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瑞星很想丢下筷子就走人，但他到底没这样做，那就太失礼了。尽管是处在不同阵营里的竞争对手，但人家花钱请了你，从身份上说，你也不过是新州二中高中毕业班的教师，而人家黄川是新州五中的教务主任；最重要的是人家说了半天也没强迫你。

        虽没走人，但徐瑞星的脸色还是十分难看，短粗浓烈的眉毛挤成一堆，像没点燃的柴火，直往外冒烟。黄川见状，说算了徐老师，就当那些话我没说。但徐瑞星心里有了疙瘩，酒也不想喝了。不喝就不喝吧，事实上两个人已经喝得差不多了。黄川递过来一根香烟，徐瑞星接了，刚点上，黄川就说，徐老师，反正时间还早，去洗个脚吧。徐瑞星连连摆手，说我还有事，不去了。黄川有些尴尬，说徐老师你放心，就洗个脚，别的啥也不干。徐瑞星吐出一团浓黄的烟雾，吐得很重，嘴巴和鼻孔都发出很响的哨音。就去旁边的春秋洗脚房，正规得很。徐瑞星说老黄，我真还有别的事，要早些回去。黄川很体己地碰了一下徐瑞星的胳膊：要不了多长时间的，如果不修脚上的老皮，最多半个小时就完事。

        徐瑞星想我跟你第一次见面，又没把袜子脱给你看，你怎么知道我脚上有老皮？

        他站起身说，算了，真的算了。

        黄川也只好站起来，说既然这样，那就下次吧。

        徐瑞星心里想，我跟你不会有下次了！

        俩人一同出了包间，黄川却没跟着徐瑞星朝下楼的楼梯口上走。徐瑞星懂他的意思，每年的这时节，各个学校都风声鹤唳的，教师间的私下接触很敏感也很犯忌。

        独自下楼，过了马路，徐瑞星立即摸出手机，给他那个同学打电话。他跟黄川这次接上头，搭桥的就是那个同学。同学说他有一个好朋友，人品学识都不错，希望介绍给徐瑞星认识。刚才徐瑞星到事先预订好的酒楼包间里，见只有一桌好菜和一个陌生人，却没有同学的影子。陌生人大约有五十岁，脸色跟土地的颜色差不多，见了徐瑞星，他身子一弹迎过来，说你是徐老师吧？我叫黄川。随后就抓住徐瑞星的手紧紧相握。他的手也呈深褐色，却软得像熟柿子，徐瑞星像摸到了什么不该摸的东西，带一丝惊慌地迅速把手抽了回来。俩人落座后，边抽烟边等人，没等几分钟，同学的电话来了，是打给黄川的，听说徐瑞星到了，同学就让徐瑞星接，他说伙计，对不起呀，我报社有点急事，来不了啦。这真让人为难，说撤吧，菜都点了，黄川还说他已经提前把单埋了。俩人只好吃，边吃边拉扯闲话，都是不着边际的，直到喝了好多杯啤酒，黄川才亮明自己的身份。徐瑞星顿时有了警惕，想到他那同学的老婆在五中教务处工作，更觉不妙，一口酒便哽在喉咙。

        黄川见徐瑞星这样，就不绕弯子，将他的意图针针见血地挑明了。

        毫无疑问，这场所谓的朋友聚会，其实是同学帮助黄川挽了个套子，就看徐瑞星是否入瓮。新州城被宽阔浩荡的巴河分为南北两个部分。河上虽有大桥贯通，但若干年来，南北片区已形成了各自独立的体系，人们在生活上也形成了各自独立的空间，彼此的往来并不多。二中在南城，五中在北城，而黄川却知道南城腹地的春秋洗脚房“正规得很”，可见他是考察过的，为这场聚会，他是颇费苦心。这让徐瑞星有种被捉弄的感觉。

        他边走边给同学拨电话，拨了好多次才终于接通了。徐瑞星开口就骂：你他妈的吴二娃，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吴二娃的大号真的就叫吴二娃，是徐瑞星的大学同学。他说咋啦？这是咋啦？

        徐瑞星继续骂：你自己是猪狗，就以为别人都是猪狗？

        吴二娃委屈地哎呀了一声，说你龟儿子徐瑞星，我只不过给你介绍个朋友，哪一点惹了你？要是不喜欢他，今后不来往就是嘛——你发这么大的火，是不是他让你埋单了？

        徐瑞星知道吴二娃在装糊涂，说你别跟我来这一套，你是哪路货色，未必我还不清楚？

        吴二娃呵呵地笑起来，说老徐呀，你也要体谅我的难处，我老婆在他手下讨生活，他让把你介绍给他，还敢拒绝不成？

        要不是你老婆讨好卖乖，他怎么知道有我这个人？我们根本就不认识！你介绍千个万个，也不该介绍我。你这是害我呀！要是二中知道了，哪怕我啥也没干，也只能卷起铺盖走人！

        吴二娃叹了口气，才慢条斯理地说：亏你徐瑞星读大学的时候当了四年副班长，胆子咋就这么小呢，比麻雀胆都不如。你这算个什么卵事呀，就吓成那样了？

        我不是被吓住了，徐瑞星说，我在二中教了十几年书，多多少少对它还有一点感情吧。

        电话那边发出一连串啧啧声，算了算了，不要给我说这些，我听了头昏。

        我知道你不懂，像你这种油滑惯了的人！

        好，我油滑，你高尚，这行了吧？我告诉你徐瑞星，以后再遇到这种好事，想我告诉你也不可能，你不干就不干，别损人——你不干有的是人干！

        几天过去，徐瑞星都提心吊胆。侯校长天天往高三办公室跑，每次来都向大家交代：还有百多天就高考，各位说话做事，要检点些，对学生信息要随时保管好，绝不能因为我们自己的不慎，让外校知道尖子生家的电话和住址。那些掐尖儿的家伙——高考前夕把外校尖子生挖走。叫“掐尖儿”——不可能跑到学校来抢人，都是去做家长的工作，然后让他们悄悄地转学。我说个不好听的话，尖子生的家庭信息比你们家的存折还重要！存折丢了，还有密码;密码丢了，钱被盗取了，还有警察帮忙追讨;尖子生丢了，就再也追不回来了！教务处桂主任来得更勤，话也说得更直接：现在，有人专门在其他学校养线人，请几顿饭局，给一点钱财，让他们把本校尖子生的秘密泄露出去。我提醒大家，如果有人找到你们的名下，你们要抵制诱惑，千万不能干那事，那是吃里扒外的事，干不得！现在所谓的线人，其实就是过去通常说的奸细吧，大家想想，如果有人叫你奸细，那会是个什么感觉？虽然我很相信大家，但我还是要把丑话说在前头，要是有人不听招呼，学校将严惩不贷！

        每次侯校长和桂主任这样说话，徐瑞星都觉得说的是自己，禁不住耳根发烧。手机响了，分明不是吴二娃的，也不是黄川的，可他就是不敢摸出来接。为了掩饰，他还故意走到侯校长面前，汇报一下他班上的近况。其实都是些老话，但侯校长总是侧着头，很认真地听。他讲完了，侯校长还要鼓励几句。侯校长和桂主任对他是很信任的，最近三年都让他教高三，今年还当了火箭班的班主任。新州二中高三共有十六个班，文理科各组建一个最好的班，叫火箭班。火箭班之下，又各有两个重点班。徐瑞星是语文教师，带的九班却属理科火箭班。高三教师虽然格外辛苦，但他们在社会与学校都有地位，收入也高——毕业班学生周末都补课，补课就会有补课费；还有堆积如山的参考书、模拟试卷、诊断试卷，教务处购买这些东西的时候，都要得很大一笔回扣。桂主任从不私吞这些回扣，他将回扣分成不同的等次，一分不剩地发给高三教师。

        直到半个月后，徐瑞星的心才算安定下来。他查找手机的未接电话，没有一个是吴二娃和黄川的，这证明那件事已经过去了。

        过去了就好！徐瑞星不是那种冒风险的人。徐瑞星是过日子的人。能过上现在的这份日子，他觉得委实不容易。工作上并没有多少波折，大学毕业后，他分回老家县城教书，几年后市二中招教师，他来应聘，很容易就被录取了，试用期满就调了过来。关键是生活上徐瑞星有难言之苦，他结了两次婚，第一个老婆十四年前就死了，得的是子宫癌，死的时候也没留下一男半女。徐瑞星现在的老婆叫邹静，是通过婚姻介绍所认识的，没工作。生儿子前，她偶尔还去外面打点零工，儿子一生，就干脆在家当起了全职太太。徐瑞星让老婆把主要精力用来照顾儿子，他的收入养得活一家人，无所谓。四十多岁的人，还说不上老，但徐瑞星真有老年得子的感觉。邹静比徐瑞星小了十多岁，年龄上的悬殊，让她觉得对徐瑞星直呼其名也很不好意思，哪怕两口子赤条条地躺在床上，她也把徐瑞星叫徐老师。徐瑞星很习惯这种称呼。他爱第一个老婆是当成妻子来爱的，爱第二个老婆是当成妻子和女儿来爱的。他觉得这种关系非常好，有股蔗糖一样的甜味儿。

        对自己从教的学校，徐瑞星真有一份感情，他对吴二娃说的，并不是面子上的话。十多年来，人家又没亏待你，不产生一点感情才怪。他怎么能帮助对手挖自己学校的墙脚？尖子生都是学校的活广告，每年高考过后，只要有人上了北大清华，就扎一辆敞篷彩车上街，还由学校出钱，以学生的名义去电台和电视台点歌；同样由学校出钱，以学生的名义去显眼气派的酒楼大办宴席，说的是谢师，其实就是打广告。这么闹腾一番，等到秋季开学的时候，生源滚滚而来，财源也就滚滚而来——不仅学生多了，书费学费也水涨船高。如果没有这样的尖子生，那情景就惨淡了。好学校是拿大箩大筐装钱，择校费、学杂费样样都高，财务科的人跑银行存款，腿都跑断了；差学校却要把教职员工全都发动起来，去人家好学校附近，躲躲闪闪的，见到学生就拉，就跟路边饮食店拉客一样。可那管什么用呢？尽管你收的书费学费比人家低若干倍，可还是拉不来学生。

        当徐瑞星觉得事情真的过去了，才觉得该跟吴二娃联系一下，那天他骂吴二娃的话，有些重。别看吴二娃一副油腔滑调的架势，他内心是敏感的，这一点徐瑞星清楚。

        他还没联系，吴二娃却主动来了。

        这天他放了下午学回家，刚在沙发上坐下，敲门声就响了起来。

        一听就知道是吴二娃，他敲门不是敲，是拍。

        邹静跑过去开门，可门像不是被邹静打开的，而是被吴二娃的声音撞开的。哦，小嫂子！他又粗莽又热烈地说，我西藏一个朋友送了点雪山菌来，不敢吃独食，分点让你们尝尝。说罢将一个塑料袋往邹静手里递。邹静接了，说你进来呀，进来呀。吴二娃说不了，我忙呢。

        徐瑞星扑哧一声笑起来，你小子装什么假！别以为自己是记者，就可以装出比总理还忙的样子来吓人。

        吴二娃这才做出刚发现他在家的样子，啊，瑞星回来啦？那我就坐几分钟吧。

        徐瑞星家安了木地板，在门口的木柜上放了鞋套，地上也备了拖鞋，但吴二娃从来都是不管不顾，直接就跨了进来。他去任何人家里都是这样。他就这么个人。

        吴二娃是邹静喜欢的客人，他不仅是徐瑞星在大学的同班同学，老家也在同一个县。当然主要是他大方，收了别人的好东西总爱送些来，而且他说话风趣。听徐瑞星说，念大学的时候，他除了读书，别的啥都不会，连话也不会说，一年四季都穿着老蓝布衣服，一双网球鞋总是羞涩地露出大脚趾。一段时间，他特别讨厌自己的名字，觉得太土，在自己书本乃至背心上，到处都写上“吴尔佤”，过一阵又改成“吴而瓦”，可不管他怎样改，大家还是按他的本名称呼他。现在的吴二娃完全变了一个人，西装革履的，还搞了个背梳头；他肚子大。个子矮，但他看再高的人，目光也要越过那人的额头；每次他跟徐瑞星说话，徐瑞星都觉得自己背后还站着个人；他言语粗鲁而直率，记忆力又好得惊人，流行的段子一背一大串，把人笑得前仰后合。毕业都二十多年了，他由当年自卑的小男人变成了《新州晚报》的大记者……

        邹静说，吴哥就在这里吃饭吧。

        吴二娃稍作犹豫，说好，那我就吃了再走。

        邹静说干脆叫霞姐把娃娃带过来一起吃吧。

        吴二娃说不用不用，娃娃放学后被他外婆接走了，陆霞也过去了。

        邹静进了厨房。

        其实吴二娃并没打算留下来吃饭，他只是想把邹静支开，好跟徐瑞星说话。

        徐瑞星递上一支烟说，我那天说你油滑，骂你猪狗，没得罪你吧？

        吴二娃喊了一声，要是那就把我得罪了，我坟上的草都埋人了！我刚毕业的时候，跟你一样教书，只不过你是在县中学，我是在乡中学。当时我是那所乡中学文凭最高的，可他妈的口才太差，茶壶里煮汤圆倒不出来，往讲台上一站，老半天嗝不出一句话。人家开始还对我刮目相看，后来就把我看白了，说我是冒牌货。两年半过后，乡中学就把我踢了，踢到哪儿？踢到那个乡最高一座山上的村小里！在那山上撑持了几十年的一个老教师实在教不动，要回家了。他姓包，是学校唯一的教师。我是春节过后上山的，从早上开始爬，天黑差不多才到。整个一座破庙子！包老师等着我呢，听到脚步声，他迎出来了，哪像个教师呀，脸那个瘪，背那个驼，头上稀疏的白发在寒风中颤动。他把我领进篾笆墙围成的寝室，指着床上的枯草说，吴老师，这枯草我就不带回家了，留给你，山上冷呀。随后他用干枯的手摸了摸我带来的被子，说这被子薄哟，你睡觉的时候，把四边拶紧，免得透风。然后他又从一口破木箱里摸出半把挂面，说吴老师，我没啥欢迎你的，就留了这半把挂面吧……

