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何大伟没有犹豫，赶在街角的浊风卷着阴沟里的烟屁迎面吹来之前，收紧大衣，沿着标有红色箭头的台阶，小跑着潜入了地下。潜入，难道不是一切快感的源头吗？这一次，大伟已经不需要再说服自己了。他跺了跺脚，礼节性地磕掉皮靴上的泥雪，推门走进了“蓝丝绒”。

        还是那个不苟言笑的墨西哥人，点了下头后，一言不发地弯腰从下面的抽屉里双手举出一大本厚重的黑羊皮夹子，轻轻地放在巨大的写字台中心。皮革和冰冷的深棕色桌面接粘在一起的时候，大伟刚好走到桌前。他有些尴尬，不知是否应该立刻接过皮夹，还是该先坐下来，像个真的驾轻就熟的常客，身体向后靠，一条腿顽皮地搭在另一条上，然后边摸着兜里的香烟，边若无其事地翘着手指掀开皮夹的第一页，就像掀开谁的裙摆。他喜欢被娇嗔地打在手背上的感觉，喜欢那些言不由衷的责怪，喜欢不带悬念的意外。而这一切，那个和桌面一样颜色的墨西哥人都不能给他，他只是通向那些活生生的何大伟的目的地的一道程序而已，他只是那些台阶和皮夹的一个立体的延伸，他只是一个在大幕升起群灯悄熄的时候，靠掌中手电的光束领着何大伟找到座位的引座员，这些大伟都知道。而写字台两侧的这两个人也都知道，这个冒着风雪赶来的人已经从里面烂掉了，这个曾经惊吓过自己的事实，现在基本上被何大伟以不置可否的态度接受了下来。

        他还记得上一次翻开这本相簿时自己惊鸟一般的心跳。那是两个月前，第一场雪还没有下。他胡乱翻开一页，斑斓的相片中斑斓的笑容像带着斑斓的阳光一样，晃得他眯着眼睛，手指僵硬地按住最近的一个黑色披肩发，结结巴巴地说，“就是她吧。”他诚惶诚恐地匆忙弄得满脸严肃的墨西哥人都笑了，“不急，您可以再好好挑挑。”并示意他请坐。何大伟尴尬地站着没动，手指仍像涂了胶水一样粘在相片中姑娘的脸颊上。磕磕绊绊地走出来时，才发觉，除了一头黑发，那个姑娘长什么样子自己一点儿都没记住。

        何大伟决定这次“好好挑挑”。那两片油腻肉头的黑色羊皮难道是他家乡肥沃的黑土地吗？要不，怎么里面的每一个姑娘都如同蹿起来的麦子一样黄灿灿地鲜艳呢？自己的目光是轻飘的风吗？否则，为什么每一下吹拂都会引起麦苗的浪动、露齿的艳笑？他体会到了或许只有身处异地的外国人才有的那种事不关己后轻松的浪荡。几年来，大伟一直兢兢业业地努力让自己从一个慢性伤感的陌地过客全身心地转变为一个消费者，尽量不带感情不带评论不带观点地消费。他知道到头来所有消费的矛头都会指向他自己，但这不正是他所需要的吗？不带价值判断地消费掉自己的时间，几乎成了现在何大伟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并教授两门汉语课外唯一的副业。父亲死以后，母亲和二弟住在一起，大伟很少回国了。钱还是定期往回寄，但他知道母亲只是一个子不动地给他存在银行里，没人真的需要他的钱，是否真的有人需要他回去呢？是否有什么样的期待也像银行里不多的美元一样一点点地积攒着，等着他回去一次性提取呢？这些他以前不敢想的问题，现在终于可以心安理得地不想了。甚至连不想这类问题本身对他也已经不再是个问题了。有时，他觉得自己像个冒险家一样，闭着眼，不再纠缠于对种种可能后果的反复掂量，而集中对眼前某种不可再生资源(比如时间、情感)的义无反顾般的消费，与畅快同在的刺激带给他解释不清的晕眩甚至沉醉。

        在“布莱妮”和“甜心莫妮卡”间选择了后者，有什么理由吗？是眼睛不同的颜色？是三围不同的尺寸？是白种人和拉丁人不同的肤色？还是墨西哥佬脸上不经意间泄漏出的不同暗示？何大伟一边在一张表格填写好了各项栏目，一边喝了一口墨西哥人端上来的咖啡，感觉仿佛自己不是在红灯区里的某间地下办公室，而是在什么政府大楼里，表格将被吞进巨大的金属机器，被切分被溶解。

        “今晚八点，在火车站台上见，对吗？”墨西哥佬看过表格后，带着浓重的卷舌西班牙语口音问。

        “对，八点。火车站。”

        何大伟说完，接过收据，塞进大衣的内兜，朝门口走去。在推开挂着响铃的玻璃门时，他听见身后传来了鸟叫一般的中文说：“你好！”大伟迟疑了一刻，转过身冲着满脸笑出皱纹的墨西哥佬说：“不，是再见。你该说再见！”

        何大伟提前十分钟赶到了车站。风很大，他在破旧的候车室里，找到一张面冲挂钟的长椅坐下。坐了一会儿，他才突然意识到自己的下面正合着秒针一格一格地运动，完全不自觉地有节奏地勃起。

