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窗外下着不紧不慢的雨，我和朋友在一家茶馆里聊天，不知怎的她聊起了她的祖母。她说她的祖母非常节俭。从小到大，她只记得祖母有七双鞋：两双厚棉鞋冬天里穿，两双厚布鞋春秋天里穿，两双薄布鞋夏天里穿，还有一双是桐油油过的高帮鞋，专门雨雪天里穿。小时候，若是放学早，她就负责烧火。只要灶里的火苗蹿到了灶外，就会挨奶奶的骂，让她把火压到灶里去，说火焰扑出来就是浪费。
“她去世快二十年了。”她说。
“要是她还活着，知道我们这么花着百八十块钱在外面买水说闲话，肯定会生气的吧？”
“肯定的，”朋友笑了，“她是那种在农村大小便的时候去自家地里，在城市大小便的时候去公厕的人。”
我们一起笑了。我想起了我的祖母。——这表述不准确。也许还是用她自己的话来形容才最为贴切：“不用想，也忘不掉。钉子进了墙，锈也锈到里头了。”
我的祖母王兰英，一九二零年生于豫北一个名叫焦作的小城。焦作盛产煤，那时候便有很多有本事的人私营煤窑。我曾祖父在一个大煤窑当账房先生，家里的日子便很过得去。一个偶然的机会，曾祖父认识了祖母的父亲，便许下了媒约。祖母十六岁那年，嫁到了焦作城南十里之外的杨庄。杨庄这个村落由此成为我最详细的籍贯地址，也成为祖母最终的葬身之地。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她病逝在这里。
我们一共四个兄弟姊妹，性别排序是：男，女，男，女。大名依次是小强、小丽、小杰、小让。家常称呼是大宝，大妞，二宝，二妞。我就是二妞李小让。小让这个名字虽是最一般不过的，却是四个孩子里唯一花了钱的。因为命硬。乡间说法：命有软硬之分。生在初一十五的人命够硬，但最硬的是生在二十。“初一十五不算硬，生到二十硬似钉。”我生于阴历七月二十，命就硬得似钉了。为了让我这钉软一些，妈妈说，我生下来的当天奶奶便请了个风水先生给我看了看，风水先生说最简便的做法就是在名字上做个手脚，好给老天爷打个马虎眼，让他饶过我这个孽障，从此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于是就给我取了让字。在我们方言里，让不仅有避让的意思，还有柔软的意思。
“花了五毛钱呢。”奶奶说，“够买两斤鸡蛋的了。”
“你又不是为了我好。还不是怕我妨了谁克了谁！”
这么说话的时候我已经上了小学，和她顶嘴早成了家常便饭。这顶嘴不是撒娇撒痴的那种，而是真真的水火不容。因为她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她。——当然，身为弱势，我的选择是被动的：她先不喜欢我，我也只好不喜欢她。
亲人之间的不喜欢是很奇怪的一种感觉。因为在一个屋檐下，再不喜欢也得经常看见，所以自然而然会有一种温暖。尤其是大风大雨的夜，我和她一起躺在西里间。虽然各睡一张床，然而听着她的呼吸，就觉得踏实，安恬。但又因为确实不喜欢，这低凹的温暖中就又有一种高凸的冷漠。在人口众多川流不息的白天，那种冷漠引起的嫌恶，几乎让我们不能对视。
从一开始有记忆起，就知道她是不喜欢我的。有句俗语：“老大娇，老末娇，就是别生半中腰。”但是，作为老末的我却没有得到过她的半点娇宠。她是家里的慈禧太后，她不娇宠，爸爸妈妈也就不会娇宠，就是想娇宠也没时间，爸爸在焦作矿务局上班，妈妈是村小的民办教师，都忙着呢。
因为不被喜欢，小心眼儿里就很记仇。而她让我记仇的细节简直俯拾皆是。比如她常睡的那张水曲柳黄漆大床。那张床是清朝电视剧里常见的那种大木床，四周镶着木围板，木板上雕着牡丹荷花秋菊冬梅四季花式。另有高高的木顶，顶上同样有花式。床头和床尾还各嵌着一个放鞋子的暗柜，几乎是我家最华丽的家具。我非常向往那张大床，却始终没有在上面睡的机会。她只带二哥一起睡那张大床。和二哥只间隔三岁，在这张床的待遇上却如此悬殊，我很不平，一天晚上，便先斩后奏，好好地洗了脚，早早地爬了上去。她一看见就着了急，把被子一掀，厉声道：“下来！”
我缩在床角，说：“我占不了什么地方的，奶奶。”
“那也不中！”
“我只和你睡一次。”
“不中！”
她是那么坚决。被她如此坚决地排斥着，对自尊心是一种很大的伤害。我哭了。她去拽我，我抓着床栏，坚持着，死活不下。她实在没有办法，就抱着二哥睡到了我的小床上。那一晚，我就一个人孤零零地占着那张大床。我是在哭中睡去的，清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接着哭。
她毫不掩饰自己对男孩子的喜爱。谁家生了儿子，她就说：“添人了。”若是生了女儿，她就说：“是个闺女。”儿子是人，闺女就只是闺女。闺女不是人。当然，如果哪家娶了媳妇，她也会说：“进人了。”——这一家的闺女成了那一家的媳妇，才算是人。因此，自己家的闺女只有到了别人家当媳妇才算人，在自己家是不算人的。这个理儿，她认得真真儿的。每次过小年的时候看她给灶王爷上供，我听的最多的就是那一套：“……您老好话多说，赖话少言。有句要紧话可得给送子娘娘传，让她多给骑马射箭的，少给穿针引线的。”骑马射箭的，就是男孩。穿针引线的，就是女孩。在她的意识里，儿子再多也不多，闺女呢，就是一门儿贴心的亲戚，有事没事走动走动，百年升天脚蹬莲花的时候有这双手给自己梳头净面，就够了。因此再多一个就是多余——我就是最典型的多余。她原本指望我是个男孩子的，我的来临让她失望透顶：一个不争气的女孩身子，不仅占了男孩的名额，还占了个男孩子的秉性，且命那么硬。她怎么能够待见我？
做错了事，她对男孩和女孩的态度也是截然不同。要是大哥和二哥做错了事，她一句重话也不许爸爸妈妈说，且原因充分：饭前不许说，因为快吃饭了。饭时不许说，因为正在吃饭。饭后不许说，因为刚刚吃过饭。刚放学不许说，因为要做作业。睡觉前不许说，因为要睡觉……但对女孩，什么时候打骂都无关紧要。她就常在饭桌上教训我的左撇子。我自会拿筷子以来就是个左撇子，干什么都喜欢用左手。平时她看不见就算了，只要一坐到饭桌上，她就要开始管教我。怕我影响大哥二哥和姐姐吃饭，把我从这个桌角撵到那个桌角，又从那个桌角撵到这个桌角，总之怎么看我都不顺眼，我坐到哪里都碍事儿。最后通常还是得她坐到我的左边。当我终于坐定，开始吃饭，她的另一项程序就开始了。
“啪！”她的筷子敲到了我左手背的指关节上。生疼生疼。
“换手！”她说，“叫你改，你就不改。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不会。”
“不会就学。别的不学这个也得学！”
知道再和她犟下去菜就被哥哥姐姐们夹完了，我就只好换过来。我咕嘟着嘴巴，用右手生疏地夹起一片冬瓜，冬瓜无声无息地落在饭桌上。我又艰难地夹起一根南瓜丝，还是落在了饭桌上。当我终于把一根最粗的萝卜条成功地夹到嘴边时，萝卜条却突然落在了粥碗里，粥汁儿溅到了我的脸上和衣服上，引得哥哥姐姐们一阵嬉笑。
“不管用哪只手吃饭，吃到嘴里就中了，什么要紧。”妈妈终于说话了。
“那怎么会一样？将来怎么找婆家？”
“我长大就不找婆家。”我连忙说。
“不找婆家？娘家还养你一辈子哩。还给你扎个老闺女坟哩。”
“我自己养活自己，不要你们养。”
“不要我们养，你自己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自己给自己喂奶长这么大？”她开始不讲逻辑，我知道无力和她抗争下去，只好不做声。
下一次，依然如此，我就换个花样回应她：“不用你操心，我不会嫁个也是左撇子的人？我不信这世上只我一个人是左撇子！”
她被气笑了，“这么小的闺女就说找婆家，不知道羞！”
“是你先说的。”
“哦，是我先说的。咦——还就我能先说，你还就不能说。”她得意扬扬。
“姊妹四个里头，就你的相貌稀肖她，还就你和她不对路。”妈妈很纳闷，“怪哩。”
后来听她和姐姐聊天我才知道，她小时候娘家的家境很好，那时我们李家的光景虽然不错，和她王家却是绝不能比的。他们大家族枝枝杈杈四五辈共有四五十口人，男人们多，家里还雇有十几个长工，女人们便不用下地，只是轮流在家做饭。她们这一茬女孩子有八九个，从小就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只是学做女红和厨艺。家里开着方圆十几里最大的磨坊和粉坊，养着五六头大牲口和几十头猪。农闲的时候，磨房磨面，粉坊出粉条，牲口们都派上了用场，猪也有了下脚料吃，猪粪再起了去壮地，一样也不耽搁。到了赶集的日子，她们的爷爷会驾着马车，带她们去逛一圈，买些花布、头绳，再给她们每人买个烧饼和一碗羊杂碎。家里哪位堂哥娶了新媳妇，她们会瞒着长辈们偷偷地去听房，当然也常常会被发现。一听见爷爷的咳嗽声，她们就会作鸟兽散，有一次，她撒丫子跑的时候，被一块砖头绊倒，磕了碗大的一片黑青。
嫁过来的时候，因为知道婆家这边不如娘家，怕姑娘受苦，她的嫁妆就格外丰厚：带镜子和小抽屉的脸盆架，雕花的衣架，红漆四屉的首饰盒，一张八仙桌，一对太师椅，两个带鞋柜的大樟木箱子，八床缎子面棉被……还有那张水曲柳的黄漆木床。
“一共有二十抬呢。”她说。那时候的嫁妆是论“抬”的。小件的两个人抬一样，大件的四个人抬一样。能有二十抬，确实很有规模。
说到兴起，她就会打开樟木箱子，给姐姐看她新婚时的红棉裤。隔着几十年的光阴，棉裤的颜色依然很鲜艳。大红地儿上起着淡蓝色的小花，既喜悦，又沉静。还有她的首饰，“文革”时被破“四旧”的人抢走了许多，不过她还是偷偷地保留了一些。她打开一层层的红布包，给姐姐看：两只长长的凤头银钗，因为时日久远，银都灰暗了。她说原本还有一对雕龙画凤的银镯子，三年困难时期，她响应国家号召向灾区捐献物资，狠狠心把那对镯子捐了。后来发现戴在了一名村干部的女儿手上。
“我把她叫到咱家，哄她洗手吃馍，又把镯子拿了回来。他们到底理亏，没敢朝我再要。”
“那镯子呢？”
“卖了，换了二十斤黄豆。”
她生爸爸的时候，娘家人给她庆满月送的银锁，每一把都有三两重，一尺长，都佩着烦烦琐琐的银铃和胖胖的小银人儿。她说原先一共有七把，破“四旧”时，被抢走了四把，就只剩下了三把，后来大哥和二哥生孩子，生的都是儿子，她就一家给了一把。姐姐生的是女儿，她就没给。
“你再生，要生出来儿子我就给你。”她对姐姐说，又把脸转向我，“看你们谁有本事先生出儿子。迟早是你们的。”
“得了吧。我不要。”我道，“明知道我最小，结婚最晚。根本就是不存心给我。”
“你说得没错，不是给你的，是给我重外孙子的。”她又小心翼翼地裹起来，“你们要是都生了儿子，就把这个锁回回炉，做两个小的，一人一个。”
偶尔，她也会跟姐姐聊起祖父。
“我比人家大三岁。女大三，抱金砖。”她说，她总用“人家”这个词来代指祖父。“我过门不多时，就乱了，煤窑厂子都关了，你太爷爷就回家闲了，家里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啥金砖？银砖也没抱上，抱的都是土坷垃。”
“人家话不多。”
“就见过一面，连人家的脸都没敢看清，就嫁给人家了。那时候嫁人，谁不是晕着头嫁呢？”
“和人家过了三年，哪年都没空肚子，前两个都是四六风。可惜的，都是男孩儿呢。刚生下来的时候还好好儿的，都是在第六天头上死了，要是早知道把剪刀在火上烤烤再剪脐带就中，哪会只剩下你爸爸一个人？”
后来，“人家”当兵走了。
“八路军过来的时候，人家上了扫盲班，学认字。人家脑子灵，学得快……不过，世上的事谁说得准呢？要是笨点儿，说不定也不会跟着队伍走，现在还能活着呢。”
