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小依属于这样一类女人，她们有令人羡慕的家庭，父母大人在社会上有响当当的名誉和地位，找个丈夫也是光光彩彩的，既有高雅的事业，又不乏生财之道——而且，他们的钱挣得绝不低级、黑暗，比如陆小依，她先生是个音乐家：一个名利双收的职业，挣的钱没有一缕铜臭味，香喷喷的。不用说，她们的生活从来不存在世俗的诸如行囊羞涩、位卑人微的苦恼。她们的精神也很少遭受无聊、孤独的纠缠，因为她们受过上好的高等教育，音乐，绘画，文学，她们或许缺乏创造的天才和热情，却不乏欣赏、品玩的兴致和经验。当周际出现某种痼疾，让她们感到生活有那么一点生涩的苦味时，她们就亲近艺术，步入梦想世界，与伟人和天才们细细交谈，亲亲密密，如痴如醉。多年前，我写过一则短诗，其中有一句话是从她们身上提炼出来的：

        她们的肉体完好如初

        她们的心灵也完好如初……

        这是我曾迷恋过口语诗的证据，如今我总是想把它藏起来。因为，这其实是一条假装貂尾的狗尾巴，不光荣的。口语诗让我们已经平庸、弱智的文学变得更加平庸、恶俗，我为自己曾经迷恋过它感到羞愧。但是陆小依，嗬嗬，由里到外都完好无损的陆小依们，看到这句话一定会感到亲切的，因为这说的就是她们——她们的镜子！这样的人，你想她们一定有一张快快乐乐的面孔，咯咯的笑声每天从她们喉咙里播出，像只受宠的小鸟。在没有见到陆小依之前，我就把她想象为这样一人：每天像朵花一样在微笑，收藏不尽的笑容使她显得格外甜蜜可爱。

        但是那个夏天，在那个带点儿魔术气息的演播厅内(眼前的一切随时都可能发生面目全非的变更)，我第一次见到陆小依，我诧异地发现，我对她的想象纯属“胡思乱想”。风马牛不相及。毫无疑问，这是个美丽的女人，而且由于年龄和阅历的关系，这种美丽显得尤其成熟。沉甸甸的，像果子一般可以摘下来。她个儿不高，但身材匀称、丰满，面容精致典雅，有一种高雅和从容的气质。

        微笑？

        我要看到微笑。

        没有。

        确实没有。

        我从她美玉一般温婉的脸上未能捉到一丝半缕的欢颜笑迹。除了美丽和优雅，使我印象深刻的是流散于她貌外的那份宁静和神秘的神情。后来我觉察到，这多半源于她那双闪亮却又忧郁的眼睛。这双眼睛似乎有近视的嫌疑，因为其目光总是蓄在眼眶内，被一团雾状的毛茸茸的东西所困扰，少有远放。凝视这双眼睛，你会陷入一种水草般柔软的沉思和空想。我还要说，从这双眼睛中，你很难看到陆小依幸福的家庭和优越的生活。坦率说，我感觉陆小依不是这双眼睛的主人，因为它过于潮湿了。

        我记得，在我们出于礼貌而作的简短交谈中，她不是没有一点笑容，而是有一点，那也许是想给我一点随便和亲切吧。不过，事实上这笑容并没有让我感到亲切或随便，反倒使我有种为难于人的尴尬和不安，好像是我迫使她做了件她不情愿做的事似的。最后，我们以僧尼的做派，很谨慎，也是很潦草地分了手。就像见面时没有握手一样，分手时我们也没有互道再见。

        作为同事，以后我们倒是经常见面，偶尔也站下来聊聊天。时间和距离让我们倒是变得随便了，同时我也执拗地认定，只要我以文学的目的，以一个小说家的目光，去审视陆小依生活里的某些细节和情思，我一定可以获得一些做小说的材料——它们不一定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小说和惊天动地有什么扯不断的联系呢？

        想不到的是，我好像很快就得到了这种“材料”。

        事情发生在2005年2月5日上午，这日子离我初识陆小依那天还不到半年，它容易使人导致错觉，好像事情的发生，正是为了满足我写小说的愿望而专门安置的。当然，这不可能。事实上，这就是生活，和小说不是母子关系，而是兄弟关系。别的不说，就说小说中有的离奇、荒诞的事，生活中其实比比皆是，俯首可得。

