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死了，我的县长父亲死了。
我和我母亲的眼眶里本来早已蓄满了悲痛的泪水，但是面对突如其来、铺天盖地、巨浪排空的有关父亲事迹的宣传和巨大荣誉，我们都蒙了，甚至有些不知所措。我们适可而止地、恰到好处地终止了眼泪的流淌。既然父亲的死有着如此深邃而特殊的意义，我们悲痛欲绝的样子显然与父亲的荣誉不协调。母亲像电影里的革命妈妈那样对我说：“孩子，我们必须坚强起来。”
母亲的这句话，很快又被写进了宣传材料和新闻通讯里，成为死者家属的一种姿态和崇高。
用县委、县政府联合下发的《关于向领导干部的楷模秦百源同志学习的决定》以及县委书记邱伯伯在悼词中的讲话，就是秦百源同志的死，使清谷县政府班子失去了一位好班长、好兄长，使全县各级党政领导和全体干部失去了一位好领导，使清谷县六十万城乡人民失去了一位好朋友，使秦百源同志的亲属们失去了一位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秦百源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精神已经成为我们广大干部群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关于父亲的精神，组织上总结了八种，譬如他廉洁奉公，服务群众，是广大党员干部的楷模，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父亲的死，在我们全县、全地区乃至全省影响很大。
关于父亲的死，所有的宣传品中频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父亲几十年如一日，常年带病坚持工作，积劳而死的。这句话其实是一个很让我们感到温暖而又舒服的结论，这样的结论让我们心里感到妥帖而踏实。作为一个思想尚未成熟起来的少年，我的思想境界肯定和大人是有距离的。每每想到父亲的死，我的大脑就有些膨胀，有一种要炸裂的感觉，大脑的屏幕上充斥着一望无际的白色，这样的白色翻卷着、扩散着，像幔帐一样吞没了太阳和苍穹，吸纳了山野、村庄和河谷，使整个的世界像铅球一样沉入到了巨大的棉絮之中，天地之间呈现出一种巨大的空洞感和虚无感。那是一场大雪灾的景象，雪灾在我们西部高寒阴湿地区几乎年年都要肆虐一番，但是那年的大雪灾实在太罕见了，用广播、报纸上的话说，那是一场几十年未遇的大雪灾。
父亲就是在那场大雪灾中离开这个世界的。
那场大雪整整下了七天七夜。用老家尖山乡老百姓的话说，那哪是下啊，简直就是成千上万的人站在天边，一筐一筐地往下倒。雪片儿都不像雪片儿了，密匝匝的，席子一样。我想起了我们课文里边塞诗人岑参描写大雪的一句诗“燕山雪花大如席”。这里不是燕山，是陇山。
据说落雪当天，父亲就被迫躺在了尖山乡卫生院的病床上。乡卫生院的条件实在太简陋了，作为全县最偏远的乡卫生院，条件不可能不简陋。火炉子烧得很旺，激烈的火舌吞噬和消灭着从门缝儿里冲进来的寒流和冷气。乡卫生院的头头和有关部门的领导都不说话，眉头都紧锁着，围在火炉子旁边取暖。窗外，风像鬼一样地刮着，雪下得也像鬼，没完没了。透过镶着一半玻璃糊着一半报纸的窗子，能看到对面的山山卯卯已被大雪吞噬得隐匿了原形，整个世界纯净得有些虚假、夸张。所有的树冠都被银装素裹了，只剩下隐约可见的长长短短的树干，像没有燃烧完的香蜡，死寂般地在寒风和大雪中伫立着。父亲紧紧地捂着腹部，豆大的汗珠在前额、两鬓上翻滚，父亲问：“可以走了吗？”
见父亲醒过来了，所有人都围了上来。父亲的秘书小苟叔叔赶紧说：“放心吧！秦县长，县委邱书记刚才来了电话，已经指示县第一人民医院做好了一切手术准备，您一出山，马上实施手术。”
“那，什么时候才能出山呢？”
“雪稍一停，就马上出山。”
“气象预报怎么说的，这雪，到底什么时候停呢？”
苟叔叔窘了一下，但是脸上照样显得平静而稳定，这是秘书特有的沉稳和老练。苟叔叔说：“县里在电话中说，通过向气象部门了解，这雪下不长，马上就会停的。”
父亲“哦”了一声，什么都不再说。他实在是太疼了，用前额紧紧地抵着床头，牙齿咬得嘎巴嘎巴作响，又像是昏迷过去了。院长赶紧亲自上阵，给父亲注射了止痛药。
大家都理解了苟秘书的用心。雪，看样子一天半天是停不了了，气象部门不可能糊涂到如此混蛋的地步，既然县里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那么，唯心的欺骗就是对父亲最具实效的安慰。
父亲那次是去几个偏远乡镇检查群众冬季生活安排和慰问困难家庭的。父亲总是这样，每年元旦前，他都要亲自出马，带上农业局、农牧局、水利局、民政局、扶贫办等涉农部门的领导，到一些最贫困的乡镇跑一跑，这样他才踏实一些。我们老家尖山乡是全县最偏远的一个乡，山高，路远，沟深，他更是要去的。记得有一年冬天农民开山采石毁坏了盘山公路，父亲的车队受阻，父亲本来执意要步行到几个乡走走，但是考虑到部门领导中有几位已经年过半百，陪着他累坏了身子骨就得不偿失了，只好折了回来。我们家的那个年过得一塌糊涂，父亲长吁短叹，烟不离口。母亲知道他牵挂着老家的那些山民，就说：“过完了年，你再去看看不就得了。”父亲说：“过完年我再去看他们，有什么意义，我放心不下的就是他们的年啊！”我家过年没有在县政府的家属楼里，而是提前搬到了县政府招待所，父亲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躲那些以拜年为名义前来行贿的人，父亲刚当上县长那年的春节，前来拜年的人拎着大包小包，络绎不绝，几乎踏破了门槛。过了正月十五，我听见父亲对母亲说：“他妈的一个春节就收了八十万元，这帮狗日的的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偷偷交给扶贫办算了。”母亲说：“你为什么不交给纪检委呢？”父亲说：“你简直是女人见识，交给纪检委，我红了，但那些行贿的都黑了，我工作上还得靠那帮王八蛋呢。”正月里的招待所本来就很冷清，与外面的爆竹声声和烟花四起形成强烈的反差，而父亲的情绪使我们的年更加的黯淡而无聊。我那时就想，父亲当什么破县长啊，不如当乡长时让我们快活。
这次，父亲的车队利用四天的时间，昼行夜宿，一连跑了银岭、卧驴梁、东柯寨、九十里铺等七个偏远乡，最后才到了尖山乡。父亲有个习惯，不管是下乡检查三秋生产、夏粮征收、农田基建、访贫问苦还是号称天下第一难的刮宫引产，他总是要去尖山看看，这让尖山乡的父老乡亲感激涕零：“咱尖山，几千年就出了一个县太爷啊……”
车队尚在九十里铺乡的时候，雪就已经下起来了。按当时的现实情况，完全可以打道回府的，当时民政局局长就提醒父亲：“秦县长，是不是可以回县里，雪如果下傻了，封了山，我们就都回不去了。”
这样的教训不是没有过，经常有这样的事情：有些部门深入到路陡坡大的偏远乡检查工作，一旦大雪封了山，再牛的小车也趴在那里动不了窝，只好让乡干部陪着打打猎、或者玩玩麻将，等待天晴了雪化了路面干净了再打道回府。
父亲当时迟疑了一下，说：“那，是不是，尖山乡可以不去了？”
对父亲提出的这个问题，基层部门的同志一时不好回答，都知道尖山对于父亲来说意味着什么，再说老天爷的事情孰能料得，谁也不敢打包票这雪到底能否下到足以封山的程度。即便封山了又当如何？他秦县长能在这里忍受期待冰雪融化的煎熬，做下属的何尝忍受不得？万一回不了，到这山野雪乡打打猎、搓搓麻将倒也难得一番休闲，于是民政局局长就说：“尖山是必须去的，只有到了偏远的乡村，我们才算不虚此行啊。”
父亲笑了。父亲的微笑中夹杂着农民式的揶揄和得意。父亲本来就是一脸的农民相，如果不是高大的身材、庄重的表情和被工作历练出来的高贵气质，告诉人们这是一位气度不凡的县级领导干部，单凭一张被风刀霜剑镂刻而成的布满沟壑田垄的大黑脸，混在赶集的山民中很难辨得他是什么身份。父亲给每人丢了一支红塔山，说：“再委屈同志们一下，跑完尖山，咱们连夜往回撤，年轻的同志回家就可以抱媳妇了。”