“哪个人傻了想去当兵？队伍来了，不当不行了。”她毫不掩饰祖父当时的思想落后，“就是不跟着这帮人走，还有国民党呢，还有杂牌军呢，哪帮人都饶不了。还有老日呢。”——老日，就是日本鬼子。
“老日开始不杀人的。进屋见了咱家供的菩萨，就赶忙跪下磕头。看见小孩子还给糖吃，后来就不中了，见人就杀。还把周岁大的孩子挑到刺刀尖儿上耍，那哪还能叫人？”
老日来的时候，她的脸上都是抹着锅黑的。
“人家”打徐州的时候，她去看他，要过黄河，黄河上的桥散了，只剩下了个铁架子。白天不敢过，只能晚上过。她就带着爸爸，一步一步地踩过了那条漫长的铁架子，过了黄河。
“月亮可白。就是黄河水在脚底下，哗啦啦地吓人。”
“人家那时候已经有通讯员了，部队上的人对我们可好。吃得也可好，可饱。住了两天，我们就回来了。家属不能多住，看看就中了。”
那次探亲回来，她又怀了孕，生下了一个女儿。女儿白白胖胖，面如满月，特别爱笑。但是，一次，一个街坊举起孩子逗着玩的时候，失手摔到了地上。第二天，这个孩子就夭折了。才五个月。
讲这件事时，我和她坐在大门楼下。那个街坊正缓缓走过，还和她打着招呼。
“歇着呢？”
“歇着呢。”她和和气气地答应。
“不要理他！”我气恼她无原则地大度。
“那还能怎么着？账哪能算得那么清？她也不是蓄意的。”她叹气，“死了的人死了，活着的人还得活着。”
后来，她收到了祖父的阵亡通知书。“就知道了，人没了。那个人，没了。”
“听爸爸说，解放后你去找过爷爷一次。没找到，就回来了。回来时还生了一场大病。”
“哦。”他说，“一个人说没就没了，一张纸就说这个人没了，总觉得不真。去找了一趟，就死心了。”
“你是哪一年去的？”
“一九五六年吧。五六五七，记不清了。”
“那一趟，你走到了哪儿？”
“谁知道走到了哪儿。我一个大字不识的妇女，到外头知道个啥。”
因为是光荣烈属，建国后，她当上了村里的第一任妇女主任，妇女主任应该是党员。组织上想发展她入党，她犹豫了，听说入党之后还要交党费，还要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和会议，她更犹豫了。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寡妇，从哪方面考虑都不合适。“我能管好我家这几个人就中了，哪儿还有力气操那闲心。”她说。
她谢绝了。但是后来时兴人民公社大食堂，她以烈属身份要求去当炊事员。
“还不是为了能让你爸爸多吃二两。”她说。
随着我们这几个孩子的降生，家里的生活越来越紧巴。在生产队里的时候，因为孩子们都上学，爸爸妈妈又上班，家里只有她一个劳力挣工分，年终分配到的粮食就很少，颗颗贵似金。肯定不够吃，得用爸爸的工资在城里再买。这种状况使得她对粮食的使用格外细腻。她说有的人家不会过，麦子刚下来时就猛吃白面，吃到过了年，没有多少白面了，才开始吃白面和玉米面杂卷的花馍。后来花馍里的白面也吃不上了，就只好吃纯黄的窝窝头，逢到宾来客往，还得败败兴兴地去别人家借白面。到了麦收时节，这些人家拿到地里打尖儿的东西也就只有窝头。收麦子是下力气活儿，让自己家的劳力吃窝头，这怎么说得过去呢？简直就是丢人。
她从来没有丢过这种人。从一开始她就隔三差五让我们吃花馍，早晚饭是玉米面粥，白面只有过年和收麦时才让吃得尽兴些。过年蒸的白面馍又分两种，一种是纯白面馍，叫“真白鸽”。主要用于待客。另一种是白面和白玉米面掺在一起做的，看起来很像纯白面馍，叫“假白鸽”。主要用于自家吃。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客人当然得吃好的。”她说，“自己家嘛，填坑不用好土。——也算好土了。”
杂面条也是我们素日经常吃的。也分两种：绿豆杂面和白豆杂面。绿豆杂面是绿豆、玉米、高粱和小麦和在一起磨的。白豆杂面是白豆、小麦和玉米和在一起磨的。杂面粗糙，做不好的话豆腥味儿很大。她却做得很好吃。一是因为搭配比例合理，二是在于最后一道工序：面熟起锅之后，她在勺里倒一些香油，再将葱丝、姜丝和蒜瓣放在油里热炒，炒得焦黄之后将整个勺子往饭锅里一焖，只听刺啦一声，一股浓香从锅底涌出，随即满屋都是油亮亮香喷喷。
那时候没法子吃新鲜蔬菜，一到春天就青黄不接，她就往稀饭里放榆叶、黑槐叶、苣苣菜、马齿苋、荠菜和灰灰菜，还趁着四季腌各种各样的酱菜：春天腌香椿，夏天腌蒜苗，秋天腌韭菜、辣椒、芥菜，冬天腌萝卜和黄菜。仅就白菜，她就又分出三个等级，首先是好白菜，圆滚滚，瓷丁丁。其次是样子好看却不瓷实的，叫青干白菜。最差的是只长了些帮子的虚棵白菜。她让我们先吃的是青干白菜，然后是好白菜。至于虚棵白菜，她就放在锅里煮，高温去掉水分之后，再挂在绳子上晾干，这时的白菜叫做“烧白菜”。来年春天，将烧白菜再回锅一煮，就能当正经菜吃。有几年春天，她做的这些烧白菜还被人收购过，一斤卖到了三毛钱。
“它们喂人，人死了埋到地下再喂它们。”每当吃菜的时候，她就会这么说。
一切东西对她来说似乎都是有用的：玉米衣用来垫猪圈，玉米芯用来当柴烧。洗碗用的泔水，她从来不会随随便便地泼掉，不是拌鸡食就是拌猪食。我家要是没鸡没猪，她就提到邻居家，也不管人家嫌弃不嫌弃。“总是点儿东西，扔掉了可惜。”她说。内衣内裤和袜子破了，她也总是补了又补。而且补的时候，是用无法再补的那些旧衣的碎片。“用旧补旧，般配得很。”她说。我知道这不是因为般配，而是她觉得用新布补旧衣就糟蹋了新布。在她眼里，破布也分两种，一种是纯色布，那就当孩子的尿布，或者给旧衣服当补丁。另一种是花布，就缝成小小的三角，三角对三角，拼成一个正方形，几十片正方形就做成了一个花书包。
路上看到一块砖，一根铁丝，一截塑料绳，她都要拾起来。“眼前没用，可保不准什么时候就用上了。宁可让东西等人，不能让人等东西。”她说。
“你奶奶是个仔细人哪。”街坊总是对我们这么感叹。
这里所说的仔细，在我们方言中的含义就是指“会过日子”，也略微带些形容某人过于吝啬的苛责。
她还长年织布。她说，年轻时候，只要没有什么杂事，每天她都能卸下一匹布。一匹布，二尺七寸宽，三丈六尺长。春天昼长的时候，她还能多织丈把。后来她学会了织花布，将五颜六色的彩线一根根安在织布机上，经线多少，纬线多少，用哪种颜色，是要经过周密计算的。但不管怎么复杂，都没有难倒她。五十年前，一匹白布的价是七块两毛钱，一匹花布的价是十块六毛钱。她就用这些长布供起了爸爸的学费。
纺织的整个过程很烦琐：纺，拐，浆，落，经，镶，织。织只是最后一道。她一有空就坐下来摩挲那些棉花，从纺开始，一道一道地进行着，慢条斯理。而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每每早上醒来，和鸟鸣一起涌入耳朵的，确实也就是唧唧复唧唧的机杼声。来到堂屋，就会看见她坐在织布机前。梭子在她的双手间飞鱼似的传动，简洁明快，娴熟轻盈。
生产队的体制里，一切生产资料都是集体的，各家各户都没有棉花。她能用的棉花都是买来的，这让她很心疼。一到秋天，棉花盛开的时节，我和姐姐放学之后，她就派我们去摘棉花。去之前，她总要给我们换上特制的裤子，口袋格外肥大，告诉我们：“能装多少是多少。”我说：“是偷吧？”她就“啪”地打一下我的脑袋。
后来，她织的布再也卖不动了，再后来，那些布把我们家的箱箱柜柜都装满了，她的眼睛也不行了，她才让那架织布机停下来。
她去世那一年，那架织布机散了。
小学毕业之后，我到镇上读初中。三里地，一天往返两趟，是需要骑自行车的。爸爸的同事有一辆半旧的二十六英寸女车，爸爸花了五十块钱买了下来，想要给我骑，却被她拦住了。
“三里地，又不远。我就不信会把脚走大了。”
“已经买了，就让二妞骑吧。”
“她那笨手笨脚的样儿，不如让二宝骑呢。”此时我的二哥正在县里上高中。他住校，两周才回家一次。我可是每天两趟要去镇上的啊。
爸爸不说话了。我深感正不压邪，于是决定要为自己的权利做斗争。一天早上，我悄悄地把自行车推出了家门。谁知道迎头碰上了买豆腐回来的她，她抓了我一把，没抓住，就扭着小脚在后面追起来。我飞快地蹬啊，蹬啊。骑了一段路，往后看了看，她不追了，却还停在原地看着我。
我知道这辆车我大约只能骑一次了，顿时悲愤交加。沿路有一条小河，水波清澈，浅不没膝，这时候，一个衣扣开了，我懒得下车，便腾出左手去整衣服，车把只靠右手撑着，就有些歪。歪的方向是朝河的。待整好衣服，车已经靠近河堤的边缘了，如果此时纠正，完全不会让车出轨。鬼使神差，我突然心生歹意，想：反正这车也不让我骑，干脆大家都别骑吧。这么想着，车就顺着河堤冲了下去。——在冲下去的一瞬间，我清楚地记得，我还往身后看了看，她还在。一阵失控的跌撞之后，我如愿以偿地栽进了河里。河水好凉啊，河草好密啊，河泥好软啊。当我从河里爬起来时，居然傻乎乎地这么想着，还对自己做了个鬼脸。
那天上学，我迟到了。而那辆可爱的自行车经过这次重创之后，居然又被修车师傅耐心地维修到了勉强能骑的地步。我骑着它，一直骑到初中毕业。
很反常的，她没有对此事做出任何评论，看来是被我的极端行为吓坏了。我居然能让她害怕！这个发现让我又惊又喜。于是我乘胜追击，不断用各种方式藐视她的存在和强调自己的存在，从而巩固自己得之不易的家庭地位。每到星期天，凡是有同学来叫我出去玩儿，我总是扔下手中的活儿就走，连个招呼都不跟她打。村里若是放电影，我常常半下午就溜出去，深更半夜才回家。若是得了奖状回来，我就把它贴在堂屋正面毛主席像的旁边，让人想不看都不成。如果还有奖品，我一定会在吃晚饭的时候拿到餐桌上炫耀。每到此时，她就会漫不经心地瞟上一眼，淡淡道：“吃饭吧。”
她仍是不喜欢我的。我很清楚。但只要她能把她的不喜欢收敛一些，我也就达到了目的。
初中毕业之后，我考上了焦作市中等师范学校。按我的本意，是想报考高中的，但她和爸爸都不同意。理由是师范只需要读三年就可以参加工作，生活费和学费还都是国家全额补助的，而上高中不仅代价昂贵且前程未卜。看着我愤愤不平的样子，爸爸最后安慰我说，师范学校每年都组织毕业生参加高考。只要我愿意，也可以在毕业那年参加高考。于是去师范学校报到那天我带上了一摞借来的高中旧课本。我暗暗发誓：一定要考上大学。
但是，毕业那年，我没有参加高考。我已经不愿意上大学了。我想尽早工作，自食其力。因为我师范生活的最后一年冬天，我没有了父亲，我知道自己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养活自己。
大约是为了好养，父亲起个女孩子名，叫桂枝。小名叫小胜。奶奶一直叫他小胜。第一次看见父亲的照片成了遗像，我在心里悄悄地叫了一声“小胜”，突然觉得，这个名字和我们兄弟姊妹四个的名字排在一起非常有趣：小强小丽小杰小让，而他居然是小胜。听起来他一点儿也不像我们的父亲，而像我们的长兄。
父亲是患胃癌去世的。父亲生前，我叫他爸爸。父亲去世之后，我开始称他为父亲。——一直以为，父亲，母亲，祖母这样隆重的称谓是更适用于逝者的。所以，当我特别想他们的时候，我就在心里称呼他们：爸爸，妈妈，奶奶。一如他们生前。至于我那从来未曾谋面的祖父，还是让我称他为祖父吧。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奶奶对于父亲这个独子的感觉，我想只有一个字最恰当：怕。从怀着他开始，她就怕。生下来，她怕。是个男孩，她更怕。祖父走了，她独自拉扯着他，自然是怕。女儿夭折之后，她尤其怕。他上学，她怕。他娶妻生子，她怕。他每天上班下班，她怕。——他在她身边时，她怕自己养不好他。他不在她身边时，她怕整个世界亏待他。
