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个猛子扎下去，憋着气，在水中迅速地拱动，想把头抬出水面换气，完了，头顶在了一个东西上，坏了！我游到木筏下面去了！

        整个夏天，我们在白塔河游泳。当地人一律称洗澡。好了，整个夏天我们在白塔河洗澡。白塔河在县城的北门，是一个水面宽阔的大河。白塔河桥就是我见到过的最长的桥。

        在河里洗澡的是同一个县城的孩子。小八子、冷小七子、小锅子、陈义富、许小二子和我的小伙伴周保华。我们十一二岁，正读初一或者初二，又住在一个巷子里，堂子巷，因此我们一块洗澡。这年夏天，不知怎么从上游放来许多木筏，停在大桥的东面的南岸靠县城的一边，我们就从木筏上下水，木筏用铁丝铰着，一排一排的，有十几米宽，我们赤脚走过木筏。木筏在水面上摇晃，一半经太阳曝晒发白开裂，一半在水中浸泡潮湿松软。木筏像地板一样洁净。我们喜欢从木筏上下水。水性好的，周保华、陈义富、冷小七子就从木筏上扎猛子，扎下去，游了很远，有时，一口气能游到对岸，之后再游回木筏，再扎下去。累了，就坐在木筏上，晃荡着腿，在水里搅，或者睡在木筏上，举眼眯缝着看太阳。我是这一群中的“蚱鸡子”(弱小的意思)，像一只没发育完全的小鸭，摇摇摆摆跟在他们后面。我在水中只会一个狗爬式，不像他们踩水、自由式、仰泳，都会。我虽矮小，可我并不示弱，还很勇敢，扎猛子同他们一样胆大，站在木筏上，一跃，扎入水中，之后在水中一拱一拱。我不知怎么拱的憋着气感到拱了很远，可是一抬头，坏了！我拱到木筏下面去了。

        我虽十一二岁，可是我心里很清楚，完了！我头顶上是木筏，我出不来了。人的耳朵在水里是能听到的，这是我的经验。我听到小锅子和许小二子在水里打闹，骂声笑声夹着水声嗡嗡地传到我耳朵里。我的脸此时应该是憋得青紫，我拼命在水中划拨，这种划拨其实是徒劳的。谁知道是不是向木筏更深处划去了。可是划拨是我的本能，我似乎很快就要同小锅子、许小二子们告别了。我很怀念他们。可他们此时并不知道我对他们的怀念。他们依然在水中打闹着嬉笑着，那个绰号叫“小老秃”的哥们儿即将与他们分别，而他们浑然不觉。麻木啊小锅子，麻木啊冷小七子……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了，“哗啦”一声，我的头冲出水面，我似乎半个身子像鱼一样跃出水面，吓了小锅子和冷小七子一跳，他们停止打闹，转过来看着我，我跃出水面，似哽住一般，停顿了好一会儿，吐出一口浊水，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啊，啊，啊，我吸着空气了，我吸了一口夏日的，午后的，滚烫的，清新的空气。我青紫的脸变得黑红了起来，我的眼睛又流光泛波起来。我活了，我活了。我跑上木筏，在木筏上飞奔，似要飞起来。我一个趔趄，跌翻在木筏上，膝盖立即一片青紫，可我并不害怕。它只使我停顿了下来。

        我走回木筏靠水的一边，坐了下来。我出了一会儿神：我可是死过一回的人了，可不一会儿，我又生龙活虎起来。

        我哪里知道，死人的事还在后面。

        二

        县城的屋顶多为小瓦，站在大堤上看黑压压的一片，有几个高大的烟囱特别显眼，西面那个最为高大，是县城的重要建筑，火葬厂；东面那个两个并排的，是砖瓦厂，县里的工业企业，我妈妈就在那个厂里掼砖坯。县城街巷纵横，小巷多为青石铺就。据史料记载，县城历史悠久，秦为广陵、东阳二县地，南朝宋孝武帝大明五年置县，北周改石梁郡，唐天宝元年玄宗李隆基为纪念自己生日千秋节，特划地设千秋县，天宝七年改称天长，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已有一千多年历史，而我才诞生十一二年，却活跃在这个县的历史舞台上，同革命群众一起，他们抓革命促生产，而我差点憋死在那条古老的白塔河的木筏下。