        2005年2月5日对陆小依来说是这样一个日子：她久违的大哥从美国回来了，她心情很好，同时也有很多事情要做，要办理。大嫂家在重庆，一家人决定回那边去过年。现在火车提速了，从成都过去不到十个小时，而且时间很好，夜里10点发车，次日7点到达，刚好睡一觉。大哥决定坐火车去重庆，把买票的事情交给了小依。春节临近，买票不是件容易事，好在陆小依在火车站有朋友，昨天联系好了，今天去取票。这是件大事。此外，她预备晚上做东，宴请大哥一家人和父母大人。因为先生不在家（被中央电视台邀去张罗春节联欢晚会，年三十都不回来过呢），这事总让她心歉歉的，脑筋里老有种大事未了的杂音，嗡嗡响。昨夜她显然没睡好，一则是和家人欢聚回来有些晚，睡迟了；二则也没睡踏实，甜蜜的痛苦的梦做了一个又一个，一夜间几乎将她一辈子的苦乐都浓缩地体验了。她曾担心今晨会睡误时的，睡前专门校了闹钟，但当早晨的第一片阳光刚搭落在床头时，她就像被阳光触摸了似的，醒了。

        她没有马上起床，不是由于疲倦和慵懒，而是出于习惯。成都的冬天潮湿阴冷，没有暖气，被窝儿内外两重天，离开被窝儿是一件要勇气的事情。只要可能（时间允许），陆小依喜欢等空调暖了房间再起床，这个时间一般需要五六分钟。其间，她就钻在被窝儿里麻木地望着窗外，任凭阳光和城市的早潮声，一丝丝涌入房间，汇聚着，逐渐又逐渐地舔舐她的脸面和耳膜。以前她总以为自己钟情于淅沥雨天，其实阳光也从来没有让她感到吵闹。尤其是早晨初始的旭日，不论是冬天或夏日，每每面临她都欣悦而想拥抱。插一句，我觉得，躺在床上亲临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是一件满足虚荣心的事，仿佛阳光唯你独有，光芒的手抚摸着你——只抚摸你——又不索要回报，使你恍惚拥有了世上最温柔无私的朋友。今天，陆小依就有这种感觉：感觉尤为清晰，强烈。她知道，这是由于心情好的缘故。

        从床上起来，除了个人私事外，惯常陆小依要操持两个人的早餐，丈夫的和孩子的。俩人的就餐内容无论主食和副食都是不一样的，孩子是两只鸡蛋，一杯牛奶，丈夫是油条和稀饭。鸡蛋，牛奶，稀饭，都是现存的，只要稍作加工即可，但油条要下楼去买，好在就在楼下，举步之劳。眼下先生离家在外，人走嘴走，陆小依只要照顾一头，马上就感到了轻松和亲爱。不过，今天陆小依甚至连孩子的那份也想省略掉。这是突然间决定的，原来她打算吃过早饭去父母家，现在看来利用做饭的时间赶去父母家当吃客不失为上策。就这样，一个早晨的时光就变得松松宽宽，于是，她一反以往简朴的作风，在梳妆台前坐下来，准备好好美化一下面容。

        其实，这是个过分的愿望，因为我们知道她貌美出众。

        梳妆台是组合式的，分台面和支脚两部分，支脚是锃亮的不锈钢，形状是个倒立的“丫”字，左右分立，支撑着整个台面。台面是一只抽屉，但这只“抽屉”是别致的，聪明的，随时可以分解出四面明亮的镜子：正面、左右两面及底面。平时，整张梳妆台就如一张充满现代气息的简单别致的小桌子，使用时，只要掀开面盖，上下左右四面镜子便竞相铺开，各式艳具一并纷呈，或卧，或立，你只管操使，不必收藏，因为它们马上便可成为屉中之物(只要放下镜面)。若要外出旅行，只需收起支脚，将两个倒立的“丫”字压缩成两管手电筒般的钢管，置于屉中，这时整张梳妆台又魔术般地变成了一只装有滑轮的手提箱。如果有一天你不再需要梳妆台(随着你不可粉饰的岁月的到来，梳妆台终将被摒弃)，你可以伸缩两只支脚，让梳妆台变成床头柜，或茶几，或写字台，或小餐桌，都可以。