父亲是个孝子，无论她说什么，他都俯首帖耳。表面上是他怕她，但事实上，就是她怕他。
没办法。爱极了，就是怕。
从父亲住院到他去世，没有一个人告诉奶奶真相。她也不提出去看，始终不提。我们从医院回来，她也不问。一个字儿都不问。我们主动向她报喜不报忧，她也只是静静地听着，最多只答应一声：“噢。”到后来她的话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父亲的遗体回家，在我们的哭声中，她始终躲着，不敢出来。等到入殓的时候，她才猛然掀开了西里间的门帘，把身子掷到了地上，叫了一声：“我的小胜啊——”
这么多天她都没有说话，可她的嗓子哑了。
我回到了家乡小镇教书。这时大哥已经在县里一个重要局委担任了副职，成了颇有头脸的人物。姐姐已经出嫁到离杨庄四十多里的一个村庄，二哥在郑州读财经大学。偌大的院子里，只有我，妈妈和她三个女人常住。父亲生病期间，母亲信了基督教。此时也已经退休，整天在信徒和教堂之间奔走忙碌，把充裕的时间奉献给了主。家里剩下的，常常只有我和她。——不，我早出晚归地去上班，家里只有她。
至今我仍然想象不出她一个人在家的时光是怎么度过的。只知道她一天天地老了下去。不，不是一天天，而是半天半天的老下去。每当我早上去上班，中午回来的时候，就觉得她比早上要老一些。而当我黄昏归来，又觉得她比中午时分更老。本来就不爱笑的她，更不笑了。我们两个默默相对地吃完饭，我看电视，她也坐在一边，但是手里不闲着。总要干点儿什么：剥点儿花生，或者玉米。坐一会儿，我们就去睡觉。她睡堂屋西里间，我睡堂屋东里间。母亲回来睡东厢房。
每当看到她更老的样子，我就会想：照这样的速度老下去，她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呢？一个人，每天都会老，最终会老到什么地步呢？
她的性情比以往也有了很大改变。不再串门聊天，也不允许街坊邻居们在我家久坐。但凡有客，她都是一副木木的样子，说不上冷淡，但绝对也谈不上欢迎。于是客人们就很快讪讪地走了。我当然知道这是因为父亲的缘故，就劝解她，说她应该多去和人聊聊，转移转移情绪。再想有什么用？反正父亲已经不在了。她拒绝了。她说：“我没养好儿子，儿子走到了我前边儿，白发人送黑发人，老败兴。他不在了，我还在。儿子死了，当娘的还到人跟前举头竖脸，我没那心劲儿。”
她硬硬地说着。哭了。我也哭了。我擦干泪，看见泪水流在她皱纹交错的脸上，如雨落在旱地里。这是我第一次那么仔细地看着她哭。我想找块毛巾给她擦擦泪，却始终没有动。即使手边有毛巾，我想我也做不出来。我和她之间，从没有这么柔软的表达。如果做了，对彼此也许都是一种惊吓。
父亲的遗像，一直朝下扣在桌子上。
有一天，我下班早了些，一进门就看见她在摸着父亲那张扣着的遗像。她说：“上头我命硬，下头二妞命硬。我们两头都克着你，你怎么能受得住呢？是受不住。是受不住。”
我悄悄地退了出去。又难过，又委屈。原来她一直是这么认为的！原来她还是一直这么在意我的命硬，就像在意她的。——后来我才知道，她生于正月十五。青年丧夫，老年丧子，她的命是够硬的。但我不服气。我怎么能服气呢？父亲得的是胃癌，和我和她有什么关系？！我们并没有偷了父亲的寿，为什么要自己给自己栽赃？我不明白她这么做只是因为无法疏导过于浓郁的悲痛，只好自己给自己一个说法。那时我才十八岁，我怎么可能明白呢？不过，值得安慰的是，我当时什么都没说。我知道我的委屈和她的悲伤相比，没有发作的比重。
工资每月九十八元，只要发了我就买各种各样的吃食和玩意儿，大包小包地往回拿。我买了一把星海牌吉他，月光很好的晚上就在大门口的石板上练指法。还买了录音机，洗衣服做饭的时候一定要听着费翔和邓丽君的歌声。第一个春节来临之前，我给她和妈妈各买了一件毛衣，每件四十元。妈妈没说什么，喜滋滋地穿上了，她却勃然大怒。——我乐了。这是父亲去世后，她第一次发怒。
“败家子儿！就这么会花钱！我不穿这毛衣！”
“你不穿我送别人穿。”我说，“我还不信没人要。”
“贵巴巴的你送谁？你敢送？”她说着就把毛衣藏到了箱子里。那是件带花的深红色对襟毛衣，领子和袖口都镶着很古典的图案。
九十八元的工资在当时已经很让乡里人眼红了，却很快就让我失去了新鲜感。孩子王的身份更让我觉得无趣。第二个学期，我开始迟到，早退，应付差事。校长见我太不成体统，就试图对我因材施教。他每天早上都站在学校门口，一见我迟到就让我和迟到的学生站在一起。我哪能受得了这个，调头就回家睡回笼觉。最典型的一次，是连着迟到了两周，也就旷工了两周。所有的人都拿我无可奈何，而我却不自知——最过分的任性大约就是这种状况了：别人都知道你的过分，只有你不自知。
每次看到我回家睡回笼觉她都一副忧心忡忡的神情：一个放着人民教师这样光荣的职业却不好好干的女孩子，她在闹腾什么呢？她显然不明白，似乎也没有兴致去弄明白。她只是一到周末就等在村头，等她的两个孙子从县城和省城回来看她。——她的注意力终于在不知不觉间从父亲身上分散到了孙子们身上。每到周末，我们家的饭菜就格外好：猪头肉切得细细的，烙饼摊得薄薄的，粥熬得浓浓的。然而只要两个哥哥不回来，我就都不能动。直到过了饭时，确定他们不会回来了，她才会说：“吃吧。”
我才不吃呢。假装看电视，不理她。
“死丫头，这么好的饭你不吃，不糟蹋东西？”
“又不是给我做的，我不吃。”
“不是给你做的，给狗做的？”
“可不是给狗做的吗？”我伶牙俐齿，一点儿也不饶她，“可惜你那两只狗跑得太远，把家门儿都忘了。”
有时候，实在闲极无聊，她也会和我讲一些家常话。话题还是离不开她的两个宝贝孙子：大哥如何从小就爱吃糖，所以外号叫李糖迷。二哥小时候如何胖，给他擦屁股的时候半天都掰不开屁股缝儿……也会有一些关于姐姐的片段，如何乖巧，如何懂事。却没有我的。
“奶奶，”我故意说，“讲讲我的呗。”
“你？”她犹豫了一下，“没有。”
“好的没有，坏的还没有？”
“坏的嘛，倒是有的。”她笑了。讲我如何把她的鞋放在蒸馍锅里和馒头一起蒸，只因她说她的鞋子干净我的鞋子脏。我如何故意用竹竿打东厢房门口的那棵枣树，只因她说过这样会把枣树打死。我如何隔三差五地偷个鸡蛋去小卖店换糯米糕吃，还仔细叮嘱老板不要跟她讲。其中有一件最有趣：一次，她在门口买凉粉，我帮她算账，故意多算了两毛钱。等她回家后，我才追了两条街跟那卖凉粉的人把两毛钱要了回来。她左思右想觉得钱不够数，也去追那卖凉粉的人，等她终于明白真相时，我已经把两毛钱的瓜子嗑完了。
我们哈哈大笑。没有猜忌，没有成见，没有不满。真真正正是一家人在一起拉家常的样子。她嘴里的我是如此顽劣，如此可爱。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但这种和谐甚至是温馨的时光是不多的。总的来说我和她的关系还是相当冷漠。有时会吵架，有时会客气，——一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会获得某种自然而然的程度加深的尊重，她对我的客气显然是基于这点。
我的工作状态越来越糟糕。学年终考，我的学生考试成绩在全镇排名中倒数第一。平日的邋遢和成绩的耻辱构成了无可辩驳的因果关系，作为误人子弟的败类我不容原谅。终于在一次全校例行的象征性的应聘选举中，我成了实质性落聘的第一人。惩罚的结果是把我发配到一个偏远的村小教书。我当然不肯去，也不能再在镇里待下去，短暂的考虑之后我决定停薪留职。之前一些和我一样不安分当老师的师范同学已经有好几个南下打工，我和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
正犹豫着怎么和她们开口，一件事加速了我的进程。那天，我起得早，走到厨房门口，听见妈妈正在低声埋怨她：“……你要是当时叫大宝给她跑跑关系，留到县里，只怕她现在也不会弄得这么拾不起来。”
“她拾不起来是她自己软。能怨我？”
“丝瓜要长还得搭个架呢。一个孩子，放着关系不让用，非留在身边。你看她是个翅膀小的？”
“那几个白眼狼都跑得八竿子打不着，不留一个，有个病的灾的去指靠谁？”
——一切全明白了。原来还是奶奶作祟，在清晨明媚的阳光中，我气得脑门发涨。我推开厨房的门，目光如炬，声音如铁，铿锵有力地向她们宣言：“我也是个白眼狼！别指靠我！我也要走了！”
我一去三年没有回家，只是十天半月往村委会打个电话，让村长或村支书向她们转达平安，履行一下最基本的告知义务。三年中，我从广州到深圳，从海口到三亚，从苏州到杭州，从沈阳到长春，推销过保险，当过售楼小姐，在饭店卖过啤酒，在咖啡馆磨过咖啡，当然也顺便谈谈恋爱，经历经历各色男人。后来我落脚到了北京，应聘在一家报社做记者。
人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吃过几次亏，碰过几次壁之后，我才明白，以前在奶奶那里受的委屈，严格来说，都不是委屈。我对她逢事必争吵，逢理必争，从来不曾“受”过，哪里还谈得上委和屈？真正的委屈是笑在脸上哭在心里的。无处诉，无人诉，不能诉，不敢诉，得生生闷熟在日子里。
这最初的世事磨炼让我学会了察言观色，看菜下碟。学会了在第一时间内嗅出那些不喜欢我的人的气息，然后远远地离开他们。如果迫不得已一定要和他们打交道，我就羽毛奓起，如履薄冰。我知道，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就是我如影随形的奶奶。不同的是，他们会比奶奶更严厉地教训我，而且不会给我做饭吃。而在那些喜欢我的人面前，我在受宠若惊视宠若宝的同时也是小心翼翼的。生怕失去了这些喜欢，生怕失去了这些宠。——在我貌似任性的表征背后，其实一直长着一双胆怯的眼睛。我怕被这个世界遗弃。多年之后我才悟出：这是奶奶送给我的最初的精神礼物。可以说，那些日子里，她一直是我的镜子，有她在对面照着，才使得我眼明心亮。她一直是我的鞭子，有她在背上抽着，才让我不敢昏昏欲睡。她让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人不喜欢你，你会成为别人不愉快的理由。你从来就没有资本那么自负，自大，自傲。从而让我怀着无法言喻的隐忍、谦卑和自省，以最快的速度长大成人。
我开始想念她们。奇怪，对奶奶的想念要胜过妈妈。但因记忆里全是疤痕的硬，对她的想也不是那种柔软的想。和朋友们聊起她的时候，我总是不自觉地忿怨着她的封建、自私和狭隘，然后收获着朋友们的安慰和同情。终于有一次，一位朋友温和地斥责了我，她说：“亲人总是亲人。奶奶就是再不喜欢你，也总比擦肩而过的路人对你更有善意。或许她只是不会表达，那么你就应该去努力理解她行为背后的意义。比如，她想把你留在身边，也不仅仅是为了养老，而是看你这么淘气、叛逆，留在身边她才会更安心。再比如，她嫌你命硬，你怎么知道她在嫌你的时候不是在嫌自己？她自己也命硬啊。所以她对待你的态度就是在对待她自己，对自己当然就是最不客气了。”
她对待我的态度就是在对她自己？朋友的话让我一愣。
我打电话的频率开始密集起来。一天，我刚刚打通电话，就听见了村支书粗糙的骂声：“他娘的，你妈病啦！住院啦！你别满世界疯跑啦！赶快攥着你挣的票子回来吧！”