        陈义富家是我们的据点。先是小八子从水里爬上来，他边走边说，妈的，憋死了。说着便掏出小鸡，对着岸边的青草射出一条细线。冷小七子和小锅子仿佛受了感应，也一个个爬上来，掏出小鸡射线。完了，陈义富说，走，到我家去。

        陈义富家住在三圣街的北口，一个院里，七八间房子。三圣街的法国梧桐树已很大，几乎遮住了街心，他家的门就斜对住三圣街县革委会的西门，门口的宣传栏里，一个人正用大排笔刷红字：彻底埋葬帝修反，实现世界一片红。红字还没有完全刷出，陈义富走上去摸了一下红漆，趁小锅子不在意，上去一下，抹在小锅子的嘴唇上，因小锅子一避让，在脸上划了一个“⌒”勾，仿佛裂开一个血口。俩人迅速追打了起来，陈义富边跑边笑：×嘴搽口红，×嘴搽口红。一溜烟跑回家里，用身子顶住门。

        我们一拥而上，一下拥进了陈义富家。进了门的我们一下又都快活起来。陈义富瘦小猴尖，而他父亲却是个矮胖的样子，操着一口的侉话。他家好像是安徽宿县人，他的妈妈一张苍白的马脸，喜欢吃面，整天嘴里叼着香烟，躺在堂屋的大吊扇下面的躺椅上。她虽然躺着，可并没闲，一下子生了七八个孩子。陈义富行三，上面两个哥哥，下面清一色四个妹妹。最小的才六七岁，四个小丫头整天在院子跑进跑出，大呼小叫。陈义富的妈妈就睡在躺椅上大喊：小七子小八子别吵了！可小七子小八子不管不顾，停了一会儿，又大呼小叫起来。陈义富家总是有一股潮湿的味道。也不是霉味，也不是尿味，可能就是这四个小丫头片子的味道。我一进到陈义富家就闻到这股味道，怪怪的，蛮难闻。

        我歪着鼻子穿过他家的堂屋，对他的妈妈一乐，嘴里咕噜一句。他的妈妈就很高兴，于是在堂屋里喊，小三子，拿糖给你同学吃。

        不一会儿，我们嘴里便一人一块大白兔奶糖。

        大白兔奶糖是上海知青送的。陈义富爸爸是革委会副主任。知青就送他家奶糖。他爸爸没有作风问题，却有经济问题——收人家知青奶糖。不过这些奶糖都给我们吃了，吃人家的嘴软，我们也就不去理论，只管吃就是了。

        冷小七子嘴里边嚼着手就不老实起来，他一下子把小锅子掀翻在床上，使一个眼色，小八子和陈义富就上来了，压住小锅子的两只手，冷小七子便伸手掏小锅子的小鸡鸡。小锅子狼号似的乱蹬，可冷小七子的力气，小锅子何以能敌？没几下小锅子白白的鸡鸡便露了出来，陈义富拿出他爸爸的红墨水，用毛笔一下子在小鸡鸡上画了个红胡子。几个孩子大笑着跑开，小锅子嘴里“我×我×”了半天，被陈义富躺在堂屋的大吊扇下面的妈妈尖声喝住了：

        “小三子，不死的！炮子——别吵啦！”

        几个孩子一下子噤住，鱼贯溜出。

        三

        该张宏伟出场了。

        张宏伟就是死在水里的。当然这是后话。张宏伟长得白白胖胖，胖子一白，就让人感觉虚假，好像是虚胖。张宏伟小小年纪，一颗大头，别人根本不叫他名字，都叫他张大头，至于胖子就忽略不记了。张大头是我的邻居，我家窗子正对他家院子。其实那也不是他的家，是他爷爷奶奶的家，他的家在哪我们倒不知道了，因为张大头仿佛生来就是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的。