        到这个小城市的这所地方大学已经两年了，不知道会不会是最后一年。约是一年一签的，系里那个韩国老头主任似乎对大伟还满意，但多签一年又会有多大意义呢？何大伟自己也说不清楚。早晚是要走的，这是双方都知道的，这里没有长期的位置。毕业已经五年了，大伟换了四所大学四座城市，在这里待得算是最久的。第二年的时候，他最焦虑，一年之内挪了两次窝，都是给别人代课，都只是一个学期的临时合同，都是坐在别人的办公室里，看着别人摆在书桌上的全家福，不知所措。那一阵子，每天从学校回到家里，就剩下心慌了。稳定的教职好像离自己越来越远，远得眯上眼使劲看都看不到，自己某种可以预测的未来常常吓得大伟半夜满身是汗地惊醒，35岁就快到了，40了呢，怎么办？那一阵子，他不怕做噩梦，只怕梦见自己。不过后来好多了，一方面是疲沓了，知道急也没用；一方面也是和参加了一次北美汉语教学年会有关。原来还有这么多人和自己一样，每年像候鸟一样，时令一变就要扑啦扑啦翅膀另觅新巢。这无疑是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只不过和候鸟相比，他们的飞行大多没有明确的方向，但至少也是这么一大群哪，不管哪个方向总能分上好几只。与会者普遍洋溢出的神秘的乐观精神虽然让何大伟很是困惑，但一种找到组织后的归属感还是成功地让他放松下来。他决定像个成熟的成年人一样，在现实生活里找点儿实实在在的乐子。至于未来，由于不是他一个人的事，仿佛就变成不是他的事了。有一次他甚至和一个美国同事说，他已经从一个个人主义者变成集体主义者，并体味到了混融于集体之中的轻快。

        不过这次去外地开会倒不是有关汉语教学问题。是他大学时的一位学长组织的有关中国现代诗歌的讨论会，大伟发言的话题是谈中年冯至与青年穆旦的情诗，题目是《在“死的子宫”里“交媾”》。接到“路费报销，可带家属”的通知后，何大伟首先想到的就是“蓝丝绒”，何乐而不为呢？现在那张通知单就和“蓝丝绒”的收据一起夹在他的发言稿里。

        时针微微滑过八点后，可想而知的躁动和兴奋被逐渐氤氲开来的忐忑与不安所代替，“甜心莫妮卡”和火车都还没有来。候车室里泛着灰暗的绿光，站台上除了三两灯火零星外，全是一团暮气。大伟软软地站起来，走到门口，不知该朝哪个方向张望，直到听见悠长的汽笛声呜咽地传来时，才坚定地推开门，走到站台上。

        黄白的灯光像疾飞的鸽子一样从远处的黑暗里破壳而出，所过之处全是耀眼的翎羽，大伟背身避过光，看着小小的站台像剧场一般掀开帷幕，亮堂起来。自己刚刚穿过的那扇玻璃门被猛地推开，一个中等身材穿着白色棉服的女人夺门而出，在一片白光中，像个风吹来的四脚雪球，用手遮着眼睛，四处看。

        大伟犹豫了一下，没有打招呼。要想把眼前这个人和他面对着照片想象出的那个拉丁美女连在一起，需要过多的想象力。他不想费那个力气了。还是对方认出了他，扬着手跑了过来，说：“你是大卫吧？对不起，我来晚了。”

        大伟本想纠正一下这个异族女孩的发音，但又何必呢？他现在是大卫还是大伟，真的没什么关系，只要不是“大痿”就行了。想到这儿，大伟笑着用英语说：“没事，没事，我还以为你要放我鸽子了呢。”

        “不是，这是我第一次来火车站，不认识。现在谁还坐火车呀？啊，我明白你想干什么了……我希望你定的是包厢哦。”女孩半仰着头直直地看着他说笑。

        何大伟还没有想到对方会这么直接地进入状态，张着嘴愣了半天，才搭出话来：“你是莫妮卡吗？”

        “是啊。”

        “甜心莫妮卡？”

        “是啊，不过你想叫我什么都可以，亚洲先生。”

        何大伟决定还是叫她莫妮卡，不管她是不是照片上的那个。莫妮卡是个好名字，容易发音，这很方便。而且名字就像她是谁一样，真的不重要。他应该对她说：“其实你叫我什么都行！”他只是去参加一次无关痛痒的学术会议，想必是面对三五个华裔，磕磕巴巴地念一遍英文讲稿，再磕磕巴巴地回答三五个问题，来回火车上的两夜或许才是他此行的重点。他需要个伴儿。难道他不需要吗？

        火车晃晃荡荡开动的时候，莫妮卡、何大伟刚好拉上包厢的门，还没坐下，莫妮卡就随着车身的摇摆靠在大伟的肩上，然后又啊啊呀呀地坐到对面的床铺上，脱下了外衣，露出紧身的上衣和包身的牛仔裤。大伟看着她，在不断地摇摆中似乎一点点地看出了照片上的那个模样，仿佛那个莫妮卡就躲在对面这个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的女孩里面，调着性子地慢慢往外冒。

