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清晨四点，半个苍白的月亮，坠在旷野西南的天空。

        锄草的队伍刚要出发，祝排长朝我走过来，在我肩膀上狠狠拍一下，说：你，会捞桶吧？

        什么桶啊？

        桶就是桶呗，你管是个啥桶！

        上哪儿捞？井里啊，当然是水井。他指了指连队西边的菜地。

        我……我支吾起来。

        你小子甭给我装蒜！我知道你会捞桶。他狡黠地笑了。

        你怎么知道我会捞桶啊？

        嘿嘿，你也就这点儿本事，还不给咱露一手！

        我惶惶然，有一种被人出卖的感觉。在这个百十人的连队，看来没有人能够拥有并保存自己的秘密。我的脑子里飞快地搜索着初中同学们的名字——曾经，在那个一千多公里之外的南方城市的一所中学，有谁谁谁可能曾经见过我从井里捞桶，然后潜入了这个连队……但这样的努力是徒劳的，就像站在井沿望下去，妄想一眼能看见井底有没有桶一样。

        我对祝排说：这儿的井，不是我们那儿的井。

        祝排点点头：这儿的桶，也不是你们那儿的桶。

        我又说：捞桶需要工具，懂吗？比如长长的竹竿，你有吗？

        祝排回答：你咋知道我没有？

        我再问：还有钩子，绳子，还有手艺和工夫……

        你有完没完啊你！祝排终于不耐烦了。让你捞个桶咋那么多废话啊？你没看天旱成这样，菜地从早到晚浇水，正是用桶的时候，那些水桶一个接一个都跳到井里去罢工了，再不把它们揪上来，咱菜园排真就一只桶都没了……

        祝排是菜排的排长，佳木斯知青，偏胖，性格执拗而暴躁，被我们这些南方知青简称竹排。连队有个哈尔滨女知青罗娜，长得有点像二毛子，发音不准，一口一个“猪排”地叫他，硬是把大伙儿都拐带成了猪排。罗娜后来病退回城后，我们才勉强恢复了祝排的正常发音。

        我知道自己不能再说不会捞桶了。不会捞桶日后就别想再找祝排请假了。问题在于我确实会捞桶。况且，此刻我的手心已经开始发热，像有一条条小虫子在蠕动，一阵阵发痒。

        祝排说：那好，跟我走！

        一路上我闷着头不说话，苦思苦想究竟是谁向祝排告的密。我步履沉沉心事重重，对于北大荒这儿的水井，我其实一无所知。是否能把水桶捞上来，确实一点儿把握都没有。况且，此井非彼井，此桶非彼桶，时间地点都改变了，就连我的手，原先写字，现在握锄，好像也不是原来的那一双手了。

        没来北大荒之前，少年时代的我，生活在一个多井的城市。那个城市的每一条小巷里，差不多走上几百步就会遇见一眼水井。井里的水，又清又满，可以当镜子用的；要是连下几场大雨，水位升上来，伸手就可以够到水面。拿一只搪瓷缸，扑在井沿上，伸长胳膊，把头探到井里去，就可以把水舀上来。当然，假如水舀不上来，人就不见了。这样的事情是有过的。所以，那里的人们一般还是用吊桶打水，小小的一只铁皮吊桶，口子也就篮球那么大，一根很短的绳子，也就是做做样子罢了，把绳子放下去，一会儿就把满满一桶水吊上来了。不过，也许是因为绳子太短的缘故，稍稍不当心，绳子就会从手心里滑脱，那只桶就无声无息地沉到水里去了，连个水花儿都不起。由于绳子一天到晚都是湿的，你看不见它的哪一截其实已经烂掉了，等到桶里的水满了，一桶水的重量都集合在绳子上，绳子就吃不消了，它一生气，就把一桶水都送回到井里去了。这样，小巷里三天两头就有人趴在井台上，用一根长竹竿，绑上一只铁钩子，伸到井里去，一圈一圈来来回回上上下下地搅动，就像掏粪工人一样。假如有人来打水了，捞桶的人就歇一歇，打水的人埋怨着井水被搅浑了，只好拎着一桶浑水走，捞桶的人等打水的人走了，歇一歇再接着捞。只要有耐心，吊桶总是有捞起来的时候。桶捞上来了，捞桶的人就拎着一桶水回家了。好像一个西瓜，用绳套浸在井水里冰了一冰，就要拿回家去杀了吃，没有什么稀奇的。

