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村来了一个算命的瞎子。瞎子姓王，是县城人。关于这个瞎子，县城下面的各个乡里把他传说得像神仙一样。他朝伊村的打麦场上席地一坐，不大工夫，伊村的老老小小全跑去了，把他围得密不通风。他不应该屈尊下乡来的呀！据村里消息灵通人士说，这王瞎子，他家里连着三个儿子结婚，大操大办，把他整穷了，只好从县城里出来四乡八村地替人算命，赚点儿钱。你看这世道，儿子吃老子，好像是天经地义的。

        虽是屈尊，架子还是拿着。瞎子冷着脸，十分倨傲。别人报上来的生辰，他爱理不理，爱算不算的。或沉吟，或装聋作哑。这也是他的架子，乡亲们不以为忤，亲眼看见这个传奇式的人物，今年一个春天就没有白过。瞎子每算好一个，他的带路童子就报一声被算人献上的礼物，一小包米，几只鸡蛋，或几只山芋……瞎子倒也不挑剔，来什么收什么，不说怪话。

        我父母也去了。那年我七岁。我被我父亲押在家里打棋谱，我还没学会说话就被我父亲硬逼着学象棋了，其中的原因，留待以后再说。他一听说瞎子来了，马上放下棋子，对我说：“八年没见这人，他还记得我吗？”牵着我的手去了。到那里一看，我母亲早就在那里看着热闹。我父亲挤到前面，对瞎子说：“您老人家好！八年前你给我写过一封信，叫我到一个地方去找一个高人。不知您还记得不记得？”瞎子不说话，伸手摸索我父亲的嘴角和眼角，然后说：“好！好！看上去你好了。”

        这时，我母亲分开人群挤到我父亲边上，很有些寻衅地对瞎子说：“你既能给我男人指一条光明大道，那也能给我指一条光明大道。”瞎子急速转动着眼珠子，显然有些生气地说：“生在穷乡僻壤，一个妇女，要么有能耐远走高飞，要么就安心在家里相夫教子。有什么资格追天索地？我八年前就给你男人算过命了，他是一只大鹏鸟，你是灶上的葫芦瓢。”瞎子说完，我母亲鼻子里轻慢地“哼”了一声，拉着我的领子就走了。她就是这种性格，别人见惯不怪。

        回到家里，她对着灶屋里的干草自言自语，又像说给我听：“哼，我为什么要死守在家里？这个家有什么好？说不定出去的是我。谁说女人就注定要守一辈子的家？现在的世道乱了，女人没有地位了。哼！”说完一些狠话，她还是钻进灶屋里开始烧饭，一边烧饭一边摔摔打打。

        父亲是过了好大一会儿才回来的，估算着妻子的火快消了。没想到他刚一进门，一只葫芦水瓢就从灶屋里飞出来，正好砸在他的心窝上。他嘀咕了一声：“侠女的飞剑，真准！”不声不响地跑到屋后坐着去抽烟了。

        我父亲这天没有吃早饭，因为他一大早就开始督导我打棋谱。他饿得发慌。我母亲把饭一烧好，他就忍不住去揭了锅盖，给自己盛了一大碗米饭。吃了几口，手上一空，碗没了。抬头一看，碗在老婆的手里掂着呢。父亲站起来转身就走，母亲说：“哪里走？”一把揪住他的衣服。父亲说：“我再到瞎子那里去把你我的命换过来，你是一只大鹏鸟，我是家里的葫芦瓢。”母亲松开手说：“我也不想做大鹏鸟，我也不想做葫芦瓢。你让老瞎子给我算算，我什么时候才能碰到一个我真正爱的男人？”父亲说：“快了，快了。这个命我给你算了。不出今冬明春，你就安心地等着吧！”