        她把帽子和手套都摘了下来，整个人像蜕了层皮，显得小了一圈。不管和照片上那个莫妮卡还有多少距离，应该承认她还是长了一双“莫妮卡”才会有的善睐的明眸。会说话的眼睛像只迷路的小羊一样，看着他说：“这位先生，你到××地去做什么呀？”

        “开会。”何大伟本想说是学术会议，但考虑到对方紧接下来必然会问开会的议题，而对那样的答案绝不会是今晚合适的话题——或许未必，或许该问问她对“死的子宫”的理解……还是别冒这个险了，今晚他只是个寂寞的乘客——这不需要虚构——没必要让莫妮卡觉得自己有什么怪癖——那会需要费力的表演。大伟补充了一句：“见几个商业客户。”并开玩笑地问：“小姐。你呢？”

        “我嘛……去玩。顺便在路上找个情人！要找个进了屋也不摘帽子的男人。”莫妮卡一边笑，一边把鞋也脱了。那是一双几乎街上每个女孩都在穿的翻毛皮靴，她的脚像是两只蜗牛的躯体，忸怩地蜕出了壳，露出十只涂了红指甲盖的触角。她竟没穿袜子。

        女孩的活泼是那么的久违，打了大伟一个措手不及。女孩又说了一句，“不会是怕自己发型不好看吧？”大伟才意识到自己的毛线帽子还罩在脑袋上，额头上应该已经捂出汗来了。

        没等大伟把帽子摘下来，莫妮卡像突然想起什么事来，站起身，挤了挤眼，说了句：“出去一小下。”就跑了出去。正想多问几句的大伟还没从初识的慢热中醒过味来，就发现刚才还爬着红色触角的包厢里转眼间只剩下了他自己，手里攥着湿乎乎的毛线帽。何大伟站起身，伸了个懒腰，刚想放松下来，却又像突然明白过来似的，扑向自己放在门口挂钩上的外衣，掏出钱包，心嗵嗵跳地仔细点了一遍不多的现钞和不少的银行卡。发现一样不缺之后，才嘘着气坐下来。心跳平稳了，又开始责怪自己怎么这么多疑，不信任别人。

        火车的速度已经提了起来，风声盖过了车轮与铁轨摩擦的声音，好像整个车厢不是行驶在美国中西部的平原上，而是开在一个巨大的风箱里。独自一个人的状态让何大伟想起了年初时过来找他玩的一个师兄。也是候鸟群中的一只，暂栖在不远的一个小城，一直说要来玩——总说“一起吃火锅”——可还是一直耗到他又要搬家前才赶了个周末过来，也是坐火车，不过很快，就几个小时。何大伟特意翻出小煤气炉，又去杂货铺买了两罐煤气。晚上，吃完火锅，看着老师兄满脸长得惨不忍睹的红泡，陶醉地嚼着辣椒，何大伟用自己的酒杯敲了他放在桌上的酒杯，没忍住问出了口：“性生活咋解决，你？”

        老师兄吐出了一口干瘪的辣椒子，疑惑地看着大伟，然后笑笑，指了指自己的脸，说：“你可别以为这是给憋出来的。这是风吹的，过敏，我那地方风真鸡巴大……不过，我看你这儿也好不了哪儿去。”

        大伟连忙解释：“不是，我不是说你的脸。我是真的想问问。你知道，我就自己在这儿，也没个人能交流交流。”

        师兄又从锅里夹出一根辣椒，嘬了半天，才说：“操！交流！？跟谁交？自力更生！”说完举起了双手，伸到大伟面前，好像他不是汉语老师，而是个农民，忆苦思甜时，对不谙世事的小学生展示手上劳作的皮茧。然后，直愣愣地看着大伟问：“你有什么别的招儿？”

        何大伟赶紧喝了口啤酒，说：“没有，没有，没招儿，没招儿。”

        “那不得了。就这个随叫随到。”师兄嚼着辣椒，又看着自己的手，不过这次不是给大伟看，而是给他自己看的。

        敲门声和女孩的声音一起响起来，“警察！警察！”

        莫妮卡的脑袋出现在门缝里，“吓坏了吧，你这个坏蛋。”然后整个身体都从门缝里挤了进来，好像那扇门是拉不开的，又好像她是在借机显示身材。

        大伟努力把师兄那张充血饱涨的脸从自己脑海里清除掉，看着莫妮卡没有急着坐下，而是站在门口，叉着腰对他说：“带我去吃饭吧，我都饿了，你怎么能让一个女士饿肚子呢？”

        “你饿了？”

        “嗯，饿了。”

        “其实，我也饿了。”大伟终于可以不再害羞地看眼前这个陌生的姑娘了，甚至有点大胆，有点直露，有点猥亵，对，他现在希望自己再浪一点儿，再坏一点，难道这不是大家都需要的吗？

        莫妮卡笑着看着这个很难说是青年还是中年的中国人，拿起扔在座位上的帽子，狠狠地套在何大伟的头上，盖住了他的眼睛。然后弯腰低胸凑到大伟耳边说：“妈妈吃饱了，就喂你。让你的小大卫吃个够。”