        只要遇上有人捞桶，每次我都会站在旁边看。我觉得捞桶是一件让人着迷的事情。尤其是吊桶出水的那一刻，很像数学方程式的解题答案，最终要有一个对错。因为谁也不知道捞上来的桶，是不是刚才掉下去的那一只。仅仅这样的一个问题，井水就变得深不可测。再说，吊桶磕磕绊绊地从井壁上被拖上来，桶沿上多半挂着几丝青苔，还有坠落在井底下多年的抹布绳头和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吊桶披头散发地出水，很像一个绿毛水怪，激起我的无限想象，这才是捞桶最吸引我的原因。

        上了中学以后，我开始把童年观看捞桶的丰富经验，直接运用于实践。我常常指挥大家从井里打水，给校园后院的生物试验田打水浇园、或是清洗教室地板。为此我还用班上卖废品的钱，专门买了两只铁皮吊桶。但是没过三天，那些女生就把吊桶弄到井里去了。其实这正是我期待发生的事情，这样我就有了充分的理由和机会，把吊桶从井里准确无误地捞上来。伴随着女生们的尖叫和欢呼，一次次捞上来再掉下去，掉下去再捞上来；我甚至怀疑自己把吊桶捞上来的目的，好像就是为了让她们再次把它沉到水里去。初中三年，我都是班上的劳动委员，关于捞桶这个活计，我已经是个老把式了。我擅长捞桶的名声远播，常常有邻班的同学及高年级的同学甚至老师，来求我帮他们捞桶。那三年中，我从不参加其他的体育活动，我的个头矮小但胸肌强健，尤其是胳膊粗壮、臂力腕力过人，写字的时候，稍一用力就会把作业簿的纸戳破。

        毕业离校的那天我惆怅失落，我将从此告别校园的水井，告别我中学时代的玩具——那两只在井里沉浮三年的铁皮吊桶，早已千疮百孔，一只桶底如同漏斗一样水流四射，另一只生锈的桶壁凹凸不平，像一个恐怖的鬼脸面具。那一天我亲手将它们慢慢放入井中，绳子轻轻一甩，它们侧过头来看了我一眼，张开大嘴一口把井水吸满。我松开了手上的绳子，它们犹如两个垂死的男女，在水面上荡出一圈涟漪，然后，一前一后迅速沉没。

        我毅然决定去一个没有水井的地方，我知道自己若是选择了江南农村，将继续沉迷于水井和水桶，挣下的工分恐怕还不够买水桶的。在我孤陋寡闻的想象中，冰天雪地的北大荒，冬季化冰融雪、煮饭洗衣，夏天开化的河水流过田野，定然是不需要水井的。

        但是我错了，十九岁那年我竟然不知道世界上只要有人的地方，都会有井，甚至在沙漠里还有地下坎儿井。我到达北大荒的时候正是夏季，从拖拉机上满面尘土地跳下来的时候，我一眼就看见了一棵大柳树，立在连队宿舍区的中心位置，柳树下有一口用砖头围砌的圆台，高出地面一截。我倒抽一口凉气，凭直觉就明白了：那是一口井。

        果然有人站在井台上，手里吃力地摇着一个弯曲的铁把。我的眼睛死死盯着那个打水的人，我看见了那个把儿转动起来的时候，一只盛满水的铁皮水桶就升上来了，水桶高度齐膝，桶口有脸盆大小，与江南小吊桶一比，可谓硕大。那人把井水分别倒在旁边空地上一只只肮脏的脸盆里，祝排就在这时候第一次出现，大声招呼我们洗脸。

        后来我知道了那叫辘轳把，绳子一圈一圈、吱吱呀呀地绕在一个木头的转轴上，摇上好一会儿，水桶才露头。水桶的铁环上系着绳子，我很快学会了当地人叫做“猪蹄扣”的那种系法，能用别人无法企及的速度，飞快地把桶换上。其实，我心里却时常在暗中期待着某一只幸运的水桶，在某人手里突然溺水而亡。

