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到过剧场后台的化妆间?相信你一到那里就会被气味熏跑。彩妆的油味,粉的香味,抿头发的刨花水味,卸妆用的凡士林味、香皂味、香脂味,等等。这些脂粉味是浮在表层的,夯在底下的,就像河底的淤泥,则是人味。那些人只穿了单薄的内衣,有的是旧戏装拿来做化妆衣,水红的或者鱼肚白的绸子,早已疲了筋骨,软巴巴地贴在肉上。还有的男角儿,干脆光了膀子。壅塞在化妆间里,都是青壮年,血气旺旺的,人味就特别重。即便是大冬天,并不生火,这里也是热腾腾的,毛孔里蒸出汗气,几乎要起氤氲。油彩,粉,一层层上去,将人味调和得,怎么说才好?应当说是“稠”,或者说是“厚”,事实上呢?是“荤”,将肉味吊出来了。这化妆间的桌啊椅的,摸上去总不那么洁净,而是滑腻腻的。镜子是混浊的,照出来的人,就像墨在宣纸上,会泅开来。所以,人都是向前倾着身子,贴着镜子,眼睛瞪直了,一笔一笔描。眉眼放大并且鲜明起来,变得不像人脸,而是面具,美艳,却有些狰狞。此时,化妆间混沌的画面里就浮现出一些人脸,好像是和身体脱了节似的,将身体留在氤氲里,兀自活动。猛一看,有些吓人的。身体在浓油重彩的脸底下,变得苍白和孱弱,就好像化蝶化到中途,一半是人,一半是异类。这里的情形很怪诞,是泥淖,又不是泥淖;是腌躜,又不是腌躜;有一些起腻,又不是那种腻;似乎要陷进去,则也不是陷。是不是缠,或者裹?换一种说法,是活物,菌类的性质,肉鼓鼓的,繁殖力特别强,看不见,触不着,可是挤得满满的。幸亏有弹性,否则都会让人叫痛。
每个剧场的化妆间都不相同。有一类是会场兼作剧场,那就不一定有化妆间,后台敞开着。但等箱笼一具一具搬进来,服装一架一架挂好,拉来些桌椅板凳,油彩,香粉,凡士林瓶、镜子梳子一列排开,那股子气味氤氲就又聚起来了。还有一类剧场其实是电影院,连后台也没有,直接在后壁垂下一幅银幕。这样的话,只够在天幕景和后壁间留一条窄路,供演员上下场过往。箱笼景片堆在两头台侧,演员就分散各处化妆。于是,满剧场都散布着化妆间的气息。化妆间对于剧团,就好比灶间对于家居,那气味就是柴米膏腴的气味,是剧团生涯的油烟气。化妆间对于舞台上的天地呢,则是内室的性质了,前台的灯火辉煌里的隐私,都是由它藏匿着,还有些污垢,也在它这里。有一回,在运河边上的县城演出,趁好日头,将服装拉到运河里去洗。那一河的青红蓝黄,质地大多轻薄,漂在水面,转眼间,水就浑了,是唐宋词人说的“胭脂痕”吧!不过要粗犷许多。这情景不知什么地方有一些诡异,这一河的彩衣像什么?像厉鬼的画皮,光天化日之下,全蜕下来了。
在县一级,甚至地区一级的剧场,都有关于黄鼠狼的传说,传说的情节大体一致。总是夜半人静时分,前台上有动静,潜去一看,一台的黄鼠狼上下翻腾,演一出大戏。行腔,招式,全逼肖逼真。那一河的彩衣,又像是黄鼠狼的皮了。化妆间,就有了一股狐媚气。其实也是,人气太旺,聚成精气。那脸颊的桃红里面,嵌着漆黑的鱼形;鱼形的漆黑里面,嵌着白眼仁;白眼仁中间,晶亮的乌眸子,一忽儿左,一忽儿右,渐渐地,脱去了人的形骸,变成另一种生灵。简直是脱胎换骨。照一般常理看,化妆间里难免男女混杂,但其实这里的男女都不是人世的雌雄,而是阴阳二气,也是脱了形骸。所以便能如此放浪不羁,皮肉换皮肉,摩肩擦踵,谈笑狎昵。在那些简陋的化妆间,顶上悬两个二百支光的电灯泡,照得锃亮,纤毫毕露,脸上的粉粒子,都看得见。人不像是皮肉做的,而是庙里的观音罗汉,木胎泥塑。因为颜色重,形也大出一廓,很占地方。有的化妆间,是日光灯照明,那就是惨白一片,人脸都发青。于是,颜色就改变了,无论赤橙青蓝,都镀一层冷光,很是森然。人也不像人,而是阎罗王殿上的夺魂、夺精、缚魄三鬼。