说得大家都乐了。父亲也乐，但是父亲的笑容中已经有了应付和表演的成分，有细微的汗珠从他的鼻翼上爬出来。有些心细的部门头头就觉得当时父亲有些不对劲，但是谁也不可能钻到父亲的肚子里探询究竟。
当时，父亲的阑尾炎已经复发了。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第一次发现自己患上阑尾炎是在当上副县长那年。那天他陪同县里请来的香港客商喝酒，香港客商比猴子还精，非要把父亲灌倒不可。既然客人有这个看笑话的愿望，为了全县的招商引资工作，父亲忍辱负重地大醉了一场，当天晚上肚子就疼了一夜，第二天又不疼了，母亲催他到医院看看，父亲说：“估计是阑尾炎，重度的得做手术呢，看来我这是轻度的，疼一疼也就过去了。”母亲说：“什么病都得早治，到医院住一段时间吧。”父亲说：“你说得倒好听，县里工作这么忙，你给我时间啊？！”母亲只好哑了口。从那以后，父亲的公文包里就带了止痛药，随时犯病随时吃。即便是风尘仆仆到北京、省城争取项目、资金，也是药不离身。那年他到省城参加全省“十佳县长”颁奖大会，面对省上领导、各大新闻媒体和上千听众，他的发言照样铿锵有力、抑扬顿挫，博得了全场最为热烈的掌声。返回的时候，陪同的邱书记见他大拇指上贴着创可贴，就问：“秦县长你大拇指怎么了？”父亲说：“没什么，磕的。”其实是发言的时候，为了抵抗从腹部蔓延上来的疼痛，他用中指和食指死死地掐着大拇指，把大拇指掐出了两个血坑。
雪花飘飘，北风萧萧。
那天，车队到了尖山，在乡党委书记、乡长的陪同下，父亲他们顶风冒雪、马不停蹄地跑了三个行政村和自然村，准备再跑第四个的时候，才发现老天爷的脸色非比寻常，大雪像西北风鬼一样“呜哇——呜哇——”的吼叫中，由最初的像鹅毛一样飘飘洒洒，开始连成片儿、抱成团儿往下砸了，后来简直就像是狂轰滥炸，树枝断裂的“咔嚓”声，柴火棚子坍塌的“哗啦”声此起彼伏，不绝入耳。
乡长紧急建议：“秦县长，赶紧返回尖山乡乡政府吧，老天爷这嘴脸，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见呢，再迟一步，别说去县里，估计连乡政府都回不了。”
大家的心都有些发紧。小苟秘书提议：“既然这样，秦县长来尖山一趟不容易，是不是安排秦县长到老家石磨村看看二老，顺便休息一下。”
小苟叔叔最清楚我们的家底儿，我爷爷和奶奶一直在石磨村养老，平时由伯父秦万源照顾。爷爷和奶奶只有头痛脑热到城里来看病，才到我们家住一天两天，然后就急着要走。我爷爷常对我奶奶说：“百源太忙，干的是全县的大事，咱不要打扰。”有次这话让我父亲听见了，一个大男人，躲在厕所哽咽了半天，出来后还对二老赔着笑，但我分明发现父亲的大黑脸被酸咸的泪液酱过，眼睛也有些红肿。爷爷和奶奶都老了，眼睛干瘪得像葡萄干儿，当然不可能察觉父亲脸上有什么阴晴变化。父亲派车相送，爷爷和奶奶一口回绝：“别丢人了，车是公家的，又不是咱家的，车到了石磨，让村人看见了，还不把你骂死。”
这就是我的爷爷和奶奶。在老家，爷爷和奶奶堪当村人的楷模。
这时候，父亲的脸色已经被阑尾炎折磨得有些蜡黄，他苦着脸，说：“让其他同志赶紧返回乡政府，把我就近送到尖山卫生院，我的阑尾炎又犯了，让大夫给我打一针再说。”说完就陷入了半昏迷状态。
像病猫子一样在大雪中沉睡的卫生院，在迷茫的雪幕里“呼啦啦”进来了七八辆小车，又从小车里下来了那么多体体面面的干部模样的人，把整个的卫生院都惊醒了，未来得及伸一个懒腰，院长、大夫和护士就匆忙套上脏兮兮的白大褂，像地洞里的田鼠一样探头探脑地从各间房子里蹭出来。在突如其来的二十多位不速之客中，卫生院的人首先认出了父亲和乡政府的领导。大家都有些发愣，更有点犯傻。
乡长呵斥院长：“还愣着干什么？快看看秦县长的病情。”
既然是给县长看病，当然得院长亲自上阵。父亲被安排在了最好的房间。院长是后沟村的，早年是赤脚医生，后来在地区卫生学校进修了个中专文凭，熬着熬着就转正了，算是个吃皇粮的公家人。同样的尖山人，他比父亲混得差远了。父亲这么大的官落难到乡一级卫生院，他既感到惊讶，也感到无比的荣耀。他给父亲检查得很仔细，一遍又一遍地查，最后说：“阑尾炎犯得不轻，估计得马上做手术了。”他顿了一下，对旁边的一个大夫说，“快把小刘叫来。”
小刘大夫很快就从宿舍钻了出来。小刘快速地给父亲做了检查，就马上下了结论：“得马上动手术。现在动手术还来得及，再耽搁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也就是说，小刘大夫和院长的诊断结论是完全一致的。
院长就对小刘说：“待秦县长醒过来，征求一下他的意见，如果秦县长同意，就由你亲自主刀吧。他可是我们尖山走出去的县太爷啊！”
“啊！”
“啊啊！”
“啊啊啊！”
这一连串的感叹词基本上是同时从在场的部门和乡政府领导的口里发出来的。这一连串的感叹词中包含的意思实在很多，不仅仅因为父亲的病情到了非得做手术的地步，有些意思是无法当着院方的面表达的，而且这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思直到父亲去世也没有摆到桌面上来，但是这样的意思谁都心知肚明，比领会上级文件还要认识明确，领悟深刻。譬如父亲贵为一县之长，怎么能在条件如此简陋的农村卫生院做手术呢？即便手术成功了，面子上又怎能过得去？再退一步，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办？何况，有这么多手眼通天的部门领导、乡政府领导在场，眼看着县长在一个小小的农村卫生院遭刀钳之苦，谁的脸上也挂不住，谁都有责任和能力把县长火速送到城里去，享受县城最好的专家的治疗和手术。更何况，父亲得的才是个阑尾炎，阑尾炎嘛，大不了的事儿。
当然，谁也不好把这层意思说出来。
关于我们老家卫生院的手术技术，有许多例子使人会联系到恐怖和荒诞。由于条件艰苦留不住人才，掌手术刀的都是一些粗手粗脚的“二秆子”。本来切除的是发炎的胆囊，却把人家的胆管给消灭了；本来划拉的是多余的阴茎包皮，却把人家龟头上的海面体拉破了；本来切除的是痔疮，却把人家的肛门旋大了；本来缝合的是皮肤创伤，却把纱布留在了里面；本来……却……许多经典幽默，像口头文学似的在民间广为流传，直听得农民伯伯毛发直竖，一进卫生院就像是进了屠宰场，但是，既然身体的零部件坏了，不去卫生院修理还去哪里呢？而县城的医院路途遥远不说，光那比乡卫生院要翻几番的红包关，就会吓出尿来。我爷爷曾得过胸膜炎，为了省钱，想在卫生院做手术，那时父亲已经是尖山的乡长了，在乡下好歹也算是个手眼通天的大官了。父亲连忙与县卫生局局长联系了，把爷爷送到城里做的手术，手术很顺利，爷爷不久就出院了，而且可以赶着驴子吼秦腔，爷爷一直感慨：“幸亏去的是城里医院，如果是在咱乡里做手术，我这把老骨头大概就折腾散架了。”此事爷爷吊在嘴头唠叨了好几年，大体意思是本不想沾父亲的光，到底还是沾了，沾父亲的光就是沾国家的光，心里总是愧得要命，但是这样的光似乎不沾还真不行，不沾，就有可能把老骨头撂在卫生院。从那以后，每当听说邻里邻村的乡亲得病死在卫生院，用爷爷的话说心里老是愧得慌，自己仿佛是白白拣了一条老命，那意思，就像自己背着家乡人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
父亲曾经感叹：“如果全县的农村卫生院建设搞上去，咱农民就算是烧高香了。”我那时才注意到，凡是我们老家的亲戚和父亲的故友，看病做手术，都被父亲安排到了城里来。父亲曾不无遗憾地对母亲说：“咱当了城里人，亲戚故友进城还有个落脚点。那些在城里根本就没有任何落脚点的乡亲，该多难啊！”