        再后来我还知道了更多关于井的事情：北大荒农场的连队食堂，一般都会在厨房里安装压水井，压水井不畏严寒，可保证冬季的饮用水。这种所谓的井，只有一根粗铁管通往几十米深的地下，打水时用尽全身力气，一下一下地按压，水就一下一下地喷出来，把水桶放在地上接着就行了，水桶是绝对不会掉进井里去的。也就是说，压水井和水桶之间，并没有任何吞没与被吞没的可能，只有施与和承受的关系，所以那种压水井根本不在我的视线之内。我还见过附近老乡用的一种藤条水桶，是用山里的藤条一圈一圈编成的，藤条在水里泡得发胀，把缝隙都胀满了，又轻又结实，滴水不漏，固定在辘轳把上，专门用来从井里提水，水桶就不会掉到井里去了。我对于这种藤条水桶，是没有什么好感的。

        再再后来我明白了，我们这样的知青农场，关于井的麻烦是很多的：那些从哈尔滨来的知青，没有几个人懂得水井的奥妙，而浙江上海知青对于摆弄北方的水桶，更是笨拙无知。反正水桶都是公家的，多一只少一只没人在乎。因而，无论冬夏，水桶总是三天两头争先恐后地往井里跳，水桶永远是不够用的。经过反复侦查，我发现，除了连队宿舍的那一小块高地，周围大多数地号都是低洼地改造的农田，几乎所有浇地用的土水井，水位都相对偏高。这就意味着，总有一天会有人想起来那些不算深的井里窝藏的水桶，并企图把它们打捞上来。这对于我来说是危险的诱惑。因此，我自从到达这块辽阔的黑土地，对于自己捞桶的一手绝活，始终小心翼翼地深藏不露。

        然而我还是这么快就被“暴露”了。我说不清楚自己究竟是紧张还是兴奋。

        祝排带我走到菜地的尽头。那一大片被匆匆开垦的洼地里，种着一垄一垄的大葱、一畦一畦的菠菜、一片一片的水萝卜，黄绿色的叶子发蔫，无精打采地耷拉着。在菜叶和黑色的土地中央，露出一个土洞，仅用砖头草草地围了一圈算作井沿，略略高出地面。井台四边放着几块垫脚用的草垫子，垫子是用高粱秆编的，一脚踩上去，咕咕地冒出些湿印子。我往土洞里探头看了一眼，四壁黑黢黢的，只在底部闪过一星半点的亮。

        我暗暗松了口气。说：这也叫个井么？

        祝排说：不是井是个啥？整个菜排的水桶，都在里头了。

        我当然知道这是一口浇地用的水井——井壁用一层层秫秸围起来，代替了砖头或石头，底大口小，打上来的水浑浊可疑。在我看来，根本不能算作一口真正的井。

        此刻我尽管对面前这口土井充满了不屑，我的眼睛却已经像两只空空的水桶，急慌慌往井里扎下去。我粗粗估算了井的深度，从地面到井底，至少应该在5—6米以上。

        我说：拿什么捞哇？你想让我跳井呀？

        身后无人应答，回头看，只见一道长长的黑影，在阳光下如一把长剑朝我劈来。祝排气喘吁吁地托着一根雪白细长的木杆跑来，像撑竿运动员一般划破蓝天，落在我脚下。那当然不是竹竿，而是一根异常直挺、修长的白桦树杆子，它仅有锄头把粗细，长度却至少有五米以上，握在手里恰到好处。我没有想到，在北大荒原来是可以用桦木杆子来代替竹竿的。看来祝排真是费了不少力气，才能从十几里地外水库边的树林里，找到如此细长笔直的桦木杆。那根桦木杆上的小枝桠都已被砍磨掉了，杆子一头粗一头细，茬口露出崭新而潮湿的碎木；木杆的细头，拴着一只打磨得十分精巧的铁钩，并用铁丝绑得严丝合缝，无比结实。

