你每天至少吃两份肥肉！要不听招呼，我天天打你！

        孙老师说，事情大概就是这样，李秋挨了打，就……

        电话铃响起来。恰好是李秋的母亲打来的。她哭哭啼啼地诉说了女儿挨打的经过，说李秋的脸现在还是肿的，正躺在矿医院里治疗。只要李秋回了家，我心里就轻松了许多，我说请你放心，学校也在查这件事，李秋离校的时候，没给任何人讲，要不然……我的话没说完，对方的怒气就上来了：讲？她敢给谁讲？你们那学校，都快成土匪窝子了！接下来是伤心的哭泣。我的脸上火烧火燎，安慰她说，学校一定会给予公正的处理。处理不处理是你们的事，我们也不盼着你们处理！反正她爸已经在路上了，她爸来也不要求别的，只是把万丽君用被子捂着擂拳头，我们只要求这点，就够了！

        放下电话，我老半天没做声。孙老师也默默地站在一旁。李秋的母亲声音那么大，孙老师至少是断断续续地听到了。直到我抽了半支烟，他才说，黄主任，是不是把万丽君叫来问问？

        你先问一问吧，我说，作好记录。孙老师应了，我又说，剩下的两节课让万丽君不要上了，你把她送到我家里躲起来，江佩兰在家，你去就是了。

        江佩兰是我妻子，在学校图书室上班，生下孩子后，请了半年产假。

        从窗口望出去，天很蓝，太阳很好，阳光照在对面的建筑物和远处的山峦上，闪动着无忧无虑的光芒。新州城四面环山，多数时候雾气沉沉，这么好的太阳难得一见。可偏偏在这时候遇到了麻烦事。我把目光收回来，盯着宽大的桌面想，我需不需要把这事告诉校长？思来想去，觉得还是不告诉的好。我当上教务主任不到两个月，有了独当一面应付这些事情的权力，就不应该去麻烦他。

        接近十二点，李秋的父亲才来。这是一个发了福的矮胖男人，但高挺的鼻子和略显忧郁的大眼睛，还是能看出他跟李秋的血缘关系。他说同志，请问张主任在吗？张主任是以前的教务主任，现在当政教主任去了。我说我姓黄，是现在的教务主任，也是李秋的语文老师，你是李秋她爸？他立即伸出两只手来。那明显是一双挖过煤的手，看样子他现在不挖煤了，但生活的轨迹还是深深地刻在了他的掌纹上。我跟他握手的时候，他说，我们家李秋常常说起你，说你是教得最好的老师。我知道这不是听家长赞扬自己的时候，抽一把椅子让他坐，并给他泡了杯茶，然后说，李师傅，很对不起，都是我们对学生管教不严造成的。他深深地吸了口气说，本来，我是烧着怒火来的，但车子走了个把小时，我的怒火就熄了。事情反正都已经出了，把那个叫万丽君的打一顿，也不是解决的办法。我松了口气，说谢谢你李师傅，你有什么想法，就提出来，我们会酌情考虑的。

        我的想法有两点，李师傅说，一是让万丽君付医药费；二是让李秋转学。

        付医药费肯定没问题，让李秋转学我却舍不得，我说这学校是新州矿务局一中，是局里唯一的重点中学，你往哪里转？就让她在这里读，我可以保证，类似的伤害她再也不可能遇到了。

        这样的保证我不想再听了！李师傅的语气突然变得生硬起来，初三的时候，她就被勒索过一回，那是高中的几个男生，下晚自习后把她逼到教学楼背后的墙角，非要她拿出钱来。我们家李秋是一个文文静静的女子，哪里经得住这样的惊吓？她身上有二十块钱，全都摸出来给了。那时候是张主任，我来找张主任要说法，张主任就向我保证过的，跟黄主任你说的话一模一样，可结果呢？进了高中，虽然没遇到过那种事，可钱经常被偷，还被女同学打了！

        我怎样向他解释呢，我总不能说，我刚当上教务主任，许多工作还没拿上手，等我把工作拿上手了，学校就会变一个样子了。我挤兑张主任当了教务主任，本来就跟他有了矛盾，要是这样的话传到张主任耳朵里，矛盾就会越结越深……我只是对李师傅说，李秋是我们看好的苗子，我们会精心培育的。

        我没想到李师傅会做出这么激烈的反应，他把桌子一拍：好听的话你也不要给我多讲，我算是把你们看透了，再也不敢相信你们了！要是以前，家里一大堆儿女，坏一个也就坏一个，现在行么，坏一个就坏了全部，我敢拿我的全部来下赌注？反正我要李秋转学！

        阳光从窗口斜照进来，在桌面上跳动，冒着若隐若现的蓝烟。

        你准备把她转到哪所学校？

        李师傅听出了我口气里的关切，怒气平息了一些，难为情地看了我两眼说，我不准备让她在矿务局内的学校读书了，我想把她转到地方上去，交高价就交高价，有啥办法呢。我问他市二中怎么样，他说市二中我们不敢去，那不是省重点吗，听说开学的时候校门口放一个箩筐装钱，不要说钱，就是我跳进去也塞不满。我说这样吧，我有个同学在二中教书，让他去说说情，能减点儿就减点儿。我马上给你开张介绍信。落实之后，你再和我联系，我请张主任把李秋的档案转过去。

        那就谢谢你了黄主任，要是这学校的老师都像你，李秋再挨两次打，我也不会让她转学。

        听着这样的话，我舌根底下冒出一股酸苦的味道。

        笔帽旋开之后，我再一次问，真的要转？

        对不起了黄主任……李师傅的眼眶边湿润润的。

        我开介绍信的时候，李师傅说，我在矿务局干二十多年了，对矿务局有没有感情反正都是它的人了，当然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局内读书，别的不说，地皮是热的嘛。我真是迫不得已啊，这学校里，听说很多教师打麻将，在麻将桌上杀红了眼，怎么搞教学呢？还有不少教职工在家里开馆子，招揽学生去消费，据说有些班主任还做得绝，收班费的时候就把伙食费搭了进去，你不想在他那里消费都不行。消费就消费吧，去哪里都要花钱的，可是万万不该卖给学生烟酒。

        见我没搭腔，李师傅说，算我多嘴了黄主任，要是我们家李秋不转学，要是她不常常在我和她妈跟前提到你，我还不好说这些话呢。

        我把介绍信递给他，对他说，你讲的都是事实。

        他把信看完后，高高兴兴地折叠起来揣进口袋。黄主任，他说，你年纪轻轻就当了教务主任，可见是一个能干人，你的样子看上去也像一个老师；不知咋回事，我现在看很多老师都不像老师。你要问我哪样的人才像老师，我说不出来。我们读书那阵子，即使这个老师长得怪一点，丑一点，可看上去他是神圣的。老师就该神圣点才好。

        我久久地回味着他这句话，之后问他，李秋的医药费大概要多少？

        多倒不多，就两百块的样子。我要万丽君赔这笔钱，主要是顺不过那口气。

        我说你的心情我理解，这样吧，我先把两百块给你，免得你跑来跑去的。

        李师傅连连摆手，那我就不要了，你给我不要，万丽君给我也不要了。不就两百块钱吗，人活一辈子，哪能这么见净呢。

        我还是坚决把钱塞进了他的衣兜里。

        把李师傅送走，我才回家去。一路上，我心潮难平。在教师心里，自己班上一个好学生转走了，那种疼痛，不亚于当父母的丢失了一个孩子。这个万丽君，就因为家里有点钱，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学校分明不准学生化妆，她偏偏又抹眼影又搽胭脂，还把头发烫成高粱红，剪成碎发式，我当教师的时候，批评过她两回，她并没往心里去；谁知道她还抽烟呢，还因为别人的身材和发质比自己好，就动手打人呢！打了人不说，还命令人家不许吃苹果，每天必须吃两份肥肉！一个刚满十七岁的女孩子，怎么霸道成这样？我越想越生气，情不自禁地加快了步伐，打算回去狠狠地克她一顿，也让她知道这里是学校，不是她胡作非为的地方。

        佩兰一见我就说，万丽君不见了，我正准备给你打电话呢。我问万丽君吃饭没有，佩兰说，我把碗递到她面前，她就是不接，一直坐在那里流眼泪。佩兰指了指客厅角落里的独座沙发。你知道她是抹了胭脂的，佩兰说，眼泪没流多久，脸上就像猫抓了一样，怪可怜的。我也觉得她可怜，对她的气消了大半。她毕竟只是个孩子，做了错事，到底害怕了。我想她可能老也等不到我回来，肚子又饿了，就不辞而别吃饭去了，因此并没过多在意。

        佩兰去为我热饭菜的时候，到底开始抱怨了。我知道她迟早会抱怨的。她把微波炉打开，微波炉的嗡嗡声就和她的抱怨声一同传了过来：孙老师才是班主任，他为啥不把万丽君带到家里去躲？我走过去解释说，孙老师是把学生的伙食费连同班费一起收的，李秋她爸知道，我怕他在教室找不到人，就去孙老师家找。你的心真好，佩兰说。微波炉转完了，发出当的一声响，好像为她的话打了个感叹号。我三扒两下把饭吃完，就抱起摇篮里的狗狗。狗狗不是狗，而是我三个月大的儿子。狗狗这乳名是我母亲取的，我老家在大巴山乡下，乡下人的逻辑是，孩子的乳名越贱越好养。其实我母亲并不是利用通常的逻辑，她是由佩兰而担忧孩子的未来。佩兰的父亲是矿务局权力很重的副局长，不论在局机关，还是各大矿区和学校，人们都习惯叫他“江铁腕”，但“江铁腕”并不快乐，因为他的女儿，也就是我的妻子，三岁得了小儿麻痹症，右腿比左腿短，而且细，走起路来跛得十分厉害。

        狗狗早就会笑了。有人说，男人是在孩子第一次朝他笑的时候找到当父亲的感觉，这话说得真好。孩子的笑里隐藏着父亲的全部光荣。狗狗无牙的嘴刚刚合拢，又再一次咧开腮帮，笑得咯咯咯的。他那小脑袋里在想些什么？他为啥那么快乐？他大概什么也没想，他快乐只是因为他单纯。

        我把狗狗放进摇篮里，他又咧开了嘴，但这回不是笑，而是哭。佩兰正在洗我的碗筷，听到哭声，她说咋啦？我没回话，佩兰就油着手跑出来，看见我站在一旁发愣，很不高兴地说，还有四十分钟才上班，你多抱他一会儿不行？我说有点急事，我先走了。佩兰一面进厨房去，一面嘀咕，人家当教务主任的时候，没那么多急事，就你黄开亮有急事。我心里沉甸甸的，没说什么，出门找孙老师去了。

        孙老师住在这幢楼背后的五层上，两幢楼之间隔着一个花园。花园两头的铁门都锁着，铁门上锈迹斑斑，仿佛从来就没人进去过；里面长满了花草和藤蔓，类同于鲁迅先生笔下的百草园。杂草丛中埋伏着数不尽的昆虫，月朗星稀之夜，昆虫们就像不知疲倦的歌手。因为佩兰的腿不好，学校给我们分了底楼，很多个夜晚，我都是在昆虫的歌声中入睡。

        敲门之前，我很紧张。我怕看见令人尴尬的场面。万一孙老师也像有些老师一样，不仅给学生卖饭，还卖给学生烟酒，我该如何处理？孙老师家相当困难，他爱人当了一辈子家属，大儿子在农村，患有间隙性精神病，结婚之后，大儿媳妇常常怂恿丈夫进城找父亲要钱，不给钱就离婚；真的离了婚，大儿子就更没个着落了，因此只要大儿子来，孙老师多多少少都要给他一些，手里没有，借也要借来给他。可最恼人的是，大儿子有好几次都在路上发了病，他把钱摸出来，或者撕烂，或者当纸一样扔出车窗；他的家在宣汉县，从新州至宣汉，公路都傍河而行，钱扔出车窗，就飘进滚滚波涛里去了。当他回了家，清醒过来，才发现没有钱，也想不起父亲曾给过他钱，媳妇就以为公公拒绝给，怒气冲冲地命令丈夫再次进城，说还拿不到钱，我就当真离婚了！大儿子只好又去车站。开食店之前，孙老师家炒菜，油壶是他自己特制的木盖，油出来时是往下滴，而不是往外倾。

        可是无论多么困难，也不该卖给学生烟酒。

        孙老师本人来开了门。他的脖子上挂着一领陈旧的蓝布围裙，围裙很长，一直拖到脚脖子上。这让我想起小时候见到过的杀猪匠。看见是我，孙老师愣了一下，随即将围裙取下来，邀我进屋。屋子里一片狼藉，圆桌上和磨石地板上，到处都是混合着辣椒的饭渣。只是不见一个学生了。孙老师的爱人本是农民，生了一儿一女之后才随孙老师进城的，在城里过了几十年，还是没改农民的习性，既拘谨又热情，她用拖把很快清扫出一块地方，搭张凳子请我坐。孙老师进里屋去了，拿出他对万丽君的询问记录。万丽君说的，跟李秋的父亲说的差不多，就连踩烂了李秋几个苹果也说清楚了。我看完了，孙老师说，黄主任，万丽君带那几个男生去吃饭的时候，并没来我家里，他们是到别的地方打牙祭。我从来不卖给学生烟酒。他爱人接口说，我们不做那些事，那是缺德事。

        可是我关心的不是这个，我关心的是万丽君是否到孙老师家来吃饭了。孙老师说没来啊，她不是一直在你家里吗？我说在我回家之前，她溜了。

        可能是回寝室去了，孙老师说。

        但愿是这样……我说，李秋转学了。她爸非要立即转学不可，我知道你忙，就没把你叫到办公室商量。

        孙老师的后脑勺像挨了一棒，左眼上的眼袋不停地跳动。她爸呢？

        已经走了。

        我还该退她的钱呢，孙老师说，她的伙食费交了半年，还有三个月没吃呢。

        等一阵子吧，她肯定还要来学校办些手续，到时候你再给她。我们现在去宿舍看看万丽君。

        孙老师换了件外套，跟我走了。

        下楼的时候，很多家的门都敞开着，正在打扫屋子。只有在饮食店前才能闻到的气味，扑鼻而来。那些气味虫子一样在楼道上飞舞，一条一条地钻进了我的鼻孔。我打了几声响亮的喷嚏，惹得屋里的人伸出头来看。那些人既有教师家属，也有教师本人。他们都跟孙老师在家时一样，脖子上挂着一领长长的围裙。有几个教师跟我打招呼，说黄主任今天咋这么好的兴致？又看看我身后的孙老师，开玩笑说，未必黄主任也在孙老师家搭伙？

