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开洋荤，我这个土包子从前连做梦都不敢想，如今毕竟梦想成真了。可是几天折腾下来，我怕了，整天头晕、心悸，根本无心看风景，只盼着快点混到日子，快点打道回府。这洋荤不开也罢，一路上除了后悔就没想过别的。我的反常成了彭局长嘲笑的话柄，他笑我土，说我是“土包子开洋荤”，有福不会享。他一直以为我萎靡不振是时差没倒过来，我有苦说不出，也只好顺着他说，是时差倒得不好。

        他倒是很放松，好像根本无须倒时差，他说他很适应西方文明。纪检组长老许也附和他，说他也是“宾至如归”的感觉。在丹麦美人鱼雕塑前，彭局长见我连一张照片也懒得拍，皱着眉头说了一句让我心里犯堵的话：怎么了，整天哭丧个脸，像谁欠你二百吊似的，带你出来开开洋荤，还换不来一个笑脸？

        我不得不调整情绪，装笑脸。人家说的何尝不是？

        我家祖辈是大山林里放木头的，到了我这一辈，用爷爷的话说，是祖坟冒青气了，出息了我这么一个。其实我这官说起来让人脸红，小小的林场场长，正科级而已，还能叫官？可爷爷说的也在理，别拿豆包不当干粮，林场场长虽是个芝麻官，可管辖着几百公顷的山林，二百多号林业工人，不说伐木，光每年打下的松子，也有几十吨，一车车原木、山货拉出去，回来的是流水一样的钱啊！

        我真没想到，磨盘大的雨点会落到我头上，彭局长带两个人出国考察，就有我一个。这消息一传开，全局上下几万人当中刮了好几天风。有人说，没看出来，徐凤棣这小子是彭局长的心腹、红人！也有人猜测，下一个晋升副局长的人选非我莫属。这都不必去理他，让我闹心的是另一种舆论，说我花了大钱“运动”来的，不会说我花钱“运动”出国，当然是指“运动”当官。

        我挺上火，我还从没有过奢望，更没干过这种事。一怒之下，我真想放弃出国机会了，因为开一次洋荤让人家指脊梁骨犯不上。但朋友们都劝我，“何必致气”？多权威的人也堵不住别人的悠悠之口。

        车停到了哥本哈根市政厅广场。彭局长和许组长什么都拍，现在又跑到市政厅右面一组青铜雕像前拍照，听导游解说，他们乐得前仰后合。他俩用的都是索尼数码相机，只有我使的是老掉牙的理光傻瓜相机，被他们俩取笑为“一级出土文物”。

        这几天，只要他们的索尼相机闪光灯一闪，我心里就忽悠一下子，仿佛不落底。这种有八百万像素的机器，每台四千多元，加上三角架、备用卡、备用电池等零件，两台差不多花去一万。这钱是我出的，我可不是自愿，可我没办法不自愿。外办把出国任务书下达那天，彭局长把我叫去，告诉我这个喜讯，当时许组长也在。他们确实有经验，告诉我要去买几个电源转换插头，北欧四国是两项大圆头、二百二十伏，英国是方头插头，外国旅馆没有开水供应，得买电热壶。我说我马上去买，特地讨好地强调“每样三份”。

        中国人热情好客，彭局长又指示要带些小礼品，丝绸围巾、惠山泥人、内画鼻烟壶、景泰蓝瓶瓶罐罐，还有字画。这些琐碎杂务，当然应该由我效劳。我的讨好似乎并没感动谁，他们的表情告诉我，这是天经地义的，你饶什么舌！接着，彭局长像是跟许组长探讨地说：“别忘了带相机，还有摄像机。我原来那套尼康家什倒挺专业，不过太沉了，不方便。”

        许组长便附和他，什么年月了，还背几十斤重的玩意儿？新款的数码相机拍、摄两用，内存卡容量大，一个卡能拍一千张，比火柴盒大不了多少。

        彭局长仿佛刚刚被提醒一样，他望着我说，那就去买，一人一台，小徐，你跑跑腿吧。

        三个人当中我最年轻，当然由我跑腿。钱呢？钱由哪儿出？局里吗？还是自掏腰包？

        我其实够呆的了，这话能问出口吗？我马上发现，彭局长的马脸拉下来了。这时有个电话打进来，彭局长没好气地对着话筒申斥对方：“我说你这人怎么是榆木脑袋呀？你从火星上来的吗？这点小事你都不会变通！”

