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师傅的案板上云集一堆红红绿绿的布料，都是些真丝布料。这些真丝布料经过他的手，变成一件件女人旗袍。这些旗袍就像云彩一样，在大街小巷甚至全国各地飘。某些时候，这些旗袍还有它的特殊意义，或被展示在舞台上，或被展示在晚宴上，也有深陷在某大公司黑色的或红色的皮沙发里，像水一样润泽。

        薛师傅戴上老花镜，想把案板上的面料分成两类。那些纯色的缎而真丝，质地柔软又不失挺括，是绣湘绣的好料子。一般是那种有品位的中年女人做的。也是这种女人最能穿出旗袍的韵味了。而那些花色真丝是不要绣湘绣的，一般是那些年轻女人做的。这种旗袍，无领无袖，露出整个背部和半个胸部，两侧衩开得很高，按女儿薛蓝的话说，是一种新式旗袍。

        什么是新式旗袍？活了大半辈子的薛师傅似乎没有真正弄懂。他只知道40年代末流行的低领连袖圆摆的旗袍，古朴、典雅、清丽。与当下穿在年轻女子身上的敞胸露背，看见大腿根的旗袍有着天壤之别。在薛师傅眼里，做这样的旗袍容易多了，没有那些精致手艺。但旗袍的贵族气也就在这精致的手艺上，少了那种贵族气就少了旗袍的韵味。薛师傅做这类旗袍时，有种成就感。但是他已经有三年没有做过这种类型的旗袍了。

        薛蓝今天穿了件吊带旗袍，圆润的肩部以及半个胸部端出来，腰部间夹了大块薄如蝉翼的雪纺，隐约看到肚脐和整个腰部。薛师傅鼓起眼睛看，火就要从眼睛里冒出来。薛蓝大声说，独特的花形，轻薄的雪纺，使人穿着舒适，飘然若仙。薛师傅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埋头理案板上的布料。他准备把案板上的布料做完就给自己退休，他只能退休，他是越来越看不懂这些时尚了。年轻女人模仿薛蓝的派头，薛蓝穿什么，她们做什么，这样一来，找薛蓝做旗袍的人越来越多，而他却成了摆设的古董。薛蓝不无骄傲地说，现在是旗袍的春天，也是她的春天了。

        再过几天就是薛师傅的六十大寿，过完大寿就准备不碰针了，让薛蓝去做，她爱怎么做就怎么做。薛师傅虽然也对薛蓝能有这么好的生意感到欣慰，但薛蓝做旗袍的姿态又让他感到压抑和别扭。薛蓝做旗袍总是放音乐，放古典音乐也就罢了，偏偏放的是一些节奏感很强的摇滚，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有时，随着音乐摇头摆脑。做旗袍是全神贯注的事，哪有这样做的？他总觉得薛蓝的心还浮躁，难成大器。也难怪，年轻人嘛！她母亲年轻时不也是把别人的出国旗袍剪了一个洞？当初，也是剪了那个洞她才成了他的老婆。

        门口站着一个女人，手里拿着一块翠绿色缎面真丝布料。说要找薛师傅。薛师傅取下眼镜望着她。

        您就是薛师傅？

        我就是。

        我想请您做件湘绣旗袍，做那种低领连袖圆摆。

        你还喜欢那种旗袍？薛师傅疑惑地看着女人，又说，可是我的眼睛有些不济了。

        薛师傅有好几年没碰到做这种旗袍的女人了。薛师傅又看了女人一眼，这女人身材颀长，气韵好，是个能够把旗袍穿出韵味的女人。

        女人把布料拿到薛师傅面前，边打开边问薛师傅，你看这种布料好吗？薛师傅正准备说好料子时，他女儿薛蓝抢着回答，快嘴快舌地说，我父亲眼睛不好，做不好这种旗袍了，我给你做吧！