        我和孙老师都只是胡乱地应了一声，就快步下楼。我觉得是谁在背后推我，甚至用刀扎我，催促我赶快逃离这些气味。

        学校只有一幢学生宿舍楼，共六层，上面三层住女生，下面三层住男生。万丽君住在四楼。她不在。她自己寝室没有，别的寝室也没有。

        从楼上下来，我问守门的洪师傅是否看到过万丽君。万丽君是一个特殊的学生，不仅是她的装扮，还因为她会跳舞，是很时髦的街舞，以往学校搞文艺晚会，万丽君不下五次上台跳过街舞，那连续不断的一抽一抽的动作，使台下的观众也禁不住抽筋，所以大家都把它叫抽筋舞；这学校会跳抽筋舞的学生不少，但万丽君跳得最好。因为特殊，许多职员都认识她。洪师傅说，今天早晨我看到过她，过后就没见她的影子了。洪师傅工作特别认真，每一个进出宿舍楼的人，都要过他的眼，而且被他记在心里，只要他说没看见万丽君，证明万丽君的确没回寝室了。

        我问孙老师询问万丽君的时候对她说了些什么，孙老师说，我只是告诉她李秋伤得很重，住进了医院，要花很多钱治疗；我说你家里不是很有钱吗，就告诉你爹妈，让他们准备一大笔钱，别的我就没说啥了。

        我们正走到宿舍楼外的大操场上，洪师傅跟了出来，用他精瘦而有力的手拉住我说，黄主任，我感冒了。他的声音听上去沙哑得可怕，但这并不能证明他感冒了。据说他年轻时能唱川剧高腔，来这学校守了几十年门，声音就哑了。那是吼学生吼哑的。我说你感冒了就向张主任请假吧。职工这一块儿，也归张主任管。可是洪师傅还是不放我，他说黄主任啦，这学校的学生已经坏得连一个老人也不知道怜惜了，有些男生半夜起来上了厕所，哪怕住在楼上的，也不辞劳苦跑到底楼来，大叫几声：老洪！老洪！我懵里懵懂的，以为是李校长叫我呢，马上开灯起床。等我起了床，一个鬼影子也没有！我几乎每天晚上都要被这么折腾几次，感冒就是这样得来的；这些情况我也给张主任反映过，张主任说，你碰了几次钉子，未必还要往墙上撞？他的意思是叫我不起来。可不起来行吗？万一真的是李校长有急事找我，或者你们哪个领导有急事找我，我还敢大模大样地赖在床上不起来？

        由于心里有事，加上不好把手伸到张主任的领地，我只能敷衍洪师傅几句了事。

        大操场就是足球场，怕造成意外伤害学校不好说话，同时也怕足球砸烂了宿舍楼的玻璃，便严禁学生踢球，操场上的野草没过膝盖。站在野草丛中，我问孙老师，你知道万丽君昨天带人到哪家吃饭的？孙老师望了望正南方向，小声说，万丽君说是张主任家里，我在记录上都没敢写。我吃了一惊，难道张主任家也卖给学生烟？孙老师不言声，又望了望正南方向。那边是另一幢教职工宿舍，紧邻河边，就是川东北有名的巴河；张主任住二楼，我们站着的地方，正好可以望见他家的阳台。张主任刚好站在阳台上，背向着我们收拾东西。他的块头很大，肩膀很宽，虽然是快上五十的人，但走路地动山摇的。

        我说孙老师，你去张主任家看看，我去办公室等你，如果万丽君在他家里，一切都好办，万一没在，我们得赶快和她家里联系。

        孙老师进我办公室的时候，显得灰头土脑。万丽君没在，他说，张主任朝我发火，说你班上的学生不都被你揽到家里消费了吗，到我这里找什么万丽君？

        谁都不清楚万丽君家的电话，只知道她是清河煤矿的人。新州矿务局下辖八个煤矿和局一中这所直属学校，局机关和局一中在城里，机关在老城，一中在新城，彼此隔河相望；八个煤矿都在山区，清河是最远的一家，坐汽车需四个多小时，当老师的时候，我去那矿上开过家长会，但那时我没教现在的高二(5)班，因此没见过万丽君的家长。孙老师拿来学生登记簿，说万丽君只写了她母亲的名字，并没落具体部门。

        只好给矿上打电话了。接电话的是一个中年妇女，绕来绕去说了老半天，她才恍然大悟似的，哦，你是说万丽君的妈呀，她没单位，家里也没装电话。我说她爸呢？对方有些疑惑了，她说你到底是不是万丽君的老师哟，我说怎么不是呢，平白无故我冒充人家的老师干什么？你既然是她老师，为啥对学生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要是对方能看到我，就会知道什么叫无地自容。我以近乎低三下四的语气说，你批评得对，可是现在……我们需要立即找到她家长。对方见我这么客气，和缓而沉痛地说，万丽君五岁的时候，她爸妈就离婚了，离了婚她爸就走了，早就不在矿上了，十多年来鬼影子都没见到过一个，前妻不管也就算了，万丽君是他女儿，他该不该管？可他也从来没管过，不要说拿一分钱，连一声问候也没有。我一时语塞，是这样吗……那麻烦你帮我找一下她妈吧。对方说我可没那份闲工夫，她住在很远的一间平房里，天黑透前是见不到她的，她不是在矸石山上刨煤渣，就是到处捡垃圾，去哪里找啊？

        我脊背发凉。万丽君的家庭是这个样子？她哪来的钱买化妆品？哪来的钱请客？

        我问孙老师，万丽君在市里有没有亲戚？好像没有，孙老师说。孙老师垂着头。他理的是板寸头，那些银白的发根，像撒在头上的盐。

        马上去清河，我说，我们一块儿去。

        孙老师抬头看了我几眼，善意地提醒我，黄主任，学生打架、逃学、出走这些犯纪律的事情，该张主任管。

        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捶着桌子，大声说，学校出了这样丢脸的事，不仅张主任该管，我该管，每一个当教师的都有责任管！

        孙老师诺诺连声地退出去了。走到门口的时候，他说，黄主任，我去办公室把东西收拾一下，马上就下来。

        我闭上眼睛。强烈的阳光并没完全从我眼里撤出，它们像金黄色的蝌蚪，在不远处游来游去，但无法照亮我的内心。我为什么要朝孙老师发火呢，他说的是对的，在这所学校里，每个领导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张主任之所以看我不舒服，就因为我把他从以前的势力范围里挤出去了，挤到一个更小的圈子里去了。教务处可以管教师，更重要的是可以招生；在学校，有了招生权就有了最根本的权力。正因为这样，许多学校的政教处形同虚设，尽管政教处肩负着管理学生思想品德的重任，但学生出了事，惹了麻烦，家长大都是把电话打到教务处来。

        隔壁传来李校长开门的声音，我起身去向他请示。虽然很希望亲自去看看万丽君的家，但还是有所顾虑，把情况反映后，我说，我已经给孙老师讲了，让他去一趟清河。你不去？李校长问我。又说，孙老师那人，软沓沓的，我怕他有些事处理不下来。我说这事该张主任管。李校长将两个拳头靠在脸上，把肥硕的腮帮按出两个大坑，眼睛也鼓了出来。他是标准的汉人，但他的瞳孔却蓝幽幽的。他把拳头取下来后，说黄主任，还是你去吧。虽然我当了快六十天主任，但至今对黄主任这个称呼还是很不习惯，尤其是李校长这样叫我的时候。李校长是接近退休的人了，以前都叫我小黄的。

        我说，你让我去，我当然不能推辞，只是张主任那里要解释一下。

        李校长断然地说，解释啥呀，反正都是干工作，派谁去不派谁去，我这当校长的说了还不算数？再说学校又没车，去那地方的班车只在上午才有一趟，煤车倒是可以找，但也不一定将就，最稳妥的办法就是跟局里联系，让他们派车送一下。跟局里联系就靠你了，连我都没那么大的面子，不要说张主任。

        我给岳父的办公室去了电话，是他秘书接的，秘书说，没问题，二十分钟后，车就会到你们校门口。

        回到教务处，孙老师已在那里等着，我一边锁抽屉，一边给佩兰打电话。

        佩兰听到我的声音，立即咋咋呼呼地说，你的电话来得巧呢，你儿子刚刚叫了声爸爸！这怎么可能呢，他才三个月大，他又不是天才。佩兰不高兴了，你咋知道他不是天才？我说即便是天才，三个月大也不会叫爸爸，那是他两片嘴唇碰撞之后无意识发出的声音，跟狗叫没啥区别。佩兰说，他是狗，你是啥？骂你自己可以，不要把我和儿子搭进去。我说好好好，不就是开个玩笑吗，我今天……佩兰打断我说，你听见没有，他又在叫了！说罢，她大概把话筒送到了儿子嘴边，因为她的声音远了一些，她说，快叫啊，叫爸爸回来抱你。可是儿子不但没叫，还发出了委屈的哭声。佩兰对我说，我不跟你啰嗦了，他又尿尿了，下班就回来啊。我生怕她挂电话，抓紧时间把事情说了。电话里一时没了声息，几秒钟过去，才响起佩兰冷冰冰的话，你这么喜欢揽活干……不过这是你自己的事，与我没关系，你现在牌子大了，管不着你了。你想着狗狗是你的儿子就行了。

        我心里很闷，但我无法说什么。我一说又要跟佩兰吵架了。我已经跟佩兰吵过很多次架，究竟为什么，实在说不清楚。

        我和孙老师去校门口等了几分钟，车来了。当白色本田跑过顺着巴河延伸出去的平地，进入莽莽大山之后，我才发现，这是一趟需要意志力的旅程。并不是说路远，而是怕万丽君连家也没回，果真如此，我该怎样向她母亲解释？该怎样应付可能发生的事情？

        孙老师坐在后排，我坐在副驾上，司机是个专心致志的小伙子。车里没有人说话，路上也无车辆相随，只有我们孤独地，默默地，奔向一个未知的结果。

        山体越来越雄奇险峻。这片山属大巴山脉南端，名叫万源，之所以叫万源，是因为它物产丰饶，桫椤和崖柏这些珍稀物种，在某一处葱茏的角落里静静地生长，阳光的切片从左面高岩上抹过来，插入右边幽暗的山谷，山谷里是一片锦鸡的欢鸣，锦鸡把阳光托在翅膀上，从这棵树飞到那棵树，当它们肥胖的身体停靠下来，树身便摇晃不定，使它们不敢贸然敛翅。除了锦鸡，还有金钱豹和穿山甲，还有“四不像”(这种动物耳蹄似牛，尾、角似山羊，头、嘴似马，身形似驴，因而得名)；据说“四不像”力大善跑，脊毛坚硬，吼声洪亮深沉，遗憾的是它仅仅存在于传说中了，几十年前就灭绝了，它再善跑，也跑不过枪膛里的子弹。现在，穿山甲也少了，时不时有捕猎者用麻袋装着它们，在新州城的酒楼门口兜售：穿山甲要不要？万源大山上的！当然要，怎么不要呢，有了这些珍稀动物的尸体，酒楼就能招揽高贵的食客……

        车子跑了两个多小时，眼前才出现了平缓的山丘。庄稼地一茬接一茬，让人闻到了家居的气息。

        我的手机响了，是佩兰打来的。佩兰说，你怎么一直不开机啊？我说刚才在山里，没信号。真的吗？我说你怎么回事呢，我骗你有什么好处呢。可能是我的话生硬了一些，佩兰的语气也生硬起来了：你今天赶得回来吗？现在还有小半路程没走，走到天就快黑了。你的意思是今天不回来了？我真有些不耐烦，语速很快地说，即使回来，也是明天凌晨了吧。旁边的司机听到了，他说只要你们不耽搁，十二点之前可以赶回新州。佩兰听到了司机的话，含讥带讽地说，如果只有我，你想在外面待多久就待多久，说白了不是我需要你，是你儿子拉肚子了。话音一落，她就挂了电话。我想打过去，拨了两个号码又消除了。婴儿拉拉肚子也并不是什么大事。

        虽然地界偏远，路并不坏，都是平整的沥青路，车子跑得很快。我脑子里充满了佩兰怨恨的声音，无心看周围的景致。平心而论，我跟佩兰以前也是很幸福的。我刚分到这所学校来的时候，她并没在图书室上班，而是在财务室当出纳。有天我从教学楼出来，看到她挎着一个新月形的红皮包走出校门。学生刚补交了一笔暑假的补课费，她一定是去银行存款了。她独自一人，不会遇到危险吗？听说她去年就被抢过一回，虽然那个一脸稚气的家伙不到半小时就落了网，但她受到的惊吓是显而易见的，整整一个月，她都睡在医院里，眼睛一闭就说胡话，半夜三更，医院里静得只剩下重症病人的呻唤时，冷不丁地就响起她的呼叫：抢钱了抢钱了……

        学校围墙用一种名叫金针密叶的植物编成，那天我从墙缝里看到佩兰走路时一高一矮的身影，略作犹豫就跟出去了。我站在校门口，一直注视着她走完那段百米长的瓷砖路，然后又过了马路，进了银行，我才往回转。

