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杨兴顺九岁，夏天一个赶街的日子，父亲杨贵让他去卖一背篼谷糠。杨兴顺说，爸，我不知道怎么卖。杨贵说你去中街戏台底下蹲着，自然有人来问，一背篼卖八毛，但你要价不能要八毛，你得要一块，那些家伙会杀价，杀到八毛的时候，你得挡住，然后装出吃了大亏的样子，说好吧好吧，卖给你。杨兴顺说，要是我挡不住呢？要是人家只给七毛呢？杨贵把脖子一挺：七毛？七毛就不卖！街上喂猪的又不止一家，你就蹲在那里等，直到有人给上八毛你再出手。

        杨兴顺说好的。

        往背篼里装谷糠的时候，杨贵把谷糠从麻袋里捧出来，让它从指缝间缓缓地往背篼里流。儿啦，杨贵说，你看见没有，像我这样，糠粒子就能在背篼里站住，本来需要三十捧才能装满的，现在只要二十五捧就满了，节约五捧出来，我们自己喂猪，五捧谷糠能让猪长二两肉呢，等到过年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多吃上二两肉。

        杨兴顺的喉咙咕嘟地叫了一声，像里面潜伏着一只饥饿的青蛙。

        他说，爸，我喉咙叫了一声你听见没有？

        杨贵说不是你的喉咙在叫，是我的喉咙在叫。

        杨兴顺说哪里呀，分明是我的在叫，不信你再听。

        又是一声响。响得混混沌沌的。是两条喉咙同时发出的响声。父子俩笑起来。

        杨兴顺把嘴凑到父亲的鼻子跟前，说爸你闻闻，我嗝出的全是一股稀饭味儿。

        杨贵咂摸了一下嘴，说，你的是稀饭味儿，我的是野菜味儿……我们有好久没吃过干饭了，大半年没吃过肉了。这都怪你妈，你妈活着的时候，我们十天半月可以吃上一顿干饭，两个月可以打回牙祭，可你妈嫌活着太累，提前死了，不管我们两个了。

        杨兴顺把眉头皱起来。他的脸窄，眼皮肿泡，眉头一皱，脸不那么窄了，眼皮却肿得更加厉害。

        爸，你不会提前死吧？

        我不会，我还有儿子，怎么会提前死呢。我不像你妈那样不要天良。

        杨兴顺流下了眼泪。他流泪是因为父亲骂了母亲。他六岁多快满七岁的时候，母亲就死了；母亲死于一场天灾，那年四川东北部连续七十余天滴雨未下，本来长势良好的秧苗，抽穗时节就被干死，到了秋天，秧苗全都变成了长在野地上的枯草。母亲就被那些死去的生命急死了。

        别人的母亲没被急死，我的母亲为啥就急死了呢？这是杨兴顺经常要想的事。他现在已年满九岁，在母亲去世的这两年多时间里，他上山割牛草，总躲在密林深处，偷看别人的母亲从野地上走过。别人的母亲踩着熟悉的土地，扑扇着热风或寒流，吆喝着自己的儿女……她们都活着。杨兴顺相信，他的母亲也在偷看，躲在坟地里偷看，她看到那些跟她差不多同时嫁过来的女人，甚至比她老得多的女人，都还像往常那样在吃喝拉撒，像往常那样为儿女做饭、添衣，她的心一定很痛。她想站起来，把藏在密林中的儿子叫到身边，搂进怀里，可她站不起来了，她被泥土埋掉了。母亲的坟旁，长着一片竹林，杨兴顺听人说，死人埋在竹林旁边，竹根就会穿进死人的眼眶，转世之后，必成瞎子。这就是说，即便母亲立即投胎为人，也看不见了，认不出自己的儿子了。

        杨兴顺觉得母亲多么可怜。

        有一次，他对父亲杨贵说，爸，把妈坟边的那些竹子砍了吧。

        杨贵说，砍了？我们全靠它编花篮织席子呢！

        杨兴顺说，我怕竹根瞎了妈的眼睛。

        她人都死了，还怕瞎眼睛？

        杨兴顺觉得父亲的话说得太难听了。

        不要信那一套，杨贵接着说，我都不信，你还信？

        杨兴顺说不上信，也说不上不信。他只是害怕，只是觉得母亲可怜。

        他常常为母亲流泪，但都是没人的时候悄悄流。

        今天是他第一回在父亲面前为母亲流泪。

        杨贵见儿子的泪水一串连一串的，以为他是怕爸爸也提前死去，说，顺子，你放心，爸爸还没活够，爸爸不仅要把我自己的岁数活够，还要帮你妈把没活的年头也活出来。你妈死得太冤了，那天她去田地里走了一趟，回来就病了，我都还不知道她病了的时候，她就死了。

