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霞小我一岁，属羊。

        阿霞个子不高，敦敦实实的，来城里半年了，也没有消去腮上的两块红晕。其他人开玩笑，说那是红二团。

        我穿着制服，跟着杨经理走进大厅。好多人围着桌子折纸巾，有的抬起头来看见我，就笑一下，有的头也没有抬。

        大厅里四面装着大镜子，明晃晃的。我想姚伯伯到底是国外回来的，除了带回了经营理念，也懂得视觉空间的延展魔术。在寸土寸金的市中心，盘下这么大一个门面本就不易，现在因为有个镜里镜外的缘故，竟似乎又大了一倍。

        每面镜子里都有一个我，还都是别别扭扭的样子。制服松松垮垮的，走动起来两袖清风，好像个前朝遗少了。虽说是西式面馆，门口招牌上还画了个巨大的牛仔，可制服的确设计得一点不干练，硬要搞什么中西合璧似的。看着看着，镜子里多了一张面孔，对着镜中的我嘻嘻地笑着。这是个圆圆脸的女孩子，拄着个和她一样高度的大拖把。她发现我在看她了，赶紧低下头去。

        这时候就听见杨经理说，阿霞，门口的水怎么又没拖干净，想叫客人滑跤啊。

        这女孩子就拎着拖把往门口走，突然回过头来，说，经理，我以后不用拖地了吧，有新的来了。

        经理就不屑地笑了，说，你倒想，能叫人家大学生拖地吗？

        其实除了拖地之外，杨经理也不晓得能叫我干什么。我实在是她所有安排计划之外的一个人。而她所有安排的结果，对于我来说，无非是社会实践报告上的一个大红章。我们家里都是些顶顶认真的人，具有中国特色的形式主义，有自己一套运行的游戏规则。我在大一暑假的社会实践任务，在我们家里是真正提上了议事日程的。其他同学，基本都一个星期内在居委会和父母所在单位搞定了。所以当他们找我出去玩儿的时候，听说我要正儿八经地去餐馆打工了，都有些迷惑。

        拿来拿来，我给他盖章。电话那头是个大大咧咧的声音，姚伯伯是个老江湖，自然对这套游戏规则烂熟于心。爸爸说，老姚，你误会啦，我是真要把儿子送到你那里去磨炼磨炼的。姚伯伯沉默了一下，说，那让他到信息台来吧。信息台在当时还是颇时髦的行当，是姚伯伯的另一份产业。爸爸说，不，就让他去餐馆，不吃点苦，就失去意义啦。姚伯伯嘿嘿一笑说，你行，把儿子送我这儿忆苦思甜了。你舍得了，我也就没什么不忍心的。那就磨炼吧，也让你家少爷瞧瞧资本主义温情脉脉的面纱是怎么撕下来的。

        姚伯伯是爸从小玩儿到大的朋友，后来娶了一个美籍华人的女儿，成了美利坚公民。爸爸说，姚伯伯在美国帮岳父家打理产业，据说是很有建树的。可时间长了，心尖上打了一个中国结，竟然真的就解不开。一狠心，就回来了，带了投资，在家乡开起了洋风味的牛肉面馆。当时是踌躇满志的，要在中国的餐饮界烧上一把火，准备把麦当劳和肯德基烧个片甲不留的。

        姚伯伯人很好，有孟尝之风，经常约来一帮老朋友，在他的馆子里吃吃喝喝。生意是在做，可看上去热热闹闹的，却往往是自己人。有阵子店里不是很景气，他还是吆五喝六地叫大家来吃，众人过意不去。他就说，呵呵，以为叫你们来干啥，过来给我撑台面，做广告的。

        他对员工似乎也不错，这是我后来感觉到的。他似乎不怎么照应我。这一点我倒是很喜欢，自在。

        爸是铁下心来要我锻炼，所以每天要求我一早骑着单车去上班。按理我们家在城北，坐车去市中心是方便的。不过我算懂得爸的良苦用心，就老老实实地照做。

        第一天可能是没计算好时间，狠狠地迟了一到。打了卡，我也没在意。杨经理看着我笑笑，没说什么。目光所及之处，好像人人都在忙碌，有条有理。一下子，我又好像成了局外人。我走到更衣室换衣服，到了门口，一个人影斜插出来，堵住去路。我一看，是昨天的那个圆圆脸的小姑娘。她一把拉住我的胳臂，说，跟我走。我一时懵懂得很，就跟着她走。走到杨经理跟前，就听见她说，经理，他迟到这么久，你怎么不骂他啊？

        我大吃一惊，回头看她，她脸红得有些肿胀起来，似乎愤怒得很。再看看杨经理，脸上尴尬着，却又对我笑，嘴动了动，终于说出话来，却是冲着那小姑娘的，发神经啊，阿霞，没看我忙吗，干活去。阿霞舔了舔嘴唇，挪了几步，却又折回来，我们迟到你都骂，为什么他你不骂。杨经理正在给客人落单，这回真的不耐烦了，声音粗了起来，二百五，我骂他，有人就要骂我，你拎不清啊。

        阿霞终于走了，我还莫名其妙着。定了定神，终于去更衣室换衣服。一出来，杨经理把我叫到一边，刚才的事，别跟你爸说哦。我答应着，听到杨经理说，这个阿霞，缺根筋，总要给我惹祸的。

        我一上午的工作无非是擦擦桌子，帮客人落落单。我看其他的服务生两只手端着四五只盘子楼上楼下地跑，好像挺有成就感。就对经理说我也要做，经理说，你刚来做不来的，要练好久。阿霞来半年了，都端不了的。

        忙完中午的饭时，大家坐在一起吃东西，吃得很安静，凝重得过分了。吃着吃着，工友们总归对我有些好奇，就开始问这问那。我就耐下心来答，正经八百地，大家就都说，毛果这个大学生，还真是个好脾气的人。他们说话的时候，阿霞就直直地看着我。她的眼睛真是大，目光却是涣散的，表情有些茫然，好像时刻走着神。虽说是这样，我终于也被她看得心里发毛。这时候突然听见她大声地说，他迟到，经理肯定不会扣他工资的。

        她声音这样大，斩钉截铁，似乎刻意夸张了自己的郊县口音。我心里又有了莫名其妙的感觉，很无助似的。这种感觉十分奇异，好像某些游戏规则被打破了，让我的双脚突然踩了个空。