随着时间推移,社会演变,前台的演出不断更变,可是很奇怪的;后台,化妆间总还是那样——有魅。民间流行的灵异故事里头的小红孩,就是说一个穿红肚兜,扎冲天辫的小娃娃,不论日间夜间,倏忽出,倏忽人。她的家一定是在剧场的化妆间,任哪个衣箱里,都可以让她寄身。箱盖一开,她便出去周游。一会儿骑到人家房梁上,一会儿倚在人家被垛上,人问谁家的孩子,她嘻一笑,不见了。问的人再一想,谁家的孩子也不像,谁家孩子有这般如漆的眉眼,还有红肚兜的鲜亮,像是年画上下来的——这就有点接近了。这小红孩不定带给人凶还是吉,可人看见她,会一激灵,也不知是害怕,还是欢喜,心跳跳的,想:是它?又好像认识它,一个旧相识。我就觉着它是化妆间里的鬼精灵,那里要不是乱,一准儿会发现它的行迹。等到戏散场,人走尽,电拉闸了,化妆间里静下来,暗影地里,不知蛰伏着多少个小红孩。从很古的时候过来,淌过时间河,它们的身体很轻,扒着片树叶就能顺流而下,化妆间里的千面人,就是它们的魂魄,随你信不信。
像我们团,从旧戏班子的前身演变过来,就好比那种老宅子,俗话说,阴气重。换句话,就是有历史感。我们的衣箱道具箱上,印的还是老名字,那老戏种,式微得,听也没有听说过。戏校里最后的一班人组了剧团,挂在这个地区市辖下,没过几年,剧团就更了名,改成歌舞剧综合的文工团。可是,那老底子,总是泛上来。我们团,就是有股陈味。不止是方才说的,旧家什,还有旧人,连新进的人也染上了古旧气。比如说,舞蹈队的练功服,不是窄紧可体的款式,而是一律肥大的灯笼裤,用灰棉布做成,想来也是旧班子余下的布料和裁剪师傅。舞蹈教练是过去的武功师傅,依的是戏曲教法,还是农人做庄稼的规矩。天不亮,脸不洗,头不梳,就到扶把上压腿,下腰,再排了队拉开山膀踢腿,绕场三圈,解散吃饭。声乐也练早功,到路对面废黄河边上喊嗓,要听水波折射的回音。现代声乐法却讲究共鸣的,于是,旧派的对了水面喊,新派的调转身,对着人家的后墙,再用手罩了耳朵,“咪咪吗吗”地练。路人经过,就说:剧团的练功呢!不说“文工团”,而是说“剧团”,又是保留了旧有的称呼。练乐的时候,习惯听鼓点,不看指挥。指挥是新分来的艺术系毕业生,简直与他们无从说起。就这么练将出来的歌舞乐队,新旧混淆,而且旧胜于新。倒不见得新的没势力,其实是旧的不入时,显得乖戾突兀。连妆都化得不一路,旧师傅描的眉眼,是脸谱里的俊扮,新老师则是写实的风格,你说哪个跳眼?到地区八个县挑来的小女学员,乍看都是黄巴巴的脸,个头也不整齐,细打量则发现,眉宇间多少有着乡式的风情,挺会做眼神。男学员呢,不是英俊的一路,是标致,有一些男旦风。旧人们的审美就是这样,有一种妖媚气,他们推出的美人,怎么说呢?实在暗淡得很,只一双眼睛,长长的,眼梢向上挑去,乜斜着看人。还有蜂腰,紧紧收进去,髋骨高高的。等我们进团时,美人已不在了,说她不适合新歌舞。事实上,人们私底下说,是因为,她沾谁,谁就不行。她调去哪里了呢?调去了招待所。于是,人们暧昧地笑:那地方适合她,床多。这么说来,旧人们以为的美,多少有些伤风化,就是说不规矩,或者说,狐媚。