        熟悉我们家情况的人都知道，我母亲固然性情乖张，但我的父亲也是自作自受。他是自投罗网。

        我母亲生在棋王家里，是棋王三个女儿中的老二。棋王的三个女儿每人都有一个花名绰号。大女儿叫大绣球，二女儿叫二玫瑰，最小的叫小茉莉。这个二玫瑰就是我的母亲。她浑身带刺，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啥都敢说，啥都敢做。又有一样与众不同的性格，不爱钱，不爱权，只对男女之间的情事在心在意。当她的姐妹们说三道四，可劲地积攒私房钱的时候，她却与邻村的一个铁匠私奔了。那铁匠是有妇之夫，而她当时已经与县里的一位官员之子订了婚，那官员之子正在中央党校学习，是个前途无量的人。

        这件事一夜之间传开，人人都觉得匪夷所思，谁会放着现成的好日子不过？不可思议的事还在后面呢。一年过后，她一个人两手空空地回娘家了，原来她与铁匠分手了。她的脸上一点也看不出悲伤的样子，也没有表示出对家里人的歉疚。回到家里，吃、喝、洗澡、换衣裳，然后去逛街，串姐妹的门……哪一件都没耽搁。棋王私下里把他的大女儿和三女儿叫到面前训话，说：“二姑娘是个没心没肺的人，朝深里说，是‘文革’带来的遗害，那几年弄得人都不知道羞耻了。你们不要向她学习。有谁想给她提亲，你们不用回家商量，立马应允了。听懂了吧？”

        棋王这句话传到了二姑娘的耳朵里，她也不生气，实事求是地自我评价说：“我是个水性杨花的人！难怪爸爸看着生气。”

        没有人提亲。棋王的大女儿乔雪春、三女儿乔雪银相继出嫁，二女儿乔雪树就像被人忘了似的。谁敢娶她啊？她自己都说了，她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

        那时候“文革”已结束，政府不再那么讲究政治挂帅，社会上吃的玩的一时都兴了起来。棋王收了好些徒弟，每个月的初八，在家门口的大柳树下设局迎战各方好手，也是切磋棋艺，发扬国粹的意思。一九七九年农历六月初八，我父亲翻过一座山，绕过大半个湖，来到老乔家那棵著名的大柳树底下。他不是象棋好手，也不想拜师学艺。只因为政府退还了他两样“文革”中被抄家的物资：一只紫檀木棋盘和一副犀牛角象棋。有了这两样东西，他没头没脑地就觉得与棋王有缘，一定要让棋王看看这两样祖传的宝贝。

        棋王看到这两样东西，眼睛都直了。他今年六十岁了，被人叫了三十多年的棋王，可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漂亮的棋盘和棋子。他小心地把紫檀木棋盘翻过来，欣赏背面雕刻的密密麻麻的云龙纹。从棋盘的做工、色泽、手感上判断，应当是明代的东西。棋王看了一阵，放下这两样东西就回屋里去了，他坐在屋里用力地劝说自己，给自己世俗思想与灵魂做出理性的审判。最后，他高尚的灵魂胜利了。君子不夺人之爱，更不可妄起邪念。他松了一口气。

        棋王再次出去的时候，发现拿棋盘的小伙子已被人打昏在柳树底下，那副棋盘和棋子不见了。发生这种事，棋王一点儿也不奇怪，他知道他的徒弟中有几个是“造反派”出身，崇尚武力和斗争哲学。他用足了力气吼道：“哪个人干的？还有没有王法？”

        一个徒弟跑上来说：“师傅，不是我干的。但是我说句公道话，人家是为了您老人家……您回去看看，那两样东西放到您家里去了——就放在二姑娘手上。”

        话音刚落，二姑娘的身影出现在客厅里，先是棋盘从门里飞了出来，没等棋王出声阻止，一副犀牛角棋子如天女散花一般落在地上。棋王心疼得直跺脚，赶忙俯下身去捡，恼怒地说：“以前的姑娘都有规矩的，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不然的话被人看不起。现在倒好，姑娘家就像野小子一样。”屋里“扑哧”一笑，二姑娘出来跟父亲一起捡了。正好昏在柳树下的小伙子醒了过来，灰尘四扬地走过来。二姑娘厌嫌地挥挥手，把棋子一把塞给了他，骂道：“快走吧！丢人现眼！”她忽然又想起什么，问：“你会不会打架？”刚醒过来的小伙子不紧不慢地回答她：“打架？蠢人干的事！”