        我抬起头，看着工友们。大家对她的话并不在意。有个叫瑞姐的，冷笑了一下，开始低下头去剔指甲。其他人只是沉默而已。气氛一时有些生硬，但也没有谁的脸上有了看热闹的人通常具备的饶有兴味的神色。

        这时候大厨王叔站起来，说，干活了，干活了。我也跟着站起来，却看到阿霞空洞的目光仍旧一路逼视着我。王叔哈哈一笑，拍拍我的肩膀，说，小伙子，我们霞子可厉害啊，哈哈哈。

        我这才觉出阿霞在这个群体中，是个异数。很不寻常的，是她自己的行为和别人对她的态度。这原本是个很世俗的群体，阿霞的旁逸斜出，似乎为它增加了一些考验的力度。而被考验的，是我。

        回到家，我无意说到了阿霞的事情。妈说，啊，老姚店里还有这样的人，乡下来的吧，这么没教养。毛羽，要不要跟老姚说一声啊。

        我突然想起来什么，不，什么也不要跟姚伯伯说，你们说，我就不去了。

        第二天我起了大早，到了餐厅，还没什么人。杨经理看见我，好像有些惊奇。她看看我说，你，其实不用这么早的。停了停，又说，阿霞的话，不要当真。

        我没想到的是，我的自律，会引起了其他人的好感，其中包括阿霞。

        中午吃饭的时候，阿霞竟坐到我旁边，吃了几口，她又开始定定地看我，突然大声地对我说，你看，你可以不迟到的嘛。

        大家又沉默了，含笑看着我，好像阿霞代替他们说出了对我的褒扬。我突然有些兴奋，是一种被接纳的感觉，可是这种感觉同样是奇特的。是一种有些幼稚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感，只是因为阿霞的一句话。

        阿霞低下头去，大口地吃东西，把汤喝出很大的声响。那是一种理直气壮的声音，一种孩童式的理直气壮。我逐渐感觉到阿霞在人群中是一个小小的权威，奇特的是，这种权威却含有某种游戏的性质，是在被众人的纵容中形成的，这一点让我迷惑。

        我想，我是个适应能力很强的人，我一旦融入了一个集体，也许不会被同化，但是也绝不企图让它去迁就我。这一点，也许注定我不会成为一个领导者。一个星期后，我在下午休息的时间里不再觉得无聊，因为可以边打盹边听王叔讲他千篇一律的黄段子，或者和小李比赛打手机上的电子游戏，又或者耳朵上夹着纸条在楼下大厅打“拖拉机”。这样久了，也没人把我当什么大学生。大家都很放得开了，男人可以说一些关于女人的下流笑话，而女人开始八卦一些刻毒的家长里短。他们不在乎我听不听，只是我不再是他们不吐不快的障碍，这一点令他们感到欣慰。这个群体浮现出了它低俗的实质，这是我所陌生的，却似乎并无困难地接受了它。

        这时候的阿霞，却是很安静的。她往往是拿来一小箩纸巾，一个人躲在角落里慢慢地折。开始动作是机械的，中规中矩的，她脸上的神情也是相当肃穆的，是完成使命的样子。渐渐自己也感到烦腻了，就折出许多花样来，脸色也跟着活泼了。折的多是些中看不中用的形状，很繁复，但失去了纸巾的功能。这时候，如果有人问，阿霞，你折的什么啊！她就会把先前折好的模型迅速地抖开，再规规矩矩地折成千篇一律的样子。

        终于有一次，在下午一场酣畅淋漓的牌局之后，我起身去厕所。经过阿霞的时候，突然听到她大声地说，你怎么跟他们一样哦，你是大学生哎！

        我回过头去，看到她十分认真的表情，脸色又是通红的，却是个悲愤的模样。我一时间语塞，仿佛又是秀才遇到兵了。

        拌凉菜的四川师傅小李，就打着哈哈说，阿霞妹子看不上我们，看上状元郎哩。大家就很凑趣地笑，是替我解围的。

        阿霞却恶狠狠地接上去，我就是看不上你们，我就看得上状元郎。我家弟弟就是个状元郎。我诧异极了，因为这些话阿霞几乎是喊出来的，肩膀抖动着，竟像是歇斯底里了。她大而空洞的眼睛却是要将我吸进去一样。我突然有些恐惧，觉得自己好像前世亏欠了她。

        大家散去了，阿霞重新坐了下来，认认真真地将纸巾折下去。

        接下来的下午，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原本是可以不发生的。

        我们的工友里，有个安姐，是个很温柔和善的人，对谁都很好，还都是默默的好。这种好的表现往往是拾遗补缺的形式，你制服穿得不整齐，她叫住你，给你理理顺；你给客人擦桌子，匆忙了，擦得不干净，她就过去给你补上一把；你有事要找人代班，常常也第一个想到她。她是个最好说话的人。

        我刚来的时候，安姐已经怀孕四个月了。按理讲，这样的体力活，是不好做下去了。可大家知道她家里要钱用，也因为她的好，都没有人说什么。杨经理也是睁只眼闭只眼，只是让大家关照着她。后来有次姚伯伯看见了，很惊奇似的，说这个样子，出了事怎么办，当场就要辞掉她。安姐不说话，眼睛却红了。她换了衣服出来，去经理室结账。杨经理却跟她说，你留下吧，我跟姚总讲了。姚总说，总归你不要硬撑着做。

        傍晚是生意的高峰，又是周末，这样的时候，再多的人手也是嫌不够的。大家都很忙乱，安姐却在这个时候出了差错。其实不是很大的事情，安姐端着一碗汤面，摆到桌上的时候倾斜了一下，洒出了一些到外面，却又溅到一位女客的裙子上，这客人自然是很恼怒，当场站起来，说了批评的话。其实公平地讲，这些话讲得是不过分的，这客人也是知识分子模样，无非说的是些大着肚子怎么还出来做事之类的，说得安姐把头深深低下去。这种事情在餐厅里也是常有，大家也没太在意，知道杨经理远远看见了，自然会过去摆平。可是这回，却看到阿霞拎着拖把，几个箭步过来，指着那女客的鼻子破口大骂，虽是带着乡音，却听得出骂得很难听，翻来覆去只是几句，句句都是关于女性最隐秘的部位。那女客愣住了，突然神色紧张起来，脸开始红一阵白一阵。阿霞却越骂越勇，女客竟不知如何还口，终于哭了。这一幕来得突然，众人都有些发怔，待到安姐醒悟，要掩住阿霞的口，杨经理已经过来了。杨经理呵斥着，阿霞却还在骂，失控似的，骂的话还是苍白而不堪，眼里却闪出了光芒，仿佛是成就了一番事业。