        这故事徐瑞星听他讲了好多回了，每次他都讲得那么投入。

        他说瑞星你知道我当时想干啥吗？我想跪下去，把面前的老人叫声爷爷。从小到大，没有哪个外人像他那样瞧得起我和关心过我……

        吴二娃起身去餐桌上扯了张纸巾，擦抹被泪水打花的眼镜。

        徐瑞星说算了二娃，别去想那些事，都已经过去了。

        吴二娃重新把眼镜戴上，接着说，那所学校加我这个教师在内，全校只有十五个人！不是人待的地方啊，学校离村子远，后面又是乱坟岗，晚上一个人睡在那里，听到各种奇奇怪怪的声音，害怕呀！秋风一吹就下雪，稍不留心校舍和寝室就被雪压塌了。教了一年多，我神经上就出了毛病。刚上五分钟课，我就把讲桌上的铃铛举起来摇，下课了，下课了！学生还没跑出教室，我又开始摇铃铛，上课了，上课了！我并没疯，我只是这样来发泄。又过了半年多，我想这不行啊，这会误了孩子们，我不想待，走了行不行？我走了，说不定还会来个像包老师那样负责的人。于是我就走了，没给任何人打一声招呼……你说我油滑惯了，这话不对，现在想起在那山上的作为和后来的逃跑，我心里还愧疚。我对不起那里的家长和孩子。

        徐瑞星说我不是在给你道歉嘛。

        吴二娃将厚而小的手掌一挥，用不着，完全用不着，因为我后来真的变得油滑了。我离开那山上，等于就是甩掉了公职。钱没一分，就去县城里闯。什么事没干过？去河码头当搬运，在城里掏下水道，当棒棒军，甚至去城背后的项山为人掘墓穴！那时候我知道你在县中教书，可哪敢去找你呀。不过，那么一阵胡搞，倒把我胆子搞大了，话也逼出来了，灰飞烟灭的雄心，也跟着复活了。于是我到了新州市。当时根本没想好要干什么，也是机缘凑巧，我来的时候，恰逢《新州商报》招记者，我去参应，一考就中了。《新州商报》招的是临时记者，把我们不当回事的，没有固定工资，只是根据我们的上稿率算钱。我念大学时毕竟读了那么多书，更重要的是，我在底层混了那么些年，这下全都派上了用场，我采写的稿子，上头版的多得很，可我挣的钱还是比人家正式职工少几倍。我那时候还是光棍一条，想找个女人，成个家，没钱怎么成家？我拼了命表现，希望《商报》把我调进去。那时候我不抽烟，但我身上随时揣着中华烟，见到领导就发。这又怎么样呢，人家照样不把你当回事。于是我想，不能在《商报》一棵树上吊死，我既给《商报》写稿，也给《晚报》写，还给《时报》写，只不过多用几个笔名罢了。后来，《商报》知道我这么干，领导把我找去大骂，人家不是骂我油滑，也不是骂我猪狗，而是骂我粪便！可他们又离不开我。继续让我干，只是依然不调我。我也不是好惹的，自那以后，我就不仅给《晚报》和《时报》写稿，还把《商报》的策划透露给他们——说白了，我当起了线人，也就是奸细！

        徐瑞星的心里怦地响了一声。

        后来的事情你也知道，吴二娃接着说，《晚报》把我挖了过去，解决了我的户口问题。但我告诉你，我在《晚报》照样当线人！我把《晚报》的策划又透露给《商报》和《时报》，他们再付我一笔不菲的酬劳。你对办报不熟悉，不懂得现在的报纸都是策划出来的，策划是生命线，谁策划得好，谁就有发行量。我这么一搞，商报领导反而对我客客气气了，那个骂我是粪便的人笑着对我说，狗日的吴二娃，你真是一株铁线草！他说得好！瑞星你生在县城，不知道铁线草是啥玩意儿，那是一种呈藤状的草，哪里有土哪里长，农民锄地的时候，一锄将它挖去，扔在荒坡上，这没关系，哪怕是石骨子坡地，只要有一丝土星，它就要生长！反正，只要不被牛羊吃，不被剁成酱，它就能生长！你说它贱也可以，说它生命力强也可以，随你的便。

        这些事情，徐瑞星还真没听说过。他拍了一下吴二娃的肩膀，说兄弟，佩服你，跟你一比，我觉得自己过得太平庸了。

        吴二娃又恢复了自信，说别给我灌迷魂汤，我有几斤几两，未必我自己还不清楚？刻在我脸上的就只有两个字：左脸一个卑、右脸一个微，合起来念就是卑微。

        说这话的时候，吴二娃在自己脸上用指头一笔一画地刻，这让徐瑞星不由得涌起一种酸楚。他说哪能呢，你现在是名记者了。

        哼，名记者，那都是过去时了。任何“现在”都是过去时，我们说“现在”的时候，它就已经过去了。就这么回事。我只相信未来，但我又对未来没有把握。谁能把握住未来呢？你徐瑞星把握得住吗？你跟第一个老婆结婚的时候，就知道她那么年轻就会死吗？你儿子丁丁那么聪明，你把他当成金包卵，可你知道他的未来吗？你如果不好好生生给他积攒些钱，将来怎么应对可能发生的事情？光是把他送到大学，也会把你磨死！眼下看起来你的钱够花，过几年就不够用了，这家里又只靠你一个人挣，到时候，你就知道喊天了。

        徐瑞星无力地笑了一下，说我这人，不习惯把事情考虑得那么远。

        吴二娃没有顺着徐瑞星的思路说下去，直截了当地问。那天黄川怎么给你讲的？

        还怎么讲，他不是来掐尖儿的吗？他让我把我们二中尖子生的家庭电话和住址提供给他。

        我不是问这个，我是问他说没说你提供一个给你多少钱？

        还没谈到这个份上。我也不想谈。

        吴二娃沉吟片刻，瑞星，你可能确实比我高尚，我打心眼儿里敬重你。但我觉得，有一个观念你没扭转过来，我在教育系统采写过好多稿子，知道许多尖子生家里都是很穷的，快高考才来摘桃子的人——照你们的说法，是掐尖儿——往往能给他们优厚待遇，把他们从经济困境中解放出来，这有啥不好？我觉得，只要对学生有好处，就算不上卑鄙。像我，把好的策划提供给别的报社，让大家来比拼，让读者有更丰富的东西可看，我也就觉得自己算不上粪便。你说呢？

        徐瑞星没表态。吴二娃站了起来，说瑞星，我是认你作哥们儿才给你讲这些的，你自己考虑吧，想通了就给我来电话，直接给黄川去电话也行。

        他没有吃饭，径直走了。

        徐瑞星把他送到门口，望着他下楼的背影，摇了摇头，叹了口气。

        春雨绵绵。

        新州城位于川东北大巴山南麓一片广阔的河滩上，四周大山围困，加上汤汤巴河水穿城而过，因此每逢雨季，到处都湿洇洇的，飘荡着深蓝色的雾霭，让人感觉天永远也不会晴了，所有人都要霉死在这低洼的山谷里。

        南城的二中与北城的五中一样，都是市里数得上的好学校。二中办学的年头比五中还要早，校园内树木成林，春风一吹，枝芽绽放，在细雨中流淌着嫩黄的光芒。在洋槐树丛中，耸立着灰色的教学大楼，底层大厅里，迎面立着块巨大的倒计时牌，上面写着距高考还有多少天，字迹如血。这块牌子，每年秋季开学的第一天就竖起来，它不说话，却是最有威慑力的指挥棒，学校的一切工作都围着它转，全校师生匍匐在这块倒计时牌底下，忘记了梅雨，也忘记了春光……

        这天早上，徐瑞星刚进大厅，教务处桂主任就从旁边的传达室蹦出来了。看样子他是在等徐瑞星，而且等得很兴奋。他蹦到徐瑞星身边，撞他一下，示意让他到外边去。

        徐瑞星跟着他穿过篮球场，再过两条林荫道，来到一个僻静的小花台前。桂主任问徐瑞星，上午没课吧？徐瑞星说没课。桂主任踮着脚，认真地向周围瞅了瞅，发现确实没人，才拿肥胖的手掌蒙了嘴说，我们搞到了一条大鱼！说到大鱼两个字时，用的是气声，显得格外锋利，像已经把大鱼切割开了。桂主任是学校的红人，侯校长很倚重他，他也确实能干，对人又没什么坏心眼，但他有个习惯让教师们不大喜欢：爱说悄悄话。哪怕多人在场谈着同一的话题，他也会突然凑到某一个人的耳边说上几句。

        不过今天就不一样了，今天是搞到了一条大鱼！徐瑞星比桂主任高出一头，他把头低下去问，哪里搞到的？一说她名字你就知道了，桂主任声音颤抖地说，张泽君！徐瑞星哦了一声，不是兴奋，而是被镇住了——就是全国物理竞赛得第七名那个女生？桂主任说是呀，就是她！徐瑞星说她不是保送生吗？桂主任说保送啥呀，五中根本就不同意她保送——现在是我们不同意她保送。她自己也想参加考试，那女子壮志凌云的，说她不仅要上清华，而且要以全省状元的身份上清华。

        直到这时候，徐瑞星似乎才反应过来：张泽君是黄川所在五中的尖子生！

        桂主任说，我们把她放在你班上，你要给我像大熊猫那样保护好啊！

        徐瑞星却在那一瞬间有些走神。他带的是理科火箭班，像张泽君这样的理科人才来了，肯定是交给他，这没说的。可恰恰因为这一点，使他走了神。

        桂主任捅了他一下，你别太高兴，我告诉你，要是中途出了差错，她被人从我们这里挖走了，我找你算账。

        徐瑞星说那当然，那还用说么！

        他还是有些走神。花针样的雨丝扎进他的头发和眉毛，在里面银亮地闪烁一下，又消失了。

        桂主任说快走，侯校长早已经去那里了。

        徐瑞星以为要往校园外走，往年这时节掐了别人的“尖儿”，只要父母要求陪读，就在校园旁边给他们租一套房子，房租费、水电气费，都由学校负担，此外每月再给一定生活补助。但桂主任没往校门口方向去，而是拐几道弯，进了红楼。所谓红楼，就是教职工宿舍楼，灰不溜秋的，与“红”根本不沾边。红楼分为A、B、C三座，A座修的时间早，房子旧，设计是前苏联那种火柴盒式，因此至今都无法将它变成商品房。还是照以前的规矩，分给谁谁住，只是房租逐年提高。到A座二单元四楼三号门口，桂主任站住了，轻轻地敲。徐瑞星记得，这套房是老校工唐先翠的，唐先翠已退休十多年，老伴几年前就去世了，而今她是孤家寡人。听说她在成都有个女儿，但女儿工作忙，回来看她的时候不多。徐瑞星想，唐老太婆差不多被大家遗忘了，侯校长怎么会想到把人领到这里来呢？原来，唐老太婆已经被赶走，这套房给了张泽君的母亲。当然名义上还是唐老太婆的，但她这辈子再也不可能回来住了。她去了乡下老家，和弟弟住在一起。按侯校长开始的意思，是让张泽君的母亲跟唐老太婆合用一个套间，先给张泽君的父母商量，但他们不同意，他们说如果这样，泽君就不到你们学校了。侯校长只好对唐老太婆说，你年纪大了，去成都跟女儿住吧。唐老太婆以为校长关心她呢，笑着说，我住不惯大城市，再说我一个人过也自在。侯校长没办法，才把让她腾房的意思说了。唐老太婆久久地望着侯校长，她那被白内障蒙住了大半的左眼，像古钱一样，没有光泽，只有质问，你们要赶我走？我在这学校锅炉房干了一辈子，服侍老师，也服侍那些娃娃。现在不中用了，就赶我走？接下来侯校长是怎么给她讲的，人们不十分清楚，反正唐老太婆带着简单的行囊离开了。据说侯校长送唐老太婆出校门的时候，流了眼泪，感谢她识大体，顾大局……

        来开门的是学校的李会计，她吐了吐舌头，还做了个不明其意的手势，很神秘的样子。俩人进屋后，徐瑞星发现屋子里干干净净，连天花板都纤尘不染，这显然是唐老太婆离开后学校派专人来打扫过。说话的人在里屋，气氛格外肃穆，以至于桂主任和徐瑞星进去后，侯校长也没介绍一下。徐瑞星仔细看了看张泽君，她的脸色和嘴唇都略显苍白，跟众多成绩优秀的孩子一样，眼睛里有远远超越她这个年龄的成熟，但对学习之外的世界，可以说是麻木的。母亲给侯校长说事，分明是说她的事，只要她插一句话，就会比母亲说得更清楚，可她一声不吭。她父亲则显得异常傲慢，坐在靠窗的位置，头一直昂着，脸上的皮肤绷得很紧，额头上暴露出几根坚硬的血管。

        徐瑞星在侯校长和他们谈条件时听明白了，张泽君的母亲本是没有工作的，现在学校给她解决工作了：进校图书室当管理员。张泽君来二中的一切费用，悉数减免，每月还要领取五百元生活补助。此外，如果张泽君考上了省状元，学校奖励八万；市状元，奖励五万；省市状元都没拿到，只要上了北大或者清华，奖励三万。

        听完侯校长的话，张泽君的父亲开腔了，他说老侯，奖励数目就不能提高些？他的目光是居高临下的，嘴角微微上翘着。

        侯校长把上身朝他倾过去，带着申辩的口气说，老张啊，你没看到问题的实质，实质不是奖励那点钱，而是解决了你爱人的工作，对不对？我们又不是高考过后才给你爱人办手续，我们是现在就办，马上就办！说个不该说的话，哪怕张泽君到头来只考了个一般大学，可她妈妈已经调过来了，是我们的正式员工了，后半辈子也有个组织，有个着落对不对？

        张泽君的父亲将脸一扭，泽君不管到哪个学校，人家都会解决我爱人的工作！泽君又不光是物理成绩好，她各科成绩都好，中省状元的可能性很大。想想啊，一旦她中了状元，你们学校就是好多年的活广告啦，就发大财了！

        侯校长被堵住了，翻了翻眼皮，将右手背在左手掌上一击，好好好，要是中了省状元，奖励十万，就这么定了！但其他几种奖励办法不变，可以吧？

        张泽君的父亲这才勉强笑了一下，点头表示同意。

        侯校长说，老张，有些事情我们先说断后不乱：要是别的学校从你们手里把她挖走了，你可要付违约金啊。这个我们是要签合同的。言毕，侯校长摸出了一份早就拟好的合同，合同上唯一空出来的地方，就是奖励数目和签名。

