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本时尚杂志说，胡子是男性美最鲜明的标志。还说男人的雄性、刚性、野性都在这黑糊糊糊满了下巴的胡楂子上——这话可不是真理！对于我认识的老蔡来说，胡子可不是什么美，而是他的命运。

        老蔡从十三岁起唇上就长出软髭。这些早生的黑毛长长短短，稀稀拉拉，东倒西歪，短的像眉毛，长的像腋毛。他正为这些讨厌的东西烦恼时，黑毛开始变硬，渐渐像一根根针那样竖起来。一次和同学扭打着玩，这硬毛竟把同学的手背扎破，多硬的胡子能扎破人的手背？那不成刺猬的刺了吗？因而他得了一个外号，叫刺猬。从此再没人敢和他戏耍了。

        他执意要把这个耻辱性的外号抹去，便偷用父亲的刮脸刀刮去唇上和下巴上的那些硬毛。头一次使刮脸刀，虽然笨手笨脚地划出几条血伤，但刮出来的光溜溜的瓷器一般的下巴叫他快乐无穷。这一下真顶用，刺猬的绰号不攻自废。可时过不久，一茬新生的胡子从他嘴唇四周冒出头来，反而变粗一些，也硬一些。他急了，再刮，更糟！原来胡子天生具有反抗性。愈刮愈长，愈刮愈硬。到了高中二年级，已经非得一天一刮不可了。

        这时，他不得不在自己的胡子前低下头来。认头人家称他“刺猬”，不和他亲近。他呢？渐渐被别人这种惧怕“刺猬”的心理所异化，主动与别人保持距离。他是不是因此变得落落寡合？并在上大学时选择了远离世人的古生物研究专业，工作后主动到那种整天戴着口罩的试验室工作？

        后来，这胡子还成为他和女友之间的障碍。一次看完电影，女友忽然把手中的电影票递给老蔡，说：“你用它蹭蹭脸。”

        “为什么？”他不明白她的用意，却还是这样做了。当电影票从脸颊上蹭过，发出非常清晰的嚓嚓声。

        真是挺可怕。三个小时前他从家里出来时刚刮过脸。难道只是一场电影的工夫，胡子就冒出来了！

        还能怪女友不准他凑过脸去吗？这位与他结交的第一位女友送给他一个比刺猬更具威胁的绰号，叫“铁蒺藜”。无疑，这绰号里边包含着一种恐惧。

        从此他一天不止一次刮胡子了。一位同事笑他：“这应上了那句俏皮话——一天刮三遍胡子——你不叫我露脸，我不叫你露头！”

        老蔡面对镜子里黑糊糊的自己，真不明白这些坚硬的、顽强的、不可抑制的硬毛是从哪里来的。皮下边？肉里边？到底他身上多了些什么怪诞的元素，使他如此难堪与苦恼。他发现自己进入二十岁之后，胡子变得更加癫狂。不仅更黑更粗更硬更密，而且沿着两腮向上攀升，与鬓角连成一体。不可思议的是，有时面颊上也会蹿出油亮的一根。这别是有人类的“返祖”现象吧。他去看过医生，医生笑道：“指甲长得快能治吗？汗毛儿长得多也能治吗？你这不是病！比你胡子多的人我也见过。你父亲胡子是不是也很盛？要是遗传就谁也没办法了。你天生就得这样。”

        没办法了。任凭这命中注定、霸气十足的胡子把他第一个女友打跑。虽然女友没说分手的原因是为了胡子。但谁会一辈子天天夜里睡在铁蒺藜旁边？用下巴上的胡子把女朋友吓跑，可谓天下少有，真算得上蝎子巴巴——毒(独)一份了。

        从此老蔡变得自悲起来，甚至不敢去接近女人。至于他后来的妻子，完全是人家自己主动走进他这一团荆棘的。若说这段姻缘的起始，那可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件小事——

        一次老蔡出差杭州办完事，买了回程的车票在火车站等车。站台上有一个很长的水泥水池，上边一排七八个水龙头，这是为了方便来往的长途旅客洗洗涮涮的。可有的人只顾洗，完事不关龙头，三个龙头正在哗哗流水。过往的人没有一个人当回事儿。老蔡上去把这三个龙头全拧上——这个细节叫坐在车窗边的一个女子瞧见，心中生出敬意。老蔡上车后凑巧坐在这女子的斜对面。谁想这女子就主动和他交谈起来。这女子在杭州上大学，念中文，喜欢文学的女子都很看重人的心意。而真正的爱慕，往往是从对方身上感触到自己人生理想的准则开始的。还有比关水龙头再小的事吗？但对于这念文科的女子，它就像一束细细的光照亮一个世界。有了这样的来自心灵的因由，胡子就不会是任何障碍了。

        如果爱一个人，一定爱这个人的一切，包括缺欠。缺欠甚至可以被美化。比如对老蔡的胡子，妻子称之为“温柔的锉”。

        老蔡自己却很小心。刚结婚时，他怕在激情中扎伤妻子，每天睡觉前都把下巴刮得锃亮。一天早晨醒来，睡意未尽的妻子无意间伸过来的手触到他的脸，手马上闪开，好像触到一个硬棕刷，被扎一下。妻子不知道睡了一觉的老蔡的胡子竟会长成这样。