三天之后，我回到了杨庄。只看到了奶奶。父亲有病时似乎也是这样：其他人都往医院跑，只有她留守在家里。我是在大门口碰到她的，她拎着垃圾斗正准备去倒。看见我，她站住了脚。神情是如常的，素淡的，似乎我刚刚下班一样。她问：“回来了？”
我说：“哦。”
妈妈患的是脑溢血。症状早就显现，她因为信奉主的力量而不肯吃药，终于小疾酿成大患。当她出院的时候，除了能维持基本的吃喝拉撒之外，已经成了一个废人。
妈妈病情稳定之后，我向报社续了两个月的假。我是看到她和妈妈相依为命的凄凉景象而动了铁石心肠，不过我也没有那么单纯和孝顺。我有我的隐衷：我刚刚发现自己怀了孕。孩子是我最近一位男友的果实，我从北京回来之前刚刚和他分手。
我悄悄地在郑州做了手术，回家静养。因为瞒着她们，也就不好在饮食上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和要求。三代三个女人坐在一起，虽然我和她们有十万八千里的隔阂，也免不了得说说话。妈妈讲她的上帝耶稣基督主，奶奶讲村里的男女庄稼猪鸡狗。我呢，只好把我经历的世面摆了出来。我翻阅着影集上的照片告诉她们：厦门鼓浪屿，青岛崂山，上海东方明珠，杭州西湖，深圳民俗村和世界之窗……指着自己和民俗村身着盛装的少数民族演员的合影以及世界之窗的微缩模型，我心虚而无耻地向她们夸耀着我的成就和胆识。她们只是默默地看着，听着，没有发问一句。这在我的意料之中。我知道自己已经大大超越了她们的想象——不，她们早已经不再对我想象。我在她们的眼睛里，根本就是一个怪物。
讲了半天，我发现听众只剩下了奶奶。
“妈呢？”
“睡了。”她说，“她明儿早还要做礼拜。”
“那，咱们也睡吧。”我这才发现自己累极了。
“你喝点儿东西吧。”奶奶说，“我给你冲个鸡蛋红糖水。”
这是坐月子的女人才会吃的食物啊。我看着她。她不看我，只是颠着小脚朝厨房走去。
报社在河南没有记者站。续假期满，我又向报社打了申请，请求报社设立河南记者站，由我担任驻站记者。在全国人民过分热情的调侃中，河南这种地方一向都很少有外地人爱来，我知道自己一请一个准儿。果然，申请很快就被批准了，我在郑州租了房子，开始了新一轮的奔波。每周我都要回去看看妈妈和她。出于惯性，我身边很快也聚集了一些男人。每当我回老家去，都会有人以去乡下散心为名陪着我。小汽车是比公共汽车快得多，且有面子。我任由他们捧场。
对这些男人，妈妈不言语，奶奶却显然是不安的。开始她还问这问那，后来看到我每次带回去的男人都不一样，她就不再问了。她看我的目光又恢复到了以前的忧心忡忡。其实在她们面前，我对待那些男人的态度相当谨慎。我把他们安顿在东里间住，每到子夜十二点之前一定回到西里间睡觉。奶奶此时往往都没有睡着。听着她几乎静止的鼻息，我在黑暗中轻轻地脱衣。
“二妞，这样不好。”一天，她说。
“没什么。”我含糊道。
“会吃亏的。”
“我和他们没什么。”
“女人，有时候由不得自己。”
似乎有些谈心事儿的意思了。难道她有过除祖父之外的男人？我好奇心陡增，又不好问。毕竟，和她之间这样亲密的时机很少。我不适应。她必定也不适应——我听见她咳嗽了两声。我们都睡了。
日子安恬地过了下来。这是我期望已久的日子：有自由，有不菲的薪水，有家乡的温暖，有家人的亲情，还有恋爱。在外奔波的这几年里，我习惯了恋爱。一个人总觉得凄冷，恋爱就是靠在一起取暖。身边有男人围着，无论我爱不爱他们，心里都是踏实的，受用的。虽然知道这踏实是小小的踏实，受用是小小的受用，但，有总比没有要好。
“没事不要常回来了。我和你妈都挺好的。不用看。”终于有一天，她说。
“多看看你们还有错啊。我想回来就回来。”我说。
“要是回来别带男人，自己回来。”
“为什么？不过是朋友。”
“就因为是朋友，所以别带来。要是女婿就尽管带。”她说，“你不知道村里人说话多难听。”
“难听不听。干吗去听！”我火了。
“我在这村里活人活了五六十年，不听不中。”她说，“你就别丢我的人了！”
“一个女人没男人喜欢，这才是丢人呢！”
“再喜欢也不是这么个喜欢法。”她说，“一个换一个，走马灯似的。”
“多了还不好？有个挑拣。”
“眼都花了，心都乱了。好什么好？”
“我们这时候和你们那时候不一样。你就别管我的事了。”
“有些理，到啥时候都是一样的。”
“那你说说，该是个什么喜欢法？”我挑衅。
她沉默。我料定她也只能沉默。
“你守寡太多年了。”我犹豫片刻，一句话终于破口而出，“男女之间的事情，你早就不懂了。”
静了片刻，我听见她轻轻地笑了一声。
“没男人，是守寡。”她语调清凉，“有了不能指靠的男人，也是守寡。”
“怎么寡？”我坐起来。
“心寡。”她说。
我怔住。
我和她之间再次陷入了冷战期。我长时间地待在郑州，很久才回去一次。回去的时候，也不再带男人。我开始正式考虑结婚问题。一考虑这个问题，我就发现奶奶是多么正确：因为经历太多，我已经不知道什么人适合和我结婚。我面前的男人琳琅满目，花色齐全，但当我想要去捉住他们时，却发现哪个都没有让我付账的决心。
我确实是心寡。
其间有个男孩子，各方面条件都很不错，要说结婚，似乎也是可以的。但我拒绝了他的求婚，主要原因当然是不够爱他，次要原因则是不喜欢他的妈妈。那个老太太是一个落魄的高干遗孀，大手大脚，颐指气使，骄横霸道。她经常把退休金花得光光的，然后让孩子们给她凑钱买漂亮衣服和名贵首饰。她的口头禅是：“吃好的，买贵的。人就活一辈子，不能委屈自己！”
是，这话没错。人能不委屈自己的时候是不该委屈自己。我也是这样。可我就是不喜欢她这个腔调，就是不喜欢她这个做派，就觉得她不像个老人。一个老人，怎么能这样没有节制呢？怎么能这么挥霍无度呢？怎么能这么没有老人的样子呢？——忽然明白，我心目中的老人标准，就是我生活在豫北乡下的奶奶。如果她和我的奶奶有那么些微一样，我想，我一定会加倍心疼她，宠她，甚至会为此加重和她儿子结婚的砝码。但她不是我的奶奶。我的奶奶不是这样。我不能和这样的老人在一起生活。
常常如此：我莫名其妙地看不惯那些神情自得生活优越的老人，一听到他们说什么夕阳红、黄昏恋、出国游，上什么艺术大学，参加什么合唱团，我心里就难受。后来，我才明白：我是在嫉妒他们。替奶奶嫉妒他们。
两年之后，当我再带男人回去的时候，只固定带了一个。后来，我和那个男人结了婚。用奶奶的话，那个男人成了我的丈夫。他姓董。
和董认识是在一个饭局上。那个饭局是县政府为在省城工作的本籍人士举办的例行慰问宴。也就是定期和这些人联络一下感情，将来有什么事好让这些人都出力的意思。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饭局就是养兵的草料。那天，我去得最晚。落座时只剩下了一个位置。右边是董，左边是一个女人。互相介绍过之后，我对左边的女人说：“对不起，我是左撇子，可能会让你不方便。”对方还没有反应，董马上站起来对我说：“我和你换换吧。”
他坐在了我的左边。吃饭期间聊起家常，他告诉我他大学毕业后工作没有着落，就留在郑州做了一家报社的记者。偶尔回县城看看退休的父母。和我一样，他也只是个应聘记者。
“好听的说法是随时会跳槽。”他说。
“不好听的说法是随时会被炒。”我说。
我们相视而笑。有多少像我们这样貌似齐整的流浪者啊。没有锦衣，就自己给自己造一件锦衣。见到生客就披上，见到自己人就揪下。
后来我问董对我初次的印象如何，董说：“长相脾气都在其次。我就是觉得你特别懂事。”
“懂事？”我吃惊。哑然失笑。第一次听到有人这么评价我，“何以见得？”
“我吃过的饭局千千万，见过的左撇子万万千，仅仅为自己是左撇子而向自己左手位道歉的人，你是第一个。”
只有懂事的人才能看到别人的懂事。活到一定的年纪，懂事就是第一重要的事。天造地设，我和董一拍即合。关系确定之后，我把他带了回去，向奶奶和母亲宣告。奶奶第二天就派大哥去打听董的家世，问得清清白白，无可挑剔之后，才明确点了头，同意我和董结婚。
“这闺女这般好命，算修成正果了。”她说，“真是人憨天照顾。”
妈妈什么也做不了，奶奶就开始按老规矩为我准备结婚用品：龙凤呈祥的大红金丝缎面被，粉红色的鸳鸯戏水绣花枕套，双喜印底的搪瓷脸盆，大红的皂盒，玫瑰红的梳子……纺织类的物品一律缝上了红线，普通生活用品一律系上了红绳。做这一切的时候，她总是默默的。和别人说起我的婚事时，她也常常笑着，可是那笑容里隐隐交错着一种抑制不住的落寞和黯然。
两亲家见面那天，奶奶作为家长发言，道：“二妞要说也是命苦。爹走得早，娘只是半个人。我老不中用，也管不出个章程，反正她就是个不成材，啥活计也干不好，脾气还傻倔。给了你们就是你们的人，小毛病你们就多担待，大毛病你们就严指教。总之以后就是你们多费心了。”
公公婆婆客气地笑着，答应着，我再也坐不住，出了门。忍了好久，才没让泪滚出来。
婚礼那天清早，我和女伴们在里间化妆试衣，她和妈妈在外面接待着络绎不绝的亲友。透过房门的缝隙，我偶尔会看见她们在人群中穿梭着，分散着糖果和瓜子。她们脸上的神情都是平静的，安宁的，也显示着喜事应有的笑容。我略略地放了心。
随着乐曲的响起和鞭炮的骤鸣，迎亲的花车到了。按照我们的地方风俗，嫁娘要在堂屋里一张铺着红布的椅子上坐一坐，吃上几个饺子，才能出门。我坐在那张红布椅上，端着饺子，一眼便看见奶奶站在人群后面，她的目光并不看我，可我知道这目光背后还有一双眼睛，全神贯注地凝聚在我的身上。我把饺子放进口里，和着泪水咽了下去。有亲戚絮絮地叮嘱：“别噎着。”
到了辞拜高堂的时候了，亲戚们找来她和妈妈，让她们坐在两张太师椅上。我和董站在她们面前。周围的人都沉默着。——我发现往往都是这样，在男方家拜高堂时是喧嚷的，热闹的，在女方家就会很寂静，很安宁。而这仅仅是因为，男方是拜，女方是辞拜。
“姑娘长大成人了，走时给老人行个礼吧。”一位亲戚说。
我们鞠下躬去。在低头的一瞬间，我看见她们的脚——尤其是奶奶的脚。她穿着家常的黑布鞋，白袜子，鞋面上还落了一些瓜子皮的碎末儿。这一刻，她的双脚似乎在微微地颤抖着，仿佛有一种什么巨大的东西压在她的身上，让她坐也不能坐稳。
我婚后半年，妈妈脑溢血再次病发，离开了人世。
遗像里的母亲怎么看着都不像母亲。这感觉似曾相识——是的，遗像里的父亲曾经也让我感觉不像是父亲，而像我们的长兄。原谅我，对于母亲，我也只觉得她是一个姊妹。我们的长姊。而且因为生了我们，便成了最得宠的姊妹。父亲和奶奶始终都是担待她的。他们对她的担待就是：家务事和孩子们都不要她管，她只用管自己这份民办教师的工作。柴米油盐，人情世故，母亲几乎通通不懂。看着母亲甩手掌柜做得顺，奶奶有时候也会偷偷埋怨，“那么大的人了！”但是，再有天大的埋怨，她也只是在家里背着母亲念叨念叨，绝对不会让家丑外扬。
因为他们的宠，母亲单纯和清浅的程度几乎更接近于一个少女，而远非一个应该历尽沧桑的妇人。说话办事毫无城府，直至已经年过半百，依然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一些浓重的孩子气。——多年之后，我才明白，自己其实也是有些羡慕她的孩子气的。这是她多年的幸福生活储蓄出来的性格利息。
父亲像长兄，母亲像长姊。这一切，也许都是因为奶奶太像母亲了。
母亲去世的时候，奶奶哭得很痛。泪很多。我知道，她把对父亲的泪也一起哭了出来。——这泪水，过了六年，她才通过逐渐消肿的心，尽情释放了出来。
“对不起，也许我的命真是太硬了。”办完丧事之后，我看着父亲和母亲的遗像，在心里默默地说，“这辈子家里如果还有什么不幸的事，请让我自己克自己。下辈子如果我们还是一家人，请你们做我的儿女，一起来克我。”
