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官是一个人。

        这人名叫郑兰斋，清宣统二年(1910年)，他是该县的哨官，手下统领着八十几号弟兄，住在县城东门的兵营里。兵营四周有围墙围着，内有十几间瓦房，人们把这里叫做东大营。那时候，每隔十天半月，就见他骑着一匹矮小的花马，带领兵士们急三火四地拥出了营门，朝城外的什么地方扑去。一见这种情况，行人会立刻纷纷让路，他们知道，这准是哪儿又闹胡子了。

        胡子又叫绺子，这是当地百姓对土匪的叫法。

        当年匪患成灾。据郑官掌握的情况，仅在本地活动的绺子，就有十几股之多。他们时聚时散，无事则散到民间，一有行动便积聚起来，特别难对付。每股多则上百人，少则数十人。且每股都有报号，诸如“天照应”、“青山好”、“黑手”、“天帮”、“四海”、“孟团”、“王团”等等。其中最有名的一股报号为“老疙瘩”，人数最多，差不多百十号人，人人手里都有家伙。郑官以前和“老疙瘩”交过几回手，大致知道他们的底细。

        这天掌灯时分，郑官得到情报，腊月初十夜里，“老疙瘩”将到本县许大房子屯的许家大院来“做活”，他们的人已经在那儿踩过点儿。

        郑官不是本地人，他原籍湖北枝江，说起话来又尖又细，叽里呱啦，十句总有五句听不清楚，背地里常被当地人叫做郑南蛮子。郑官本是一介书生，他原是光绪年间的举人，光绪二十六年（1900），奉调来到本县。当时这儿还没有设县，叫××分防。最初他在分防经历（清代官职名）手下办理文案，后因原来的哨官在剿匪中不幸战死，他才受命领了这个“肥缺”。

        郑官这年三十余岁，生得面皮白净，尤其脸上那一双美目，总是饱蕴着浓浓的诗情，经常给人顾盼生辉之感。那时他已经娶妻并生有一女，不过妻女都在湖北老家的父母身边，他家在那儿有一处田庄。虽说他当了哨官，可骨子里还是个书生，平素仍以读书为快事，诗书礼乐，诸子百家，偶有闲暇便手不释卷，且常常不停地摇头咂嘴，回味无穷。现在他独自一人住在东大营一间宽大的房子里，一切琐事都有人照顾，除了公事不得不办，余下的时间他都在读书。他心里很清楚，让他做这个哨官，实在是勉为其难。同时他也知道这个职务对他意味着什么。他又不傻。

        他当然不傻。

        情报送到郑官这里时，郑官正在他房里看一本《孟浩然全诗》。孟是他半个乡党，他对他一直特别看重。房里有些冷，炉火已经奄奄一息，他懒得叫人添柴，便将一条棉被裹在了身上。听来人说完情况，他心里不由咯噔一动，不过并没马上说话。他放下手中的书，又借着微弱的灯光看了看皇历，今天已是腊月初九，心想不就是明天嘛！坐着没动说：“我知道了。”

        来人等了片刻，见他不再说话，悄悄打个“千儿”，向门外走去。刚走几步，又被郑官叫住了，回头一看，见他将一根手指按在嘴上，先是“嘘”了一声，随即说道：“别走漏风声。”

        看上去很滑稽也很可笑。

        来人不敢流露这种感觉，马上应道：“是。”

        来人转回身，走了，已经走到了门口，郑官突然说：“站住！瞧我的……这次一定要剿灭他们……”

        来人吓了一跳，站住了。

        郑官对他挥了挥手，说：“好了，你走吧。”

        到了第二天，也就是腊月初十，天黑以后，郑官骑上他的花马，带着八十名弟兄，静悄悄地出了城，向许大房子奔去。依他的判断，三十多里的路程，不消一个时辰，他们就赶到了。

        后来有人说，那一天冷得邪乎。

        那一天确实冷，小北风儿刀子似的，割着人的脸。田野上的积雪在月光下泛着白光，看上去无边无际。偶尔还响起一声长长的狼嚎，让人听着瘆得慌。这时候，“老疙瘩”的队伍正稀稀拉拉地走在雪地上，看似十分散漫。他们一律穿着牛皮乌拉，走起路来嚓嚓作响，又轻又快。每个人都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有人腰上扎着麻绳，还把狗皮帽子的帽耳朵拉下来系在了下巴上。时间长了，帽子四周(包括眼睫毛)已经挂了一层的霜。

        这时有人说：“妈的这熊天儿，咋这么冷！”

        马上有人接着说：“我这儿带着烧酒呢，要不你抿一口？”

        先前那人说：“得，我还是等完事儿再喝吧。”

        说话的两个人一大一小，这包括身材也包括语声儿，大的身材高大，小的单薄瘦小，大的声音粗哑，小的还带着一口的娃娃腔。这大的就是“老疙瘩”的头领，他们称作当家的。其实他的名字就叫老疙瘩。不过这并不是他的大名。在东北，老疙瘩是专门用来称呼家中最末一个男孩子的。这样看老疙瘩显然只是他的小名或乳名了。老疙瘩的名声如此之大，人人都说他心狠手黑，当年他只有二十六岁。