        嗬嗬嗬，多么聪明的一只梳妆台哦！

        两年前，当音乐家先生从大西洋那边提着这只梳妆台回家时，陆小依除了感到新鲜和昂贵外(价值300美金)，同时还感到了些许忧郁的苦恼。因为她敏感地想，丈夫这么在乎她梳妆，是不是暗示她天生的丽质已如烟云一般无情地散失？直到有一天丈夫告诉她，这梳妆台其实是他的奖品，他谎称重金购得只是想博她高兴一场。这么说，原来是个误会——布莱克会说：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就这样，些许“敏感的苦恼”最终演绎成了一种可以玩赏的回忆。这种回忆常常像流水一样，把她内心抚摸得干干净净、甜甜蜜蜜。她喜欢这样度过每一个白天和夜晚。

        现在，阳光已经大面积铺张在陆小依的四周，陆小依自己也在几面镜子的幻影深处铺张开来。此刻，房间里远不止一个陆小依，而是三个、四个、五个，有时候是无数个（只要人在几面镜子中取得一个恰当的角度）。这使她油然想起了博尔赫斯的那句具有魔鬼气质的名言：

        镜子和交媾都是污秽的，因为它们都使人口数目增加。

        镜子能帮助你看到自己的美貌，同时也让你发现自己的瑕疵。在一个三十三岁女人的眼里，美貌正在发生陌生的衰退和变质，她们的目光仿佛中了邪似的，总是尖酸刻薄地扑在瑕疵上，并无情地将瑕疵一再放大，再放大，以致害怕地闭上双眼。这两年来，陆小依每每打开梳妆台(她很少打开)，总是没什么困难就发现了自己新生的瑕疵。今天，她从底面的铜镜里又惊骇地发现，一只半弧形的肉团正在她下巴底部隐秘地崛起，像一个危险的水雷；在正面的镜子里，褐色雀斑已由月前的七粒增至九粒，像幽灵的眼睛在窥视着她。起初，她有点委屈，觉得这太残酷。但当孩子的一声梦呓，让她从左边镜子里看见那只肉鼓鼓、也是香喷喷的小手时（它刚从被窝儿里甩出来，鲜嫩的样子像一枝刚破土而出的笋），她波动的心仿佛被这只小手抚平了。她想，这只小手不是从被窝儿里钻出来的，也不是从泥土里，而是从我肚子里，从我身体里钻出来的，是我生命结出的果实。世上的事情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胜利往往连接着一系列的失败、死亡。

        但在陆小依心中，这个小小的胜利绝不是那么渺小，她甚至从这个小小的胜利中预见到了自己最后的胜利。她相信，以后她所要的一切，孩子都将通过某种神秘的魔术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给予。儿子就像是她长在身体外的一只手，一只变形的因而更有力的手，扯住了她所需求的一切。这是一个秘密的念头，一个女人的私密，陆小依将它藏在心中的心中，常常连自己也看不见——因为藏得太深了！但是有此念搁置于心中，犹如在银行搁着一笔秘密款子，用不用是一回事，有没有又是一回事。有就是一种存在，一种力量，一种希望。

        因为时间充裕，化妆被一再精细、强化，发型，面颊，眉毛，眼线，唇线，颈脖子，腮帮子，陆小依一一关照，认真细致，耐心又开心。这时候，她才体会到有这么一个聪明的梳妆台真是难能可贵，几面镜子各有分工，又互相呼应，为她立体地、全方位地指明瑕疵，而各式艳具就是她抹杀瑕疵的最好武器，她谨慎又勇敢地操作着，不慌不忙，用心用功，就像在耕耘一方养生宝地。

        梳妆完毕，儿子尚未醒来。但不行了，要弄醒他了。

        儿子才两岁半，小名叫安安，突然被从被窝儿里拽出来，东倒西歪的，真像一团没有气力的肉，散发出暖暖的肉香。香气袭人啊，陆小依醉了似的扑在这团肉上厮磨，一边模拟儿子的嗓音叨叨：

        “哦，亲亲，妈妈亲亲……”

        “肉团”仿佛被母亲的热气焐活了，弹放出咯咯的笑声，挣扎着要爬开去。陆小依一把抓住，正言道：“快起来了，我们要去看大舅舅。”

        一句话立马将儿子竖起来，惺忪的睡眼发出惊疑的光芒，“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去看大舅舅？”

        “就现在，起床就去。”