        啪！杨经理一个巴掌重重落在了阿霞的脸上，她自己的手先缩回去。阿霞呆了一下，脸上泛起了奇异的笑容。她拾起拖把，十分镇定地走了。

        我很吃惊。杨经理在给客人赔不是。客人这时终于缓过神来，嘴里劈里啪啦，把原本对着阿霞的针尖麦芒都向杨经理射过来。杨经理没有一丝愤怒的神情，躬着背，嘴里絮絮地说着什么。在旁人看来，她却是忍辱负重的。

        晚上我加班，打烊的时候，杨经理端着一杯茶，深深地叹了口气，对我说，这回，阿霞可能真的是留不住了。

        接下来，我就知道了阿霞的事情。阿霞姓陈，她的父亲原本是面馆里的白案师傅，在店里做了很久的。手艺好，人也好。他没了老婆，留下一儿一女。小的是儿子，是他很骄傲的，在县里上了技专，在当地就是有了大出息了。陈师傅每每说起来，脸上都带了光，说他一个人跑到城里来打工，就是为了供儿子读书。女儿他就很少提，似乎也不愿意提。众人也并不问，想这些乡下的姑娘，也是大同小异的。陈师傅为人勤勉，为了多挣些钱，就常给人代班，经常是没日没夜。终于有一天，他在蒸小笼包的时候打起了瞌睡，懵懵懂懂，整只手就伸进了做肉馅的搅拌机里，机器运转得快，他来不及抽出来，当场手就没了。这件事很不幸，虽是因为他自己的疏忽，大家却都很同情。姚伯伯给他算了工伤，支了两万块给他，又想到他以后日子的难过，就又多加了一万。按理这件事情，店里对他是很厚了。可他从医院出来，到了店里，当着众人的面就给姚伯伯跪下了，说姚总对他恩重如山，可他却还有件开不了口的事。然后他就说，自己现在算是失去劳动能力了，将来总怕要坐吃山空，家里还有个上学的孩子，这就是难上加难。他想着，能不能让闺女来接他的班，好歹家里还有个挣钱的人。姚伯伯问起这女儿能做什么，他也是反反复复地说，什么都能做，什么都能做。

        阿霞到来的时候，众人是喜欢的。一来心里多少都带着些怜悯，二来阿霞的样子很敦厚，说起话来，似乎也很规矩。她自然是不会做白案的，经理开始分配她些轻省的活，她就很勤力。比如折纸巾，因为枯燥，别人往往做起来三心二意。可她却心无旁骛似的，折起来，像是开动了马达的机器，无休无止的，总要外力的介入才停得下来。也是这件事，让人开始觉得她似乎有些发痴。她的手脚其实又是粗笨的。日子久些了，经理也试着让她做复杂些的活，比如给客人上菜。她上手的碗盏，却经常遭受破损的命运。可是她的记忆力，似乎又是异乎寻常的好。因为给客人落单这样的事，在餐厅里为了运作的快捷，所有的菜式都是排了编号的，就是一道菜对应一个编号。服务生到了后厨，直接把编号给师傅就好了。这就很考验服务生的反应能力，客人点了菜，要立即落实到编号上。旺季里，店里有一百多道菜。刚来的工友，出错是常有的事。可是阿霞来那天，只把菜单看了一个中午，以后落单似乎就没出过错。这件事，被工友们传得有些神乎其神了。

        从此，经理就让阿霞专下心来，做拖地、折纸巾和落单这三样工作。这几样比起其他工友的工作，是见缝插针式的。虽然单调，阿霞却很尽责。好像是机器齿轮间的润滑剂，不显眼，却也不碍眼，是时时处处发挥着作用的。

        到了后来，大家发现了阿霞一些奇特的地方。在旁人最吵闹的时候，她往往是安静的。细细看去，她眉宇间这时候竟会带着悲意。这就和她敦厚的五官很不相称，生出了人小鬼大的滑稽。大家开始以为她是为了父亲，可到了她欢快的时候，似乎又判若两人，这就让人很费解。再到后来，她就在众人面前大起嗓子，开始说些不着边际的话，配合着粗鲁的举止。开始觉得她是孩子气。可有一回，一件极小的事情，竟让她嘶喊着，使劲地薅起自己的头发来。这实在就让人莫名其妙了。

        这样过了一个月，有天一个工友来，说是阿霞父亲的一个同乡终于告诉他一些内情。原来阿霞这孩子是有病的，是脑子的病，不知是何时落下的病根儿，总之发作起来是一时悲悲戚戚一时呼天喊地的。家里请过神，驱过邪，究竟也没有治好。不过这孩子不发病的时候，是极好极懂事的。大家纷纷颔首称是，心情却都很复杂。有人终于说，陈师傅这个人，把个有病的孩子送出来，怎么就放得下心来。又有人说，万一出了事，这不是给人家找麻烦吗，看他老老实实的一个人，怎么就这样把姚总给涮了。

        这时候大家朝阿霞看过去，她正安安静静地坐着折纸巾。工友们嘴里说着他父亲的不是，心里对这个小姑娘，却是越发地同情了。

        跟着，这件事情的发展是阿霞自己不知道的。餐厅开了会，讨论过，还投了票，最后姚伯伯拍板把阿霞留了下来。以后大家对阿霞都很留心，她不知不觉成了大家心中的块垒。以后人们对她越发地宽容了，一些原则之于她也变成了无原则。这种心情，往往是对弱小的动物才有的。

        听到这里，我忽然明白，阿霞是幸运的，一个集体达到了怎样的默契，可以这样给她宽容与照顾。

        我也明白，杨经理之前说到阿霞“缺根筋”，也并非仅是象征性的，而是有所指。我也明白，她让我不要告诉家里，无关自己，原来也是出于对阿霞的保护。

        临走时，我说，经理，下午的事，我不会跟家里说的。杨经理摇了摇头，又叹了口气，说，这件事大了，你不说，也自然有人会去说的。

        自然有人会去说。

        这个人是谁已经不重要。但是姚伯伯的恼怒的确是空前的，在我印象里，他是很少大起嗓门儿说话的人。可是这天下午，却有很激动的声音断裂着从经理室里传出来，偶尔静下来的时候，是杨经理低声下气的申辩，然后又被更激动的声音淹没了。