        我就这样跟了她不下五次，一次比一次跟得远。有一天，我跟到了瓷砖路的尽头。她站在马路边上，并没发现我。马路很宽，车流如河，由于没有红绿灯的控制，路上也没交警，车子尾巴咬着尾巴，像生怕赶不上繁殖期的鱼。她迟迟不敢往前趟。我站在一侧，心想我来不就是护送她的吗，还傻站着干什么呢。可是，我凭啥这么干？人家不怀疑我对红皮包有想法，会不会怀疑我对背红皮包的人有想法？她虽然腿上有残疾，却有一张漂亮的脸蛋，尤其是眼睛，水葡萄似的。——可不要说她的眼睛像水葡萄，就是翡翠玛瑙，我也不可能对她有什么想法的。我考上大学的时候，跟我一同长大的放牛娃对我的祝贺是：开亮，你终于可以娶一个穿裙子的女人了！念过大学的我当然知道城里的女人不一定都穿裙子，穿裙子的女人不一定都好，但我没忘记伙伴们的那句话，将来真的要带女人回老家，毫无疑问，那女人肯定要穿着裙子回去的。江佩兰此生此世都不可能穿裙子了，而且，那么高的山，一个跛脚女子是爬不上去的。

        人家恐怕不会这么想的，就算她两条腿残疾，她也是副局长的女儿！他们不知道恰恰因为这一点，我才对她敬而远之。她是副局长的女儿，我是谁？我不就是个身体瘦瘦的山里娃吗！我老家地上沉默的冬青和山上盘旋的岩鹰，都让人嗅出山高水寒的味道。我身高只有一米七，手臂却比一米八的人还长，打篮球的时候，对手想传我的过顶球，感觉是绝对能够传过去的，没想到我手一搭就把球像摘瓜一样摘掉了，因此我的大学同学都不叫我学名，而是叫猴子；不过他们以为我的长手臂只是个特例，不知道我们村的人全都如此。这是为了适应攀援的需要。山高路陡哇！我从那个地方走出来，已经相当满足了。我没有多少幻想，更没想过要去跟副局长的女儿攀亲。我唯一能做的，也是唯一愿意做的，就是努力工作，凭自己的实力，能走到哪一步是哪一步。

        既然对她没特别的想法，我就不再犹豫了，我走到她身边说，跟我来吧，我带你过去。说罢带头跨出了一步。我这一步就截断了半条河。她脸上起了红晕，跟了上来。车子急促地摁着喇叭，催我们走快一点，有个坐在副驾上的女人还伸出头来骂了两声。江佩兰的身子快速地倾斜着。我心里禁不住有些酸。小时候，我养过一只银灰色的羊羔，某天午后，那只羊羔被突如其来的阵雨淋湿了，雨停下来后，我在山坡上点燃一堆篝火，把羊羔放在篝火旁烤，不小心烧伤了它的一条腿，此后，它走路就是一瘸一拐的。我总觉得，江佩兰就是我小时候养的那只羊，她从山村流浪到城市，经受着汽车和人流的惊吓。我终于夹住了她的胳膊……

        事情就这么简单，从那以后，我当了她的义务保镖，最后，我终于心甘情愿地娶了一个不能穿裙子的女人。

        结婚不久的某天夜里，我跟佩兰站在那个面对百草园的窗口。月亮高悬夜空，青幽幽的月光铺洒在园子里，昆虫的叫声在月光里浮荡，佩兰幸福地把脸靠在我的肩头上，突然问我，开亮，你为啥对我这么好呢？

        我搂住她说，我讲出来你可别生气。佩兰静静地等待着。我小时候养过一只羊，它的脚也跛了，它每跛一下，我的心就疼一下，看到你的时候，那只羊就跑到我眼前来了，赶也赶不走。

        佩兰哭了，哭得又伤心又满足，她说，你就把我当成那只羊吧，我喜欢。

        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吵架的？现在想起来，好像是我跟她一同回老家之后。结婚半年，我才带佩兰回老家。虽然同属大巴山区，我老家离新州城却有好几百里地。我和佩兰是天黑尽才进村的，坐下不到十分钟，村里好些人都过来看，以前的伙伴，见坐在火塘角落的佩兰没穿裙子，颇为失望，就把以前的玩笑话拿出来讲。佩兰听明白后，脸色大变。母亲注意到佩兰变了脸，对开玩笑的人很是气恼，想拦却拦不住。说话的人并不知道佩兰腿上有残疾，我父母都只炫耀过佩兰是副局长的女儿，不仅没说她有残疾，还竭力遮掩，母亲让佩兰坐在角落里，就是为了遮掩。那天晚上，母亲朝那群人发了脾气，那群人莫名其妙，说人家找了官小姐，惹不起了。闹得不欢而散。舅舅的女儿也嫁到了我们村，第二天，表姐来请我跟佩兰去吃饭，佩兰躲在卧室不出来，母亲就帮她推辞：佩兰昨天爬山，把脚都走跛了，哪能再走啊。表姐说，才好点路啊？我们住在村西，表姐住在村东，但村西哪家的饭糊了，村东也是能闻到的。母亲摇着头说，她脚都肿了，硬是走不得。表姐说，走不得开亮背嘛，开亮不背我背嘛。但母亲还是不同意，也不叫佩兰出来跟表姐见面。到底说来，脚走跛了和本身就跛，是不一样的。表姐又恳求了好一阵，母亲就是不答应，父亲和我也不开腔，表姐只好离去了，出门前，表姐说，人家是副局长的女儿，不请也好，我的饭菜没油水，我的饭菜脏，我的饭菜里下了毒！

        我们在家只待了三天。离家的时候，连最惯于早起的鸫鸟也没来得及歌唱。

        那次对她的伤害太深了，我几次对她解释，都无济于事。发展到今天，稍稍有点不顺心，她就会跟我吵架。我觉得，她已经不信任我对她的感情了……

        晚霞只剩下一些零星的灰烬，我们的车才开进了清河矿子弟学校。万丽君是从这里考进局一中的，这里的老师应该知道她母亲的住处。我直接找到了该校的何校长。何校长很热情，非要留我们吃了晚饭再去。现在找她还不是时候，何校长说，她多半还没回家，那女人的命，苦。何校长生一脸福相，眉毛长得像帘子，说话慢条斯理的，即使发表感慨，也水波不兴。但我们来的主要目的不是找万丽君的母亲，而是看她本人在不在。那我们就去碰碰运气吧，何校长说。

        车停在学校，司机留在何校长家看电视。我、何校长和孙老师三人出了校门，走过阴郁的矿区，到了一条河边。这条河就叫清河，据说开煤矿以前，河里的水可以舀起来就喝(距矿区五里之外，有一个清河镇，也靠这条河养着)，但现在不行了，满河里涌动着黑色的沫子。路很窄，上面杂草丛生，走的人显然不多。好在月亮早已出来，晶亮得抓人；城里的月光只代表一种天气，只有山里的月光才是生命，孤独而骄傲的生命。将近二十分钟过去，都快靠近农田了，何校长才朝前方一指，说万丽君他们就住在那边那排平房里。

        平房前面是一堵山墙，把月光遮挡得严严实实。山墙下有一条排水沟，十来户矿工的生活废水，就通过这条沟排到下面的农田里。万丽君家在水沟的尽头，黑糊糊的木门紧锁着。

        开始我并没告诉何校长实情，现在我想，反正他都在场，不如说了算了。何校长听后说，原来是这样啊！那女子……你们知道她爸妈早就离了婚吧？我跟孙老师说知道。是她爸要离的，何校长说，她爸跟矿上一个卖布料的女子搞上了。你们没见过她爸，他是个掘进工，人可真是长得帅。你们从万丽君身上就能看出一点来，说实话她妈不好看，万丽君从长相上完全遗传了她爸的基因。她爸之所以要离婚，就因为卖布料的女子长得好，他被迷住了。离婚之后，他跟新婚妻子离开了矿山，据说是到云南哪里做生意去了。

        孙老师说，万丽君喜欢打扮，是不是……

        你说得对，何校长掐断他的话头，那女子早熟，她念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就写了一篇作文，说她将来一定要成为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为她妈报仇。她希望自己漂亮，又最恨漂亮的女子，不管这女子跟她有没有关系。

        我终于理解她为什么打李秋了。

        她妈没文化，也没正式工作，何校长接着说，不管多贱的活儿，只要来钱，她都干。她这么拼死拼活的，就是为了满足女儿的需要。等会儿她回来你们进屋看看，她吃的是猪狗食——当然是乡间的狗，城里的狗她一辈子比不上——可女儿的要求，她一样不落地满足。她要把女儿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免得将来……

        正这时，水沟下的石梯上响起了疲沓的脚步声。朦胧的天色中，只见一个妇人勾腰垂头地背着一筐玻璃瓶上来了。何校长小声说，就是她。当她爬上石级，何校长招呼道，嫂子，才回来？妇人抬起头。她的头发上沾满了不明物，乱得一塌糊涂。是何校长啊，她就这么说了一句，随即拐向左边开门。门打开后，也不邀我们进屋。里面黑洞洞的，她也不开灯，就干起活儿来了。我们只瞅见一个人影在里面晃来晃去，同时发出器物的声响。何校长把头伸进去，嫂子，你把灯打开，外面有两个老师找你，是局一中来的。屋子里静默了片刻，之后啪的一声，灯亮了。但那只是一团光影，无法照清事物，妇人就站在灯下，我们也看不清她的脸，只看出她颧骨很高。何校长进屋去，摸索出一根条凳请我们坐。条凳上湿漉漉的，并不是水打湿了，而是这屋子本身太潮湿，水汽无处不在，那盏五瓦的灯泡上，也悬着蜡黄色的雾。堆满杂物的屋子里发出一股难闻的霉味儿。

        你们是丽君的老师？妇人紧张地问。她依然站在灯下。

        何校长扯了扯我的衣襟。我知道他是在提醒我不要急于道出实情。然后他以轻松的语气对妇人说，嫂子，他们是丽君的老师，到我们矿开会，顺便来走走，你也坐下嘛。

        妇人大概饿极了，舀出一碗黑糊糊的冷饭，从暖水瓶倒点开水进去，就坐下吃。她的碗里连一点下饭的咸菜也没有。何校长说，嫂子，万丽君这阵子没回来过？妇人看着我和孙老师说，他们学校又没放过假。

        有了这句话就够了。

        何校长装着咳嗽，出去了。我会意地跟了出去，站在背角处，何校长说，既然万丽君没回来，这事情恐怕要让她知道才好。我走得远了一些，摸出手机给学校打电话。这电话打给谁呢？想了想，觉得打给张主任最合适。张主任的办公室没人，家里也没人，手机倒是通了，可响了四五声都没接，我正准备挂机，张主任接了。电话里传来嘈杂的声响。我说张主任你好，我是黄开亮啊。他说唔。我想问问万丽君回校没有？张主任说，嘿，这才怪呢，你不是跑到清河找去了吗？我说是的，她没回清河。张主任说，学校也没人给我讲她离校的事，我不清楚。说罢，张主任就关了机。他关机的时候发出吱的一声响，很像他说话的声音。张主任那么大的块头，说话时声音却有些尖厉。我又给高二(5)班的英语老师打手机，我记得今天的晚自习该她辅导。我只喂了一声，她就说是黄主任啦，万丽君找到没有？我说没有呢，她也没回校？嗨，张主任发动我们高二教师到学校周围的网吧、舞厅、酒楼到处找，找了一个下午都没找到；他们还在找呢，我是提前回来上辅导课的。

        原来张主任是费了心的，但他不愿意告诉我。我鼻子有些发酸，不知是因为张主任对我的态度，还是因为他的行为让我受了感动。

        我跟何校长回屋的时候，孙老师已经把实情告诉了万丽君的母亲。孙老师是个老实人，藏不住话。妇人把碗放在地上，脸色发黑，一句话不说。

        你放心，我安慰她，我们学校会想办法把她找到的。

        她还是一句话不说。直到我们半个小时后起身离开，她都没开一句腔。

        回何校长家的路上，何校长见我忧心忡忡，说，你放心，万丽君她妈不会出事的，她能挺住，那么多苦她都吃过来了，不靠别的，靠的就是个坚强。

        司机已在何校长家吃过面条，我和孙老师都感觉不到饿，就立即出发回城了。

        车上，孙老师说，早知道万丽君家是这个样子，我不该拿钱的事去吓她。

        狗狗好好的，睡得很香甜。佩兰也睡得很香甜，但她是装的。自己爱的人是睡着还是醒着，屋子里的空气也会透露秘密。佩兰装睡只是不想理我罢了。这时候我也不想理她。我心头涌起一种厌倦，谁也不想理。

        时间已接近凌晨一点，但我丝毫没有睡意，于是走到面对百草园的那间屋，坐在椅子上抽烟。刚把烟点燃，佩兰就起来了。她一轻一重的脚步声在静寂的夜晚显得惊心动魄。当她走到我身后时，我的肩上多了一件外套。我慢慢转过头。她美丽的脸蛋藏在暗影里，只有睡衣的一角被月光捧了出来。我抓住她的手，问道，儿子的肚子好没有？你还想得起儿子？她说。儿子没拉肚子，她又说，我只是想你早点回来……可那么陡的山，晚上开车多危险啊，我后来给你打电话，想叫你明天回来，又一直打不通，我想恐怕是进山了吧，这颗心就一直悬着，直到听见你开门……佩兰抽泣起来。我把她的手放在脸上。一路被夜风吹刮，我的脸冰凉冰凉的。要不是她温嘟嘟的手烤痛了我，我还不知道自己的脸凉得这么厉害。我说，佩兰，我饿了，我还没吃晚饭呢。

        佩兰拉开灯，立即进厨房给我煮面。生了小孩整整三个月，她的身体依然显出胖意，走路也笨重而吃力。我跟进了厨房，让佩兰去睡觉，我自己来，佩兰说她一点也不瞌睡，她说你忘啦，我们恋爱和刚结婚的时候，常常是凌晨两三点钟还吃顿夜宵。近些日子来，她总是提到恋爱和刚结婚的时候，这证明我们的婚姻并没跟着时间成熟，她心目中美好的东西，都停留在过去，停留在记忆里。她又说，开亮，你怎么忙得晚饭也不吃？即使没人请你，自己就不知道去街上吃点儿？我把这一路的经过给她讲了。