        女人望了望薛蓝，几分狐疑。

        不相信年轻人能做好你的旗袍？薛蓝心里想，我还不愿意做这种老式旗袍呢。

        不是，不是！这件旗袍要求比较高，挺繁琐的。女人还有句话存在心里，做旗袍的就像医生看病，越老越精。

        薛蓝见那女人瞧不起她，也不再理那女人，忙自己的活去了。女人见薛蓝不理她，也不恼，站在门边，微笑着看他们做旗袍。薛蓝没好气地说，你可以走了。女人倒沉着，没有走，只是她不再看薛蓝，专看薛师傅做旗袍。

        薛师傅对女儿的生气有些悚，这种悚不是一两日了。他想撒手让女儿挑起做旗袍的大梁，又总觉得女儿在哪个地方未遂心愿。这样，父女之间常生些龃龉。薛师傅越来越力不从心，女儿冲劲儿足，一天比一天自信。薛师傅说，不是我不做，我的眼睛怕把你的旗袍做坏。

        女人说，我相信你会做好，我也是访问了许多人才找到你的，这条旗袍对我来说有种特殊的荣誉，意义重大。

        “意义重大？”薛师傅又认真地看了女人一眼，心里咯噔一下。他这一辈子经历过许多意义重大的事。那时候在服装厂上班，市里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要演出，赶制演出服；学生要学军，赶制军装；市里的干部要到北京开大会，赶制四个口袋的中山装；省里领导要出国，订做一批毛料西装；特别过瘾的是，湖南湘剧团要到美国演出，订做一批旗袍。每当接到这些活的时候，厂长总要慎重地对他说，一定要做好，这些服装意义重大。后来，最能显示他手艺绝活的还是那些出国演出的湘绣旗袍。也是做了那批旗袍后，他的旗袍在长沙发扬光大。所以，对于意义重大的事，薛师傅向来看得认真。于是他问，旗袍要得急吗？女人说有些急，女人又补一句，只要你做，我愿意出高价钱。薛师傅说不是钱的问题。

        薛蓝犯倔了，又冒出硬邦邦的一句：现在不是服装厂了，你也用不着去完成那些意义重大的事了。

        薛师傅瞪了一眼薛蓝，薛蓝不服地“嘁”了一声。薛师傅颤了一下，没有表态做还是不做，只是盯着女人手里的布料，好像女人手里的布料是一双柔软的手，正在触摸他心底里的某种东西。薛蓝很仔细地看着父亲，又说，她的荣誉与你有什么关系？

        住嘴！

        薛师傅怒了。他想起他的旗袍店。他的旗袍店能支撑到现在，就是靠了这些荣誉。他突然想明白了，女儿倚仗的是技术而不是艺德，这是手艺人最忌的，也是女儿这一代人无法理解的。他必须让女儿明白，无德便无技。薛师傅站起来，要女人站到当亮的地方，自己眯一只眼，把女人从头到脚看了一眼说，把布料放在这里，你可以走了，七天后来取。

        女人没有走。她觉得薛师傅没给她量身！不量身做出来的衣怎么是她的？女人以为他和其他裁缝一样，要用一条有星星点点的皮尺，在她身上量来量去，然后记在本本上。女人当然不可能知道，薛师傅的眼睛就是皮尺，只淡淡地瞄上两跟，就默记在心，就像熟悉自己身体给自己做衣服一样准确。

        女人费解地看着薛师傅，可薛师傅又说一次，七天后来取。

        薛师傅把女儿卧室的门卸下来，洗干净，搁到自己卧室的铜环床上。铜环床不同于席梦思，它三侧有小圆柱支撑的床墙。门板搁到床墙上，正好成了个案桌。这是他和老婆共同的床。老婆一见床被盖了盖，就问，我怎么睡？他对老婆说，这是我做最后一件旗袍了，我要集中精力做，你就和薛蓝挤挤吧！说完，他一进门，就把自己关在门里，老婆关在了门外。老婆虽然一时转不过弯，也只好由他去。

        卧室光线有些暗，薛师傅吩咐薛蓝到街上买只60瓦的灯泡换上，然后把薛蓝也关在门外，卧室这个小世界就完全属于他了。吃饭时候，他也不出来。老婆对薛蓝说，你爸爸又开始不正常了，他是有胃病的，我真担心他再搞出什么毛病来。薛蓝说，随他吧！他饿了自然会出来的。