        张泽君的父亲拿过去看了好多遍，说，我希望学校能预付两万块。别的事你放心，我张敬业是讲信用的。

        对这个要求，侯校长竟一点也没拒绝。看来他早就想到了，不然他把李会计带来干什么？侯校长亲自往合同书上添上这一款，李会计也从坤包里往外摸钱的时候，徐瑞星进厕所去了。他刚进去，桂主任也挤了进去。厕所很小，徐瑞星便贴墙站着，让主任先方便。桂主任边撒尿边说，狗日的，家有贤才就这么霸气，难怪家长们都把自家孩子往死里逼！由于坐在那里当木桩当得太久，桂主任的嗓子有点哑，样子也有点不高兴。徐瑞星哼了一声，问，这么大的一条鱼，是咋从五中那个池子里捞出来的？桂主任这才又得意起来，手向下一钩，徐瑞星低了头，桂主任对着他的耳孔说，我们在五中养了一个线人，这事你知道就是了，绝不能外传！你也不要问那个人是谁，这个我不会说的，这是绝密。

        徐瑞星吃惊地哦了一声，没说什么。

        但他心里有话。他心里的话是对黄川说的：老黄啊，你在捕蝉，黄雀在捕你呀！

        桂主任出去了，徐瑞星也出去了。他忘记了解手。

        上午第四节是徐瑞星班上的自习课，他把张泽君领进教室的时候，侯校长、桂主任和张泽君的父母亲都跟了来。教室靠后门边已新添了一套桌椅，但并不意味着张泽君就必须坐那里，她愿意坐哪个位子，由她自己选，她选中哪里，哪里的同学就得让。同学们都不认识张泽君，但一看这阵势，就知道是个厉害角色。张泽君本人没有任何表示，倒是她父亲走进教室，东瞅西望的，还虚着眼睛吊墨线。他看中了正中一个位子。教室里坐了八十余人，十分拥挤，他侧身挤到那位子旁边，将桌面敲了敲。侯校长在外面说，好吧，就坐那里吧，谢家浩让一让吧。侯校长那样子很有些怜惜，因为谢家浩也非常优秀。侯校长这么一说，谢家浩立即站起来，一言不发，低头腾书桌。

        这时候，徐瑞星的心里尖锐地痛了一下。当谢家浩去了后门边，张泽君坐上了谢家浩的位子，侯校长、桂主任和张泽君的父母也都已离去，徐瑞星才站到讲台上去，给大家介绍这个新来的同学。大家对张泽君都是有所耳闻的，带着复杂的情绪望她一眼，又埋下头做上节课老师布置的作业。徐瑞星把这间他熟悉透了的教室反反复复地审视，怎么看都觉得不舒服，都觉得教室正中是一块疤。他走到谢家浩身边，说谢家浩，你也选个位子，你选中哪里，徐老师就把你安在哪里。他的声音那么大，全班都听到了，他甚至都没有想一想。要是谢家浩说我要回原来的地方，他该如何处理？他能够让张泽君让位吗？别说真的叫她让位，只要有这么个意思，她父亲知道了，也会把宝贝女儿带走——要是如此，他徐瑞星就是新州二中的罪人。

        其实，徐瑞星敢那么问谢家浩，是因为他心里有数，他不需要想，就知道谢家浩不会提任何要求。这孩子，别看长着一张黑沉沉的包公脸，内心细致得好些女孩子都比不上。虽然徐瑞星高三才接手教他，但很早就知道这个学生，他父母都是早些年从市纺织厂下岗的工人，后来父亲鼓捣着学会了修自行车，在南城中心花园附近摆了个摊子，母亲则在二中对面的菜市场做泡菜和生豆芽。谢家浩还在读小学时，徐瑞星就经常在菜市场里看到他，那时候他就常常代母亲晚上睡在市场里守摊儿，菜市场潮湿，他耳朵背后老是长着白醭。后来，他来二中读书了，到他母亲摊子上买过菜的教职员工他都认识，即便不知道姓啥，也是老远就打招呼。

        谢家浩或许听出徐老师不仅是在为他抱不平，而且是在可怜他。便抬起头，带几分故作的轻松说，徐老师，我就坐这里，这里能吹到风，很安逸！

        徐瑞星没再说什么，心里酸酸地出去了……

        他一直在压抑着某种想法，可当他中午下班回家，看到妻子，那想法就再也压抑不住了。

        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女子，就这么一直守在家里吗？邹静自己也不愿当全职太太，那种枯燥和无聊，是有工作的人难以想象的。她出生于市内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初中毕业就没再念书，在市区南北两城很多家单位都打过工，还去零售过晚报，只是那时候并不认识吴二娃。嫁给徐瑞星前，她也有过一次婚姻，由于长得玲珑可爱，被某公司一个推销员看上了。那推销员天南地北地跑，结婚两年，夫妻相聚的时间还不到一个月，她想跟丈夫一起跑，但推销员不同意。说那不是女人干的事。事实上，这两年过去，俩人的感情都淡了，有没有对方的存在都不重要。后来，推销员终于提出离婚，她一点也没犹豫就答应了。婚姻并没给她带来快乐，离婚也就说不上痛苦。当母亲为她去婚姻介绍所登了记，别人打电话来谈到徐瑞星的时候，她根本就没计较年龄，立即被徐瑞星的工作吸引了。对未来的丈夫，她没有别的要求，只要不长年出差就好！跟徐瑞星一见面，她觉得这个人稳重、诚实，再说他和自己一样，没有孩子拖累，对一个再婚女人而言，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由于文化不高，又没什么特殊爱好，邹静独自在家时就只能看电视，猫一样蜷缩在沙发上，边看电视边剥瓜子，瓜子壳堆成小山似的。这日子好过吗？很不好过的。徐瑞星的心意，也不是让她当全职太太，可是，叫她出去找零工，不是端茶送水就是洗碗刷锅，说实话，徐瑞星舍不得。再说他面子上也挂不住。反正家里还要个人做饭呢，还要个人接送儿子上下学呢，与其拿钱请人，不如让自己老婆干算了。

        但徐瑞星最初不是这样设想的，为给邹静在二中谋个职，他不知找过侯校长多少回！

        他从来就没奢望过让邹静去图书室，虽然二中图书室的藏书非常可怜，在里面当个管理员，并不需要多高的文化，但徐瑞星从没想过让侯校长把她安排到那里面去。他觉得图书室的工作太好，不是邹静能去得了的，何况管理员已经超编。他只是请求侯校长，能不能在总务处给她一个位置？跑腿买个办公用品啥的，或者去守女生宿舍，再不行，进学生食堂也可以。

        徐瑞星就只差说在学校当清洁工打扫厕所了。

        侯校长对他的回答都是说，你徐老师开什么玩笑？说这话时，他笑笑地盯着徐瑞星。侯校长四十九岁那年从副校长提为校长，扶正没几年，就见老了，脸上皮肉松弛，还起了黑斑；不过他那双眼睛又大又亮，看着这样的眼睛，谁都会满怀希望的。徐瑞星觉得，只要他郑重地向侯校长说明自己不是开玩笑，侯校长就会答应他的要求，于是他说，侯校长，我是当真的，你知道我老婆……侯校长耐心地听他讲完，脸上的笑一直没有褪去，但最后却是摇头。好些人来找过我了，他说，我都没答应，你，我也不能答应，僧多粥少，实在是答应不过来。每次都如此。徐瑞星提要求的时候，是一步步退让，先说去总务处当办事员，不行，再说去守女生宿舍，还是不行，然后才说进学生食堂……他知道，即便他真的提出让邹静打扫厕所，侯校长照样会拒绝，好坏那也是一碗饭啦。

        然而，张泽君的母亲，都是过四十的人了，就因为把女儿送过来参加高考，便能够进图书室，而且不是打零工，是马上办理手续，直接就调进来！

        在这学校拼了十多年命的他，还抵不上一个张泽君。

        难道不是拼命吗，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担心，生怕自己班上的成绩比别的班差了。特别是教高三这几年，是只能用拼命来形容的，高三学生晚自习课上到夜里十点四十，教师要一直守着，学生们心情紧张，下课了还不愿也不敢回宿舍休息，教师则要赶他们回去。

        徐瑞星承认他教一辈子书，也可能比不上张泽君为新州二中创造的价值，要是她真考了个省市状元，其感召力是无与伦比的。秋季开学的时候，蜂拥而来的择校生，会让学校的树木花草都浑身流油的——他承认这一点，却解不开这心头的结。

        那次吴二娃在给他描述未来远景的时候，他觉得过虑了，多多少少还觉得吴二娃有点危言耸听，现在他不这么看了；吴二娃是从苦日子走过来的人，对苦日子发出的各种信号，必然有着特殊的敏感。他的话实在是很有道理的，别说他徐瑞星仅仅是一个教书匠，就是比教书挣钱挣得多的职业，一个人也难以养活一个家。更何况，万一有个三灾六病呢？这是很难说的，就像他的前妻，不是说病就病了吗？

        徐瑞星想着这些事，那天吃午饭的时候，例外地没有夸邹静菜炒得好吃，饭前饭后，也没跟儿子一起疯，只是把儿子抱在怀里看中央台的“快乐驿站”，儿子笑得咯咯咯的，徐瑞星也笑，只是笑得很勉强，而且每笑一声，他都在心里骂自己：这有啥好笑的，傻！

        电话铃响起来的时候，徐瑞星被吓了一大跳。那时候夜已经很深了，不仅校园里无人活动，校园之外传来的车声人语，也被夜晚消化得干干净净。邹静和儿子都睡了，徐瑞星还在书房里研究猜答案的方法——戏称猜字母。所谓猜字母，是针对选择题而言的，由于微机判卷，高考选择题的题量很大，每年高考前，各科教师都要做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教会学生做选择题时具有这样的本事：我分明不会这道题，却能在A、B、C、D等选项中八九不离十地给出一个正确的答案。办法五花八门，除了传统的归纳法、演绎法、排除法、类比法等等，还发明了好多新方法。考生用了这些方法，在选择题上捞到的分数，都有大面积提高。徐瑞星这天晚上在桌上铺开一套模拟试卷，对其中一道有些难度的选择题目，他把办法都用尽了，就是“蒙”不到那个正确答案上去，他揉揉酸涩的眼睛，骂了声：撞他妈的鬼！

        话音刚落，手边的电话就响了。

        那是一部红色电话机，样子像粒巨大的落花生。徐瑞星感觉那粒落花生是个活过来的怪物，浑身抽搐，淌满鲜血，发出固执的、令人恐怖的叫声。直到三声过去，他才反应过来，才明白在这世界上的某一个角落，有个人跟他一样没睡，并且希望在这个时候与他取得联系。会是谁呢？这么晚了。他有些诧异地把听筒拿起来：喂？

        是徐老师吗？徐老师你好，我是五中黄川啦，没打搅你休息吧？

        那一刻，徐瑞星根本就没记起黄川曾找过他“办事”，他只是惊慌地想：失主终于找上门来了！毫无疑问，五中已经知道了张泽君是被二中挖走了，而且也知道插入了徐瑞星班上。尽管新州城布局散淡，南北两城又各自独立，但像张泽君这样的人物丢了，不要说转到了同城的学校，就是去了省会成都，甚至去了北京上海，他们也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查个水落石出。

        徐瑞星说，黄主任，你……好哇。

        黄川请他吃饭的那天，他叫的老黄，今天改叫了黄主任。他的脑子像被清洗过的磁带，好像只等着黄川用怒气冲冲的质问来将其填满。

        可是黄川根本就没质问他，黄川说，徐老师，这个背时的雨，下好久哦，今天终于停了。

        徐瑞星说是呀，我们这边下午还出了点太阳，你那里呢？

        问了这句，徐瑞星觉得非常可笑。

        然而黄川却答得很认真，黄川说出太阳了吗？我还不知道呢。我下午在开会，会议结束天就黑透了。听他口气，好像不知道几小时前出过太阳，是一件很不应该的事情。

        徐瑞星呵呵笑了几声，很想抠出一点新的话题来说。可他也知道，躲是躲不掉的，那根质问的铁棒，冰冷地悬在那里。不过，说了那么一阵天气，他比开始镇定多了。他想，你要是问张泽君是不是在我班上，我会毫不含糊地说：在。你要再问别的，我不会回答，我只是一个班主任，我能知道什么呢！

        黄川又拉拉杂杂地说了些闲话，却啥也没问，就以这样的话结束：徐老师，这么晚打搅你，不好意思哟，祝你晚安。

        这时候，徐瑞星的心突然一空，他清楚地听见了自己的心空时发出的响声。此前，他一直提防着，因此对黄川是冷淡的，特别是他镇定下来后，有些话甚至是带着敌意的口吻说出来的，谁知人家根本就没打算找你麻烦！听黄川祝他晚安，他才感到愧疚，才来了热情和精神，他说黄主任晚安，等我们都忙完了，把吴二娃约上聚一聚。

        黄川说好的，好的。

        徐瑞星说那就再见了。

        黄川说再……“见”字还没出口，他又转了个弯，说徐老师，我还有个事给你说。

        徐瑞星暗地里骂了声娘，心想到底还是来了！他又换成冷淡的口气，说什么事你说吧。

        我是说张泽君哪——徐瑞星短促地、硬邦邦地唔了一声——她有比较严重的贫血病，去年在课堂上昏倒了，我跟她班主任把她送到医院检查，医生说要定期服药。她从小到大没管过事，加上学习任务又重，就经常忘记吃药；在我们这边的时候，药是她班主任帮忙保管，每天把她叫到办公室，督促她吃下去。我的任务是提醒她班主任不要忘了。已经治了一年，现在好多了，只是还没好彻底……徐老师，我对你说这些，希望你不要介意，我主要是怕你不了解情况，她自己又不主动给你讲，耽误了治病。这么晚打搅你，真的很抱歉，徐老师再见。

        电话断了。

        那天夜里，徐瑞星通宵未眠。算起来，这是张泽君到他班上的第四天，这四天里，黄川大概也没怎么睡，否则他不会深夜打电话来的。还有张泽君的班主任、科任老师，甚至包括五中的校长，说不定都没怎么睡。六年了啊——张泽君从初一就进五中念书，至今还差不到两个月就满六年了！这六年当中，有多少人在她身上耗费了心血，眼见就到瓜熟蒂落的时候，却被别人摘走了。摘走了就摘走了，白摘！正因为这样，种瓜者心里的那份疼痛，该是多么刻骨铭心又无可奈何。从五中的角度说，张泽君是最冒头的“尖儿”，这个最冒头的“尖儿”在关键时刻却被掐掉了！

        徐瑞星再怎么设想，也想不到黄川这么晚打个电话来，是交代督促张泽君吃药的事。

        可怜天下教师心哪！徐瑞星在心底喊了一声。

        黄川请客的那次，他那双软得像熟柿子的手，给徐瑞星留下了很不愉快的印象，他说的那些话，更是让徐瑞星觉得黄川看低了他的人品，总之徐瑞星很不喜欢他。但在这个暮春的夜里，他发现，自己和那个长得像老农民的人，有着抓心抓肺的联系，他不仅能够体会黄川失去尖子生的那份痛，而且从灵魂深处对他充满了敬意。