        言毕，杨贵把手拍了拍，为儿子擦泪。擦了泪又继续装糠。谷糠把背篼填满，杨贵叉开五指，在表皮上轻轻地抚摸下掌印。儿啦，他说，你这么留下印子，别人看起来就是按过的，就以为装得很瓷实，给价的时候就不会太抠。你要学会这一招。你学会了吗？

        杨兴顺说我学会了。

        事情做完，杨贵再拍手，可他的手上沾过儿子的泪水，细小的糠粒怎么也拍不干净。他把手递到儿子的嘴唇边，让他舔。杨兴顺柔软的舌头，在父亲的手掌上细密地游走。

        上街要下山二十里，再沿河走十里。山路陡峭，夏天被林木遮挡，显不出陡，等到树叶尽脱，你会看见那条被人踩白了的小路，像根绳索似的从上到下地绷着。杨兴顺背着谷糠，下了院坝，横穿几条田埂，过了母亲的坟茔，就吊到那根绳索上了。他要顺着那根绳往下滑。他滑得很慢，脖子缩着，脊背收住，每一脚抬起来，都轻轻地放下去。因为父亲说了，走得太快，下脚太重，背篼里的糠粒子就站不住了，就会躺下去，那么一躺，本是满满一背篼，到街上说不定就只剩下半背篼。

        今天去赶街的人真多，他们一个接一个从后面追上来，见到杨兴顺，说顺子你能干啊，知道去卖谷糠了，你为啥走那么慢，数地上的蚂蚁呀？

        杨兴顺说我的脚崴了，我只能走这么快。

        脚崴了还上街？你爸呢，你爸为啥不去？

        杨兴顺说我爸说他有事情，去不了。

        问话的人又一个接一个从他身边挤过去，噔噔噔几声，就隐没于肥肥瘦瘦的绿荫里。

        到了街上，已临近中午。那正是人潮最汹涌的时候，车在公路上寸步难行，不停地摁喇叭，摁得喇叭都生锈了，也不见人理，司机朝那些把屁股撅在车头前做买卖的人大声嚷：你到底要不要屁股嘛！嚷嚷声被嗡嗡的人语吞没，根本就听不见；听见了也当没听见。司机没了脾气，只得把双手搭在方向盘上，闷头闷脑地抽烟。地上到处是烟头、灰尘、甘蔗壳和纸屑，杨兴顺个儿矮，像密林中的一棵小树，阳光照不到他的头顶，只看见密密匝匝的腿搅和着地上的脏物。

        街上他来过好几回，认识去中街的路。戏园的方位他也知道，五岁的时候，母亲领他来看过一回大木偶戏。他的背篼把人家的大腿刮得噗噗响，招来了一些痛骂，头上还挨了几拳。他不声不响地，只管往中街挤。他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再不可能有比这街更大的地方了，从接近中午一直挤到太阳偏西，他才进了戏园的东门。东门是一方圆门，有门框没门板，像尊乡间的牌坊。戏台底下的石坝上，买卖人大多傍墙蹲着，跟鸡似的。杨兴顺找到空缺处，把背篼往下放。一背谷糠并不重，可走了那么远的路，背篼湿淋淋地长进了肉里。