        一切准备工作都无可挑剔。我别无退路。面对如此精心准备的打捞工具，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被绑架、或是把武器硬塞到你怀里、被迫上战场的人。那个瞬间我脑子里跳过一个问号，我不知道这个祝排长对捞桶这个事，为何如此上心？

        在一个凉风习习的上午，我就这样重操旧业，在一口土井边开始捞桶了。

        细长的木杆被高高举起，然后笨重地一点点地朝井下探去。以前握惯了轻滑的竹竿，便觉得这木杆有些发沉，不那么顺手。渐渐地，似有水气从温暖的木杆上传导过来，我仅仅凭着手掌的感觉，就知道钩子是否已经接触到了水面，然后没入水下，探到水底。我必须灵活地操纵木杆，让它在我的手掌里自由旋转；稍顷，从木杆的纹路里，传来铁器互相碰击的细微声响，我欣喜若狂——水底果然有桶，钩子已经遇到了它的同类；我的脚跟离地、身子凌空，像一只停在悬崖上的老鹰，饥饿地俯瞰着大地；钩子在幽暗的井底触寻水桶的铁环，稳稳地钩住它，再把钩子移动到铁环的中部，使它的力量能够平衡；那个时刻就像鹰爪猛然捕获了它的猎物，必须死死抓紧不放，然后换手，一把接一把地“捣腾”；水桶死沉，全靠胳膊上的力气，才能将木杆一点点垂直地提升上来，就像一台人力升降机。我憋住了呼吸，一口气都不能换错。木杆露出地面的部分越来越长，斜着搭靠在我的肩膀上。有一双胖乎乎的手伸过来帮忙，他使的力气之大之猛，几乎要把我推到井里去。祝排，我喊道，你松手！我憋红了脸。他退了几步，天下的重任都让给我一人扛着了。我的脸憋到紫涨，井口终于出现了一只沾满泥浆的水桶，直筒筒圆乎乎的一个浑物，它被轻轻放在干裂的地面上，像一个丑陋的海底魔怪，水花四溅，白沫飞舞，似乎马上会醒过来咬人一口。

        喏，桶！我说，呼出一口长气。

        祝排嗯一声，围着那只桶转了一圈，又用脚尖踢了那桶一脚，脸上并没有露出我所期待的喜悦或惊讶，甚至掠过了一丝失望的神色。

        接着捞！再捞！肯定还有！他说，语气不容抗拒。

        那会儿我忽然觉得这口土井有点像一个秘密水下仓库，藏着祝排需要的东西。

        我的情绪很快被激发起来，继续操纵木杆，用钩子进行探测。你想，井里什么都看不见的，全靠你握着杆子的手，在黑暗中摸索，眼睛就等于长在手心里了。况且水是有浮力的，你手上的力气要把浮力按下去，再从浮力中升起来。当然，我的技艺娴熟、手指灵活，经过一年多的劳动锻炼，我的胳膊更加有劲。钩子从水下传来沉闷的撞击声，应该承认祝排说得不错，井下确实有桶，而且不止一只。但能否用钩子准确地钩住桶上的铁环，就看捞桶人的手艺了。我决定把自己的绝招使出来，不是为了讨好祝排，也不是为了拯救那些沉沦的水桶，而是技痒难熬。我知道，如果实在套不住桶上的铁环（已经损坏脱落），可以用钩子寻找桶沿两侧那个方形铁片上的圆洞，这可是高难度的技术。只要准确地钩住了圆洞，就等于钩住了那只桶的鼻孔，穿透鼻孔，等于控制了整个脑袋。然后用臂力和耐力，将这颗被绞下的脑袋一寸寸提起。当桦木杆倾斜到无法支撑的时候，那些盛满了浑水的水桶，就会像一件件出土文物，从黑暗的井下无可奈何地显形，然后湿淋淋地坠于杆头。