        多日以后，徐瑞星也难以解释自己那天的行为是有意为之，还是偶然碰上的。

        他看到七班班主任康小双把她班上的花名册拿出来了！

        其实这本来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学生花名册可以说是班主任工作的路线图，谁进步了，谁退步了，谁的费用该退该补，需要找谁的家长来谈话，如此等等，班主任都会在花名册上做出各种各样的符号。这天康小双把花名册铺在办公桌上勾勾画画，几分钟后，外面有人叫她，叫得很急，像是说她班上有人打架，康小双没来得及把花名册收起来，就起身出去了——花名册上记录着学生的详细资料，包括父母姓名、所在单位、联系电话。正因为这样，班主任绝不将其示人，侯校长说的保管好学生的信息，很大程度上就是指保管好这本蓝皮封面的册子。普通班当然无所谓，火箭班和重点班就非常精心了，生怕被人看了去，透露给了外校，把他们的“尖儿”掐掉了。七班属理科重点班，平时康小双随便走一步，都把抽屉锁上，今天大概是外面的事情紧急，她神经短路，就疏忽了。

        当时，办公室里有好几个教师，除徐瑞星，别的教师面前都围着一大堆学生，很热烈地跟老师讨论猜字母法，他们都没注意到发生在康小双身上的所有细节。但徐瑞星注意到了。其实徐瑞星与康小双相隔很远，一个在东头，一个在西头，康小双背门而坐，徐瑞星向门而坐，可徐瑞星不仅看到了她拿出的是学生花名册，还看到她出办公室以后，疲惫的身影在门口闪了一下就消失了。康小双爱穿红衣服，她那身红也显得很疲惫，像烧了很久又无人守着的火，烧得很没意思，只想快点熄灭。徐瑞星无法对自己说清楚的是，当康小双一闪即逝的时候，他怎么就想上厕所了，而且急不可待；他更无法说清的是，办公室是两扇门，东头一扇，西头一扇，他完全没必要从东头绕到西头去。可是他就这么去了，路过康小双办公桌的时候，他迅速朝花名册上扫了一眼，这一眼，他看到了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叫汪文强。虽然七班只是重点班，但班别档次是几个月前分出来的，通过这段时间的努力，现在的汪文强已成为仅次于火箭班里谢家浩这种级别的尖子生。

        徐瑞星不仅看到了汪文强的名字，还看到了附在那名字后面的电话号码。

        他只是用一眨眼的工夫看了那个电话号码，可那七个数字，每个数字都像一根锋利的钉子，狠狠地扎入他的心里。他不动声色，进厕所后，从包里摸出笔和一张卫生纸，将那个号码记到了卫生纸上。

        当他把那片写着号码的卫生纸撕下一角，重新揣进包里去，感觉内心里发生了某种震动，眼里看到的事物，耳朵里听到的声音，本来都是他习以为常的，这时候全都变得陌生起来了。

        他问自己，这是咋回事呢？

        他不能回答，也不愿深想。

        接下来的两三天里，他在学校见到任何人都有别后重逢的感觉，那份夸张的亲热，让他自己也觉得吃惊。特别是对康小双。康小双是英语教师，只有四十二三岁年纪，却脸色枯黄；她是一个极其好强的人，八年前从另外一座城市调来，来之后，她每次从高一教到高二，都不让她教高三，又把她放下去，从高一教起。为此，她不知去校长室流了多少眼泪，把眼睛都哭烂了，她表白自己不仅有能力教高三，而且一定能教好，但校长心里没底，任她怎么哭也不心软。那时候还不是侯校长，侯校长上任后，康小双从头做起，常常主动去请侯校长来听自己的课。侯校长是物理教师出身，并不懂英语，但他被康小双的精神打动了。康小双没有哪节课不拖堂，上午二三节课之间该学生做眼保健操，只要第二节课是康小双在上，她就不让学生做操，继续听她讲课。广播里声音很大，她要把那声音压下去，就哑着嗓子喊，嗓子被撕成一绺一绺的，带着血腥味儿。不仅如此，她还要求学生每日三餐都缩短十五分钟，她早早地去教室等着，学生一到，立即开讲。侯校长真的被打动了，多次在教师大会上表扬她，说当教师的，就该有康小双同志的敬业精神。就这样，康小双不仅教了高三，还当了重点班的班主任。平时，徐瑞星不大喜欢这个人。主要是不喜欢她身上的那股“忙”劲儿——随便去哪里，哪怕是去保温桶前接开水，康小双都一路小跑；她的眼神永远绷得直直的，目光里有一种烧焦的煳味。因为不喜欢，没有必须的事，徐瑞星很难得跟她搭腔。可现在不一样了，他好像觉得自己欠着康小双很大的人情，不有事无事跟她说几句话，就过意不去似的。

        不仅在学校，回到家里徐瑞星也是这种心态。以前，他在家里感受到的是蔗糖一样的甜味儿，厚实、柔和、平静、安详，现在却不是这样的，亲密的外衣底下，多了一层怜悯。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不是啥也没干嘛！

        的确，他啥也没干。汪文强家里的电话号码，安安稳稳地沉睡在他的身上。只不过，他不是随随便便地揣在荷包里，而是压在手机电池背后的。压进去之后，他就再没取出来过。

        但他并没有忘记。那七个数字，依然钉子一样扎在他的心里。有好几次，他都对自己说，忘记它吧！可他就是忘不了。关键是，即使真的忘了，那片写着号码的卫生纸还在呢。他似乎不愿正视这一点。他的灵魂总是响起两个声音，一个说，你应该把那片纸扔掉，现在就扔；另一个声音却什么也没说，只是发出噪声，把前一个声音压下去。

        十天过去了，徐瑞星终于又恢复到了原来的样子。不仅如此，藏在手机里的那片纸上，还又多出了两个学生的号码！一个是三班的，一个是五班的，都是文科重点班，也均是新州市赫赫有名的尖子生。跟上次一样，徐瑞星是利用这两个班的班主任偶然的麻痹，把他们的信息弄到了手里……

        这天夜里，儿子早就睡下了，妻子邹静又在客厅里剥瓜子，看电视，徐瑞星则来到书房，将门闭上了。他本来想再备一会儿课，可事实证明他啥也干不了，东摸西摸，五心不定。不知过了多久，书房门被推开了，但徐瑞星没发现，他眯着眼睛，任思绪在他自己也不认识的道路上奔跑。门口的邹静喊了一声，徐老师。邹静的声音湿漉漉的，水似的柔软，可在徐瑞星听来，却像突然炸出的响鞭，抽得他措手不及。他有些恼怒，说你怎么还没睡？其实邹静那时候早已经上床，但她翻来覆去睡不着，她要等着丈夫来，在他宽厚的胸膛上偎一会儿，跟他好好地缠绵一会儿。他们已经很久没这样了。可丈夫就像忘记了隔壁还有张等着他的床，床上还有个等着他的女人，于是邹静就过来叫他了。邹静穿着水粉色的睡衣，从脚趾丫到头发梢，都显得那么细腻柔滑，春情荡漾，只是徐瑞星通通没注意到，他说，你自己去睡吧。

        邹静出去了。进来的时候，她被某种东西充盈着，出去的时候，那种东西就被抽空了，让她单薄得像一具影子。

        徐瑞星又冥想了好一阵，终于把纸片从手机里取了出来。

        三个号码前面，都没有名字，但谁是谁的，他记得格外清楚。

        他试了几次，终于把电话拿了起来。

        只响了一声，黄川就接了。这证明他也没睡，而且从显示器上看出了是徐瑞星的电话。

        徐瑞星说出了一个名字，只说了一个，是三班的，叫花远辉。

        黄川一听这名字就兴奋起来。虽然南城和北城的学校没什么往来，但城区内各校有哪些尖子生，彼此都了如指掌，有的学校还在高三火箭班和重点班的后墙上，贴着外校尖子生的姓名，给学生圈定这些人是必须超越和战胜的目标。新州五中就是这么干的，花远辉上了他们重点班的后墙。黄川很兴奋，却把兴奋压抑住了。他怕自己一兴奋，就把徐瑞星在深夜里沉睡的自尊心唤醒了，他就不会捅出真正有用的信息了。同时黄川也想，人家把张泽君都弄过去了，一个花远辉又算得了什么呢？他只是平淡而不失热情地说，好，徐老师，他家的电话是……

        徐瑞星讲了。

        黄川记下后，非常认真地又说了一些话，徐瑞星却一句也没听进去，更没有对黄川的话发表任何意见。

        放了电话，徐瑞星看着书桌玻璃板底下自己的照片说，你——我——并不是为了钱！

        手里有三只熟透了的桃子，徐瑞星当然不会一次性地让黄川摘走，他需要一次试探。首先把谁给黄川，徐瑞星是很费了一番考量的。既然第一个弄到的就是汪文强，那就给汪文强好了，但徐瑞星无论如何也下不了手。他无法想象康小双在失去汪文强后会是一种什么情形。为了这届学生，康小双真是付出了全部心血，这学校里的人，从没看见过她跟丈夫散过步，上过街，也从没看见过她买过菜，所有的家务活，都是她在市回收公司上班的丈夫包下来的。他们的儿子在成都电子科大读书，康小双把儿子爱得恨不能捧在手里，可今年儿子放五一假回来，她硬是没时间陪儿子在校园里走上两圈！想起这些，徐瑞星实在狠不起来。不给汪文强，就给五班的江玲吧，但江玲的班主任岳兴明的妹妹前不久住了院，听说是肾上的问题，很严重，他妹夫在澳大利亚读书，一时回来不了，妹妹的女儿只有半岁，这一住院，就全靠哥哥嫂嫂了，如果再摊上那档子事，岳兴明怎么应付？比较了半天，最后徐瑞星才决定首先把花远辉给出去。

        在这学校里，花远辉的班主任何维跟徐瑞星关系最好。

        他对自己说，我把好朋友的尖子生给出去了……

        次日深夜，他和黄川在南城一家茶楼包间里见面，黄川推给他一个信封，说徐老师，五千块，你点点。徐瑞星隐约地记得昨天夜里黄川说过这个数目，但并没形成意识，现在，一沓百元大钞就摆在面前，它不仅是一个数目，还带着厚度和质感。他想怎么会有这么多呢？他没去动信封，说，花远辉不是还在二中吗？为了不让自己的嗓子变调，他把声音控制得很小，是从齿缝间挤出来的，很扎实，很硬。黄川说，只要提供了信息，就是这个数，具体能不能把花远辉父母的工作做通，那是我们的事了，与你无关。然后黄川又说，徐老师，真的，像你这么讲信用并为对方着想的人，我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话，无异于往徐瑞星心窝里捅刀子，他没把钱抽出来点数，将信封往裤兜里一塞，逃跑似的出了茶楼。

        回家的路上，他把手插进裤兜，将信封攥得死死的，攥得几根手指都酸了。

        第三天一早，花远辉没来上学。他暂时失踪了。

        几个小时后，就知道了他的下落。

        然而，再也把他收不回来了。从新州二中的角度说，他永远失踪了。

        学校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表面上看不出什么，教学大楼依然耸立，钟声依然按时响起；下课后，由于教师无止境地拖堂，学生依然连上厕所的时间也没有，只能夹住，夹得脸都变成猪肝色；早上起床的时候，由于睡眠严重不足，学生昏头涨脑地在墙壁上撞破额头的事情，依然在某一处发生；太阳出来的时候，依然照耀这一小块呈提壶形的土地，白云飘过，飞鸟掠过，东风跑过，只是这一切也跟往常一样。依然与这学校的师生没有任何关系。学校以它固有的节奏，在那根无形而又强蛮的指挥棒下运转——然而，在它最敏感也最要命的肌体上，已经溃烂了一块！

        高三领导小组如临大敌。侯校长(兼高三领导小组组长)每天跑高三办公室的次数，已经没法数了。校长室在二楼，高三办公室在六楼，作为他那个年纪的人，跑这么多趟很不容易。而且他不仅是校长，还是校党支部书记，领导的不仅是高三，而是整个学校。他一上来就骂人，既骂五中，也骂花远辉的父母。最让他感到愤怒的是，他把五中没有办法，把花远辉的父母同样没有办法，根本就与花远辉的父母联系不上，找上门，人家也不接待。这与五中在张泽君父母那里的遭遇，完全是一样的。桂主任就更不必说了，他本来就是个惊惊乍乍的人。高三办公室有侯校长和桂主任的专座，但自从花远辉“失踪”后，桂主任上来就从未坐过，眼看他到那位子上去了，正准备坐下，突然又把椅子一撂，快步走到某个教师面前，说上几句悄悄话。他对何维说得最多，何维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他的大脑袋和板寸头，都似乎在表明他是没什么心计的，是不愿意藏什么秘密来让自己受累的，因此平时桂主任对他说悄悄话的时候，他表情坦然，回应时也把声音说得很大。可现在他把桂主任的悄悄话听得特别地上心，特别地当一回事，仿佛桂主任的每句话他都能够领会，都觉得非常重要。这两天来，他的脸始终是潮红的，像一个老肺病患者。

        桂主任找徐瑞星说话之前，他如同梦游。他没有心思去同情自己的好朋友，他只是感到害怕。很有可能，他不仅仅是“给”了一个学生，还“给”掉了更重要的东西。

        但桂主任及时地安了他的心。这天，桂主任走到他面前，手肘支在他的桌面上，凑近他的脸说，龟儿子，五中在报复！

        徐瑞星愣了一下，说，嗯，对，肯定是报复……可他们是用什么手段把花远辉弄过去的呢？

        五中厉害，桂主任说，特别是他们那个教务主任黄川，狡猾得很。说到这里，桂主任眼视别处，若有所思，好像在把自己跟黄川相比较，之后接着说，前两年，他们把四中和十一中的尖子生弄了好几个去，四中和十一中花那么大的力气找原因，结果啥原因也没找出来，眼看着那几个尖子生为五中挣名誉，挣生源，自己喷嚏也打不出一个。