        我心里一抖，怎么有点像骂我呢。我正不自在，许组长悄悄扯了我一把，把我拉到走廊里。

        “小徐快来，看看丹麦有没有处女？”彭局长在大声叫我了，我一下子惊醒过来跑过去。

        我仰头看塑像，是两个举着喇叭欲吹的人，我问：是号兵吗？

        他们几个一听都嘻嘻地笑。他们这才告诉我，这是两个打赌的人，他们面对的这条街叫处女街。二人相约，只要发现这条街上走过来处女，便吹响喇叭。可是这么多年来，他们从没看见过处女，喇叭也始终没有吹响。

        他们又笑个不住，我却笑不出来。

        他们又到安徒生铜像前去“借灵气”留影了。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买相机的钱该怎么变通，从什么科目里下账呢。

        光是买相机的钱，我也许不犯愁，可是二十万的大窟窿，我一想起来就害怕，好像那深不见底的黑洞就在我脚下，我随时有可能栽下去。

        好在许组长的话给了我不少安慰。他那天把我拉到走廊，说我太死板，这年月，变通是硬道理，他暗示我，他不相信一个林场会没有小金库。言外之意，是点拨我尽管花。这话从纪检组长嘴里说出来，让我吃惊，也让我放心，给我壮了胆。啥也别说了，出血吧，我敢说我的林场水清无鱼？真的没有小金库？只要纪检组长认真，谁也经不住查。虽然我从没胡来过，可打松子、卖树苗的钱不入大账，给工人分奖金、搞福利，认真说来，也是不合法的，就看上头是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我狠狠心，买了两台数码相机，自己没舍得，也是怕日后说不清。我把十多年前当劳模得的傻瓜相机带上了，连上中学的儿子都嘲笑我“老土”。

        明天就要飞往芬兰了，我暗暗希望彭局长累了，赶快回旅馆休息，最怕他向导游这样发问：这里有什么特产？

        离开安徒生塑像一上车，彭局长喝一口矿泉水，果然问女导游了，哥本哈根有什么值得买的？

        这正对导游的心思，你不问她还要引导你消费呢。顾小姐马上眉飞色舞地推介：不买琥珀，等于没来丹麦。丹麦是全世界唯一出琥珀的地方，透明、轻柔，上等成色的琥珀，在灯光下可见里面有各种小飞虫，简直是活化石，历来为皇家钟爱的饰品。她特别介绍，那家琥珀博物馆，因某国前总理夫人进去挑选过琥珀项链而名声大振。

        彭局长立刻精神陡长，他说：快去看看，肯定错不了！许组长也跃跃欲试，说他女儿要结婚，正愁买不到合适礼物呢。

        我忙小心翼翼地问顾小姐，这东西贵不贵？我多余问，小时候就听说过，珍珠、翡翠、琥珀、玛瑙，这都是富人用的宝贝呀，便宜得了吗？

        照理说，人家买东西，贵不贵与你何干？

        但此行我是什么角色我清楚，我是跟包的、账房先生，两位领导只管购物，我呢，管埋单。

        我也多余苦恼，周瑜打黄盖，还不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走前，许组长拍着我的肩膀说，小徐，彭局长待你不薄啊。这当然是指带我出国这件事。他说我已经让人又羡慕又嫉妒了。他还告诉过我，到明年年初，局领导就出缺了，宫副局长到站，肯定要从局直属处室和各林场一把手里物色人选。更深的话他没多说，他这显然是暗示。暗示什么？难道让我陪同彭局长出国考察，是一个信号吗？想到这里，我的心禁不住怦怦乱跳。

        我遇事总不忘去请教我姐夫，他算得上是赤白松林业局的“三朝元老”，他没退休的时候，当过采伐班长，林场场长，营林处长，财务处长，局长办公室主任，又一直是党委委员。他伺候过五六任局长，人人都得意他，又哪一任都没提拔他。人们总是议论他“快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也许就差那么一“哆嗦”，始终没“哆嗦”上去，到点时却“哆嗦”下来了。