        好不容易将东西放下来，他才发现，谷糠果然躺下了，虽不止半背篼，可只到背篼的上沿。

        杨兴顺心头一紧，连忙背转身，双手在背篼里搂。他要把那些躺下睡觉的糠粒子唤醒，扶它们重新站起来。糠粒子很听话，又肩垫肩地把空间挤得满满的。

        随后，他像父亲教他的那样，叉开五指，在表皮上留下了一些指印。

        完成了这件事情，杨兴顺很骄傲，没想到旁边一个卖兔子的妇人早就盯住了他，撇着嘴对他说：从小就知道骗人，长大了不会是好东西。

        杨兴顺觉得这个人细眉细眼，长得像他母亲。可母亲是不会这样咒他的。

        他没理。

        妇人却不想放过他，偏过头问，是爹教的还是妈教的？

        杨兴顺不想给爹妈丢脸，说是我自己会的。

        那就更不是好东西！

        妇人刚丢出这句话，就有一个中年男人走了过来。农历七月，天热得不可理喻，男人摇一把泛着白光的蒲扇，走到妇人跟前问：谷糠咋卖？

        他以为杨兴顺是那妇人的儿子。

        妇人很不高兴，嘟囔道：又不是我的。

        是你的？男人盯住杨兴顺。

        杨兴顺说叔叔，是我的，我要一块钱。

        男人抽了口气，笑着说，你这么小个背篼，就要一块？

        话虽如此，看那样子却是要摸钱。

        可妇人说，要是有一背篼就好了，只有半背篼！接着她把杨兴顺怎样作假的事告诉了男人。

        男人摇着头，走了。妇人说你别走，你看看我的兔子吧。男人没回话，走到远处去了。

        妇人大概来得很早，腿蹲麻了，微微一动，就一屁股坐了下去。她的兔子也饿得不行。兔子装在一个用黄荆条编成的笼子里，四蹄趴着，恹恹地打着瞌睡。她起了身，怒气冲冲地把兔耳朵扯了一把，兔子惊慌失措地站立起来，几个趔趄之后，又趴下了。妇人朝着杨兴顺骂：就是你个倒霉蛋，谁让你跟我挤到一块儿来的，滚远些！

        杨兴顺见不远处有个空位，就端上背篼往那边挪。蹲下去的时候没感觉累，这时候浑身却像抽了骨头，系在腰间的二两麦子，也让他觉得不胜重负。

        那二两麦子是他父亲用一条花布口袋装着，系在他裤带上的；他父亲说，你把谷糠卖了，就去食店里换个馒头吃，二两麦子加两分钱，就能换个馒头。

        杨兴顺挪位不久，另一个年轻妇人走过来，到卖兔子的妇人身边，神秘地说：桂嫂，卖不脱背回去算了。被叫着桂嫂的，把细瘦的脖子仰了一下，说背回去咋办，未必自己舍得吃？年轻妇人说，你以为人家认不出这兔子是害了瘟症的？前一个时辰申强把兔子都卖掉了，可那家伙贪玩，没及时回村，围在上街看人耍猴戏，结果买家寻来，把他抓住，退了钱不说，还差点儿挨打。桂嫂明显有了畏惧，有这事？年轻妇人说，我还诓你呀？说罢急匆匆地离去了。桂嫂眼眶红红的，她所过的紧巴巴的日子，纤毫毕现地挂在脸上。她再次抓住了兔耳，但没像开始那样扯它一把，而是怜惜地望着它灰灰的脊背，望了一阵，她站起来，拎着笼子走了。

        杨兴顺明白了，被叫着桂嫂的人，和那个年轻妇人来自同一个村。他们那个村害了兔瘟病。畜生最讲有难同当，要得病大家得。

        中街有三道门，东门、北门和西门，南边是戏台，临河。东西两道门是前往上街和下街的通道，北门出去是公社楼，因此北门总是闭着的。现在，从戏园穿行的人没那么密集了，证明赶街的人在陆续回家。像鸡一样傍墙蹲着的买卖人，也没有开始那么多。杨兴顺盯住来戏园转悠的镇上居民(再没有经验的眼睛，也能一眼就把居民和村民区分开)，可他们就是不到自己跟前来。他们不来，是因为他背篼里的谷糠又折下去一大截。谷糠跟人一样，坐久了站久了也想躺。

        有好几次，杨兴顺都想伸手把谷糠搂一搂，可他感到羞耻！

        那个妇人咒他的话，不是以言语的形式存在的，而是变成了一个人，这个人就站在杨兴顺面前，跟杨兴顺长得一般模样，只是年纪比他大，个子比他高——这就是杨兴顺长大了的形象。九岁的杨兴顺不敢正视这个形象，因为他“不是好东西”。自从母亲去世，杨兴顺最害怕的，就是别人这样骂他；当然，本村人不会骂这样狠，本村人骂他，有一句口头禅：没妈教的娃儿！他跟村里的伙伴去坡上割牛草，高兴起来互相扔土块，他被砸得头破血流也不哭，可别人被他扔了脚背也哭得撕心裂肺；他们有母亲在，有哭的资格。这种时候，要是被大人们碰见，就会点着他的鼻子说：没妈教的娃儿！玩耍时践踏了田地里的庄稼，大人也主要是责怪他，愤怒至极，会再加上两个字：硬是没妈教的娃儿！好像他母亲死那么早，既是母亲的耻辱，也是他的耻辱。他处在集体的蔑视里。正因此，杨兴顺特别希望自己长大了有出息，当他再不跟伙伴扎堆儿，独自走在上学路上或进入山林劳作的时候，常常望着起伏的连山和山下的长河幻想，那时候他成了一个衣锦还乡的大人物，那时候的朝霞和夕阳都无比灿烂，那时候再无人骂他是没妈教的娃儿，他死去的母亲和活着的父亲，都享受着儿子带来的荣光。——然而，那个妇人却说他长大了不会是好东西……