        我父亲绕过了大半个湖，翻过了一座山，回到家。他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他被人打了，为什么心里还甜滋滋的？

        结论：他喜欢上了棋王的二姑娘。他不在乎她不好听的名声。

        我父亲大名叫程家良。他在中学里就是一个品学兼优的优秀青年，因为父母亲都是村子里的小百姓，他没有门路被当地政府推荐上大学或参军，所以高中毕业后就回乡务农了。他和我母亲一样，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与我母亲的个性正好相反，他守规矩，懂礼貌，凡事追究一个“理”字。他天性爱“理”，年轻轻的，就被村里一些人笑他迂腐。

        程家良从棋王家里走回自己的家，需要五个半小时。在这五个半小时里，他已经深思熟虑地决定娶棋王的二玫瑰了。他也知道，这朵玫瑰有些刺手。刺手归刺手，他看出来了，他喜欢的这个女人与众不同，不是俗流。

        他上头有两个哥哥，早就结了婚，分开过了。他是家里老三，和老父老母守着一间屋子。家里穷得四壁空空，并不妨碍他像一位绅士一样的做派。他在心中早就把自己塑造成一位品格高尚的君子了。

        晚饭是一碗冷粥，加一小碟腌萝卜。他的父母亲在屋里听广播，一边等着他回来。他喝完了粥，郑重其事地让父母坐到桌子边，禀告自己的打算。他说：“爹，妈。你们的老三，从小就不偷不摸，不说谎话，不说脏话。从来不给你们添麻烦——这下子要给你们添麻烦了。”

        他的父母亲开始都不说话。后来，他母亲说：“那棋王的二女儿水性杨花哩，都知道的。恐怕以后的日子过不牢呢！红杏再漂亮，也是红杏。”但他父亲理智地说：“各人活各人的，你想怎么做这是你自己的事。我们是劝不住你的，还是省点儿时间听听广播吧。”

        程家良陪着父母听了一会儿广播，站起来到墙壁上去取了一小挂咸肉。外面下着小雨，即使是夜里，雨丝打在脸上还是温暖的。他来到一位年长的程姓老爹家里，这位老爹是伊村的“族长”，“文革”中被红卫兵打残了腰，躺在床上多年了。虽说“文革”过后，大伙儿又开始尊重他，但像程家良这样为婚事郑重其事地上门禀报，还带着一挂咸肉，那是从来没有过的事。老人家读过几年私塾，知道孔子拜见老子，进献的礼物不过是一只大雁。这时候他挣扎着想起身，说要给程家良下跪，因为程家良尊重他。过后，他立马叫儿子把族里几个商议事务的人物叫到家里，当着程家良的面开了一个会，会议的议题是：在拨乱反正的年代里，如何让理智战胜情感。

        这个议题很大，几位先生议到半夜还是议而不决。最后，只好做出一个比较现实的决定：既然理智无法战胜情感，那么，就尽可能地理智地对待情感。娶了乔雪树后，不要帮助她干家务，不要帮助她带孩子。抱两头小猪给她养着，再抱一群小鸡小鸭给她养着，还要让她下地劳动……如果还有剩余的时间，叫她把家里所有的衣服都绣上花。这样的话，她再也不可能有时间有精力想别的男人了。

        族长摸摸胡须说：“家良，你的行为让我想起了两个字——浪漫。你是浪漫主义哩。”他转过头去对那几位说：“多少年没听到这两个字了，浪漫……我自己说着舌头都在打结哩。啥叫浪漫主义，就是自投罗网。”他忽然神色凝重，显然被自己说的话镇住了。