        薛师傅开始裁剪旗袍，旗袍的领口不能歪也不能大，领口要像蛤蚧夹肉一样夹着脖子，脖子才衬托出修长而秀丽。旗袍的腰部要收好，这是关键。腰收到增一分肥减一分瘦的地步才能衬托出腰部的曲线来。下摆的两侧不能露出大腿。中年女人走路看见大腿，有失庄重，当然也不能开得过低，要看得见整个小腿，这样，女人走路，既能走出风采，又不失典雅。

        旗袍的剪裁和针脚是要靠眼力的。特别那些针路，不是缝纫机一响，踩出来的，而是靠手工一针一线缝出来。如果眼不好，手不匀，面子上就会浮出线头或“蜈蚣虫脚”。蜈蚣虫身子小脚很长，是湘绣的大忌。如果蜈蚣虫脚出现在他的旗袍上，就等于蜈蚣虫吞进他肚子般难受。

        薛师傅在那个世界倒腾了几天，又打开了房门，拿出了他裁剪的旗袍。旗袍上还画了一只金凤凰的图案，凤凰的头从旗袍的胸部开始，到旗袍下摆正好是凤凰漂亮的凤尾，深红和黄黑颜色搭配，可说是世界上的绝配。他把老婆拉进房，然后又关上门。他要老婆坐在他跟前绣旗袍上这只凤凰。老婆在案前摆好布绷子，绷上绣件，然后坐在他面前不用戴花镜就捏起了绣花针。老婆捏针的样子，让他想起老婆年轻时，她的拇指和食指粉嫩粉嫩，捏着针，合成一个圆环，剔透得像枚玉佩。他再也看不到老婆那样的手了。老婆虽然没有了那样的手，但比自己年轻。成熟的男人找老婆是找能干聪明的老婆，不一定要漂亮，但要年轻。他就是找的这样的老婆。可以说他的旗袍一半依赖了老婆的湘绣。如果没有老婆湘绣的好手艺，也出不了这么漂亮的旗袍。

        薛师傅觉得这辈子运气好首先有个好师傅，然后是有个好老婆。记得他30岁了还在挑老婆。他是桃花江美人窝里出来的男人，相貌堂堂不用说，但对那种找上门来又没有一点本事的漂亮女人，他一点不感兴趣。也是那次，省湘剧团到美国演出，演员一律穿湘绣旗袍，厂长把做旗袍的任务交给他，由他统一裁剪，再拿出湘绣。长沙有四大湘绣厂。沙坪湘绣厂是四大湘绣厂的发源地。他拿了布料去了沙坪湘绣厂。当时沙坪湘绣厂还只有个小厂房，接了业务就去找那些农村姑娘。那里的农村姑娘从小就绣花挑朵的，个个是湘绣能手。沙坪湘绣厂把业务分到姑娘手里不到几天，一位姑娘跑到服装厂找薛师傅，说这件旗袍被她剪线时不小心剪了个洞，说完就哭起来了。薛师傅发现姑娘绣得非常不错，而且找上门赔礼道歉已很有责任感了，就重做了件旗袍给她绣。后来有了零散的旗袍业务就专门让她绣，一来二去，这个比他小十多岁的姑娘就成了他的老婆。

        薛师傅在旗袍上打好的图样，在老婆眼里只是个轮廓，她要在轮廓上配线绣出层次。一根线劈成16根，每根的颜色，从最深到最浅的分成13种。将花线、绒线、丝线、织花线、桃花线，金银线，分清楚后，老婆开始飞针走线。对接掺针、拗掺针、挖掺针、直掺针、横掺针、排掺针、毛针、隐针、游针、盖针、花外、打子针、钩针、扎针、刻针，她绣得轻重徐疾，有板有眼。粗的细的各种颜色的丝线在她的手中飞舞着，两朵艳丽的蝴蝶结，翩跹在领口上，既作为点缀又起领导作用。那只凤凰，深红的凤头，红黑的凤身，金色的凤尾，活灵活现，就像随时会从绣屏上飞出来。