        你这样做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她若有所思地说，你是校长吗？如果你现在就是校长，我还想得通。

        我知道我不能再说话了，否则我又要和她吵起来。我们所理解的东西实在不同。佩兰和很多人一样，看到的是官职所笼罩的势力范围，而不是它所赋予的责任。她不知道一个学生不见了，在我心里留下了多大的窟窿。佩兰见我不做声，刚刚泛起的温情消退下去，真没意思——她这么说了一句，上床睡了。

        一个星期过去，万丽君也不见踪影。我们早就报了案，民警也没找到她的任何线索。

        又过两天，我刚刚起床，何校长来电话说，万丽君回家了！

        回家了？她到哪里去了？

        找她爸爸！何校长说，那女子，看上去精精灵灵的，没想到那么笨，十几年都没音讯，到哪里去找？回家的时候，她一身脏得要死，跟叫花子没啥区别。

        你见到她了？

        见到了。她是昨晚上十点左右回来的，刚一落屋，她妈就来叫我。我去给她谈了两三个小时，她只是哭，只是说一句话：我要读书，我再也不像以前那样了。

        我早饭也没吃，就去找李校长。李校长出了一口长气，好吧，他说，上班的时候再研究。

        校长办公室里，一共坐了七个人，其中包括校长、书记(兼副校长)、工会主席、张主任、我，此外还有高二年级组长陈老师及(5)班班主任孙老师。前面五个，是学校的决策阶层，为一个学生开会，这是最高规格了。事情太严重了，打了人不说，还不打一声招呼，跑了将近十天！万一她不回来，学校该如何交代？就算她母亲不追究，学校又怎样向社会交代？局一中有学生失踪的事，早就在矿务局系统传开了，说不定已经传到地方上去了。从去年开始，局里给一中的拨款就削减了三分之一，子弟校也要跟地方上走，把学校产业化(我们一面在说“九年制义务教育”，一面将中小学推向市场，致使乱收费屡禁不止，贫困生纷纷失学)，准许招收系统外的学生，但出了这样的事情，谁敢把孩子送来？现在局里还向学校拨一点款，危机暂时还显现得不充分，要是彻底断奶断粮了，再招不到学生，两三百号教职工，不就只有喝西北风了吗？李校长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会议还没开始，孙老师就做自我检讨。他说事情是出在他班上的，他应该负主要责任。张主任问他，如果万丽君有个三长两短，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孙老师惭愧地低下花白的头，不说话了。张主任说，我的意见是，今天不是追究谁的责任，而是看如何处理万丽君。李校长说，这样吧，黄主任先把你了解的情况说一说。我把去清河的所见所闻，包括何校长代为表达的万丽君的悔过之心，仔仔细细地讲了。大概是因为我讲得太激动了，办公室里有片刻的沉默，之后张主任说，学校又不是慈善机构！李校长的蓝眼睛亮了一下，请张主任谈谈他的意见。我的意见是不能让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张主任断然地说。

        开除？李校长问。

        这种学生都不开除，今后就没法开展工作了，张主任说。他宽皮大脸，脖子强硬，是很自信的人，说话时习惯于不给人留下商量的余地。

        李校长把脸转向我。

        事实上，李校长根本用不着问我了。对万丽君的处理方案，早已从他眼睛透露出来了。我说，不管你们怎么看，反正我觉得开除不是办法。

        李校长用右手的中指轻轻叩击桌面，叩了十余下说，既然是组织会议，我们还是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我是同意开除的。又面对书记说，我看老乔也是同意的。乔书记忙说，同意同意。乔书记五十五岁上下，长着一张平庸的脸。他的思想和他的脸一样平庸，从来没有自己的主张。他的好处是不惟上，哪怕是一介地道的草民，只要在他之前提了一个意见，他都会同意，要是我抢在张主任前反对开除，他也会反对。李校长环顾四周：这样，同意开除的至少就有三个了吧？工会主席说，我也同意。李校长说，哦，就四个了，然后微笑着面向我，黄主任你就只好委屈一下了。

        陈老师和孙老师都没发言。这不是他们说话的地方，李校长也没征求他们的意见。

        当天下午，就在小操场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宣布对万丽君的处理决定。这样的会都是由张主任主持的。他历数了万丽君所犯下的错误(或者说罪行)，结论是足够开除她三次了。说了万丽君的事，又说跟万丽君一起打李秋的那几个同伙，她们或者被警告，或者被记过，有一个被劝其退学(“劝其退学”的意思并不是同意就退，不同意就不退；它的意思是你必须退学。与开除的区别在于，“劝其退学”是把退学的主动权强制性地交给你)。这些事情都说完了，张主任就变得出语谆谆了，他讲理想和道德，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牺牲精神。张主任有一副好口才，对学生讲话总能丝丝入扣。

        按理，我应该到会场的，但我没去。我心里充满了对自己的厌恶。很显然，在作出决定之前我没为万丽君据理力争。进校长室之前，我都想好了该怎样表达我的观点，还在烟盒上写出了子丑寅卯，可是，到了节骨眼儿上，为什么只有那么淡淡的一句？

        开会完毕，张主任就通知了清河煤矿，让他们告知万丽君，请她尽快到校把东西搬走。

        万丽君的被盖等物是哪天搬走的，我一点也不清楚，直到何校长打电话来，我才知道她母亲到过一中了。何校长说，黄主任，你们学校硬是重点中学呢，说开除人就开除人。我有气无力地说，万丽君她确实犯了校规，我有什么办法？她是犯了校规，可这是有原因的嘛，不能把她一棍子打死嘛！原来何校长说话也并不总是水波不兴的。我说何校长，你这些话该向李校长说才对。我为啥要对他说？上前年我们一起到昆明旅游，他一副大人物的样子，我给他敬酒他也不喝。但是局一中的校长是他，不是我黄开亮。何校长拖长了声音，你黄主任可是江铁腕的女婿哟，你要是真心保一个并不是坏到毒的学生……

        没等他把话说完，我将电话挂断了。我对他后面的话感到恐惧。

        这是星期六上午十点左右，佩兰头天就说好中午去她父母家的，我也答应了，但现在我却突然不想去。佩兰在另一间屋收拾孩子，一边给他换衣服一边对他说话：嘿，没想到你小小年纪，鬼板眼还多呢，你都知道骗妈妈了，你多能干啊！天底下当父母的都是如此，在别人看来孩子什么也不懂，当父母的却认为孩子什么都懂了。只有爱深入骨髓，才能在毫无意义的语言和动作中发现意义。

        我鼓足勇气喊了声佩兰，佩兰应了，我说今天就不去了吧。

        佩兰不说话了，她把孩子包扎得像一把挂面那么规整，抱在怀里，出来说，我跟狗狗肯定是要去的，你不去就算了。

        她的话里有一种威胁的味道。

        你犯得着这么威胁我吗？我想。

        她走了，抱着孩子，一瘸一拐的。老城和新城之间虽然只一河之隔，但要绕很大一个圈子才有桥梁通过，如果走路，少了四十分钟是不行的，抱着孩子瘸着腿的佩兰，至少要一个半小时。她当然可以坐车，既有公交车，也有出租车，但公交车挤，每辆车上都打着牙膏广告：“早上挤一挤，晚上挤一挤。”其实一天到晚都挤，挤得像蜂桶，车门上也吊着人。佩兰一个人进老城，是从不坐公交车的。城市没发展起来，出租车又很少，遇到周末，要出租车不是招，而是抢。佩兰是抢不到的。她也从来不要父亲的司机来接，即使主动来，她也会坚决拒绝。除了瘸腿让人遗憾，她实在是一个好女人。

        我的眼前，一直晃动着一个瘸腿女人抱着孩子在路上行走的情形，我想她已经到了桥头，已经走过了那座抗日战争时期为往重庆运送军用物资修起来的老铁桥，已经进了矿务局机关大院。局机关沿山体而建，她需要爬上若干级石梯，穿过一个配有凉亭假山的花园，才能走到她父母住的楼房前。她父母住在四楼，我看见她进楼道了，身体次第出现在楼道的通风口。她终于到了四楼，接着，我看见她掏出钥匙开门，于是，我的心放下来了。

        这就是说，我静静地坐了差不多两个小时。

        我拿起电话，拨了几个号码，响几声之后，传来李校长中气很足的声音，喂。

        李校长你好，我是黄开亮，我想给你说点事情。

        不能等到上班再说？

        不能。

        我仿佛看见李校长转着他的蓝眼珠了。好一阵过去，李校长说，好吧，到我办公室去。

        刚进校长室，李校长就从抽屉里拿出两百元钱，这是万丽君的母亲给你的，她母亲去石林找过李秋的父母，听说是你垫付了李秋的医药费，她来收拾东西的时候就一并带来了。本来她想亲手交给你，可那天你到新华书店进图书去了。

        接过钱，我眼眶发热。我知道自己比不上那个孤独而贫穷的女人。

        坐下之后，我就开始说话。这一次，我把自己那天写在烟盒上的子丑寅卯都说出来了。我的意思是，万丽君走到今天这一步，除了她家庭的责任，难道学校就没有责任？这学校开那么多零散食店，都不是校园了，是知味园了；不仅如此，还给学生卖烟酒，据说有的还偷偷给学生放不健康的录像，目的就是吸引他们荷包里的钱！再说，好些教师除了上课的时候来教学楼，平时难得看见人影。他们打麻将去了，学生也知道老师们在搞赌博，学高人之师，身正人之范，教师在这样做人，怎么能教出好学生呢？

        李校长很有兴趣地看着我，你到底年轻，你还能激动，很好。他下意识地抹了抹头发。他的头发很茂密，白头发也不多，只是有些枯了。他明显从头发的质地上感到了时间和生命的流逝。抹了一阵头发，他说，黄主任，我不是瞎子，公平地说我也不是昏官，对学校这种局面也并非漠不关心，但我没有办法。这学校的教职工开家庭食店，已有十年的历史了，在你来之前，我曾下大力气整治过两回，两回都以失败告终。这首先不是由教师造成的，而是由职员造成的。你知道这学校的职员，谁与局机关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是儿女就是老婆、姨妹、舅子，反正是有瓜葛的，他们都不听我的招呼，哪怕是个办事员的老婆，衣襟角角也能打死人的，哪会听我一个校长的招呼呢？当然这其中不包括江佩兰。这并不是因为她是江副局长的女儿，又是你的爱人，我才说讨好的话。我做讨好人的事做了一辈子，现在是快退休的人了，用不着讨好谁了。职员拉学生吃饭赚了大钱，教师眼红啊，钱是好东西吧，谁不喜欢？于是教师也跟着干了。我压制不了职员，却去压制教师，教师服吗？当然不服。弄到后来，学校那么大一个两层楼的食堂，竟然成了一个空壳，不给学校交一分钱也没人愿意去承包了！

        李校长又开始抹头发。

        我说，教师跟职员，还是有区别的，职员能做的事，教师不一定能做。

        是呀，你不是说李秋的父亲说教师要有点神性吗，这话说得不错，以前我们把教师当成不食人间烟火那样去要求，那当然是不行的，可是，教师们跟人比试着世俗，就更要不得了。但老实说，如果你不提出来，我真没那个心思去照管了，既然提出来了，就再试一试吧。你是教务主任，你就负责来经管教师这一块儿，先把教师的问题处理了，职工的事慢慢来。

        沉吟片刻，李校长又说，至于你说对万丽君的处理能不能更改，这事过些日子再说吧。

        我觉得李校长是在推卸责任，但我并不怪他。我理解他的苦衷，他是想利用我和江副局长的特殊关系，把我推到前台去啃骨头。

        但李校长在这一点上想错了，我和岳父之间根本就没有什么交流，我跟佩兰从恋爱到结婚，已超过两年半时间，但岳父从没坐下来跟我说过一句带个人色彩的话。我第一次随佩兰去她家的时候，她爸在客厅的沙发上看报纸，佩兰介绍后，我叫了声江伯伯，而他只是唔了一声，再狠劲地盯了我一眼，又继续看报纸。中午吃饭，他对我照样没一句客气，只管自己吃。他的饭量很小，只吃小半碗，就额头放光，把筷子放下了。他刚放下筷子，佩兰的母亲立即起身，为他拧来热毛巾。他接过来，在脸上擦了几下。这一擦，整张脸都放光了。擦了脸，他起身离开饭厅，又到客厅看报纸去了。他好像有看不完的报纸。两年多时间里，我去过他家许多次，多数时间他不在，要是在的话，几乎都是上述情形的翻版。再说我岳母。岳母年轻时候绝对是个大美人，现在又是局里某科室的科长，但在家里她是典型的中国旧式妇女形象，对丈夫百依百顺，把丈夫照顾得无微不至。但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冷，特别是岳母为岳父拧热毛巾的时候，站在沙发背后为他捶腰敲背的时候，我更觉得冷彻肌骨。岳母是个川剧迷，下班之后，只要岳父不在家，她就去旁边的花园里唱川剧；最奇特的是，面对那些爬满长青藤的假山唱戏，她也要盛装而出，绝不马虎。有一次我和佩兰在厨房里弄饭，不一会儿就听她在花园咿咿呀呀地唱开了：“娟娟月明照碧空，湖光花影画图中，原来你是痴情种，恋花情意浓……”我对戏曲所知甚少，但我听得出这是一个人用心在唱。唱戏的人已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那个世界里包含着她的全部感情。

        岳父是这样，他的家庭是这样，我哪可能为工作上的事去请求他的帮助呢？我从来也没想过去请求他的帮助，我甚至有意回避这一点。教书也罢，当官也罢，我想依靠的不是岳父，而是自己的本事。

        佩兰是吃了晚饭才回来的。她开门的时候，我立即跑过去接儿子，可佩兰不让我碰，她气冲冲地把儿子抱进卧室，就再也不出来了。

        我在外面怅惘了许久，才进去跟她无话找话。她一直不理我，等到我自己都觉得自己的话很空洞了，令人讨厌了，她才说，黄开亮，不要再给我讲什么羊的故事了，我早就不是你心目中的羊了；就算是，也不过一只低贱的羊吧，你想吃肉的时候，照旧会把它杀来吃掉的！