        谷糠在等待出售的时光中老去，身子又矮下一截。

        但杨兴顺始终没去搂它们。

        他舔食着那个长得像他母亲的妇人在他心里戳出的伤口，一心一意想他被土埋了的母亲。

        他母亲跟他父亲很不一样，父亲认定农人就是泥土上的命，通常情况下，他连街也不上，母亲在世的时候，父亲几乎就没上过街。母亲却特别爱看稀奇，只要逢赶场天，有事无事都往街上跑，甚至跑到比街更远的地方。杨兴顺在她肚子里怀到七个月时，她跑了四十多里路，去土主坪看了场京剧《智取威虎山》；土主坪有个兵工厂，那场演出是北京来的演员，看完演出回到家里，天已经亮了。儿子出生后，如果山上别的生产队放电影、耍车灯，不管路多难走，她都会舞着竹篙火把领儿子去看。杨兴顺五岁那年，母亲第一次带他上街，来戏园看大木偶戏《巫山神女》，演到第五场，四个仙女自天而降，在乐队后面齐声合唱：“水滔滔兮百川煮，生灵涂炭兮任沉浮。魔鬼纷纷兮千村乱，黎庶倒悬兮自悲哭……”好像是仙女的话应了验，本是好端端的天，被一声霹雳震塌，顿时暴雨如注，看戏人来不及躲，终于把北门挤垮，往公社楼跑。公社楼里有个厅可以避雨。母亲拎着杨兴顺的胳膊，过门槛的时候，杨兴顺被挤倒了，母亲的手也跟他分开了，他只感觉到有无数只脚从他身上踏过，是怎样爬起来又回到了母亲身边，却一无所知，直到披头散发的母亲跪到一个人的脚下，感谢他的大恩大德，杨兴顺才知道自己被那个人救了。那个人一手抓住杨兴顺的肩，一手猛击那些踩踏他的人，才把他从脚底下捞出来，没让他成为肉泥。

        那一次，母亲在那个人脚下跪了很长时间，母亲的头发披散在泥水里。

        杨兴顺想他的母亲，想得忘记了时间。他刚进戏园的时候，地板上只有镰刀那样的一弯阴影，现在全都阴下去了。老人们说，戏园的地板，是从很远很远的老君山采下的白石，年深日久，白石变成了黑石，但是，太阳照耀着的时候，那层白还会被挖掘出来，在阳光里浮荡，太阳一阴，它又隐没于岁月深处，隐得异常彻底，正方形的地面就像一张浸入水中的纸，有种湿漉漉的暗……人越来越少了，卖东西的稀稀拉拉只有五六个。杨兴顺这才着了慌，不再去想母亲，眼睛抠住来戏园转悠的居民。那些人从他身边走过，停也懒得停一下。他相信，这里面一定有想买谷糠的，可他背篼里的谷糠太少了，人家看不上眼。这时候，他又想偷偷搂一搂，但他没这样做；别说现在做任何事都在别人的眼皮底下，根本没有偷偷搂一搂的机会，就是有机会，他也不会这样做。

        那几个买卖人都先后脱手，他们有卖鸡鸭的，有卖土豆南瓜的，脱手的价格，比预想的低了一半甚至大半，当他们收下钱，把货恭恭敬敬递给买主的时候，神色黯淡，无声叹息。大老远背来这些东西，都有一大堆计划，称盐，打煤油，买锄头铁耙……现在，他们不得不把计划削减。他们的日子，就是在不停的削减当中往下熬。

        终于有人朝杨兴顺走过来。是个老婆婆。大热天的，老婆婆头上却缠着青帕。还有好几步远，杨兴顺就激动得身上发冷，脑子里飞速地转着念头，他想我的谷糠只有大半背篼，再不能要一块钱，最多只能要九毛，不然就把别人吓跑了。吓跑了这个人，恐怕就不会有人理他了。再说天这么晚了，他总得把回家的时间给自己留出来。