        旗袍做好后，薛师傅将旗袍穿在迎门的一个模特儿身上，旗袍从上往下挂，像水一样滑下来。薛蓝很用心地给模特儿头上戴上一顶荷叶造型的绸缎阳帽，在脸前像个倒s形，一边遮住了一只眼睛，一边闪出晶亮的光芒。长发披在帽檐下，像是一朵荷花下垂着的穗。翠绿色的旗袍，就像出水的荷叶。一阵轻风吹过，闪烁而流动，泛出幽幽的色彩。在那些花花绿绿视为土气的时候，在讲究格调的白领丽人沉迷于低调的，高级灰的世界里，这件旗袍忽如一夜春风，开着绚丽的花朵，引来翩跹的蝴蝶，一扫笼罩在世纪的灰色迷惘，为女人构筑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薛蓝在给模特装饰时，薛师傅的眼睛一直盯着薛蓝看。薛蓝今天穿了件红印花超短旗袍，下摆的短比阿婆的短裤长不了多少。薛蓝几分得意地说，你不要这样看我，这是改良。传统的印花织布，标准的中国红中加入金色花纹，体现了浓浓的中国情结。黑色琵琶扣点缀，内配金色小吊带，硬朗中又不失女性的柔美。现代的尖角翻领与露背元素，中西合璧，性感妩媚。纵使薛蓝讲得天花乱坠，薛师傅也只能是越看越生气。可是越是生气越没有足够的理由说服薛蓝。他只好不去看薛蓝了，搬了条板凳坐在店门口，等女人来拿旗袍。

        女人没来。女人没有来，他就盯着模特身上的旗袍看，越看越欣慰。他做了一辈子的旗袍，好像还没有这样认真看过。

        薛师傅60岁，做了四十多年旗袍。他觉得他比他父亲幸运，他父亲想做旗袍，但没有做成。父亲15岁从乡下到镇上学裁缝，学费是从乡下带几升白米，由于父亲的好学，做了师傅的上门女婿。那时镇上不知道旗袍是怎么回事，但做裁缝的父亲还是知道旗袍的，希望自己学会做旗袍。师傅却说镇上没人穿旗袍，你学它做什么？师傅没有告诉父亲做旗袍，但父亲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做旗袍。就在薛师傅长到15岁时，父亲把他送到了长沙拜师学做旗袍。父亲说，我从山沟里到了县城，你要从县城做到省城才叫有出息，我们的祖先薛仁贵也是走出去才干出大事的。父亲识字不多，喜欢县剧团演的古装戏薛仁贵征西。就这样，他带着父亲的愿望，来长沙拜师学旗袍了。师傅没有儿子，身体又不好，薛师傅就挑水劈柴洗衣样样都做。师傅离不开他，就认他做干儿子。合作化时，他以儿子的名义和师傅一块进了服装厂，吃起了长沙户口。师傅做旗袍是祖传。不久，师傅死了，他就成了一代名师。

        每天一早，薛师傅就去挂旗袍。他将叠好的旗袍轻轻打开，往模特儿身上一穿，旗袍又像水一样滑落下来，他喜欢看这种水样滑落的感觉。一到晚上，他又把衣服取下来，折叠好，放到一个精致的四方盒里，薛师傅盯着盒子里的旗袍看，那个女人不断地在他眼前晃动。女人做旗袍是去参加一个盛大的宴会？还是和一个旧情人约会？女人是40岁还是40多岁？女人的年龄是看不准的。

        燥热的夏天就在薛师傅的等待中过去了，女人还没有来。这时，薛师傅有些坐不稳了。薛蓝怕父亲急出什么病来，觉得父亲有些痴了，不满地说，爸，到里屋歇着吧！那女人来了我会叫你的，薛师傅固执地说，我为啥要到里屋歇着？然后直直地望着女儿。薛蓝一撅嘴：你也太认真了，不就是一件旗袍吗？你也不想想，或许那个女人犯了病，出了车祸呢？

