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偶然路过城市当中的某个地方，你就会想起年轻时的一些事。这是不是别一种脆弱呢？

        哈尔滨的兆麟街是我三十多岁时经常去的地方。那条街在市政府的东侧，是一条百年老街。街的中央是一条狭长的、与街同行的街心公园，公园里有供市民休息的长椅，并种满了紫丁香，非常有情调。我当时在市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给领导开小车，而那辆小车就经常停泊在兆麟街旁的树荫下。没事的时候，我就待在车里看书或者睡觉，领导一要出去开会，或者吃饭，我马上坐直了，开车走。

        先前，在这条街上还住着我的文学启蒙老师王先生。那大约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事情了，是我的朋友韩大年兄引见我认识的这位王先生。当时，他们同在兆麟街东面的第一中学教书。王先生在旧社会曾是哈尔滨《小说月报》的主笔。一九五七年反右时，因为他的那篇随笔《我漫步在兆麟大街上》，成了哈尔滨的第一个右派。七十年代末，我经常拿着习作去那间只有七八平方米的小屋向他请教。令我汗颜的是，经过他的修改，我才知道我的文字基础居然很差。他见了我的面，只有一句话：“我看了，还行。”然后，就再也没话了。一师一生，两个人就那么尴尬地坐着。待到我就要起身告辞时，他仍旧是一句话。“你走啊？来吧。”走到兆麟街上，我慌慌地拿出取回的手稿一看，竟然满篇都是修改的红颜色，真是让人无地自容啊。

        挨着先生住处的那个灰色的旧楼，也是我经常去的地方。住在二楼上的一对中年夫妇是我很好的朋友。在他们那里我完全变了一个人，夸夸其谈，满嘴的笑话。我是他们一家大人孩子最受欢迎的客人之一。当然还有一些有趣的朋友，我们经常在这一对好客的夫妇家里聚会，甚至在一块儿过年。

        逝者如斯，只要经过这幢灰色的小楼时，物是人非，心里总有一丝隐隐的痛。

        依次下去的那幢灰色的旧楼，便是李兆麟将军的被害地了。

        我是偶然去这幢楼的。当时我在一家工厂开卡车，给工厂食堂拉秋菜的时候，我从生产队多搞了一些大白菜，给一个当临时工的小孙送去。我很喜欢这个小伙子，他篮球打得非常好，他就住在这幢楼里。我们两个往楼上扛白菜的时候，小孙气喘吁吁地跟我说，李大爷就在这家人的屋子里被害死的。

        我问，哪个李大爷？

        小孙说，李兆麟哪。你没看楼外头的山墙上写着“李兆麟将军被害地”几个字吗？有了这几个字，小偷都不在我们这个楼偷东西了，上别的几个楼借去。嘻。

        我问，这间屋子现在还住着人家吗？没空着搞个展室什么的？

        他说，没有。自打解放以后就一直住人。主要是咱们住房紧张。你没看见连走廊、过道，都是酸菜缸、煤球炉吗？有的家因为地方小还得搭吊铺睡呢。没招儿。

        进了他的家，放下大白菜后，关于李兆麟将军具体是怎么被害的，小孙给我做了一番示范。这种行为在央视别称之为“情景再现”。

        ——我感觉这个小伙子似乎经常给外来客人表演这么一段“情景再现”。

        那李兆麟被害之前谁住在这里？

        他说，是国民党滨讧组的一个特务，叫孙海靖。

        我问，男的女的？

        男的。

        我说，不对呀，杀害李兆麟的不是一个女特务吗？

        他说，是一个女特务，叫孙格玲，二毛子，两合水儿，二串子。

        我说，两人都姓孙，是一家人吗？

        他说，不是一家人，就是巧合。我还姓孙呢，跟他们啥关系也没有。

        我“庄重”地说，不一定吧？

        两个人都笑了。

        后来，我查阅了一下当地的党史资料，更进一步地了解到了李兆麟将军被害前的一些情况。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哈尔滨光复之后，国民党军统特务张勃生在哈尔滨秘密组建了军统局滨江局。这是一九四五年九月份的事情。为此，我查了一下九月份的天气情况。当年的哈尔滨已经是满地落叶了。好像比现在的哈尔滨早冷一个月。当时，张勃生在哈尔滨一共网罗了差不多一百多个人，专门从事暗杀活动。资料上说：“是一支暗杀、收集情报、建立军队的别动队……下设情报科、总务科、通讯科、人事科。”