        老婆婆走到他身边，以近乎命令的口气说，四毛钱，把谷糠给我背去。

        她没向杨兴顺问价。

        杨兴顺身上的冷退下去，声音颤抖地问，婆婆，你说的几毛？

        三毛五。

        刚开始说的四毛，转个话怎么就成三毛五了呢？

        杨兴顺说，婆婆你不是说的四毛吗？

        老婆婆很不耐烦，小小年纪咋就这么奸猾？我分明说的三毛五，你却说我说的四毛。要不是看你是个孩子，我才不依你这一套！四毛就四毛吧，给我背去。

        话音未落，老婆婆已转身走了，杨兴顺立即背上背篼跟上。老婆婆住在下街，下街瘦长，两边的店铺已经收起了遮阳板，眼睛一斜，饼干、糖果等物尽收眼底。这时候杨兴顺才感到了饿。早上，他跟父亲各喝了两碗照得出人影的稀饭，在来街的路上，那两碗稀饭就变成了尿，哗哗哗地洒在了一棵橡子树上。越是感到饿，杨兴顺越是沮丧，大半背篼谷糠，不说卖九毛八毛，也该卖七毛，至少也得卖六毛，怎么四毛就卖掉了？他觉得自己中了老婆婆的圈套，想撤，可那太不成体统了，你跟上来，证明答应了别人出的价，中途反悔，就是不讲信用；不讲信用，就是那个姓桂的妇人说的“不是好东西”。

        他没有撤，跟在老婆婆身后，像被牵着的一条小狗。

        老婆婆住在下街尾子上，过了她那间倾斜的木屋，就不能叫街了。跟村里人一样，猪圈立在伙房旁边，从黑黢黢的猪圈巷子进去，打开后门，就是老婆婆的家。开门之前，杨兴顺看了看圈里的猪。是头白猪，起码有六七十斤重。还只是七月呢，要是喂到腊月，不知该肥成啥样了。想想自己家的猪，到该杀的时候，都像没长大的孩子。去年腊月，村里唯一的杀猪匠得了胃病，等他病好，还有一天就过年了，杀猪匠忙不过来，干脆把家伙摆在中间院坝，有猪要杀的就把猪赶去；杨兴顺家的猪不需要赶，他父亲杨贵只把猪往腋下一夹，就去排队，排了近两个时辰，也没把猪放下来。

        杨兴顺的喉咙又像早上父亲装糠时那样，咕噜地叫了一声。

        进屋去，他按指令把谷糠倒进了一只大黄桶。

        老婆婆给他付钱。她有一个钱袋，嗞地一拉，钱袋就开了。她拿出四张角票，递给杨兴顺。

        杨兴顺把钱接过来，突然说，婆婆，你能再给我两分吗？

        老婆婆说，我为啥要再给你两分？

        杨兴顺说，我带了二两麦子，我想去食店换个馒头吃。

        你别担心，老婆婆说，你给一毛，人家找得开。

        他是跑到食店去的。那时候他的肚子饿得隐隐作痛。他跑到中街的“红旗饭店”，站在比他高出许多的柜台前说：馒头。店主倾了半个身子，望着他，他解下腰间的口袋，高高举起，店主接过去，哗的一声倒进秤盘里称。几粒麦子蹦出来，掉在杨兴顺脚下，他弯腰捡起，紧张地注视着店主的秤杆。秤杆微微上翘，证明分量是足的，于是杨兴顺把那几粒麦子揣进了荷包。他付了钱，店主就从柜台里走出来，顺手在餐桌上取了只碗。店门之外，蹲着大火炉，金黄色的竹蒸笼重叠在火炉上，杨兴顺跟着店主走到蒸笼旁边，店主掀掉最上一层，蓬勃的热雾便倾巢而出。杨兴顺贪婪地吸着气，可店主手脚麻利，抓出一只馒头放进碗里，又迅捷地把蒸笼盖上。最后一丝雾气顺风逃向远处。

        还要啥不？店主把碗放到餐桌上后，这样问。

        杨兴顺说不要了。他坐下来吃。可是，把馒头拿上手准备下口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是饱的。