        谁都知道，和客人当面发生争执是饮食行业的大忌。在食肆林立的湖南路步行街上，姚伯伯的面馆经过这些时日的苦心经营，才算是站稳了脚跟，生意有了起色。商场如战场，里面有多少明争暗斗，不为外人道。姚伯伯是个义气的人，却也有商人的心计和手段，现在店里规模虽不算很大，也是当年挤垮了隔壁的“老巴子”川菜馆，盘下了对方的店面扩建的。姚伯伯说过，开饭馆，最要紧的是声誉。“老巴子”就是输在了声誉上。这一回店里出了这样的事故，在同行看起来，无异于自绝生路。

        姚伯伯终于黑着脸出来，眼睛在人群中扫视着，寻找着阿霞。阿霞远远地坐在角落里，折着纸巾，眼神依然是涣散的。“阿霞”，姚伯伯这回的声音其实不大，语气却很阴沉。阿霞远远听见了，身体似乎抖动了一下，抬起头来，是个木然的表情。她的手停住了，一张折好的纸巾还未放在箩里，也僵在了空中。

        阿霞没有动。

        “姚总”，是安姐温婉的声音。姚伯伯出其不意地转过头去，看见安姐用手护着肚子，艰难地站起身来。“姚总，让我走吧。阿霞是为我，你留下她，让我走。”她吃力地把手绕到身后，开始解着身上的围裙。解下来了，看着姚伯伯，脸色平和，并没有上次险些被辞工时的悲戚神情。

        姚伯伯依然虎着脸，吸了口气，说道，小安，没有你这样求情的。这不是谁代替谁的事情，我这里不是收容所。

        这句话说得很硬，一锤定音了。姚伯伯转身走回经理室，杨经理跟着进去了。

        安姐有些焦急，愣了一愣，突然对我说，毛果，你去，你去跟姚总说。所有的目光投向我。我看了一眼阿霞，她依旧木着，好像个局外人。

        我敲开经理室的门，会计正走出来。姚伯伯看到我，语气温和下来。我的口才原不是十分好，但终于还是把该说的话说完了，其中不乏一些恭维他以往仁政的意思。

        姚伯伯摇摇头，毛毛，伯伯总归都是个生意人。有些事情，人情是人情，原则是原则，不能混在一处了，你还懂啊？

        我自然是懂的。

        来接阿霞的是她父亲，就是我没见过的陈师傅。只是我没有想到他会这样苍老。黑瘦的一个人，不是健康的黑，很晦暗的颜色，从皮肤底下渗透出来。身形是佝偻着，他本不算矮小，这样却也要抬起头来看人。脸上带着笑，是一成不变的，或者说是以不变应万变的，讨好的笑。这大概也是他在磨难中历练出来的。我突然在他身上看出了某种郑重的意味。头发是刚理过的，也许是在很便宜的理发店里理的，理得参差，却的确是刚刚理过。穿了不合身的一件中山装，很干净地发着旧。一只袖子底下，是空荡荡的。

        姚伯伯很淡地和他客套了几句，他脸上堆着笑，神情却是木的。嘴里翻来覆去，都是几句，说自己命不好，养了个死女子，姚总怎么都是自家恩人。说得多了，姚伯伯倒有些尴尬，打断他的话头，说，你在老家过得还好吧？

        他反倒沉默了。阿霞在他身旁拥住他，死死地扯住他那只没了手的袖子。突然她抬起头，开了口，我爸，他没回老家。

        陈师傅有些瞋怒地看她，阿霞和他对视着，却突然得了胆似的，说，我爸没回老家，他在雨花台的工地帮人做工。我爸帮人做小工，一天十五块钱。

        陈师傅伸出左手，巴掌重重落在阿霞的身上。他的脸羞红着，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当时他让阿霞来顶工，是说自己失去了劳动能力，只有回老家去了。他是个老实人，这对他而言，是个承诺。

        他在阿霞身上一下下地打，下了狠力。我们却都看到了他手上的伤口，很深，不规则的，有些还往外渗着脓，好像被腐蚀过，难以愈合了。

        老陈，姚伯伯喝住他，口气和缓下来，你的手，手怎么回事？陈师傅听了，迅速地把手藏到了袖子里，嘴里很轻地说，翻石灰，石灰咬的。石灰不好，结块了，用手掰的，不打紧。

        我们明白过来，工地上有些工具，他是没法使用的，他只有一只手。

        他终于说，他现在依旧很难。儿子学校要交赞助费，钱不够，他只有出来做。姚总给的几万块，都还了先前给老婆治病欠下的医疗费。他千不该万不该，对姚总瞒下阿霞有病的事情。他不能再错下去，这就领阿霞走。

        阿霞突然哭了出来，陈师傅又是重重地打下去，嘴里骂，死女子，又犯病了。阿霞却拗了劲儿地拉住他，一边哭，嘴里清清楚楚地说，爸，我没病，你别让我走，我能帮你挣钱。

        陈师傅挣脱了阿霞，拎起她的行李，说，走吧，走了总归轻省了。

        父女两个往外面走，阿霞突然变得很顺从，拉住父亲那只空荡荡的袖子，闷不作声地跟上。

        等等。姚伯伯叫住了他们，老陈，你这带阿霞到哪儿去？

        老陈叹了气，说带到工地上去。自己做到月底不做了，回老家去。工地上都是爷们儿，带着她不放心。让她一个病孩子在家里待着，还是不放心。

        姚伯伯说，你把阿霞留下吧。我想好了，让她留在后厨帮忙吧。工资不少她的，都是熟人，好有个照应。你钱挣得差不多了，就带她回去。

        看到大家用惊奇的目光看着自己，姚伯伯有些自嘲地大声笑了。我想，这个朋友爸爸是交得没有错的。

        阿霞终于又留了下来。

        阿霞是留下来了，却没有了先前的活泼，对谁都小心翼翼的，好像是捡回了一条命的人，规矩得有些过了，似乎总是在防范什么。听到有人叫她的名字，也惊醒一般。和她熟了，工友们也都能看出她精神不对的苗头，往往都是安姐把她带到餐厅后面的宿舍去。过了那一阵，也就好了。

        干活时她依然很卖力，也是过了，谁都看出有了感恩的成分。别人都休息下来，她还是一遍遍地拖地，要不就是无休无止地折纸巾。有客人来了，她就很自觉地到了后厨里待着，似乎要把自己掩藏进去。