        徐瑞星说是这样啊……未必就那么算了？

        桂主任说怎么会算呢，不可能算的！

        话说得很强硬，眼里却全是无奈。

        桂主任离去后，徐瑞星望着他的背影，心想：你怎么就不想想你把人家张泽君都弄过来了！

        徐瑞星觉得，自己之所以把花远辉送出去了，不就是因为对黄川有了同情心吗？

        或许是前面有张泽君的缘故，二中把花远辉与张泽君比较，觉得还是自己赚了，因此动荡了没几天，就平息下来。

        这时候，徐瑞星才有精力去为何维想一想。一年一度的高考，既考学生也考教师，教师们在这场考试中失败了，轻则不让你教毕业班，重则将你由高中部下放到初中部。像康小双那么倔强的人毕竟不多，许多教师遭受挫折之后，就趴下去了，甚至一蹶不振。只要出现这种情况，就很可能迎来更惨痛的命运：被勒令下岗。何维他挺得住吗？有好多次，徐瑞星都想去安慰他两句，可每当有了这样的想法，他随即涌起一阵恶心，不是心理上的，而是生理上的。他不能对何维说话，只能对他投去远远的一瞥。何维跟他坐同一面，他看到的是何维的侧脸，那张脸上的潮红始终没褪！本是大大咧咧的何维，现在话也很少了，在领导面前老是一副犯了错误的样子。这让徐瑞星更加难受。

        他的坏情绪没有逃过邹静的眼睛。那天夜里，邹静在丈夫这里碰了壁，感到特别地伤心，可她很快发现，丈夫不是故意冷淡她，而是心里有事。许多时候，丈夫都显得心不在焉，眼神里还浮着一层薄薄的忧伤。几次她都想问个究竟，但还未启齿，丈夫不是从她身边站起来离开了，就是转过身装睡。他是在回避她。遇到这种时候，邹静都很知趣。她想男人的有些事，是不希望女人知道的，何况自己文化浅，很多事情本来就帮不上忙，说出来也等于白说，还徒增烦恼。可是，这么拖下去也不成啊，丈夫那么辛苦，情绪再不好，很容易生病。于是邹静就想抽空在家里请趟客，把何维一家叫上，再把吴二娃一家叫上，几个朋友说说话，喝几杯酒，块垒也就浇灭了。这个星期六的晚上，两口子躺在床上，邹静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她哪里知道，徐瑞星现在最怕听到的，就是“请客”两个字！他把二中一个尖子生给了五中，难道就有资格请客吗？那五千块钱，徐瑞星没有交给邹静——他以前哪怕得了个精神文明奖，发了二十块奖金，都是一分不少地交给老婆的——也没去存银行，而是放在了书架最顶层，夹在一本破书里。邹静从不去翻他的书柜，他放到顶层，是怕儿子丁丁去乱翻……邹静说请客，已经把徐瑞星刺伤了，等她说到何维的名字时，那个名字就像涂在刀尖上的毒，让徐瑞星立即起了反应。

        他跑进厕所，干呕了好一阵。

        他无法面对自己的是，把花远辉送出去，真就仅仅因为同情黄川？几天来，这个问题随时都在困扰着他，哪怕他站在讲台上，正给学生上课，它也会猛不丁地跳到他的面前，甚至在梦里，一个大大的问号也会绳子一样缠住他……

        这天，他独自出门散心，来到正街上，心里想着事，就没管脚下走了多远，当他被一家似曾相识的酒楼名字“挡”了一下，才停下来，想起这酒楼就是他和黄川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他脸上的肌肉不由自主地跳动起来，皱起了短促而浓重的眉头。

        正准备退回去，身边有人招呼了：先生。洗脚吗？

        他转过头一看，看到了春秋洗脚房的仿古招牌。招牌底下，站着一个穿蓝色旗袍的女子。

        说真的，徐瑞星从来没进过洗脚房，社会上的一些传言，使他对这种地方有一种固执的偏见。要是往常有人这样问他，他不会理睬的，今天他却把手机摸出来，看了看上面的时间，才带着歉意对旗袍女说，对不起，没时间了。旗袍女朝他鞠了一躬，说没关系先生，欢迎下次来。

        下次……这样的话也是在哪里听到过的。他想了想，回忆起那次黄川曾邀请他来春秋洗脚房洗脚，被他拒绝后，黄川就说过“下次”。同时他想起黄川还说过这样一句话：要不了多长时间的，如果不修脚上的老皮，最多半个小时就完事了。徐瑞星在心里想他怎么知道我脚上有老皮，未必这他也看得出来？徐瑞星的脚上的确有老皮，他有很严重的脚气，每次洗过澡，或者长时间地泡了脚，那些呈网状的白皮便芦苇花似的开满一脚底，他坐在那里撕，要撕老半天，才能看到脚板心上的血色。

        这个老狐狸！徐瑞星边往回走，边出声地骂了一句。他觉得自己现在才算把外表忠厚的黄川认清了。桂主任说他狡猾，一点也没冤枉他。这个老狐狸！徐瑞星又骂了一声。

        奇怪的是，骂了这么两声，他的心情好受些了。他想人家黄川干着掐尖儿的事，侯校长、桂主任他们也干着同样的事，不是都活得好好的吗？别人掐尖儿，他把“尖儿”送去让人掐，谁更见不得人，还难说得很呢！同时他也想到了吴二娃，想到在山野间逢土即生的铁线草，他觉得自己身上太缺乏吴二娃的那股子狠劲儿……

        走回到学校后门外的巷道里，暮色在他身前涌起。晨光和暮色，总是从人的身前涌起。说涌起也不对，它们就像花朵似的开放和凋零，一朵紧跟一朵，迅捷得让人措手不及。在巷道中间部位的黑暗处，徐瑞星突然听到闷声闷气的说话声。周围没有一个人，说话声是从哪里来的？他毛骨悚然，他甚至还问了一声：谁？无人回答他，但说话声并没停止，嗡嗡嗡的，还带着哭腔。这时候，他感觉手心发烫，原来他把手机摸出来，就一直握着，那带着哭腔的说话声就是从手机里发出来的！

        那两个学生的名字一直关在里面，被憋得受不了啦。

        他咬了咬牙，把手机塞入了裤兜。

        这期间，新州二中发生了一件事。

        这种事也不是第一次发生，每过些日子，就会发生一次的。

        这种事也不仅仅在新州二中发生，各个学校都出现过类似的事件。

        这种事也不只是某一个人遇到，现在当教师的都有可能遇到。

        ——康小双被学生打了。

        打她的是尖子生汪文强。

        这天上晚自习课，康小双进去辅导，汪文强没有复习康小双教的英语，这让康小双很不高兴。学生的每一个时间段，都是划分得明明白白的，几点到几点，该哪个老师进教室辅导自己的科目，规定得相当严格，既然这一节课是我的自留地，我当然不允许在我的地里生长别人的庄稼。可康小双这天晚上就遭遇了这样的尴尬事，她都进教室五分钟了，汪文强还在做数学诊断试卷！是的，汪文强的英语非常好，从高一开始，他就自费订阅英语报纸，篇幅很长、语法复杂的文章，他能够做到边看边译。但这又怎么样呢？作为英语课教师，康小双对他的要求是好上加好；当然她还是班主任，班主任的任务是让自己班上的成绩整体性提高。康小双并没忘记这一点，但她首先需要证明的，是自己有能力教好高三英语。

        她走到汪文强身边，说文强，你该把数学试卷收起来了。

        对学生的称呼，康小双分成了两个档次，对特别优秀的尖子生，她都亲切地只叫名不带姓。

        汪文强没理她，或许是没有听见。他认真思考的时候，额头上的皱纹一道一道的，完全不像他这个年纪的人。肿泡泡的眼睛也眯成一条缝，笔尖则不停地在纸上戳，好像那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额头的皱纹和眯缝的眼睛里，他用笔尖不停地挖掘，就能挖出来似的。

        康小双把那句话重复了两遍，汪文强的笔尖还是在纸上戳。

        她说第三遍的时候，汪文强抬起头，异常恼怒地盯了康小双一眼。

        这证明，他是听到康小双说话的，只是那道老也解不开的题把他迷住了，实在丢不下手。

        康小双并没在意汪文强恼怒的眼神，她手里拿着教棍，见汪文强低下头后依然在晃动笔尖，就用教棍在他桌上抽了一下。声音脆亮，把整个教室都惊动了。康小双怎么也没想到，这一棍下去，会发出那么大的响声。

        汪文强将笔一扔，嘟囔了一声：黄脸婆！

        康小双清清楚楚地听见了，但她装着没听见，忍了。

        她不能不忍。在许多学校，尖子生的权利都比教师大，即便尖子生有明显不尊重教师的行为，教师也只能忍着，否则他们就威胁要跑到其他学校去。前年，新州二中就发生过一件这样的事情，语文教师桂成武有天上课时让学生朗读课文，某个尖子生却偏偏不读，而是大摇大摆地拿出一张商场发的广告宣传单看，桂成武多次提醒他收起来，他却示威一样越举越高，桂成武忍无可忍，一把将广告单抓过去，撕成了碎片。这下可不得了，那尖子生直接去了校长室，对侯校长说：我不要桂成武教语文！

        桂成武的语文教得很不错的，侯校长也很看重他，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调查清楚后，侯校长亲自去劝慰那个学生，但学生不依不饶，非换教师不可。侯校长心里也窝气呀，想我堂堂一校之长，倒要听你一个学生的指挥了！但他没有办法，因为这个尖子生的成绩十分突出，他将为学校带来巨大的效益，侯校长不能意气用事，他是校长，要为学校几百口人的生计考虑。于是，他又去动员桂成武给那学生道歉。老实说，如果那学生不去威胁侯校长，或者他去威胁了侯校长，侯校长却能够帮老师说上一两句话，桂成武会主动去给那学生道歉的，一个尖子生对学校的利害关系，他不是不清楚。可是现在，他觉得教师的尊严变得比狗屎都不如了，便梗着脖子，坚决不道歉，他还对侯校长说，你干脆把我开除算了！侯校长怒火中烧。这其中一多半的怒火，是烧向那个学生的，但最终的结果，却完全由桂成武来承担了。他当然没有开除桂成武，但依照那学生的要求，把桂成武换掉了；不仅如此，还把桂成武由高中教师贬成了初中教师。侯校长为什么把事情做得这么狠，真是让人匪夷所思。

        类似的事件，在桂成武前后都发生过，每次倒霉的都是教师。

        康小双以前就亲耳听到过某些尖子生冲着她的背叫她黄脸婆，她不仅忍了，还转过身去关心骂她的学生：吃得好不好？睡得香不香？诸如此类。事实上，康小双对学生真是很关心的，那些家庭拮据的孩子，衣服开了线，袜子破了洞，不可能立马扔掉换新的，康小双那么忙，可她不知多少次为学生补过这些东西。然而，被骂了再去关心，很多尖子生就觉得是在讨好他们，无动于衷，甚至打心眼儿里瞧不起。倒是那些成绩差一些的，心里才会涌起那么一丝酸楚。之所以产生这种区别，是因为尖子生每时每刻都是被学校与父母小心翼翼地捧着宠着惯着。别的不说，连学生食堂都专门为尖子生开了小灶，选最好的掌勺师傅，与大食堂同等价格的菜，不仅分量多油水足，买饭菜时也免去了拥挤。

        今天康小双又是这样，她愣了片刻，就对汪文强笑脸相迎，可汪文强又补了一句：黄脸婆！

        这次骂得字字清晰，整个教室都听见了，整个教室都飞舞着黑色的蚊虫，遮没了康小双的眼睛。她似乎有些站立不住，将五根手指叉开来，顶在旁边一个同学的桌面上。学生的眼光从四面八方射过来，望着挨骂的人。康小双声音哆嗦地说，文强，我都可以做你妈妈了……

        汪文强低着头，数学试卷并没收进书厢，而且又拿起了笔，在草稿纸上戳。

        康小双伸出手，将汪文强摊开的数学试卷折叠起来。

        就在这时候，汪文强一掌拍在康小双的手背上。手背和桌面同时发出响声，又清脆又沉闷。

        康小双把红艳艳的手收了回去，啥也没说，就回办公室去了。她坐在办公室里，不停地给自己说安慰话，她说只不过手背挨了一下，算得了啥呢？一个月前，岳兴明还被学生结结实实地打了一拳头呢。岳兴明是个小个子，那一拳头擂在他的胸膛上，差点把他打飞了，他的胸膛痛了好多天，都忍过去了，我这又有啥了不起呢？

        可是，康小双这么安慰了自己一会儿，却流下了眼泪。那两行泪水，几次顶上来都被她堵了回去，最终夺眶而出的时候，就显得格外汹涌，有一种咆哮的阵势。她在身上搜索纸巾，没带，只好用手去擦。被打的那只是右手，火辣辣的，泪水一泡，就像燃烧起来了。她这么偷偷地擦了几把泪，再也克制不住委屈和伤感，把头伏在桌面上，终于哭出了声。

        那时候，包括徐瑞星、岳兴明、何维和年级组长杨全在内的好几个教师，都在办公室备课。听到康小双的哭声，大家面面相觑，但很快也就猜出了个大概。杨组长站起来，到七班去了。几分钟后他回来了，只绷着脸，不说话。他是一个好好先生，他能当上高三年级组长，恰恰因为他是好好先生，谁也不得罪，也从不轻易发表意见。徐瑞星过去问怎么回事，他才轻声说，汪文强把康老师打了。大家的心里都堵着。徐瑞星去关了前后门，走到康小双面前，说康老师，要不要去医院？别的教师都来到康小双身边，把她围起来，问长问短。康小双继续捂着脸哭，只把头摇了几下。这时候大家才发现，康小双的头上已有了那么多白发，在耳门的背后，白发成堆，特别地扎目，也扎心。说真的，大家平时都不喜欢康小双，由于她上课太爱拖堂，凡是跟她合作的教师，几乎都被她占过时间，几乎都跟她吵过架，但这时候，他们都觉得康小双的事情就是自己的事情，给她递纸巾，还给她接水来洗脸。

        那么刚强的一个人，此时简直像个小姑娘，伤心而无助地接受着别人的安慰。

        当她洗去了脸上的泪痕，又打起精神，进教室去了。

        她离开后，岳兴明说，从古至今，找不出哪个时候当教师的像我们在学生面前这么没体面！

        岳兴明的话引起了共鸣，特别是何维。自从花远辉跑掉，他一直没能从阴影里逃脱出来。他重重地叹了口气，说，不知道报答师恩，连基本的尊重也不会，说跑就跑，说打就打，这样的尖子生究竟有什么用？

        有好些天徐瑞星没敢心平气和地跟何维搭过腔了，今天晚上大家有了共同的话题，有了共同的感受，徐瑞星终于敢面对何维的眼睛，他接过何维的话说，不是么，人家日本的学生，不管在哪个场合，见到老师就鞠躬，哪像我们的学生。