        张家整日没有声音。因为，他的爷爷奶奶是地主。一九七〇年代地主家总是安静的，他们不乱说乱动。他的奶奶长得很整齐，六十多岁了，还白白净净的，一看就不是劳动人民。我小时候对地主婆子的直接印象，就来自张大头的奶奶。我见到她，是依然叫她张奶奶的，因为她并不拿针戳打盹的丫环，相反还很慈祥，说话慢声慢语，对我们小孩子也还和善。她家院落里有一棵葡萄树，我对葡萄印象深刻，也来自张家，那棵葡萄仿佛伴着我们的童年成长。

        院子里是他家三间朝南的屋子，不过阴森得很。地上铺木地板，走上去咚咚地响。中间屋里摆着大桌和躺椅，白天也是光线阴暗。张家爷爷就在这阴暗的躺椅上一躺就是一整天，仿佛在谋划着反攻倒算。我们小时候就怕地板，那种老式的地板，边上裂了一块，里面黑咕隆咚，人们总是说狐狸就藏在地板下面，其实事实也是如此，我就亲眼见大白天狐狸从张家长满野草的墙头上大摇大摆地走过。一只火红的狐狸，走得非常从容，长大了人们说好看的女人是狐狸精，我看是有道理的。狐狸艳，狐狸冷，狐狸宠辱不惊，那些高贵的女人，就是让人有这种感觉。

        你说这只狐狸，不是从张家地板下出来的，还能从哪里出来？

        现在是夏天，张家的葡萄架上已爬满了绿叶子。葡萄的叶子啰里巴嗦，真是过分，长得到处都是，只要给它个头，它就一个劲地疯长，因此张家的院子绿色成荫，到葡萄结籽了，长出一嘟噜一嘟噜的硬疙瘩，我们就眼巴巴地望着，因为从我家窗口，就能弄到。稍远一点，我们用捞金鱼食的纱布兜，竿头用玻璃丝线扣个活结，伸到那一嘟噜青葡萄下，套上一串葡萄，一抽线便勒断那茎，青葡萄便掉到纱布兜里，我们收回竹竿，那硬疙瘩似的青果子便到了我们口中，那个酸啊，真是又快活又痛苦。当然有时我们也不是很准，有时一抽线，那葡萄却没掉到兜里，而是掉到地上，这时张奶奶恰好过来了，她就小声说，“现在还没有熟呢，熟了自然每家都有。”张奶奶并不敢大声说话，她知道自己的身份，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一句就离开。张奶奶说得也是，每年葡萄熟了，隔壁邻居，她都每家送一碗，那乌紫的葡萄吃得嘴里酸甜酸甜，爽极了。

        张大头就出入这样的院子。他的虚胖是和他心虚有关的，他虽是孩子，可也知道自己的身份，是小地主。本来他平时话就少些，人便不太活泼，但毕竟是孩子，自制力还是有限的，他总是离不开我们堂子巷的这一群孩子。

        嘿，你说巧不巧？我们一出陈义富家的门，转过三圣街，在碧玉堂浴室正好就见到了张大头，“说到曹操曹操就到”，小锅子上去就叫：“嘿！大头。”

        张大头正在用一个石子在堂子巷的砖头上划，听小锅子一叫，吓了一跳，大头马上面露喜色：“咦！你们干吗哪？”他模仿他的奶奶小声说。

        陈义富革命家庭，警惕性高，喝了一声：“你在干什么？写反标？！”

        大头被这一声吓缩小了一半，他噤了一下，嘻嘻笑着说：“嘻，画一个伢子。”