        我被两种力量推到了谷口，但我必须做下去。

        这天下午我主持开教师会，再一次把万丽君的事情拿出来说。大多数教师是第一次听到她的故事。说到她家里的贫穷，很多人唏嘘不已。可也正是她家的贫穷，老师们无法原谅她的奢侈。一个连母亲也不知道心疼的人，开除她并不冤枉。

        就是没有人想一想，这学校不奢侈的学生有几个？他们在比试着奢侈，因为我们给了他们这样的土壤。近两年，煤炭行业相对走俏，一般的矿工家庭是吃得上饭了，但也仅此而已。稍稍吃得上饭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矿工因为贫穷而自杀的日子。那只是前几年的事，并不遥远，最让人震撼的，是石林煤矿一个姓朱的矿工，从井下出来后，实在想喝点酒，可他没钱啊，从工友那里好不容易借到一块钱，就去店里要了两块豆腐干和二两白酒。刚喝一口，他女人从矸石山回来，路过店门口，恰好看见他了。女人又哭又骂，家里锅也揭不开了，你还有钱喝酒，原来你是把钱藏起来了啊。矿工没喝第二口酒，就回家去了。不到半个钟头，他就由活人变成了死人。他是用钢丝把自己勒死的。生活逼得他对一切都绝望了。石林那地方有个习俗，人死后要用菜油灯熏脊背，可翻遍了他家的坛坛罐罐，就是没有一滴菜油！矿工们当初过的是这样的日子，现在他们虽然吃得上饭，可再供一个孩子读书，依然相当困难，如果这孩子再奢侈，就是要他们的命了。然而，我们在鼓励他们奢侈，因为只有他们奢侈，我们的腰包才会鼓起来。

        大家都听出来了，我的话越说越不像话了。

        ——黄开亮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的意思很明确，就是教师带头，关掉遍布学校的家庭食店。如果学生都到大食堂吃饭，明码实价，学校也好管理，一旦进入家庭，到处都是暗箱，没法管理；再说，只要学生去了大食堂，就有人愿意承包了，学校还可以收一笔提成。

        会议室里哑静了足足十分钟，才终于有人说话：黄主任，你给你岳父说，让他给我们长两级工资嘛。

        我的喉咙里卡进了一根刺。

        会议室里传来嗡嗡的声音。那些混乱的声音表达了一个共同的主题，无非是教师也是人，也要养家糊口。

        我们学校教师的收入虽然比地方上的重点中学差，但也没到不能糊口的地步，孙老师的生活困难些，但那是特例。

        可教师们又有话说：现在不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吗，仅仅糊口怎么行？如果教师队伍都没进入小康，广大的农民能迈进小康的门槛吗？在中国，农民没进入小康，能叫小康社会吗？

        我不是政治家，应付不了这么多口舌。

        正僵持不下的时候，孙老师发言了，孙老师说，我看黄主任说得对，这当老师的嘛，也是该讲点良心，我响应黄主任的号召，以后家里不开店了。

        在整个讲话的过程中，我绝对没有提到良心二字，但孙老师把它提炼出来了。这是很伤人的，教师最怕的是两句话，一是不讲良心，二是误人子弟。

        大家的脸色都不好看，特别是张主任。这学校，中层以上干部只有张主任一人开店，我多么希望他能够支持我；只要他表态不开，一切都好办。可是，孙老师说话前，他一直虎着脸，无所事事地望着窗外。听了孙老师的话，他的脖子才放正了，面无表情地问孙老师，你说的以后，到底是从哪天开始？能不能定下具体日期？

        孙老师嗫嚅了一阵，这个月底吧。

        为啥要等到月底？事情严重得都跟良心挂上钩了，我看最好是今天晚上你就封店。

        孙老师抠着脑门，不好意思地说，这个月的伙食费我全都收了，已经吃了七八天，要退也不好算账。

        会议室里发出哄笑声。有些人说，好吧，我们跟孙老师走，开到月底就不开了。

        我立即站起来说，好，都开到月底吧！今天的会就到这里。

        会议结束得太突然了，大家犹疑着正要起立，张主任说话了，他说，黄主任，我还有一点不明白。

        我坐下来，谦卑地微笑着说，张主任你讲吧。

        这个问题我希望孙老师解答，张主任说，学生去哪里都是吃饭，去老师家吃饭，老师怎么就是不讲良心？

        孙老师又涨红了脸，小声说，我话讲错了，对不起大家。

        你这话是打人的啊，是拿刀子往我们心里捅啊，随随便便说声对不起就行了？

        孙老师目光朝下，一言不发。

        大家也都一言不发，同时也都看到了张主任的阵势。张主任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当孙老师被沉默而严肃的气氛压得头也抬不起来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住了，我说孙老师的话也不错，个别老师家里不仅给学生卖饭，还给学生卖烟酒，据说还放黄色录像。如果干这样的事情，不要说教师，就是普通商人，也是不道德的。

        张主任的目光拧成了一根绳，狠狠地朝我抽打过来，黄主任，难道你是以这种眼光看你的这帮部下？你也未免太自以为是了吧？

        我说的是个别人，不是全部。

        教师们有一种好奇的紧张，小声议论说，那种事没有啊，连个别人也没有啊，真有干那种缺德事的，也一定是职员，教师怎么会干出那种事呢？

        那不一定，我大声说，据我所知，万丽君带人去打李秋之前，曾去一个教师家吃饭，那教师家里就给万丽君卖烟了。

        人们的目光齐刷刷地盯着孙老师。

        你们不要看他了，张主任怒气冲冲地说，万丽君那天中午是到我家里吃饭的，她的伙食费是被孙老师强行收起来的，可是她为什么宁愿丢掉那点钱，经常到我家里吃饭，这道理不说大家也明白。孙老师不是在讲良心吗，我们这些人不懂良心，但我知道收了学生的钱，就要把油水给够，分量给足。这些事也就不说了。我是想问黄大主任，你说我给万丽君卖了烟？

        万丽君自己交代的。

        不会是刑讯逼供吧？

        张主任，你何必这样呢，我们不是在讨论问题吗？

        有你黄开亮这么讨论问题的？这也叫讨论问题，那么我也提一个问题，我说万丽君那天在黄主任家吸了白粉，大家来讨论讨论，行不行？

        我闭了闭眼睛，尽力压制住心头的怒火，然后说，张主任，万丽君那天抽了烟，不是她一个人说，跟她一起的同学都是可以证明的。再说，我们今天又不是追究谁的责任……

        说得倒是轻巧！——就算她抽了烟，你凭什么说是我家卖给她的？你黄开亮认为自己是江铁腕的女婿就能够血口喷人？

        张主任，我们都不要把话说得这么难听，我们大家都知趣些。

        接下来的事我实在没想到。张主任把桌子掀翻了而且砸伤了前面一个女教师的脚后跟。知趣？你黄开亮有什么资格跟我谈知趣？你之所以能够青云直上，不就是舍生忘死地把江佩兰弄到手，然后缠着一棵大树向上爬吗？这么卑鄙的事也做得出来，有什么脸跟我谈知趣不知趣！

        五雷轰顶。我眼冒金星。好一阵过去，我摇了摇手，示意散会。

        张主任的话不知道在哪一点击中了我，我只觉得可耻。自己的可耻。我说过我没有多少幻想，从没想过跟副局长的女儿攀亲，更没想过利用这层关系向上爬。这么快就当上教务主任，我依靠的是自己的实力！大学毕业来这所学校不到三个月，我就参加市教委组织的青年教师技能大赛，参赛者的年龄限定在三十五岁以下，多数教师已有十多年教龄，而我不仅入围决赛，还得了第二名，我在市二中教书的那位同学，念大学时成绩比我好，工作也跟我一样卖命，但他只得了第五名。以往的任何一届比赛，矿务局一中从没有人进入复赛。

        既然如此，他爱怎么说就让他说去，我为什么这样脆弱？我本以为自己瘦瘦的骨头能够敲出铜声，谁知道几句不相干的话就让我直不起腰来……

        这件事大约过了五六天的一个下午，我岳父来了学校。我进入教学楼大厅的时候，看见岳父跟李校长并排着向楼上走；说并排不准确，是岳父稍稍靠前，李校长微微退后，李校长身体前倾着跟岳父说话。自从我分到这里，他从没到过学校，这次突然到来，是什么意思呢？老师们会不会认为是我把他请来的，目的就是对张主任实行打击报复呢？有了这种顾虑，我就决心躲着他，故意走得慢了，他们的身影被楼道拐角处遮没，我才向前挪动。

        那天，我再没看到岳父一眼。下午四点过，李校长推开我办公室虚掩的门，有些生气地说，你咋回事呢，咋一直找不到你呢。我说找我干啥？江局长来了！李校长说。他说话的语气表明，我岳父到学校来一趟，对他是件大事。以为你家里有事呢，给江佩兰打电话，说你早就上班来了，可就是不见你人影，手机又没开。我说哦，我在图书室查资料。李校长说，中层以上干部都跟江局长见了面，就差你。走了？我问。走了，都走好一阵了，离开前他还去了你家，抱了他的外孙。他来学校干啥？他从大河嘴煤矿回来，李校长说，路过学校门口，顺便进来看看。

        李校长出去不一会儿，张主任又进来了。他来问李秋的档案什么时候提走。李秋离开学校好多天了，可她一直没联系过，我也没抽出时间跟市二中那个同学联系，她是否进入了二中学习，我不知道，要不是张主任提起，还差点忘记了。不过我也清楚，张主任来不是关心李秋，而是来看看我的脸色，探探我的口风。

        知道了他的目的，我就对他特别热情，好像那天开会，被弄得眼冒金星的是他而不是我。

        张主任出去了。他进来的时候脸上带着卑微的笑意，出去时又是一副冷酷的面容了。

        当他的背影消失，我再一次对自己表示厌恶。我为什么怕惹人疑心就躲着岳父不见？为什么对张主任要那么热情？我觉得张主任都看透我的骨髓了。

        下班回家，佩兰问我，你今天到哪里去了？我说去图书室查资料，听说爸来了，也没见着。你是故意不见吧，佩兰轻描淡写地说。我被刺痛了，立即脸红脖子粗起来，你到底在说些什么话呢，他到学校来，我根本就不知道。你知道得一清二楚，佩兰依然是那种轻描淡写的口气，只是多了一种冷嘲热讽的味道，爸走的时候，我抱着狗狗跟李校长他们一起把他送到了车上，李校长他们上了楼，我就在大厅跟洪师傅聊天(由于洪师傅身体越来越差，已由守学生宿舍改为守教学大楼)，洪师傅说你是跟在爸和李校长身后上楼的。我简直气急败坏，大声说，就算是这样，我也不一定注意到走在前面的是谁，我当时心里正想事呢。

        佩兰手里拿着儿子的里衫在烤火炉上烘，此时把衣服往凳子上一搁，气冲冲进卧室去了。

        我拿起儿子的衣服，无声地问自己，黄开亮你怎么回事呢，你怎么开始撒谎了呢？

        佩兰很快又返身回来了，夺过我手里的衣服，把我往旁边一挤说，这些下贱活，不劳你的大驾！你连爸也不放在眼里了。想事，哼，我看你就是想得太多了……

        这回，轮到我气冲冲地进了卧室。

        两个人连晚饭也没弄来吃。

        这一切都是怎么发生的？究竟说来，我又犯了多大的错误？我越想越想不通，跟佩兰的冷战，就这么持续下去了。仿佛是为了更深地冷落我，我逗儿子她也不准，我刚刚走到小床边，她就过来了，手指头在儿子嫩得出水的脸上一点，儿子就朝她咯咯地笑。只朝着她笑，根本不理我。她的这种暗示，在狗狗蒙昧的脑袋里是起了作用的，有时趁佩兰不注意，我偷偷去把他抱起来，刚抱上手他就哭了。他一哭，佩兰就过来一言不发地抢走。那小东西一沾上母亲的身体，闻到母亲的气息，立即就笑起来了。他再也不对我笑了。

        在自己家里，我感受到了和岳父家一样的冷……

        那一个月过得很慢，同时又很快。我在关注着老师们的动态，他们不是说家庭食店开到月末就停止了吗，我急于知道结果。那个月的最后一天，大清早我心里就泛起神秘的激动。我相信，即便张主任不停，别的教师也会停的，毕竟说来，绝大部分老师都承认这学校的校风太差，校风差的根源在于教风太差；有的老师——虽然他们一样在打麻将，一样在赚学生的钱——还说，我们只抱怨现在学生的素质不如以前，可谁又在意了教师的素质？这证明他们从骨子里希望能把教师的那点神圣性在自己身上体现出来。

        那天下午，我上了课，就在办公室里写写画画。其实也没写什么东西，只是控制不住激动胡乱涂鸦。

        五点左右，李校长进来了，你马上出趟差，李校长说。出差？去哪里？市教委搞的名堂，他们组织了市区内十多所学校的教务主任，去重庆三中参观啥教学模型，教委杨主任带队，七点十分的火车，六点半到火车站广场集中。这么急？我们没收到通知，李校长很不高兴地说，刚才杨主任打电话来我才知道。

        在重庆待了两天。这两天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们不仅在三中参观了，还去了其他几所学校，到处都阳光遍地。

        从火车站坐公交车回校，不能到大校门，只能在菜市场下，然后穿过一条阴湿的巷道从侧门进去。刚进入巷道，我就看到孙老师了。孙老师用一辆轱辘车推着一大车青菜萝卜。我的心咯噔一沉，三两步跨上前去。孙老师看见我，急忙把车停住，口齿不清地说，黄主任……昨天我就没开，可是他们都没停，我就……