母亲的丧事之后，报社又进行了机构改革，河南记者站被撤并，我不想服从调配去外省，于是顺理成章地失了业，打算分娩之后再找工作——我已经怀孕三个月了。我们都劝奶奶去县城：大哥二哥和我都在县城有了家，照顾她会很方便。可她不肯。
“这是我的家。我哪儿都不去。你们忙你们的，不用管我。”她固执极了。
没办法，只有我是闲人一个。于是就回到了老家，陪她。
那是一段静谧的时光。两个女人，也只能静谧。
正值初夏，院子里的两棵枣树已经开始结豆一般的青枣粒，每天吃过晚饭，我和她就在枣树下面闲坐一会儿。或许是母亲的病逝拓宽了奶奶对晚辈人死亡的认知经验，从而让她进一步由衷地臣服于命运的安排；或许是母亲已经去和父亲做伴，让她觉得他们在那个世界都不会太孤单，她的神情渐渐呈现出一种久远的顺从、平和与柔软，话似乎也比以往多了些。不时的，她会讲一些过去的事：“……大跃进时候，村里成立了缝纫组。我是组长。没办法，非要我当，都说我针线活儿最好，一些难做的活儿就都到了我手里。一次，有人送来一双一寸厚的鞋底，想让缝纫组的人配上帮做成鞋，谁都说那双鞋做不成，我就接了过来。晚上把鞋捎回了家，坐在小板凳上，把鞋底夹在膝盖中间，弯着上身，可着力气用在右手的针锥上，一边扎一边拧，扎透一针跟扎透一块砖一样。扎透了眼儿，再用戴顶针的中指顶着针冠，穿过锥孔，这边儿用大拇指和食指尖捏住针头，把后边带着的粗线再一点一点地拽出来……这双鞋做成之后，成了村里的鞋王。主家穿了十几年也没穿烂。”
“那时候，有人追你吗？”
“我又没偷东西，追我干啥？”她很困惑。
我忍不住笑了，“我的意思是，有没有人想娶你。”
她也笑了。眼睛盯着地。
“有。”她说，眼神涣散开来，“那时候还年轻，也不丑……你爸要是个闺女，我也能再走一家。可他是个小子，是能给李家顶门立户的人，就走不得了。”这很符合她重男轻女的一贯逻辑，——她不能容忍一个男孩到别人屋檐下受委屈。
睡觉之前，她习惯洗脚。她的脚很难看，是缠了一半又放开的脚。大脚趾压着其他几个脚趾，像一堆小小的树根扎聚在一起，然而这树根又是惨白惨白的，散发着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怖气息。
“怎么缠了一半呢？怕疼了吧？”我好奇，又打趣她，“我一直以为你是个挺能吃苦的人哩。”
“那滋味不是人受的。小脚一双，眼泪一缸……是四岁那年缠上的。不裹大拇哥，只把那四个脚指头缠好，压到大拇哥下头。用白棉布裹紧……为啥用白棉布？白棉布涩啊，不会松动。这么缠上两三年，再把脚面压弯，弯成月亮一样，再用布密缝……疼呢。肉长在谁身上谁疼呗。白天缠上，到了晚上放放，白天再缠，晚上再放。后来疼得受不了了，就自己放开了，说啥都不再缠。”她羞赧地笑了，“我娘说我要是不缠脚，就不让我吃饭，我就不吃。后来还是她害怕了，撬开了我的嘴，给我喂饭。我奶奶说我要是不缠脚就不让我穿鞋。不穿就不穿，我就光着脚站到雪地里。……到底他们都没扛过我。不过，”她顿了顿，“我也遭到了报应，嫁到了杨庄。我这样的脚，城里是没人要的，只能往乡下嫁，往穷里嫁。我那姊妹几个，都比我嫁得好。”
“你后悔了？”
“不后悔。就是这个命。要是再活一遍，也还是缠不成这个脚。”她说。
有时候，她也让我讲讲。
“说说外头的事吧。”
我无语。说什么呢？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转了这么一大圈，又回到这个小村落，我忽然觉得：世界其实不分什么里外。外面的世界就是里面的世界，里面的世界就是外面的世界，二者从来就没有什么不同。
偶尔，街坊邻居谁要是上火头疼流鼻血，就会来找她。她就用玻璃尖在他们额头上扎几下，放出一些黑黑的血。要是有不满周岁的孩子跌倒受了惊吓，也会来找她，她就把那孩子抱到被惊吓的地方，在地上画个圆圈，让孩子站进去，嘴里喊道：“倒三圈儿，顺三圈儿。小孩魂儿，就在这儿。拽拽耳朵筋，小魂来附身。还了俺的魂，来世必报恩。”然后喊着孩子的名字问：“来了没有？”再自己回答：“来了！来了！”
有一次，给一个孩子叫过魂后，我听见她在院子里逗孩子猜谜语。孩子才两岁多，她说的谜语他一个都没有猜出来。基本上她都在自言自语：“……俺家屋顶有块葱，是人过来数不清。是啥？……是头发。一母生的弟兄多，先生兄弟后有哥。有事先叫兄弟去，兄弟不中叫大哥。是啥？……是牙齿。红门楼儿，白插板儿，里面坐个小耍孩儿。是啥？是舌头。还有一个最容易的：一棵树，五把杈，不结籽，不开花，人人都不能离了它。是啥？……这都猜不出来呀……”
这是手。我只猜出了这个。
我的身子日益笨重起来，每天早上起床，她都要瞄一眼我的肚子，说一句：“有苗不愁长呢。世上的事，就属养孩子最见功。”
董也越来越不放心，隔三差五就到杨庄来看我，意思是想要我回县城去。毕竟那里的医疗条件要好得多，有个意外心里也踏实。但这话我无法说出口。她不走，我就不能离开。我知道她不想走，那我也只能犟着。终于犟到夏天过去，我怀胎七月的时候，她忍不住了，说：“你走吧。跟你公公婆婆住一起，有个照应。”
“那你也得走。”我说，“你要是不想跟哥哥们住，我就再在县城租个房子，咱俩住。”
“租啥房子，别为我作惊作怪的。”她犹豫着，终于松了口，“我又不是没孙子。我哪个孙子都孝顺。”
她把换洗的衣服打了个包裹，来到了县城。开始在两个哥哥家轮住。要按大哥的意思，是想让奶奶常住他家的。但是大嫂不肯，说：“万一奶奶想去老二家住呢？我们不能霸着她呀。人家老二要想尽孝呢？我们也不能拦着不让啊。”这话说得很圆，于是也就只有让奶奶轮着住了。这个月在大哥家，那个月在二哥家，再下一个月再到大哥家。
她不喜欢被轮着住。我想，哪个正常的老人都不会喜欢被轮着住。——这真是一件残酷的事，是儿女们为了均等自己的责任而做出的最自私最恶劣的事。
“哪儿都不像自己的家。到哪家都是在串亲戚。”她对我说。
有我在，她是安慰的。我经常去看她，给她零花钱，买些菜过去，有时我会把她请到我家去吃饭。每次说要请她去我家，她都会把脸洗了又洗，头发梳了又梳。她不想在我公婆跟前显得不体面。在我家无论吃了什么平凡的饭菜，她回去的表情都是喜悦的。能被孙女请去做客，这让她在孙媳妇面前，也觉得自己是体面的。——我能给予她的这点辛酸的体面，是在她去世之后，我才一点一点回悟出来。
在大哥家的日子让她这辈子的物质生活到达了丰盛的顶端：在席梦思床上睡觉，在整体浴室洗澡，在真皮沙发上看电视，时不时就下馆子吃饭。大哥让她吃什么，她就吃什么。大哥让她喝什么，她就喝什么。当着他们，她只说：“好。”大哥很是欣慰和自豪，甚至为此炫耀起来。他认为自己尽孝的方式也在与时俱进。我不止一次听他说：“奶奶说她喜欢万福饭店的清蒸鲈鱼。”“奶奶说她喜欢双贵酒楼的太极双羹。”
我不信。悄悄问她，她抿嘴一笑，“哪儿能记住那些花哨名儿，反正都好吃。”不过，对日本豆腐她倒是印象深刻，“啥日本豆腐，我就不信那豆腐是日本来的。从日本运到这儿，还不馊？”
夏天，大哥家里的空调轰轰地响着。他们一出门，她就把空调关了。
“冬天不冷，夏天不热。就不是正经日子。”她说。
“热不着也冻不着，不是福气吗？”我问。
“冬天就得冷，夏天就得热。”她说，“不是正经日子，就不是正经福气。”
吃着大棚里种出来的不分时节的蔬菜，她也会唠叨：“冬天就该吃白菜，夏天就该吃黄瓜。冬天的黄瓜，夏天的白菜，就是没味儿。”
“你知道这些菜有多贵吗？”
“是吃菜，又不是吃钱。”她说，“再贵也还是没味儿。”
看到大嫂二嫂都给儿子们买名牌服装，她就教训我，“越是娇儿，越得贱养。这么小的孩子，吃上不耽误就中，穿上可别太惯了。一年一长个子，穿那么好有什么用。”
“你就只会说我，怎么不说她们？”我说，“吃柿子捡软的捏！”
“看你这个柿子多软呢。”她不由得笑了，“好话得说给会听的人。媳妇的心离我百丈远，只能说给闺女听。”
“你的好话还不就这几句？我早就背会了。”
“好文不长，好言不多。背会了没用，吃透了才中。”
…………
那天，小侄子的随身听在茶几上放着，她突然有些不好意思地指了指，问我这是做什么用的。我说可以听音乐。她害羞地沉默着，我明白过来，连忙去找磁带，找了半天，都没有合适的。只好放了一盘贝多芬的《命运》。
听了大约十几分钟，她把耳机取了下来。
“好听。”她说，“就是太凉。”
她也看电视。有时候，我悄悄地走进大哥家，就会看见她正规正矩地坐在那台三十四英寸的大彩电面前，静静地看着屏幕，很专注的样子。边看她边自言自语。
“这嗓子真亮堂。一点儿都不费力。”是宋祖英在唱歌。
“可不是，那时候穿的就是这衣裳。”画面上有个女人穿着旗袍。
“唉呀，咋又死了个人？”武侠片。
大哥回来，看的都是体育节目。她也跟着看。一边叹息：滑冰的人在冰上滑，咋还穿那么少？不冻得慌？那么多人拍一个球，咋就拍不烂？谁负责掏钱买球？开始我们还解释得很耐心，后来发现这些问题又衍生出了新的问题，简直就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连环套，不由得就有些气馁，解释的态度就敷衍起来。她也就不再问那么多了。
一九九八年“法兰西之夏”世界杯，我天天去大哥家和他们一起看球。二哥也经常去。哥哥们偶尔会靠着她的肩膀或是枕在她的腿上撒撒娇。——她现在唯一的作用似乎只是无条件地供我们撒娇。多年之后，我才明白：能容纳你无条件撒娇的那个人，就是你生命里最重要的人。她显然也很享受哥哥们的撒娇。球赛她肯定是看不懂的，却也不去睡，在我们的大呼小叫中，她常常会很满足地笑起来。
看到球员跌倒，她会说：“疼了吧？多疼。快起来吧。”
慢镜头把这个动作又回放了一遍，她道：“咋又跌了一下？”
球进了网，她说：“多不容易。”
慢镜头回放，她又道：“你看看，说进就又进了一个。”
我们大笑，对她解释说这是慢镜头回放，是为了让观众看得更清楚些。
“哦，不算数啊。”她不好意思地笑了，“这我哪儿懂。”
刚才进球的过程换了个角度又放了一遍慢镜头。
“看看，又进了。又进了。”她说。听我们一片静默，她忐忑起来，“这个算数不算数？”
住了一段时间，她越来越多地被掺和到两个哥哥各自的夫妻矛盾中。——真是奇怪，我婚后的生活倒很太平。这让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不安分的毒，这毒的总量是恒定的，不过是发作的时机不同而已。这事不发那事发，此处不发彼处发，迟不发早发，早不发迟发，早早迟迟总要发作出来才好。我是早发类的，发过就安分了。哥哥们和姐姐却都跟我恰恰相反。一向乖巧听话的姐姐在出嫁后着了魔似的非要生个男孩，为此东躲西藏狼狈不堪，怀了一个又一个，流产了一次又一次，现在已经有了两个女孩，那个儿子的理想还没有实现。大哥仕途顺利，已经由副职提成了正职，重权在握，趋奉者众，于是整天笙歌艳舞，夜不归宿，嫂子常常为此猜疑，和他怄气。二哥自从财经学院毕业之后，在县城一家银行当了小职员，整天数钱的他显然为这些并不属于自己的钱而深感焦虑，于是他整天谋算的就是怎么挣钱。他谋算钱的方式就两种，一是炒股，二是打麻将。白天他在工作之余慌着看股市大盘，一下班就忙着凑三缺一，和二嫂连句正经话都懒得说，二嫂为此也是怨声载道。
没有父母，奶奶就是家长。她在哪家住，哪家嫂子就向她唠叨，然后期望她能够发发威，改改孙子们的毛病。她也说过哥哥们几次，自然全不顶用，于是她就只有自嘲：“可别说我是佘太君了，我就是根五黄六月的麦茬，是个等着翻进土里的老根子。”
我每去看她，她就会悄悄地对我讲：这个媳妇说了什么，那个媳妇脸色怎样。她的心是明白的，眼睛也是亮的。但我知道不能附和她。于是一向都是批评她：“怎么想那么多？哪有那么多的事？”