        隔了几天，我父亲程家良带上祖传的檀香木棋盘和犀牛角的棋子，以惊人的速度，翻过一座山，绕过大半个湖，前去乔家自投罗网。他在院门口恰好碰到了去河边洗衣服的二玫瑰乔雪树，她看见我父亲一头大汗狼狈不堪的样子，不由得放声大笑，然后扬长而去。我父亲小声对着她的背影嘀咕：“笑，笑……以后让你笑个够。”乔雪树回头敏感地问：“你说啥？你想必是来提亲的？”我父亲说：“是又怎样？”乔雪树说：“不怎样！”

        不用说，棋王对我父亲的来意表示惊讶。但他没有慌张，给了我父亲两千块钱，收下了棋子和棋盘。至于婚事，当然是应允的。不过是不是听听二姑娘本人的意见再说？我父亲说他刚才看见二姑娘了，也向她说明了来意，但是她没有明确表明态度。棋王哈哈大笑，说：“看来她巴不得马上走哩！”

        我父亲对于这件婚事，一点儿也不担心。他哼着小曲朝河边慢慢走去。一不留神他走错了方向，绕到小河对面去了。河对面的乔雪树还在洗衣服，我父亲猛然大声唱了几句。乔雪树听见歌声，抬头站起来，朝他看了一下，他像胜利者一样，兴奋地向她挥手致意。她马上蹲下去洗衣服，装成没看见他的样子。可怜的父亲，目不转睛地看着她，脚在路上走着，脑袋被乔雪树吸引着保持不动，就像一株向日葵一样。忽然他被人轻轻推了一把，停下来一看，撞到了一位大姑娘，是一位梳着双辫子的大姑娘。大姑娘开口就说：“程家良，你大概不认识我了吧。你不认识我，我把你放在心上哩！”

        我父亲很着急，河对面的乔雪树放下了衣服，手搭起凉棚，站起来朝这边张望。梳着双辫子的姑娘说：“你不用害怕，你见了二玫瑰把我的话告诉她也没关系。我对你说——有那么多的好姑娘你为什么看不上，单单看上她？她以后恐怕是一枝出墙的红杏。我的话说完了，我知道你还是没有想起我是谁。”

        我父亲真的没有想起她是谁，也许是一位小学的同学？中学的同学？也许在某一位亲戚的婚事或丧事上见过她，在一起吃过一顿饭……幸亏她说完这些话头也不回地跑了。

        我父亲第一次和乔雪树面对面了，他发现自己连喘气都不会喘了，不，他根本不知道这时候该不该喘气。乔雪树皱起眉头问他：“那女人跟你说些什么？是不是说我的坏话？”我父亲说：“没有没有，我对天发誓。”乔雪树斜眼瞧着我父亲，笑了起来，说：“你这个人跟别的男人不一样。你是个君子。我答应嫁给你了。”她哼哼着歌，收拾东西准备回家。我父亲想：就这么简单啊？是不是太简单了！他没有过求婚的经验，不知道这么简单是不是好现象。他追着乔雪树问：“那，那你爱不爱……”乔雪树打断他的话：“我从来没爱过男人。你想要我就要，不要拉倒。我讨厌那么多的废话。”

        我母亲就这样嫁到了伊村，与我父亲共同生活了。他们结婚的那天夜里很奇怪，我母亲像是找到了知音，迟迟不肯上床睡觉。在她看来，说话比新婚之夜的睡觉更重要。她拉了我的父亲，一人泡了一杯茶，她自己还点了一支婚礼上的喜烟，坐在桌子边聊天。说是聊天，其实只是我母亲一个人在说，我父亲只有听的份儿。