        她和谁也相安无事，彼此间却疏远起来。大家没有了开她玩笑的企图。曾经自诩为她的追求者的四川师傅小李，也偃旗息鼓，和她有了相敬如宾的样子。工友们说起她，都觉得可怜，也不过如此。阿霞渐渐变成了一个有当无的人。

        对于我，阿霞似乎知道我为她求过情，变得格外恭敬起来，恭敬之外就有些躲闪，似乎很生分了。

        阿霞的变化这样大，却是入情入理的。她的病，是她要防范的东西。

        我打了电话给我中学的一个哥们儿，学医的。我讲述了阿霞的种种，他听完后，很肯定地说，是狂躁抑郁症，轻度的，但是很典型。

        我想了想，问，这种病严重吗？算是……精神病？

        嗯，不过如果没有激惹诱因，一般不会产生破坏和攻击性行为，基本没有什么危险性。你们这些凡人，就是把精神病人都当疯子，这是很不科学的。

        我说，行了，我不是说这个，那，好治吗？

        那头停了停说，毛果，建议你不要多这个事。这么麻烦的小姑娘，不适合发展成为打工恋情的对象吧？

        接着，他开始自说自话一些不着边际的事情，好像个花痴。

        我说，哥们儿，你思觉失调加妄想症到了晚期了。就把电话挂了。

        不过，他说对了一样。我确实很想对阿霞好，突然间的。

        阿霞身上某种东西在慢慢地凋萎，让我感到不忍。

        这天黄昏的时候，有客人进来了。阿霞像应激反应一样，站起身来，迅速地把折好的纸巾收拾到竹箩里头，往后厨走过去。

        她对自己的自制力，已经没有了信心。

        我拦住了她。她抬起头。没有开灯，仄仄的走道里头光线黯淡。看得见的，是阿霞很大的眼睛里，有些冷漠的光。阿霞，想去看电影吗？我问她。她仍旧是冷漠的。我说，走吧。

        我是个很少冲动的人，然而冲动起来，也很少考虑后果。我拉着阿霞走出门去，甚至忘记和同事调班。

        电影院是不远的，就是街口的“大光明”，在放杜琪峰的《枪火》。

        那时候的杜琪峰，没有现在这样火。他的电影是一直很好看的。我是个看电影投入的人，看着看着，就投入进去了，忘了四周围的种种，也忘记了阿霞。

        阿霞睡着了，我并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睡着的。

        她正发出很沉重的鼻息，像是很久没好好睡过了。这时候的阿霞，脸上神色很坦然，嘴唇翕张着，竟有些笑意。眉头似乎微微皱起，带着蛮憨的神情。这还是那个天真的阿霞。

        我没有叫醒她。有一刻，她仿佛是要醒了，可是咂吧了一下嘴，换了个姿势，又沉沉地睡过去。

        她醒来的时候，电影已经快要结束了。

        出来的时候，阿霞突然说，这是我第一次在城里看电影哎。接着又说，这个电影不好看，不搞笑。

        她说她上次在县里电影院看电影，放的是《少爷的磨难》，陈佩斯演的，那个片子很搞笑。阿霞问我，毛果，你还喜欢陈佩斯呀？

        我说，喜欢。阿霞突然兴奋起来，说，是啊，我最喜欢陈佩斯啦。

        阿霞眼睛里有了光亮，她开始向我历数她看过陈佩斯演的电影和小品。她说她最喜欢那个《主角与配角》，这时候，她停下来，似乎在琢磨什么。再抬起头来，就大声地对我说，毛果，我演给你看。

        阿霞开始表演，一人分饰两角。不是比划，而是实实在在地去演，声情并茂的。在傍晚的步行街上，阿霞旁若无人地表演起若干年前的经典小品。阿霞有这样好的表演天分，没有一丝做作，浑然天成。我终于被她逗笑了。这时候有了行人驻足围观，阿霞似乎并没有收敛的意思。我赶紧叫她停下来。

        阿霞，你演得真好。我由衷地说。

        他们说我学宋丹丹最像了。阿霞有些得意，然后又说，不过我觉得我像高秀敏，我胖。

        高秀敏是个很憨实的小品演员，没有宋丹丹漂亮。阿霞很诚实，她没有女孩子们趋利避害的心机。

        阿霞看着我，突然笑了。这是个很放松的笑容，阿霞的脸，生动和好看起来了。

        我问她，阿霞，饿吗？

        阿霞好像突然想起来什么，很焦虑地说，哎呀，这么晚了，小李肯定不会把小菜留给我了。

        阿霞的晚饭是餐厅里下的光面，两块钱一份。光面就是不加任何配料的面条。不过餐厅里有个规矩，中午厨房里配好的小菜，是不可以留到晚上给客人的。所以这些菜，可以由厨师自己支配。传说拌凉菜的小李以前追求阿霞，所以把这些剩下的小菜七七八八地都留给阿霞。小李也是个很实诚的人，这个习惯沿袭下来，到现在并没有什么改变。

        阿霞还在发着愁，我说，阿霞，走，我请你吃其他的。

        到了必胜客门口，阿霞回头就要走。

        嘴里说，装修得这么好，这么洋的地方肯定要很多钱。姚总上次跟我说，这些钱到底都要算到顾客头上的。我不吃。

        我说，我请你吃啊。

        阿霞很拗地说，不吃，不划算。

        我把她拉进去，点了一个锦绣大批，要了两杯橙汁。阿霞看见了价钱，很不安的样子。我说，阿霞，偶尔吃一下的，又不是天天吃。

        批萨端上来的时候，阿霞却很惊喜，说这么大啊。我夹了一块给她，她小小地尝了一口。我问，好不好吃。她点点头，说，很好吃，跟着大口地吃下去。

        阿霞吃东西的态度也是很诚恳的，很带劲儿地吃下去。吃得高兴了，还对我笑一笑，像是和我分享其中的快乐。

        吃完了，阿霞说，我小时候，妈给我和我弟烙的油饼，跟这个味道很像。不过没有这个大，也没有这个好看。

        谈起自己的母亲，阿霞似乎也并没有很黯然的神色，好像在说一个还在世的人。她用手指拈起盘子里的一个饼渣，放到嘴里细细地嚼，很认真地回味。然后说，我要带我弟来吃。

        回去的路上，阿霞的话多了起来，跟我讲他们家乡的事情，还有她和她弟弟的事。其实很多都是琐事，但是阿霞是用很怀念的口气说的，加了很多感情的色彩，我听得也很有兴味。

        阿霞突然说，毛果，我下次要请你的。我爸说，女孩子不能占人家的便宜。她这样说，让我有些愕然，心里也多少有些凉下去。

        可阿霞从那以后，似乎情绪真的活泛了一些。和人相处，又有些恢复了落落大方的态度。而她对我，则是变得很亲近了。这是我始料未及的事，大家也是有些惊奇的。阿霞对人的友好是不加掩饰的。到了休息的时候，她往往就坐在我的身边，跟我说话。因为经验的原因，话题也都是很单调的，但是她也会一直不停地，兴致勃勃地说下去。