        真的，他一点儿也不饿！他甚至觉得肚子还有些发胀。

        因为他吸了从蒸笼里喷出的热气。那是粮食散发出的气味，粮食散发出的气味同样养人。

        他想，我已经饱了，这个馒头应该留给我爸吃。

        杨兴顺跟他母亲一道来街上吃过馒头，但他爸从没吃过。有一回杨兴顺的母亲留下半只给丈夫带回去，但杨贵坚决不吃，杨贵说把麦面弄成馒头，闻着就有股土腥味儿，我吃不了，要吃你自己吃，或者给顺子吃。杨兴顺的母亲嘻嘻哈哈笑，说丈夫是山猪吃不来细糠，然后把那半只馒头给了儿子。杨兴顺拿着就往嘴里塞，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才注意到他爸的眼睛。

        杨贵一直在盯着儿子，他的眼睛被儿子咽下去的馒头拽住了，像被儿子一起吞进了胃里。

        其实，那一次杨兴顺不仅看到了他爸的眼睛，还看到了他爸的肠胃。

        他看见爸的肠胃里有指头那么大的一小团野菜。

        杨兴顺把馒头往荷包里一塞，出了店门。

        走在回家路上，他脚步轻快。今天，他第一次来街上帮父亲做事，却把谷糠卖那么贱，他觉得对不起父亲。但他荷包里揣着一个二两的大馒头，他要逼着父亲把这个馒头吃下去，让父亲的肠胃里不再只装野菜和撒泡尿就空下去的稀饭。

        他不知道他的父亲这时候也在街上。

        杨兴顺出脚不久，杨贵就拿着弯刀进了老林。老林是公林，村里最好的树木和柴火都长在这片林子里。杨贵是去偷青冈树的。青冈树虽有一个树的名字，却不是树，只是柴。他要偷一些柴卖到扇子岩去。扇子岩在更高的山上，麻灰色的老鹰成日在青天下盘旋，巡视着这片高寒大地，这片大地上不仅没有松柏，连卑贱到骨子里去的马桑也难得一见，主要植物是旱杉，山民全靠旱杉烧火，割一大捆回去，往火膛一架，只听轰的一声，火势凶猛，但那轰的一声过去，大捆旱杉就成了灰。哪像青冈树，只需小小的两根就可煮好一顿饭。杨贵昨天夜里去守林人邱明家闲坐，探明他今天也要去赶街，今天早上，他送走儿子以后，就站到院坝边张望；院坝下面有条路，邱明赶街要从那条路上过。大约一袋烟工夫，邱明来了，他朝上一望，望见了杨贵，杨贵说，舅舅赶街去？(邱明的年龄跟杨贵差不多，但杨贵的母亲姓邱，且跟邱明一个辈分，杨贵便这样叫他。)邱明说赶街去，随后他高大的身影被一堵石堡坎遮住了。杨贵迅速回屋，把弯刀往衣服里一藏，进了老林。

        虽然邱明走了，村里好多人都赶街去了，但杨贵下刀还是很小心，让响声别传太远。

        他尽量照那些被虫蛀得快要死去的青冈树砍，砍得差不多了，他剁下一根葛藤，将柴合住一捆，又用葛藤做了两条背绁，将柴捆立起来，蹲下身背。

        他的腰伸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向前猛地一扑。

        是邱明在后面搡了一把。

        杨贵的嘴磕在石头上，磕断了一颗门牙。柴捆沉重，他费尽力气挣扎着翻过身，看到了邱明。

        舅舅……杨贵说，舅舅你平时好说话嘛。

        邱明说对你这种人，老子从来就不好说话！

        邱明说昨天晚上我就看出你有鬼名堂！

        杨贵站起身，吐着口里的血沫子。他以为这么一吐，邱明就会让他把柴背走。可是邱明说，跟我去公社走一趟。杨贵继续吐血沫子，吐淡了，才说，舅舅，我顺子还有十几天就开学，我卖掉这捆柴是给他准备书学费的，他半季的书学费是三块，今天他卖谷糠去了，谷糠卖八毛，我这捆柴卖一块，还差一块二……舅舅你知道我顺子能读书，他下学期得了奖状，我贴到舅舅你的家里去。

        断了一颗门牙，他说话有些关不住风。

        邱明说你千说万说也等于白说，你必须跟我去公社走一趟。我也不要你家顺子的奖状，你当真贴到我家里来，我还要花力气撕呢！

        杨贵说，可惜我叫你一声舅舅。

        邱明说你叫我爹也是那么回事。

        他跨前一步，把杨贵的双手往背后一剪，推着他出了林子。他比杨贵高一个头，且力大无比，几百斤重的石碾子，能抱着走很长一段路。那时候的杨贵，就跟他儿子蹲在戏园里一样，像只小鸡。