        我母亲大谈她混乱的恋爱史。她第一次与别人发生性关系是十六岁，在她父亲的批斗会上，她被勒令陪斗。批斗会开到一半，造反派的头头借故带她从会场上出来，把她带到粮站的一间仓库里。仓库很大，里面堆了一些谷子。头头拿出一把刀子晃了一晃，她一下子就吓晕过去了……这样也好，省得大家都麻烦。第二次是和体育老师，那老师的老婆从别的县里赶过来，堵在教室门口，把天下所有的肮话都骂了出来。正在上课的语文老师听不过，说：“你骂得也够了，她到底才十七岁，你男人三十七岁了。”第三次跟了铁匠，两个人一起跑到了青海，那铁匠一离开故土就像丢了魂一样，除了吃喝拉撒睡，别的什么也不想干。所以她一气找了当地的一个男人，那铁匠也无所谓……

        我母亲说了这些历史经过，总结性地认真地说：“现在就找了你了。但是我不瞒你说，我没有爱过一个男人。”

        我父亲忍住气听完她长篇大论的叙说，本想给她一个耳光，但他理智地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他仔细地一看，母亲的两只眼睛里都有泪光，这是她的真相。于是说：“我很幸福，因为我爱你！”

        这个奇怪的新婚之夜一直像一块鱼骨头卡在我父亲的喉咙里，俩人结婚刚满一个月，他就到县城里去找算命的王瞎子。他听说这瞎子是个智者，无所不晓，无所不能。白天给人算命，夜里给鬼算命。我父亲对王瞎子说：“我爱上了一个女人，把她娶回了家。但是我很痛苦，因为她不爱我。我不想打她，不想骂她，也不想放弃她。我明知道她会让我陷入困境，还是怜惜她，爱她。我左右为难，夜不能寐。我有什么办法让自己的心灵得到安宁呢？”王瞎子听了我父亲的话笑起来，说：“我有三个儿子，他们都不学无术。既不能读书，又不能下地劳动。在五到六年的时间里他们都得依靠我结婚成家。我自己对生活都无可奈何，心里翻江倒海的，哪有本领让你得到心灵的安宁？不过我有一个朋友，在祖国的大西北。我给你写一封信，你带着信去找他，也许他能帮助你。”

        我父亲带着瞎子的信去了祖国的大西北。过了半年他才回来，他到村口就有人告诉他：“程家良，你媳妇在集市上买鸡蛋吃哩。她每天都要吃一大堆鸡蛋，她的肚子大得不得了。”我父亲心急火燎地赶到集市上，只见我母亲拎着一袋子鸡蛋，嘴巴里吃着东西，鹅行鸭步，笑容灿烂，看上去十分自在。她一见我的父亲，“哈哈”大笑起来，说：“程家良，欢迎你回家！你再不回来，粪池就要溢出来了。你这个狗东西，在外面混了半年，有没有找到治我的法子？是打我？骂我？还是挖个地洞囚我？”

        我父亲回来后，我出生了。我刚会“牙牙”学语的时候，我父亲就在我面前摆上棋盘，教我认识每个棋子应该摆放的位置。所以，我刚会说话，就能准确无误地把棋子放在该在的位置上。然后，我父亲开始教我怎样走棋。

        他说这就是那位高人教他的招术。这种话谁会相信呢？但是他出去的半年里究竟做了些什么，没人去问。因为在这样的年代里，他这种行为是没有价值的。这是一个相信金钱的年代，男女之爱显得虚无缥缈，无足轻重。

        我母亲一直不相信他找到了什么高人，她认为这半年里他也许去远方寻找别的女人去了，借以排遣他对妻子的失望。所谓的治妻招术，说不定就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名堂。但她对此没有任何反感之处，她怀了孩子，马上就要做母亲了，但是心里感受不到生活的压力，也感受不到家庭的束缚。改革开放的年代，大家都在一门心思地追求物质，她还在不切实际地对爱情想入非非。

        我父亲给我取的大名叫程爱树。从这个名字里你可以看出来，他确实深爱着我的母亲。我会走路后，他就带着我到处与人下棋，我就在旁边看着他走的每一步棋子，记在心里。他带上我还有一个作用：他赢的话，我就把赢来的钱放在衣服里面的口袋里，回家交给母亲。他若输的话，我就从衣服里面的口袋里掏钱给人家。他总是赢多输少，不几年我家就拆掉茅屋建瓦房了，但我母亲的心从来不在父亲身上，她说：“程家良啊！我不是一个好女人，我注定是个坏女人。”我父亲听了这种话也不生气，反而安慰她说：“乔雪树，你要是个坏女人我为什么要娶你呢？你是一朵玫瑰花，就是刺多了一些。”

