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我们战友聚会。我不喜欢太闹，去得比较晚。说十点在锦江花园集中，我十一点半去的。停好车下来，就听见有人叫我，回头看见一个熟脸，一时叫不出名字。好在他马上自我介绍了，他说我是邹晓军，外线分队的。我说哦，我是长话分队的。他说，我知道你，你现在是大作家啊。

        我们就一起上楼。楼上闹哄哄的，聚会的人正从茶室出来前往餐厅。男男女女的，挤满了。有人叫我，也有人叫邹晓军，并且对我们的晚到进行讽刺打击。在很多声音里我听见有一个声音比较突出：邹晓军，你是不是专门去约了作家一起来的啊。邹晓军一迭声地说不是不是，在门口遇到的。马上就有好几个人一起笑，是那种寻开心的笑。还有人说，肯定是你亲自开车去接的吧？还有人说，肯定是到绕城高速上转了一圈儿才来的吧，哈哈哈。大家都笑，很开心的样子。

        我也跟着笑。对于这样的讽刺打击，我已经习惯了。每每参加聚会，都是一道免不了的菜。如果我不来，他们就在背后打击：她现在可是名人喽，请不动喽！如果我来了，那就当面打击：你现在是名人喽，和我们不一样喽。总之我得像犯了错误一样向各位赔笑脸。

        当然，我知道大家也没什么恶意，找个话题说说而已。

        可是邹晓军却不能接受，他面红耳赤地解释：真的是在门口碰到的，她都不认识我了，还是我自我介绍的。先前那个始作俑者说，不要解释不要解释，我们不听。还有人说，这是好事嘛，男战友关心女战友是应该的嘛。邹晓军说，你们这些人咋个不相信我呢？我说的是真的啊。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们啊。

        这时我们连老指导员过来了，跟我和邹晓军分别握了个手，然后招呼大家入座。老指导员问我，去年春节聚会你怎么没来？我说，去年没人和我联系，我事后才知道的。老指导员转向邹晓军说，你怎么不通知她啊？邹晓军说，我这些年也没和她联系啊，刚才在门口才碰见。老指导员笑笑，意味深长的样子。看来他们还越说越真了。邹晓军又要解释，老指导员说，别说了，赶快入座，让营长讲话。

        宴会就开始了，营长发表祝酒词。营长顶着花白的脑袋，已经完全像个退休老头了，当然腰板还是笔直的，这是区别。营长一声吼，大家一阵乱碰，之后就开始互敬互灌，十多分钟后，大厅就乱成一锅粥了，人都站了起来，尤其是男人们，脸红筋涨的，大声武气的，打架似的在那儿互相敬酒，搂着肩膀拉着胳膊彼此诉说着真诚的胡言乱语。

        我和邹晓军因为到得晚，就在最边上的一桌。还好我旁边是我们分队的潘静兰，她不知为何也没凑到我们分队那桌去。起初还有些喜欢热闹的战友过来敬酒，热情洋溢地对我进行新一轮的讽刺打击，还捎带上邹晓军。后来我注意到一有人敬酒，邹晓军就闪开了。半个小时后，我们这桌终于清静了。我看邹晓军有些不痛快，就主动敬了他一杯酒，我说，你没事吧？他说没事。我说，你别当真，他们也就是开开玩笑。他说我知道是玩笑，但半真半假的，也挺烦人。潘静兰接过话说，你们也确实太巧了，十多年没见，就在门口碰上了？我听不出她是陈述句还是疑问句，解释说，可不是吗，我刚要往里走他就叫我了，一开始我还没反应过来呢。邹晓军跟潘静兰说，我认识她她不认识我，我就赶紧自我介绍。潘静兰说是吗？可是看你们走进来的样子，好像很亲热呢。我有些不舒服了，刻意说，真要有什么事藏都来不及，还跑出来展览？我还没那么弱智吧？潘静兰终于打住了，笑说，开玩笑的。

        想想现在也真是够开放的，大家都四十多岁的人了，有家有口的了，却动不动就拿男女的事开玩笑，有些玩笑完全没有分寸，赤裸裸的，让人难以承受。想当年我们在连里，男兵女兵不要说开这样的玩笑，多说几句话都不行的。也不知这算不算社会进步？