那天，大家的一片“啊”声，院长其实已经悟出什么来了，他的脸突然就涨得通红，就说：“要不，各位赶紧给县里打电话，征求一下组织上和秦县长家属的意见。”然后吩咐护士，“继续给秦县长注射止痛药。”
还没等领导们搭腔，小刘大夫就忍耐不住了，说：“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啊！再拖延下去，就有可能出大问题的。”
苟秘书赶紧直接给县委邱书记打了电话。
邱书记那边说：“考虑到乡卫生院的条件，出于对秦县长安全的考虑，最好让秦县长到县里来做手术。当然，你得征求一下秦县长的个人意见。”
也许是止痛药的作用，父亲当时清醒了许多。苟秘书把院方的诊断结果和邱书记的意见给父亲汇报了。父亲沉了一会儿，谁也不知道父亲当时真正的想法是什么，他先是环顾一周，看了一眼守候在周围的同志们，目光似乎不经意地在斑驳脱离的墙皮、残缺不全的医疗设施上停留了一瞬，当目光和当年的赤脚医生对接上时，父亲客气地朝他点了点头，然后说：“大家都不要陪我了，都去乡政府休息，我这里，留小苟一个人就够了。”
小刘大夫催问：“秦县长，您谈谈您的意见，您如果同意，我们马上给您手术，千万不能再拖延了。”
父亲居然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他和蔼地和小刘大夫握了手，说：“还能撑一阵子，还是出山以后再说吧，在这里手术，这么多人都陪着我，问心有愧啊，再说，政府那边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做，不能让这么多同志为了我耗在这里。”
父亲的这些话，后来曾被许多宣传资料广为采用，借以烘托父亲的高大形象。其实这些话后面隐藏着什么信息，大概连傻子都能猜出来的，只不过谁也没有挑破这层比窗户纸还要轻薄的东西，假设父亲换句话“作为堂堂一县之长，我不能把命丢在你这破烂不堪的卫生院啊！”故事的性质整个就变了，谁敢保证，父亲不是这么想的呢？
“县长，秦县长……”当时小刘还要固执地阐述自己的观点。现在想来小刘这个大学生的智商比我这个中学生强不了多少，现场的大多数人呈现失语状态的时候，他却要偏偏固执己见。小刘大夫终于被院长叫出去了。
小刘是尖山卫生院的一个特殊人物。他还真是个人物呢！
那几年，我尽管每年都要去石磨村看望爷爷和奶奶，却很少去过卫生院，所以一直没有见过这个叫刘铸的年轻大夫。据说刘铸毕业于省城医科大学，在校期间还是个学生会主席，是大学校园里为数不多的学生党员，那年毕业分配，凭他的政治素质和专业技术，完全可以留在省城的，他却响应号召主动要求到条件最艰苦的地区奉献五年。在全省各地卫生部门给他提供的农村贫困地区卫生院名单中，他看中了条件最差的尖山乡卫生院。他一到尖山，就像草鸡群中进来了一只凤凰，成为尖山卫生院的一张王牌，不到两年，经他做过的手术就突破了百例，而且从来没有闪过手，像阑尾炎这样的手术，更是他的拿手绝活。以往四村八邻的老百姓染上非得动刀子的病，如果不是等死，就得不惜一切代价往城里跑，自从来了刘铸，就都奔他的一把刀来了，特别是那些接受结扎手术的年轻妇女，都希望挨刘铸的一刀。妇女中早就疯传开了，说是小刘大夫的开刀结扎手术不同于卫生院的其他大夫，小刘大夫下手轻，速度快，刀口小，缝合严，扎绑输卵管就像巧女人绣花似的。一时弄得土著的大夫都很尴尬。
大城市里来的小刘，处处与众不同。人们经常看到刘铸一早起来，穿着一身山里并不多见的藏蓝色运动衣，迈着只有大城市青年人才有的轻盈步履，踩着早晨细碎明丽的阳光，到后面山坡上跑步。他还经常和驻乡七站八所的小干部一样，逢集的时候，拎着一个小兜，买一些鸡蛋啊韭菜啊菠菜啊洋芋啊什么的，回去自个儿做饭。山里人就感慨：“听说这年轻人是自愿到咱尖山来的，这是咱尖山的福分啊，他如果把根扎在咱这里就好了。”
人们更对小刘大夫高看一眼的是，现如今从城里到乡下的医院，动个鸡屁股大的手术，都得给大夫、麻醉师、护士塞红包的，但是小刘大夫做了那么多的手术，坚决不收红包。
第二天，雪不但没有像小苟秘书转承气象预报中的那样有停止的迹象，反而更大了。父亲一晚上睡得比较含糊，止痛药的劲一过，就醒来了。天未亮时再次服了止痛药，才又迷糊了一阵，睁开眼，父亲的第一反应就是趴在窗口看外面的天气，当他看到雪花肆无忌惮的样子，他的眉头锁成了铁疙瘩。
院子里的雪并不怎么厚，显然是院方组织职工清扫了几遍，清扫完的雪像小山一样堆积了好几处，比停在那里的两排小车还要高出许多。不同颜色的小车躲藏在雪堆之间，偶尔露脖子露脸，像冻傻了的乌龟。父亲索性裹了大衣，由小苟秘书搀扶着走出了房间，到大门口一看，雪早已达一尺半厚了，远处的崖畔、峁梁早就被积雪湮没得无踪无影，天地间被大雪连接到了一起，看不见天尽头，看不见地尽头。
父亲久久地发怔。雪花无情地砸落在他的眉毛上，嘴唇上。父亲半闭的眼睛里跳跃着一种对鬼天气的无奈和无端的愤懑。
各级领导同志也默默地伫立雪中，跟在父亲身后，谁也不说话，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大家的眼睛都有些红肿，昨夜为了守候父亲，院长搞了几副麻将，让大家搓了整整一夜。
据说当时父亲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而且轻轻地摇了摇头。叹气与摇头，显然是对严酷现实的某种妥协，意味着父亲决意要在尖山做手术了。在事关生命的紧要关头，他显然已经没有了选择的余地。
现在回头看，如果当时立即做手术，事态肯定又是另外一个样子。
卫生院的电话就在这个时候响了，是县委邱书记亲自打来的，小苟秘书要去接，父亲挡了，非要亲自去接。邱书记在电话中说，县里派往尖山的救护车还没有走到九十里铺就深陷在雪地里了，县委已经给沿途各乡下发了紧急通知，动员沿线农民冒雪清理路面，边清边行车，力争在天黑之前，把父亲接到城里来。
当时父亲沉了半晌，说：“如果是为了我的手术，那沿途的农民可就遭罪了。”
邱书记那边说：“但是，我们不忍心让你在卫生院做手术啊！老秦，你能坚持到天黑吗？”话说到这里，邱书记不忘补充一句，“当然，身体的事情，最好由你自己来做主。”
父亲迟疑了片刻，说：“我坚持一下吧。”
接完电话，父亲又回到院中。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父亲的脸上，想从他脸上得到某种信息，但是父亲始终一言不发，过了一阵，父亲扫了大家一眼，问：“孙乡长呢？孙乡长怎么不见了？”
有人说：“昨晚我们还一起打麻将呢，快凌晨的时候，乡上来了一个干部，把他叫走了，他只说乡上有急事需要处理，就匆忙赶到乡上去了。”
父亲其实已经明白了，乡长肯定是接到县里的通知，赶回乡政府部署清理路面的事情去了。父亲突然古怪地笑了，说：“其实，卫生院也好，城里的医院也罢，哪里做手术还不都一样。”
父亲的这句话，给在场的所有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大家一时很难理解父亲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如果真像父亲说的，那么问题其实就很简单了。从正面来理解，完全可以马上进入手术室接受手术的。问题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父亲却偏偏说出这样的话，很容易让人理解为未免有些虚伪和做作，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自嘲。当然理解终归是理解，理解不等于真正的答案。大家基本的判断是，父亲肯定不在这里做手术了。于是大家都随声附和着：“是啊是啊！从目前您的身体状态来看，您完全可以扛一扛的。”
现在来看，大家随声附和的背后，蕴藏着多少残酷的心态啊！事到如今，父亲如果在这里做手术，一旦出了问题，谁脸上都不好看，也就是说，在父亲生命的选择上，大家都是明哲保身，谁也不愿落一身臊味。