        有一次，大厨王叔就打趣说，毛果，阿霞对你这样好，你可不能欺负她哦。

        阿霞立刻很严肃地站起来，似乎要澄清什么。她说，你乱讲，我是喜欢毛果，可人家是大学生，爸妈是教授哎。她似乎为了表明她清醒的态度，又郑重地补充了一句：我们是不会有结果的。

        我自然是大吃一惊。这最后一句，大约是阿霞从电视上看来就地引用的。这是很让人尴尬的话，让胸无城府的阿霞说出来，却莫名地有了悲壮的意味。

        工友们也都愣住了神，忽而哈哈大笑起来。我也只有凑趣地跟着傻笑。

        有一天，整个上午阿霞脸上都挂着喜色，旁人问她什么事，她也不肯说。到了下午休息的时候，阿霞很神秘地告诉我，她弟弟到南京实习，要来看她了。

        这当然是件好事情，我也为阿霞高兴起来。

        到周末的时候，阿霞弟弟真的来了。工友们都有些意外，因为他和阿霞似乎并不很像是姐弟两个。这是个瘦高的男孩，长得很文气，原本是个好孩子的模样。但是他又挑染了很黄的头发，身上穿着时髦却廉价的衣服，这就使他多少显得不很本分。他说起话来，目光游离，又有些和年龄不相称的世故神情。为了阿霞的缘故，工友们和他客套着，他似乎有了厌倦的情绪。阿霞始终是很骄傲的样子，好像在向众人出示一件宝物。大家也都知道这男孩子在他们家里的地位举足轻重，因此依然保持着很客气的态度。

        到了快晚饭的时候，杨经理说，阿霞，叫你弟弟在店里吃饭吧，我来请。阿霞却说，不用啦，我要请弟弟吃“必胜客”。

        阿霞说这话的时候很硬气，像是做了个很大的决定。众人就很迁就地笑。

        阿霞说完，又拉住我说，毛果也去。

        这对我是格外的礼遇，工友们就开始起哄。我就说，阿霞，你和弟弟去吧，你们姐弟两个，肯定有好多话要讲，我在也不很方便。

        阿霞说，你上次请了我。我一定要请你。我下次再单请你，又要多花很多钱，所以要你一起去。

        阿霞这样直统统地把自己的小算盘说出来，我就推辞不了了。

        到了必胜客，阿霞直接地点了上次的锦绣大批。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品种，但我知道阿霞是不会变通的，她是个实心眼儿的人。

        已经落过单了，阿霞弟弟又突然说想要一杯卡布其诺，说是自己很喜欢喝的。阿霞并不知道这是种什么饮料，服务生又来了，就支吾着说不出来。她弟弟有些厌烦，抢过她的话头去，大声地说是卡布其诺。阿霞并没有不高兴，直说弟弟是见过世面的人，是自己太土了。

        阿霞极力想让气氛活跃些，就说了很多自己在城里的见闻。看到弟弟并不感兴趣，就岔开话去，问他有没有去看父亲。弟弟说没有，不想去看。阿霞听他这样讲，就沉默了。隔了下子就又说，还是去看看吧，爸都那样了，都是为你。弟弟就不耐烦地说，是他自己要那样，告诉他不要再寄钱了。我和同学借钱交了赞助费，他那样挣，不晓得要到什么时候才凑得齐。

        这样一来，姐弟两个话不投机，有些不咸不淡。她弟弟就和我说话，开始也是这个年纪的男孩子通常的话题，英超甲A之类的。他说这些的时候，用的是很刚愎自用的语气，指点江山似的，这也是这个年纪的男孩子时常会有的。阿霞在一边只是听着，脸上却显出了十分欣赏的表情，似乎都是她闻所未闻的见识。后来说起专业，他知道我是学文科的，就很武断地说，文科多没前途啊。说完了，自己就把场冷下来，有些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意思。阿霞赶紧接上话去，说毛果是在N大读书的哎。这样一来，他就又改变了态度，变得很向往了，说N大是全国重点啊。他们这回实习，要在N大听一个月的课。然后又说，他们学校，明年会有几个到N大进修的名额，他在班上的名次是很靠前的，估计是没有问题。问我能不能帮他打听一下课程的安排。我说可以，他就和我互留了联系方式。

        到快要吃完的时候，阿霞弟弟说想要尝尝火焰冰激凌。这是这一季新上的甜品，价格是很贵的。我有些担心，问阿霞钱够不够，说我来请你弟吃吧。阿霞忙说，够的够的。说的时候很自豪，又问她弟弟还想要吃什么。

        到了付账的时候，阿霞掏出的都是些零票，好像是攒了很久了，但数目的确是够的。

        送她弟弟走了，阿霞一路上仍旧欢喜着，说原来大学生都喜欢吃“必胜客”。

        到后来姚伯伯和爸谈起我打工的那几个月，说是店里的多事之秋。这话说得是没错的。

        工友们也说，似乎在之前很长的时间里，也并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过。

        这天晚上快打烊的时候，杨经理走过来，用很低的声音跟我说，毛果，去把店里的人帮我叫齐。

        她说这话的时候，用的是很阴郁的口气。在我的印象里，杨经理似乎总是和颜悦色，处变不惊的。她看出了我的诧异，就低声地补了一句，店里丢了钱。

        人叫齐了，杨经理就说，今天上午她从银行取了七千块。因为一时匆忙，就交给前台的收银小张，亲眼看着小张锁进了抽屉里。下午三点多的时候，小张告诉她钱不见了。因为怕影响店里的生意，她一直没有声张。看现在的情形，偷钱的左右不过今天当班的人。她说，大家平常相处得这样好的，她不想报警。谁拿了钱，心中有数，私下里交给她，或者可以既往不咎。

        遇到这种事情，做没做的，似乎都在心里发着虚。工友们一个个的头都低下去。王叔狠狠地把手上的烟头往地上一掷，说，×，手脚这样不干净的，去偷金陵饭店哎，跑到我们小店里来作怪。