        那天上午，我久已荒疏的技艺竟然超常发挥，手中的木杆像一根魔杖，蛇一般柔软地扭动，不停地上下游窜。

        干涸的地面上，已经摆满了一长溜铁皮水桶。阳光刺眼，铁皮水桶上黑色的泥浆很快被晒出一层硬壳，裂开一缕缕闪电般的花纹。像七只从泥坑里爬上来的小猪。

        我说：祝排长，不说海枯石烂，也差不多快把井底掏干了。

        祝排蹲在地上，目光在那些水桶上移过来又移过去。他已经数了一遍又一遍，任他怎么数，七只水桶还是七只水桶。奇怪的是，对于如此辉煌的战绩，他非但丝毫没有感到兴奋，反而显得更为失望。

        就这些了？真的全捞上来了？他问。

        还嫌少啊？排长，这七只桶，可够咱排抵挡一阵儿的了！

        不对，应该还有一只。

        还有一只？在哪呢？你要不信，咱再掏一遍？我胳膊的肌肉开始抽搐了。

        他站起来，抓起杆子往井沿走去，然后把杆子戳到井里，小心翼翼地捅下去，模仿着我的手势，一下一下地够。他的模样不像是在捞桶，倒像是捣蒜，井底如果有蛙或是蚌，全都得让他给捻碎了。他就这样忙碌了很久，衣裳的后背都湿了，而他的脸色越来越阴沉，眼神越来越焦躁，下手越来越盲目，像在对着空气作战。此刻的祝排，整个就是一只捞月的猴子，我脸上露出了不屑的神色。这一刻我才恍然大悟，刚才捞上来的那些桶，全都不是他真正想要捞的那一只。

        他终于筋疲力尽地停止了动作，扔掉了木杆，抱着自己的脑袋，在七只水桶前重新蹲下来。过了一会儿，他伸出手去抠其中一只水桶上的泥巴，然后捡起一根树枝，磨蹭着水桶的铁皮。桶身露出了黄褐色的锈斑，在阳光下像长满了癣的牛皮。

        “畏得罗”是不会生锈的。他自言自语。

        “畏得罗”？哪个“畏得罗”？

        就是那只白铁皮的小桶嘛，你不记得了么？

        不记得了。

        我说不记得是在装糊涂。就在祝排说出“畏得罗”那三个字的瞬间，我面前的他，脑袋已经变成了一只银白色的水桶——那是一种白铁皮制的小桶，底小口大，形状呈倒三角。桶口镶着精致的圆边，桶身的中部和接近底部之处，还凸起两圈装饰性的滚条。看上去不像一只水桶，倒像是一件炊具。“畏得罗”的桶环也是白铁的，中间嵌着一截光滑的木条，提着不磨手，拎起来轻巧极了。若是把它同我们连队那种黑糊糊、沉甸甸的直筒式水桶一比，犹如一个娜塔莎和一个李逵站在一起，时光就错乱了。我们的铁桶就不能叫个桶，而是一只水坑或是一口铁锅……

        需要说明一下：白铁皮桶是一种苏式水桶，汉语译音“畏得罗”。

        渐渐地，那只“畏得罗”从我的眼前清晰地浮现出来。它被高个儿的罗娜提在手里，随着她的头发甩啊甩的，罗娜拎着浅浅的一桶水，走下井台，穿过杨树林，走在连队宿舍前的砂石路上，快乐得像在城里逛街。去年夏季，那只桶不知怎么曾经出现在祝排的手里，桶里装满了成熟的西红柿，一粒粒玛瑙似的血红，放在罗娜的宿舍窗台上；后来我又亲眼看见罗娜拎着那只桶，桶里装着洗干净的湿衣服，放在祝排的宿舍窗台上。深秋的一个星期天，“畏得罗”盛满了刚收获的新鲜土豆，祝排招呼我们一起到场院的土坑去烤土豆吃，罗娜带了一包碾成细末的盐，教我们小心地用土豆蘸着盐吃。冬天来了，一个下大雪的日子，我曾在风雪中迎面看见一只小桶在移动，走近了，只见两只没有戴手套的手，冻得通红，一只大手在下，一只小手在上，几乎叠在一起，紧紧握着那只“畏得罗”的木头桶把。假如手掌有汗，那两只手就会一起被冻在桶把上了。我抬头，看见了祝排和罗娜，他们抬着一桶新雪在走，雪堆高出了桶沿，桶里尖尖的白雪顶，多么像我垂涎欲滴而遥远的童年梦中，那一支奶油冰激凌……