        这时候，他脑子里想到的是张泽君。黄川告诉他张泽君有贫血病之后，尽管她母亲在学校图书室上班，张泽君吃饭睡觉都在家里(也就是唐老太婆的屋子里)，有母亲照顾，但徐瑞星还是把张泽君的药拿来保管上了，每天督促张泽君吃下去，还自己掏钱买纸杯，每天把开水倒上才去请她，但张泽君从来没说过一声感谢，没喝完的水也从不知道拿去倒掉。

        何维说我昨天才看一篇文章，人家美国的市长开车出去，如果看到前面有曾经教过自己的老师走过来，立即把车停下，等老师走过了再走。

        岳兴明自嘲地笑了一声，说那些干啥哟，我们只要不挨尖子生的打骂就谢天谢地了。

        一个人将来是否有出息，谁在人生路上走得更远，比的是智商，更是情商，然而，是什么迫使学校和家长都只盯着学生的考分呢？老师们碰了一下这个话题，觉得太坚硬，就绕过去了。他们只是七嘴八舌地评价各班的尖子生，评来评去，都觉得徐瑞星班上的谢家浩是最优秀的。虽然他的成绩算不上最冒尖，但等着瞧吧，他将来一定会把许许多多人抛在脑后。老师们平时那么在意自己班上尖子生的人数，以及他们在学校和市里的排名，可是今天，他们都真心诚意地祝贺徐瑞星，说瑞星哪，你能教到谢家浩这样的学生，福气呀！

        这时候，下课铃响了。

        康小双例外地没像往常那样拖堂，很快就回办公室来了。办公室角落里安着一个洗手槽，她去开水洗手的时候，又在流泪，大家都注意到了。她的前胸、手肘甚至鼻尖上都是粉笔灰，泪水流过之后，脸上留下一道道明显的沟壑……

        之后的几天时间里，徐瑞星处于极度的焦灼和苦恼之中。康小双和岳兴明那样的遭遇，并没有落到他的头上，但他深知，这并不是自己威信高，也不是自己育人有方，能够像谢家浩那样人品不错的尖子生，真是很稀少的。他班上的一些尖子生，觉得自己受到老师的特殊照顾，就跟张泽君等人一样，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他之所以没挨过打，也没当面挨过骂，只不过因为他个头大，学生不敢而已——当教师都当到这个份上了！他非常同意何维的意见，觉得将来的国家，靠这样一批缺乏感恩之心的人去建设，很难说能靠得住。造成这种局面，怪学生吗？怪老师吗？徐瑞星深感迷惑，脑子想痛了也想不通这个问题。但他明白一个起码的道理：连自己的老师都不懂得尊重的学生，再怎么说也优秀不到哪里去。古人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现在倒不敢奢望那个，但至少不该随随便便就挨打挨骂吧！

        在这样的心境下，藏在手机背后的那两个名字，又开始一刻不停地向他提出抗议，希望将它们释放出来。当然要释放，然而以什么方式释放，是拿出来扔掉，还是交出去？徐瑞星掂量着。其实有什么可掂量的呢，他早就决定了。这就相当于一条渠堰挖成了，第一波潮水已经流出去了，只要后面还有水，就不可能不流。他只是需要一个更加坚实的理由。

        现在，这个理由已经有了——既然汪文强连他班主任都打，还把他留下来干什么呢？

        他甚至有些感谢汪文强，正是汪文强打了康小双，才给了他将其卖掉的理由。

        事实上，康小双被打的那天夜里，徐瑞星就想采取行动，可不巧的是，他回家后，有意无意间取出书柜顶层的那本很厚的破书，看到了夹在里面的新崭崭的一大沓钱。这沓钱像炭火似的，把徐瑞星烙了一下，让他身上的某一处疼痛起来。直到几天之后，那粒炭火才熄灭了。他才放心大胆地对自己说：我这样做，真不是为了钱。

        他终于把手机背后的那片纸拿出来了。

        半个小时之内，他打出了两个电话。

        第一个电话是关于汪文强的，第二个电话是关于江玲的。他承认，将一个名字藏在自己身上，是沉重的负担，他实在不想背负这个负担了。他想反正也不可能再去弄别的尖子生的信息——想弄也弄不到，花远辉被“掐”掉后，班主任们不需领导招呼，就知道怎样保管学生的花名册了，他们白天将其锁进办公室抽屉，晚上带回家去——还有一个江玲，就干脆把她一并给了吧。这样，他也就可以彻彻底底地轻松下来了。

        那是一个星期五，还没放下午学，徐瑞星就接到了吴二娃的电话。这些天，吴二娃一直在县上采访，昨天才回到市里。他给徐瑞星打电话，是想请徐瑞星喝酒。

        徐瑞星害怕自己请客，但别人请客他非常高兴。说真的，他太想跟朋友们聚一聚了。特别是吴二娃。跟何维的关系虽然好，但俩人接触时都太“正”，并不能做到无话不谈。吴二娃就不一样了，你夸他也好，骂他也好，他都是那副德行，跟他在一起感觉特别轻松。徐瑞星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轻松。尽管高三没有周末，但周六和周日毕竟不像平时那样坐班，只要没课，就可以不上办公室去。徐瑞星明天的课安排在下午，周五晚上正是难得的休闲时光。更重要的是，那两个电话，他是清早打出去的，中午，他又在那家曾经去过的茶楼与黄川见了面。他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大事，撂下了心上的一块石头。至于这会带来什么后果，他没有去想。已经试探过了，就没有什么可畏惧了。

        现在，他的心情很不错。中午，黄川将九千元钱给了他(汪文强跟花远辉一样，值五千，江玲略次，值四千，这都是根据学生在全市的排名来确定的)。从茶楼回家的途中，徐瑞星给儿子买了幅拼图，给老婆买了件夏装。那件肩头镂空的白色夏装是邹静两个星期前就打算买的，都试过两次，徐瑞星都把钱掏了出来，但邹静还是挂回了衣架上去。她没有收入，得从自己做起，为家里节约开支。徐瑞星当时很生气，说怕啥呢，我不相信买件衣服就把人买穷了。正是丈夫对她的这份好，坚定了邹静不买的决心。这些日子，丈夫待她有些冷，那只是因为离高考的日子越来越近，丈夫太累了，其实他还是像先前那样爱自己的，这就够了。没买那件衣服，邹静反倒比买了还要满足。可徐瑞星不这么看。他想她那么年纪轻轻的就嫁给我，我究竟给了她什么呢？他觉得妻子跟着自己太亏了。对儿子也是，每当丁丁哭闹着要一个玩具而他坚决不给买，尽管明知道那玩具对孩子的心智发育是有害的，他同样会想，人家的娃娃都到香港迪斯尼去玩过了，我的儿子只不过要个玩具也让他失望，我这个当父亲的是怎么在当……事实证明，他的这份心思是有道理的，中午回家，他把拼图和衣服递到儿子和妻子手里的时候，他们简直乐坏了，邹静立即进卧室把新衣服换上了身，丁丁趴在地上，饭也没吃，就开始拼贴那幅多达一千块的外国油画。

        徐瑞星正需要跟朋友分享这份好心情。

        吴二娃虽吃过那么多苦，可摆起谱来，谁都以为他从小就长在富人区。跟徐瑞星他们聚会，他不一定找最好的酒楼，但包间是必须要的，对服务生说话时大口大气的架势是必须有的。他老婆陆霞似乎很习惯也很欣赏他的这副姿态，倒是他们的儿子显得格外本分。由于有了那一长串经历，吴二娃结婚晚——陆霞的年龄虽只比吴二娃小五岁，但她自称是新新人类，最看得开的事就是婚姻，她说要不是吴二娃胡搅蛮缠，她这辈子根本就懒得嫁人。她这话有可信的一面，因为说实在的，她长得够漂亮，带着三分优雅，七分高傲。她儿子只比六岁的丁丁大三岁，可神态完全不像个孩子，一举一动，都很谨慎，爸爸妈妈只给一个眼神，他就懂得其中的含义。徐瑞星从这孩子身上，看到了过去的吴二娃。而且他也明白了，吴二娃在外面摆谱，其实他的家教是很严的，孩子不像丁丁那样在餐桌上东一爪西一爪地乱抓，穿得也很朴素，收拾得很干净。一个穿着朴素却整洁干净的人，总能显现出一种别样的庄严，哪怕他仅仅是一个孩子。

        六个人吃饭，桌上却大碗小碟地摆满了菜，服务生还在继续上，徐瑞星知道吴二娃的脾气，没予理睬，邹静却看不下去了。邹静说吴哥，霞姐，你们这是要把我们胀死呀？陆霞像她惯有的那样，眯着弯弯的眼睛笑了一下，吴二娃却将桌子一拍：小嫂子，怕啥？大胆吃！再说我今天请客，还是沾了瑞星的光呢！

        徐瑞星和邹静都不解地望着他。

        陆霞说，真是这样的。徐老师你每介绍一个学生，五中都给我一点奖励。

        徐瑞星面色如土！

        他把二中的尖子生卖出去了，最怕两方面的人知道，一是校方，二是老婆和孩子。校方知道了，他的饭碗保不住；老婆孩子知道了，他的尊严保不住。在老婆孩子面前，他就跟在学生面前有着同样的心态，他要让他们觉得自己是一个从各方面都靠得住的人。卖掉那三个学生得到的一万多块钱，他之所以没交给邹静，不是想建小金库，而是他意识到，不管有多少冠冕堂皇的理由，自己伸手从黄川手里接钱的时候，却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屈辱。他不能把这份屈辱传递给妻子。他是打算等高考结束后，说是学校发的奖金，再将那笔钱交给妻子。

        接到吴二娃请客的电话时，他完全没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以为作为普通职员的陆霞不会知道有三个二中学生通过他的手到了五中，他甚至都想好了，如果吴二娃和陆霞问起那件事，他就以坚定的口气，说自己根本不可能答应黄川的请求。

        吴二娃和陆霞都没注意到徐瑞星神情的变化，因为徐瑞星那时候假装被辣椒呛了喉咙，抻长脖子，夸张地、声嘶力竭地咳嗽。邹静忙喊服务生送来一杯白开水，递到徐瑞星的唇边，徐瑞星喝了几口，捂着胸口喘气。

        在这当口，吴二娃又说，他妈的我没想到黄川那么讲信用，你的电话一去，他再按你说的号码拨过去，确信你没谎报军情——徐瑞星朝他投去凶狠的目光，但吴二娃没在意——他马上就去找校长批条子，条子一批，就去财务室领钱，钱领下来，立即数给陆霞，三个学生共给了一千二。说到这里，吴二娃把脸转向邹静：小嫂子，这桌菜花不了一千二吧？你怕啥。吃！

        徐瑞星恼怒了。他既恼怒吴二娃不理会他的眼神，也恼怒黄川竟然不相信他，还打电话去查证，尤其让他恼怒的是，他一再对自己强调：我给出那三个学生，并不是为了钱，可吴二娃说到“一千二”时的那种口气，分明把他的全部目的都归结到了钱上。而且他认定，当时陆霞把他介绍给黄川，并不仅仅是在领导面前讨好卖乖，还想从中赚取好处费。一定是这样的！也就是说，这件事情一开始就和钱挂上钩了。

        他睥睨着斜对面的吴二娃，目光冷漠而锐利，他说你就不能闭闭嘴？改不了的德行！

        这话说得含混不清，却很打人。吴二娃和陆霞都同时反应过来，关于那件事，看来邹静还一无所知。吴二娃张大嘴，哦了几声，说吃菜吃菜。可陆霞不依了，她不能容忍别人这样说她丈夫，她用跷起来的手指轻轻抚了一下自己略显宽阔的额头，说徐老师，吴二娃他是啥德行？你们是老乡、老同学、老朋友，你可不要帮着他隐瞒我啊，平时看上去他是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儿，说不定背后做了多少腌臜事呢！是不是吴二娃？

        包间里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

        平时，徐瑞星回家都只希望给妻儿带去快乐，从来不谈自己的工作，对学校的那一摊子事，邹静完全不了解，尽管吴二娃和陆霞说了那么多，她依然如坠雾中。但是，丈夫的恼怒她看得明明白白，陆霞后面说的这段话，肉少刺多，她也听得明明白白，由于不知道原委，她只是可怜地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直到吴二娃用手肘拐了一下旁边的陆霞，说吃菜吃菜，还剩这么多呢！她才嘟囔一声，你们……到底说的些啥呀？

        吴二娃挥了一下手，说没啥没啥，瑞星，这里还剩半瓶啤酒，我们兄弟平分了。

        徐瑞星没动。他被陆霞的话割得鲜血淋淋。其实他内心清楚，陆霞是个直来直去的人，她说那些话，仅仅是因为他挖苦了她丈夫，从而也侵犯了她的高傲，她才想到还击，但她并不认为徐瑞星就是表面光鲜内里肮脏的人，她绝对没有这样的意思，但这时候，脆弱的徐瑞星啥都往自己身上扯。他想说点什么，可张了几下嘴，却说不出来。他并没有失去理智，知道这时候稍不留心，就会泄露了全部秘密，如果邹静不是从他口里，而是从别人口里知道了那些事，他就更加无地自容了；而且，他瞒着不把那笔钱交出来，该如何解释邹静才会相信呢？

        陆霞见徐瑞星像遭霜打过的茄子，知道自己占了上风——这就够了。与人交往的时候，她没有别的要求，只要自己占上风就行，哪怕是形式上的。她弓着水蛇腰把徐瑞星的酒杯端起来，说我来倒酒，今天我还没给徐老师倒酒呢。吴二娃顺势把啤酒瓶给她，同时给她递了个眼色，陆霞会意，将酒平分后，亲热地对邹静说，小静，还吃吗？邹静说我早就饱了，陆霞说那好，我们带娃娃去广场吹吹风——两个孩子都已经吃饱，到外面坐电梯玩去了——让他们两个男人喝酒。言毕，她不管邹静是否同意，过来挽住她的胳膊就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吴二娃叫了声，陆霞。陆霞和邹静同时回过头，吴二娃却不说话了。陆霞说，啥？吴二娃嘿嘿嘿笑，用一根指头抠自己的下巴。他是让陆霞不要在邹静面前多嘴。徐瑞星和陆霞都懂了他的意思，但陆霞还是装着骂了声，神经病！