        我父母就这样过了八年。一直到我七岁那年，王瞎子的钱包被三个儿子折腾得空空荡荡，屈就来到乡下算命。你也知道了，王瞎子来的这天，我母亲又与我父亲吵了一架。因为王瞎子说她是一只葫芦瓢，而我父亲是一只大鹏鸟。这以后不久，我父亲真像一只鸟儿一样飞出去了。

        我父亲出去前对所有的人都说，他是进行着一个壮举。什么样的壮举呢？就是他要一个人进行一次全国性的巡回象棋赛。时间不限，也许五年六年，也许五六十年。他要靠这个发家致富，让妻儿老小过上社会主义的小康生活。我对此深信不疑，屡屡恳求父亲带上我，但父亲严肃地打消了我的念头，因为我秋天就要上学了。

        我父亲离家的真实情况是：我妈爱上了村里槐树林里那个养蜂人。

        我母亲是个美人坯子，男人见了她没有不多看一眼才走的。她可从来不正眼瞧男人，因为还没有她瞧得上的男人，哪怕这个男人有钱或有权，她瞧不上就是瞧不上，没有道理可讲。今年五月中旬，村里来了一个养蜂人，住在槐树林里。这时候的槐树花开得一片雪似的，还带着浓浓的香味。女人们都到槐树林里去找养蜂人，从他那里买些金黄透亮的槐花蜜。我妈从不喜欢与村里的女人们一起行动，她是一个人去的，而且是在傍晚。养蜂人看了她一眼，又看她第二眼。很奇怪，这个其貌不扬的养蜂人只看了我母亲两眼，我母亲浑身就有些发抖了。养蜂人嗅到了味道，死死地盯着她不松开眼珠子，给她的蜂蜜多了一倍还不止。忽然大胆地拉住了我母亲的一只手，看她没有反抗，又拉住了母亲的另一只手。他把母亲的手一只一只地反复抚摸，突然扔掉，很武断地说：“幸福就在这里，看你能不能把握它？”

        我母亲惊慌地逃出槐树林，一到家就对我父亲说：“程家良，我有救了！我活过来了！”看到丈夫苍白的脸色，她觉得有点儿对不住他，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她天性张狂散漫，又从来没有爱过一个男人。她骗不过自己，不能把到手的幸福放弃掉。她低下头去，认了一个错：“程家良，我对不住你！我天生就是个坏女人！”父亲说：“你要是个坏女人我怎么会娶你呢？你是一朵玫瑰花，就是刺多了一些。”

        所以，父亲是第一个知道情况的人。母亲最先把情况告诉了他，这又一次证明，她把父亲当成了说话的对象，一个朋友，或者是兄长，一个包容她所有行为的贴心人，一个命里的救苦救难者，唯独不算她的爱人。

        我父亲一丝不苟地担当着以上这些角色，他听了我母亲的坦白以后，马上就去了槐树林。他对养蜂人说：“我要一斤蜜。”养蜂人拿出一只玻璃瓶，往玻璃瓶里倒了一些蜜，连瓶带蜜放在秤上称了一下，对父亲说：“多给你差不多一两呢。”父亲看了他一眼，拿过他的秤杆，连瓶带蜜地称一下，才一斤多一点。那么一个玻璃瓶子起码有二两啊！他知道这个养蜂人是个不诚实的男人，为一点点的蜜就会撒谎。

        父亲回来后对母亲说了养蜂人撒谎的事，他认为这个人是不可靠的，不是女人该信赖的人。母亲喊叫着说：“谁不撒谎啊？就是圣人，恐怕也有撒谎的时候。”她满面红光，一点儿也不想掩饰心中到来的爱情。我父亲知道，他该走了。