“哼，我什么都知道。”她很不服气，“我又没瞎，你怎么叫我假装看不见？”
“你知道那么多有什么用？你懂不懂人有时候应该糊涂？”终于，有一次，我对她说。
“我懂，二妞。”她黯然道，“可世上的事就是这样，想糊涂的人糊涂不了，想聪明的人难得聪明。”
“这么说，我奶奶是糊涂不了的聪明人了？”我逗她。她扑哧一声笑了。
最后一次孕前检查，医生告诉我是个男孩。婆家弟兄三个里，董排行最小。前两个哥哥膝下都是女孩。
“这回你公公总算见到下辈人了。”奶奶很有些得意地说。
儿子满月那天，奶奶和姐姐哥嫂们一起过来看我，薄棉袄外面罩着那件带花的深红色对襟毛衣。我刚上班那年花四十元给她买的这件毛衣，几乎已经成了她最重要的礼服。她给了儿子一个红包。
“放好。钱多。”她悄悄说。
等她走后，我把这个红包拿了出来，发现除了一张一百元，还有一张十元。——那一百元一定是哥哥们给她的，那十元一定是她自己的私房。
我握着那张皱巴巴的十元钱，终于落了泪。
儿子一岁的时候，我找到了一份新工作，被聘为北京一家旅游杂志驻河南记者站的记者。杂志社要求记者站设在郑州，那就必须在郑州租房子。我把这点意思透露给奶奶，她叹了口气，“又跑那么远哪。”
和董商量了一下，我决定依然留在县城，陪她。董在郑州的租住地就当成我的记者站处所，他帮我另设了一个信箱，替我打理在郑州的一切事务。如果需要我出面，我就去跑几天再回来。
工作进展得很顺利。因为打着旅游的牌子，可以免费到各个景区走走，以采访为借口游玩一番。最一般的业绩每月也能卖出几个页码，运气好的时候甚至可以拉到整期专刊的版面。日子很是过得去，很对我的胃口。闲时还能去照顾照顾奶奶，好得不能再好了。
仿佛是为了应合我留下来的决定，不久，她就病了，手颤颤巍巍的，拿不起筷子，系不上衣扣。把她送到医院做了Ct，诊断结果是脑部生了一个很大的瘤，虽然是良性的，却连着一个大血管，还压迫着诸多神经，如果不做手术切除，她很快就会不行。然而若要做，肯定又切不干净。我们兄弟姊妹四个开了几次会，商量到底做不做手术——她已经七十九岁，做开颅手术已经很冒险。总之，不做肯定是没命。做了呢，很可能是送命。
我们去征求她的意见。
“我的意思，还是回家吧。”她说，“我不想到了了还光头拔脑，破葫芦开瓢的，多不好。到地底下都没法子见人。”
“你光想着去地底下见人，就没想着在地面上多见见我们？”我笑。
“我不是怕既保不了全尸又白费你们的钱吗？你们的钱都不是好挣的。”
“我们四个供你一个，也还供得起。”大哥说。
“那，”她犹豫着，“你们看着办吧。”
两周的调养之后，她做了开颅手术，手术前，她果然被剃了光头。她自言自语道：“唉，谁剃头，谁凉快。”
“奶奶。”我喊她。
“哦。”
“你知不知道现在很多女明星都剃了光头？你赶了个潮流呢。”
“我不懂赶啥潮流。”她笑，“我知道这是赶命呢。”
被剃头时她闭着眼躺着的样子，非常乖，非常弱。像个孩子。
瘤子被最大程度地取了出来。手术结束后，医生说，理论上讲，瘤根儿复发的速度很慢，只要她的情绪不受什么大的刺激，再活十年都没有问题。她的心脏状况非常好，相当于二三十岁年轻人的心脏。
我们轮流在医院照顾她。大哥的朋友，二哥的朋友，我的朋友，姐姐的亲戚，都来探望，她的病房里总是一番欣欣向荣的景象。大约从来没有以自己为中心这么热闹过，一次，她悄悄地对我说：“生病也是福。没想到。”
总共两个月的术后恢复期。到后一个月，哥哥们忙，就很少去医院了。嫂子们自然也就不见了踪影，医院里值班最多的就是我和姐姐。姐姐的儿子刚刚半岁，三个孩子，比不上我闲，于是我就成了老陪护。
“二妞，”她常常会感叹，“没想到借上你的力了。”
“什么没想到，你早就打算好了。当初不让大哥调我去县里，想把我拴在脚边的，不是你是谁？”我翻着眼看她，“这下子你可遂了心了。”
“死伢臭嘴！”她骂，“这时候还拿话来怄我。”
渐渐的，她能下床了。我就扶她到院子里走走，说些小话。有一次，我问她：“你有没有？”
“有啥？”
“你知道。”
“我知道？”她迷惑，“我知道个啥？”
“那一年，我们吵架。你说有了不能指靠的男人，也是守寡……”
“我胡说呢。”她的脸红了，“没有。”
“别哄我。我可是个狐狸精。”
“还不是你爷爷。”她的脸愈发红了。这说谎的红看起来可爱极了。
“我不信。”我拖长了声音，“你要再不说实话，我可不伺候你了。”
她沉默着，盯着脚下的草。很久，才说：“是个在咱家吃过派饭的干部，姓毛……”
“毛干部。”
“别喊。”她的脸红成了一块布，仿佛那个毛干部就站在了眼前。然后她站了起来，“唉，该吃饭了。”她拍拍肚子，“饿了。”
她是在夜晚关灯之后，接着讲的。
那是在一九五六年年底，县里在各乡筹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派了许多工作组下来。村里人谁都想要工作组到自己家里吃派饭，一是工作组的人都是上头下来的，多少有些面子。自家要是碰到了什么事，好跟他张口。二是工作组的人在哪家吃饭都不白吃，一天要交一斤粮票：早上三两，中午四两，晚上三两。还有四毛钱：早上一毛钱，中午和晚上各一毛五。这些钱粮工作组的人是吃不完的，供派饭的人家就可以把余额落了，赚些小利。
她原来没想去争，只等着轮。“可等来等去发现轮到的总是你小改奶奶那几个强势的人家。我心里就憋屈了。”她说。那天，她在门口，看见村长领着一个戴眼镜的人往村委会走，就知道又要派饭了。她就跟了去，小改已经等在那里了。一见她来，劈头就说：你一个寡妇家，还是别揽这差事吧。
“我一听就恼了。我就说：我一个寡妇家怎么啦？我为啥当的寡妇？我男人是烈士，为革命掉的脑袋！我是烈属！为革命当的寡妇！我行得正，走得端，不怕是非！我就要这派饭！我能完成任务！”
话到这份儿上，他们也只好把这派饭给了她。派饭期是两个月，吃住都在一起。
“有白面让他吃白面，有杂面让他吃杂面。我尽量做得可口些。过三天他就给我交一回账。怕我推辞，他就把粮票和钱压在碗底儿。他也是迂，我咋会不要呢？……开始话也不多，后来我给他浆洗衣裳，他也给我说些家常，慢慢地，心就稠了……”
再后来，县里建了耐火材料厂，捆耐火钢砖的时候需要用稻草绳，正好我们村那一年种了稻，上头让村民们搓稻草绳支援耐火厂，每家每天得交二十斤。那些人口多的家户，搓二十斤松松的，奶奶手边儿没人，交这二十斤就很艰难。
“到了黄昏，他在村里办完了事，就替我把稻草领回来，先洇上水，洇上水草就润了，有韧劲了，不糙了，好搓。吃罢了饭，他就过来帮我搓草绳。到底是男人的手，搓得有劲儿，搓得快……”
“搓着搓着，你们俩就搓成了一根绳？”
“死丫头！”她笑起来。
我问她有没有人发现他们的事，她说有。那时候家家都不装大门，听窗很容易。发现他们秘密的人，就是小改。她记挂着没抢到派饭的仇，就到村干部那里告了他们的黑状。他们自然是异口同声地否认。
“他不慌不忙地对大家伙儿说：你们听我姓毛的一句话，这事绝对没有！你小改奶奶说：你姓毛的有啥了不起！说没有就没有？你就不会犯错误？这可让他逮住了把柄，他红头涨脸地嚷：你说姓毛的有啥了不起？毛主席还姓毛呢！你说毛主席有啥了不起？你说毛主席也会犯错误？我看你就是个现行反革命！一句话把你小改奶奶吓得差点儿跪下，再也不敢提这茬了。”她轻轻地笑出来，“看他文绉绉的，没想到还会以蛮耍蛮。也对。有时候，人不蛮也得蛮呢。”
“还怀过一个。”沉默了很久，她又说。
我怔住。
“那该怎么办啊？”半天，我才问。
“那一年，就说去打探你爷爷的信儿了，出去了一趟。做了。”
原来她说那一年去找爷爷，就是为了这个。
“那他知道不知道？”
“没让他知道。”她说。她也曾想要去告诉他，却听村干部议论，说他因在“大鸣大放”的时候向上头反映说一个月三十斤粮食不够吃，被定性是在攻击国家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成了右派，正在被批斗。她知道自己不能说了。
“他知道了又咋的？白跟着受惊吓。”
“你就不怕自己有个三长两短？”
“富贵在天，生死由命。不想那么多。”
“你不恨他？”
“不恨。”
“你不想他？”
“不想。”
“要是不想早就忘了，”我说，“还记得这么真。”
“不用想，也忘不掉。”她说，“钉子进了墙，锈也锈到里头了。”
“你们俩要是放到现在……”我试图畅想，忽然又觉得这畅想很难进行下去，就转过脸问她，“是不是觉得我们现在的日子特别好？”
“你们现在的日子是好。”她笑了笑，“我们那时的日子，也好。”
我再次怔住。
她去世后的第二年，一天，我去帮婆婆领工资，正赶上一帮老人的工资户头换了代理银行，所有储户都需要重新填详细资料。其实也没几项，但对于那些得戴着花镜才能看清字迹的老人们来说，就很是琐碎辛苦。先是一个老人让我帮着填。我就填了。结果一发而不可收，很多老人都挤过来让我帮忙。在人群中，有个老人也递来了身份证。我一看，他姓毛。一九二零年出生。
“你当年下过乡吃过派饭？”
“你咋知道？”他说，“你认得我？”
“不认得，冒猜的。”我说，“你在哪里下过乡？”
“高村，马庄，五里源……”
“杨庄去过吗？”
“去过。”
…………
我没再问，他也没再说，他看着我的脸。一眼，又一眼。我规规矩矩地给他填好表，双手递给他。
“谢谢。”他说。
“谢谢。”我也在心里说。我就是想感谢他。哪怕就是因为奶奶为他堕过胎，流过产，我也想感谢他。哪怕他不是那个人，仅仅因为他姓毛，我也想感谢他。
奶奶很快就恢复了健康。住院费是两万四。每家六千。听到这个数字，她沉默了许久。
“这么多钱，你们换了一个奶奶。”
生活重新进入以前的轨道。她又开始在两家轮住，但她不再念叨嫂子们的闲话了——每家六千这笔巨款让她噤声。她觉得自己再唠叨嫂子们就是自己不厚道。同样的，对两个孙女婿，她也觉得很亏欠。
“你们几个嘛，我好歹养过，花你们用你们一些是应该的。人家我没出过什么力，倒让人家跟着费心出钱。过意不去。”
“你的意思是说，我以后也不该孝敬公婆？”我说，“反正他们也没有养过我。”
“什么话！”她喝道。然后，很温顺地笑了。
冬天，家里的暖气不好，我就陪她去澡堂洗澡，一周一次。我们洗包间。她不洗大池。她说她不好意思当着那么多人赤身露体。我给她放好水，很烫的水。她喜欢用很烫的水，说那样才痛快。然后我帮她脱衣服。在脱套头内衣的时候，我贴着她的身体，帮她把领口撑大，内衣便裹着一股温热而陈腐的气息从她身上弥漫开来。她露出了层层叠叠的身体。这时候的她就开始有些局促，要我忙自己的，不要管她。最后，她会趁着我不注意，将内裤脱掉。我给她擦背，擦胳膊，擦腿，她都是愿意的。但是她始终用毛巾盖着肚子，不让我看到她的隐秘。穿衣服的时候，她也是先穿上内裤。
对于身体，她一直是有些羞涩的。
刚刚洗过澡的身体，皮肤表层还含着水，有些涩，内衣往往在背部卷成了卷儿，对于老人来说，把这个卷儿拽展也是一件很吃力的事。我再次贴近她的身体，这时她的身体是温爽的，不再陈腐，却带着一丝极淡极淡的清酸。
冬天过去，就是春天。春天不用去澡堂，就在家里洗。一周两次。夏天是一天一次，秋天和春天一样是一周两次，然后又是春天。日子一天天过去，平静如流水。似乎永远可以这样过下去。
但是，这个春天不一样了。大哥和二哥都出了事。
大哥因为渎职被纪检部门执行了“双规”，一个星期没有音讯。大嫂天天哭，天天哭。我们就对奶奶撒谎说他们两口子在生气，把她送到了二哥家。一个月后，大哥没出来，二哥也畏罪潜逃。他挪用公款炒股被查了出来。二嫂也是天天哭，天天哭。我又把奶奶送到了姐姐家。
她终于不用轮着住了。