        吴二娃的这份细心，让徐瑞星隐隐地有些感动，气也消了许多。

        两个女人找到孩子下楼去了，吴二娃关了包间门，问徐瑞星，你小子，不会是还想结一次婚吧？

        徐瑞星直想捣他一拳。没有过两次婚姻的人，不知道经历者心中的隐痛，何况徐瑞星的前妻还是病故的。他说吴二娃，你说话怎么也不过一过脑子，张开嘴就乱嚼？

        吴二娃把陆霞倒下的酒一口干了，抹了抹嘴说，要不是还想结婚，你为啥把钱藏起来？虽然黄川给了你多少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但至少比给我老婆的多吧？

        徐瑞星咧了咧嘴，带着几分鄙薄地说，吴二娃，你好坏也是读过大学的，也算得上个知识分子，为啥满脑袋里只装着钱？

        吴二娃肥胖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连他油光光的背梳头也一明一暗的。好，说得好！他朝徐瑞星竖起了大拇指，我层次低，满脑袋只装着钱，你徐瑞星高贵，不想沾铜臭气——可是，为啥卖掉了那几个尖子生，你总得给出一个合理的说法吧？

        当然有说法！徐瑞星气呼呼的，给第一个，是因为同情黄川，他们学校最好的学生都被二中挖过来了；给第二个，是因为这个学生太不像话了，把他班主任都打了。

        吴二娃斜着眼睛，点着头说，嗯，的确很高尚。你这个给字也说得很有意思。你不是“给”出了三个学生吗，那第三个学生是怎么回事？

        徐瑞星不回答。他觉得自己没有义务回答。想当初，要不是你吴二娃两口子牵线搭桥，我徐瑞星怎么会认识黄川，又怎么会做后面的事？现在，你倒有脸审问起我来了！何况你吴二娃不是也说过，掐尖儿的人往往能给学生优厚待遇，解决他们经济上的困难，这能算卑鄙吗？

        可吴二娃并不打算放过他，吴二娃说，你“给”出那三个学生，收没收黄川的钱？

        徐瑞星用两根指头敲击桌面，敲得那些空出来的碗碟叮当乱鸣：我收了又怎样？

        吴二娃露出难以捉摸的微笑，盯着徐瑞星。因为肥胖，吴二娃的眼睛被赘肉挤得越来越小，但徐瑞星感觉到，那目光的每一瞬间，都刺透他的心灵，探测到他灵魂的最深处。吴二娃这么盯了足足一分钟，才说，对了瑞星，你就应该这样说话！我知道你希望保持自己精神的纯洁，这没有什么错，这非常好，但我要提醒你，越是有这种追求的人，越是不能装！

        他激动起来，声音很大——尽管我很卑微，但我打心眼儿里对那些高尚的人充满敬意，可即便再高尚的人，也不是吃喝拉撒睡都高尚，他们也有平凡的时候，甚至跟我一样，也有卑微的时候，这有什么关系呢？把这些承认下来，一点也不减损他们的价值。比如你徐瑞星，在我看来，你能在二中当火箭班的班主任，本身就证明了你作为教师是非常合格的，至于那件事情，你收了钱不可耻，“给”出那三个学生同样不可耻，学生到哪里都是考试，你并没耽误他们的前程；问题是你得承认，你不能装！你摸着自己的良心说，你的所谓“给”，难道没考虑钱的因素？你不是表白自己在二中教了十多年书，跟它有感情吗？怎么这么短的时间，感情就没了？

        有好几次，徐瑞星都想抓起一只碗砸在吴二娃的脸上，可他越来越没有这份力气了。他不断地为自己的行为寻找理由，可到头来，那些理由都只不过是一块遮羞布而已。

        如果可能，徐瑞星将从黄川那里收回汪文强和江玲的全部信息——但那是不可能的，那是泼在烙铁上的水，最多发出嗞的一声响，而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尽管徐瑞星下午才有课，可上午九点半钟他就去了办公室。那时候，他还不知道汪文强和江玲已经跑了，但预感是有的，出门之前，他反复掂量：我现在去合适吗？不会引起怀疑吗？怎么可能呢，以往的星期六，我都是上午就去办公室，这已经成了我的习惯。我不去才让人疑心呢。还没上到六楼，他就闻到一股异样的气味。走了，他暗想，肯定走了。

        他想得一点没错，今天早上，汪文强和江玲就从二中消失了。这一男一女两个学生都是住校的，大概走得太匆忙，同时也为了走得万无一失，寝室里的被盖衣物，全都没要。

        侯校长、两个副校长和桂主任都已到了高三办公室，杨组长、康小双及岳兴明也都在。他们三人今天的课也是安排在下午的，平时，杨组长会在上午晚些时候来象征性地检查一下，岳兴明根本就不会来，康小双倒是必须来的，虽然没她的课，可她比有课的教师还来得早，她要利用上课之前的那点时间，给学生讲几句。

        正是康小双首先发现汪文强的位子空了。那是一粒被挖掉的眼珠，康小双异常清晰地感觉到了刀尖剜进骨肉的疼痛。她说同学们，你们知道汪文强哪里去了吗？这句话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喊出来的。同学们都说不出个所以然。但汪文强同寝室的男生说，昨天夜里汪文强还在寝室睡觉，今天早上他们醒来，他就不见了。说到这里，有人提供了另外的情况，说昨天放下午学的时候，他跟汪文强一同出教室，俩人走到底楼大厅，看见有人在外面洋槐树下向汪文强招手，汪文强就向那人跑过去了。康小双问朝汪文强招手的人是男是女，长什么样。那同学说是个男的，鬈发。康小双明白了，那是汪文强的父亲。她什么话也没说，就往校门口跑，跑了前门跑后门，查看来人登记簿。每天来学校看孩子的家长都要记几大张纸，但昨天没有一个是找汪文强的。康小双绝望了，那个生着天然鬈发的人分明就是汪文强的父亲，他却不照实登记证明他是有预谋的，是成心要把孩子带走。

        康小双重新跑回教室的时候，已经上课，生物教师李和平在板书课题，但康小双完全没有注意到李老师的存在，她大声说，同学们，你们要给我作证，那天汪文强骂了我，还把我的手背打了一巴掌，我没有还嘴，更没还手，连批评他一句也没有过，同学们你们要给我作证啊！李老师左手举着书，右手举着粉笔，身子朝向黑板，脖子却扭过来，看着站在他背后的康小双。康小双脸上热腾腾的，汗水能一抓一把。所有学生的头都低垂着，这时候，李老师才注意到了，汪文强的那个位子是空着的，他知道出大事了，拿着书本，轻手轻脚地走出了教室。他刚到走廊上，发现去五班上课的何老师也出来了，两个教师仿佛心有灵犀，跨着大步走到一起，一个说，汪文强不在了！一个说，江玲不在了！

        两个人同时啊了一声。

        李老师去把康小双叫了出来，告诉她，这次失踪的，不仅是汪文强，还有五班的江玲，也就是说，汪文强的失踪，与她那天与汪文强的“冲突”是没有关系的。

        康小双闭上眼睛，深深地吸着气，那样子像从深水里钻出来，有一种得救的感觉。可紧接着，她又被另一个事实打倒了。这个事实就是，她班上的尖子生被人“掐”掉了一个，今年高考，能上国内一流大学的学生就少了一个，这对她是多么巨大的损失。是的，那不仅仅是损失，还是伤害。她是把每一分力气都抠出来交给学生的，为此，她没当好妻子，也没当好母亲，可到头来却收获了这样的结果！她哭了。

        李老师说哭有什么用？赶快报告吧。他用手机给年级组长杨全打了电话，杨全迅速赶来，查看了高三各班，确信只有两个学生失踪后，又给领导和岳兴明打了电话。

        徐瑞星来得正是时候，他不来也要被招呼来。侯校长指示，把高三教师全都招到办公室。徐瑞星进去的时候，杨组长正拨他的电话，看见他后，杨组长消掉了摁出的几个数字，又开始拨其他人的，每拨通一个，都极小声而神秘地只说一句：立即来办公室。除了杨组长按键的声音和通知人来的声音，办公室里悄无声息。几个领导都没坐在凳子上，一律抄着手，黑着脸站着。老师们则神态各异。岳兴明在批改作业，多少有些没心没肺的样子，徐瑞星知道，这一是因为他妹妹的肾病越来越重，没精力为损失一个尖子生焦虑；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方面，岳兴明对而今的中学教育深怀不满。康小双就不一样了，她显得那么虚弱，像刚刚生过一场大病。别的教师被这种凝重的气氛压迫着，呼吸声听得清清楚楚。徐瑞星把各位扫了几眼，拿出了备课本，可他马上又想，这时候把备课本拿出来，好不好呢？我是不是该做点别的呢？比如说，问一问究竟出了什么事？当然，我必须问一下，要不然人家就会想，他进来分明看到气氛不对，怎么连问都不问一声，未必他早就知道两个学生不在了？徐瑞星打起精神，用教棍把他旁边的老师捅了一下，用眼睛问了，那老师悄声说，汪文强跟江玲跑了！徐瑞星的嘴使劲儿地张开，而且就那么一直张着，直到那老师又把头低到了胸前。

        所有教师都到办公室来了，大家都以为侯校长要像花远辉失踪后那样骂人，甚至会暴跳如雷，可是他没有，他只嘟囔了两句谁也没听清的话，一句正经的指示也没有作，就离开了！

        自从得知这个消息，他就陷入了沉思，直到离开高三办公室，他也没能从沉思中走出来。

        侯校长这一走，两个副校长和桂主任就完全摸不到庙门，彼此看了几眼，也跟着走了。

        办公室的教师，凡有课的，都齐刷刷站起来，奔赴各自的岗位，没有课的，就坐在那里，继续发呆。

        大约过了十分钟，桂主任又上来了。他进来后，把办公室门关了，说，大家注意，我在这里透个底，我们学校出了奸细！

        很显然，他发布的观点就是侯校长沉思的结果。

        像一粒子弹打在徐瑞星身上，坚硬，滚烫，他抽搐了一下。

        什么叫奸细？桂主任接着说，就是帮助敌人刺探消息的人——徐老师，你是教语文的，我这个解释错没错？

        所有的目光都聚到徐瑞星身上，但徐瑞星却像傻子似的，反应不过来。他说桂主任你说啥？

        桂主任却并不需要他回答，目光又盯向了别处，娘的，他说，两个学生同时走掉，只能是奸细干的！特别从江玲身上更能看出这一点，她父母那个样子你们也知道，如果不是被出卖，江玲绝不可能走！

        尖子生被挖走，通常有三条途径：一是外校管事的人跟某尖子生的家长认识，暗中与之接洽；二是家长为获取高额奖金，主动去找外校领导，让孩子转学；三就是被线人出卖。因新州城南北两大片区相对独立，往来不多，彼此要不是有亲戚关系，相识的很少，江玲的父母都是南城鞋厂的工人，在北城也没什么亲戚。那两口子老实得让人吃惊，江玲从初一开始就是家事的决策者了，凡是大宗支出，比如是否买空调，是否换电视机，全由江玲说了算，他们也心悦诚服地听从女儿的指挥。对江玲的学习，他们历来不管不问，几年来，俩人从未踏进学校一步。这样一对夫妻，却养了这么好个女儿，都说是憨人有憨福——他们哪里想得到去找五中联系！

        大家可能已经知道，桂主任接着说，我们在其他学校也养了奸细，否则像张泽君这样的学生我们就没法挖过来，但实话告诉你们，我每次去跟那个人见面，表面上跟他称兄道弟，心里却在作呕，没有人看得起吃里扒外的家伙！

        说了这些话，桂主任气宇轩昂地开门走了。

        他人走了，却把一个问题留了下来。大家的心里被一种难言的惆怅弥漫着。此前，他们听说好多学校都有奸细，但并没有实感，除了徐瑞星，都不知道张泽君是被五中自己人出卖到二中来的，现在证明奸细真的存在，不仅存在于别处，还存在于身旁！在没弄清事实之前，每个人都是被怀疑的对象，教师们尽量不去观察别人的脸色，但又控制不住好奇心，往往是刚抬头看某一个人，那人也正抬头看自己，俩人的目光还没碰上，就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错开了。

        只有徐瑞星才没看别人，他回味着刚才的所有细节。什么叫奸细，桂主任为什么要问我？语文老师又不只我一个。他问了我，为什么又不让我回答……徐瑞星真想看一看别人，他把握不住桂主任的这些举动，到底传达出了怎样的信息，又给人造成了怎样的印象，可他的脖子像被打断了，直不起来。他拿出一套试卷来研究，但他完全明白不了题目的意思，那上面的每一个字，乃至每一个标点，都变成了人脸。那是黄川的脸。黄川开始笑嘻嘻的，可突然一变，满脸都是鄙夷，对徐瑞星说：别看我表面上对你恭恭敬敬，其实我看不起你这种人！

        高三领导小组眼下最迫切的任务，就是挖出那个奸细。这工作首先在外围展开，把认识花远辉、汪文强和江玲家长的其他年级教师，全都盘查了一遍，之后才缩小包围圈。高三教师因为更了解学生情况，当然是重点怀疑对象，每个人都必须接受讯问。讯问地点既没在校长室，也没在教务处，而是在四楼一个小会议室里，这个会议室平时是校党支部成员讨论重大决策时使用的，可见问题的严重性。

        徐瑞星是第几个接受讯问的，他并不知道。每个教师都是单独被校长秘书请走，回来后也都滴水不漏。这天徐瑞星刚下课出来，就看到校长秘书坐在他椅子上了，秘书说，徐老师，请到四楼会议室来一下。徐瑞星把书一放，说好的。显得特别地兴奋，特别地积极主动。秘书站了起来，往外走，徐瑞星也跟着走。但他已经分明感觉到自己的这份态度是不恰当的，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对秘书说，你先下去，我洗个手就来。他的手上沾满了粉笔灰，的确应该洗一洗，可他把这个平常的事情说得太一本正经。秘书走了，徐瑞星来到墙角的洗手槽旁边，暗暗地骂自己，你应该冷静，他对自己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当他把水龙头扭开，清凉从手心漫过，他就想起了吴二娃，你就应该有吴二娃的那种精神！他又对自己说，吴二娃在几家报社之间周旋，谁都知道他做的事，但谁都拿他没办法，这才是本事！这样鼓励了一阵，他的情绪稳定了许多，出办公室之前，他还吹了一声口哨。

        恰恰是这声口哨，使他沮丧地意识到，自己是徐瑞星，不是吴二娃！

        从小到大，他就记不起自己什么时候吹过口哨，为什么偏偏在这时候吹了一声？

        会议室中间放一张椭圆形桌子，四周搁几把椅子，差不多就把空间占满了。门窗紧闭，虽开着空调，但那股热烘烘的气息却相当闷人。校党支部成员加上桂主任，全都在这里。

        徐瑞星进去后，桂主任把一张有靠背的木椅拖了一下，示意他坐。正对门坐着侯校长，他是主审官。徐瑞星朝侯校长笑了笑，可侯校长并没回应他的笑。侯校长显得很疲惫，厚实的背有些驼，这恰到好处地增添了他的威严。徐瑞星心里咯噔了一声。