        老蔡说：“我马上起来刮脸。”

        妻子笑道：“不，这是你的识别物。如果摸不到胡子就不是你了，换别人了。”妻子逗他。

        老蔡有点急。他赌气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死了，人一死就不会再长胡子了。”

        妻子忽然翻身起来，使劲捂住他的嘴，朝他大声叫着：“说什么混话呀，快敲木头，敲木头！”

        老蔡很惊讶。娴静的妻子怎么会变得这样的气急败坏。

        老蔡不是学文的。也许他没想过，爱的本质就是生命的相互依赖。

        再往后，老蔡与胡子的关系不但不小，反而更大了。

        比方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被关进牛棚时候，他最受不了的并不是那些逼供啦、写检查啦、批斗时“坐飞机”以及挨揍啦等等，而是不能刮胡子。从十七岁时，他没有一天不刮胡子，可是牛棚里任何人都不准刮胡子，主要是怕他们用刮脸刀片自杀。饭碗也不用瓷的，怕他们摔碎碗用瓷片割脖子，他们用的饭碗都是搪瓷或铝的。此外也不给他们筷子，担心他们把筷子头磨尖，插进自己身体的要害处。据说一位老专家就用这种自己改制的筷子了结了自己。因此吃饭时发给他们每人一条硬纸片做代用品。

        于是，被放纵的胡子便在老蔡的脸上像野草那样疯长起来。五天后像卡斯特罗，十天后就像张飞了。他感到下半张脸发热，捂得难受，好像扣着一个厚厚的棉帽。这时候正是八月天气，不时要用手巾去擦胡子中间的汗水——好似草里的露水。不久，他感到胡子根儿的地方奇痒，愈搔愈痒，大概生痱子了。

        他原以为自己这么硬的胡子，长得太长会像四射的巨针。在他刚被关起来的头几天胡子还真是长得又长又硬，使他想起少年时代那个“刺猬”的绰号。但没料到，胡子过长，反而变软，就像柳枝愈长愈柔，最后垂了下来。可是他的胡子垂下来并不美，因为这胡子没经过修剪和梳理，完全是野生的。一脸乱毛，横竖纠结，在旁人看来像肩膀上扛着一个鸟窠。于是，他的胡子就成了被审讯时的主要话题——成了审讯他的那帮小子耍坏取乐的由头。

        一次，一个小子居然问他：“你怎么不说话，哑巴了？你那堆毛里边有嘴吗？那里边只会尿尿吗？”

        他没生气，过后也没拿这句话当回事。如果他拿胡子不当回事，这世上就没什么可以特别较真的事了。

        四个月后，他被宣布为“人民内部矛盾，但不平反，帽子拿在人民手中”。可以回家了。

        他从单位的牛棚走出来，即刻拐向后街一家小理发店。由于在牛棚里没人看他，也不怕人看，整天扬着一脸胡子，已经惯了；此刻走在大街上，竟把一女孩子吓得尖叫起来，仿佛见了鬼。待进了理发店，坐下来，对镜子一瞧，俨然一个判官。一时把站在椅子后边的剃头师傅吓了一跳。自己也完全不认得自己了。

        剃头师傅问他：“怎么剃法？”

        他说：“全剃去。”

        师傅放下椅背，叫他躺好。拿过一块热气腾腾的手巾捂在他下巴上，真是温暖！不会儿剃头师傅掀去手巾，用胡刷蘸着凉滋滋、冒着气泡的肥皂水涂在他的下巴上，好似清冽的溪水渗入久旱的荒草地。当大大小小的肥皂泡儿纷纷炸破时，每根胡子都感到了愉悦。跟着一刀刮去，便感到一股凉爽的风吹到那块刮去胡子的脸上。一刀刀刮去，一道道清风吹来。他闭上眼，享受着这种奇妙的快感。鼻子闻着肥皂的香气——其实只是一种最廉价的胰子而已；耳听着又薄又快的刀刃扫过面皮时清晰悦耳的声音，还有胖胖的剃头师傅俯下身来喘着暖乎乎的粗气……随后又一块湿漉漉的热毛巾如同光滑的大手在他整个脸上舒舒服服地抹来抹去。最后只听师傅说：“好了。”他被推起来的椅背托直了身子。

        睁眼一瞧，好似看到一个白瓷水壶摆在镜子中央——他更认不得自己了。

        怎么？刚才有胡子的不是自己，此刻没胡子的也不是自己，究竟谁是自己呢？自己在哪儿呢？

        他付了钱。口袋里有五六块钱，是两个月前妻子送衣服来时放在口袋里的。他跑到小百货店给妻子买了一瓶雪花膏，又跑到街口买了一小包五香花生，两支刚蘸着玻璃般亮晶晶糖汁的糖葫芦。这都是妻子平日最喜爱的东西。天已经暗下来，他回到家。一手举着糖葫芦，一手敲门，想给妻子一个突然的意外的惊喜。她并不知道他今天被放回来。他们已经四个月没见面，音讯断绝，好似生活在阴阳两极。