老戏班子里,有这样的说法,戏班子最招狐狸精,常会附人身,以女身为多。照这样的说法,那旧美人就是狐狸精附身,并且,已经被逐出去了。可是,会不会有下一个呢?老戏班子就是阴气重,历史的沉淀物多,不像那些新团体,朗朗乾坤,神清气爽。相比之下,人的脸色都是晦暗的,难道是罩着历史的阴影?他们的生相多有点怪异,女相似方才那位作代表,就不再列举,专说男相。那当家的小生,生了一张青白的窄条脸,五官纤细,几近平淡,但很宜上妆。既可扮才子,又可扮佳人。一名武生,是上宽下窄的脸,幼时出过天花,留下麻斑。练功太过的缘故,他的身量不怎么匀称,个头不高,肩膀却格外宽。要说是近乎丑陋,可行动走路,有一股剑气,凛凛生光。还有一位,当年大约是习花脸的,生了一张平展的阔脸,样子很有些颟顸,就好像半瞌睡。细看却像石佛,有慈悲的相。还有一个长着女人似的水蛇腰,走路一波三折,脸形却很见轮廓,顶一头鬈发,因其黑,诨号“黑玫瑰”,不晓得原先科哪个行当。到了文工团的时代,他们几乎一无二律统统跑龙套,匪兵啊,团丁啊,也有红军战士、乡亲,但还是跑反面的更像。怎么说,他们的形象太有色彩,也是“旧”的意思,和时代脱了节。再说那些乐手,就更有性格些了。好像乐器这东西,更磨人的心智,他们都很狡黠呢!他们中间最拔尖的一个,很奇怪的,脸上也有麻斑。一场天花,就像天谴似的,让他们得了道,成了,人精。他习的是中胡,我们这转型期的乐队,编制残缺得厉害,只能以中胡替代中提琴,音色相差甚远。指挥只觉得中胡刺耳,一再要求轻、轻、轻,他回答说:好,我一定让你听不见!学习会批判修正主义,他的发言是:修正主义是不好,要去偷马列主义的外衣,马列主义也不好,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外衣看好了!他们均来自地区辖下的八个县乡下,又都在乡下安了家,农忙时全要回家,其实一半是农人,一半则为手艺人,半乡半城。既有天生成,又有后养成,内涵就很深。那一年夏季,沟里涨水,竹笛手的小儿子去割猪草,膛水时被冲走。事先人们都担心,这一场大悲恸,不知将他毁成什么样子。不料,等他回来,新剃的板寸头,新做的衣服,刀条脸上悲喜不见。那双北地人的单脸细眼里,不知有多么深,深不见底。他们外表有些钝,是黄河流域平原人的相和气质,事实上,一个个都很锐利,只是不出手罢了。要知道,他们可是刘邦的后人乡党。这么说来,我们团的前身,戏班子的古旧气,一追溯,就追溯到风水地脉上去了。
其实,我们团进了几茬新人,有省艺术院校的毕业生,有大城市下放的文艺干部,有依着新歌舞标准招收的学员,到了我们,就又有了知识青年加盟。可那旧戏班子的积气还是厚。举个例子,我们乐队的长号手谈了个对象,两情相悦,对象家却死活不能同意,理由是闺女不嫁吹喇叭的。无论你怎样革新,人家还是把你看旧了。就像前边说的,人们就是不叫你“文工团”,要叫“剧团”。那旧戏班的底,根扎得很深,犁几遍也翻不透,隔年的庄稼里,又绿生生地间出来。事实上,还是和风水地脉有关。地区文工团,就是和底下八个县的生计连在一起,俗话说的接地气。招人基本从八个县招,演出,基本在八个县巡回,大提琴小提琴都被乡人叫成“大老鳖,小老鳖”,你有什么办法?你给他们演全场《红色娘子军》,反响最热烈的是家丁“老四”的舞步,“喜人”,就是诙谐的意思。抗日的节目,也是日本兵的旋律“喜人”。大众的口味总是谐谑剧。