        何大伟在一种晕眩中硬硬地站起来，跟着十只鲜红的触角，伴随着火车有节奏地摇摆，颠着脚步走出了包厢。拉上包厢门时，大伟冲已经跑到前面的女孩喊：“你真的是莫妮卡，‘甜心莫妮卡’？”

        “那当然！否则我是谁？”

        然后莫妮卡停了下来，转过身，翘起手指，点着仍站在包厢门口的何大伟，说：“哈，你呀！我明白了……你希望我是谁？你心里想着谁呢？”说完，就跑走了，碎碎的步子，光溜溜的脚，滑过灰色的地毯就像亮闪闪的带鱼游过海底的沙滩。

        何大伟站在包厢门口，看着那对无可挑剔的脚丫消失进前面的一节车厢，他知道需要提醒自己：那十只水灵灵的触角只是十分偶然地出现在这里——完全可能出现在别处——他不拥有任何东西，也不必想要拥有什么。他知道她只是个妓女。不是站在街边，在寒风里把大腿冻得通红也得穿短裙，好让雇主一目了然的那种；是要预约，是要用信用卡付费，而不是拿皱巴巴的现钞涂满了精液塞在内裤里的那种，但她也还是个妓女，有职业精神的妓女。

        每一扇包厢的门都关着，整个车厢充斥着时刻准备夺门而入的风声。何大伟双臂伸展，扶着两侧光滑的墙壁，每一步都慢在莫妮卡身后。他发现自己被莫妮卡那个问题压得身体沉甸甸的，他希望她是谁吗？他曾只希望她是照片中的那个莫妮卡，他现在希望她是什么别的人吗？他希望什么人是什么人吗？他发现这样的问题自己已经很久没有想过了。莫妮卡问的问题，他回答不出来。希望，不是一个健康的消费者应有的心态，他应该满足了货架上摆出来的，菜单上写出来的，而不为别的种种可能费心花力。

        大伟提醒自己只应该快一点，追上那个小鹿一样蹿蹿跳跳的女孩，从后面一把抓住她，每一根手指都深深地陷进肉里，用牙齿用舌头用所有能伸展能弯曲的器官，扑向她，像个心无旁贷的猎人对准目标，像只张开嘴挂着涎水的狗，对，像只动物冲过去，沉浸于一种现在进行时中分分秒秒的眩晕和冲动，而不再思前想后。他不必希望那个姑娘是谁，因为他自己也早已不再是自己曾经希望出落成的模样。

        上下的颠簸和左右的摇摆，再加上那双过于厚重的棉鞋，让何大伟每一步都像走在盘根错节中，踉踉跄跄。走进餐车才发现，莫妮卡已经找到一个角落坐了下来。

        整节餐车几乎都是空的，不过每张桌子上仍都一丝不苟地点着红色的蜡烛，墨绿色的窗帘衬着白色镂空的桌布，每一张餐巾都折成鹤的形状，单脚立在闪亮的酒杯中，翘着翅膀，不知在为谁展示。何大伟看见莫妮卡对面虚位以待的位置，知道自己就要坐进去，每一步都在向着那一湾烛光靠近，这种感觉很好。

        还没坐稳，何大伟的大腿就感到了那十只触角顺着裤线爬了上来，不深不浅地停在了他的大腿根处，架在座位的边沿。没等大伟做出任何反应，莫妮卡已经晃动着一张套在塑料薄膜里的菜单，叫来了服务生。看来点什么，她已经想好了，没有任何要让大伟看菜单的架势，一副舍我其谁的样子，对服务生说了一通。何大伟一个字都没有听清楚，整个过程他都僵硬地坐在那里，小心地看着侍者，不知道对方是否注意到那十只红色的脚趾正像琴键上灵巧的手指一样，在他的大腿上弹奏出无声的音乐。

        直到侍者夹着菜单消失在走廊尽头，直到莫妮卡咬着嘴唇把脚放了下来，双手架在桌上，何大伟才觉得好像放松下来。他说不清自己到底怎么想。他觉得自己可以坐过去，和莫妮卡坐在一排，把胳膊搭在她的肩上，手滑下去，滑进她的柔软里，她能拒绝吗？说不定她正等着他这么做呢，没有人，没有人看得见。但他又为终于可以安稳下来聊聊天了，而感到高兴。毕竟，他没有那么迫不及待，穷凶极恶。至少他自己这么觉得。

        何大伟看着对面躲在烛火后面的女孩，随意地闲谈起来。你多大了？平时干什么呢？哪里人呀？之类的。她是个大学生，出来勤工俭学，她们大学里好多人都这么做。她的外祖母是委内瑞拉人，外祖父是爱尔兰人，她的爸爸是墨西哥人，那她该算是什么人呢？大伟一边听莫妮卡的自我介绍，一边想。想到后来，才突然意识到自己怎么能确定她此时说的都是真的呢？或许这些也都是表演的一部分，一部分他已经付过费的，对他量体裁衣的虚构，难道你们这些独自出来买笑的人不都想和一个混血女大学生共度时光吗？你这个猥琐的黄种人不就是想换换口味，尝尝拉丁的鲜儿吗？你这个身处异地的异族不就是想在重复的活塞运动和最后那一触即发的瞬间中，暂时忘掉自己无限期的等待中时间如同停滞却又飞逝而过的恐怖吗？何大伟感到了一种自己被扒光衣裳，大敞四开地剥落在地上的感觉，而他知道自己每一样露出来的东西，都散发着恼人的异味。他还不是一个彻底想开了的人。他想成为那样一种人吗？