        餐厅里越来越乱，我坐着感到心烦。可是又不能走。指导员为了防止有人开溜，竟然在门口布置了“岗哨”。我们这桌的人全都出击了，杯盘狼藉的桌旁就剩下我们俩了，我和邹晓军。我忽然有了和邹晓军聊天的欲望。比之那些毫无距离感的老战友，这个有些拘束的人反而让我愿意接近。

        邹晓军拿出烟来点上，我说给我一支。他很惊诧，我说反正坐这儿也无聊。他给我点上，自己再点上。有了烟在中间，他一下子自然了许多，笑眯眯地跟我说，你跟在连里的时候很不一样了。我说，学坏了吧。他说不是，随和多了。在连里你从不理我们男兵。我说不是不理，是不敢，没见那些理了的下场啊。邹晓军笑了。

        那时连队处理了两对偷偷谈恋爱的战士，让我们心里发紧。

        我问邹晓军在干吗，他说转业后一直在东城区公安局，前些年在下面的街道派出所，现在在局里。我说你可不像在公安局工作的。他说怎么了？我说，很低调啊。他笑起来，正想说什么，潘静兰突然跑回来了，大声说，耶，你们俩倒挺会抓紧时间嘛，在谈心啊？我说，可不是，反正大家都想成全我们，我们也别辜负了。潘静兰哈哈大笑，说作家就是不一样，然后一屁股坐在我身边。

        也许是喝了几杯酒，潘静兰很兴奋，坐下就滔滔不绝地说起话来，我只好放弃了和邹晓军聊天的欲望。邹晓军也变得沉默，我们的谈话空间全部让潘静兰占领了。

        潘静兰说，记得不，有一次咱们连过春节包饺子，咱们分队第一个包好，都吃完了他们分队还没包完，之好笑。班长就派咱俩去他们寝室帮忙？我摇头，毫无印象。我只记得那个时候的确是把面和馅儿分给各分队自己包的，哪个分队先包完哪个分队就去炊事班下饺子。潘静兰问邹晓军，你记得不？邹晓军点头说记得。潘静兰说我，你怎么忘了呢，我擀皮，你包。我都记得你是北方人那种包法，两边往中间一挤，速度很快，之好笑。我还是茫然。她说的包饺子的方式没错，那是我妈传授给我的，挤饺子。可是，上邹晓军他们寝室去帮忙，我怎么一点儿也想不起来？

        不过我相信潘静兰说的是真的，因为我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听别人讲我的往事感到陌生。我的青春期是一笔糊涂账。潘静兰继续说，那个时候晓军好瘦啊，但是很能吃，一次要吃五十个，之好笑。我很吃惊，是吗？邹晓军不好意思地笑笑。潘静兰说，他不是饭桶是饺子桶，之好笑。

        这时跑过来两个家伙，一把揪住邹晓军：你这个家伙怎么在这儿躲清静啊？你还没敬我酒呢，真不够意思，真不够意思。另一个看看我又看看潘静兰，点着潘静兰说，你不懂事，你真的不懂事，我得批评你，你怎么能夹在人家中间呢？当灯泡也不是这么个当法啊。潘静兰笑得弯下腰来，说，我乐意，人家都没嫌我你管什么闲事啊。

        邹晓军被他们揪走了。看邹晓军那个为难的样子，我真觉得他不像个干警察的。也许警察也是多种多样的？就像别人常常说我不像个作家一样。

        潘静兰说，你知道邹晓军他爸的事吗？我说不知道，他爸什么事？潘静兰说，哎呀，你应该知道。我心想我为什么应该知道呢？我连他的事都弄不清。潘静兰说，那他爸是老革命你知道吗？我说好像听说过，三八干部？潘静兰说，对，打过日本鬼子的。但是因为有历史问题，一直没被重用。之好笑。

        我觉得邹晓军一走我们就说他爸，好像不大好。可还是顺着她问了句，什么历史问题？当过国民党吗？潘静兰说，不是，他爸一个放牛娃当什么国民党嘛，一参军就是八路，之好笑。我跟你说，邹晓军最像他爸了，倔头倔脑的，之好笑。