        杨兴顺想他母亲想得心痛的时候，杨贵被押进了公社楼，关进了一间黑屋子。

        他要关三天才能放回家，然后在十天之内给队上交五元罚款。

        杨兴顺看到了那棵永远也长不大的油桐树，他知道沿河的十里平路走完了。那棵油桐树是引领他上山的标记。那时候他又饿得不行，从蒸笼里吸入的几口粮食气味，到底顶不了事。他摸了摸荷包，右边的荷包鼓鼓囊囊，是那个留给父亲的馒头，左边的荷包瘪瘪的，但并非空无一物：红旗饭店店主称麦子的时候，蹦到地上去的那几粒，杨兴顺捡起来就揣进了左边的荷包。他很兴奋，摸出来数，一共是五粒。五粒已经不少了。只是干瘦，麦粒中间的那条线，影影绰绰的，像很羞愧。

        从油桐树身边擦过，杨兴顺又把自己吊上了那根绷起来的绳索。上街是朝下滑，现在是往上滑，尽管背篼里空着，却要费更多的力气了。入山就是一段黄荆林，进入林子，杨兴顺伸出舌头，把一粒麦子小心地放在舌尖上，再把舌头缩进去，用牙尖咂。麦粒晒得很干，在嘴里发出砰的一声响，随后蹿出一股涩涩的味道。他不再用牙咬，只借助舌头和腮帮的力量慢慢抿，他害怕用牙咬，几下就咬没了。涩味很快过去，唾液里甜津津的，有阳光的气息，也有梁上的风的气息。

        他以为一粒麦子可以这么一直抿下去，谁知黄荆林还没走完，嘴里就啥也没有了。他又把舌头伸出来，伸得长长的，想看看麦粒是不是真的不在了。他只看到了红红的舌尖。

        他又往嘴里放入一颗麦粒。

        这座山人烟稀少，住户集中在三个地段，傍河有一些，然后人烟断了，直到爬上鸦雀梁，也就是杨兴顺他们村，才能看到木梳一样摞起来的瘦瘠田土，再往上，就是扇子岩了。现在杨兴顺还没走出傍河的人家，他知道路上有狗，过黄荆林时还专门撇了根棍子防身，可他对嘴里的麦粒过于专注，没注意头顶的崖畔上有间土墙房，一条苍黄色的狗蹲在房前的碌碡上，居高临下地盯住杨兴顺，鼻子皱起来，牙齿露出来，但并没立即发起进攻，去年它从崖畔上飞纵而下进攻行人，摔断了一条前腿，现在它成熟了许多，不那么冲动了；它知道来人要从房子旁边一丛竹林里经过，等到那时候再说。杨兴顺不知道狗的心思，当他进入竹林，狗横跃而来的时候，他一点儿心理准备也没有。

        他吓得哇的一声大叫，倒在笋箨满地的竹林里。

        要不是手里的黄荆棍刚好捅进了狗嘴，事情就闹大了。

        失败的狗很不甘心地退去，嘴显然被戳伤，很疼，但汹汹的气势不减，毛发倒竖，狺狺狂叫。杨兴顺爬起来，将背篼提在屁股后面，飞快地往上跑。那是一段笔陡的土梯，每上一步都要费很多体力，当他终于站上一条田埂，确信狗不会追来的时候，才停下脚，看着依然朝他吠叫的家伙，心想，要是没有那根黄荆棍，它会把我咬死，吃我的肉吗？

        他相信会的。狗跟他一样，也饿慌了。

        这一阵搏斗，杨兴顺虽没受伤，可吃进肚里的那两粒麦子，被恐惧和淌出来的汗水消耗得干干净净。他抬头望了一下。大山苍茫，望不到头。山林里，间或的鸟鸣像河里的波涛，起音切近，尾音却很渺茫。这是青冈树和荒草的世界，连花也少见，更别说野果。杨兴顺倒是望到了一笼刺藤，那刺藤上会结一种豌豆大小的红果——山里人叫它“红军果”，可惜红军果早就被摘光了。