我们这个地区团,驻在市里,多少是寄身的意思,底下八个县才是真正的家。陇海铁路从八个县的地面穿过,大运河从八个县上穿过,微山湖挨着边,沂河挨着边,黄海也挨着。盛产稻米,有一种稻叫“珍珠球”,还有一种稻叫“天鹅蛋”。也是著名的产麦区,上海民族工商资本最雄厚的荣氏集团,有一项面粉产业,就是从这里进小麦。再是棉花、大豆、花生、芝麻,一层无际的平原作物。县城都展阔堂正,因为不惜地,也因为富庶。是得天独厚,占了北地的宽广,又染了南方的膏腴。地连三省,贸易也很繁荣。我们团下县里演出就要买东西:鸡、鸡蛋、猪头,甚至买一只小山羊,脖上拴了链子牵回来。乡下人都会做买卖,面上谦卑,底下却精明。我们团的人,在鸡蛋摊上买鸡蛋,嘴上数“一对,两对”,手里其实只拾一个,两个,那摊主便顺着念:“三对,四对”,不是奸猾,是看城里人的笑话。那地级市就是排场大,倘没有县里乡下的亲戚,日子其实枯槁得很。这地场,也是孔子儒家的辖下,当年的鲁国,《论语》中说:“子不语怪、力、乱、神”,和这地貌也有关系,荡荡然,浩浩然,煌煌然。可是,剧团这东西,多少有些“怪、力、乱、神”的意思,一人千面,七魂有六魂出窍。所以,说到这分儿上,戏班子又是离经叛道。我们团,缩在城市的犄角边边,有一些像贬黜,有一些像蜷伏,总归进不了正道。这剧团在某种程度确实自成一个小社会。旧戏台子上张贴的上下联:“舞台小世界,世界大舞台”,有一点这个意思,但不全部是。这个小社会并非从大社会上摹写下来,而是自有套路。
我觉得,新式的歌舞,不知不觉地将我们团拉到正统上。比如《雪山上的好门巴》、《采药歌》、《金凤花开》,总是边远的少数民族有了病灾,然后解放军手到病除,于是,满场欢腾,以当地的土风歌舞作素材,加以现代化,在越来越急骤的节奏上达到高潮,猛地煞住,结束。这些歌舞先是由某个省级或军区的文工团创作演出,然后各地文工团蜂拥而至学习。刹那间,大江南北,遍地开花。就这样,我们团再有个性,也挡不住大时代的洪流。可是,在这一统的新式底下,就是有一股子暗流,明眼人和明耳人一下子就能觉出来。比如唢呐的甩腔,总归要离开谱子,绕几个花再回来,味道就不正了,“赖”里面有一种“押昵”。还有眼神,眸子略在眼梢处停留一会儿,有些私心传了出来。到底不成气候,趋向式微。走向新文艺的过程,也是一个除魅的过程,所谓正气浩荡,就是这个气象。
我们驻的这个城,是个古城,追溯历史,直可追到汉代。日后,在这里不停出土的汉砖汉瓦汉墓,就可以证明这个。虽然地处兵家必争之势,几度毁城,地面上的遗迹已无处寻,但在我看来,还是有一些古意。首先,是那条废黄河,它从这个干涸的城市蜿蜒走过,那黄酱酱的水,没多少润泽之意,反而,使这城市更显凋敝。可这不就是古意吗?古意里面总要有一些荒凉。这条黄河,是在第几处改道中撇下这个城,兀自淌去,留这么一截尾巴,标下一个纪年。每年六、七月,七、八日,涨水的季节,河水就溢出岸,漫进两边的人家,这可是上古的水啊!大多的时间里,它是伏在河堰底下,低低地流。其次,是钟鼓楼。这砖砌的塔楼式的钟楼,显见得是近代史上的建筑,可它有一种质朴,就像从很深远的地方传出来。重要的是四周围的街道,宽展展的,很直,由一个又一个“井”字相联接。冬季时,树枝落了叶——钟鼓楼四周的行道树,多是悬铃木,这很现代,可还是有古意——悬铃木落了叶,疏朗地划在高远的浅蓝的天空,就有一些西风长安的整肃。第三,面就大了,藏的也深了,就是街边巷子里的千家院万家院。那院子都立在石头台座上,门两边,有一些还留着小石狮子的残骸。台阶的条石断了,裂纹里长出青苔,寂寂然的。可一旦推进院门,烟火人气,都能砸你个跟头。当院地上,似有无数个炉子在生火,无数人在说话,还有鸡、猫、狗纷纷地跑。你会惊异,汉楚的血脉如此之旺。你看这院里的家什,压饼模子的花样是从汉瓦当上描下来的;煎饼鏊子散发着青铜的光,弄不好是战国的兵器冶炼的;那门锁的钥匙,是齐刀币的款式;近些年的也有,盛鸡蛋的瓷坛上,描的是明代八仙。这是正统的历史,我们团则是野史,轶事,伪书,只能偏居一隅。