        融雪时节，罗娜回了哈尔滨。罗娜走后，我从此再没有见过那只“畏得罗”。

        我终于缓过神，大声问祝排：噢，那只“畏得罗”，原来一直藏在这口土井里？你怎么不早说？

        祝排飞起一脚，踢得那只笨重的铁桶咣当一声响。你说啥呢？二百五！他瞪着我：那只“畏得罗”一直都在我的箱子里。它是大前天晚上掉进去的，刚掉进去没几天！明白不？

        我实在是不明白，接着二百五：好好的干啥把它从箱子里弄井里去啊你？

        祝排的神情恍惚起来：五天前，晚上我做了个梦，罗娜对我说，“畏得罗”是要用的，不用就废了。醒来后，一整天我就想着她这句话，到了晚上，我把“畏得罗”拿出来，到这没人来的土井边打水。两年前我第一次见到罗娜，就是在“畏得罗”里，那会儿她正对着桶里的井水照镜子，我从旁边走过，看见她长长的眼睫毛一闪一闪，像一根根小鱼在桶里游着，我永远都忘不了哩。大前天晚上，月亮正圆，我用“畏得罗”从井里打了满满一桶水，月光照在水面上，可桶里只有一个月亮，怎么看都看不到她的影子了。后来我把水倒了，重又去打，一甩绳，桶就不见了……

        我听得后背发凉，疑惑地说：这么说，“畏得罗”应该就在这口井里啊。

        说的是呢！他咬着牙。第二天，我请了假，去找捞桶的木杆，刚把钩子什么都准备好，偏偏连长通知我到场部去开会，这就耽误了两天。我琢磨着，这三天之内……是不是有别处的人……把“畏得罗”捞走了呢？他显得迟疑不决。

        我连连摇头。我觉得他简直是痴人说梦。这几天我根本就没听说有谁捞到过桶。再说，整个连队甚至方圆几十里外的连队，除了我之外，还有谁会捞桶呢？

        从目前的情况看来，“畏得罗”已经不在这口井里，那么……祝排朝我比划着手势，像在分析布置破获某个重大案情。那么，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被邻近连队的人趁机捞走了……他开始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中。你想想，各个连队都在抗旱，都急需水桶，而农场的物资和资金都这么缺，上哪儿去买水桶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井里的桶，捞上来，不捞白不捞！

        我打断他：那为什么我一口气从井里捞上来七只桶呢？照你的说法，这口井里的水桶，早该让人捞没了。

        祝排略一沉思，答道：因为“畏得罗”是前几天掉下去的，肯定掉在最上面，所以，那些企图偷桶的人，一捞就先捞到了“畏得罗”。

        我一时语塞，似乎难以驳斥他这个推断。愣了一会儿，问道：既然这样，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话刚出口我就后悔了，我预感到一个浩大的寻桶工程即将展开。

        祝排连想都没想，挥挥手说：找呗。到附近的连队去找。是个桶，人家就得用吧，我认识我的“畏得罗”，谁也别想把它眯了。哼！

        以后的几周内，我和祝排找出种种借口，或请病假或利用公休或假公济私，到周边地区的场院、大车队、老乡屯子等有人迹的地方，去寻访那只曾经映照过罗娜眼睫毛的“畏得罗”。祝排苦苦寻找“畏得罗”的原因已经不言而喻，我和他心照不宣。我之所以愿意跟随他去干这种徒劳的勾当，是因为我暗藏了自己的一份私心。我狠批私心一闪念，念头却越来越猛烈——我竟然比少年时代更加热爱捞桶，并且，这种热爱既没有目标也没有理由。