        我真受不了潘静兰这个“之好笑”，可是我的好奇心被她引发了，我问她，他爸到底怎么了？潘静兰说，他爸很冤，冤得跟小说一样。

        我还第一次听人这么形容，难怪她说我应该知道的，她的意思是他爸冤得已经进入文学艺术里了。我就认真地听她说。

        我跟你说啊，他爸是我见过的最冤的人。差不多就是冤死的。我跟你说啊，他爸死的时候邹晓军都哭了，之好笑，我从没见他哭过，他和他老婆离婚的时候他都没哭，只是大醉了一场。那个时候他跟我说他简直想杀人，他的眼睛都气红了，之好笑……

        潘静兰就开始给我讲邹晓军的爸以及邹晓军，一口一个“我跟你说啊”，或者“之好笑”。显然她属于口才偏差的那种，啰里啰嗦，口水滴答，若是直接显影在稿纸上，断会被我删得血流成河。可是，口才差挡不住故事精彩啊，我还是无比认真地听了下去。

        删除掉“我跟你说啊”和“之好笑”，大概故事如下：

        邹晓军他爸参军很早，打仗也很勇敢，但当了营长之后进步就比较慢了。因为有历史问题。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历史问题，反正对他爸影响很大。他爸一直说自己是清白的，组织上却一直没下结论。所以他爸当到军分区司令就离休了。按他爸的资历和战功，本来应该到大区的。

        他爸离休以后住在神仙湾干休所，心里郁闷，不爱和其他老同志交往。人家老干部都养草种花，或者下棋钓鱼，老有所乐，他什么也不弄，什么也不乐，没事儿就在院子里走路，一圈一圈地走。身体倒是走得挺好。

        有一天他忽然接到一个老战友的电话，说他的问题有眉目了，快要弄清楚了。他高兴坏了，激动得在家待不住了，就走出院子了，一直走到花鸟市场去了，东瞅瞅西看看，没准儿他还想，以后也种种花养养鸟什么的。他走到一个卖花木的地方，也不知怎么的，是人家挤了他一下还是他没站稳，总之一个趔趄，就碰到了摆在木架子上的几个花盆，哗啦啦掉下来三四盆，当即打碎两盆。

        邹晓军他爸赶紧道歉，还说他愿意把打烂的两盆花买下来。可是一掏口袋，发现一分钱没有。那个卖花的小贩就很不高兴，喋喋不休地说他那个花值多少钱，其实也就是二十块钱。邹晓军他爸说，不管多少钱我赔你就是了，但我现在没带钱，我回去拿。小贩不相信，不让他走，一个劲儿让他再好好摸摸口袋找找。邹晓军他爸把口袋翻给他看，告诉他确实没有。小贩说，哪有那么大个人出门不带钱的？邹晓军他爸没法解释，只是反反复复地说，我肯定不会骗你的，我回去拿了就送来。我让我们那儿的小伙子骑车给你送来，要不了半个小时。小贩白眼一翻一翻的，就是不信。邹晓军他爸只好说，实话告诉你吧，我原来是个军分区司令，是个解放军军官，我怎么会骗你呢？我们解放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啊。小贩还来真的了，说，你拿证件给我看，现在冒充解放军的多得很。邹晓军他爸偏偏没带证件，小贩说，我看你还是给家里打个电话，让他们送钱过来好些。

        这时已经有人围观了，邹晓军他爸觉得又气又窝囊，就大声吼起来：你把我当成什么了？你想把我扣在这儿啊？跟你说了多少遍我会送来的，你为什么就那么不相信我？难道我活那么大岁数了还来骗你？不就是二十块钱吗？你看我像是要骗人的吗？你到底要怎么样？！你为什么不相信我？

        大概是他爸的声音有点儿凶，脸也涨红了，小贩吓住了，他看了他爸一眼，摆摆手说，算了算了，我认倒霉，你走吧。邹晓军他爸说，什么叫你认倒霉？我说了我回去给你拿的，你要嫌慢我急行军，急行军还嫌慢我摩托化开进，行不行？小贩不耐烦地说，啰嗦个什么呀，我不是让你走了吗？我不是说我认倒霉吗？你怎么还说啊？我不要那个钱了还不行吗？