        我哑了半晌说，好，好哇！

        我相信李校长前两天也在观察。那次教师会他没参加，但事后我把情况向他汇报过了。张主任羞辱我的那些话我当然没对他讲，我只是向他保证，说老师们月底就停开家庭食店了。

        次日上班，我去李校长办公室的时候，他冷淡地说，回来了？我说回来了。有什么新鲜事吗？我说在回校之前，我觉得新鲜事很多，现在，我已经看不到那些新鲜事了。李校长笑了笑。他脸上的肉很丰腴，笑起来就显得更加富态。既然这样，那就用不着给教师们传达一下了？我说用不着了，他们那些东西太先进，搬到我们这里来也不适用。李校长又笑了，这一回笑得很舒朗，他说黄主任，你终于认识到这一点了，有些东西，在彼处可行的，此处不一定可行，在彼处很好的，此处就不一定很好。我说是，是这样。他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你还年轻，你身上还有学生气，不过没关系，我以前也是这样的，磨一磨就好了，去吧。

        见我坐着不动，李校长说，还有什么事吗？我说没别的，就是万丽君……

        万丽君？李校长愣了一下，我看那个事就算了，都过去这么久了；再说，开除一个人是很严肃的事情，翻来覆去的，这学校就更没法办下去了。

        我什么也没说，退了出来。

        李校长曾经表态他会暗中支持我，其实他根本不愿意这样做，他牢固地站在惯性一边，成为它最坚实的力量。而且我越来越发现，他似乎对我也早有了戒备。

        我的脾气变坏了，上课的时候，我动不动就朝学生发火，连学生的笔掉到了地上，发出啪嗒一声响，我也要狠狠地训斥。我不是靠自己的才学让学生信服，而是求助于严厉了。作为教师，这是很可悲的。我上大学的时候，参加过古希腊文学选修课的学习，开选修课的教授是退休后返聘到学校的，她的课讲得真好，别的教授开选修课，上课前都要点名，而她从不这样，因为偌大的阶梯教室里坐无虚席。可那门课开到中途，有人迟到了，她看着空空的座位，沉默了很久才说，难道我也要点名吗？她的声音很小，是说给自己听的。但她到底没点名，打开讲义，认真讲授。她没想到下一堂课迟到的人更多，甚至有人整堂课缺席，她依然没点名，但上课期间她好几次走神，眼光都落在那些空座位上。第三堂课，她终于点名了，而且还说要把无故迟到和缺席的学生报告系里……她曾雄心勃勃地表示要为学校再发挥几年余热，谁知把我们那届送结业，她就拒绝了学校的聘请，从此不再上讲台了。没过多久，我在校园的林荫道上看见她，她的背也驼了。她本来身体很好，是不驼背的。驼了背的她，成了一个真正的老人。

        她可以告老隐退，而我却不行。我还没有资格老。

        但我明显觉得自己脱离了以前的生活轨道。

        这天晚上，我站在面对百草园的窗口听蟋蟀叫。我的生活就像这片园子，芜杂而混乱；然而又不像这片园子，园子里再混乱也有自己的生命节奏，我的节奏在哪里？我已经找不到那种能成为轴心的旋律。我想把它抠出来，把自己交给它，让它重新统治我——可是佩兰走过来了，她轻重不一的脚步声像锤子一样敲打着我的神经。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已经怕于和她相处。她走到我身后，沉默了几分钟才说，开亮，有件事要跟你商量一下。

        我转过身。

        我的产假到期了知道不？

        哦……还有几天？

        后天就到了。

        你该早几天提醒我，这火烧眉毛的……

        我以为你至少该记得。

        我一天那么多事……就忘记了。

        知道你事情多，你现在是教务主任，说不定一年半载之后就是校长了，事情哪会不多呢。

        她老是以这种讥讽的口气跟我说话。

        我拉一把椅子坐下了，双肘支着头，闭着眼睛静静地呼吸着。过了一阵，感觉好受些了，才把眼睛睁开。佩兰立在窗口，忧郁地望着外面被灯光破坏的景色。我喊了她一声，她回过头，脸上的忧郁消失了，只剩下切近的、现实的伤感。我说佩兰，我们不这样说话好吗？佩兰咧着嘴，长长地抽了一口气，黑白分明的眸子看着一个不确定的方向。

        你看这样行不行，她说，我想再请半年假，半年过后，我妈就退休了，就可以帮忙带儿子了。再请半年？我吓了一跳，你一个人待在家里，不烦？我不是一个人在家啊，还有狗狗呢。可是我心想这样是不行的，我还在盼望着她上班之后心情会有所好转呢。我说佩兰，你用不着再请半年假，请三两天就够了，我给我们村委会打个电话，让我妈来带狗狗。她的脸色一沉，你妈来了，你爸呢？我爸也可以来，他们那点田地，让表姐帮忙种就是了。

        说心里话，让父母来带狗狗只是个借口，我是想把他们接来住些日子。他们含辛茹苦培养出一个儿子，却没享过我的半点福；他们生活简朴，并不需要我的钱，但需要我的安慰。孩子没长大成人的时候，父母张开翅膀为孩子遮风蔽雨，孩子长大了，飞向远方了，他们的翅膀就空了，身体就冷了，如果孩子不尽孝道，他们的心也跟着冷了，晚景就凄凉了。我结婚这么长时间，佩兰只跟我回去过一次，而且他们至今没看到过孙子。狗狗出生后，我打电话报告了家里，父亲说，他想跟我母亲来看看，顺便也照顾坐月子的佩兰。但佩兰不同意，她说，我就在局医院里坐月子，反正也花不了什么钱。这倒是真的，矿务局医院给她安排了最好的护士，收费却只是象征性的。我不好违背佩兰的心愿，告诉父母，让他们等些日子再来。而今，狗狗都过半岁了，还不让他们来看看？

        还是不来的好，佩兰说，我怕看见他们。

        为什么？

        我不是一个穿裙子的女人啊！

        这时候，我才知道那次回家对她造成的伤害有多么深。

        那都是村里人说的玩笑话。

        我承认那是玩笑，可是，如果你父母事先把我的情况说清楚，那些人还会开这种玩笑吗？如果啥也没说我也能想得通，可他们偏偏只说了我是什么副局长的女儿！

        佩兰……你总得允许人有那么一点儿虚荣心吧。我们那山上的人，世世代代肩挑背磨的，谁不想改变一下处境？自己的儿子找了个副局长的女儿，拿出来炫耀一下，又有啥见不得人的？

        佩兰冷笑了一声，你到别处虚荣去，可千万别来我身上虚荣，拿我当猴戏耍，你不觉得太残忍了吗？穿裙子……当我懂事以后，看着我的女同学夏天都穿着漂亮的裙子，我就嫉妒得要死……我们班大部分女同学都参加了舞蹈班，她们训练时，我常常跑到门外去看，她们上台表演的时候，我就在台下流泪，从头流到尾……说来也奇怪，我的印象中她们总是穿着裙子跳舞，她们旋转起来，裙子像荷叶，脸就像花那么开放。我回来照镜子，我长得比她们谁都漂亮，但是我的身下没有绿叶，我永远也开放不了，永远……我用自己的零花钱偷偷去买了条裙子，在镜子前穿上后，我看见自己的腿是那样丑陋，当场就脱下来剪得稀烂！我还想到过死……读小学的时候，我就想到过死……

        说了这么长长的一段话，她热泪盈眶，胸脯大起大伏。

        我站起来，走到她身后，抱住她的头说，对不起，佩兰，对不起。

        她一把将我的手打开，不要跟我来这一套，我算把你看透了！就算你父母是虚荣，你可不是虚荣！我后来发现，你根本就不是爱我，最多就是同情我，我不是你小时候养的那只羊吗，难道你会去爱一只羊？不过是同情罢了。你当初只是想在我身上承担一种高尚的责任，你的责任倒是感人至深，可是，它与爱到底有什么关系呢？与家庭生活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她哭起来了，边哭边说，你以为我身体残疾就会随便嫁人吗？……在你之前，有不少人来追求我，我都没答应，他们就说我仗势自己父亲是副局长，就耍傲气，其实，我从来没把父亲的职位跟我联系起来，他忙于当官去了，对我和母亲都很冷淡……我不傲气，我很自卑，我不过就是个一辈子也不敢在公开场合穿裙子的女人，哪来傲气的资本？我之所以拒绝他们，是因为他们看重的不是我，而是父亲坐的那把椅子。她捂着胸口咳嗽起来，之后说，这段时间，你开口闭口说什么万丽君，万丽君不就是那个会跳街舞的女学生吗？你一提到她，我就想起她那双健康有力的腿……你跟以前追求我的人没什么两样，只是利用我罢了！

        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我觉得我的脊梁都被打断了。

        我黄开亮真的有那么卑鄙吗？这天我坐在办公室里问自己。我发现人是经不起追问的，一追问，简单明了的事情也会变得模糊不清。

        跟佩兰恋爱后，我单独回过一次老家，我对父母说我有女朋友了，我的女朋友得过小儿麻痹症，腿上留下了残疾。父母还没表态，我又说，她爸是矿务局的副局长。当时，母亲正在八仙桌旁边砍猪草，父亲坐在火塘边抽烟，听了我的话，他们都沉默着，父亲抽了半袋烟，才突然问我，你是说她是瘸腿？瘸腿这个词很难听，但我承认有那么一点。父亲又说，她爸是副局长？我说是的。父亲小心翼翼地问，乡长跟他比，谁大？我说当然是他大，还说新州矿务局虽然在新州市境内，但它是省直属企业，局长的级别相当于市委书记，副局长就跟县长差不多吧。父亲的嘴唇抖动着，接连抽了几口烟，扭了头问，他妈的意见呢？我母亲虽然一直在砍猪草，大砍刀切断萝卜缨子后落在木垫板上的声音很响，啵啵啵的，但她耳朵很灵，她清清楚楚地听到了我和父亲的对话，见父亲征求她的意见，她停下活说，跛点脚没啥了不起，反正她也不到这山里来挑粪淋庄稼。父亲在火儿石上磕掉烟蒂，果断地说，我也是这想法！又说，这架山里好几百户人家，还没有哪家的娃娃能找个副局长的女儿当老婆！

        我为什么要急于表明佩兰父亲的官职呢？难道仅仅是希望父母顺利地接纳她吗？……

        起风了。风从远处的山峦上刮来。松柏翻动着浅白色的波浪，时不时显露出山体的嶙峋瘦骨。在城的周围，那座山不算高，也不算美，可它很特别；它有一个自甘微贱又傲气十足的名字：鸡公山。传说它本是一座无名山，是清雍正年间一个文人给它取了名。那文人三十岁入狱，五十岁才出来。出狱的当天黄昏，他爬到那山上去，深陷的眼睛望着乱云飞渡，高声吟道：“宦迹渺难寻，月边云万古江河东去也；天心原有属，鸡公山干载风雨峭依然。”这样，鸡公山就得名了。我想从那文人身上找一些豪迈，可是只找到了苍凉。

        我被憋得透不过气来。佩兰的话比张主任的话更清楚地点醒了我，她让我明白自己钻进了一个套子。这套子可能是别人给的，也可能是自己给的。不管怎样，我厌恶透了，我本想凭自己的实力说话，到头来却成了一个依附者！

        怎样才能钻出这个套子？

        唯一的出路，就是跟佩兰脱离关系。

        这念头一闪现，我就感到忧伤。我不是爱她的吗，怎么能跟她脱离关系呢？我对她的爱的确因为同情而起，但发展到后来，它已经远远超越了这个理由……这时候，那只银灰色的羊又蹦蹦跳跳地来到我面前。佩兰说，如果我想吃肉，还不是要把那只羊杀来吃。她错了。我舍不得杀那只羊，虽然父母和村里人都说，瘸了腿的羊，会越养越瘦的，杀掉吧。但不管大人还是小孩，谁说这话，我都像被激怒的狗，颈毛竖起来咬人。那只羊是自己吊死的，有天我把它拴在山坡上，就上学去了，放学回来，发现它滑下了山坡，棕绳挽在了脖子上。我抱着羊从下午哭到第二天，晚上觉也没睡。父母说把羊皮剥了，把肉背到街上去卖掉，我坚决不肯，用一铺草席把羊裹起来，埋了，像埋一个孩子……

        要是没有我，佩兰怎么办？她过马路的时候，谁去扶她？(我已经很久没扶佩兰过马路了。)

        还有狗狗呢！要是跟佩兰离了婚，也让狗狗将来和万丽君一样心理不健康？

        风声更紧，吹得窗户啪啪啪响，我心里烦乱到了极点，拉开抽屉又关上，关上又拉开，最后，我提起电话，开始拨号。

        我拨的是在市二中教书那个同学的号码，他跟我一个姓，叫黄海涛。电话接通后，我恢复一些理智了。我说海涛啊，我是黄开亮。哦，猴子呀……对不起对不起，黄大主任！不要这么油嘴滑舌的，想叫我猴子就叫吧，叫我猴子比叫什么都让我觉得亲切。哟，你咋这么开通了？你忘了在大学里我叫你猴子，你差点跟我打架？这是真的，当时别的同学叫我猴子，我还可以忍受，你黄海涛怎么也叫我猴子呢，你不也跟我一样是从大巴山区来的吗，你怎么能跟别的同学一道侮辱我呢？那次我把一个墨水瓶扬起来，差点就朝他脸上砸去。我说海涛，不要说笑话了，我想问你个事，几个月前我介绍了个学生到你们学校，我让她找你，不知道情况怎样？海涛很吃惊，没人找我啊。我说那是咋回事呢，她的档案也没来提。海涛说，现在的学生转学，要什么档案？只要成绩好，到哪所学校都是立即为学生建立一套虚假的新档案，未必你黄主任不知道？再说，她即使到我们学校，也不会找我啊，我一介布衣，找我也起不了作用的，亏你猴子想得出来。我想想也是，就说，我俩怕有半年没见面了吧？他说是啊，你现在有空吗？要是有空，我们到春江茶楼聊聊。