        由于张勃生在哈尔滨的行动十分可疑，并经常参加一些在苏联红军看来是带有某种危险性质的活动，于是，在一次非法集会上，涨勃生被苏军逮获了。张勃生的被逮，使得国民党军统特努的活动受到了重挫，他们一直以为军统特务不会遭到苏联红军的限制和逮捕。这些人也的确对国际形势，以及中俄两国之间正在发生的重要历史性变化；缺乏正确估计，总之，张勃生的被捕使得滨江组的活动一度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张勃生被捕不久，国民党接收大员、哈尔滨市警察局局长余秀豪抵达哈尔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余秀豪在国盛楼召集军统局滨江局的所有成员开会。会议整得挺正规，会上还举行了特务们的宣誓仪式，参加宣誓的特务们一个个像日本神风敢死队员似的。余秀豪在这个会上确定了暗杀共产党干部的黑名单，要求滨江局的所有成员尽快实施这个方案。这个黑名单上的第一人，就是李兆麟将军。他们认为李兆麟将军不仅是苏联红军逮捕张勃生的主要参与者，更重要的是，他是共产党在哈尔滨的总代表，是个潜在的威胁。当时，李兆麟将军的公开身份是中苏友好协会会长。

        会上，余秀豪严肃地说：“一定要把李兆麟勾掉！”

        这个黑名单上还有李亮、何有光、周维斌、张观等人。暗杀活动由滨江组副组长何士英、阎宗章这两个人具体负责实施。

        确定暗杀任务之后，为了落实这个暗杀计划，滨江组的特务在李兆麟将军供职的中苏友好协会附近，设置了几个秘密据点，负责监视李兆麟将军的行踪，以便成功地完成上级交办的这项暗杀任务。

        当时的中苏友好协会在铁路机务段大门的北面，中间隔着一条不太宽的方石路。东面是机务段通往车辆厂的那条铁路专用线。挨着机务段的那一侧，是众多的铁路职工住宅，都是那种俄式平房，一家一个栅栏院，里面种着各种果树，花草，向日葵，有点儿类似我们现在的别墅区。附近还有一个由于一九三二年哈尔滨发大水形成的难民区——小地包。总之这一带一天二十四小时，这一带三班倒的铁路工人、进进出出的老百姓很多。所以非常适合特务们接班、倒班、隐蔽和观察。

        尽管如此，滨江组特务还是将那位曾去过第一中学校采访的哈尔滨日报编辑李钧，误以为是李兆麟将军给杀掉了。

        开始的时候，滨江组的特务打算在街上干掉李兆麟将军。方案是这样设计的：李兆麟将军从院子里出来以后，滨扛组的特务迅速迎过去，站住，面对面地开枪，将李兆麟将军击毙，然后迅速撤离。

        为此，阎宗章带领的别动队员在中苏友协附近潜伏了多日，但始终没有机会下手。主要是李兆麟的警卫和司机都非常机敏、警觉，很有可能还没等特务掏枪、开枪呢，就先被他的警卫击毙了。再加上李兆麟将军没有固定的活动规律，所以，具体的暗杀方案一直确定不下来。不仅如此，这条街上的行人还非常多，来来往往不断，进出中苏友协的办事人员也络绎不绝，有时候，特务们眼睁睁地看着李兆麟将军出入中苏友协，他们也不敢贸然地行动。因为，他们只要开枪就肯定逃脱不掉。而且，当时正是隆冬时节，大雪铺地，整个的哈尔滨已经是一座雪城了，城里所有的路面都非常滑，不要说跑了，就是走路也得小心翼翼才不至于摔跟头。假设完成了暗杀任务之后准备逃跑时，身着笨重保暖服装的特务也是绝对跑不快的。而且又不可能在附近安排小汽车接应，因为那样目标太大，更容易暴露。如果枪手逃脱不掉被抓住的话，那么，整个暗杀行动计划就会败露。这对假意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就非常的不利。