        冷小七子走上去一看，是一个伢子，忽然爆发出一阵大笑(他缺了一颗门牙)：“哈哈哈，你们看，像不像小八子？像不像小八子？”

        小八子凑过去，瞅了一下，自己也笑了，那歪西瓜似的脸，一条线的眯眼，正像自己。他上去一脚，踢在张大头的腿上：“你妈妈的，画我。”

        张大头赶紧申辩：“嘻嘻嘻，我瞎画玩儿的。没画你。”

        小八子不依不饶，说：“斗地主，斗地主。”

        陈义富立即幸灾乐祸，把手一举：“打倒小地主张大头……”

        小锅子也不示弱：“永远紧跟毛主席，继续革命立新功……”

        张大头一下老实了，仿佛自己真是写了反标，便又缩了缩，像他的奶奶小声说：

        “我们家葡萄马上熟了，我送你们吃。”

        冷小七子义正严辞：“不许腐蚀革命群众！”

        张大头一下要哭了，四个孩子互相对了一下眼，忽然都笑了，一起走上去，抱住张大头的大头直搓：“嘻嘻，逗你玩儿的，不哭，明天带你洗澡去。”

        张大头脸上挂着泪又笑了，毕竟小孩子。他们哪里能想到，就这颗大头，第二天却卡在石头缝里，拔不出来，活活在水里呛死了。

        四

        我们去到一个二级站的地方。所谓二级站，就是把北塔河里的水用二级泵翻上去，之后沿着水渠流入该去的地方。

        二级站水波浩大，我们躺在水面上，能漂到十多米远的地方。有时泵口水波翻动，人裹进去上下翻滚，十分有趣。每年这个时候，也是陈义富和周保华最快活的时候，他们水性好，胆子大，能爬到大闸的平顶上往水里跳，最勇敢的时候，越过闸上的桥和桥与水中间的横梁扎入水中。要知道，那上下可有十几米高，而且过两个障碍物。我和小锅子是不敢跳的，只能在闸口的边沿五六米高处往水中扎。

        张大头胆子更小，他因为胖，又是虚胖，才在水上好浮一点儿。因此他很快学会了蛙泳，别说，他在水中游得还挺快。我见张大头快心中不服，也在水中学起了蛙泳，可总是下身往下坠，周保华游过来，假惺惺对我说，小老秃，我来教你？我并没说什么，周保华便托住我的下巴边向后踩水边说，两只手往边上划，用力划。我按照他说的做，咦，还真不错，可一会儿周保华便松了手，我没处着力，头一下呛入水里，呛了一大口，鼻子酸得不行，眼泪都下来了。周保华忍住笑，说，再来再来。又托我下巴，我还没游，他又松掉，使我又呛了，我知道他是使坏，便击了一捧水撒在他的脸上，转身游到边上的水泥沿上。

        二级站下面是几块秧田，秧已长好高了，碧青碧青的，秧田边是一个小池塘，一塘的荷花。可是有一半荷叶却枯了，分明得很。长大后我看过油画，那种色彩，就像一幅油画一样，天是又高又蓝，那枯荷和青荷对比强烈，颜色非常真实。

        我被呛得头闷鼻酸，耳朵嗡嗡响，脑袋感到一跳一跳，大大的。我眼前印着荷塘里的那幅画，心中忽然有了小小的惆怅。陈义富和周保华在水中生龙活虎的样子，我出神望去，感到相当虚假，仿佛是透过镜子在看。这时小锅子走了过来，他一把拽起我，说，走，到下面看看能弄到藕不。