        这是我第一次在上班时间私自离开学校。

        人在孤独寂寞的时候，只有老同学能够走进你的骨肉。那天，我把自己遇到的困境一股脑儿向海涛抖搂出来了。海涛认真地听我讲完，才点上烟说，猴子，你无非就是想拯救什么吧，你到底能拯救谁呢？你连—个本来可以不开除的学生也拯救不了，还能拯救谁？你对你们学校的教师不满意，那我又来说说我们学校的教师。当班主任的，不仅把自己的生日告诉学生，甚至把子女的生日也告诉学生，虽没明说，意思不就是让学生送礼吗？还公开向学生索要呢，比如张三的父亲是卖地板砖的，装修房子的时候就问张三要地板砖，李四的母亲是卖水果的，家里来了人或者自己想吃，就问李四要水果。你知道我们二中还办了一所小学，那里面有些老师，谁的父母有利用价值，就给孩子安排好位置，没有利用价值，不管个高个矮，都往最后一排撵！有个班主任还把学生家长的单位、职务问得一清二楚，且记录在案，问到一个女孩的时候，女孩说她爸在新州日报社，老师问在报社干啥？女孩说不知道，只知道他每天往印刷厂跑。老师想，这肯定是印刷工人无疑了，将女孩的位置由中间调到了最后。女孩个子矮，看不见黑板，就回去给她爸说，她爸去学校找班主任商量，班主任才知道他不是印刷工人，而是报社总编，他有个习惯，就是检查从机器里流出来的第一份报纸，把最后一道关。老师闻言，说，我最近正申请副高，需要在市级以上报刊发表一篇论文，总编说，没问题，我们报不是有个教育专栏吗。老师当即把论文稿从抽屉里摸出来交给总编，总编拿回去，连夜为他作文字上的修改，没过两天就发出来了。他女儿自然也就坐上了好位置。

        这些事情，我的确是第一次听说。

        这当然有损教师形象，海涛说，但你不能就此证明所有的教师都如此，像你我，至少还有那么一点儿神圣性吧？大部分教师还是好的，否则，每年就输送不出那么多人才。停顿片刻，他说，当然，你们学校很多教师开家庭食店，捆绑着赚学生的钱，这实在是有些糟糕。你想解决这问题，我倒是有一条路指给你。

        我洗耳恭听。

        既然大家都认为你是靠岳父，何不干脆利索地靠上去！你处理不了的事，直接报告给你泰山大人，让他来出面。校长反正也是个和稀泥的人，尽早把他撬翻算了，只要你当了校长，手头握有实权，看他们还听不听你的！

        刚听到黄海涛的建议，我感到一身轻松，甚至有些兴奋，但我很快发现，他的建议一点也不适合我。让我把自己努力回避的东西捡起来当武器，实在做不到。这样一来，我不仅没轻松，反而比以前更加沉闷了。

        佩兰果真续请了半年假。我们之间的裂痕太深，在家已没有多少话说了。之所以能够维持，是裂痕之下有一股涓涓细流。这股细流就是儿子。但佩兰做得很绝，只要有可能，就不让我抱儿子，不让我给儿子洗衣服，更不让我为他洗澡。狗狗像不是我的儿子，是她一个人的儿子。

        我已经不想回那个家了。

        可是，在单位上我就能待得住吗？我在课堂上已经找不到飞翔的感觉了，这种感觉和我的翅膀一起丢掉了，学生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喜欢我了。坐在办公室里，我又常常听到张主任尖厉着嗓子在走廊上说话。政教处和教务处之间有一条回廊，但张主任的声音依然清晰地传进我的耳朵。他说的全是些无关紧要的话，与我本人更是一点也不沾边，但我总觉得他的字字句句都是针对我来的，他的声音里带着一种胜利的昂扬。

        我的脾气更坏了，与佩兰争吵的时候更多了。有一天，她直截了当地对我说，黄开亮，你的志向也太低了吧，你只不过当了个教务主任，就要飞起来咬人了，你还想不想当校长？如果想，我就希望你暂时收敛些！

        这明明白白是在拿她父亲的气势压我。有什么了不起呢，我本来就没想当什么官！

        我又有好几次想到离婚，只是一直不敢说出口。离婚这个词在夫妻之间是一盆水，一旦说出去就收不回来。

        但是，要再这么过下去，我非爆炸不可。即便我不爆炸，离婚这个词迟早也会被我泼出去。

        最妥善的办法就是与佩兰分居一段时间。

        住的地方是找得到的。今年秋季，从大学分来了六个新教师，学校没住房，就在外面为他们租了房子。租房离校区有近二里地，那地方本是一所抗战时期修的陆军医院，名叫163医院，我们都简称它163，面积很大，里面古木森森；现在虽依旧是医院，只是军转民了，由于一批骨干医生老的老，死的死，新一代骨干前些年又流失到了重庆、成都等大城市，已经显得十分落寞了。空房子很多，他们就拿来出租，而且不租单间，要租就租一层楼。我们学校就租了一层楼，共有十间房，六个教师住了，还余下四间，闲着也是闲着的。

        钥匙掌握在李校长手里。这天上午，我让李校长给我一把，说我的亲戚来了，需要住些日子。李校长把钥匙给了我，我掂量着那把小小的、泛着铜光的物件，心里像刀剜似的疼痛。我真的要跟佩兰分居吗？真的要离开那个曾经温暖的家吗？……中午，我鼓足勇气对佩兰说，佩兰，我想去163住一段时间。我多么希望她问一问我为什么要去163，多么希望她能够阻拦我，哪怕大吵大闹，歇斯底里，我也会好受些——但她只说了四个字：随你的便。然后，她就搂着儿子，去厕所为他把尿了。

        当天夜里，我就去新家。床是现成的，还有一张学生桌，一张方凳，这些东西都是学校总务处那次统一拉过来的，预备着再来教师。我只需带上床上用品就是了。

        晚自习下课半小时后我才收拾东西。佩兰和儿子在另一间屋，他们两人都在笑。我故意把声音弄得很响，一是愤懑，更重要的是希望佩兰过来拦我。但他们一直在笑。我看不见他们，但我知道佩兰在用额头顶儿子的额头，肯定是佩兰的头发弄得儿子发痒，儿子就笑了。或许不是这样，儿子笑，是因为他想笑，在母亲的怀里，他感到快乐，至于有没有我这个父亲，是不关紧要的。

        出门之前，我说，佩兰，我走了。

        佩兰没回答我，佩兰拖长了声音说，我跟儿子顶牛牛啰。

        我在儿子透不过气来的笑声中出了门。

        出租房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修的木楼，踩上去发出沉厚的回声，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起过去的岁月。我们在三楼，我要的是紧靠楼道口的一间，那六个教师都住在靠里的位置，与楼道口的这间隔着三间空房。我听到他们集中在一间屋子里说话，就悄悄地开了门，又轻轻地把门关上。到处都是灰尘，几只黑色的蜘蛛，在墙的四角布下了天罗地网。不打扫一下是没法住的。幸好盥洗室也在这一边，我用带来的盆子端了水进来，先扫下墙角的蛛网，再用抹布四处擦，包括地板，也弓着背擦干净了。做完这些，我抽了一支烟，才开始铺床。当我疲乏不堪地躺到床上去，心才稍稍静了下来，也才听到那几个教师还没有睡。他们好像在喝酒，划拳的声音隐隐约约地传过来。这一幢楼，除了我们学校租了一层，其余的都没租出去，后面是一个长满野蒿的篮球场，前面是几排高大的梧桐树，梧桐之外是围墙，围墙之外是马路，只要我不来，他们就是闹到半夜，也影响不了谁的。

        当我听到走廊上响起脚步声，就把灯关掉了。那群人到盥洗室里洗了脸脚，睡觉去了。

        到半夜，下起了雨。雨声打在宽大的梧桐叶上。“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万籁俱寂的子夜蕴涵的惆怅，比黄昏更甚。

        那一切，我曾经拥有的一切，突然间离我那么远。我就像一个站在岸上的人，把自己的东西放在船上，却没跟着船一起出航。我承认我感到恐惧。满怀惆怅的恐惧。回去吧，我对自己说，那是我的家，我有权利回到那个宽敞明亮的屋子，有权利去看百草园的繁花，听百草园的虫鸣。离开那个家，也是我自己的决定，并不是佩兰把我撵出来的，我完全可以回去。但是，自尊心阻止了我。自尊心对我说，别人已把你当寄生虫了，而你不是寄生虫！……

        我一直十分谨慎地遮掩着和佩兰的分居生活，吃饭都是在外面一个偏僻的小食店。住在同一层楼的六个教师，我从没在163跟他们打过照面，夜里我比他们回得晚，清晨我又比他们起得早。学校的早自习辅导只有语文和英语两个科目，早自习课从六点四十五开始，单周一、三、五是语文，二、四是英语，双周又调过来。不管该不该我辅导，我都是六点钟准时起床，洗漱完毕，马上离开。初冬时节，天气已经很冷，雾气又大，干冷的雾气里夹杂着冰粒子，把整座城市都封锁起来了。路上什么也看不见，我只凭感觉往学校的方向趟。那些来城里卖早菜的农人，与我左右而行，近在咫尺，却不见其人，只听见挑担摇荡出吱吱嘎嘎的声音。

        尽管我遮掩得很严，还是很快被人知道了。这首先是我感觉出来的。当我走进教学楼，包括洪师傅在内，都拿异样的目光看我。特别是张主任，他有天并没有什么事务，却进了我的办公室。他跟我说话，显得那样亲切。深埋着兴奋的亲切。我一下就明白：他已经知道了。

        变化实在是太明显了。此前，尽管老师们在很多事情上并没按我的要求去做，但他们表面上是尊重我的，现在一样尊重我，可是已经明显地带上了试探的色彩。

        随他们怎么想，我已经走出这一步了，我要让他们看清楚，我黄开亮是不是想依附于人的人！

        这天，我照例比别人晚去163半个来小时，正站在窗前，看斜伸过来的梧桐叶上淡黄色的光斑，还有朦胧影像中潜藏着的一只宿鸟，却突然听到了敲门声。我的心怦怦直跳。我想只有佩兰会来敲我的门。我转过身猛地把门打开，结果不是佩兰，是李校长。

        李校长的怀里抱着狗狗！

        狗狗眯缝着眼，显然是想睡觉了。可是，当他一看见我，眼睛遽然睁大，而且朝我笑了！这东西，以前我逗他，他不笑，我已经八天没见过他的面了，他却对着我笑。他闻到了父亲的气味，父亲的气味比李校长身上的气味更让他觉得有安全感。

        我紧紧地搂抱着他，鼻子发酸。

        李校长闭了门，在我的床上坐下了。你小子，他说，开始听人讲，我还不信，要不是今晚江佩兰去找我，我照例不相信。

        佩兰找了你？

        那不是！哭成个泪婆子！

        她哭了，证明她是想我的……

        还是你们年轻人有个性，李校长说，我们这些老家伙，除了佩服还是佩服。说分居就分居了——他意味深长地笑了一下，不错，真是不错！想当年，我们求爹爹告奶奶想把两口子调到一起也不行！你知道我和老苏分居了多少年？整整十八年！可那是没办法呀，那是工作需要啊，现在，你们好端端地生活在一起，却左右不是滋味，硬是要自己把自己弄得人不人鬼不鬼，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狗狗接连打了几个呵欠，就在我怀里睡过去了。

        我问过江佩兰，李校长又说，她还没把这事告诉她父母，其他人大概也不好往她父母耳朵里传，趁这当口，你赶快给我回去！李校长加大了声音，要是江局长知道了，你自己想想吧！……怎么回事呢，看着好好的前途，不懂得珍惜，偏要去毁了它！我问你，你是不是嫌江佩兰是跛子？如果是，当初你干什么吃的？

        不，不是这样的，我嗫嚅着说。

        不是这样又是哪样？你摆出来讲嘛，哪怕讲出半条理由，我也不认为你是昏了头。

        我知道我是没法给李校长讲清楚的，但他的话已让我的那点儿豪情土崩瓦解。

        一个小时后，我跟李校长一起回了家。

        佩兰坐在客厅的灯下，当我抱着儿子走进去，佩兰抬头望着我。她的眼睛又红又肿，证明她不止哭过一回了。我把儿子放到床上去，回到客厅后，情不能自已，我紧紧地抱住佩兰，吻她。她唔唔唔的，软软的身体颤抖着。

        我们已经很久没这样了。

        那天夜里，佩兰噩梦相续。我也是。不管是她还是我，只要被噩梦惊醒，都紧紧地搂住对方。事实上，我们一夜都没怎么睡觉。

        日子在平静而又平淡中过去。不管说到什么话题，我和佩兰都小心翼翼地绕着道走。我们两人的心思都太曲折了，虽然不吵架，却难以达成最彻底的沟通了。

        十二月中旬的一天，清河子弟校的何校长突然找到我门上来。何校长显出很疲惫的样子，喝下一口佩兰递来的茶才说，黄主任，我是专程来找你的。我心里有些紧。何校长说，是万丽君的事。被开除后，她母亲去矿上为她找事，可矿上有什么事能给她？煤矿里供给女工的活本来就不多，无非是过磅啊下煤啊服务公司啊一类的，服务公司当然是好单位，可她万丽君能进去？就连下煤这些脏活累活，也还有一长串人等着上岗呢，哪有她万丽君的戏唱？万丽君她爸那么早就离开了矿山，母亲又是家属，矿上还把她当矿工子女对待，就已经相当不错了。这个月初，清河镇一个幼儿园招教师，万丽君前去应聘，人家对她非常满意，你知道她是很有文艺天分的，当幼儿教师再好不过了。前几天正说要通知她去上班呢，不知他们从哪里听说万丽君是被开除的，马上决定不要了！

        听何校长谈万丽君，佩兰的脸垮了下来。她对万丽君那双能穿裙子跳街舞的腿太敏感了。我说佩兰，狗狗醒了，你去看看。

        狗狗并没醒，我是想把她支开，可这无意识地越发伤害了她。

        佩兰离去后，我问何校长，你的意思是让我们收回成命？

        是啊，人家孤儿寡母的……再说万丽君真不是个坏孩子，她当时怕赔一大笔医药费逃离学校，是以为她跑了，李秋就不会找她母亲赔了。这证明她至少还有怜惜母亲的心吧。在家这段时间，她一直帮母亲去矸石山上捡煤渣，去锅炉房里刨炭灰，把这些废品弄回家来当燃料。她已经不是读书时候的万丽君了。既不化妆也不染发，成天穿着劳动布服，忙上忙下的。你不知道她母亲有多痛心，她母亲怕她将来被男人甩掉，一直想让她漂亮，现在看她成了这副样子，咋会不担心她将来的命运？如果她当了教师，情况就会有所变化的，你们也就挽救了那一家人。