        这下邹晓军他爸真的生气了，就是说，这个小贩宁可不要这个钱了，也不愿意相信他。宁可不要这二十块，也要把他当成骗子。他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浑身发抖。但他就是不走，非要那个小贩说相信他回去拿钱他才走。小贩就不理他，继续做他的生意去了。

        正僵持不下的时候，遇见他们干休所一个老干部去买花，一看此情景，连忙替他出了钱，并且训斥了小贩几句。

        邹晓军他爸这才跟那个老干部一起往回走，路上他情绪一直很激动，声音也很大，反复说他凭什么不相信我？！组织上都相信我！走到干休所门口时，他爸突然一句话噎在嘴里，就倒地昏迷不醒了。干休所连忙把他爸送到总医院去抢救。医生检查后说，是脑溢血，但不是一下子大出血那种，是一根血管破裂了，缓缓的，一点点地在往外渗。从时间上看，就是和小贩争吵时开始的，长达五十多分钟。

        就在邹晓军他爸住院后的第二天，组织上真的来人了，是两个年轻军官，他们来代表组织告诉他，他的历史问题终于查清楚了，主要是找到证人了，可以证明他的清白了。邹晓军他爸盼了几十年啊，总算盼来了，但人却昏迷不醒，你说冤不冤？

        医生告诉组织，他爸已经很难抢救过来了，就是抢救过来也是无意识的人了。于是经家里人的要求，两个年轻军官就在病房里向邹晓军他爸宣布了组织调查结果。他们站在床头，先齐刷刷地给他行了军礼，然后打开文件念，之后上前握住他爸的手说，请老首长放心吧。家里人忽然发现，他爸的嘴唇在哆嗦，眼角有泪水滑出。看来他是听见了，明白了。

        在场的所有人都哭了，医生护士，还有那两个年轻军官。邹晓军更是哭得嗷嗷叫，用头一个劲儿地撞墙……好惨啊。后来他爸就走了，到死也没再说过一句话。

        潘静兰不歇气地讲，一直讲到整个酒席都散了。

        大厅里杯盘狼藉，一些麻将爱好者也转移到隔壁茶室去了。有人跑过来叫潘静兰，说三缺一，潘静兰抹抹眼泪，跟我打了个招呼就跟过去了。看来她的瘾很大，马上就转换角色了。

        大厅倏忽间安静了，可是我的心里却闹腾得厉害。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听到这样一个惨烈的人生故事，让我有些难以消受。

        而且，潘静兰的讲述不但让我知道了邹晓军爸的冤死，还让我明白了潘静兰的心思，以及她和邹晓军的关系。搞了半天，我才是我们三个人中的灯泡。真相是多么不易大白啊。

        我四处打望，希望能找到邹晓军。我得找到他，我得比组织更负责地弄清楚他爸的“历史问题”，不然我这心不知何时才能归位。我终于发现他倒在一个角落里，趴在桌子上呼呼大睡。我走过去，很不文雅地将他用力拍醒。我说，喂，邹晓军，别在这儿睡觉了，走吧。他抬起脸看着我，像是从另一个世界回来的表情。

        我索性去拽他，拉他。我说走走，我送你回去。

        他就站起来，迷迷瞪瞪地跟着我走。我忽然有一种恶作剧的心态，便领他穿过茶室，大声地喊潘静兰。潘静兰，我和邹晓军先走啦，我送他回家。潘静兰惊愕地张了张嘴，但手上正在进行的把戏让她无法离开，她只好不情愿地点头，说了声慢走。其他人也又惊又喜地看着我们。惊喜都在我预料之中。我就笑眯眯地下楼了。

        我是不是受了刺激啊，突然来这么一下？

        走出屋子，阳光一照，邹晓军似乎清醒了。他说，我还是自己打车吧，不麻烦你了。我说，是我有事要麻烦你。上车吧，老战友。邹晓军看看我，就上车了。

        车开上路后他问我，有什么事？违章了？我笑，我说违章了现在才找你？哪有那么便宜的事。他不解，看着我。我看着路。到路口遇见了红灯，我停下来，转头看着他。

        我想问你个事，你别介意啊，我这人就是好打听别人的事，职业病。邹晓军又误解了，说，是不是想了解什么案子？我说不是，是你家的事。你父亲的事。他愣了一下，说我父亲已经去世了，都七年多了。我说我知道，我听人说过。我是想知道，他以前的事。