        下面池塘水并不清，因为是死水，水面上有不少长腿的蚊子，还有水蜘蛛。我在岸边犹豫，小锅子说，没事没事，脱了裤头下去。于是我便把裤头脱在岸上，爬进水中，一人抱住一支荷梗崴了起来，脚指头崴泥，崴过了淤泥，下面可是硬得不行，我们又憋气下去摸，还是硬得很。水蚊子和水蜘蛛在我们身边爬得到处都是，这会儿我忽然感到屁股里痒痒的，我伸手去摸，一个软软的东西在往里拱，我使劲拔出一看，妈呀！是一只蚂蟥，已拱进去了一半，吓死我了，再一看，我和小锅子腿上都是蚂蟥，我们拼命逃上岸去，那些蚂蟥还在我们腿上趴得好紧，于是噼噼叭叭，我们互相打着，那些该死的东西，蜷着身子落到地上，我们可不敢踩它，我们赤着脚，那个软绵绵的东西，还不腻歪死人。

        我们回到上面，见陈义富和周保华都呆立着，他们都爬到岸边的水泥坝上来了。我见陈义富眼若死鱼，还正想笑，周保华说，张……张……张大头下、下去了！半天没上来，我们在等他……陈义富仍呆立着，是的，陈义富完了，是他从大闸的顶上把张大头推下去的。还是小八子有经验些，他拎着裤头，一拍屁股，妈呀！还……还不快叫人，我们几个孩子猛醒过来，拎着裤头四散开来，奔下大坝，拼命喊叫，来人啊，救人啊……

        可是并没人来，在这炎热的夏天的中午，县城边上人烟稀少，除了几个拾荒的花子，大坝上空无一人。

        水上的人(白塔河边船上的人)来了。他戴着一个像防毒面具似的东西，下水了。他在水中待了很久，有时一口气下去，半天半天没上来。岸上站满了人，这时天都快黑了。

        张大头终于被弄了上来，那个人轻轻托着张大头，像托着一个假人。那个人说，头卡到石头缝里去了。人是倒立着插在水里的。

        我们几个孩子都呆了。陈义富眼似死鱼。从此之后，陈义富眼角老有屎，眼似死鱼。冷小七子一指陈义富：“你要枪毙了！”陈义富死鱼眼转动了一下，半天没有话，忽然憋出一句：“他是畏罪自杀。”

        五

        陈义富当然没有被枪毙。他父亲是革委会主任。公安局调查，说是张大头自己滑入水中。找我们去我们也是这么说的。陈义富自己说，他是在后面做了个推的动作，可手并没有靠到他，张大头自己想跳，他就跳下去了。

        张家死了人，可张家还是很低调，他家还是很安静，似乎比原先更是没有了声息。张家爷爷还是整天躺在阴暗的躺椅上一躺就是一整天，在算计着反攻倒算。用陈义富的话说“盼望着哪一天能变天”。

        张家是有与人不同的地方。他家多少年都订一种叫《参考消息》的报纸。我是同龄人中知道《参考消息》比较早的人，根源就来自于张家。我们县里，有个姓周的收垃圾的人，也是个坏分子。每天上午十点多准时拖着那臭烘烘的垃圾车来他家看报纸。其实张家门口的垃圾池里垃圾并不多，不需要每天拖的。他清理完那一点垃圾，就坐在张家门口的小板凳上，一看就是老半天。我中学学会了一个成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是从老周身上理解的。“臭味相投”，也是从老周身上得到的形象。老周没有眼镜，他把整个脸贴到报纸上，仿佛要把报纸吃掉。靠这么近看报纸的人，我之后几十年的岁月里是再也没有见过。他嘴里嚅动着，一点声音没有，只是嘴嚅动着。老周个高有一米大几，可腰弯得厉害，可能是与他的工作有关。他身上整日有一股难闻的气味，不知是什么味，那真是难闻。因此他嘴虽嚅动，可身边并没有人，只是苍蝇围着他，似乎挺喜欢他身上的味道。

        张大头死后，我们有好一阵子不敢去洗澡了。这年夏天忽然流行养金鱼。街上忽然有一天出现许多卖金鱼的。我们也不知道这些金鱼是从哪里来的(我现在到花鸟鱼虫市场，见到那些小金鱼仍然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满县城的人都卖这种鱼，大盆小盆的。金鱼花花绿绿，几十只挤在一个盆里，热热闹闹。我们也是忽然就喜欢上养金鱼，每家都弄个玻璃缸，花几毛钱，买金鱼养了起来。