        何大伟看着那对和烛火比着忽闪的眼睛，看着那缕在指尖辗转反侧的发梢。他觉得那片薄薄的烛火变得越来越厚重，后面的面孔似乎离得那么远，那么模糊，像躲在一堵浑浊的墙后面，看不清楚。但为什么要看清呢？看清了对面的女孩，看清了对面的“莫妮卡”，只是一个投他所好的妓女，对他自己又有什么好处呢？难道你还想体验一种从虚构插入真实的快感吗？或许那才是真正不知廉耻的嫖客。

        莫妮卡吹了一下烛火，嗔怪地摆着手说：“哎呀，别看了。等不及了？吃完了再看，吃完，不光让你看，好不好？”然后眼睛一转，像要调开何大伟的目光，说：“哎，你看那边……你说他们结婚了吗？”

        向后扭过头，顺着莫妮卡示意的方向，大伟才发现原来还有一对人和他们分享着这节餐车。是一对老年人，坐在身后的角落里，何大伟匆匆地一瞥，除了两头白发，什么都没看清楚。

        “结了吧。”何大伟小声说。

        “什么呀，你仔细看看，连戒指都没戴。”

        何大伟没有再仔细看，他真的没有那种精力了。

        他也没有向莫妮卡解释自己对她的注视绝不是，或者说，绝不全是她想象的含义。在现在这节空落落的餐车里，在摇摆得牙齿都会不小心咬到舌头的火车里，那样的解释不会显得过于蹩脚吗？

        侍者举着托盘，昂着脖子像只骄傲的公鸡，翩翩而至。

        “烤蘑菇三明治是哪位的？”

        莫妮卡缩了一下脖子，举起了手。

        “‘垃圾站’汉堡包呢？”

        莫妮卡笑嘻嘻地用手指了指何大伟，说：“他是垃圾，‘垃圾站’给他。”

        何大伟有点尴尬地张开嘴笑了，“是，我是，就给我吧。”说实话，他还真喜欢这种叫“垃圾站”的汉堡包，美国饭馆里常有，就是咱们所谓的“杂烩”，肉饼，培根，香肠，几种不同的奶酪，再加上番茄，洋葱，生菜，还有一摊黄色的芥末酱，都堆一块儿，夹在两片显得势单力薄的面包之间，每咬一嘴，就会有什么东西噼里啪啦地掉出来。

        像是饿坏了的样子，莫妮卡专心地吃了起来，何大伟看着她白皙的牙齿咬进褐色的蘑菇里，红色的舌头绕着粉色嘴唇的四周游动。

        不知为什么，他想起了老师兄那张满是红泡的脸，充着血。

        他也想起了就在几天前，他还有过一次约会，一次正常的约会。在这个小得几乎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所有中国人都互相认识，所有待价而沽的单身更都是互相心里有数。那是个跟他年龄差不多的图书馆馆员，大伟去租录像带的时候常常看见，几次节日里中国人联谊会的活动上也说过话。他们找了个没人去的越南饭馆，吃了烤肉，越式春卷，还有两碗牛百叶和肉丸煮的米线也就着干枯的笑声吃了下去。他们都知道双方不合适，生活在一起是无法想象的，更何况大伟不会在此地久留，但两个人还是一起去了女图书馆馆员的公寓，城南一栋二层小楼里的一间。喝了一点儿酒后，他们听见了隔壁此起彼伏的呻吟，像雨声滴滴答答地洇过墙壁。大伟站起身，把音响里王菲的声音调到了最小，蹑手蹑脚地重新坐下来，他发现他们两个人都一动不动地坐在沙发上，腰板梗着，就像在听一场摄人心魄的交响曲，震动有如鼓点。女图书馆馆员悄声说：“他们每天都干。不知道哪儿来那么大的劲头儿。”

        一曲终了的时候，何大伟起身走了。他知道他可以留下来，但真的没有那个必要。或许他该留下来，出于礼貌，出于对女主人好客的回报，但他真的不想。不过，他现在就想了吗？他看了一眼对面的莫妮卡，知道现在，至少，对，至少，少了一点点暧昧的面纱下笼罩的虚伪，但还不都只是同样各取所需式的交往吗？而除了这样的关系，他现在还能期望什么呢？他还能做到什么呢？

        或许……或许，他该坦然地承认这点，对，坦荡一点儿，行不行？就在这种惨淡中享受你的快感，行不行？干完了，再反思，不好吗？你早已不再是自己曾经希望出落成的模样了，又何必此时此地故作矜持呢？何大伟觉得必须这样说服自己，否则，真的是过不下去了。但过下去，又能怎么样呢？他发现自己变得越发难以说服。

        没注意到自己已经一言不发地待了半天，被莫妮卡轻轻踢了一下，才像醒了过来，用手抹了把脸。

        “想什么呢？吃呀！……怎么，真的等不及了？让我摸摸看……”说着，莫妮卡的脚又一次伸了上来，一直顶到了他的那里，试探起来。

        何大伟没有躲避，甚至微微分开了一点双腿，方便那些红色触角的活动，但嘴上说：“不，你真的猜错了。”