父亲的嘴角只是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他那嘴角悬挂的笑意到底表达了什么浅显或者深刻的内容，谁也不得而知。
“长球儿——长球儿——”
突然传来一个患者的喊叫：“是长球儿吗？长球儿啊长球儿。”
喊叫声是从父亲所在病房的隔壁窗口传出来的。
声音很大，却有些嘶哑，那是吆喝惯了牲口，吼惯了山歌，又被吸进去的山风伤了声带才有的破锣一样的声音。这声音激动得有些发颤，挟裹着一股火热的激情和亢奋，却被早晨寒冷的西北风揉成碎片，在清冷的空气中打着旋儿，穿透每个人的耳膜。
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了那个破烂不堪的窗口。
窗口上镶嵌着一张老农的脸。
父亲的目光当时就直了。
父亲仿佛接收到了来自天籁的信号，喃喃低吟：“是把子，是赵把子，是赵把子喊我呢，嗨，这个赵把子啊，怎么在这里呢？”
那个叫赵把子的老农已经从病房里蹒跚地跑了出来，边颠簸边喊：“长球儿……哦哦哦……长……秦县长，秦县长，我是赵把子啊！”
父亲马上就主动把双手伸了过去。
那一瞬间，那个叫赵把子的一张病脸自个儿兀自“刷”地红了，而且一双又瘦又黑的长满老茧的手赶紧缩了回去，他显然为自己刚才的唐突而感到有些无地自容。院子里所有的目光都疑惑、惊讶地集中到他这个不速之客身上来了。赵把子一时窘迫地缩头缩脑。他大概突然意识到面对的是县长而不是村里的姚狗剩张毛子那帮哥们儿。他显然想躲起来的，但他僵硬的手已被父亲热情地握住了。父亲尽管被病魔折磨得有些委靡，但作为县长的气质和神采并没减多少，西装革履，神态庄重，几根稀疏的头发高雅地搭在脑后，脸上的肌肉紧凑而润泽，一看就是个人物；而衣衫褴褛的赵把子显得要比父亲苍老许多，弯腰塌背，步态胆怯委琐，脸上的褶子像七沟八梁上贫瘠而稠密的层层梯田，身上裹着的破绿大衣，早被岁月和污渍弄得失去了本色。
父亲说：“赵把子，你怎么到这里来了？身体哪块地方有毛病了？”
“我得的是阑尾炎，你呢？”
父亲说：“嗬，太巧了，咱哥儿俩犯的一个病。”
“秦县长你也是阑尾炎？”
“是啊，阑尾炎。”
“嘿嘿，你说说病这个东西，咱老百姓得就得了，还让你们当官的得。”
父亲乐了，说“照你这么说，当官的难道就不是人了。”
听得大家都乐了。
赵把子说：“你这当县太爷的，怎么还到这乡卫生院看病啊？”
父亲平和地说：“看病嘛，哪里还不一样。”
赵把子脸上的皮肤有些收缩起来，显然从父亲的口气里听出了套话、官话的味道，眼皮一耷拉，语调里充满了伤感，把一张瘦嘴凑到父亲耳边，悄声说：“唉！阑尾炎是要动手术的，为了等手术，我都等了三天了。秦县长您这是等什么呢？您是县长，您还需要等？”
对于这个问题，父亲没有直接回答，也许一时还没有足以表达的答案。父亲的眉头轻轻地、却是紧紧地拧了一下，就不经意地放松了。不像是腹内的痛苦在眉头上的反应，像是某根神经被触动了。父亲突然“哈哈哈”地笑了，这一笑，就不经意地转移了话题，特意拉了赵把子一把，给大家介绍：“这是把子，赵把子，我们石磨村的，小时候我们一起放过羊呢。”介绍有些笼统，但是父亲拉赵把子的时候，显然是有方向性的，目标是院长。
赵把子摸摸后脑勺，低头，憨憨地笑着。
赵把子的眼睛翻起来，瞅一眼父亲，再瞅一眼院长。
父亲和赵把子异乎寻常地亲热和激动着。漫天的雪花，沸沸扬扬地覆盖到他们身上。周围的各级领导和大夫尽管都有些不知所措和莫名其妙，但都在凛冽的寒风中乖乖奉陪。
赵把子的手，始终被父亲紧紧地握着，只不过父亲后来变成了一只手，另一只手腾出来捂腹部了。其实当时赵把子的腹部也在疼，但他没敢腾出手来照顾腹部，也就是说，他始终是用两手握着父亲的手的。赵把子心里大概激动得发飘，有多少庄户人能摸到当今县太爷的手哇！
赵把子的皱纹和眉头上就情不自禁地跳跃着一种说不清的自豪感和优越感，仿佛是一种叫尊严的东西回归到肌肉和血脉中来了。但他还是诚惶诚恐地对父亲说：“别抬举我了，您是县长，父母官，我是老百姓。”
父亲便显得有些不乐意：“啥县长，父母官啊！你可不能这么叫我，你得叫我的小名，叫小名，我才舒服呢。”
赵把子窘迫地笑了，说：“刚才从窗口瞅着你，瞅了半晌，才觉着没错，是你，本来想喊你秦县长的，头脑一热，啥都不知道了，就喊成你的小名了。”
父亲说：“那你继续叫我的小名吧。”
赵把子连连摆手，说：“不敢不敢了。”
父亲说：“你就叫一个嘛。”
赵把子只好说：“长……长……长球儿。”
父亲高兴地拍了赵把子一下，爽快地答，哎！
大家这才搞清楚，长球儿是我父亲的小名。大家都“哈哈哈哈”地笑了，笑得无所顾忌，前仰后合，连落在身上的雪都哗哗哗地往下掉。我也是从那次才知道父亲的小名叫长球儿的，我们老家尖山给娃儿取名很简单，大多是依据娃儿的特征，如大嘴子、满牙子、石墩子等等。球儿，指的是男子裤裆里那二两肉棍棍。父亲的小名之所以叫长球儿，与赵把子名字的涵义和象征意味基本近似，寄托着长辈的某种希望和期待，那就是期盼着作为男人基本标志的裆部的那二两肉棍棍，长得更威猛、更雄健、更硕大一些，归根到底就是更像个男子汉。
父亲也开心地乐了，对赵把子说：“咱哥儿俩还是有缘分啊，连犯病都是在同一个医院，而且还都是阑尾炎。”但刚笑了几声就哎哟一声蹲了下去，幸亏被大家扶住，大家这才像刚醒悟过来似的，七手八脚把父亲扶进了病房。
手术室马上忙乎开了，短暂的临战状态后，手术迅速开始了。
接受手术的不是父亲，而是赵把子伯伯。
赵把子当时就做了手术。而且赵把子的手术史无前例成了卫生院规格最高的一次，连院长、副院长都亲自陪着。主刀大夫也和赵把子预想的不一样，不是卞大夫，而是他渴望的小刘。
手术前，赵把子曾挣扎着冲出病房，闯进父亲的病房，紧紧握着父亲的手，说：“秦县长，你的心意我领了，你不能把手术机会让给我啊！”
父亲先是略为一怔，就微笑了，说：“把子，还是你先来吧。”
“你先来，我这把老骨头，能扛得住。”
“你能扛得住，我当然也能扛得住。”
“还是你先来吧，我这命，死了也是个贱鬼，你可是咱们的县长啊。”
父亲不再说什么，只是艰难地朝大夫和护士挥挥手。这是一种毅然决然的挥手，是那种决策型的挥手，是需要下级坚决贯彻执行的挥手。父亲举起的手刚刚回落到腹部，大家就连推带搡地把赵把子弄到手术室了。
赵把子的老泪沿父亲的病房一直洒到手术室，看见的人都说，当时赵把子的泪很汹涌，像是雨天房上的檐水，不断线地往地上倾泄。
在手术台，赵把子伯伯最后一次恳求院长：“院长，先给秦县长做吧，我已经等了三天了，不在乎这一小会儿。秦县长是干大事情的大忙人，先给他做，我等一等，即便死了都无所谓的，秦县长可不能在咱这里有闪失啊。”
院长笑了。笑一般是有声有色的，但是院长的笑是那种无声，但却有色的笑。
院长的目光定定地停留在赵把子的眼睛上，嘴角挂着微微的笑容，亲切地说：“秦县长的病和你的不一样。”
赵把子伯伯灰色的瞳仁里跳动着单纯的好奇：“咋不一样啊？不都是阑尾炎吗？”
院长像一位慈祥而富有耐心的小学班主任，循循善诱：“阑尾炎犯在不同的人身上，也有不同的表现，也就是说，秦县长的阑尾炎和你的阑尾炎也是不一样的，治疗的方式方法也就不一样。”
“那，秦县长的阑尾炎需要手术吗？”
“当然需要手术。”
“那，秦县长还等什么呢？”
院长说：“不是等，是在观察。”又补充，“是术前观察。”
赵把子伯伯当然不懂什么叫术前观察。他被众大夫和护士小心翼翼地簇拥着做术前的一切准备工作。那一刻，赵把子伯伯什么话都说不出来，身前身后，身左身右，都是精力高度集中、态度十分和蔼的医务人员，这种意外的待遇，使赵把子伯伯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他后来形容当时的心情时说，他感觉到全身所有血管里的血液都像房檐上的雨水一样不可遏止地流淌，浑身滚烫地像是火炭在燃烧，能融化室外的冰雪。他打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比方，说是自己就像一只在草原上迷失了方向的孤羊，被一群狼救了。他还说，仿佛有一种叫脸面的东西又回到他这张卑贱的老脸上了，山里人，有了脸面，才会有尊严。那一刻，医务人员簇拥着他，就像簇拥着一蓬高贵的鲜花。