        这句话使儿子起床的时间比往常足足减去一半。一个两岁的孩子，你别以为他真是一团肉，他也有心灵，期望，恩爱，情仇。昨天，大舅舅送他一套玩具枪，他回赠给大舅舅的是一捧热腾腾的爱：他惦记着大舅舅！

        那套玩具手枪是绝对的美国货，共六支，大的跟安安人一般高，小的只有他半片巴掌大，就像一枚桃形钥匙，却依然跟真的一样，可以呼呼射击，子弹是蚕豆样的金色塑料。昨晚，他把六支手枪玩了又玩，睡时手里还捏着那支桃形小手枪。刚才洗脸时，他惯常地伸出小手让母亲擦洗，才发现小手枪不翼而飞。

        “妈妈，我的枪！”

        儿子惊叫着，直奔卧室。

        陆小依尾身跟去，袖手旁观，只见儿子床上床下地翻找，一边惊恐地呼叫：“妈妈，我的枪，妈妈，我的枪！”

        陆小依再也看不下去，伸手指向床头柜，做出猛然发现的惊喜状：“安安，那是什么？”

        那就是安安找寻的桃形手枪。

        怕安安在梦中把小桃形手枪吞入肚中，所以才把它挖出来，放在床头柜上。这是一个母亲的细心，也是一个母亲的幸福。

        当邮电大楼传来八点钟的钟声时，陆小依抱着安安——就像抱着一个优美的念头，从楼道里出来。当时我刚买了早点回来，远远看见她们从台阶上下来，阳光像水一样一浪浪地打在她们身上，就像打在一朵并蒂莲花上。

        我们惯常地打了招呼。我很容易地从她脸上读到一种节日气氛，于是我说：“我从你脸上看到加林已经回来了。”

        “不是的，是我哥回来了。”加林是她丈夫。

        “是你在美国的大哥吗？”

        “对，你怎么知道？”浅浅一笑。

        这笑容使我感到她在撒谎——笑容像沙子一样企图包裹谎言。但我又完全相信她说的是事实。说真的，我一向认为陆小依是个不会笑的人。我是说，她的笑常常丢失本意生出某种隐晦的意味，好像笑的根本作用就是无奈和开脱。

        分手后，我没有回顾她的背影，但回忆了她的话。我知道，她有个哥哥在美国，在我的印象里，他曾经继承了父亲的职业，是个作家——也许该说是不错的作家，早期有一篇小说曾经轰动文坛，既博得了读者的喜欢，也得到了官方的荣誉和奖金。问题不在这。问题在于——我想，一个作家离开自己的祖国和写作语言，去美国干什么？我觉得前辈陆家的人都有一种让人深究的神秘魅力。

        前辈陆某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今天他们都簇拥在娘家。由于大哥的荣归故里，他们拥有了自己的节日。这个节日已经酝酿三年了——大哥已经三年没回国了。三年里，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陆小依也从一个少妇变成了一个母亲。巨大的变化让有些人的生活更窘迫困难了，有人为物质世界的贫富而受苦，有人为家庭情感的变迁而落难，陆小依觉得，她的生活是变得更幸福温润了，一大一小，两个男人，像天上下来的两个天使，各自牵住她一只手，让她拔地而起，品到了一种飞翔的感觉。

        我决定将陆小依在娘家和兄弟姐妹欢聚的过程尽量简化。点到为止。一笔带过。我对自己说，让那些谁都可以想象的欢乐啰嗦的场面，那些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式的洋洋喜气从我指缝间流走吧，我不想了解美国风情，也不想涉猎家庭私情。我感兴趣的是陆小依，是她的细腻、敏感、胆怯、脆弱的心灵，是生活之于她的一点一滴的意义。

        时间过得很快——陆家的人今天都有这感觉，陆小依尤其如此，因为她十点钟要去火车站取票。十点钟，约好的。到了九点半，陆小依觉得再也不能留了，就站起来说：

        “我要走了。”

        “去干什么？”大姐用一种带点儿凶相的口吻责问，“今天你还要离开我们？”

        其他人跟着也摆出一种相同的架势，纷纷响应大姐。

        陆小依理直气壮地：“干什么？取票呗，大哥不是要去见老丈人嘛。”

        众人这才恍然大悟，纷纷点头称是，唯独小妹，尖锐地叫道：“但愿取不到！”