三个月后，哥哥们都被判了刑。大哥四年，二哥三年。我们统一了口径，都告诉奶奶：大哥和二哥出差了，很远的差，要很久才能回来。
“也不打个招呼。”她说。
一个月，两个月，她开始还问，后来就不问了。一句也不问。她的沉默让我想起父亲住院时她的情形来。她怕。我知道她怕。
她沉默着。沉默得如一尊雕塑。这雕塑吃饭，睡觉，穿衣，洗脸，上卫生间……不，这雕塑其实也说话，而且是那种最正常的说。中午，她在门口坐着，邻居家的孩子放学了，蹦蹦跳跳地喊她：
“奶奶。”
“哦。”她说，“你放学啦？”
“嗯！”
“快回家吃饭。”
孩子进了家门，她还在那里坐着。目光没有方向，直到孩子母亲随后过来。
“奶奶还不吃饭啊？”——孩子和母亲都喊她奶奶，是不合辈分规矩的，却也没有人说什么，大家就那么自自然然地喊着，仿佛到了她这个年岁，从三四岁到三四十岁的人喊奶奶都对。针对她来说，时间拉出的距离越长，晚辈涵盖的面积就越大。
“就吃。”奶奶说，“上地了？”
“哎。”女人搬着车，“种些白菜。去年白菜都贵到三毛五一斤了呢。”
“贵了。”奶奶说，“是贵了。”
话是没有一点问题，表情也没有一点问题，然而就是这些没问题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巨大无比的问题：她说的这些话，似乎不经过她的大脑。她的这些话，只是她活在这世上八十多年积攒下来的一种本能的交际反应。是一种最基础的应酬。说这些话的时候，她的魂儿在飘。飘向县城她两个孙子的家。
我当然知道。每次去姐姐家看她，我都想把她接走。可我始终没有。我怕。我把她接到县城后又能怎么样呢？我没办法向她交代大哥和二哥，即使她不去他们家住，即使我另租个房子给她住，我也没办法向她交代。我知道她在等我交代。——当然，她也怕我交代。
二零零二年麦收后的一个星期天，我去姐姐家看她。她不在。邻居家的老太太说她往南边的路上去了。南边的路，越往外走越靠近田野。刚下过雨，田野里麦茬透出一股霉湿的草香味。刚刚出土的玉米苗叶子上闪烁着翡翠般的光泽。我走了很久，才看见她的背影。她慢慢地走着。路上还有几分泥泞，一些坑坑洼洼的地方还留着不少积水——因为经常有农民开拖拉机从这条路上轧过，路面被损害得很严重。我看见，她在一个小水洼前站定，沉着片刻，准确地跨了过去。她一个小水洼一个小水洼地跨着，像在做着一个简单的游戏。她还不时弯腰俯身，捡起散落在路边的麦穗。等我追上她的时候，她手里已经整整齐齐一大把了。
“别捡了。”我说。
“再少也是粮食。”
“你捡不净。”
“能捡多少是多少。”
于是我也弯腰去捡。我们捡了满满四把。奶奶在路边站定，用她的手使劲儿地搓啊，搓啊，把麦穗搓剩下了光洁的麦粒。远远的，一个农民骑着自行车过来了，她看着手掌里的麦粒，说：“咱这两把麦子，也搁不住去磨。给人家吧。给人家。”
我从她满是老人斑的手里接过那两把麦粒。麦粒温热。
那天，我又一次去姐姐家看她。吃饭的时候，她的手忽然抖动了起来，先是微微的，然后越来越快，越来越剧烈。我连忙去接她的碗，粥汁儿已经在霎时间洒在了她的衣服上。
她的脑瘤再次复发了。长势凶猛。医生说：不能再开颅了，只能保守治疗。——就是等死。
奶奶平静地说：“回家吧。回杨庄。”
出了村庄，视线马上就会疏朗起来。阔大的平原在面前徐徐展开。玉米已经收割过了，此时的大地如一个柔嫩的婴儿。半黄半绿的麦苗正在出土，如大地刚刚萌芽的细细的头发，又如凸绣在大地身上的或深或浅的睡衣的图案。是的，总是这样，在我们豫北的土地上，不是麦子，就是玉米，每年每年，都是这些庄稼。无论什么人活着，这些庄稼都是这样。它们无声无息，只是以色彩在动。从鹅黄、浅绿、碧绿、深绿，到金黄，直至消逝成与大地一样的土黄。我还看见了一片片的小树林。我想起春天的这些树林，阳光下，远远看去，他们下面的树干毛茸茸地聚在一起，修直挺拔，简直就是一枚枚排列整齐的玉。而上面的树叶则在阳光的沐浴下闪烁着透明的笑容。有风吹来的时候，她们晃动的姿态如一群嬉戏的少女。是的，少女就是这个样子的。少女。她们是那么温柔，那么富有生机。如土地皮肤上的晶莹绒毛，土地正通过她们洁净换气，顺畅呼吸。
我和奶奶并排坐在桑塔纳的后排。我在右侧，她在左侧。我没有看她。始终没有。不时有几片白杨的落叶从我们的车窗前飘过。这些落叶，我是熟悉的。这是最耐心的一种落叶。从初秋就开始落，一直会落到深冬。叶面上的棕点很多，有些像老年斑。最奇怪的是，它的落叶也分男女：一种落叶的叶边是弯弯曲曲的，很是妖娆妩媚。另一种落叶的叶边却是简洁粗犷，一气呵成。如果拿起一片使劲儿地嗅一嗅，就会闻到一股很浓的青气。
“到了。”我听见她说。是的，杨庄的轮廓正从白杨树一棵一棵的间距中闪现出来，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那些日子，我和姐姐在她身边的时间最久。无论对她，对姐姐，还是对我，似乎只有这样才最无可厚非。三个血缘相关的女人，在拥有各自漫长回忆的老宅里，为其中最年迈的那个女人送行，没有比这更自然也更合适的事了。
她常常在昏睡中。昏睡时的她很平静。胸膛平静地起伏，眉头平静地微蹙，唇间平静地吐出几句含混的呓语。在她的平静中，我和姐姐在堂屋相对而坐。我看着电视，姐姐在昏暗的灯光下一边打着毛衣一边研究着编织书上的样式，她不时地把书拿远。我问她是不是眼睛有问题，她说：“花了。”
“才四十就花了？”
“四十一了。”她说，“没听见俗话？拙老太，四十边。四十就老了。老就是从这些小毛病开始的。”她晃晃脖子，“明天割点豆腐，今天东院婶子给了把小葱，小葱拌豆腐，就是好吃。”
我的姐姐，就这样老了。我和姐姐，也不过才差八岁。
她在里间叫我们的名字，我们跑过去，问她怎么了。她说她想大便。她执意要下床，我们都对她说，不必下床，就在床上拉吧。——我和姐姐的力气并在一起，也不能把她抱下床了。
“那多不好。”
“你就拉吧。”
她沉默了片刻。
“那我拉了。”她说。
“好。”
她终于放弃了身体的自尊，拉在了床上。这自尊放弃得是如此彻底：我帮她清洗。一遍又一遍。我终于看见了她的隐秘。她苍老的然而仍是羞涩的隐秘。她神情平静，隐秘处却有着紧张的皱褶。我还看见她小腹上的妊娠痕，深深的，一弯又一弯，如极素的浅粉色丝缎。轻轻揉一揉这些丝缎，就会看见一层一层的纹络潮涌而来，如波浪尖上一道一道的峰花。——粗暴的伤痕，优雅的比喻，事实与描述之间，是否有着一道巨大的沟壑？
我给她清洗干净，铺好褥子，铺好纸。再用被子把她的身体护严，然后我靠近她的脸，低声问她：“想喝水吗？”
她摇摇头。
我突然为自己虚伪的问话感到羞愧。她要死了。她也知道自己要死了，我还问她想不想喝水。喝水这件事，对她的死，是真正的杯水车薪。
但我们总要干点什么吧，来打发这一段等待死亡的光阴，来打发我们看着她死的那点不安的良心。
她能说的句子越来越短了。常常只有一两个字：“中”，“疼”，“不吃”。最长的三个字，是对前来探望的人客气，“麻烦了。”
“嫁了。”一天晚上，我听见她呓语。
“谁嫁？”我接着她的话，“嫁谁？”
“嫁了。”她不答我的话，只是严肃地重复。
我盯着黑黝黝的屋顶。嫁，是女人最重要的一件事。在这座老宅子里，有四个女人嫁了进来，两个女人嫁了出去。她说的是谁？她想起了谁？或者，她只是在说自己？——不久的将来，她又要出嫁。从生，嫁到死。
嫂子们也经常过来，只是不在这里过夜。哥哥们不在，她们还要照顾孩子，作为孙媳妇，能够经常过来看看也已经抵达了尽孝的底线。她们来的时候，家里就会热闹一些。我们几个聊天，打牌，做些好吃的饭菜。街坊邻居和一些奶奶辈的族亲也会经常来看看奶奶。奶奶多数时间都在昏睡，——她昏睡的时间越来越长了。她们一边看着奶奶，一边聊着各种各样的话题，偶尔会爆发出一阵欢腾的笑声。笑过之后又觉得不恰当，便再陷入一段弥补性的沉默，之后，她们告辞。各忙各的事去。
奶奶正在死去，这事对外人来说不过是一个应酬。——其实，对我们这些至亲来说，又何尝不是应酬？更长的，更痛的，更认真的应酬。应酬完毕，我们还要各就各位，继续各自的事。
就是这样。
祖母正在死去，我们在她熬煎痛苦的时候等着她死去。我甚至怀疑自己是否曾经恶毒地暗暗期盼她早些死去。在污秽、疼痛和绝望中，她知道死亡已经挽住了她的左手，正在缓缓地将她拥抱。对此，她和我们——她的所谓的亲人，都无能为力。她已经没有未来的人生，她必须得独自面对这无尽的永恒的黑暗。而目睹着她如此挣扎，时日走过，我们却连持久的伤悲和纯粹的留恋都无法做到。我们能做到的，就是等待她的最终离去和死亡的最终来临。这对我们彼此都是一种折磨。既然是折磨，那么就请快点儿结束吧。
也许，不仅是我希望她死。我甚至想，身陷囹圄的大哥和二哥，也是想要她死的。他们不想见到她。在人生最狼狈最难堪最屈辱的时刻，他们不想见到奶奶。他们不想见到这个女人，这个和他们之间有着最温暖深厚情谊的女人。这个曾经把自己的一切都化成奶水喂给他们喝的女人，他们不能面对。
这简直是一定的。
奶奶自己，也是想死的吧？先是她的丈夫，然后是她的儿子，再然后是她的儿媳，这些人在她生命里上演的是一部情节雷同的连续剧：先是短暂的消失，接着是长久的直至永远的消失。现在，她的两个孙子看起来似乎也是如此。面对关于他们的不祥秘密，我们的谎言比最薄的塑料还要透明，她的心比最薄的冰凌还要清脆。她长时间的沉默，延续的是她面对灾难时一贯的自欺，而她之所以自欺，是因为她知道：自己再也禁不起了。
于是，她也要死。
她活够了。
那就死吧。既然这么天时，地利，人和。
反正，也都是要死的。
我的心，在那一刻冷硬无比。
在杨庄待了两周之后，我接到董的电话，他说豫南有个景区想要搞一个文化旅游节，准备在我那家杂志上做一期专刊。一期专刊我可以拿到八千块钱提成，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奶奶的日子不多了。我知道。或许是一两天，或许是三四天，或许是十来天，或许是个把月。但我不能在这里等。她的命运已经定了，我的命运还没有定。她已经接近了死亡，而我还没有。我正在面对活着的诸多问题。只要活着，我就需要钱，所以我要去。
就是这样明确和残酷。
“奶奶，”我尽力让自己的声音明朗和喧闹一些，“跟你请个假。”
“哦。”她答应着。
“我去出个短差，两三天就回来。”
“去吧。”
“那我去啦。”
“去吧。”
三天后，我回来了。凌晨一点，我下了火车。县城的火车站非常小，晚上觉得它愈发地小。董在车站接我。
“奶奶怎样？”
“还好。”董说，“你还能赶上。”
我们上了三轮车。总有几辆人力三轮此时还候着，等着接这一班列车的生意。车到影剧院广场，我们下来，吃夜宵。到最熟悉的那家烩面摊前，一个伙计正在蓝紫色的火焰间忙活着。这么深冷的夜晚，居然还有人在喝酒。他在炒菜。炒的是青椒肉丝，里面的木耳肥肥大大的。看见我们，他笑道：“坐吧。马上就好。”
他的眼下有一颗黑痣。如一滴脏兮兮的泪。
回到家里，简单洗漱之后，我们做爱。董在用身体发出请求的时候，我不假思索地就接受了。他大约是觉得歉疚，又轻声问我是否可以，我知道他是怕奶奶的病影响我的心情。我说：“没什么。”
我知道我应该拒绝。我知道我不该在此时与一个男人欢爱，但当他那么亲密地拥抱着我时，我却无法拒绝。也不想拒绝。我也想在此时欢爱。我发现自己此时如此迫切地需要一个男人的温暖，从外到里。还好，他是我丈夫。且正在一丈之内。这种温暖名正言顺。
奶奶，我的亲人，请你原谅我。你要死了，我还是需要挣钱。你要死了，我吃饭还吃得那么香甜。你要死了，我还喜欢看路边盛开的野花。你要死了，我还想和男人做爱。你要死了，我还是要喝汇源果汁嗑洽洽瓜子拥有并感受着所有美妙的生之乐趣。