赵把子的手术进行得十分顺利，不到一小时，发炎的阑尾就成功切除了。
显而易见，如果不是因为和父亲碰巧撞上，赵把子伯伯很难预料还得在卫生院等到何时，更难预料手术会是什么结果。现在可以断定，那天父亲在大雪中故意引逗赵把子叫他的小名，并高声大嗓地和赵把子打哈哈，显然有着表演的意味，父亲是故意表演给院方看的，让院方确认自己和赵把子非同小可的关系。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从来没有拿自己的小名取过乐，就他的稳重和素养，他也不会用近乎山民的心态当着基层领导同志的面荤素一番的。那天，父亲这一招果然奏效，卫生院从上到下，对赵把子的态度来了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他手术的重视程度达到了顶峰，简直让赵把子有些受宠若惊了。
后来我曾听说，赵把子在做手术的前三天，曾胆怯地向院长提了个要求：“院长，能不能请小刘大夫给我做手术？”
提这个请求的时候，父亲他们还没有到达卫生院。
可以想象一个普通山民对卫生院提出这种要求会得到什么结果。院长的脸上本来就没有什么好表情，听了赵把子的话，当时就像结了厚厚一层冰，口气中带着刺骨的寒气，说：“我们卫生院会做手术的多了去了，你到卫生院来，是我们听你的呢，还是你听我们的？”
赵把子赶紧说：“当然得听你们的，我是个大老粗，不会说话，您就多担待吧。”说着，赶紧把香烟递上去，用火柴点燃了，凑到院长没有长胡子的光洁的嘴边。
赵把子就住下了。给赵把子指定的手术大夫姓卞，赵把子见过，是卞家嘴子村的。山民们对卫生院的所有大夫可以说了如指掌。卞大夫是搞计划生育的，做妇女的绝育手术还是可以的，做阑尾炎到底怎么样，赵把子心里一点谱都没有，但他大气也不敢出一下，当天就打发看护他的女儿去山神庙上了香，还供奉了一只大公鸡。第二天，还不见大夫那边有什么动静，腹部已经疼得难以忍受了，就赶紧把事先准备好的红包拿了出来。红包一共准备了四份，他早就打听了，红包必须准备四份：院长一份，手术大夫一份，麻醉师一份，护士一份。每个红包其实就是一百元钱。
赵把子后来对我讲，当时，他分别给他们送红包的时候，有一种揪心的疼痛，手颤抖得厉害。为了做这个手术，他把还没有长大的猪提前卖了，把准备过冬的胡麻油全卖了，把唯一的一台黑白电视机低价处理了，还把女儿婆家那边送来的一千元彩礼也搭上了。推开院长室的时候，院长正蹲在火炉旁边看武侠小说。院长说：“老赵，咱都是庄户人出身，手头存点钱不容易，你咋能干这事情呢？”
那意思，好像他赵把子脑子进水了似的，硬要往卫生院里刮不正之风。赵把子知道院长这是屎拉到裤裆里外边充干净，就说：“院长，我的手术让你操心了，费心了，这点钱嘛，你不要嫌少，也就一百元。院长你可千万别嫌少啊。”
院长这才起了身，说：“老赵你真是见外了，你既然这样说了，那我就不见外了，但是以后别再这样了啊！”说着话，就把红包接过了。院长的脸皮开始有所松弛，每一层皱纹里都跳荡着不太纯粹的笑意，就像风中的柳梢搅动着水面，让涟漪一层一层地荡开去。
从院长室里出来，赵把子又分别敲开了手术大夫、麻醉师和护士的屋门。当把红包递给卞大夫的时候，赵把子分明看到卞大夫脸上的表情从头到尾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就像一张枯朽的树皮，无论春风怎么吹拂，也返不了青。
当时赵把子就猜测，卞大夫如此地对他不屑，大概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嫌红包太少，另一个原因是当初自己对手术大夫挑肥拣瘦，伤了卞大夫的面子。这两个原因就像两个巨大的看不见的破洞，对于赵把子来说实在无法弥补，第一个破洞只能用增加红包的数量来弥补，但是手头实在拿不出多余的钱了；第二个原因却是拿钱也弥补不了的。当时赵把子伯伯的眼眶已经完全湿润，他想找个隐蔽的地方大哭一场，但是视野里除了两排破败的土坯房子，连个适合自己哭一场的地方都没有。突然想起刚刚去过一趟的厕所，觉得那地方不错，既然适合撒尿，也应该适合流泪的，就一头钻了进去。踏进厕所门槛的一刹那，鼻涕和眼泪就都下来了。赵把子觉得身子有些发软，就把整个的身子倚在脏兮兮的土墙上。鼻涕眼泪一砸到茅坑边的煤灰上，就结成了冰。赵把子伯伯突然觉得这种样子让人撞上实在有些丢人，就索性解了裤子，就坑蹲了下来，死死地勾了头，让鼻涕眼泪痛痛快快地砸在屎坑里。
手术一拖延就达三天之久，用赵把子伯伯的话说，如果不是因为我父亲，他那不值几个小钱的老命就有可能给卫生院交代了。
万事都讲个结果，赵把子手术的结果实在值得欣慰，手术不但做了，而且主刀的是小刘大夫。如果没有县长，院方能让小刘大夫给他做手术吗？
赵把子伯伯感到遗憾的是，红包给了卞大夫，简直是肉包子打狗。
手术后的几天，赵把子继续诚惶诚恐地接受着卫生院充满温馨和人性的护理。这是一种超乎赵把子意料的护理，这种护理都可以称之为呵护了。他被动地接受着，接受不等于享受，更像是难受，比难受还要难受的难受。这是一种待遇，这种待遇是因为他借了秦县长的势，这种突如其来的势，使他一如快要饿死的人突然看到了红烧肉，连咀嚼的勇气都没有。
旁边病房里就是父亲，父亲要等待观察多久呢？
父亲的病情，成为赵把子最大的疑问。
守候在父亲病房里的领导模样的人，常三三两两地到赵把子这边来，坐在赵把子的床边，陪赵把子说一些话。话都没有什么正经主题，都是一些不痛不痒、不咸不淡的话题，庄稼的收成、畜牧养殖、油盐酱醋、天气阴晴等等。有给他斟水的，有给他掖被子的，有给他剥香蕉皮的，有给他说宽心话的……赵把子知道这些都是陪父亲来农村检查工作的部门领导，官大着呢。人家问一句，赵把子就答一句，人家不问，赵把子就不敢轻易回答，生怕说错了、说多了、说歪了，丢秦县长的人。
当晚，小苟秘书拎着大大小小的、包装精美的礼品包摸进来了，说：“秦县长让我把这些东西拎过来，给您补补身子。”说着弯腰挑起低垂的床单边儿，把礼品像砌砖似的码在下面，然后又把床单扯了扯，说，“都是乡上的同志送给秦县长的，别让外人看见，看见了，不太好。”
手术后的赵把子有些虚脱的感觉，就像被钉子钉在了床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赵把子除了嘴能动，哪儿都动不了。嘴唇艰难地动了动，想说几句感谢的话，却不知怎么表达，只好说：“长球儿，噢噢，不，秦县长，他的手术咋样？”
小苟秘书说：“还没动手术，正在控制病情。”
赵把子说：“为啥还不动手术？”
秘书小苟仿佛很难回答这句话，表情揶揄了一小会儿，说：“他的病和你不一样！”答案和院长的没有什么两样。
赵把子也只好重复着不知说了多少遍的话：“咋不一样，不都是阑尾炎嘛！我知道的，秦县长亲口告诉我的。”
秘书小苟只好说：“他的手术这小卫生院做不了，得到城里的医院去做。”
赵把子紧张了，说：“难道，他的病比我的重？”
小苟仿佛突然从多项选择题里找到了唯一准确、正确的答案，连声说：“是是是，重重重！重着呢。”秘书说，“现在准备随时送出山，到县城的医院去动手术。目前，按照县委、县政府的通知精神，公路沿线各乡，正在组织上千名干部群众清理盘山公路上的积雪呢，从秦县长住到这里算起，已经清理了六天了，但老天爷和咱对着干，这边清，那边下，怎么清也清不退，小车试了几次，还是出不了山。”
有汗珠从赵把子的额头滚落下来。赵把子仿佛浑身的神经都绷紧了。
赵把子刚能下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渴望到隔壁病房看看父亲，但病房门口早有几位干部把守，说：“秦县长的病情现在是非常时期，已处于昏迷状态了，任何人都不能打扰。”