        莫妮卡没搭话，何大伟也开始吃起来，每一口都尽量张大嘴，狠狠地咬下去。吃到一半时，莫妮卡像是为自己闷头吃冷落了大伟而抱歉似的，抬起头，友善地看着何大伟说：“我都不知道自己上次是什么时候坐过火车了。在美国，火车真的是没人坐了。你呢？你上次是什么时候坐的？”

        是啊，上一次是什么时候？

        “上一次”，何大伟已经不习惯这样的问题和思路了。他把汉堡放到托盘上，被咬得嶙峋斑驳的汉堡包像个疲惫的老人，瘫坐一团，零零碎碎散落下来。何大伟笑着看着对面满嘴油光的女孩，他知道对方真是很尽力了，从一开始就小心翼翼甚至出其不意地试图给他们的关系涂上一层糖衣，用玩笑，用相互了解的仪式，用挑逗式的拖延，但他真的希望，他们两个还不如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问，因为他现在的生活真是经受不住哪怕一点点深究和回忆带来的压力了。或许从一开始，他就应该对女孩装出不会英语的样子，那样交流起来可能反倒会更简单也更顺畅。

        上一次……他已经有十几年没坐过火车了。上一次坐在火车上的时候，他还在北京上大学。对，那时候，我跟你现在一样，也是个大学生。那一次，他还和他那时的女友在一起。那是“十一”国庆长假的刚开始。

        他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很长时间没想过那个女友了，这应该算是一种成功吧。如果不是莫妮卡现在问起，他或许还能坚持得更久一些，那样可能会更好。

        “在中国？哈，你和你的女友不会也……”莫妮卡显出很感兴趣的样子。

        “没有，不是不想，而是车上人很多。”

        “中国人多，我知道。”莫妮卡点点头。

        不过，那天人格外地多。那是一辆从京郊开往北京南站的短途列车。他们从南口上的车——他们去南口做什么？大伟不想回忆那么多了——他们上车的时候，车厢几乎已经满了，接下来的每一站地又都源源不断地涌上新的乘客，好多都像是京郊的农民，大包小包地提着各种生鲜。过道都站满了人，车厢衔接处也挤满了人，就着漏风的缝隙抽烟。

        那时大伟已经寄出了出国留学的申请，那时他还没有觉得自己的生活就要像上紧发条的马达一样不受控制。不，他没有预期到后来经常袭击他的惶恐和怀疑。那时，他像所有等待新生活即将开始的人一样，在把目光尽量长地放到不透明的未来的同时，对身边的一切加速度地丧失耐心和兴趣，对那种每日如鱼得水般享受其中的日常生活的厌恶，就像是对待一块嚼到没味了的口香糖，想一口吐在地上，踩在脚下。仿佛多停留一天都是对周围的人和物的施舍，仿佛身边每个人都该为自己表现出的一点点零星的留恋而感激涕零。仿佛只要他坐在座位上，不下车，火车就会一直开下去。那时他不考虑下车的问题。

        当然，何大伟没有对莫妮卡说这些，面对着催促他说下去的莫妮卡，他只是说着那趟火车的拥挤，控制不住自己一样说着那种拥挤。“那是一种你可能从没见过的拥挤，莫妮卡，尤其是如果你一直生活在这样的小城里的话。听不见风声，甚至听不见车轮铁轨的摩擦声，只有挤爆耳膜的人声：人与人说话的声音，人与人吵架的声音，人与鸡鸭鱼肉交谈的声音，人的自言自语，甚至人体内骨骼关节的磕碰声，皮屑脱落的声音，呼吸穿过鼻毛的声音，各种气体排出体外的声音……”他站起来想把窗户开开，哪怕只拉开一条小缝，肌肉像拉紧了的弓绷在空中绷了半天，车窗也一动不动。他仿佛能看见形状各异的嘈杂声，左冲右撞地扑到玻璃上，反弹回来，撞到他的脸上。

        看着满脸不解的莫妮卡，何大伟继续说：“但你知道吗，整节车厢里，只有两拨人没有说话，一个字也没说，就是我和我的女友，还有挤在我们对面的三个人。我们上车时，他们就已经坐在那里了，一男一女还有一个老太太。在整车厢固体般凝重的嘈杂声中，只有我们面对面的这一小块空间保持了令人尴尬难耐的平静。”

        何大伟知道自己不该讲下去了，这不是个有趣的故事，尤其在今晚，尤其在这里，但有时回忆的欲望比性欲还难以控制。他觉得自己像穿梭在两列火车之上，不知道该在哪一列停留下来。