        这之前，滨江组曾经获得过一次暗杀李兆麟将军的机会。

        行动组的组长阎宗章通过特务的报告，得知李兆麟将军要在道里十一道街的华丰楼饭店吃饭。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滨江组副组长何世英事先装扮成普通的顾客先潜入这家饭店，摸清情况。然后，由阎宗章带领别动队的特务，乘坐一辆偷来的小汽车埋伏在附近，只要李兆麟将军一出现，他们立刻开车冲过去把李兆麟将军劫走。别动队如遭不测，何世英马上出来从后面策应。车上的别动队特务将李兆麟将军装进麻袋，扔到事先在冰封的松花江江面上凿好的冰窟窿里去。

        结果，他们等了一天，李兆麟将军也没有出现。整个行动宣布失败。

        滨江组还策划过另一个暗杀方案。用重金成功地收买了原抗联战士葛新民，让他携带枪支去中苏友协面见李兆麟将军，在面见时开枪杀死李兆麟将军。但是，由于中苏友协，特别是李兆鳞将军的办公室戒备森严，检查极其严格，任何携带枪支的人员都不能进入，如果想进去，枪必须掏出来交给门卫暂时保管。所以，这个被下了枪的葛新民仅仅在李兆麟将军的办公室说了几句闲话，问候了几句，然后，在警卫的注视下，离开李兆麟将军的办公室。

        那次暗杀行动也宣告失败。

        二月下旬，滨江组再一次获得了暗杀李兆麟将军的机会。

        特务得到情报，李兆麟将军打算去马迭尔饭店参加一次会议。于是，滨江组的特务事先化妆成普通参会者潜伏在会场各个角落里，计划在角落里，用开黑枪的办法将李兆麟将军射杀。但是，由于会场上来参加会的国民党大员非常多，一旦动手，事必会造成混乱，一方面是滨江组的特务逃脱不掉，另一方面，对这样的暗杀事件，国民党大员怎么解释？浑身是口也不好解释呀。于是，这一次暗杀行动也流产了。

        为此，滨江组几次召开会议研究新的、可行的暗杀方案。最后决定，设法把李兆麟将军引诱到一个固定地方去，然后将其杀害。这样，一方面可以保证暗杀计划的实施，另一方面，也可以保证滨江组的特务安全撤离。但是，这项计划的关键，就是选择一个能够成功地把李兆麟将军引诱到一个固定地点的人。最后，滨江组从众多的遴选对象中确定了市政府的人事室女干事，那个中俄混血儿孙格玲。由于孙格玲是中俄混血，她不仅可以讲—口流利的俄语，还能讲—口流利的汉语。她最合适。

        策反她！

        做孙格玲的策反工作由滨江组特务刘明晨执行。刘明晨是一个精干的特务，他风流倜傥，善于交际，一直和市政府许多工作人员有着很好的个人关系。他经常出入各种舞厅、咖啡店、西餐厅，喜欢参加社会上的各种公益活动，与市政府的许多女职员都混得很熟。所以，当他邀请孙格玲去西餐店就餐时，孙格玲显得非常兴奋，甚至有点受宠若惊，为此还精心地打扮了一番。

        到了西餐店以后，令孙格玲感到意外的是，他们并没有在大厅的卡座那儿就餐，而是去了—个豪华的包房。

        看到一桌子的美食，孙格玲有些不安地问，刘先生，还有另，姗客人吗？

        刘明晨说，没有，今天就咱们两个人。

        孙格玲妩媚地说，存心不良吧？

        刘明晨说，《诗经》上还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呢。但是，我今天并不是向你求爱的，是有正事跟你谈。