        不去洗澡，大中午的，我们便没了事。我和陈义富、周保华、冷小七子就在大街上转悠，我们溜到老龄委，见那些办公室的窗子开着，就够出里面的曲别针和墨水瓶，塞在口袋里带回家。有一天，周保华说，公安局宿舍有一个人家门口大缸里，养了几条漂亮的金鱼，那金鱼有这么大，周保华比了一下。他比也是白比，我们还是不知道多大。陈义富说，多大，有鲫鱼大？周保华仍用手比，陈义富说，滚你妈的，去看看不就行了。

        我们偷偷溜进公安局，来到后面的家属区。一九七〇年代的家属区简朴单纯，几排瓦房，家家一个纱门，纱门关着，里面门开着，大人们都在午睡。门前高大的梧桐树，门口花池里杂花丛生。在一户人家门口停下，周保华手指指，我们看到花池旁一口大缸，于是轻轻走过去。屋里的鼾声高低有致，平缓安详，我们便很放心。金鱼的主人正沉浸在梦乡呢！于是我们走上去，把手伸到水里，缸沿青苔遍布，几双孩子的手可不管这些，在水里一气乱搅，那几条硕大的金鱼被搅翻了上来。我逮住一条拔腿飞跑，陈义富可能也是逮到了，也跑了起来。周保华还在后面，这时我们听到在沉寂的夏日的中午，有一个声音爆炸开来：都给我站住，不然我开枪打死你们……

        我们可管不了了，拼了命跑，那爆炸似的声音一波一波跟在我们后面，仿佛要缠住我们的两条腿。

        绕过两条小巷，我们奔回了堂子巷。刚到家门口，见到老周正坐在张奶奶家门口泡桐树下脸贴着报纸，他听到我们声音，之后便明白了意思。他嗫嚅的嘴有了声音，不大，也像张家人说话似的。

        老周说，要读书……不能偷窃……

        陈义富停了下来，老周便捧着报纸不动了。陈义富迎上一步，死鱼眼一瞪：“呸！”一口痰就到了老周身上。我和冷小七子也呸呸呸呸呸……老周快要被溺死了。

        这年秋天张家的那棵葡萄树死了。葡萄树是慢慢死的。我看见这棵葡萄树从熟了果子就快要死了。这年夏天我们邻居并没能吃到张家的葡萄。那些葡萄都烂在了树上，一个一个往下掉。夜深人静，半天会听到一声“扑哧——”，我知道又掉下一串熟烂了的葡萄。有时白天，我坐在自己家里的窗前，望着张家院子里的这棵我熟悉得同自己一样的树，常常出神，小小年纪，我有了忧伤。

        六

        仿佛有人拍了一下手，几个孩子忽然一下都快要长大了。我是从冷小七子的喉结上发现自己长大的；从陈义富公鸭似的嗓音中发现自己的嗓音也变了。我们依然还到北塔河去洗澡，只是去的次数越来越少，我们不再赤裸着下身，而是穿上了洗澡的短裤，我发现小锅子他们到处长毛了。小锅子的八子胡一撇一捺，像个小汉奸。许小二子腿上的毛很重，像一个从山上下来的野猴子。

        张奶奶家来了个女孩，刚开始不知道是什么人，她来了就插到我们中学，在我的隔壁一个班上课。后来我似乎知道了一些，她叫季晓琴，仿佛是张奶奶的一个侄孙，家在一个叫南通的地方，我想不通，她为什么要转到我们这里来上学。

        她一来就融进了张家的生活。先从走路开始，她无声无息，一点声响都没有，像一只胆小的猫。她刚来我非常瞧不起她，一个小丫头！还来到地主家。这个时期我们不知道谁带的头，忽然喜欢上了练功。我们以许小二子家为据点，每天黄昏练功，举石担子(一种土杠铃)石锁和哑铃，总能把自己弄得满身臭汗。