        陆小依说：“保证取不到。”一边从沙发上拿起外衣(一件蓝呢子短大衣)，穿上，又从母亲手中接过围巾(一条紫红色的长围巾)，挂在脖子上，人因此也显得更加风度翩翩，有种讲究的城市气，好像在墙上贴了道瓷砖的彩条似的——在乡间人看来，这叫“砸钱”。

        刚要走，狗子(大哥儿子的中国小名)冲上来问姑姑去哪里，他父亲替陆小依答：“去火车站，给你去拿回外婆家的车票。”

        狗子头一伸：“我也要去。”

        马上，天然(大姐之子)也冲上来：“我也要去！”

        没人同意他们的要求，几乎有五个声道同时阻止道：“你们去干个么，外面风那么大。”

        但他们置之不理，率先破门而出，一阵剧烈的夸张的咚咚咚咚的下楼声便是他们的回答。

        二哥想追出去把他们揪回来，却被陆小依拦住了：“没事，让他们去吧，反正马上就回来。”说着，抱起安安欲走。

        二嫂说：“那安安就别去了，抱去抱来很累的。”她想把安安抱过来，安安做出的反应就跟他两个哥哥一样，恨不得从四只手里挣脱出来，插翅而飞。他的心已被两个哥哥提出去，身体怎么肯留在屋内？

        于是陆小依又说：“没事，没事，安安可以走的。”

        大哥抽出一张大钞，递给陆小依：“努，打的去。”

        陆小依回一句：“干吗？”脸都红了。

        老头子发表评论，嗡声嗡气地：“打什么的，走几步路，乘17路，直达火车站。”

        “就是嘛。”陆小依转身离去。

        带着三个孩子上街是件麻烦的事，但由于心情好，陆小依一点也不觉得麻烦，她只是郑重告诫狗子和天然，路上要听话，不准乱窜。两人都答应了，而且一开始就表现出很懂事的样子，要帮她抱安安。他们一个十岁，一个九岁，在安安面前足以做个大哥哥。但安安并不要他们抱，他更喜欢自个儿走，迈着没有多少底气的脚步，走得轻飘又急促，感觉是一只脚在跳。

        天气很好，没有风，一浪一浪的阳光使腊月的冷空气像被用力摩擦了似的，变得不那么寒冷，甚至还有点春日的暖气。要不是有事，陆小依倒是很乐意跟他们这样散散步，走去火车站。她向来喜欢跟儿子一块儿散步，当她和儿子手牵着手漫步在街头时，她感到轻快，踏实，好像不是她牵着儿子，而是儿子牵着她。她觉得牵着安安像牵着一个优美的念头，一个美好的未来，一种和谐、亲爱的现实，是谁都要羡慕的。如果哪天加林在家(音乐家经常奔波在外)，也加入他们的行列，这种优美，这种和谐和亲爱，就是完美无缺的啦，她愿意就这样度过一生。她经常暗自思忖：这就是我要的生活和幸福。她其实是个很现实也很容易满足的女人。

        父亲的建议就像他的作品，已经过时，加上三个小孩，陆小依出门之初就不准备采纳父亲的建议，虽然公共汽车两次在她身边开过，她还是坚定地张望着出租车。出租车平时多得很，但眼下是年关时节，需要耐心等待。等待的时间比想象的要长，他们边走边拦，等走过一条街，还是没有拦到车。好不容易拦到一辆车，司机是个临时上阵的(真正的师傅回老家过年了)，线路不熟悉，胆子又小，见了红绿灯和警察就减速，一点也没有出租车威风凛凛的派头。这样，当然不能准时去见人，下车时已经是10点07分，加上还要穿过一个偌大的火车站广场，陆小依有点心急，一下车就抱起安安，催促两个小家伙快走。

        广场上，人和物多得跟潮水冲积起来似的，远远看去，乱糟糟一片，无立足之地。陆小依怀抱安安，有点厌恶地走进去，东一脚，西一脚，时不时请人避让，求人原谅，走得心急火燎。这是今天以来烦恼第一次侵扰她，她开始后悔没把安安留在家里，而狗子和天然老是落后(他们老是被某些稀奇吸引着停下来)又让她生气，她不得不经常回头召唤、训斥。有一次，回头过急，她失去平衡，一脚踩在人家脚上，那人劈头盖脸地骂她：“瞎眼了！”