        侯校长看了看自己面前放着的一张纸，说徐老师，凭你的观察，你觉得何维、康小双和岳兴明平常是否把学生花名册保管好了？

        徐瑞星说应该是吧，特别是康老师，你知道她这人，平时是很谨慎的。

        侯校长说你不认识那三个学生的家长吧？

        徐瑞星几乎想也没想，就说，花远辉和江玲的家长我不认识，但认识汪文强的母亲，他母亲常给他送水果来，好几次我都在办公室给碰上了。

        他对自己的这个回答很满意。尽可能地承认明显的事实，承认那些看上去紧要其实无关大局的事实，这对自己有利。

        侯校长短促地嗯了一声，仿佛以此表明：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徐瑞星感觉到自己的聪明并没达到预期的效果。侯校长接着说，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汪文强和江玲都跟花远辉一样去了五中，你想想，你跟五中哪些老师相识？你跟他们的教务主任黄川熟不熟？

        徐瑞星左手的虎口卡住下巴，闭着的嘴唇凸出来，作思考状：好像跟他们都不熟吧。

        侯校长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

        徐瑞星又开始骂自己了：不熟就是不熟，为什么要加上“好像”？

        如果侯校长继续问，徐瑞星会想办法把刚才的不慎挽回来的，可侯校长不再问啥了，他把头低着，看着面前的那张纸。没有人说话，空调的声音像河吼。在这难堪的沉默中，徐瑞星故作轻松地东张西望。好像对这间会议室的结构很感兴趣似的。他以为侯校长把问题想好了，会接着提出来，谁知他一直不开腔。既然这样，其他人该提吧，但徐瑞星发现，那些人全都面无表情，根本没有提问的想法和准备。

        好了，侯校长突然抬起头说，回去吧，不要乱说一个字。

        徐瑞星站起来了。他坐下的时间很短，站起来时腿却有些麻木。

        徐瑞星回到办公室，他把四楼的那间小会议室，搬进了他的脑子里，侯校长问他的那些话，侯校长的沉默，都一五一十地演绎着，而且他还想到那几个人说不定现在还坐在会议室里，还在对他当时的回答和表情反复推敲，从中找出破绽……

        风声越来越紧，这是明显能感觉出来的。教师们在办公室已经没有任何交流，连正常的教学上的探讨也没有。康小双比以前显得越发慌张，经常带着黑眼圈，看来这几天她没能睡过一个囫囵觉。她站起来就脚不点地地迈着小跑，可一旦上完课，坐在椅子上，就把头伏在办公桌上打瞌睡。按照学校的规章，上班时间是不许打瞌睡的，否则将被扣除当月奖金。作为康小双来说，最重要的威胁不是扣奖金，而是给领导留下了坏印象。即便如此，她还是要打瞌睡，可见她实在是熬不住了。

        这天康小双打瞌睡的时候，侯校长上来了。杨组长起身准备去摇醒康小双，侯校长却说，让她睡一会儿吧。又问，今天的课她上过了吗？杨组长说上过了。侯校长点了点头，就在他的专座上坐下来。这么短短的几天，侯校长好像变瘦了，也老了，以前谁看见他脖子上有那么多分离出来的皮？那张松弛的皮随侯校长头部的移动而拉长或者缩短。大家都做出认真工作的样子。侯校长干坐了一会儿，站起来打算下楼。

        可就在这时候，康小双突然大呼小叫——我的“尖儿”被掐了！我的“尖儿”被掐了！

        她猛然地抬起头来，血红的眼珠惊恐万状。当她看到有这么多教师，还看到了侯校长，才知道自己是在办公室里做梦。她抹了一下嘴角，说侯校长，我……

        侯校长将手掌一抡，表明他知道了，不必解释了。然后他背着手，垂着头，在办公室里转圈子。这样的噩梦，他自言自语地说，我们领导都做过……可恶……哼，网已经撒下去了，很快就会收起来，某些人就要原形毕露了，只能在网里徒劳地蹦跶了……

        侯校长的话，一个字一个字地刺进徐瑞星的耳朵里。那张网是怎么撒的，他无法把握，可他却分明看见了自己在网里蹦跶的形象。那是多么不堪入目的形象！

        事情已到了这一步，他实在需要跟人诉说。找吴二娃诉说吗？他总是那一套！那一套是他吴二娃的真理，而不是徐瑞星的真理。吴二娃能够把一些东西轻轻松松地跨越过去，徐瑞星不行。想来想去，还是只有自己的老婆。

        但最后，徐瑞星还是没给老婆说。说给老婆听了，只能把烦恼放大。

        事情是他一个人做的，应该由他一个人来承担。

        侯校长又找他谈过一次话，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过是叮嘱他作为火箭班的班主任，要分外小心，处处留心，绝不能让奸狡之人有可乘之机，但徐瑞星注意到一个情况，那就是这之后其他老师又活跃起来了，除康小双还没从忧伤中解脱出来，别的老师都恢复了往日的生气，该说就说，该笑就笑。这就证明，他们都没有事了，所有的目标，都聚焦到他一个人身上了！他在想，究竟是哪一点出了纰漏？知道的人只有那么几个，黄川肯定不会走漏消息，吴二娃那里，应该也不会，吴二娃本人表面上把什么都看得无所谓，其实大问题上他是靠得住的，至于他老婆陆霞，不是说小话的人，她内心的傲慢就决定了她不屑于去说小话。其实，现在追究这些有什么用处，他的当务之急，是立即想出办法来，拯救自己，也拯救他的家。他知道，一旦事情败露，二中不会要他，新州市别的学校也不会要他，远离故土，去外地找学校吗？他觉得那是不可想象的，从县城来市里，就已经是他人生中的壮举了，而今他都是四十多岁的人了，更不想动了。不教书，干些别的吧，这时候他才发现，自己除了教书，别的什么也不会！

        电话又是在深夜打出去的。

        他拨号的时候，再次想起桂主任说过的话，桂主任说，他表面跟外校的“那个人”称兄道弟，内心却在作呕，电话那头的黄川就是这样的吧？徐瑞星感到羞辱，愤怒，而所有的羞辱和愤怒最终都化为深深的内疚和自责。他第一次承认了吴二娃的话，把三个尖子生送出去，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但他并非没考虑钱的因素；而且他还承认，一旦把那些好听的理由抛开，就发现钱是他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这让他很看不起自己。

        然而，事已至此，他没有退路了，只能铤而走险走这最后一步棋。

        电话接通后，他的声音变得那么小，简直像一个大病中的人。他说黄主任，我再给你提供一个。黄川说好哇，徐老师。他说那孩子叫谢家浩。电话哑了一下。这短暂的时刻里，他明显看到了黄川竖起了耳朵，挺直了腰杆。黄川说好哇好哇，他家电话？谢家浩家没有装电话，父母也没有手机，徐瑞星便把谢家浩的母亲，也就是在二中对面菜市场里做泡菜和生豆芽的那个妇人给黄川描述了。黄川无法掩饰自己的激动，说徐老师，明天晚上，还是那家茶楼，这是条大鱼，我给你六千！就这么定了，六千，一分不少！

        徐瑞星古怪地笑了一声。

        黄川听出他笑得很异样，说徐老师……六千还不满意？我们来日方长嘛。

        徐瑞星说，我告诉你黄主任，这个学生，我一分钱也不要。

        黄川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嗯了老半天，说那怎么行呢，徐老师你帮了我的大忙，我哪能不付辛苦费给你呢？如果你实在嫌少，我们可以再商……

        徐瑞星啪的一声把听筒砸了下去。

        他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都被钉耙掏空了。

        明天下午，最多后天早上，谢家浩的位子就会空出来。谢家浩是他班上的尖子生，也是他最喜欢的学生，他以这种方式来消除领导对他的怀疑，能否成功他没有精力去考虑。他心里只剩下痛，撕心裂肺的。他深刻地理解了康小双在丢掉汪文强后那种恐慌和伤感。做教师的，尖子生在高考前夕跑掉，不仅使自己的业绩遭受损失，还有父母对子女才有的那种难以割舍的情感，以及心灵深处的挫败感……点点滴滴，都是心血呀，何况谢家浩是他自己推出去的！

        那天上午，他以怜爱到骨肉里的心情看待谢家浩，上课的时候，他连续五次抽谢家浩回答问题。自从把座位让给张泽君，谢家浩一直坐在后门边，天气热了，教室不可能关门，别的教师上课的时候，徐瑞星也常去后门外晃动，假装以班主任的身份检查班上的纪律，内心是想多看谢家浩几眼。中午放学后，徐瑞星焦躁不安，他害怕带着这种情绪回家，给妻儿造成新的伤害——他已经伤害过他们了，有一次他为一件莫名其妙的事狠狠地抽了儿子一耳光，丁丁又痛又委屈，大哭不止，一张酷似母亲的小脸像要浸出了血。儿子的伤心强烈地感染了邹静，她也情不自禁地哭了。自从吴二娃请客后，她发现有些事情丈夫在给她打哑谜，这最近好些天来，丈夫都显得不正常，也说不出怎么不正常，反正是不对劲……徐瑞星不想回家，便打电话说自己有事，不回去吃午饭了。他没回家吃饭，也没去外面吃饭，独自坐在办公室里，不停地喝茶，抽烟。

        直到看见谢家浩又回到教室，他才舒了一口气。

        但这是没有意义的，明天他就会走的！那天夜里，徐瑞星又是通宵未眠。他傍着妻子躺下去，却感觉妻子离他十分遥远。因为他内心的苦恼，妻子无法分担……早饭过后，他直想跑步去教学楼，可又生怕这异常举动招来新的怀疑，便迈着不自然的正步进了大厅，看了看那个巨大的倒计时牌，才上楼。他仿佛已经看见了后门边的血窟窿，那是从他身上挖走的一块肉！

        然而谢家浩却没走！第一节课的预备铃声已经响了，他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等着老师进去。

        三天过去，谢家浩都没走！

        这是怎么回事，未必他不接受那笔钱，黄川就没去找谢家浩的父母？他很想从谢家浩的脸上读出一点什么，却什么也读不出来。这个黑沉沉的大个子男孩，总是那么羞涩、安静，当老师注目看他的时候，他就把头低下去，认真做自己的事。

        徐瑞星左思右想，觉得不可思议。这天放了下午学，他没急于回家，而是去了菜市场。

        谢家浩的母亲在菜市场最里边的角落里，由于买菜的时间少，他很久没看到过那个因过度劳累而显得憔悴的女人。他刚露面，谢家浩的母亲立即装了一袋三天也吃不完的豆芽，分文不收，硬往他怀里送。凡是见了教儿子的老师，她都这样。这也是徐瑞星不愿见到她的原因，即便来菜市场，即便想买泡菜或豆芽，都尽量不让她看见，更不去她的摊面。徐瑞星接过袋子，说我是来买的，不是来要的，你必须收钱。女人说收啥钱呢，直把徐瑞星往外推。徐瑞星说那不行，你不称秤，我就给你十块吧。他摸出一张十元钞，扔在了案桌上。女人急了，捡过那张钞票，往徐瑞星包里塞。徐瑞星说你不要钱，我也不要菜了。他把袋子放下了。女人没办法，才很不好意思地把豆芽称了，收了四块三角钱。

        徐瑞星见在这里照样看不出什么来，提着菜走了。

        刚迈出两步，女人却怯生生地叫了一声：徐老师。

        徐瑞星像被钉住了，慢慢转过身来。

        有个事情，我想给徐老师说说——徐瑞星朝她靠近了些——前两天，五中想把我家浩儿挖过去……开很高的价……我跟他爸把浩儿找回来商量，可是，他一万个不答应。他说他进初中就在二中读，二中对他有恩，他特别说到你，说徐老师好……说一个人，不能为了钱就忘本……我跟他爸虽然可惜那笔钱，但也觉得浩儿做得对，就依了他……

        徐瑞星站了好一阵，看着这个瘦弱的女人，情不自禁地朝她鞠了一躬，说：我谢谢你们！

        夏去冬来，一年就这么转瞬即逝。

        徐瑞星继续教高三，继续当火箭班的班主任。去年他班上的谢家浩也被出卖的事情，他报告了侯校长，侯校长去问谢家浩的母亲，得到了证实。谢家浩家的情况跟江玲家有类似之处，五中找上门去，只能是被出卖。徐瑞星弄不清到底是这件事情救了他，还是领导根本就没把他锁定为“目标”，一切惊恐都是杯弓蛇影。总之，噩梦结束了。他班上考得出奇地好，张泽君虽然没能考上省状元，却考了个市状元，谢家浩等一批尖子生，考分都在全市名列前茅，顺利地升上了国内炙手可热的一流大学。

        新州二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旺局面。

        侯校长和桂主任照常信任他，家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和谐，这样的生活多好！

        这个春末夏初的晚上，徐瑞星在家里备完第二天的课，又看了一会儿书，伸个懒腰就打算睡觉去，可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喂，是徐老师吗，我是黄川。

        徐瑞星说，……你好……什么事？

        黄川说，去年那个事……

        徐瑞星像被烫了一下，急促地说，你别找我了，我不会干的。

        黄川愣了片刻，说徐老师，真不想干了？

        你给再多的钱我也不会干了！

        电话里只有电流的嗞嗞声。徐瑞星紧张得气也喘不上来。他想，完了，如果黄川拿去年的事来要挟他，他该怎么办呢？

        黄川终于又说话了。他先叹了口气，才说，好哇，徐老师，不想干就别干了吧。不管是你干的事还是我干的事，谁也不乐意做的。停顿了一下，他又说，徐老师，我真羡慕你，你不想干就可以丢手，我却丢不下手，身不由己呀！我不去掐别人的“尖儿”，别人照样要来掐我的“尖儿”，这是没办法的事……徐老师，对你的人品，证明吴记者当初没有给我说错……我很高兴认识你这个朋友，晚安。

        徐瑞星举着听筒，怔了许久，才梦呓似的说，黄主任……晚安。

        罗伟章，男。1967年生于四川宣汉，1989年毕业于重庆师范大学中文系。著有长篇小说《饥饿百年》等三部，中篇小说《我们的成长》、《我们的路》、《狗的一九三二》等二十余部，另有散文随笔数十万字。作品多次被转载。现居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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