这是我的强韧，也是我的无耻。
请你原谅我。请你，请你一定原谅我。因为，我也必在将来死去。因为，你也曾生活得那么强韧和无耻。
第二天早上，我赶到杨庄，奶奶的神志出现了将近半个小时的清醒——这是她生前最后一次清醒。有那么一小会儿，房间里没有一个人。我静静地守着她，像一朵花绽放一样，我看见她的眼睛慢慢睁开了。我俯到她的眼前，她的眼睛定定地看着我，眼神如水晶般纯透、无邪，仿佛一双婴儿的眼睛。
她就那么定定地看着我，好像我是她的母亲。
“我回来了。”我说。
“好。”她说。她的胸膛有力地鼓动了几下，似乎是在积攒力气。然后，她清晰地说：“嫁了。”
“谁？”
“让她们，”她艰难地说，“嫁了。”
我蓦然明白：她是在说两个嫂子。我的大智若愚的奶奶，她以为她的两个孙子已经死了。她要两个嫂子改嫁。她怕她们和她一样年纪轻轻就守寡。
我不由得笑了。原来，对她撒谎没有一点儿必要。在她猜测的所有谜底中，事实真相已经是一种足够的仁慈。
我把嘴巴靠近她的耳朵。我喊：“奶奶。”
“哦，”她最后一次喊我，“二妞。”
“你别担心。”我说，“他们都没有死。”
她的眼睛一下子亮得吓人。
“他，们，两，个，都，好，好，的。”我一字一字地说。
她不说话，眼睛里的光暗了下去。我知道她是在怀疑我。用她最后的智慧在怀疑我。
“他，们，都，不，听，话。犯，了，错，误。被，关，起，来，了。”我说，“教，育，教，育，就，好，了。”
慢慢的，奶奶的嘴角开始溢出微笑。一点一点，那微笑如蜜。
“好。”她说。然后她抬起手，指了指床脚的樟木箱子。我打开，在里面找出了一个白粗布包袱，里面整整齐齐地叠放着一套寿衣。宝石蓝地儿上面绣着仙鹤和梅花的图案，端庄绚丽。寿衣旁边，还有一捆细麻绳。孝子们系孝帽的时候，用的都是这样的细麻绳。
下午四点四十五分，奶奶停止了呼吸。
那些日子实在说不上悲痛。习俗也不允许悲痛。她虚寿八十三，是喜丧。有亲戚来吊唁，哭是要哭的，吃也还要吃，睡也还要睡，说笑也还是要说笑。大嫂每逢去睡的时候还要朝着棺材打趣，“奶奶，我睡了。”又朝我们笑，“奶奶一定心疼我们，会让我们睡的。”
棺材是两个，一大一小。大的是她，小的是祖父。祖父的棺材里只放了他的一套衣服。他要和奶奶合葬，用他的衣冠。灵桌上的照片也是两个人的，放在一起却有些怪异：祖父还停留在二十八岁，奶奶已经是八十三岁了。
守灵的夜晚是难熬的。没有那么多床可睡，男人们就打牌，女人们就聊天。有时候她们会讲一些奶奶的事。大嫂是听大哥说的：小时候的冬天仿佛特别冷，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奶奶都会把大哥的衣服拿到火上烤热，然后合住，尽力不让热气跑出来，她紧着步子跑到他的床边，笑盈盈地说：“大宝，快起来，可热了，再迟就凉了。”大哥赖着不肯起，她就把手伸到被子里去胳肢他，一边胳肢还一边念叨：“小白鸡，挠草垛，吃有吃，喝有喝……”好不容易打发他穿好了衣服，就把他抱到挨着煤灶砌着的炕床上，再从温缸里舀来水，给他洗脸。然后再喂他饭吃。温缸就是煤灶旁边嵌着的一个小缸，缸里装着水，到了冬天，这缸里的水就着炉灶的热气，总是温的。
二嫂说的自然是二哥的事，她说二哥小时候很胆小，每当在外面被人欺负了，就哭着回家喊奶奶，边喊边说：“奶奶，你快去给我报仇啊。”她还讲了二哥小时候跟奶奶睡大床的事，说因为奶奶不肯让我睡大床，二哥为此得意了很久。
“那时候你是不是有老大意见？”二嫂问。
“没意见没意见。”我说，“我要是在她棺材边还抱怨小时候的事，她会半夜过来捏我鼻子的。”
她们就都笑了。笑声中，我看着灵桌上的照片，蓦然发现，二哥的面容和年轻的祖父几乎形同一人。
因为是烈属，村委会给奶奶开了追悼会。追悼会以重量级的辞藻将她歌颂了一番，说她爱国爱家，遵纪守法，和睦相邻，处事公允。说她的美德比山高，她的胸怀比海宽，她的品格如日照，她的情操比月明。这大而无当的总结让我们又困惑又自豪，误以为是电视台在发送讣告。
追悼会后是家属代表发言。家属就是我们四个女人，嫂子们都推辞说和奶奶处的时候没有我和姐姐长，不适合做家属代表。我和姐姐里，只有我出面了。我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姐姐道：“你是个整天闯荡世界的大记者，你都不会说，那我去说？”
众目睽睽之下，我只好站了出来。大家都静静地候着，等我说话。等我以祖母家属的身份说话。我却说不出话来。人群越发地静，到后来是死静，我还是说不出一个字。我站在她的遗像前，像一个木偶。
“说一句。”主持丧礼的知事人说，“只说一句。”
于是，我说：“我代表我的祖母王兰英，谢谢大家。”
然后，我跪下来，在知事人的指挥下，磕了一圈头。回到灵棚里，一时间，我有些茫然。我刚才说了句什么？我居然代表了我的祖母，我第一次代表了她。可我能代表她吗？我和她的生活是如此不同，我怎么能够代表她？
——但是，且慢，难道我真的不能代表她吗？揭开那些形式的浅表，我和她的生活难道真的有什么本质不同吗？
我看着一小一大两个棺材。它们不像是夫妻，而像是母子。我看着灵桌上一青一老两张照片。也不像是夫妻，而是母子。——为什么啊，为什么每当面对祖母的时候，我就会有这种身份错乱的感觉？会觉得父亲是她的孩子，母亲是她的孩子，就连祖父都变成了她的孩子？不，不止这些，我甚至觉得村庄里的每一个人，走在城市街道上的每一个人，都像是她的孩子。仿佛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她的孩子，她的怀抱适合每一个人。我甚至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的样子里，都有她，她的样子里，也有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的血缘里，都有她。她的血缘里，也有我们每一个人。——她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母亲。
不，还不止这些。与此同时，她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孩子，和我们每一个人自己。
这些年来，我四处游历，在时间的意义上，她似乎离我越来越远，但在生命的感觉上，我却仿佛离她越来越近。我在什么地方都可以看见她，在什么人身上都可以看见她。她的一切细节都秘密地反刍在我的生活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奇袭而来，把我打个措手不及。比如，我现在过日子也越来越仔细。洗衣服的水舍不得倒掉，用来涮拖把，冲马桶。比如，用左手拿筷子吃饭的时候，手背的指关节上，偶尔还是会有一种暖暖的疼。比如，在豪华酒店赴过盛宴之后，我往往会清饿一两天肠胃，轻度的自虐可以让我在想起她时觉得安宁。比如，每一个生在一九二零年的人都会让我觉得亲切：金嗓子周璇，联合国第五任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意大利导演费里尼……
那天，我在一个县城的小街上看到一个穿着偏襟衣服的乡村老妇人，中式盘扣一直系到颈下，雪白的袜子，小小的脚，挨着墙慢慢地认真地走着。我凑上前，和她搭了几句话。
“您老高寿？”
“八十有六。”
我飞快地在脑子里算着，如果奶奶在，她比奶奶大还是小。
“您精神真好啊。”
“过一天少一天，熬日子吧。坐吃等死老无用。”
那天，我采访到了安徽歙县的牌坊村，七座牌坊依次排开，蔚为壮观。导游小姐给我们讲了个寡妇守节的故事，其实也都听说过：一个壮年失夫的少妇每到深夜便撒一百铜钱于地，然后摸黑一一捡起，若有一枚找不到，就绝不入睡。待捡齐后，神倦力竭，才能乏然就寝——只能用乏然，而不能用安然。
我微笑。这个少妇能够以撒钱于地的方式来转移自己和娱乐自己，生活状况还是不错的。而我的祖母，这位最没有生计来源的农妇，她尚没有这种游戏的资本和权利。一个又一个漫漫长夜，用来空落落地怀想和抒情，这对她来说是太奢侈了，她和自己游戏的方式多么经济实惠：只有织布。只有那一匹又一匹三丈六尺长二尺七寸宽的白布。
那天，我在图书馆查阅资料，翻到一本关于小脚的书，著作者叫方绚，清朝人。书名叫《香莲品藻》，说女人小脚有三贵，一曰肥，二曰软，三曰秀。说脚的美丑分九品：神品上上，妙品上中，仙品上下，珍品中上，清品中中，艳品中下……还说了基本五式：莲瓣，新月，和弓，竹荫，菱角。而居然那么巧，在这层书架的下一格，我又随便抽到一本历史书，读到这样一条消息：“……光绪十三年(公元一八八七年)，七月，梁启超、谭嗣同、汪康年、康广仁等发起成立全国性的不缠足会。不缠足会成为戊戌变法期间争女权、倡导妇女解放的重要团体，它影响深远，直至民国以后。”
那天，我正读本埠的《大河报》，突然看见一版广告，品牌的名字是“祖母的厨房”。一个金发碧眼满面皱纹的老太太头戴厨师的白帽子，正朝着我回眸微笑。内文介绍说，这是刚刚在金水路开业的一家以美国风味为主的西餐厅。提供的是地道的美式菜品和甜点：鲜嫩的烤鲑鱼，可口的三明治，美味的茄汁烤牛肉，香滑诱人的奶昔，焦糖核桃冰激凌……还有绝佳的比萨，用的是特制的烤炉，燃料是木炭。
我微笑。我还以为会有烙馍，葱油饼，小米粥，甚至腌香椿。多么天真。
那天，我在上海的淮海路闲逛，突然看到一张淡蓝色的招牌，上面是典雅的花体中英文：祖母的衣柜Grandmot，贴着橱窗往里看，我看见那些模特——当然不是祖母模特——她们一个比一个青春靓丽——身上样衣的打折款额：中式秋冬坎肩背心，兔毛镶边，一百三十九元。石榴半吐红中绣花修身中式秋衣，一百六十元……
“小姐，请进来吧，喜欢什么可以试试。”服务生温文尔雅地招呼道。
我摇摇头，慢慢向前走去。
还会有什么是以祖母命名的呢？祖母的鞋店，祖母的包行，祖母的首饰，祖母的书店，祖母的嫁妆……甚或会有如此一网打尽的囊括：祖母情怀。而身为祖母的那些女人也许永远也不会知道，她会成为一种商业标志，成为怀旧趣味的经典代言。
当然，这也没什么不好。
我只微笑。
我的祖母已经远去。可我越来越清楚地知道：我和她的真正间距从来就不是太宽。无论年龄，还是生死。如一条河，我在此，她在彼。我们构成了河的两岸。当她堤石坍塌顺流而下的时候，我也已经泅到对岸，自觉地站在了她的旧址上。我的新貌，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她的陈颜。我必须在她的根里成长，她必须在我的身体里复现，如同我和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和我孩子的孩子，所有人的孩子和所有人孩子的孩子。
——活着这件原本最快的事，也因此，变成了最慢。生命将因此而更加简约、博大、丰美、深邃和慈悲。
这多么好。
乔叶，女，河南省修武县人。已发表中短篇小说若干，出版有长篇小说《我是真的热爱你》，散文集《坐在我的左边》、《自己的观音》、《我们的翅膀店》等八部。获首届河南省文学奖及第三届河南省文学艺术成果奖，中篇小说《打火机》获本刊第十二届百花奖。现为河南省文学院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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