        孙格玲拧着腰肢说，什么样的正经事，你说呗。

        刘明晨说，我还是坦率地跟你说吧，本人是国民政府的一名特工，今天请你来，是希望像你这样的有为青年能够为我们的国家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我想，这也是我们这一代热血青年应尽的责任。

        孙格玲紧张地说，我当然愿意为政府努力工作。但是，我又能做什么呢？孙先生，您不会是让我去当特务吧？

        刘明晨说，很简单，要你做的只有一件事。

        孙格玲问，什么事？危险吗？

        刘明晨直言不讳地向她讲述了暗杀李兆麟将军的计划，同时也谈到了优厚的报酬和日后升迁的诺言。

        看到刘明晨冷冰冰的眼睛，孙格玲感到非常恐慌，但她并不敢当面拒绝，只是说，刘先生，我怕是做不好这件事呢，还是另找别人吧。

        刘明晨说，你想啊，这样重大的事情，我既然跟你说了，你就不能不做了。现在，在你面前没有别的选择，要么合作，要么，我们就把你和你的全家干掉。当然，就我本人而言并不希望把一位漂亮的、有才干的女青年杀掉。没有办法，我必须执行上级的命令，哪怕为此付出我的生命，还有你的生命。

        孙格玲说，任务很危险是吗？

        刘明晨说，你的任务一点儿都不危险。

        孙格玲说，你骗我……

        刘明晨不屑地说，没必要骗你。好吧，你等我的通知吧。也许什么都不用你去做呢。这件事，必须由我们的上司见过你本人之后，才能最后确定下来。

        孙格玲说，如果你的上司见过我本人之后不用我，你们不会杀我吧？

        刘明晨说，不会。

        孙格玲说，你保证？

        刘明晨说，没必要保证。不会就是不会。我是在代表党国和你谈话。

        第二天晚上，孙格玲见到了滨江组组长何世英。何世英对孙格玲第一印象，感觉非常好。

        何世英说，这件事，我们不强迫你做，只是希望你做。我们不是说让你马上就去做，而是等待时机，慢慢来。我们也并不是要你亲手去杀死李兆麟，而是由你给我们创造必要的便利条件，接下来的事由我们来做。简单地说，你的任务就一条，就是把李兆麟引到我们的指定地点，然后，你的任务就完成了。

        孙格玲哆哆嗦嗦地问，什么时候开始？

        何世英说，我不是说过嘛，并不是马上开始，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想方设法地接近李兆麟，你要装成一个共产党的进步青年，虚心地向李兆麟将军请教，比如，向他借阅共产党的进步书籍等等。

        孙格玲说，可是，我没办法接近他呀。

        何世英说，这你放心，我们会安排人介绍你认识他的。

        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市政府将在大礼堂召开一个大型集会，李兆麟将军和苏联军官等各方面的人士都将出席这个集会。而孙格玲则是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之一。于是，孙格玲便将这件事报告给了刘明晨。

        在这个大型集会上，杨绰庵市长特意把孙格玲介绍给李兆麟将军，说，李会长，这是一位进步青年，她听说你会说俄语，想和你说两句，你们聊吧。说完，杨绰庵市长就走开了。

        孙格玲用俄语对李兆麟将军说，大意是，她很仰幕李将军，希望今后能更多地了解共产主义的理论，只是苦于在市面上买不到这方面的书籍，如果方便的话，是不是能够找一个机会，当面给她指指努力方向。

        这之后，孙格玲按照刘明晨的指示，几次打电话给李兆麟将军，希望能够有机会当面聆听李会长的教诲。孙格玲在电话里说，方便的时候，请李会长到家里坐坐，只是，家里条件不太好，到时候李会长别笑话哟。

        李兆麟将军说，好啊，有机会，我可以去串串门儿嘛。

        至于暗杀李兆麟将军的地点，滨江组也颇费了一番苦心。开始，滨江组让孙格玲把李兆麟将军引到巴拉斯旅馆三楼上的一个单间里，然后，在那里实施暗杀行动。但是，孙格玲认为这不可能，她说李兆麟将军不会跟她去旅馆的，凭感觉，李兆麟将军对她并没有什么非分之想，她在李兆麟将军的心目中，仅仅是一个会说俄语的进步青年而已。而且，那也是李兆麟将军对苏联人有好感的缘故。