        由于气恼，她没有道歉，甚至不乏凶悍地剜了他一眼。

        到车站门口，陆小依来不及地将安安往地上一放，深深地出了口恶气，顿觉轻松百倍。

        现在，她要从这扇窄窄的铁门进去，这首先要博得守门人的信任，相信你不是出于逃票或接客。陆小依以为要做到这点很难，准备了一大堆解释和讨好的话——都是惯常的花言巧语。她不认为这样就够了，所以还作了其他准备，比如托人将朋友喊出来，或给朋友打个电话。可结果却容易得使她惊讶，守门师傅一听她找谁、二问她是谁后，便客客气气地放她进去，好像这两个名字把他吓倒了。

        这一定是朋友跟师傅打过招呼的缘故，陆小依想。朋友的这种周到的欢迎态度让她有点感动，同时她相信，车票一定是没问题了。她的心情一下又回到了几分钟前，朗朗的，暖暖的，像头顶的天空。

        她没有带安安他们进去，因为她觉得带他们进去容易被邀请而坐下来。她不想坐下来(她想快些回家，家里可热闹呢)，把他们留落在外就是尽快出来的最好理由。她把安安交给狗子和天然，叮嘱道：

        “我进去拿票，一会儿就出来，你们看着安安，不要乱跑。”

        两个做哥哥的都爽快又坚决地答应了，各人扶着安安一只肩膀，一副忠诚司职的样子。

        进去前，陆小依专门叫安安给她看看那把桃形小手枪，她担心儿子丢了。安安张开小手掌，手枪卧于掌心，在阳光下反射出潮湿的光芒，似乎动都没动过。她开心地帮安安捏好拳头，“别丢了，妈妈马上回来。”

        就别了。

        事后陆小依再三表白，她离开的时间顶多只有五分钟。五分钟呢，确实是够少了，但结果却比一辈子还长。漫长的长。无休止的长。比天还长。比地还久……

        出来时，陆小依首先注意到的是一个人群簇拥、混乱嘈杂的场面，场面的中心是一位席地而坐、号啕大哭的妇女，她的哭声极其粗野、强烈，夹杂着呼天抢地的哀鸣，一下子惊动了她宁静而欢喜的心——就像是被谁猝然紧捏了一把。惊动中，她目光格外急切地朝安安他们原来站的地方扑去，看到了狗子和天然：他们位置有点变化，但变化不大，似乎是朝前挪动了几步。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他俩中间空开着，俩人刚才搭在安安肩头的手，居然无所事事地空闲着！

        陆小依吃惊地跑过去，挡住了他们好奇的目光：“安安呢？”

        俩人偏了偏头，调整着视角，但不是为寻视安安，而是想继续看到那悲恸的妇女。

        陆小依放大喉咙：“问你们呢，安安呢？”

        狗子伸手向后一指：“在撒尿。”眼睛还是直直地望着前面。

        陆小依向手指处看去，仍不见安安，又问：“在哪里？”伸手推了他们一把。

        两个家伙这才调转头来，往安安撒尿的墙角望去，看到白色的墙面上有一座山形的湿印子，那是安安撒下的尿水。但安安却不知去向，好像已化作尿水，渗入了墙内。开始，陆小依还有耐心相信，安安不会走远的，他就在旁边，在这拨围观者中间，你左右看看吧。

        她左右看了看：没有！

        换个方位又看：还是没有！

        喊一声吧。

        她大声喊了四声：还是没有！

        喊第四声时，她已经感到两眼发黑，双腿发软，喉咙被卡住了似的吸不入气……

        安安不见了！

        这不是真的，但又的的确确是真的。事情的开始就像奥古斯的悲剧，是一泡尿，安安要撒尿，两位哥哥就带他到墙角边，狗子帮他扒下裤子——一层又一层。就在这时，一串尖厉的哭叫声突然从他们背后几米外拔地而起，狗子和天然一齐回头看去，看到一位足以成为他们婆婆的妇女就像孩子撒泼赖似的坐在地上又哭又叫，周围人纷纷聚拢，就像漩涡把泡沫和落叶都吸过去一样。

        天然率先擅自离职，加入围观者行列，然后是狗子。事后狗子开脱说，他本来不想过去的，只是看天然跑去了，怕他失散，就过去喊他。但这显然是开脱而已，因为他过去后并没促使天然退出围观，而是问天然：