        天还不算太冷，那三个人已经穿上了厚重的老式棉袄，堆在一起，显得身下的坐椅格外窄小。老太太缩着身子，闭着眼，粗毛线围巾围在满是皱纹的脖子上，就像围着一截树根。坐在中间的男人，瞪着眼睛，目光从大伟和他女友的肩膀间直愣愣地穿过去，不知停在什么地方，嘴紧闭着，只用鼻子呼吸，鼻孔很大，每喘一下气，都能看见里面浓密的毛囊。只有坐在大伟正对面的那个女人看上去像是活着的，眼睛不停随着身边人物的移动而转动，穿着一身红。大伟好像听到过那个女人发出过嗯嗯呀呀的声音，但他们三个之间从没说过一句话，和旁人也不搭话。每个人的手都揣在袖筒里，像在盘算着什么。他们相互间的沉默是否暗示着某种心怀鬼胎的隐情？在那一车等着进城的欢快的市郊居民中，这三个人显得格外特别，他们的安静更显得格外的可疑。不像周围人大包小包提满了东西，浓妆艳抹得不乏俗气，他们好像除了自己什么都没带着，服装也显得过于土气……

        莫妮卡双手扒在桌上，下巴搭在可乐杯上，牙齿咬扁了吸管，气泡从吸管的末端涌进黑色的可乐里，发出大伟听得见的咕咕的声音，好像只有靠气泡的破裂才能缓解女孩强忍着的不解和迷惑。蘑菇三明治已经完全进入了她的体内，就像大伟身体的某个部位即将做的一样，进去，然后再被排泄出来，像举着令箭军旗的士卒，哼哈地走一个过场，她在等着故事的结束，还有整部戏的落幕。何大伟知道只要自己说下去，对面的女孩就得听下去，他不管女孩备受摧残的耐心了，也不太在乎她是否感兴趣或能否理解了，就像他早已不在乎她是否真是那个莫妮卡，那个甜心。现在，不管是“甜心莫妮卡”还是“布莱妮”，都不能把他从那辆越驶越远的火车上拽下来。那辆火车满载着大伟曾经以为只是转瞬即逝的现实，只是即将被抛在脑后从此置之不理的现实，现在却成倍地迫近，显得真实得可怕。

        那天，大伟饶有兴趣地看着对面那个被棉服裹得格外臃肿的女人。天已经黑了，不多的几盏灯也被无数的躯干、四肢遮挡住，车厢内昏暗得有如雾气一般，罩在每个人的周身，混混沌沌的一团遮蔽了所有可有可无的细节。但即使在一片朦胧的含混中，那个女人的身躯仍然显得明显过于庞大了，胸前像谷仓一样隆起，双手合不拢似的抱在肚子上，衣领敞开着，却看不清里面的东西。她左顾右盼的眼神，她缺乏营养枯黄凌乱的头发，她破旧的衣服，还有抱手下无法掩饰的凸起，都让何大伟想起了校园周围，常常躲在阴暗的街角的一些妇女——孕妇的模样，却脚步轻盈，在你经过的时候，敏捷地追上你，把你拉到墙角，敞开胸怀，掏出一片片廉价的快感。

        你知道，莫妮卡，那时我想她准是那些卖黄盘的一员，那在角落里流动不定的一部分，她们很多人一手牵着孩子，一手抱着肚子，从不高声言语，她们懂得暗示的力量，懂得伪装的利益。我确信她和她们一样，我小心地听着，等着听到火车晃动时，她大衣底下无数金属薄片互相摩擦的吱吱声，那会是无数乳房和屁股在震颤，在她的大衣下面震颤，在整个嘈杂的车厢里不为人知地震颤。她的安静有她的理由，她的左顾右盼是她的谨慎。我不屑而虚伪地看着她，享受着识破伪装的得意和无限想象力带来意淫式的快感。你知道吗？在那列火车上，我是那么厌恶那无中生有的嘈杂，还有每个人的心怀鬼胎却又若无其事，唯一给我继续坐在车里的理由只是即将下车的期望和开始新的旅程的期待。我找不到话跟我的女友讲，她一直看着窗外，越靠近城市，越显得破败……

        听得出那杯可乐已经所剩无几了，一小段黑色的液体调皮地在吸管里升起又落下，比起喝进嘴里，这样的游戏会带来更多的满足感。莫妮卡用两只手指夹着透明的吸管，嘴唇包在吸管顶端，两腮随着吸气呼气而一缩一鼓。他看见莫妮卡恍然大悟一样吐掉了吸管，笑了起来，迷人地看着自己。

        他想告诉莫妮卡，你又猜错了，虽然我提到了乳房与臀部，但这真的不是一次前戏式的挑逗。他的嘴张着，想把故事讲完，但莫妮卡已经过来了，不是脚趾，而是整个身体，滑出一道美丽的弧线，绕过餐桌，坐了过来，趴在何大伟的耳边，说：“现在你不需要想象力了，坏蛋。”然后不容分说地拉起了大伟。

        对，不需要想象力了，他曾以为是出国多年的孤独和麻木败坏了自己的心态，但他知道，在他自以为是地得意于自己发现了欢快的嘈杂表面下不可示人的污秽的时候，他早就已经从里面烂掉了。在被莫妮卡牵引着，晃晃悠悠地走出餐车时，何大伟这样想。这样想会让他感到一些放松吗？

        他看见那对老人还没有走，两个人都小心翼翼地拿着银色的小汤勺，慢慢地喝着两小碗浓浓的汤。

        整个包厢摇摆得像风浪里的船舱，书包掉在地上，论文的稿纸滑出来，散了一地，像鱼的内脏。莫妮卡只把何大伟裤子的拉链拉开，然后自己脱掉了牛仔裤，踢到一边，把内裤也脱了下来，靠窗背冲着大伟，弯下腰，双手向上伸展，抓住了两侧的窗框，脚踩在稿纸上。