        收银台的小姑娘嘤嘤地哭起来，因为这个人要是查不出，她就要承担很大的责任了。这时我后面就有人小声地说，其实对这个新来的女孩子，却是最不了解底细的，监守自盗也未可知，或者她就指望着店里网开一面呢。

        杨经理叹了口气，说，你们都好好想想，我也不想为难谁。

        这时候阿霞站起来，说，我知道是谁拿的。

        大家朝她看过去，她的脸又是涨红的，很激动的样子，好像下了很大的决心。

        不待人问她，她转身朝更衣室跑过去。出来的时候，手里捧着一个饭盒，打开了，里面是码得整整齐齐的一沓钱。

        饭盒是安姐的。

        一瞬间，大家的心情变得很复杂。事情解决得太过利落，如释重负了，又觉出这件事情有了不寻常的性质。有人终于说，阿霞，不是又犯病了吧？

        阿霞依然涨红着脸，不说话。

        沉默了一阵，有人又说，阿霞，安姐平常对你最好哎。

        这一幕在我看来是奇异的了，是非的界线忽然变得很模糊，人们的立场微妙地游移，失去了标准。

        安姐终于站起来，说，是我拿的。

        她说，你们不要怪阿霞。这钱我拿了，就没准备还回去了。我是没有脸在店里待了。经理，你做个好人，让我走吧。

        她又看了阿霞，说，阿霞，姐以后不能照顾你了，你自己要好好的。

        阿霞是很漠然的神情。

        杨经理说，你走吧。今天晚了，明天来领这个月的工资。她又对大家说，今天的事，不要说出去。小安家里难，恐怕还是要在别家的店找工做的。

        安姐很感激地看了杨经理一眼，走了。

        大家看安姐大着肚子，蹒跚地消失在夜色里头，都觉得有些凄凉。

        再回头看阿霞，目光就很隔阂了。

        第二天，安姐并没有来。再后来，有人就说，安姐出事了。

        知道的人说，安姐住在医院里，肚里的孩子没了，被她老公打的。

        原来安姐家里的状况，比我们知道的更加艰难。她老公，是个下岗的工人，很久没有找到工作了，还有个有病的婆婆。她怀孕这么久，依然要出来挣钱养家。老公原本脾气不好，心里烦闷，竟又染上了酒瘾和赌瘾。她在家里就要经常挨打，无缘无故的，只是因为老公要发泄。出事的前个星期，她老公又出去赌，赌输了很多钱，还不出，门口的墙上，就被债主用红油漆写下了恐吓的话。她老公逼着她想办法，想不出办法，仍然是打。她被逼得走投无路了，那天看到杨经理手里的钱，人也糊涂了。

        丢了工作，老公不分青红皂白又打了她，这一回下了狠手，硬是把她打得昏死过去。送到医院里，下身还淌着血，命是保住了，孩子却没了。

        大家就想起，以前休息的时候，安姐拿着一个小木锤子，在桌上砸核桃的情形。她说，多吃核桃，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就会很聪明。将来就有出息，不会像她这样命苦。她这些核桃是不会分给别人吃的，除了阿霞。

        杨经理说，今天提前打烊，我们去看看小安。

        快到医院门口的时候，我们才发现，阿霞不见了。

        我们找到了病房，安姐还没有醒过来。床头边是个女孩子看着，说是她妹妹。安姐的脸白得好像一张纸，神态还是温和的。肚子那里，现在是塌陷下去了，身形就小了很多。原来她是那样瘦弱的一个人。

        我们在一旁默默地看着她。杨经理问她老公呢，她妹妹忽然就很激动，说那个×养的，把我姐送进医院就没来过。

        安姐醒过来，看到我们就撑着要坐起来。起来的时候，习惯地作了个护住腹部的动作。这一回，手却摸了空，她愣了一下，眼睛倏地红了。

        这时候阿霞进来了。

        她闷不吭声地走到病床跟前，找到安姐的手，把一个信封塞过来，又跑了出去。

        信封里面是一沓新崭崭的一百元。杨经理用手捏了捏，说，阿霞把她银行里的钱都取出来了。

        安姐对我说，毛果，把阿霞叫回来。

        阿霞并没有走远，迎着住院区的大门口站着，头上白炽灯的光线把她的影子拉成了长长的一道。我喊了她一声，她只管低着头，右脚在左脚上来来回回地蹭着。

        我说，阿霞，安姐叫你呢。

        她不做声，我拉了她一下。她却露出惊慌的神色，用手紧紧抓住铁门上的栅栏。

        我说，阿霞，去吧。

        阿霞静默地走进病房，安姐向她招招手。

        她犹豫了一下，还是走过去，把手放在安姐的手里，突然俯到安姐的身上，大声地哭泣了。安姐叹了气，轻轻地抚摸了她的头发，她就更大声地哭起来。

        终于有护士走进来，对她说，你这样哭，对病人身体恢复是很不好的。

        阿霞不理她，只是一径地哭下去。

        因为开学了，我的打工生涯告一段落。临走的时候，工友们送了我一套精装的《唐宋诗词详注》，都说，毛果是个读书人，送书总是没有错的。姚伯伯对爸爸说，毛果不容易，和我们的员工打成一片了。

        工友们说，毛果，你一定要来看我们啊。

        我说，一定一定。

        小李就起哄说，不看我们也要来看阿霞啊。

        阿霞就用拳头很使劲地捶他。

        过了些日子，我真的去看他们了。大家都很高兴，说毛果还记挂着我们。

        聊了一会儿，也没看到阿霞。

        王叔说，阿霞走了。

        我说，被她爸接走了？

        王叔摇摇头，就有人示意他不要说下去。王叔很愤然的样子，怎么不能说，这事霞子不做，我总归都是要做的。

        我走以后，阿霞做了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这是谁也想不到的。

        原来，安姐流产以后，连生育能力也失去了。她那个混蛋老公，就以此为借口要和她离婚。后来知道，她老公早在外面有了姘头，是个很有家底的女人。先前种种对她的刁难，都是蓄谋已久的。安姐虽然很不忿，心底却还很爱这个男人，狠不下心来和他离，自己寻了短见。终究是没有死成，就这么拖下去。她老公其间又给她很多折磨，手段残忍，竟是怀了报复的心理了。谈起这个男人，谁都说是得而诛之，然而毕竟是别人的家事，似乎又奈何不得。