昏迷是事实。后来我才听说，就在赵把子做完手术的当天，父亲就彻底地昏迷了过去。经小刘大夫检查，认为是阑尾炎后期最容易产生的腹腔感染，而且属于重度的感染。这是个严重信号，弄不好，生命就搭进去了。而腹腔感染这样的手术，即便是在县医院，也很能保证成功率到底有几成，何况卫生院的技术和条件了。也就是说，从腹腔感染开始，父亲在卫生院失去了实施阑尾炎手术的一切机会。据说，当天，小刘就和院长吵了一架，战争的开头是由小刘的一句牢骚话引起的：
小刘说：“我他妈的真不想干了。”
院长说：“刘大夫你疯了？”
小刘说：“我没疯，真正疯了的是你们。”
院长就把小刘拽进他的办公室里，没人知道他们后来吵了什么，但那种双方都在忍耐的、压抑的愤懑和怨气被锁在屋子里，反而像一颗积蓄能量的原子弹，让人感到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怖。
赵把子执意要进去看父亲，并尽力阐述着自认为合理的理由：“我和秦县长是从小玩儿大的，亲着呢。”
把守的干部说：“知道知道，赵伯伯，你现在看他，等于刺激他，加重他的病情。”
这是个足以让赵把子理智起来的理由。赵把子在父亲的病房外边怔怔地待了好久，才心情沉重地回到自己的病房。
刚回到病房，赵把子迎面撞上了一张比较熟悉的微笑的脸。是院长。院长早就在里边等他了，朝他微微的笑着，一脸的和善与慈祥，像一束温暖的阳光。
赵把子惶恐地礼貌着：“院长，您来了，快请坐！”
院长却不坐，不但不坐，而且脸上的微笑突然像霞光一样顿然隐去，留下被夜色笼罩的黑糊糊的层峦叠嶂。院长说：“赵把子同志，你现在手术成功了，也快要出院了，我可要好好数落你几句了。”
赵把子有些迷糊，说：“我，啥地方不对了？”
院长说：“我把你给我们几位同志的红包带回来了，你这么做是很不对的嘛！这是不正之风嘛！手术前，为了不影响你的情绪，我们暂时收了，你这是成心让我们医务工作者犯错误啊！”
院长的口气是那种只有代表组织时才有的口气，庄重而又严肃。赵把子仿佛是在面对一位秉公办事、坚持原则的可敬领导。
接着，院长还滔滔不绝地补充了一些人民医院为人民，救死扶伤是天职之类的话。
赵把子一下子就不知所措了。
对于院长在对待红包问题上前后判若两人的态度，赵把子尽管一时有些纳闷儿，但是赵把子自我感觉脑子尚没有老化到进水的份上，他慌忙把红包挡了去，说：“院长，红包……红包……哦哦哦，不是红包，我这片心意，本来就不多，是诚心的，您可不能退我啊，我们庄户人，过苦日子少不得三灾八难，都靠您这救星呢。”
院长的表情更严肃了，把手搭在赵把子肩头，说了一句电视里报纸上常听常见的话：“老赵，人民医院人民办，办好医院为人民，你就别客气了。”说着，就把红包塞到了赵把子的枕头底下。
赵把子急了，说：“院长，不行啊！不行啊，院长。”
院长说：“老赵，就这样了，你如果再坚持，那就是太小瞧我们卫生院了。”
赵把子万万没想到送出去的红包会失而复得。但是赵把子马上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心里就感到恶心而又好笑，送红包前，他是了解了行情的，都说医院那帮白衣狼吃病人吃惯了，不打点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这都是明睁眼露的事情，躲不过也绕不过，还没听说哪个白衣狼把收进口袋的红包退给农民兄弟的事情。
如果当初不送红包，何止等待三天，最后恐怕就剩下僵硬的尸体了。
赵把子牢牢地记住了秘书小苟的那句话，公路沿线各乡正在清雪呢，都六天了。六天啊！我至今难以想象那是怎样的六天。如果真的有阴阳两界，父亲的身边是否早已围满了大鬼小鬼，一个个拿着刀斧剑戟，在摇旗呐喊，在大呼小叫，如果真是那样，那么，父亲的脖子上、脚上肯定还绑着沉重的铁链和镣铐的。可怜的父亲，处于高度昏迷状态的父亲，该忍受着怎样的折磨？
关于公路沿线几千人顶风冒雪清理路面的事情，赵把子能想象得出那将是多么壮观的场面。那样的场面，他可是几十年没见过了，他只在几十年前修陇海铁路时见过，那时，老百姓一动员就起来了，拼死拼活干一天也不愿下火线，为啥？大家心里有一团火，共产党把大家从苦难中解救了出来，就得凭一身的蛮力气来报答恩情，有些人就活活累死在工地上了，家属也不向政府讨价还价，那样的事情如今可是越来越少见了。几年前县里以工代赈的方法动员群众修河堤，说好完工后按劳给群众发放救济粮的，结果迟迟没有兑现，等来的是一把白条子，后来才听说粮食被一个分管副县长和水利局局长倒卖了，尽管两个腐败分子后来被撤了职，但老百姓的心也伤得不轻。报纸上都说国家打击腐败分子的力度有多么多么大，为啥就抓不完呢？最终吃亏的永远是老百姓。这次县里又动员老百姓清理路面，如果不是为了秦县长，大家肯定早就怨声载道了。
赵把子想，换了他赵把子，如果不是为了秦县长，他早跑到远山里的哥们儿那里躲起来了。还清什么雪，清他娘的×！当官的命就那么值钱？还要老百姓遭这洋罪。
赵把子给伺候他的女儿做了安排：“不要管我了，赶紧回家拿铁锨和扫帚，去清雪。”
女儿：“清雪？清哪里的雪？”
赵把子：“你没听说吗？几个乡的老百姓都在路上清雪呢，你也去清。”
女儿：“为什么啊，人家是沿线的农民，又没通知咱后山的。”
“让你去你就去，不是为别的，就是为了秦县长。”
“那……我走了，谁照顾你。”
“别管我，我死了都没事，可不能让秦县长这样的好人有闪失。”
“爹。你……”
“快滚。”
女儿走后，赵把子向秘书小苟问了一个问题：“清雪的乡亲干得卖力吗？”
秘书小苟的眼眶马上就湿润了，感动地说：“乡亲们挺好的，他们听说是为了抢救秦县长，有些村连妇女和孩子们都上阵了。县里最初把群众的觉悟估计得不足，以为阻力很大呢。”小苟突然意识到，面对赵把子这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似乎有些漏嘴，就打住了。
“有阻力也不怪咱老百姓，主要是当官的里面坏蛋太多，伤咱老百姓的心了。”
小苟赶紧附和着：“是是是。”
“但是秦县长是好人，大大的好人，我如果不是开这一刀，第一个上阵。”
话说到这里，赵把子就感觉到自己的眼眶也有些发热，热过后，就发潮了。小苟出去后，他就跟着出来了。小苟敏感地回过头，说：“又想打扰秦县长？”
赵把子只好止了步，他把目光从小苟身上移到了父亲病房的门口。门口已经有很多人焦急地期待着什么，谁也不敢高声喧哗，千言万语都在中指和食指之间的烟头上燃烧成为灰烬。赵把子把目光又移向窗口。窗口前也有人，脸绷得很紧，紧张地注视着屋子里。屋子里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音。据说当时屋子里只有院方的人和病床上的父亲。医生们束手无策地守护着父亲。父亲与其说是奄奄一息，不如说是坐以待毙了。
“扑通”一声。
这一声很响，是肉体和雪地撞击的声音，是赵把子朝父亲的病房跪下了。赵把子的双膝跪倒在故乡的土地上。赵把子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秦县长——我的秦长球儿啊——”
赵把子的喊声在这死寂的气氛中，一如空投了一颗炸弹。除了照样昏睡不醒如失去生命的石头一样的父亲，所有的人都被他的喊声惊呆了。目光由瞬间的惊恐变为谴责。
赵把子大概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招惹的祸端，磕下去的头始终没有抬起来，额和鼻子久久的深埋在雪地里，瘦削的肩膀和脊梁像筛子一样瑟瑟发抖。
赵把子那一声撕心裂肺的大喊，后来被许多人提起，认为那一声喊使大家的心情糟糕到了极点。后来，我一直在想，也只有赵把子，才能无所顾忌地喊出他发自肺腑的话。