        我那时已十五六岁，可个头矬得很，还死要面子，睡在板凳上，卧举可以举一百二十斤，挺举也有八九十斤。其实是把吃奶的劲都使了出来，也落下了一点病根——小肠气。许小二子家四个光头，没有女孩。老大长我们几岁，我们的练功，可能就是受老大的影响，夏天的黄昏，老大穿一件汗褟子，胸肌和膀子上的肌肉动动的，那时我们每家都在井里打水吃。一般人家都是用一根扁担挑着，而大许却是用两只膀子提着两只大铁桶，膀子上肌肉滚圆，他提着水，路也不好好走，而是肩膀两边一晃一摇，脚下的腿有点罗圈。他在我们县的堂子巷一带，几乎是个名人了。一般孩子见到他都规规矩矩，有稍不懂事者，大许眼一瞪，便也立马老实起来。而我们却仗着大许的势，仿佛大许的功夫也在我们的身上。

        有了大许的影响，我们每天下午便集中练功。许家是安徽宿州人，靠在淮河的北面，说话有些侉，不知怎么的，来到我们这个县城定了居。那时我们也不知道宿州在哪里，只觉得是个非常遥远的地方。我们喜欢在他家练，还因为他家的面食非常好吃。他家多吃面食，尤以馍好吃，有时把馍放在煤球炉上烤焦，吃那焦皮，香脆无比。许老二的妈妈长得周正白净，人又很安静慈爱，对我们小孩又多爱意，我们练功，她在一旁洗衣缝补(孩子多，衣服都是老大穿了老二穿)，有时就一边为我们烤馍。我们在她家有高大泡桐树的小院子里大喊大叫，弄得一身臭汗，她并不厌我们，而是为我们凉上白开水。

        我们练功的时候，有时季晓琴到井边提水或倒垃圾，正好从许家门口过，她就停下来，看上一会儿。她看的时候，我正好躺在宽板凳上卧举，她虽走路没有声音，可我还是能感觉到她的目光，我一下子就举了起来。一百二十斤，我一下子就举了起来。

        一个夏天的黄昏，就这样过去了。

        几场秋雨之后，许家院子里泡桐的紫红色的喇叭状的大花落了一地，夏天过去了，秋风带来了寒意。许家的妈妈不断地扫着院子里的泡桐花。

        七

        转过秋天我们升入了高中。学校似乎开始抓得紧了。我们中学教学楼窗子上的残破的玻璃全都换了，所有的教室都换了日光灯，晚上恢复了自习。

        我依然晃荡着膀子，可又似乎多了点忧伤。我们已很久不去洗澡，冷小七子高中没上就进了他爸爸的搬运站拉板车去了，陈义富响应他爸爸的号召上山下乡去了。剩下小八子、小锅子也不太见面。学校大广播经常播一些班级情况，有时也播一些抒情散文。有一天播了一篇《教学楼的灯光》，作者是季晓琴。我家门口的人写的作文在广播里播，我只是感到好玩儿，可那些优美的字眼还是感染了我。

        我对季晓琴忽然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也不知为什么，原来我也是天天见到她，有时她出门上学，正好我也出门，我走在她后面，那时无所谓得很。记得刚开始，我并不怕她，我还在她身后扔过石子呢！我用脚把石子往前面踢，她知道后面的动静，仍不紧不慢地走，好像不知道似的。可忽然不知怎么的了，我走在她后面有了些慌张，好像怕被人撞见。我又没怎么？我怕什么！可我无法控制，我就是有了慌张。