        你别在这里胡说八道，你怎么能咒人家？

        本来嘛。她不来，还要我们打广告找她啊！你没见现在人的那德性，有钱神气到天上去了。说不定她早忘了她的旗袍呢？

        我相信她会来的。

        其实旗袍这种衣，说看重就看重，说不看重，不过是女人衣橱里多件衣罢了。再过段时间还不知有没有人穿这种旗袍，既繁琐又不适用。如果我有个好的工作，也不会把青春浪费在这一针一线上。

        薛师傅身体里猛然扎了一下。他知道薛蓝从心底里没有真正地喜欢过旗袍。她能做，是靠了她一股子灵性。女儿要的只是旗袍外而的世界，而不是旗袍的内涵。喜欢旗袍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薛蓝高中毕业那年没考上大学，在家待业，他发现他很无能，他的旗袍做得再好也没人帮他把女儿招出去。他认命，老婆却不认命。老婆说，你给市长夫人做旗袍，你去和他夫人说说，给女儿找个合适的工作吧！薛师傅口里答应着，就是不行动，他认为女儿到一定的时候。也会认命的。现在女儿虽然认命，很不情愿地跟他学做旗袍了，但要想让她死心塌地做好旗袍，还是差一段工夫的。

        又过了一段时间，女人仍然没有来。

        这时，坡子街要扩建，所有的旧房要拆。薛师傅的旗袍店和他以前的服装厂正在这条街上，都属于拆迁范围。薛蓝是个能干的姑娘，很快在另一条巷子找到了门面，准备在拆毁之前搬过去。这下薛师傅寝食不安了。他想女人来了怎么找旗袍店？他很不愿意搬。薛蓝说，我们在原地方钉块牌子，告诉我们的新地址。薛师傅搬到新门面后，他又不放心了。他说，那牌子起什么作用？我还是到那里去等吧！反正我不做旗袍了，有的是时间。薛蓝惊讶地望着他。老婆说，让他去吧！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固执得像牛。他要做的事，就是九头牛也拉不回。

        薛师傅端了盒子里的旗袍，蹲在薛蓝钉的牌子旁，看人家拆屋。好端端的屋被一个个拆得乱七八糟了。当他看到服装厂“轰”一声巨响，成了一堆钢筋水泥时，他的老眼冒出了泪花。没了，彻底没了。服装厂刚成立时，他为厂里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旗袍。有一天，服装厂突然受到了冲击，那些漂亮的旗袍都被撕成了布条，说是过去地主太太穿的封资修的东西。在全厂都不做旗袍的时候，他偷偷给一个女人做过一件旗袍。那女人精致地穿在身上，走到河码头去看龙船时候，被几个造反派盯住了，那女人一下河码头，她的旗袍被造反派撕成了条。那女人哭着往家走，薛师傅偷偷跟在她后头哭，一直哭到她回到家。后来，市面上又风行一种的确良的布料，手感挺滑，穿着不起皱，凉爽，是夏天做衬衣的好料子，也是一种很昂贵的布料。当时只有两种颜色，水红和纯白。水红是姑娘的专利，白色是男人和老年人的专利，后来市面上出现了花的确良，那女人意外地拿来花的确良面料。要薛师傅给她做棉衣罩衣。薛师傅很懂得这个女人，他用了类似于旗袍裁剪，在领口上用了做旗袍的那种领口，扣子也是按旗袍那种布纽扣去点缀。那女人穿出去后，姑娘们一窝蜂地请他做这种款式，他白天做不过来，就带回家，晚上在灯下做那些蝴蝶结，饺子形，菊花瓣的纽扣。再后来，长沙平空冒出许多服饰公司和数不清的个体裁缝店，外省的名牌也源源不断打进长沙，服装厂就接不到业务了。老厂长退休后，新厂长把厂卖给一个服装公司。工厂卖了，断了工人的生路，工人跑到厂里骂娘。薛师傅没有骂娘，他拿了那笔可怜的买断金做了件大事。他把两室一厅的住宅进行了改造，先把当街的门改成双合页门，把横着的那间夹成小两间，做了他和女儿的两间卧室，再把外屋和里屋连着的两间打通，成了一间大房子，做了门面。门口挂了块“薛师傅旗袍店”的牌子。这时，街上那些丽人，在街上大大小小的旗袍店里挑来挑去，挑到薛师傅旗袍店的时候，就再也不想走了。