        他称得上是局里的万事通，料事如神，当官的碰上下不了决心的事，都愿意跑到他那儿讨个主意，一般说来，帮不上忙也添不了乱。

        我当然更得靠他了。当我兴冲冲地告诉他，我就要出国去开洋荤时，他挺冷静，皱着眉头闷头抽烟。他不皱眉头都是一脑门儿皱纹，眉头一皱，粗糙的脸更是山核桃皮模样了。

        姐夫用挖苦的口气说，你以为你摔个跟头捡了个金元宝了？

        听他这口气，我出国不是喜反倒是忧了？这回我可不大服气。

        姐夫问我，全局中层干部三四百，你有何德何能，彭局长能挑到你头上？

        这也正是我纳闷的。我嘴上却不服，我大小是局劳模、市劳模呀，我们大荒沟林场年年给局里上缴几千万，从来没拖过局里后腿，我又从来没争过什么，我就不该沾点光？

        这些，姐夫并不否认。但他分析，我从来没被列入过“后备干部”名单，一直不在领导“视野”之内，所以有这样的好事降临头上，有点让人费解。

        他说得我有几分泄气了。当姐夫又续上一只烟时，他忽然舒展眉头大声说，明白了，拿你当钱罐子了！

        钱罐子？这是什么意思？

        姐夫说，出国的国际旅费、公务费、食宿费、零用钱，这当然都能正常报销了，可非正常消费，比如买东西，谁埋单？你呀！你正合适。局长绝不会从局里报这种账，那等于撅着屁股让人打，蠢到家的官儿才这么干，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由你当账房开销一切，就再好不过了。他知道，各林场都有小金库，上头装聋作哑，已经是给你面子了，领导出国，你出点血，又好走账，不正是报效机会吗？从这个意义上讲，确实是对你最大的信任。信不着的人，你上赶着给他送一座金山去，人家还不敢要呢，谁知道你是不是给人家下套？谁保得住你永远守口如瓶？

        听了姐夫这话，我有如醍醐灌顶，想到买数码相机的过程，我还真是扮演了账房先生的角色。

        一听有关相机的暗示，姐夫用力地拍大腿，对了，这就对了！证明我的推测丝毫不错。接着他摇头晃脑地替我预测未来：机遇与风险共存。

        我有点害怕了，有风险的事我可不敢沾边。

        据姐夫分析，不用自掏腰包来取悦局长，这是机会，这机会恐怕是彭局长权衡再三，才“历史性地”落到我头上的，至少可以印证，他信任我，把我视为“自己人”，才“不外”。在国外的半个月里，一旦把彭局长、许组长伺候得舒服、满意，我就真正由局外走入局内，走进了他的“视野”，有极大的可能成为一匹“黑马”，出人意料地坐到副局长的宝座上去。

        这前景当然令我心跳了。他所担心的“风险”，他不说我也能猜到，我动用林场资金，尽管是小金库，也总不能瞒过会计、出纳吧？怎么下账？什么名目？明写，等于给彭局长和我自己记下一笔罪过，巧立名目、偷梁换柱的苦果得我一个人尝。当时我的头一下子大了，即将出去“开洋荤”的喜悦顷刻间无影无踪了。

        在我几乎想打退堂鼓的时候，姐夫为我谋划，说毕竟是机遇大于风险，成功了，一俊遮百丑。况且，费用的名目也不是不可以变通的，有些看上去不合理的开销，七转八转就合理了。

        这不和洗黑钱一样了吗？

        姐夫说，这么说也可以。他不准我后退半步，他分析，许组长在我面前提局领导职位出缺的话，绝不是无意间说出的，说不定就是代彭局长放话。姐夫断言，我此行回来，必高升。

        我还是半信半疑，局里有资历、有学历的人有的是，闭着眼睛摸一个都比我强，他相中我什么了？别光是利用我，让我埋单，过后把我忘到脖子后头去。

        姐夫的推断恰恰相反，他说他早品透了，这位彭局长是武大郎开店，绝对不容许比他水平高的人在他身边晃。在姐夫眼里，我是个老实人，本事不大，没有棱角，甚至没有思想，唯上是从，好摆弄，如果班子里全换上我这样的人，武大郎这店就好开了。

        我的心动了，心活了。于是我让会计提了二十万块钱，换成欧元，还不到两万，好像一下子缩水了。我临行前又去请教姐夫，他嘱咐我把欧元分别给彭局长、许组长一部分，其余的要我机动掌握。给他们的，不能搞平均主义，要按二比一的比例分配，就说是零用钱，打个电话、给个小费、打个出租车什么的，还有，领导交往多，给洋人送点礼品也要花钱啊。最后姐夫嘱咐我，每人给了多少，绝不能“穿帮”，不要让他们通气，知道对方得了多少钱，要保持他们各自的尊严，要让他们都感到，你对他最好。