        里边门一开。妻子看见他立即惊得一叫，声音极大，好像出了什么事。他说：“你是不是不认识我了？我是老蔡呀。”

        妻子把他拉进屋，关上门，扑在他怀里，哭起来。边说：“你变成狗，我也认得你。你怎么不事先告我一声呀！”

        老蔡说：“我还以为我刮脸，刮得太白太光，你认不出我来呢！”

        妻子抬头看他一眼，带着眼泪笑了，说：“什么太白太光，你什么时候刮的脸，那些胡子又都出来了。”

        他一怔，抬起手背蹭蹭下巴，这么短的时间已经又毛茬茬地冒出一层！但这一次他对胡子的感觉很例外，很美妙。就这层胡茬，使他忽然感到，往日往事，充溢着勃勃生机的生命，还有习惯了的生活，带着一种挺动人的气息又都回来了。

        老蔡的病是八十年代开始得的。

        先是视力下降，干不成他化验室的工作；后来是一根脑血管不畅，走道打斜，也无法在办公楼里传送文件和里里外外跑跑颠颠；跟着是负面的遗传基因开始发作——血糖高上来了，他父亲就是从这条道儿去天国的；随后是内分泌乱了套，他称自己的体内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各大医院都去过了，各大名医也托人引荐见过了，最终还是躺在了床上。奇怪的是，虽然身体各部分都很弱，唯有胡子依然很旺，黑亮而簇密，生气盈盈。他依旧习惯地早一次晚一次刮两遍。一位朋友说：“这表明老蔡生命力强。毛发乃人的精血呀！”

        于是，胡子成了老蔡和妻子隐隐约约的一种希望与寄托。这期间经常挂在妻子嘴边的，是她从古诗中改出来的两句：

        胡子除不尽，剃刀刮又生。

        然而，胡子从来就不听老蔡的，只给他找麻烦。

        最早发现胡子发生变异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妻子。

        自从他躺到床上，一早一晚刮胡子的事就由妻子来做。自己刮自己的脸，脸蛋和刮刀相互配合，不会刮破脸；别人来刮就难了，常常会刮破。老蔡血糖高，伤口不好愈合，幸好那时市场上出现一种进口的电动刮脸刀，刀头上蒙着一种带网眼儿的铁罩，绝对安全。妻子赶紧买了一个，倒是十分得用。但一天，妻子发现老蔡下巴上有一根胡子怎么也刮不掉。奇怪了？怎么会刮不掉呢？戴上花镜一看，竟是一根很怪异的胡须，颜色发黄，又细又软，须尖蜷曲。它弯弯曲曲很难进入网罩上的细眼儿。老蔡的胡子向来都是又黑又硬，怎么冒出这么一根？好似土地贫瘠长出的荒草。妻子只当是偶然。谁料从此，这蜷曲的黄须就一根根甚至攒三聚五地出现。随后，她发现他下巴上的胡须变得稀疏，开始看见白花花的肉皮了。

        她心里明白，却不敢吱声。反正老蔡很少照镜子，肯定不知道脸上所发生的变化。一天傍晚，妻子给他刮脸。迟暮的余晖由窗口射入。一缕夕阳正照在他的下巴上。妻子陡然觉得这日渐荒芜的下巴，好似晚秋时节杂草丛生的土岗子那样萧瑟而凄凉。她不觉落下泪来，泪水滴在老蔡的脸上。

        老蔡闭着眼，却开口说：“从小我就巴望它们长得慢点、慢点，现在终于遂了我的愿。你该高兴才是。”

        妻子反而哭出声来。

        从老蔡病倒卧床那天开始计算，七年后的一天，一个平平常常的春天的早晨，妻子醒来，习惯地用手去摸老蔡的下巴。手心抚处，奇异般的光滑，像一块卵石。她下意识地感到了什么，又摸一下，感觉更不对，老蔡的胡子呢？

        此时此刻她分明听到一个声音，是老蔡的声音，很遥远，那是许久许久以前老蔡说过的一句话：“人一死就不再长胡子了。”

        她猛地翻过身，叫一声老蔡。老蔡极其刻板地仰面躺着，灰白而削瘦的脸一片死寂，没有一根胡子。她第一次看到老蔡不生胡子的脸。原来不生胡子的脸这样难看。

        冯骥才，男，浙江慈溪人，1942年生，现为中国文联副主席、天津市文联主席。已出版有《冯骥才文集》等多种。其中篇小说《啊》、短篇小说《雕花烟斗》分获1979年全国优秀小说奖！中篇小说《神鞭》、短篇小说《一对夫妻的三千六百五十天》、《拾纸救夫》、《炮打双灯》、《市井人物》、《石头说话》、《俗世奇人》分获本刊第一、三、四、五、六、七、九届百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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