我经常听人们提起那亘古未见的清雪场面，那是怎样的场面啊！公路沿线呼啦啦来了几千名农民。自从这条通往山外的盘山公路修建起来，还从来没有集中过这么多劳动力，而且是为了清理对于农民来说可清可不清的大雪。那几天的温度是零下二十多度。西北风一忽儿带着狼一样的呼啸从崖畔上、山卯上掠过，一忽儿又迅疾地钻进沟壑和洼地里，形成扯天扯地的龙卷风，把大雾一样的雪片、树枝、草皮抛向空中，与沸沸扬扬的飘落飞舞的雪花搀杂在一起，把时而苍白、时而灰暗的苍穹渲染得狼藉不堪。飓风承载着大雪和寒流，像利箭和刀子一样飞射、穿梭、袭击。劳动大军被包围、湮没在雪的海洋里，老远望去，像一溜在白色的荒漠里艰难蠕动的蚂蚁。
都是为了我的父亲，为了他们认为值得付出任何代价的活生生的一县之长。
劳动大军赶赴公路沿线的当天下午，沿途各乡的卫生院就开始增加新病号，有在清雪过程中累倒的，有冻坏的，有摔伤的……
没有一个退却的。
报纸上后来在宣传中说，广大群众身上表现出来的这种姿态和精神，足以惊天地，泣鬼神，只有在有关解放战争的影视片中见过。为了尽快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治，人民群众自愿组织起来，支援前线。有位将军说过，著名的淮海战役，是人民群众用手推车推出来的。
我还想继续重复宣传资料中的话：秦百源同志是属于活在老百姓心中的那种人。
雪始终没有要停下来的迹象。人的力量在老天那里显得渺小而微弱。所谓人定胜天，本来就是虚无的说辞，人能胜过天吗？
赵把子出院的那天早晨，他还未起床，就听见院内人声嘈杂，他紧张地把目光投向窗外的雪幕。他看见，许多人拥着一副担架。担架上的父亲，包裹得很严实，至少也得有三四床厚棉被。担架由几个农民抬着，许多乡、村干部和大夫围在旁边忙活，一个个像雪人似的，风风火火地出了院子。雪太大，还没到院门口，所有的人就和雪融为一体了。
赵把子知道父亲被抬出去了，他失魂落魄地追了出去，一把拽住小刘大夫。
小刘大夫的脸始终阴沉着，怅然说：“只能抬着出山了，否则，就来不及了。山路又陡又滑，最忌讳用担架的，但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赵把子小心翼翼地问：“该不会有什么事吧。”
小刘突然吼了一声：“事情到这份上了能没有事吗？”小刘继续怒吼，“他如果不是县长的身份，屁事情都没有。”
院长的目光像从隧道里射来的利箭，从雪幕那边射过来。院长严厉地说：“刘大夫，还不住嘴，你如果再发牢骚，你就别跟着去了。”
小刘大夫不满地瞪了院长一眼，随即也就哑了声。
赵把子就有些心惊胆战的感觉。担架队伍一出院门，就消失在雪幕中，眼前一片风雪茫茫。
赵把子出院回家的路上，几个村人用架子车拉着他，在没膝的积雪中艰难地往前拽。后来实在拽不动，就扛起来往前挪。狂风翻卷着雪花呜呜呜地吼叫着。村人却饶有兴趣地大声感慨着卫生院退掉赵把子红包的事情：
“把子哥，卫生院把红包退给咱庄稼汉，恐怕是破天荒头一遭吧？”
“把子叔，院长的脸皮简直比猪皮还厚啊，拿红包的时候是厚脸皮，退红包的时候也是厚脸皮。”
“把子老弟，这次如果不是秦县长，卫生院非得把你的瘦油榨干不可。把子老弟这次沾秦长球儿的光，可是沾大了。”
“归根到底，还是当官好啊！当官面子好大啊！”
而赵把子用破被子和盖在被子上的塑料布紧紧地捂了嘴脸，没有掺和大家的议论。但是后来他偷偷在被子里啜泣了，他努力强迫自己没有哭出声来。他是听到如下议论后才开始啜泣的。
有人说：“幸亏咱把子哥不是县长啊。”
“你这话咋讲？”
“如果把子哥是县长，他的手术就在这卫生院做不了。”
父亲不幸去世的消息第三天就在全县传开了，大概意思是几十位干部群众在没膝的积雪中，颠簸了一天一夜才把父亲送出了山，然后被等候在山外的救护车火速送到了城里医院，立即接受了地、县两级医学专家组的全力抢救。但是，一切都太晚了，父亲的腹腔感染面积太大，许多脏器已经发生了病变，现代医学技术已经很难起到作用。抢救当然是全力的，但是父亲的眼睛一直没睁开过，很平静地死亡了，连一句遗言都没留下。
他死得不能不平静，从入住卫生院第三天腹腔感染化脓开始，就一直处于高度昏迷状态，他是在昏迷中死去的。
他死得平静并不等于死后就保持平静。
按理说，大凡常人，离不开生老病死，即便把官做到再大的位置，也有朝这个世界说再见的时候。父亲只不过是个县长。自解放以来，全县的领导干部退休了老去了死去了，一茬接着一茬，多了去了。但是父亲的死，却成为全县的一个重大事件。这一点我和母亲都始料未及，当然家乡的父老乡亲更没有想到，父亲的死，会成为一座丰碑，成为某种象征，而且成全了他生命的全部意义。
这源于父亲死亡的属性，或者说是结论，他被理所当然地定为以身殉职，再加上父亲生前在全省颇具影响的政绩，于是他那窝囊的死亡变得异乎寻常地悲壮，死亡的价值和意义远远超越了死亡本身，县里刚举办完追悼会，就在全县干部中发出了向领导干部的楷模秦百源同志学习的号召，先是全县上下学，紧接着全地区上下学，后来全省上下学。我的母亲——秦百源同志生前的妻子王桂花同志，还被聘为秦百源同志优秀事迹宣讲团的特殊成员，被各界请去作报告。在台上，母亲王桂花手捧宣传部门给她准备好的稿子，念得又激动又伤心，弄得台下的许多干部群众热泪盈眶。母亲那乡土味十足的普通话，给听众留下了真实而感人的印象。
母亲到处作报告的日子里，我们全家人的灵魂不知不觉中经受了一次突如其来的洗礼，失去亲人的阴霾刚刚笼罩在我们的心上，也就是说悲痛刚刚开始，就被一种激动取代了，我们甚至来不及品尝悲痛到底是什么感觉，就被鲜花和掌声搞得晕头转向。父亲的身体早就化做火葬场的青烟，飘散在空气中了，但我总感觉父亲活着，不是教科书中讲的某个英雄人物活在我们心中的意思，感觉他实实在在的活着，就在我们身边，朝我们颔首，朝我们微笑。家乡的长辈们常劝慰我们：走了的就让他走吧，该忘记的就要忘记，否则死了的不能瞑目，活着的也会身心疲惫。我知道这种劝慰出于好心。我想，如果说要求忘记逝者是对活者的安慰，彻底的淡忘才能使活着的人心安理得的话，那么，我们能忘记吗？电台、报纸、电视里，关于父亲事迹的宣传简直到了狂轰滥炸的地步，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感觉到父亲的存在。我恍惚感觉到，一个活生生的父亲逝去了，一个崭新的父亲又诞生了。
一开始，我们都提心吊胆地对尖山乡石磨村的爷爷和奶奶隐瞒着父亲的死讯。民间有句话，说是人一辈子最忌讳的是老来丧子，少年丧父，中年丧偶。这三样，我们全家都摊上了，如果说我和我的母亲及时从悲痛中走了出来，给外界树立了英雄家属“化悲痛为力量”的良好形象，那么爷爷和奶奶呢，他们能挺过来吗？在铺天盖地的宣传中，隐瞒是不切实际的。大概过了半个月，爷爷和奶奶已经从伯父和村里人那古怪的表情中意识到了什么，但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们引以自豪的宝贝儿子会撒手人寰。为了做好爷爷、奶奶的安抚、安慰工作，县里先是指示尖山乡领导亲自给爷爷、奶奶通报了父亲去世的情况，专门指派两名干部、一名医生在二老身边守候，防止发生意外。但是，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听到父亲死亡的消息，爷爷和奶奶当场昏厥过去，像两堆泥一样被大家拾掇在炕上。第二天，县委邱书记亲自带领县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套班子全体成员以及县委办公室、政府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乡党委的领导驱车前往石磨村看望爷爷和奶奶，随行的还有电视台、报社的记者。那天母亲正在随秦百源同志事迹报告团在全省范围做巡回报告，我作为家属代表，就随邱书记他们去了石磨村。我万万没有想到，一进村子，我发现我的爷爷和奶奶竟是在大门口站着的，伯父和几个乡干部像忠实的侍从一样肃立在身后。两位老人拄着拐棍，站在猎猎的风中，阳光从山顶洒下来，两位老人饱经风霜的脸显得庄重而肃穆。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了一个形容仁人志士才用的久违的词：青松。我真想扑上去，扑到老人的怀抱大哭一场，但是我没有，我的大脑已经理智到了邪乎的地步，我没有放任我感情的天性，我把所有的机会让给了领导们。