        有一天传来消息，说这个男的被人砍伤了，这是大快人心的事。又有消息传来，说砍他的人竟然是阿霞。

        后来听说，阿霞做这件事情，竟是事先就有了缜密的计划。她有次跟踪了这个男的，摸清了他姘头的住处。有天晚上，就带了把菜刀，等在门口。等了整整一晚上，那男的醉醺醺地回来了，她上去就把他给砍了。她下手时，是朝死里砍的，可毕竟是个女孩子，只是把他的肩胛砍成骨折而已。不过，整只耳朵是被她砍下来了，阿霞竟把那只耳朵剁得稀烂。这么着，该是没有女人会看上他了。

        阿霞做完这件事，就近找到个派出所自首了。王叔说，她在局子里，只是反反复复地说一句话。

        她说，我有神经病，神经病杀人是不犯法的。

        听到这里，我心头狠狠地痛了一下。

        王叔说，后来杨经理去做过一个笔录。回来说，霞子被送到了一个拘留所。过了两个月出来了，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他又想起什么来，说，杨经理上次去，回来讲阿霞留了样东西给你。我给找出来了，你等着。

        王叔返身去了更衣室，再出来，手上小心翼翼地捧着。仔细看了，是一个菠萝，用很多的一分钱的纸币折叠拼接出来的，手工精致，有些乱真了。因为这些纸币都是崭新的，颜色也很光鲜，黄灿灿的。然而，在果蒂的地方，是一个很大的缺口。王叔叹了口气，说阿霞花了好多力气在上面，到底还是没折完，你好好拿着，不要让它散了。

        回家后，我找出阿霞弟弟的电话，打过去，已经是空号。

        又过去了一年，阿霞弟弟有天打来了电话。他说，他们学校去N大的名额，都被有关系的人占了。他被别人挤掉了。他问我家里在N大的某专业认不认识人，能不能托到关系。

        我告诉他不认识。他有些失望，就想把电话挂了。

        我问他，你姐姐怎么样了？

        他说，结婚了，男的也是个脑子有病的，跟她很般配。

        我有些错愕，说，你姐对你很好，你怎么这么说她？

        他冷笑了一下，说，好？我怎么没觉得。别人家里人都会给小孩作打算，通路子，我家里的就只会给我找麻烦。她砍了人，还是我去找人从局子里捞出来的。

        到了快毕业的时候，我去了电视台实习。爸有个同学老刘在台里做副台长，去了就把我安排到新闻部。

        新闻部经常有去一线采访的机会。我去的时候正好赶上了当年的抗洪抢险专题，就跟了车去一个沿江的郊县采访。这类专题，惯常是有些歌功颂德的意味。到了地方，采访的，也都是当地的头头脑脑。这样打着哈哈大半个上午过去了，也并没有意思要去抗洪的现场。我问主任，他就说，今年汛期短，现在其实已到了抢险的尾声，去了也未必拍到好题材，要用的时候，自会把以往的实况录像切来应景。

        到了中午，政府的领导亲自出面款待，内容又是很丰富的。一桌都是大碗大盏，似乎并不是这个贫困县拿得出的气派。觥筹交错之后，县长跟秘书示意了一下，秘书拿了一沓信封出来，只是往采访队人手一封地塞，嘴里说着辛苦辛苦。

        到了车上的时候，主任掂了掂那信封，似乎很满意地说，说他们穷，我看这一包一个K(一千元)总是有的。

        我知道这就是所谓的红包，红包的厚度决定着歌功颂德的分量。有个实习生把自己的掏出来，恭恭敬敬地递给主任。听说这好像也是行内的规矩，实习生都要把红包交给带队的老记者。

        我正想如法炮制，主任却拦住，说，别，别人要孝敬也就罢了，你的我却不敢要。你是刘总的人，算我提前给你压岁钱吧。

        这时候摄像突然对主任说，还是去趟江边，要去拍几个水位标尺的镜头。主任说也行，车就往最临近的一个乡开过去。

        这个乡的路况是很不好的，处处都是泥泞。到了临江的村子里，车子开着开着，竟然抛了锚。全队人就扛着器材下来走。村民们三三两两地出来看热闹。我也就跟着东张西望。

        突然，似乎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我下意识地回过头去，并不见相熟的人。“毛果！”这回是听清楚了。我朝声音的方向看过去，是个身形矮胖的女子，正倚着门站着。

        我细细地认了认，是阿霞。

        是阿霞。阿霞怯怯地看着我，看到我有了响应，眼色就有些兴奋起来。我快步朝她走过去。

        阿霞比以前又胖了很多，是有些臃肿的胖了。还是以往的娃娃脸，神情上却起了很大的变化，变得粗粝了。头发留成长的，在后面用个晶亮的塑料卡子夹着，身上是件男人西装改成的罩衫。因为天热，敞着怀，里面的小褂，磨得有些稀薄了。这样的打扮，是毫不避忌男人的，阿霞已全然是个村妇的模样。

        她问我怎么来了这里，我对她说了。再问她的情况，她只是说，反正还能过就是了。

        跟我说话的时候，她手里没停下，打着毛线，似乎在编织些小孩的衣物。看我在看，就对我一扬，说，呵，生了个赔钱货，女的，也不知道将来是呆是傻。

        她说她爸去年死了。好久没见她弟弟了，给她爸奔丧的时候来了一次，以后就没见到，听说是在南京城里找到了工作。

        阿霞说，我就知道他会有出息的。

        这时候屋里传来小孩子的哭声，就有很苍老的女人声音唤着阿霞。阿霞进去了，出来抱着个很小的婴儿。我刚想看一眼，阿霞撩起衣襟就给那孩子喂起奶来。我不好意思地别过头去。

        阿霞就笑了，说，毛果，你看你，还是个读书人的样子。

        这时候，听到采访队的人喊我。我说，阿霞，我走了。

        阿霞头也没抬，嘴里说，什么时候碰到店里的人，就说你见到阿霞了。

        我走了几步，又折过身，把口袋里那个红包塞到阿霞手里。我说，给孩子买点东西。阿霞没有推辞，接过来，顺手塞进了口袋里。

        我踏着泥泞向江边走过去，阿霞远远地在后面了。

        葛亮，七十年代末出生，大学教师。作品发表于《收获》、《天涯》、《香港文学》、《联合文学》等刊物。曾获第一届香港书奖、第十九届台湾联合文学小说奖首奖等奖项，2007年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提名。著有中短篇小说集《谜鸦》、《七声》、《相忘江湖的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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