        何世英说，不好色吗？

        孙格玲说，对，不好色！

        肯定？

        肯定。

        何世英不断地摇头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滨江组经过审慎的研究，认为，最佳地点是孙格玲的家里，孙格玲把李兆麟将军引到她家里的可能性最大。但是，孙格玲有一大家子人，暗杀李兆麟将军不可能在那里进行。所以，当务之急是必须马上给孙格玲另外找一个住处。

        滨江组选来选去，最后确定在水道街九号，即特务孙海靖的家里。孙海靖的家内部格局好，便于执行暗杀任务的特务隐蔽，不易被发现。另外，这幢楼里大部分是临时租住的客户，你来我走，走马灯似的，大家谁也不在意谁，不会引起外人的警觉。

        水道街即现在的兆麟街，水道街九号，即我的朋友小孙住的这幢旧楼。滨江组命令孙海靖一家立即搬走，然后，按照白俄的家居方式做以简单的布置，让孙格玲住进去。孙海靖一家只拿走了一些必要的物品，就悄悄地搬离了这里。所以，他搬走的消息，水道街九号的邻居们并不知情。滨江组让孙格玲有意和周围的邻居建立一下必要的关系，要让这个楼的住户熟悉她。

        房子问题解决以后，滨江组开始研究具体负责暗杀李兆麟将军的人选。为了以防万一，避免给党国给军统造成不利影响，决定由滨江组潜藏的特务，江北警察分局的刘希贤出面，由他和江北马家船口的土匪孟庆林联系。最后，刘希贤以事成之后给每人二十万元红军票为诱惑，落实了雇用土匪实施暗杀李兆麟将军的计划。滨江组考虑到李兆麟将军是久经沙场的抗日将军，实施这项暗杀活动的过程肯定是极其困难的。滨江组决定，命令另一个潜藏在医务界的军统特务南守善搞点儿毒药，让孙格玲设法毒死李兆麟将军。南守善接到任务后，立刻通过南岗百龄制药厂的杜忠忱买了五百克氰酸甲锂，碾成细末装在小瓶里，亲自送到滨江组。为了确保暗杀任务的万无一失，滨江组还让雇用的土匪事先准备好尖刀，在孙格玲投毒不成的情况下，出来刺杀李兆麟。

        任务布置完以后，为了慎重起见，滨江组的特务和土匪孟庆林等人专门到孙格玲的住处进行了实地考察、演练，再一次确认暗杀计划的每一个细节。与此同时，滨江组还秘密通知附近的国民党驻军，即铁石部队的蔺连长，告诉他说，如果一旦听到这幢楼里响起枪声，一定不要理睬。

        三月八日，在全市召开的庆祝妇女节的大会上，孙格玲再次见到了李兆麟将军，并约他会后去水道街九号，到她的家里坐一坐。李兆麟将军犹豫了一下说，再联系吧。

        当天下午，孙格玲又一次给中苏友协打电话，邀请李将军第二天(即九日，星期六)到家里做客。这一次，李兆麟将军答应了，并在他办公室的日历牌上写下了“九日去约会”几个字。

        这时候，滨江组暗杀李兆麟将军的行动，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当中。为了以防不测，滨江组又安排了特务在水道街附近负责武装警戒。并且再一次地在孙格玲“家”里进行了实地演练：由滨江组的特务刘文声把毒药放到暖瓶里，之后，阎宗章、高庆三孟庆云躲到壁橱里。如果李兆麟带警卫员来，就先让李兆麟将军和警卫员到小屋里喝茶，毒死他们。如果毒不死的话，就改成枪杀。枪杀之后，把李兆麟将军的尸体肢解，用马车运走。让李兆麟将军从此蒸发掉。