        过了一会儿，老疙瘩说：“喜子你想喝吧？想喝你就喝。”

        喜子说：“我可不喝，辣烘烘的。再说我也不冷。”

        喜子就是那个小的，那年他十五岁，因为长得瘦小，看去还没有十五岁大。喜子是个孤儿，他说自己命硬，把爹妈给克死了。那时候他才七岁。此后他就成了一个小叫花子，衣裳破破烂烂的，一年也不洗一次脸……他说我不饿死就不错了，哪有工夫洗脸？喜子九岁那年，有一次老疙瘩跟几个兄弟上城里闲逛，在窑子门口遇见了他。喜子说他那天特别惨，一天没整着吃的，眼看就饿死了，多亏当家的给了他两个大馒头。喜子当时就对老疙瘩说，往后你给我当爹中不中？老疙瘩看他挺机灵，领上他出了城。

        喜子一直很讨老疙瘩的喜爱，他啥话都乐意跟他说，偶尔还会逗逗闷子。

        两个人肩挨肩地走在这支稀稀拉拉的队伍的中间儿。

        走着走着，老疙瘩又说：“你小子太嫩，还不知道这东西的好。人活着就两件美事儿，一件是酒，再一件是娘们儿……知道吗？”

        喜子说：“不知道。”

        老疙瘩说：“慢慢你就知道了，这东西不用教。以前我也不知道，如今不全知道了？不过这里有个铺衬，你先得想法儿让自个儿吃饱喽。饭都吃不饱，哪还有心思想别的？”

        喜子说：“那倒是。”

        老疙瘩说：“吃饱了不算，人还得要面子。我这人就最要面子。别的不说，有人一提老疙瘩这仨字儿就哆嗦，还花那么多银子买我的脑袋，这就是面子。”

        喜子说：“那你怕不怕？”

        老疙瘩说：“怕不怕都没用。反正谁都有那么一天儿，迟早的事儿。我心里有谱儿。人活一世，要不窝窝囊囊一辈子，谁都能照屁股给你一脚，就像我爹那样。要不你就浑作乱闹……你没看这世道，你不怕他他就怕你，谁硬气谁是爷。”

        喜子这次没吱声。

        老疙瘩接着说：“娘的这帮狗头狗脑的东西，你要是一熊，他都恨不能把你嚼了，骨头都不带吐的，根本就不把你当人看……”

        老疙瘩停了一下说：“……哎，喜子你上前头问问二爷，许大房子还有多远。我觉着差不多了。”

        喜子答应一声，快步向队伍前边走去，一会儿他回来了，喘着粗气对老疙瘩说：“眼看就到了。都看着屯子影了，黑糊糊一片。”

        老疙瘩马上兴奋起来，同时心里特别紧张，肠子都一抽一抽的，甚至直想撒尿。这是他的老毛病了，每次行动都有这种感觉，这些年来一直如比。这样过了片刻，他说：“给二爷传话儿，咱们打西头儿进去……照老规矩，不到万不得已，别伤人……”

        二十分钟以后，这里发生了一场激战。战斗是在许大房子屯的屯头儿打响的，战斗特别混乱，不过都很英勇，许多人纷纷地倒下去，倒下去的人都在哗哗地流血，声音就像山泉一样清晰可闻，越流身体越冷，一直流得脑子一片空白。激战持续了一个时辰，双方共有五十多人被打死。天一亮，但见五十多具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屯西的坡地上，每个人的身下都铺着一片血水结成的冰。

        在辨认尸体的时候，有人发现了郑官。

        郑官的死轰动一时，大家都知道××分防的哨管叫“老疙瘩”给打死了。这件事也惊动了各级官府。后经多方协商，将郑官及其他战死官兵运至城郊义地安葬，将死匪就地掩埋。并且造了一块石碑，雕着七个大字“郑官兰斋战死处”，立于许大房子屯西。这样，许大房子屯就变成了郑官屯，直到如今。而且，一旦有人来到这里，他们必定要讲这个故事，讲郑官屯是怎么怎么个来历，听起来颇有意思。

        后来老疙瘩也死了，只不过比郑官晚一些。

        1932年（伪满大同元年，那时候日本人已经占了东三省)8月26日，下午四时许，有一支八百人的队伍突然包围了被日本人占领的昌五城(当时的县城)，并对城里发起攻击。他们赤裸上身，狂呼乱喊，打的是“三省抗日义勇军”的旗号。就在他们即将攻进城去的时候，日本人的援军到了。日本人前后夹击，义勇军死伤多人，余下的迅速溃散。日本人特别恼怒，战斗结束后，割下了所有战死的义勇军的脑袋，用铁丝串在一起，挂在城墙上示众。

        脑袋周围飞舞着成千上万只苍蝇，黑压压一片。

        其中有两颗，一颗是老疙瘩，另一颗是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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