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西走廊有座古城，叫兴城，城西有个堡子，叫羊安堡。一九六三年冬月，那个奇寒的凌晨，冷得风能把脸上的肉割下来，天上的星星都冻住了，不再闪烁。我们家的炕却烧得火炭一样，满屋子里升腾着水汽，村里最好的接生婆守在母亲的身旁，把我领到了这个世界。许多年过后，奶奶依然拎着我耳朵告诫我，你的小命是你三爷周不语给捡回来的。

        听母亲讲，我把母亲折腾了小半夜，还没生出来，奶奶大呼小叫着，把三爷从暖被窝里轰出来，三爷便马不停蹄地去了三里外的接生婆家。那段日子下了好几场大雪，雪深得没了膝，三爷跋涉得很艰难。灌进三爷棉靰鞡里的雪化了，又结成了冰，三爷的脚趾头冻木了，脚掌心冻麻了，可三爷还是满头大汗地把接生婆背进我们家，让我的第一声啼哭响彻在我们老周家的院子里。

        母亲说过我不会心疼人，大概与我生在三九天有关。那个冷得鬼都不敢出门的凌晨，三爷为了我的小命，奋不顾身地蹚入漫天大雪。三爷脚上的冻疮流脓淌水了好久，直到过夏才好，腿脚落下了不利落的毛病，走路像个鸭子。村里人白话三爷，侄儿媳妇生孩子，把周老三累得够呛。三爷是个要脸面的人，虽是玩笑，也气得直眉瞪眼。

        也许，我天生就是舞文弄墨的料，耳朵特别留意大人们闲侃村里的往事，很早就知道了村里有过两个大老爷，一个是李大老爷，另一个是刘大老爷。李大老爷是李大钊的堂弟。李大钊北平入狱，李大老爷说啥也舍不得出钱去赎，所以，李大老爷名声不很好。我三岁的时候见过李大老爷，他拖着长长的白胡子，站在村里的大庙台上，挂着反革命的大牌子挨批斗。刘大老爷呢，得过功名，做过买卖，几乎没回过村子，只留个小老婆守着家园，据说儿子刘西尧当了很大的官儿。那个小老婆陪着李大老爷上过一次大庙台，被贫下中农狠狠地控诉了一番，三寸金莲站得没过半晌，人就瘫了，不久，北京来了辆小卧车，把她接走了。

        村里还有许多事儿源源不断地灌进我耳朵，大庙台后面的大庙怎么被人扒的，这个派那个派怎样把村里搅乱的，这个人因为啥死的，那个人因为啥喝了卤水，人为啥像死猫死狗一样不值钱。那时，我的小知识分子的父母都被圈到城里搞运动，我跟了孤身一人的三爷。这些乱糟糟的事儿，都是三爷讲给我的。三爷在村里做文书，事情知道得特别多。

        也许是我的出生与三爷有缘，也许是三爷与我父亲穿开裆裤时就在一块儿玩儿，所以三爷特别喜欢我，每天晚上总能把每家每户的故事讲给我听。三爷特别爱说话，也特别注重别人是否听他说话，自然，那时候的三爷不可能是周不语。

        我五岁那年冬天，三爷才真正地让人叫成了周不语。

        那天，三爷被村里委派为铁姑娘们的“洪常青”，上山开炮采石，导火索点燃了许久，炮却迟迟不响，姑娘们着急了。三爷是唯一的男子汉，排哑炮的重任就责无旁贷了。三爷走到近前，突然看到导火索还红红地闪烁着，眼瞅着要燃进炮眼儿了。三爷呆了片刻，猛然醒悟过来，吓得妈呀妈呀地往回跑。可是，腿脚不灵便的三爷已经迈不开步了，他连滚带爬地躲到一块巨石的后面。

        开山炮震天动地地响了，被炸飞的石块雨一样落下，幸亏有那块巨石的遮挡，三爷才没被从天而降的石头砸中。三爷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尘土，搬开身旁那些刚刚落稳的石块，忽然觉得两个耳孔黏糊糊的，摸一摸，流出来的是血。开始的时候，三爷满脑袋都是爆炸声，还没怎么在乎。后来，他光看到铁姑娘们的嘴焦急地一张一合，听不到她们一丝声音，才突然明白，世界在他耳中万籁俱静了。

        三爷的耳膜震碎了。

        回到村里，三爷逢人就讲他不幸中的万幸，讲他最后一次听到的声音，那个天崩地裂的炮声，讲石头撞着石头，就在他脑袋前撞碎。村里人已经知道他聋了，说着安慰他的话，他的回答与村里人风马牛不相及。时间一久，人们听得烦了，就嘲笑起了他。三爷惊愕地望着人们脸上的表情，看着人们的嘴唇，突然间明白了，自己的话是那样的多余，那样的与人格格不入，从此，彻底地关闭了嘴巴。