        几天后，我们像野狗一样四处游荡、像大海捞针一样遥遥无期的这种寻找，始终毫无进展。祝排变得垂头丧气，我于是决定将自己的私心不失时机地发扬光大。

        我说：祝排你知道为什么找不到你的“畏得罗”吗？

        祝排的眼神像一只长嘴蚊子，狠盯在我脸上。

        我估计，“畏得罗”已经被那些偷桶的人，又一次掉到井里去了。它肯定待在某一个井里，我保证，它躲在井底呢，所以我们找不到它。

        祝排的嘴歪了，张大着，像一只砸扁的桶。半晌，他跳起来，拽着我就往回跑。他气喘吁吁地说：走，回去拿木杆子，捞桶！你他妈的咋不早想起来呢，我把那些井都给它掏干了！

        那个夏季，附近的连队、场院、大车班、村屯，出现了两个抬着一根长木杆的年轻人。我们对外声称是知青义务淘井小组，尽管这根本不是淘井的季节，却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欢迎。因为我们从每一个井里都捞出了生锈的或是没来得及生锈的水桶。然后只是不经意地打量一眼，就慷慨地完璧归赵。每只桶在捞上来的时候，都装满了水，我们顶多只是掬一口凉水喝。其余的水都免费奉送了。在留下水桶的同时，我们得到了那么多由衷的感谢，偶尔还有煮熟的青苞米和煮鸡蛋。但那都不是祝排想要的。我们废寝忘食地走村串屯，记工簿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旷工记号。有人当面警告我们，说祝排的排长已经当到了头。而祝排轻蔑地回答说，排长算个屁呀！我觉得祝排基本上已经陷入了疯狂的状态，无论那块地号在多么远的地平线方向，只要那儿有水井，祝排就会勇往直前。我们的钩子已经换了好几个，桦木杆子变得无比光滑。我们从各种水井里捞出来的水桶，已经能以二位数统计。隔三差五，总有失踪多年的水桶，在一片惊呼声中冉冉升空。那些日子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有那么多公家的水桶，悠然躲藏在幽暗的水井中，如果没有我（当然也包括祝排），它们根本没有希望重见天日。最可气的是在二连捞桶，捞上来一只崭新的铁桶，桶壁上写着“三连”的字样。祝排说肯定是分场大会战的时候掉下去的。那几个看着我们捞桶的知青，当场就把“三连”的“三”字刮去了一道，变成了“二连”，然后欢天喜地地抱着桶走了。

        在持续多日的欢庆气氛中，祝排的圆脸已经瘦成了一粒瓜子儿。但是，随着原野上的风一日日寒冷，那只“畏得罗”仍然没有出现，就连一丝踪影都没有。

        寒风吹灭了我一夏天膨胀的激情，过足了捞桶之瘾，我开始产生了厌烦情绪，变得有些憎恨捞桶了。我原本就不是因为喜欢水桶而捞桶，我喜欢的只是捞桶这件事情。说到底，那只“畏得罗”能不能捞上来，与我有何相干？

        那一天“收工”的时候，祝排哑着嗓子对我说：我想来想去，觉得还是这根木杆不够长，够不着更深的井。你明天跟我去水库那边，我要选几根桦木杆子，把它们连成一根十几米长的杆子……

        他的眼窝深深地陷下去，眼皮神经质地一跳一跳，我觉得他差不多是已经疯了。

        我说：压根儿不是这么回事！

        祝排紧蹙着眉头问：那你说，那个“畏得罗”，它到底会在哪儿呢？

        他紧接着自问自答：依我看，它还是应该在我们菜地的那口井里。

        我有些生气地说：那口井，就差没有掘地三尺了。你要是不信我，那你自己爬到井里去看看好了，你自己下去找一找，才会死心吧。

        祝排怪异地看了我一眼，然后默不作声地把木杆子扛在了肩上。

        如果我当时能知道自己这句随意脱口的戏言，竟然会产生如此严重的灾难性后果，打死我也不会那样说的。

        但是我已经覆水难收。十九岁那年我懵懂无知。我不知道一只白铁皮的水桶，对于我和祝排，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我捞桶仅仅只是为了捞桶，而对于祝排，那只轻盈精巧的“畏得罗”，却是他二十一岁人生中最珍贵的一点念想和回忆。