        刚开始我并没发现，是我几天见不到她心里就空空的，才使我发现了。其实也没有什么，但人就是不高兴。于是我便有意等她出门，之后在她后面走。可真走在后面，我又慌张得很。她在前面安静地走着，两条小辫在肩上磨擦，她身影很单薄，可那张脸却涨红得不行，仿佛喊着叫着，告诉人她身上的青春的信息。她在前面头发上夹着一个发卡，脸上的眼睛迷迷蒙蒙的。我走在她后面，一慌张就使劲咬自己的手，把左手的手背咬得惨白。

        晚上我做作业，会不期然地有一股忧伤袭来。我有时叹一口气。我就是从那时起得了偏头痛。我想不起来她的样子，我使劲想，后来头就疼了。

        有一天我刚出门，老周来收垃圾了。我见老周在垃圾池里捡了个发卡，我一眼便认出是季晓琴的。我虽然想不起来她的样子，可我一见到她的东西，我一眼便认得。我对老周说，这个东西，是我家的。老周说，还不太坏，我女儿可以用。我对老周说，是我家的。老周不信。我说是我妈的。老周说你妈还用这种发卡啊！我讲不过他，我说反正是我家的。我从老周手上一把抢过发卡。老周被我推了一个趔趄，差点跌倒了。我心里还堵呢！我同老周翻脸了，这个老周太不近人情了！

        从那之后我就经常到垃圾池里去翻，抢在老周前面，省得同他啰嗦。有时翻得次数多了，我就装着倒垃圾，我原来很少去倒垃圾的，可是后来我家的垃圾都是我倒了。我有时一天倒好几次。为了掩饰自己，我有时就装着找自己的东西，嘴里自言自语：掉哪去了呢？掉哪去了呢？其实并没有人来问过我为什么，只是有一次许小二子问我：“你找什么？丢了东西么？”

        我假装说：“我钢笔丢了。”许小二子自作多情，要帮我找，被我拒绝了。我在那个垃圾池里找到过许多纸片，都是季晓琴做作业用过的草稿纸。季晓琴的字我认得。有一次草稿纸上画了个女孩，样子有点像季晓琴自己，边上写了好几个丑字。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是嫌自己长得丑呢？还是说别人长得丑？我一次还在垃圾池里找到过大半块橡皮，那是粉红颜色的，大半块，可能是她不小心掉到了地上，被她的奶奶无意中扫掉了。我想我应该还给她，大半块呢！可我一想到我要跟她说话，我就感到慌张，心都要跳到了嗓子眼儿。

        我把那半块橡皮一直藏在身上。而那个发卡和纸片我则藏在书里，晚上我一个人时，我有时就拿出来看看。那个发卡给我磨得很亮了，而那些纸片，却浸上了我的许多口水。

        有一天我出门上学，正好遇到季晓琴也出门。我于是便在她后面走，我终于忍不住，在后面叫了一声：“喂！”

        季晓琴并没停下，仍不紧不慢地走，我快走了几步，撵上了她又说：“喂！”

        季晓琴停下了。我说：“这块橡皮是你掉的，还给你。”

        季晓琴看了一眼，她转身又走了。她说：“不是我的。”

        而我却愣在了那里。我一时不知怎么说。我心想，我不应该让她知道。我忽然心中有了怨恨。我心里难受，我也不知道我怨恨谁？我只是心里难受。那一天我过得稀里糊涂，好像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我稀里糊涂过到了晚上。一天真是长。晚上我睡在床上，眼睛骨碌骨碌转，睡不着。我在心里默默地说，一个小丫头片子……有什么了不起的……小狐狸精！有什么了不起的，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嘴里嗫嚅着嗫嚅着，我哭了。我的眼泪流了满脸，然我嘴里仍在说，一个小丫头片子……有什么了不起的……小狐狸精……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嗫嚅着嗫嚅着，慢慢睡着可眼泪仍挂在脸上。

        苏北，本名陈立新，男，1962年出生于安徽天长县，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学士。1983年开始文学创作，有小说集《苏北乡土小说》、散文集《遭遇湘西》、《灵狐》、《像鱼一样游弋的文字》等。现在中国农业银行安徽分行任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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