        但他还有一件事要做，他必须到棋王家里去辞行。以前他要走好几个小时才到，现在修了路，通了桥，他大半个小时就到了岳父岳母的家里。

        棋王坐在我父亲面前，塌着腰，像是矮了一截子，不住地唉声叹气，屡屡拿眼光瞄在我父亲的脸上，好像是他做错了事。这几年他收徒、讲课，气象很不一般了，身上穿着一件外国人送他的阿拉伯长袍。他憋了半天，终于忍不住地说：“实事求是地讲，我算是开明人士。但是这东西实在过分……”他破口大骂：“一个破养蜂的……她真是狗改不了吃屎。”

        骂了女儿，他开始责怪我父亲：“你是怎么搞的？你是不是对她太民主了？我听说你们结婚时，族长给了你一个降她的计，让她一个人干家务、带孩子，还要让她下地劳动，让她养猪、养鸡鸭鹅……如果还有剩下的时间，让她给家里的被子、衣服上全部绣上花。你有没有按族长的吩咐做？”我父亲说：“这些事她全做了。她是个能干的女人。每天都把事情安排得妥妥帖帖，还忙里偷闲唱上几句戏文。”

        棋王说：“她唱啥？”

        “小尼姑思凡。”

        “那你应该打她骂她！”

        “我不打她不骂她，后来还怕她累坏了，不让她下地，帮她带孩子、烧饭……”

        “不要说这些了，你就差没替她去绣花。你对我说说，你发现她有了外心以后有没有打她骂她？”

        “不是我发现的，是她自己告诉我的。我知道以后没打她没骂她。”

        “那……那我们也没办法了。你是活该！”

        话说到这儿，我父亲才说明了来意：“我今天来，不是兴师问罪的。一个女人，她有权选择爱与不爱。我知道这件事后，就去看了那个养蜂人，我想了解一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看到他眼神闪烁不定，手势轻飘花哨，身子骨也嫌单薄，满嘴谎话，不是一个能担当生活的人。”

        棋王说：“想必你这些话是告诉了二丫头的？”

        “告诉了。”

        “她是什么反应？”

        “她责怪我多事。她满面红光，精神焕发。”

        棋王叹了一口气：“那她要吃苦了。”

        我父亲说：“所以我现在来告诉你：你放心，她吃不了苦的。我七八年前就着手安排她的生活了，我的儿子现在就能下棋养家。”

        棋王站起来朝我父亲鞠了一躬，他的阿拉伯长袍太长，差点儿绊他一跤。他抬起头说：“家良，你是个真英雄！”

        棋王把那只棋盘还给了我父亲，自己只留下了那副犀牛角的棋子。我父亲就带着家传的紫檀木棋盘离家远去了。以后他一年回来一到两次，每次回来之前，他会想办法通知我，叫我到爷爷奶奶家里见面，让我与他下棋。每次他总是故意输给我，然后把他带回来的钱交给我，再三地嘱咐，好孩子不能自己偷着花钱，一定要把钱交给妈妈……当然，这些事，都是后话了。

        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后话，父亲走后，养蜂人就住到我家来了，母亲看上去找到了真爱，满脸的幸福甜蜜。但是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她与养蜂人的爱情也归于平淡，两个人开始拌嘴。拌嘴的原因是养蜂人的懒惰，他身体不好，加上没有自己的孩子，做什么都不起劲。家里的经济状况也开始出现问题。偶然的一天，我放学路过一家人家门口，那家里有三个小伙子正在下棋。这些人叫住了我，三个小伙子每个人都与我下了一盘棋，我赢了他们，拿到三十块钱。我高兴极了，对着他们大叫：“赢你们几个小菜一碟。我是谁？我是我爸爸教出来的。我爸爸同时下四副盲棋。妈的，他是好样的！”我把赢来的钱交给母亲，就像父亲做的那样。我对母亲说：“妈，爸爸教我的手艺派上用场了，你以前还老是怪他教我的时候太狠。”