        那个冬天，祝排失踪了。大多数人都以为祝排被撤职后，一气之下回了佳木斯探亲猫冬。我与祝排并非至交，只是一个捞桶的临时伙伴，所以也无处打听祝排的去向。

        第二年春天化了冻，菜地开始松土浇水栽秧，有人报告说井里好像是塌方了，堵得水桶下不去。连长请了淘井队的人来，鼓捣来鼓捣去，从井底拽上个裹满稀浆的泥坨。泥坨分明是个人形，像一具出土的兵马俑，激发起人们的激情和想象，菜排所有的人都闻讯拥到菜地去看热闹。那个时刻我在场，我的眼睛被泥浆糊满，眼前一片漆黑；泥水渗入了我的眼角，刺痛了我的眼球；一种不祥的预感，使得我浑身肌肉都开始绷紧。人形上的一层泥壳在阳光下炸裂了，露出我熟悉的衣角。他蜷着双腿，像是要尽量缩小自己微胖的身体。有人用沾湿的破布，小心揩去了他脸上的泥灰。经过一冬的冷冻，他的面孔像冰块一样光滑，泡胀的眉眼，如同弯月般笑意盈盈，让人毛骨悚然。他的一双手僵硬地向前伸着，手指犹如鸡爪一般弯曲，指甲缝里塞满了泥浆……

        没有人知道祝排为什么会在这儿；更不会有人相信，祝排竟然是为了搜寻那只“畏得罗”而亲自钻入了井底。

        那天日落时分，我去了井边，湿印已经干透，草垫四周只剩下一些散碎的土坷垃。

        我轻轻抓起一粒干土，在手心长久地碾磨。灰褐色的粉末从我的指缝里一点点撒落，被微风吹散，消失在刚刚返青的旷野里。我低头说：祝排，我知道你为什么惦记那只桶，但我仍然不明白你为什么要亲自下井去摸桶？看来你还是不相信我捞桶的手艺，你以为是我疏忽或是错过了那只“畏得罗”，你真是走火入魔了呀你……

        后来的很多年中，我始终在反复琢磨这件事情：如果“畏得罗”真的掉进了那口井里，凭我的手艺，不可能捞不上来的。那么这只“畏得罗”究竟到哪里去了呢？这个问题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我一遍又一遍地回忆每一个捞桶的细节，答案却是越来越模糊不清。有那么一刻，我突然问自己：有谁真正见过祝排珍藏在箱子里的“畏得罗”呢？罗娜是否确实把“畏得罗”留给了祝排？那究竟是祝排的心愿还是幻觉？祝排难道真的曾经拥有“畏得罗”，并且准确地把它掉进了这口井里吗？如果“畏得罗”压根儿从来就没有在那口井里，祝排以命相托的打捞又是为了什么？我被自己的这个问题吓了一大跳，浑身的汗毛一根一根地竖了起来。

        祝排——猪排——竹排，究竟哪一个称呼，才是真正属于他自己的呢？

        我发誓从此再不捞桶。当然，我的誓言有一点自作多情——七十年代末我回城后，那个故乡城市的水井，在二十年中一口一口地被填埋了。铁皮吊桶没有掉到井里去，却自己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就像那只“畏得罗”，失踪得十分诡秘而蹊跷。如今这个城市没有水井，没有铁桶，也不会再有幻觉。我的不良嗜好就这样从此彻底戒掉了。

        但我想念祝排。如果能够遇见罗娜，我会告诉她后来发生的事情。然而三十多年过去，我从未得到罗娜的消息。有一次我途经罗娜生活的那个城市，在街上闲逛。车流如注，人浪似海，令我眩晕。在这片喧嚣的汪洋中，我何以觅捞“畏得罗”呢？

        张抗抗，女，浙江杭州人，1969年赴北大荒上山下乡，1972年开始发表作品，1977年考入黑龙江省艺术学校编剧专业，1979年调入黑龙江省作协从事专业创作。已发表小说、散文五百余万字，出版各类文学专集五十余种。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第二届全国鲁迅文学奖”、“全国首届女性文学创作奖”、“庄重文文学奖”，多次获“东北文学奖”、“黑龙江省文艺大奖”、“精品工程奖”、“德艺双馨奖”以及多种报刊杂志奖。多部作品被译成英、法、德、日、俄文并在海外出版。现任黑龙江省作协副主席，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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