到了近代,这城市依照工业与行政的功能,规划成一种四棱四方的模式,因为有一定的体量,倒也不难看。而且,这类建筑素有的肃杀之气与古城的荒漠,在某一个点上正合的。废黄河的南北段上,市政设施从西岸漫到东岸,河上依次修起几座水泥桥,济众桥、庆云桥、解放桥……从这名字看,也看得出时代的更新。有一日晚,我从其中一座桥走过,见有三五人立在桥头。这城市的夜晚,多是冷寂的。走近去看见,地上躺着一个婴儿,裹着一床红被子,桥头上的路灯,将婴儿的脸照得很白。他,或者是她,不哭不闹,一双眼睛安静地看着天,一下,又一下地眨着。一个女人说:这孩子要死了!不知她下这判断何根何由,看她的年纪和身形,是生养和哺育过的样子,一定有经验。就这样,我们看着一个婴儿死去,竟如此镇静,那婴儿的目光深邃得,似乎穿越了千年万代。它的红被子让我想起传说中的小红孩,这一个会不会是那一个的转世投胎,如今,又要回去了。从西跨过桥向东,走上通衢大道复兴路,走到人声鼎沸的火车站,我们团就蜗居在车站后头的小马路上,罩在车站的不夜天里边。
这枢纽大站,灯光日夜通明,就像照妖镜,也是除魅的。我们这团啊,连底都要尽上来了。空气里都是人声嘈嘈,汽笛,广播,穿透过来,作了众声之领,横霸天下。还有车轮撞击轨道的叱咔,是从地底过去的,这就是社会进步的力量,摧枯拉朽,一往无前。我们团那么点残渣余孽,不知给抖落到哪个犄角里去了。那小破院子里,闹的不是鬼,是臭虫跳蚤;佳人才子做的不是春梦,而是——一日早晨,当年的生角忧郁地蹲在练功房地板上,昨夜梦见一条蛇蜕,挂在晾衣架上,不知道兆的什么,是不是春梦的臭皮囊;情事也不怎么流行了,流行的是疟疾,一个接一个地发寒发热,床颤得格格响;人发懵都晚了,十六七岁的孩子家,说小不小,说大不大,学徒出了师,拿一副扑克牌卜婚嫁,黑桃K是男追女,红桃Q则是女迫男,卜到钱财这一项,一翻牌是个方片六,就说嫁的是义务兵,月津贴六块钱——还是有几分俏皮,藏着些儿风流。剧团里的人,本是站在奈何桥上,一会儿做鬼,一会儿还阳,一夜一轮回,现在,古戏不演了,旧调门不唱了,好像没了前生,都是今世。不过,要是你来化妆间,嗅一嗅那气味,脂粉香和着体臭,就走进了历史拖尾的影里面,那空气中的屑屑粒粒,迎了光看得出毛头,长了翅羽似的,是成百上千年,层层叠叠的画皮,抖落出来的蠹鱼。
王安忆,女,福建同安人。曾在安徽农村插队,1972年考入徐州地区文工团,1978年任上海《儿童时代》编辑,1980年入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学习,1976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69届毕业生》、《黄河故道》、《流水三十章》、《米妮》、《长恨歌》,中短篇小说集《雨,沙沙沙》、《流逝》、《海上繁华梦》、《王安忆中短篇小说集》、《本次列车终点》、《小鲍庄》、《小城之恋》、《叔叔的故事》等。短篇小说《民工刘建华》、《世家》获本刊第十、十一后百花奖。现在上海市作协任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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