面对电视台记者的镜头，邱书记迈着优雅的步伐，迎了上去，紧紧握住了爷爷的手，说：“老人家，党和政府派我们看您来了。”然后又和奶奶、伯父握了手。
爷爷说：“谢谢党，谢谢组织。”
奶奶也说：“谢谢党，谢谢组织。”
在场的各级领导都先后和爷爷、奶奶握了手，这才一起进了院子。
大家把爷爷和奶奶搀扶到炕上坐了，邱书记的屁股也是坐在炕上的，一条腿耷拉在炕沿上，另一条腿绻回来，用手抱着，而其他领导有的坐在凳子上，大多数站着或蹲着。这样的场面电视里经常有，如果不是领导在访贫，那么必然是在问苦。此时，有资格说话的也就邱书记一个人，其他人都目不转睛、聚精会神地盯着炕上。我记得最清楚的邱书记的一句话是：“大伯大妈，百源走了，我们都是您的孩子。”
爷爷说：“百源死了，他死得值得，他九泉之下也该瞑目了。”
对话都是程式化了的，每当对话告一段落，场面就出奇地安静，静得有些可怕，仿佛是父亲的鬼魂把大家引到了另一个陌生的世界。后来邱书记说：“您二老好好保重身体，我们会随时来看望你们来的。”然后和爷爷、奶奶握了手，这其实是要告辞的意思，于是，所有的领导都起身，一边和爷爷、奶奶道珍重，一边自觉地跟在邱书记后边，缓缓地走出屋子。
就在那一年，我高考落榜了。这是我预料之中的事情，不是说我不争气，我也明白笨鸟先飞的道理。我前面提到，在我的学习问题上，父亲从来没有抽出精力过问或者辅导过，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中，他的全部意义就是工作，我简直就是家中的一个摆设。我有时候故意逃学，甚至故意钻进街头的网吧里玩游戏机，一方面说明了我贪玩儿的天性，一方面其实也有对父亲抗议的意思。岁月真是飞快，一切都来不及仔细回味和忏悔，我的父亲就匆匆走了。
对于我的落榜，母亲早就有心理准备，她并没有责备我。但我知道母亲一定很着急，她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在家里待着。那几天，我发现母亲有些失魂落魄。
有一天，母亲刚刚送走前来采访的记者，顿时失态，她踉跄了几步，一头扎到沙发上，失声痛哭了起来。我知道母亲心里难受。那一瞬间，我觉得我长大了不少，我觉得我应该劝慰母亲，就像大人一样对母亲说：“妈，您挺住吧，爸爸既然走了，就不再回来，不能把您的身子伤了。”
妈妈突然抬起头来，“呼”地起身，像是喝醉了酒，一张憔悴的脸有些变形。那一瞬间，母亲简直疯了。她朝正厅上方——父亲的遗像怒吼起来：“你个千刀杀的，你不该把你的破命看那么重啊你，你把人家赵把子的命没当命，但是人家的手术成功了。你把你的破命当成个命，那你的命如今在哪里呢？你自己把你自己的命送了啊你，你以为我到处作报告心里舒服吗？我在为你这个千刀杀的圆场呢。你可把我们孤儿寡母害惨了呀……”吼到这里，就昏过去了。
我当时脑袋就大了，我从母亲的吼声中隐隐捕捉到了一些我无法理解的信息。燃眉之急是抢救母亲，我慌忙给县政府医务室打电话。刚拎起话筒，母亲突然醒过来，她伸出枯瘦的手，示意我赶紧撂下话筒，气喘吁吁地说：“你小子啊，还没成熟起来，快！快给我把话筒放下！”
我迟疑了一下，只好撂了话筒。
母亲说：“刚才我对你爸爸说的话，是气话，千万不要给任何人说。听清楚了？”
我说：“听清楚了。”
母亲又说：“听明白了？”
我说：“听明白了。”
母亲说：“唉，你还好意思说听明白了，我看你这脑子永远也明白不了。”
我惶恐地抬头看着父亲的遗像。遗像中的父亲，面容慈祥，镇定，一双亲切而又深邃的目光闪耀着睿智的光芒。
乡亲们带来了一个消息：卫生院的小刘大夫辞职了。
我发现母亲的脸色瞬间就变得刷白，但表情却没有什么变化，说明她内心在努力克制，母亲十分镇静地问：“小刘他去哪里了呢？”那口气，就像是在拉家常。
家乡人说：“听说去了南方，他的许多同学在南方的大医院工作，现在都发了。”
大家就有一句没一句地议论着小刘如何有本事，甚至还很有见识地提到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之类的话。那口气，像颇有眼光的读书人说出来的话似的。
那天，新任县长专程来看望我们。新县长对母亲说：“桂花同志，家里有什么困难，就别客气，给组织上提出来。”
母亲说：“感谢组织的关怀，作为秦百源的妻子，我不能没有觉悟，我不想给组织添任何麻烦。但有一件事，我衷心希望组织支持一下，百源在九泉之下也能安息了，否则，他也不会瞑目的。”
新县长说：“有什么事，您尽管说。”
母亲说：“孩子高考落榜了，就业是个大问题，请组织上能不能在机关安排一下。”说到这里，母亲又不失时机地补充道：“我知道现在进机关很不容易，连大学生都在排队呢。我没有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让孩子走他父亲的那条道路。”
新县长显然不太明白母亲的意思，旁边有位干部赶紧解释说：“秦县长刚参加工作时，是公社的通讯员。”
新县长顿了一下，说：“桂花同志，放心吧！您提出的要求，组织上会重视的。让孩子走父亲走过的路，我认为这不单纯是个就业的问题，是您的一种境界，对您的这种境界，我个人表示钦佩。”
我的就业问题，就这样以追寻父亲足迹的名义，圆满解决了。后来我才明白，如今的通讯员早已今非昔比，和食堂的勤杂工、司炉工、理发工一样都属于合同制的工勤编，根本转不了干，合同期满，说解雇就解雇了。我明白，在父亲的光环映衬下，至少在目前，我这个合同制职工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不可能和那些勤杂工、司炉工、理发工相提并论，同日而语。但是，有个最浅显的道理我还是明白的，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一朝天子一朝臣，父亲的光环迟早有暗淡下去的一天，到那时，谁还认得我是酒席上的哪盘凉菜？
多年以后，我的爷爷和奶奶都先后去世，地县两级政府把那个普通的农家院子重新进行了修葺，门口挂一牌，上书秦百源同志故居。院内堂屋，也挂一牌，上书秦百源同志事迹陈列室，里面陈列着父亲生前获得的一些荣誉证书、获奖证书、发表的调研报告以及用过的文具、衣服，还有大量的照片、书信等等。用宣传部门的话说，就是把秦县长几十年如一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私奉献精神都体现出来了。修葺父亲故居的时候，全村的人都来义务投劳，没有一个人张口要报酬，一个个干得热火朝天，不叫苦，也不叫累，整整干了两个多月才完工。
赵把子自始至终没有参加劳动，据说，修葺故居的时候，赵把子远走临县，租了一辆三轮车拉活，两个月啊，少说也得挣千儿八百的。
提起赵把子，我和母亲都有些害怕。
秦岭，本名何彦杰，男，甘肃省天水人，研究生文化。当过农民、农村教师、驻乡干部，已发表作品一百六十多万字，小说曾入选《2001年中国短篇小说精选》、《中国乡村小说选》等选本及2003年下半年中国小说排行榜集，多次获全国征文奖、天津市文化杯中篇小说一等奖、期刊优秀小说奖、梁斌文学奖等。2002年被评为天津市文学新星，现在天津市和平区文联任职，天津文学院签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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