        不说话的三爷被列为了残疾人。

        村里还算讲理，不管怎么说，三爷周不语属于公伤，应该给一份合适的差事。至于什么差事，村里的头头一时还拿不定主意。恰巧有人到村部闹，说晚上一过大庙台，心里就瘆得慌。也难怪，大庙本身就让人发惧，又有人说扒了大庙，鬼神压不住了，都蹦到村里来作妖。还有，大庙台前两株几百岁的老家槐，树心空得能钻进大狗熊，风一吹，里面就发出奇怪的声音，如同无数个冤屈的怪物在里面鬼哭狼嚎，更是让人害怕。好多活得没有滋味的人，像是被索命鬼催着，又像是被古槐召唤，迷迷瞪瞪地从家里出来，到古槐这儿寻死上吊。每逢这时，猫头鹰准来凑热闹，发出瘆人的笑声。

        大庙台这个地方，谁都觉得邪行，得拿个东西镇它。

        于是，周不语三爷就被派上了用场，因为三爷七窍不全，妖鬼不进。三爷没受伤的时候，村里晚上开批斗会，搞演出，都要在大庙台两侧的大旗杆上挂两盏硕大的街灯，现在，这两盏街灯要天天晚上挂在旗杆上，让妖魔鬼怪无法现身，给胆儿小的人壮个腰眼子。

        三爷的耳朵关闭了尘世，尘世也把三爷拒之门外，三爷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由热情爽朗，变成孤僻沉静，一门心思只做一件事——挂那两盏街灯。我的耳朵也因三爷的失聪而清静起来，背上小书包去学校，除了背语录，几乎听不到其他杂音。村子里的事情立刻在我的脑子里变得清净和单纯了。

        我和三爷亲密无间的关系从此变淡了。

        最初的几天，三爷挂的是村里点洋蜡的灯。那是最普通的灯，几支洋蜡齐坐在灯座上，挂出去，只燃一个多时辰，便蜡尽烛灭，况且柔弱的烛光被空旷的大庙台吞噬得昏昏欲睡。于是，猫头鹰照例飞来，栖在古槐上，瞪着两只灯泡一样的圆眼睛，只等烛光熄灭，再发出瘆人的笑声。村里老早就流传一句话，不怕夜猫子叫，就怕夜猫子笑。夜猫子就是栖在古槐上的猫头鹰，猫头鹰一笑，又有一条小命被阎王爷的判笔勾掉了。

        苍天自有公道，失聪了的三爷获得了常人不具备的功能，他的第六感觉出乎寻常地灵敏，灵得通了神一般。烛光燃尽那一刻，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此时的三爷，应该是又瞎又聋，被抛在人世之外了，可是，三爷却奇迹般地卸下一个寻死上吊的人。那个从阎罗殿里走过一圈又回来的人，面对着新一轮红日，居然否认自己有自杀的想法，说是梦中被人唤出，糊迷颠倒地来到古槐树下，稀里糊涂地把脖子伸进绳套里。

        三爷觉得自己责任重大了，他岂止是挂灯啊，那是挂生命之灯，是挂射穿黑暗的招魂灯。三爷把全村的羊脂油都收集到自己家，在锅里熬化了，灌进模具里，中间留出个拇指粗的捻子，羊脂油凝固后，形成了两支硕大的“蜡”。三爷在蜡的外面罩上红纱，晚上点燃灯芯，挂在大庙台两个大旗杆上，亮堂堂地，照出一大片光明。

        两盏街灯相互呼应，把两株古槐的影子都照淡了，时常光顾古槐树的几只猫头鹰，也不再栖在树枝上了，灯光让它们的两只圆眼睛黯然失色。

        可是，春天来到的时候，麻烦也来了，随着气温的升高，羊脂油凝不住了，加上浩荡的春风不停地摇晃街灯，羊脂油被摇得四处飞溅，溅得灯罩腻渍渍的脏。很多的时候，街灯会被风摇灭，甚至，火苗会被摇得飘出灯芯，甩到灯罩上。于是，油腻腻的灯罩便腾起一个大火球子，把三爷辛辛苦苦扎出来的街灯烧个精光。

        三爷很失落，坐在大庙台上，闷闷地吧嗒着他那只旱烟袋。他睁眼看着街灯变成了独眼龙，却无可奈何，有时，干脆两盏灯全瞎了。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三爷便像掉进了无底洞，世界上什么都没有了。在三爷的感知中，猫头鹰重新扑扇着翅膀，飞回古槐，发出瘆人的笑声，有人又来到古槐树下寻死上吊，路过大庙台的人照样发出恐怖的尖叫。