        坡子街的旧房拆毁后，变成了一条空巷。薛师傅蹲在尘土飞扬的空巷里，每天如此，跟单位上下班的人一样准时。那些民工不可思议地看着他，时间一长，把他看成了活路标。有人问地址了，就说那里有个卖旗袍的老人。于是，过路人劝他，这条街成了空巷，你蹲在这里卖给谁呀？开始他还和他们解释，发现他们那嘲笑的目光，就不作声了。

        坡子街开始重建一栋栋新房，薛师傅蹲在那里，像是看景，又像在看人，眼睛却空洞地一直望到巷子的尽头，目光游离而迷惘。渐渐地，他饭也不想吃了，觉也睡不踏实了，话也不想说了。这天，他终于倒在了那块牌子前。

        在医院，薛师傅被诊断为晚期胃癌。

        病床上，薛师傅还在问，女人来了没有？老婆急了，对薛蓝说，这件旗袍会把你爸爸活活折腾死的，快想个办法吧！薛蓝没作声，脑瓜子一转，第二天，她在晚报上登了一则领取旗袍的消息。她把这件事告诉薛师傅时，病得不成样子的薛师傅咧嘴笑了。

        可是一个星期过去了，仍然没有人领旗袍。薛师傅只好又不断地追问薛蓝。薛蓝说，哪有那么快呀，再等等吧！

        见父亲还是那么焦急，薛蓝心里也暗暗不安起来。这一天，她又找出那张报纸细看，突然看见，在她的那条消息旁边，还有一条讣告：全国著名民族学学者，省政协委员夏玉珍女士因患白血病，医治无效，于昨日去世，享年48岁。薛蓝第一次没看到这条讣告，现在看到了，心里就很不是滋味。讣告与认领旗袍的消息挨在一起，冥冥中是不是有一种什么联系？

        这天中午，薛师傅接到了一个女人打来的电话，说她就是那个订做旗袍的女人的女儿，并解释说，当时因为妈妈急于出周考察，把这事搁一边了。薛师傅听了说，我还以为你妈妈不要了呢，你妈妈什么时候来拿旗袍？电话里满口赔不是，又说，妈妈一年半载回不来，前不久她打电话过来，叫我抓紧拿了给她寄去，她等着穿。薛师傅在电话里约好在他原来的旗袍店见面。

        薛师傅送走那件旗袍后，就像脱掉了一件被雨淋得透湿的旧棉袄，穿上了一件新棉衣，有种说不出的轻松和舒适。他兴奋了大半个晚上，才迷迷糊糊睡着。结果，这一睡，薛师傅就永远睡过去了。

        薛蓝伤心至极，边哭边喊：父亲是我害死的，我这个主意馊啊！

        原来，晚报登出消息后，还是无人问津，而父亲又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晚报上，薛蓝便突发奇想，找来自己的女友，扮成那个取旗袍女人的女儿。旗袍取走了，本想让父亲了却这桩心事，安度晚年，没料到反而加速了父亲的死亡。

        火化父亲和父亲的遗物时，薛蓝拿着那件旗袍，泪汪汪地盯了半天。母亲说，这是你父亲一生做得最用心的一件旗袍。他走了，让你爸带走吧！女儿明白母亲要将旗袍烧掉。她急忙抱过来对母亲说，我要留着它。

        旗袍仍然挂在模特身上。这条旗袍就成了路人永远注意却无人领走的绝品。

        薛媛媛，女，湖南桃江人，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1990年开始发表作品，已发表中短篇小说二百余万字，出版有长篇小说《我开始烦恼》、《六三班的成长报告》、《我是你老师》，散文集《那个女人那个雪夜》、《城郭外的喊叫》等。曾获“五个一”工程奖、湖南青年文学奖、草原文学奖。作品被译介到日、韩等国，现为长沙市文联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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