        我沉吟片刻说，走，我带你找李校长去。

        李校长听了何校长的陈述，笑着说，老何你也真想得出来，让万丽君去当教师，那不是成心误人子弟？

        我看不见得，何校长说。

        可不管何校长怎么说，李校长都不同意。李校长还很不高兴，他觉得何校长的手伸得太长了。

        不过何校长也缠得，缠了两三个小时，弄得李校长很无奈，只好把张主任叫来，问张主任道，开除万丽君的事，上报没有？张主任头一昂说，早就上报了。李校长手一摊，老何你看，我有什么办法呢，上都上报了。

        何校长走了。

        二十天后就下雪了。这里下雪的日子总是伴随着大风，搅天搅地的，不要说鸡公山，就是不远处的建筑物也看不分明。我在办公室给何校长打电话，询问万丽君的情况。何校长的口气比天气还冷，他说谢谢你关心，万丽君走了。哪里去了？听说去了昆明。去昆明干什么？一面找她爸，一面去酒吧当陪酒女郎！她终于出息了，谢谢你们！说完，何校长就挂了电话。

        我无法说这件事成为了我家庭生活的又一个疙瘩。它实在构不成理由。但我的心情是更加糟糕了。佩兰也一样。我们又开始吵架，而且吵架成了我们的家常便饭。什么东西都是在磨损中变得粗粝的，感情也是；什么东西一旦变得粗粝了，就不当一回事了。这正如我们买回了一件珍爱的瓷器，如果它是完好无缺的，就格外小心，生怕把它碰坏了，如果它已经坏了一只角，我们就不那么小心了，拿也好，放也好，都重手重脚的了。我惊奇地发现自己没以前那样爱佩兰了。以前，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潜伏进幼年时候就形成的那个伤口里，我在那里也看见了佩兰的伤口。可是现在，我的伤口已经结痂，长出新肉来了。

        正因为如此，和佩兰吵架的时候，我的话也越说越难听。这种难听的话以前总是先割伤我自己，再割伤佩兰，而今我没有痛感了，体验不到我的话给佩兰带去的打击了。

        佩兰又有好几次这样说：你黄开亮当初只是利用我，你只不过想靠着我爸向上爬！不过你也嚣张得太早了吧，我爸还在位呢，他随时可以让你当平头百姓！

        这样的话，像重磅炸弹一样，把我仅有的一点留恋撕成了碎片。

        这地界，我已经没法待下去了。即使没有勇气提出跟佩兰离婚，我也不想在这里待，与其住到163去让别人探究，不如干脆走远些，离开新州算了。离开它一年半载，甚至三年五载，我和佩兰可能都会变得理智些，当她知道我根本不是想依靠她父亲的时候，可能会觉醒我对她最初的爱，也就再也不会用那些重磅炸弹来轰击我了。

        我和黄海涛有一个大学同学，毕业后去西南师范大学读了研究生，现在研究生也已毕业，留校任教，西师大在重庆北碚，我和他通了电话，希望他在北碚帮我联系一所中学。他说没问题，我一定放在心上。有了消息就告诉你。他还说，你猴子我是知道的，做事情认真得就像挑眼睛里的沙子，现在到处都需要你这种有能力又有素质的教师。

        春节很快就到了。我又是一个人回了老家。我本来想把狗狗带回去的，可不仅佩兰反对，岳父岳母也反对，岳母说，听佩兰说那么高的山，走路如果脚趾头没抓牢实，人也要被风抬走，他哪能去呀？就算风抬不走他，吹感冒了咋办？不行的不行的！狗狗变成佩兰一家的私有财产了。父母似乎习惯了我一个人回家，但心头的伤感是藏不住的。他们实在是希望看一眼孙子。人老了，什么事都往回看了，孙子就是他们往回看时最贴心的安慰。我知道他们的心思，说狗狗本来是准备回来的，佩兰也是准备回来的，可临行前狗狗病了。两个老人立即把自己的想望搁置一边，焦急地问狗狗生的是啥病？我只好胡编一通，把狗狗的病说得既严重又不严重，这样，既可以搪塞他不能回来的理由，又能够让两个老人放心。

        母亲又惬意又骄傲地对我说，乡长都认识我呢！我说乡长是咋认识你的？她说我也不晓得，前些日子我上街卖红苕，乡长突然来跟我说话，说你老人家还卖啥红苕啊，你找了个好亲家，听说你儿子又在那边学校任职，就该你享福了，这天寒地冻的，就坐在家里烤青冈疙瘩火吧，还卖啥红苕啊！

        听着这些话，我心里感到格外沉重。

        回城之后，这份沉重又加深了。距开学还有几天，校园里难得见到一个人，放假前学生遗留下来的废纸屑，被寒风扬起，在操场上目中无人地飘来荡去。佩兰在她父母家里。我提着我父母特地为他们熏制的大半蛇皮口袋腊肉，到岳父母家去。大半蛇皮口袋熏腊肉，也差不多是半条肥猪了，我父母一年杀一条肥猪，以前都是留半条卖半条，而留下的半条，并不都是自己吃的，主要是用来待客；在我们那里，煮肉吃是一件大事，谁家煮肉了，山上的草木也知道，飞禽走兽也知道，那余香，几日几夜笼罩着村子。可岳父母不看重这半条猪的腊肉，岳父还是在看他永远也看不完的报纸，一句话没说；但岳母说话了：提那些东西来干啥呀，黑糊糊油腻腻的，难得打整。岳母说得也是，别人送到她家来的东西，不占什么体积，却相当值钱，甚至本身就是钱，而这半条猪的腊肉，在他们看来值得了几个钱呢？要是离家近，我真就给父母送回去了！父母提到亲家的时候那么骄傲，关心了这样又关心那样，而岳父岳母连我父母的身体也没问一下。

        佩兰并不因为我离家十余天就对我热烙些。有时候我想，说不定我是把佩兰看错了，正像她自己说的，她不是我心目中的那只羊，那只羊对我那么依恋，而佩兰是不依恋我的。在我面前，她事实上潜藏着一种天生的优越感。

        我在岳父母家吃了一顿饭就离开了，但佩兰还留在那里。回到家，什么都是冷冷清清的，什么都没有意思。

        第二天上午，西师大那个同学来电话了。他已经为我联系上了一所学校，就是他们西师附中。同学说：做校长的是我导师的爱人，对我特别信任，我把你的情况介绍后，她让你来就是了，考察都不用考察了。我说什么时间？他说今天也可以，明天也可以，但最晚不能超过后天，大后天人家就开学了。

        电话一放，我就像把自己分为了两半，一半坚持远行,一半要留在原地。两半厮打起来，从上午一直打到黄昏。但他们谁也没有得胜。

        直到佩兰当天晚上回来，坚持要走的一半才得胜了。

        佩兰对我说，开亮，吃晚饭的时候，爸说了，只要你好好干，今年下半年，最多明年，你就干脆调到局机关算了；爸说待在学校没啥前途，到机关去发展空间大得多。

        这些话，岳父为什么不直接对我说？为什么非要让他女儿转告？岳父这样做是有深意的，他无非是要向我表明，不仅他可以控制我，他女儿也可以控制我。这并不是我多虑，岳父做事就是这种风格，他要施恩于人的时候，都不是亲口去对受恩者说，而是让他的亲信去说，这样，他就不仅把恩惠给了别人，还给了自己的亲信。

        而我黄开亮是不吃这一套的！

        我决计离开。

        次日中午，我对佩兰说，我有个老同学有点急事，我要去看看他。

        市二中的那个？

        不是，是在西师教书的那个。

        北碚？那么远？你不是后天就开学了吗？

        快去快回吧。

        佩兰没说什么，我就去火车站买票了。

        由于大学生返校，火车挤得要命，我买不到当天晚上的票，只好买了次日上午十一点多的。

        当我揣着票回家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又长上翅膀了，我又能够飞翔了！天空的景色多么好，既能透过云端，又能俯瞰大地。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

        晚上，我真想把实情告诉佩兰，试了几次，也没敢启齿。她父亲刚刚为我设计了一种前程，而我却离开矿务局，离开新州，这是什么意思呢？而且，我又不是马上就能调到西师附中，按他们的规矩，要调过去，至少是一年后的事情，也就是说，我是以一个打工者的身份去北碚的，如果让她父亲知道了，他又会以什么样的眼光看我呢？……最后我只对佩兰说，你先不要告诉李校长，明天早上我再打电话向他请假。

        等我在那边安顿下来再告诉她吧。

        第二天上午十点半，我要去火车站了。我也不想带什么东西，连换洗衣服也不想带。出门前的一刻，我突然对这个家产生了依恋，我想拥抱佩兰，可佩兰一如既往，在为儿子忙碌。她一点也不知道我心里的计划，我是在欺骗她，我实在不是一个好男人！

        我到底没有勇气拥抱她，只是趁她进卫生间的时候，把儿子抱了起来。儿子又对着我笑，就像在163一样。我只抱了他不到半分钟，就咬了咬牙，狠心地把他放在沙发上，说了声佩兰我走了，就迎着雪后的阳光上了路。

        我眼中的景象，完全变了一个模样。以前我不在意的事物，都奔涌进我的眼底。

        我有一种想流泪的冲动。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问自己，可是我回答不出来。

        很顺利地坐上了火车。我坐在靠窗的位置。以前，我不喜欢火车站嘈杂喧嚣的景象，今天，它却让我感到格外亲切，因为这是我故乡的火车站。我想再多看两眼，但火车已经开动了。

        我真正成了在路上的人……

        车轮和铁轨的撞击声像发条一样，把我的心越上越紧。我是真的要离开吗？离开之后，让腿脚不灵便的佩兰独自带着儿子吗？即使我在北碚安顿下来，即使西师附中愿意立即把我调进去，佩兰也是不会离开新州的，就算她愿意离开，她父母也不会同意。我怎么能抛下他们母子俩，说走就走了呢？

        父母又怎么办？他们辛辛苦苦地养育了我，我唯一能回报的，就是给予他们一点儿骄傲。我娶了个副局长的女儿，后来又在学校当了个小官，连乡长也知道了，母亲卖红苕的时候，乡长还过去跟她说话了。这是父母晚年生活的营养，有了这份营养，他们就觉得乐滋滋的。而我这一走，不仅丢了官，父母还会怀疑我跟佩兰闹了矛盾；只要我离开新州，跟佩兰离婚很可能成为事实——果真如此，别的不说，父母在乡亲面前脸都没法搁了。

        阳光灿烂得就像春深时节，火车在明媚的阳光里越跑越快。好在这是一辆专程开往重庆的慢车，见站必停。车跑起来的时候，我感觉什么都离我远了，什么都完了，车一停下，回到过去生活的渴望又紧紧地拽住我。那种渴望带着尖利的爪子，抓得我的心发痛。

        车只开出两个站，并没走多远，周围寂寞的田野和萧索的野草，我都还是熟悉的，如果再走一阵，我就不熟悉了……

        火车钻进了一个洞子。洞子里黑漆漆的，只偶尔闪现出猩红的警示灯。进洞之前是一片天，出洞之后是另一片天。阳光还是那样耀眼，但田原上密布着的塑料大棚，已经超出了我的经验。虽然我知道前方一个站叫柏树，柏树是新州矿务局一个煤矿的名字，铁路就从矿的边缘经过，但这个矿我从没来过……没来过也无所谓，因为这里经常有煤车去市里，只要我在这里下车，就能搭煤车返回新州，如果错过了这个站，明天开学的时候，就真的见不到我了。我当然可以向李校长请假，可一旦去了北碚，见到了我那同学，我怎么好马上提出不干？人家也是费了心的，我不能拂了人家的好意。一旦干上了，一旦被局一中知道了，学校就会立即炸锅，每个教职工都会联想到我跟佩兰分居的事情，并作出种种猜测，哪怕有一千种猜测，归结到一点，就是我不再喜欢佩兰了，或者佩兰不再喜欢我了，我自愿走或者被逼走，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跟佩兰离婚。要是这样的话传到岳父耳朵里，他就会雷霆震怒，把他为我勾画好的美好蓝图一笔勾销！

        我手心出汗。

        也是在这时候，我似乎才找到了自己心灵的症结。担心佩兰和儿子，担心父母，都是真的，但我最担心的是自己……我想起当时何校长来要求取消对万丽君开除的决定遭到李校长拒绝后，他悄悄央求我：你开个证明吧，就说万丽君不是被开除的，盖你教务处的章就行了。但我没干。我说这是违反纪律的事情。何校长没再多言，走了。他从这件事上把我看穿了，所以后来说到万丽君去当了陪酒女郎时，才以那种挑骨剔髓的口气。

        张主任说得对，佩兰也说得对，要是没有岳父，我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当上教务主任？即便岳父从来没为我打过招呼，可我是一面镜子，他权力的镜子……还有岳父为我规划好的前途，我怎么能够舍弃呢？我不让佩兰把我去重庆的事告诉李校长，出门什么东西也不带，是不是早就在给自己留退路呢？如果是这样，我身上到底还有多少超越别人的神圣性呢？

        究竟是我本身就没长骨头，还是这两年习惯了在岳父的荫庇下过日子，我一时难以分辨……

        车速慢了下来，柏树站马上就到了。我抬起了屁股。

        可另一个声音严厉地责问我：黄开亮，你真的要下去吗？

        罗伟章，男。1967年生于四川宣汉，1989年毕业于重庆师范大学中文系。著有长篇小说《饥饿百年》等三部，中篇小说《我们的成长》、《我们的路》、《狗的一九三二》等二十余部，另有散文随笔数十万字。作品多次被转载。现居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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