        窗帘没有拉上，外面是黑得不容分辨的平原，只有远处依稀的两盏灯火，像夜的眼，不过也一闪而过了。何大伟看见她白色的内裤绷在分开的双腿的膝盖上。他看见她摘下发卡，弄乱了头发，扭回头来冲他说：“来呀，带我去中国吧。”

        他踉跄地抓住了她的腰。

        他像停不下来一样，刚开始还有滑腻腻的快感，很快似乎就麻木了，再后来已经感觉不出是自己的一部分了。他想射出来，或者软下来也好，但都不行。他听见莫妮卡起初或许还有真实成分的呻吟，渐渐已经不再刻意掩盖表演的疲惫。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像他一直以来一样。他拍了拍女孩的肩膀，冲她摇了摇头，然后退出来，坐到了座位上，他想喝点水，他觉得牙疼，整个牙床，说不清是哪一颗，隐隐作痛。他想对莫妮卡说，对不起，却又不知道合适不合适，他只希望自己仍然不合时宜地坚持昂首的下体能够识趣地放松下来，但这也不能。

        莫妮卡蹲在他的腿边，说：“你是不是吃药了？”然后双手握住了那里。

        何大伟摇了摇头，想把女孩拉起来。但莫妮卡拨开了他的手，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坚硬地说：“你付了钱，就得射出来！”

        何大伟滴滴答答地射在地上的稿纸上时，两个人都长长地叹了口气。莫妮卡什么都没说地套上内裤，没有看何大伟一眼，躺倒在卧铺上，拉开毛毯，蹬踹地盖在了身上。

        大伟小心地拉上拉链，欲言又止地站起来，愣了一会儿，然后走出包厢，轻轻地关上了包厢的门。

        走廊的大灯已经熄了，只有靠近地板的地方，每隔一段距离有一盏淡蓝色的小灯，连成一线延伸开来。何大伟满身疲惫地斜靠在光滑的侧壁上，看着一扇扇关闭着的包厢门，仿佛整节车厢都是空的。他闭上眼，整个脑子都要被那天那次火车上无处不在的嘈杂挤爆了，那列火车像是因为刚才莫妮卡的打断延误，而加紧赶来。何大伟想把那天的事说完，他必须说完，但他知道听众只有他自己，就像演员也只有他自己一样。

        他想起了那天车厢里熙熙攘攘的混乱中沉甸甸的昏暗，还有那犹如从天而降的一片光明。火车摸黑弯弯曲曲地驶了很久后，开进了一条不长的隧道，布满隧道墙壁上过于明亮的灯散发出耀眼的黄光，刺透车厢内每一个细节。他还清楚地记得在这措手不及的明亮中，每个人都侧转过头，目瞪口呆一般看着窗外，整个车厢刹那间安静了下来，只有车轮有规则的滚动发出鼓点般的金属声。他更没法忘记，在这出人意料的安静中，在这光亮转瞬即逝的匆匆中，那一声声突如其来，不大却声声掷地有声的婴儿的啼哭就从自己对面响起！他惊呆地看着那个坐在中间的男人像从坐定中一下子醒过来，一把拉开身旁女人大衣的拉链，把里面一个裹得严严实实的小孩，架着双臂抱了出来，举过头顶。清亮的哭声穿过稚嫩的喉咙，像雨像透明的雪像无形的火花一样洒下。他看见那个女人和老太太都冲着孩子半转过身，看着举在空中不断踢踹的幼体，相互兴奋而快速地打着令人眼花缭乱的手语。他看见车厢里每一个人都扭过头来，张着嘴看着空中啼哭不止声声响亮的婴儿，从惊呆转为一脸欢喜。穿过隧道前的最后一缕光亮照得所有人通体透明……

        何大伟转过身，看着窗外。远处一列逆驶而来的火车鸣响了汽笛，一连串灯亮像长龙一样切开平原的黑暗。大伟愣愣地看着那串光亮由远而近，像明快的耳光一样扇过脸颊。他曾是那样惭愧而又满心感激地看着那个光明中破声啼哭的婴儿啊，他曾像被拯救般一身清新地看着对面打起手语的一家聋哑人，那时他曾决定相信而且珍惜眼前的现实，他曾决定今后将要伸长了耳朵，在嘈杂中听到新生赤子的初声，但他现在知道，他从来没有做到过。何大伟看着对面飞驶而过的节肢动物，他看见自己绿色的影子映在对面的车窗上，忽隐忽现，模糊不清。

        那列车过后，整个平原又恢复了单调的黑色，只有无形的风声转着圈地占领整个外面的空间。何大伟知道自己这列火车还要驶过整整一个漫长的夜晚，才能到站。

        肖铁，男，1979年生，200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出版有长篇小说《转校生》，散文小说集《生长的感觉》、《坚硬的早春》。并有作品翻译成德文介绍到国外。曾获“第八届冰心图书奖”、北京大学“创新奖”。现就读于美围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东亚语言文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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