        我嘲笑姐夫，你这么足智多谋，怎么直到退休也没爬上去呀？

        姐夫叹息连连，他说，他如果是武大郎就好了。正因为他一直抱憾而退，心有不甘，才想助我一臂之力，把他没能实现的美梦，在他小舅子身上变成现实，也尝尝成就感的滋味。

        这几天，身在异国，我是在圆姐夫的官场梦吗？

        车子停到了灯火辉煌的琥珀博物馆门前，说是博物馆，卖货为主。彭局长和许组长已经进去了，这家店显然是中国人最喜爱光顾的，居然有华裔女孩当服务生，跑前跑后兜售。彭局长正在摆满琥珀首饰的橱窗前指点，眼里的兴奋光焰与亮晶晶的琥珀交相辉映。

        我随便看了一下标价，是以丹麦克朗标的，最便宜的是琥珀耳坠，两百多克朗，不到三百元人民币。可彭局长的兴奋点根本不在这儿，他盯着的是手链和项链专柜，一律上着锁，上锁的必定是昂贵的，我懂。我站在他俩身后，拿眼睛余光瞥一眼，心口不禁又是扑通一跳，天哪，一副琥珀手链要两千多克朗，镶金的七千多，一副上好的项链要上万克朗。

        我下意识地说了一嘴：这玩意儿没看出啥好，买这东西大头。

        这你就外行喽！彭局长显得很内行，他说，琥珀是地壳变迁几亿年形成的，是松树压在地层下，由松脂演化而来的。他从服务生手里接过一颗大项链坠子让我冲灯光看，晶莹剔透的琥珀里有一只栩栩如生的飞蛾，连翅膀的纹理都很清晰。他说，这真是天工造物、鬼斧神工！是不可再生的无价之宝。

        他仿佛成了人家的义务推销员，难怪服务生笑眯眯地称赞他“博学、懂行、慧眼识珠”。

        彭局长开始挑货了，哪个贵摸哪个，他说，得给老伴和女儿各买一件，女儿有了，没有儿媳妇的，岂不偏心？他还另外拣选了几条，没说是给谁的，我心里恨恨地想：肯定是说不出口的！他早有绯闻，情人或者“二奶”不更得好好打发吗？

        许组长也不甘人后，也在精选，和每次一样，数量比局长减半，他很懂得适度和不能僭越的道理。

        我的心狂跳不止，手不由得去摸小腹部位。出国前，见我带那么多外币，老婆怕我丢了赔不起，死活给我在裤衩里面缝了个兜，钱就藏在那，用别针别住。老婆说，小偷用刀片割，就会割疼你的肉，你不会不知道。

        安全倒安全了，可害得我每次付账都得先上C，也不好在柜台前当众解裤子呀。彭局长把这当成了笑柄，每到商店，他总是打趣我：看好，C在哪儿，别没地方掏钱。也难怪他笑我“老土”，你看人家彭局长，就是有风度，付款时，潇洒地将右手伸进西装上衣左面，掏出漂亮的皮尔·卡丹钱夹，两个胖胖的手指头轻轻一捻，便捻出几张钞票，动作娴熟而优雅，仿佛受过专门训练似的。

        这一劫看来又躲不过去了，我把右手伸进裤袋，隔着裤子按按，那里早已瘪下去，没有几张百元票面的欧元了。此前在英国，彭局长买了一款劳力士情侣表，就把我的兜快掏空了。这可怎么办？看一眼他俩挑选出来的琥珀，那可是惊人的大数目，我拿什么付账？这不是要丢丑吗？我的冷汗呼一下顺脸淌下来。我本能地意识到，丢丑不丢丑还在其次，弄不好惹得领导不高兴，你既是出来埋单的，干吗不带够了欧元？你这不是扫领导兴，打领导脸吗？到头来，你不但没溜好须，反倒得罪了领导，还白白花了冤枉钱，，赔了夫人又折兵。

        但我已经顾不得这些了，得巧妙地提醒局长，我没那么多钱。

        不怪人家是局长，他看了我一眼，说，天不热呀，怎么汗流浃背了？怕让你掏腰包了吧？

        我忙赔着笑脸，说：局长这说哪儿去了？我来干什么，还不知道吗？我说这话的样子一定很谄媚，很低三下四。但我还是战战兢兢地暗示局长，兜里见底了，怕不给我做主了。我还小声检讨，头一次出国，欧元换少了，实在是没想到外国东西这么贵，没想到外国钱这么不扛花。我只是没敢说“没想到局长的胃口这么大”，这话只能烂在肚子里。