        “婆婆干吗要哭？”

        “一个‘三只手’偷了她钞票。”天然说。

        “‘三只手’是什么意思？”他离开祖国时太小了。

        “就是小偷呗。”

        小偷把兄弟俩的心也偷走了，他们好奇地注视着恸哭的婆婆，把安安抛出了心灵，抛在了人山人海的广场上。我们可以想象，当陆小依明白这一切后，会怎么样？她一定会继续大声地喊：

        安安——！

        安安——！！

        安安——！！！

        即使过去了那么久，即使是对着电脑模拟着喊一喊，我还是很容易就可以感触到陆小依当时那种过分惊慌和无助的感觉，她看着偌大的广场和嘈杂混乱的人群，心里头一定害怕极了。恐怖干净利落地抽走了她有生以来所有的高兴和全部力量，她开始变成另外一个人：焦灼，惊惶，无助，悔恨，恐惧，魂飞，魄散……凡此种种，如烟似雾，来自四面八方，包抄着她，充塞着她，把她浑身上下每一个汗毛孔都塞得满满当当的。她身体僵了，硬了，心里空了，木了，仿佛恐惧将她钉在地上，变成了废物，动弹不了了。她真想一屁股坐在地上痛哭一场，可放开喉咙，却又变成了一声呼喊：

        安安——！

        声嘶力竭，夹杂着悲痛、惊恐、祈求和可怜，从喉咙里发出，又刺入耳中，陆小依感到像被抽了一鞭，浑身一个踉跄，差点晃倒在地。也就顺着这个踉跄，她甩开脚步，扑进了人海中。

        安安——！

        安安——！！

        呼号声一声比一声尖厉、脆弱、哀婉，身体的各个部位在呼号和前进中就像枯萎的花瓣一样，一片一片剥落。没有走出50米，陆小依就感到浑身只剩下两片铁硬的脚板，在水泥地面上紧张地拍打着。

        在广场东南的拐角处，陆小依第一次发现了安安，在一个三十多岁男人的怀抱里，男人像蛇一样在人群中躲闪着游窜，越窜越快，肩膀上时不时露出安安戴的绒线圆帽。陆小依疯了似的追上去，像个泼妇一般一把抓住了男人的肩膀。男人转过身来，她发现男人怀中的孩子是个女孩，只是戴的绒线圆帽和安安的相似而已。

        陆小依第一次擦了一把汗，那汗冷飕飕的，仿佛是从冰块上涨出来的甘露。她变成冰了吗？不，不，是火！是汽油！此时的她就像一桶汽油，所到之处，人海惊动。安安——！安安——！！呼号声一下接一下地拍打着广场，人群一片接一片地搅动起来。她不但无法扑灭火势，反而使火势更旺了。人们竞相围观她，问长问短，说三道四。

        “小依，你怎么啦？”是小依老单位的一个同事。这样的时候，她感激这样的相逢。

        “我把安安丢了。”说着，竟站不住地抓住老同事的手，呜呜地哭了起来。

        “别哭，快去找。”朋友问清事情，二话不说，把提的背的三只包全往妻子、孩子跟前一撂，“你们在这里等我。”

        “火车马上就要开了。”妻子说。

        “你放屁！”同事瞪圆了眼，似乎要破口大骂，却一言不发，调头拉着小依，“快走，我们快去找。”

        俩人分头喊开了。

        安——安——！

        安——安——！！

        两个人寻找，希望是双倍的，但绝望也是双倍的。朋友的出现和慷慨相助，曾使陆小依感到更接近安安了。但没过五分钟，当俩人在出站口空手相遇时，陆小依从朋友身上感到的却是更远离安安了。安安才两岁半，如果他仅仅是走散，这么短时间不会走太远的，如果能喊回来该早喊回来了。什么情况会使安安走得很远，喊不回来了？在某个居心叵测的大人怀里！这个担心陆小依开始就有了，这一圈呼号下来似乎是得到了证实。陆小依站不住了，靠着出口的铁栅栏慢慢蹲下来，她觉得自己身体就像热锅上的一个饼，正在热烈地一点点裂开来，四肢的感觉越来越麻木，好像它们率先从身体分裂了出去。