        凭一副空肚子爬山，杨兴顺没了信心。他把三粒麦子都摸出来，全部塞进嘴里。

        这一次，他真真切切地吃出了粮食的味道。这味道真好哇，这味道给了他力量。他走得很快，遇到高坎，手脚并用，山羊那样蹬踏。他对自己说：走到老井就好了。

        老井是大半个世纪前扇子岩一个善人捐资修在这条道上的，井的背后，有尊坟茔，听说就是那个善人的坟，他无儿无女，死后人们把他抬下山，葬在了这里。到了老井，杨兴顺就走完了大半路程，剩下的最艰难的路，是老井至清风桠。清风桠到鸦雀梁，虽至少还有三公里，但路相对平缓。

        爬上老井的时候，杨兴顺看到了对面山头上一轮辉煌的落日。他一点儿也不着慌。时间有的是。尽管老井至清风桠陡得像竖起来的楼梯，但路途短，如果按他刚才的速度，半个钟头就上去了。

        他走到老井旁边，肩膀一斜，背篼自己滚落到地上，随后他双膝一跪，头伏向井里喝水。

        这时候宁愿不呼吸，也要喝水！

        他把头抬起来后，发现太阳又滑下去一截。

        水能止渴，却不止饿。当饥饿难忍，水只能加剧饥饿的程度。杨兴顺没有经验，不知道这种危险。他站起身，肚子里哐当乱鸣一阵，他就有了晕厥的感觉。晕厥的感觉一来就不走。这都是饿的。他胃里伸出了无数只手，张开了无数张嘴，找他要吃的，他的胃在责怪他：你这人，你荷包里不是有个馒头吗，为什么不吃掉呢！

        杨兴顺又抬头望，清风桠就在上头，看得清清楚楚，他原以为喝一肚子水，就能轻轻松松地完成那段路，现在看来实在太难了。那段路像有一百里。他抓住背篼，犹豫着是不是往肩上挂，胃就朝他怒吼了：你磨蹭啥呢，赶快把馒头吃掉啊！他像是在胃的指令下坐了下来，去荷包里摸。馒头刚揣进去的时候，柔软如绵，现在变实沉了，也变小了。他摸出来，拿在手上，胃欢叫起来，馒头成了一块磁铁，把他的嘴往拢吸。

        正在这时候，下面冒出一颗头来。是一个少妇，背着熟睡的孩子，手里还抱着背裙。这人杨兴顺不认识，肯定是扇子岩的。他迅速把馒头揣进荷包。他不习惯在别人面前吃东西。

        杨兴顺正要走，妇人却叫住了他。妇人说，弟弟，你能把背裙帮我拿一下吗？

        杨兴顺说，可以，阿姨。

        妇人爬上来，把背裙扔进了杨兴顺的背篼。她没歇一口气，也没喝一口水，又接着上山。扇子岩那么远，一点儿不耽搁，也要摸很远很远的路。

        杨兴顺跟在妇人后面。别看妇人面呈菜色，身体瘦弱，还背着孩子，可她的脚步真快。她走多快杨兴顺就走多快。妇人的东西还在他背篼里，他怎么能落后呢。妇人一路地跟他说话，但杨兴顺一句也没听清。他的肚子和耳朵都厉害地鸣叫着。他只是觉得，前面的那个阿姨像他的母亲。

        母亲去世以后，杨兴顺看所有妇人都像他的母亲。

        是怎样上了清风桠的，他回忆不起来。歪歪扭扭地踏上那步石级，他就再也支持不住了。

        他说阿姨，我要歇口气，你歇吗？

        妇人说我不歇，我还有那么远的路呢。她从杨兴顺的背篼里取出背裙，走了。

        杨兴顺的眼里闪耀着金星，迷迷蒙蒙地见妇人钻入林子，他就躺下来。现在他不怕了，准备躺一躺就走。肚子再饿，不过就几里路嘛，爬也能爬回去。他是多么感激那个阿姨呀，要不是她，他就把留给他爸的馒头吃掉了……夕阳早已落山，天地泼墨一般黑下来。杨兴顺的脑子里比天地还要黑得快、黑得遒劲。他侧卧着，一只蚂蚁钻入耳朵，那个馒头硌着肚子，只是他什么都没有感觉到。

        罗伟章，男。1967年生于四川宣汉，1989年毕业于重庆师范大学中文系。著有长篇小说《饥饿百年》等三部，中篇小说《我们的成长》、《我们的路》、《狗的一九三二》等二十余部，另有散文随笔数十万字。作品多次被转载，中篇小说《奸细》获本刊第十二届百花奖。现居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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