        还好，彭局长没火、没恼，轻描淡写地说了句：“你以为西方是大排档啊！”

        他并没有收敛的意思，反而又多挑了一个更贵的琥珀挂件。我的心无力地跳着，我弄不懂彭局长葫芦里装的什么药。他从兜里摸出一叠纸巾扔给我，让我擦汗，并且用关切的口吻劝我也挑一件，他埋怨我太土、太抠，钱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留着下崽呀？怎么也得给老婆买点什么呀，你若嫌贵，我替你出钱。

        我心里说，别说好听的了，还不知道谁给你出钱呢！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我买一寸，你敢买一丈。可我不能扫局长面子，我一边道谢一边说，我老婆是粗人，从小到大，没抹过胭脂，没涂过口红，更别说戴手镯、项链、金戒指了，顶多戴过做针线活的铜“顶针”。

        这话说得彭局长和许组长哈哈大笑，连卖珠宝的女服务生也忍不住背过身去捂着嘴乐了。

        在这种相对祥和的气氛下，我壮着胆，附在彭局长耳旁告诉他实底，我可没多少欧元了，顶多五百，待会儿找厕所去数一数。

        彭局长摇摇手阻止我上厕所，他从怀里摸出他的皮尔·卡丹钱夹，原来里面插着花花绿绿各种卡，他抽出其中一张，送到服务生面前问，这个可以吗？

        服务生拿起卡来一看，立刻微笑着点头，当然，这是双币VISA卡，在国外任何地方都可以消费，也可以支取美元、欧元，是可以透支的。先生这是金卡，消费没有额度限制，先生的信用等级没说的了。

        我大为吃惊，彭局长还有这一手？怪不得他这么沉得住气。我心里如同打翻了五味瓶，一时不知是什么滋味。彭局长这张双币卡解了我的燃眉之急，我不必惴惴不安地面对他们了。可我又不能不惶惶然，离了丹麦要飞往芬兰，然后访问瑞典，还要去挪威，能说这三个国家没特产吗？纵然彭局长不能买VOLVO轿车带回去，其他特产呢？出国前，我藏了个心眼儿，故意少换外币，让这二位不得不在我这有限的“库存”里支取，妈的，谁想到世上还有在国外能消费的VISA卡！更想不到彭局长猴精，他居然备了一张，又是金卡，可以无限制消费，这个无底洞让我眩晕。

        彭局长一指许组长挑出的首饰，落落大方地对女服务生说，请一起结了吧。退税单子各开各的。

        许组长一边作掏钱状一边说了句：怎么好这样？我看看我的钱够不够。

        彭局长制止了他，幽默地说：你回去还我就是了，我又不怕你赖账。

        我忘了禁忌，忙表态：尽管买，回去我把钱补齐。大话出口，心里又后悔，你这是打肿脸充胖子呀，回去怎么做假账才能天衣无缝？怎么做才能瞒天过海？我没干过，心里一点儿底也没有，万一犯了事儿，人家彭局长可以矢口否认，我能拿出送钱给他的证据吗？况且，我姐夫警告过我，真有那一天，也叫我认倒霉，自吞苦果，不能乱咬，你保了人家，他不倒，感你情，还会有机会“捞”你，你把送殡的也一起埋了，你就一点儿救也没有了。

        好可怕呀，放着挺太平的日子不过，我出来开什么洋荤？我有时觉得，自己正一锹一锹地给自己挖陷阱，把毒药当甜果吃。想想这次倒霉的北欧之旅，真是肠子都悔青了，唯有那一丝朦胧的副局长的憧憬还有一点儿吸引力，不然我几乎挺不住了。

        彭局长用责备的口吻回应我说，那可不行，公私得分明啊。

        许组长随声附和，是呀，是呀，彭局长公正廉明。

        我后悔失言，但心里却骂开，装蒜！又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回去我不把这钱还给他，他能饶了我？

        我记下了付账的钱数，看着彭局长把VISA金卡又插回了钱夹，我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很荒唐、很罪恶的念头：但愿小偷快点把他的VISA卡偷走！我悬着的心才能放下，这无底洞也就算堵上了。

        芬兰航空公司的1301航班正在下降高度，被一望无际的赤松和白桦拥抱着的万达机场跑道都看清了，一片灯光闪烁。VISA卡的烦恼暂时丢到一边，新的希望取代了让VISA卡“消失”的计划。