        母亲突然愣住了，过后她的表情很复杂，惊异、尴尬、难过，她肯定想到了什么吧？她肯定想到了什么，因为她把我父亲的照片拿出来看了。她看照片的眼神，柔和像水。唉，她好像爱上我的父亲了。

        我父亲是第一个知道母亲有了外心的。我呢？我大约是伊村最后一个知道真实情况的人。有一天，我在小河边捡小石子。我父亲明天就要走了，我寻思着给他带上一个纪念物。过了一会儿，我父亲来找我了。这是从来不曾有过的待遇，不管我玩到多晚，总是我自己回家的。

        父亲抱着我，一路亲我。我很重了，很高了，两腿拖着，晃晃荡荡，不住地打着父亲的膝盖。我们走过稠密的住家，快到家门口时，我忽然发现父亲的背后粘着一张纸，我伸手把它揭下来，上面画着一只大大的乌龟。

        父亲把我放到地上，指着纸问我：“这是什么？”我老老实实地回答：“一只大乌龟。”父亲再问我：“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摇头说不知道。我父亲说：“这是一句残酷的骂人的话。就是说，当一个有了丈夫的妇女爱上了别的男人，她的丈夫就失去了做人资格，就是乌龟了。”我问了父亲一句很成熟的话：“那么你心里是怎样想的？”父亲说：“你妈是个难得的好人哩！为她，变成什么我都心甘情愿。只是可惜，她还没有爱过我。”我着急地评判道：“她以后会爱你的。”我父亲哑着声音笑，笑得很长，然后说：“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千万别对任何人说，你爸爸在你还没生出来的时候，就想好了一个计。有了这个计，你妈就会爱上我的……”忽然眉头一皱，忧虑地说：“不过也说不准，你妈是个大活人，又不是听我摆布的一只棋子。”我问父亲：“快告诉我是啥计？”父亲抱起我朝家里走，我把两条腿交叉绕在父亲的屁股上，这样我的腿就不会碰疼父亲了。父亲一边走一边在我耳边说：“这个计就是你。”他说话的气息像绒毛一样拂在我的脸上，温暖，可亲。

        我听不懂我父亲说的话，只是跟着我父亲“嘿嘿”地笑。

        这天夜里刮起了风，我家的木门漏风，客厅里那盏吊线电灯晃晃悠悠地亮了一夜，我父亲就在这盏灯下看了一夜的棋谱。第二天一早，我母亲烧了一锅子的玉米粥，然后找了一个借口出门了，一直到我父亲走，她也没有露面。我跟着我父亲，寸步不离。看他瘦削严肃的脸，看他整理包，看他用刀削了两片薄薄的木片塞住大门的缝隙。父亲坐的是傍晚的长途车子，有人上门来喊：“程家良，车子来了，驾驶员叫你快去，一车子的人，他可不想久等。”

        我送我父亲到村口，他不让我再送了，叫我回家。于是我看着父亲的背影消失在路上，他消失的地方，天空本来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这会儿成了一个没有光泽的圆球，有着艳丽的橙色，很热的那种橙色。再一错眼，连橙色的圆球都不见了。这个戏法变得太快了，我不禁小声哭了。但是当我泪眼模糊地看着空空的公路时，我发现了奇迹：公路的上面，太阳消失的地方，留下半空粉红的粉紫的晚霞，它们看上去是暖烘烘的，好像人起床了，被窝还温着……

        叶弥，本名周洁，女，江苏苏州人。1994年开始业余小说创作。著有小说集《成长如蜕》、《钱币的正反两面》、《粉红手册》、《市民们》、《去吧，变成紫色》、《天鹅绒》，长篇小说《美哉少年》。曾获得江苏省第一、二届紫金山文学奖，第一届蒲松龄世界华语短篇小说奖，小说选刊“贞丰杯”短篇小说奖。作品入选多种年度优秀小说选本，并有中篇小说《小男人》列入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现居苏州。为苏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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