        就在这天的下午，何世英接到了孙格玲的电话，说李先生将在九日下午三点到她的新家去。

        接到孙格玲的电话后，滨江组特别行动小组立刻赶到孙格玲的住处，按计划分别隐蔽好。约定，李兆麟将军到了以后，如果孙格玲将杯子摔在地上，他们立刻从壁橱里冲出来，实施暗杀。

        三月九日下午三点钟，市委会结束了。李兆麟将军随即乘车回中苏友协。当汽车行至哈尔滨日报社附近的时候，车子出了故障。李兆麟将军让警卫员李桂林留下，帮助司机修车，自己步行回中苏友协。途中，他遇到了中苏友协后勤的一位同事赶的马车，于是，李将军搭乘马车回到友协。回到协会后，他询问了一下秘书，有什么事情？秘书说，没有事。他便对秘书说，我到水道街九号去一趟，一会儿就回来，等李桂林回来后，让他开车去接我。

        然后，李兆麟将军步行去了水道街。到水道街的时间大约是下午四点左右，按照孙格玲说的地址，李兆麟将军来到三楼，正好有一个叫王兰的住户出来，李兆麟将军便问，有没有一个市政府的职员住在这里？

        ……

        我的朋友小孙对我说，还没等王兰回答呢，孙格玲很快从屋里出来，把李兆麟将军迎进屋里，说，李会长，快请，快请。

        ……

        我问小孙，进屋之后呢？

        小孙继续表演当时的“情景再现”。

        他说，进屋之后，孙格玲说，李会长请坐吧。李兆麟将军环视了她的房间，说，这房子不是很好嘛。边说边脱下大衣。

        我的朋友小孙说，尽管当时是三月份，但外面还是挺冷。

        我说，春风入骨寒。

        小孙说，对。这时，孙格玲假装羞涩地对李兆麟说，您是一个有身份的人，我不把屋子收拾好怎么好意思请您来呢。说完，孙格玲从暖瓶里倒了一杯有氰酸甲锂的红茶给李兆麟将军喝。

        我问，李兆麟将军喝了？

        小孙说，喝了。

        我问，没感觉味儿不对吗？小孙说，感觉味儿不对了。李兆麟将军说，这茶水怎么这么咸。话还没说完呢，李兆麟将军就晕倒在地上了。孙格玲立刻将杯子摔在地上。隐藏在壁橱里的阎宗章、高庆三、孟庆林听到孙格玲的暗号立刻蹿了出来。当时李兆麟将军还有一点清醒，试图用椅子同他们搏斗，但由于身体中了毒，已经没有力气了，被高庆三连刺了七刀之后，死亡。

        我听了以后，禁不住仰天长啸起来，他可是一个大将军啊——

        小孙不禁一愣，不再“表演”了，点了一根烟猛吸着，并嘟嘟囔嚷地说，你突然来这么一声，吓我一跳！整得我心里也挺难受的……

        

李兆麟将军简介

        李兆麟，1932年加入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辽阳一带组织抗日义勇军，先后担任珠河游击队副队长、哈东支队政委、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二团政治部主任、北满抗日联军总政治部主任、北满临时省委委员、抗日联军西北指挥部总指挥、北满省委党委兼组织部部长、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中共东北委员会常委、东北抗日联军哈尔滨办事处负责人、中共北满分局委员、滨江省副省长、中苏友好协会会长、中共哈尔滨市委委员等职。

        阿成，原名王阿成，男，山东博平人，曾当过司机、工厂干部、编辑。著有长篇小说《咀嚼罪恶》、《扭捏》等六部，中短篇小说集《年关六赋》、《胡天胡的胡骚》等五部，随笔集《哈尔滨人》、《春风自在扬花》、《胡地风流》等四部，英文版小说集《良娼》，法文版小说集《空坟》等。其短篇小说《年关六赋》获198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良娼》获1991年东北三省优秀作品奖，《东北人，东北人》获1992年黑龙江政府文艺大奖，《秀女》获本刊第十一届百花奖。现在《小说林》编辑部任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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