        我们极有可能被芬兰边检局扣留在机场不准入境，这对彭局长他们来说，绝对是灾难，我却视为幸事，正好可以借外力提前给我的痛苦经历画上句号。我这人心眼儿小，存不住事儿，整天担心钱花冒了我回去无法交差，又生怕照顾不周得罪了彭局长、许组长，前功尽弃，哪有心思看西洋景，与其说整天忧心忡忡地跟在他们后头购物，不如尽早回去，我也就解脱了。

        我不由得又一次偷看了彭局长一眼，他正整理领带，从衬衣口袋里摸出精巧的玳瑁梳子理顺他那保养得很好的头发，一脸的镇定，到底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处变不惊。我看见彭局长把看过的那份《环球时报》丢到了一边，上飞机后，我先看到了《环球时报》上那一则消息，心里忽然产生一种恶狠狠的想法，希望我们这个团倒霉。

        原来，三天前芬兰海关的一位官员挡了十位中国官员的驾，声称他们是浪费纳税人的钱“公款旅游”，这是不能容忍的。于是在边检处扣留十位中国官员二十四小时后，把他们递解出境，送回了中国，够绝的了。

        彭局长对这位芬兰官员嗤之以鼻，他说，芬兰人是吃饱了撑的。谁不知道中国是块肥肉？这两年，各国争相把本国当成中国人旅游目的地国。中国人有钱了，带着大把大把的美钞、欧元涌入西方世界，开洋荤倒在其次，疯狂购物成了一道主菜，仿佛西方的货物是不要钱一样，又仿佛中国人个个腰缠万贯，让外国人目瞪口呆。难怪连北欧的商店营业员都会说几句中国话，一副笑脸、媚态招徕中国人生意。有钱就是大爷，这一点，他们也高尚不到哪儿去。

        芬兰这位官员居然不喜欢中国人来花钱、消费，傻帽儿！这是我们彭局长的评价。

        当他知道我的担心后，平淡地一笑，让我把心放回到肚子里去。他拍了拍紫皮护照，说，咱持的是因私护照，入境理由填的是“商务”，芬兰人怎么知道我们是官员？他说，他早防着这一手了。他确实老谋深算。他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出国，绿皮公务护照吃香，外国人通常高看一眼，现在不同了，中国的官一出来，人家都不拿好眼看你，怀疑你是携款潜逃的腐败分子。说罢彭局长哈哈大笑。他的笑声冲垮了我的希望，看来，这洋荤还得开下去，我脚下的无底洞愈发显得幽深不见底。

        飞机平稳降落在赫尔辛基万达国际机场跑道上。在飞机滑行到廊桥时，我打开行李箱，先把彭局长的西装上衣取下。我的手触到了西装口袋里的皮尔·卡丹钱夹，我的心不由得动了一下，那是激动，我觉得跟宣布我当选劳模和当林场场长任命令的激动心情很相近。真是不可思议。

        我知道我要干出怎样出格的事情，我只能对不起彭局长了，好在他只要及时挂失，不会有什么损失，再申领一张新卡就是了。可对我的好处可大了，等于给我建了一堵防火墙，把局长的消费欲火全挡在了防火墙外！而且我又没有得罪他，怪只能怪“小偷”。

        我瞥了一眼彭局长，他刚刚打开手机，正专注地给家里留守领导下指令。他身在国外却心系单位，每天不放弃遥控指挥。

        我的心狂跳着，手也发抖，我仿佛真的是窃贼！可我还是成功地在瞬间把局长的VISA卡从钱夹里抽出来了，顺手插进前面坐椅的呕吐袋里，神不知鬼不觉。

        我见他披上衣服前还摸了摸钱夹，毕竟没有细看每一张卡，谢天谢地。虽然才下午三点钟，号称“太阳不落之城”的赫尔辛基已是一片浓浓暮色。十二月份的北欧不是“极昼”，恰是长达二十个小时的“极夜”，我却觉得心里亮堂，提心吊胆的开洋荤之旅呈现出一片玫瑰色。

        张笑天，男，山东昌邑人，1939年生于黑龙江。1961年毕业于东北师大历史系。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15部，小说集、剧本集、散文随笔集18部。小说、电影剧本曾多次获奖。小说《前市委书记的白昼和夜晚》获第四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现在吉林省作家协会任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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