        两个小时后，我也加入了寻找安安的行列。那时，陆小依大概连头颅也脱离了身体，我看见她时她一动不动地坐在地上，见了任何人都无动于衷，只是默默地流泪。没有哭泣，只是流泪。

        我想，那眼泪一定是烫的。

        是的，日历翻了又翻，觅寻的手段和人员及范围增加了又增加，但就是找不到一丝安安的音讯。安安这孩子实在是太奇怪了，竟然以一泡尿的形式和母亲作别，你想想这对陆小依来说有多伤心。据说，伤心的泪水是发烫的。

        日历又翻了又翻，转眼又一个春节翻过去了，但陆小依却再也无法翻过“那一天”。那一天，她丢掉了安安……我还是要说，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这一天竟像一道万重山，把她的过去和以后彻底阻断、隔开了。似乎谁也没想到，这个偶然事件会有那么大的力量，把一个“完好无损的人”损得不成样子。首先是大病一场，痊愈后人瘦了一圈，黑了一层，再不像以前那么丰满、典雅了。这是可以想象的，我爱人因为丢了一辆自行车还蔫蔫的病了几天呢。难以想象的，冬天还没有过去，音乐家居然离开了她，走了！如果说丢失安安是个意外，那么他们离婚让人感到意外的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安安的偶然走失。以前，我们单位的人都说，他们相爱笃深，他们用实际行动向我们宣告：笃深其实并不深，也许只有安安的身高那么深——不足一米，貌似很深而已。

        他们离婚后不久，有一天，我看见陆小依把一个收荒匠喊回了家，收荒匠走的时候三轮车上装满了东西，其中有那只无比聪明的梳妆台。这也是我们没想到的，难道过去就这么不值钱吗，只值一个收荒匠的行情？收荒匠哼着小曲，乐颠颠地走了，我想象陆小依一定躲在屋子里哭。

        “我没有哭……”有一天陆小依坦率地告诉我，她没有为音乐家的走流过一滴眼泪。“很多事情是必然的，”她像一个智者一样，从容、淡然地对我说，“既然是必然的，又有什么好哭的。”

        我问她什么事情是必然的。她淡淡一笑，语义不详地说：“这个时代速度太快了，谁都在往前跑，把过去都丢了。”

        我注意到，她作笑时，脸上的雀斑很灿烂。一目了然。昭然若揭。我老婆也是一个满脸雀斑的人，我知道像欧莱亚什么的，可以将这些雀斑抹杀掉，但她似乎更喜欢素面朝天。这样，只要在一米之内，你总是可以看到黄褐色的粒状雀斑像沙子一样沿着她精致的鼻梁，向两边面颊洇开、散落。雀斑是个怪东西，一个女人脸上若干净得没有一粒雀斑，反而有点假——让人怀疑是粉过的，美丽只是面具。一般有个五六粒，而且长在额头上，是最好的。但是如果多了，而且是散落在鼻梁四周，那就惨了。如是对这些雀斑都不在乎，不装饰，那说明这个女人内部就有问题了：不是自暴自弃，就是太自以为是。一个受宠、温软的女人是绝不会让你看到这些雀斑的。什么叫不修边幅？男人穿着豁口的皮鞋，女人面颊上亮着两堂雀斑。陆小依现在就是这样，鼻梁像只沙漏，把两堂面颊弄得脏乎乎的，而且不以为耻。无所谓。换言之，我们不妨说她现在是一个不修边幅的女人。

        现在，说真的我在回避看到陆小依，因为每次看到她不修边幅的样子，总会让我对生活勾起一种盲目的恐惧。我总觉得，在她的过去和现在之间落差太大了，她从一个几乎人人羡慕的人，变成了一个几乎要我可怜的人，为什么？就因为这安安离开了她。安安是她命运中的一只开关，开关开着，她一切都好好的，开关关了，她一切都完了。而哪个人身上没这样的开关？这样想着，你就不会觉得生活是无忧无虑的。

        有一天，陆小依在电梯里突然又像个智者一样地对我说：“现在的生活就像坐电梯，上上下下你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她说得蛮有道理的。

        麦家，男，1964年生，浙江富阳人。1981年入伍，毕业于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无线电系和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现转业在成都电视台工作。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人生百慕大》，长篇纪实文学《血域雪情》等，部分作品曾在军内外获奖。本刊曾选发其中篇小说《陈华南笔记本》、《黑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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