        邹晓军不说话了。

        绿灯亮了，我往前走，边走边说：说心里话，我很难过。老人走的时候心里该有多难过啊，肯定心如刀绞。可是，到底是什么历史问题啊，折磨了他一辈子？

        邹晓军看着窗外，还是不说话。

        我没有催他，专心开车。

        后来，他终于说了，但是很短，比我想的短很多。

        我爸参军很早，可能十五六岁就扛枪了吧。小小年纪，打仗却很勇敢，十九岁就当了连长。当连长的时候，有一次和日本鬼子的大部队遭遇，力量悬殊，打败了。他和另外六个战士一起被俘。日本鬼子就把他们几个一起捆起来，准备送到煤矿当苦力挖煤。日本鬼子也没看出我爸是个官儿，他那个样子就像个战士，就把他们一起关进了闷罐车。上车后我爸发现闷罐车的车顶上有个小窗户，他就跟那六个战士说，我们不能给日本鬼子挖煤，不能给他们当奴隶，我们得想法逃走，哪怕是死也得试试。大家一致同意。于是就一个个通过那个天窗爬到了车顶上。可是车速很快，大家都有点儿害怕往下跳。我爸就说，我带头跳，你们跟上来。

        我爸就第一个跳下去了。跳下去就摔昏过去了。醒来后也不知是第几天，也不知其他人的情况。我爸就开始找部队。吃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部队。领导一见很吃惊，还以为他们都牺牲了。他就把前后情况跟组织汇报了。可是就他一个人，没法证明。也不知其他人跳下来没有，跳下来之后上哪儿去了。领导就让他先休息。第二天，领导让他去县城买药，给了他一笔钱。我爸就去了，因为县城被日本鬼子占着呢，我爸躲过很多危险把药买回来，回到部队驻地，却发现部队不在了，人去房空。正不知所措的时候，身后出现两个人。原来是组织上考验他呢。那两个人把他带回了部队。

        以后，组织上又用各种方式考验了他，慢慢地信任他了，也继续用他了。但对那段历史，总是不下结论。因为总也找不到另外几个一起被捕的人。他就这样背着这个历史问题到解放，授军衔时，问题又一次被提出来，又派人去查，还是不了了之。“文革”时，又被提出来，还挨了打，被关了好几个月，派人去查，还是找不到证人。有可能那几个人没跳车，被送进煤矿挖煤死了，还有可能来不及跳，被日本鬼子发现开枪打死了，还有可能跳车下来时摔死了，都有可能啊。

        但是，我爸虽然不能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别人也不能证明他是不清白的，于是就这么不清不白地过了，一天一天，一月一月，一年一年，直到一生……我爸这辈子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怎么还没找到证人啊。还真得感谢组织，一直没有放弃查找，直到七年前，突然找到了一起跳车的另外两个人。那两个人因为在一起，能互相证明，比我爸情况好点儿。听说我爸还活着，并且在找他们，激动得不行，但身体不好，已经不能出门了。我爸要是知道他们还健在，肯定会跑去看他们的。

        命啊。我爸这样一个人，可以说是我见过的最老实的人了，却一辈子在被怀疑中度过。他活了七十九岁，只十九年没被怀疑，剩下的六十年全都在被怀疑中度过。没有比他更惨的人了。嗨嗨，你干吗？

        邹晓军讲到这儿突然喊起来：这是单行道！

        原来我走错路了。我看见路口一个警察在朝我打手势，要我过去，我只好老老实实地过去。我要告诉他，我不是故意的，事出有因。

        裘山山，女，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我在天堂等你》、《到处都是寂寞的心》，短篇小说集《裘山山小说精选》、《白罂粟》，中篇小说集《落花时节》，散文集《女人的心情》、《五月的树》，长篇传记文学《隆莲法师传》、《从白衣天使到女将军》及影视剧本等。作品曾获四川省文学奖。《中国作家》短篇小说奖、《昆仑》文学奖、《当代》文学奖、《四川文学》小说奖。短篇小说《幸福像花开放》、《保卫樱桃》、《我讲最后一个故事》《一条毛毯的阅历》分获本刊第八、九、十、十一届百花奖。现在成都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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