        尽管这一切三爷听不到，可三爷却清晰地感受得到，一盏天灯照射在三爷心里呢，三爷警惕地睁大一双眼睛，充当起了大庙台前救命的活菩萨。

        三爷改良了街灯，纱罩里装上了不怕风吹的马灯，灯下坠着个铁块，羊脂油换成了煤油。遗憾的是，这样的街灯不很亮，黯淡得照不透古槐。猫头鹰不再害怕，飞回来，无拘无束地发出瘆人的叫声，那些活得没滋味的人依旧踅摸到树下，往垂下的树干上扔绳子，企图与孤魂野鬼为伴。

        虽然灯光昏暗，三爷还是看得见的，他不忍心看到，人们不敢行走在这条必经之路上，便像值更人一样，厮守在大庙台前。一旦发现人们的行动有异样，他便挥舞起一根大鞭子，甩出个震天动地的脆响，吓跑附在寻短见人身上的鬼魂，吓跑专门追寻死亡气息的猫头鹰，给胆小的人划开一条理直气壮的道路。

        当然，心地纯净的三爷不会想到，他的鞭声起到另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鞭子的炸裂声居然能砸进人们的心灵。野鸳鸯在三爷的鞭声中恐怕败露，悄然分手。手脚不干净的人走不动道了，把偷盗出来的东西丢在了路上。有人议论三爷，耳朵听不见，心里明镜似的。

        自然，三爷听不到手中大鞭子甩出的脆响，可他的手感觉得到鞭梢劈开空气时的震颤，他看得到寻短见的人从懵懂中惊醒过来，瞅得清楚胆小的人怎样迈开了坚定的步子，还有猫头鹰惊慌失措飞走了的淡影。

        尝试着做过的几种街灯，不过是三爷的暂时替代品，三爷的梦想是把大庙台前弄得如同白昼。三爷反复研究了好几年，终于发明了一种既鲜艳又明亮还特别牢固的街灯，那就是汽灯。那灯比汽车的灯还亮，亮得大庙台下，古槐树旁，一只老鼠都藏不住，猫头鹰更是“望而怯飞”了。

        那灯没有捻子，灯芯不过是针尖大的小孔，灯座却奇大无比。里面仅仅装着几两煤油，剩下偌大的空间被三爷用气管子强行打进了空气。拧开气阀，一股又细又强的气流携带着雾化了的煤油喷涌而出。用火柴点燃，那火苗又粗又高，白炽耀眼。

        两个灯罩，三爷也是重新做的，用的是公羊的羊皮。两张羊皮足足用了三爷半年的时光，才做成后来的样子。三爷把熟透了的羊皮绷在撑子上，没完没了地刮上面的赘肉和油脂。刮到最后，刮得透过皮子能看到人，薄得蝉翼一样，再刮下去就露了。三爷将撑子上的羊皮刷上一层桐油，养了起来，待油干了，那羊皮变得塑料布一样柔软通透，鼓面一样坚韧结实。

        做出这么好的灯，三爷本应该很满意，可三爷却迟迟没把这两盏街灯挂出去，他觉得炽白的灯光，发黄的灯罩，让人感到死气沉沉的，不活泛，也不灵动，像缺少点儿什么。后来，三爷终于想明白了，这灯缺魂哪。没有魂的灯，就像没有魂的人，即使亮了，也死了一般。可是，啥才是灯的魂呢？

        三爷走遍全村，开始给灯找魂。三爷走到屠户的门前，突然停住了脚步，猪脖子处喷射而出的鲜血不就是魂吗？猪的魂随着奔涌的血，逃离出猪身，让街灯接住，不就是魂了吗？于是，三爷拿过碗，接住猪血，涂到灯罩上。那街灯立刻变得鲜亮亮的，鲜得喜庆，红艳艳的，红得避邪。有着新鲜生命的附着，有着鲜血的滋润，羊皮承受得起寒来暑往，经受得住风吹雨打，不会在流逝的岁月中龟裂。

        往大庙台旗杆上挂羊皮街灯那天，村里来了皮影剧团，三爷突发奇想，从皮影匠人那儿求来了一条龙一只凤的两个彩色驴皮影，把皮影上的几个轴心固定在羊皮灯罩里。

        一想到那一天，我总是觉得，那该是我们全村的节日。夜幕刚一降临，全村人都聚集在两棵古槐的下面。庙台上，锣鼓嚓咚咚地敲响，影匠在白幕后面，不可开交地忙活着“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旗杆下，三爷的街灯徐徐而升，红彤彤的，照得人心好熨帖，风一吹，灯芯一摇，或龙飞凤舞，或龙凤呈祥，活灵活现地像演戏，让人看不够，品不厌。

        皮影戏散了，村里人却没有散，他们还在仰首望着街灯，夸着三爷心灵手巧。那街灯像走马灯一样，让你随着自然的天风，随着你的心中所想，随意地发挥着心灵中的故事。

        尽管后来村里通了电，尽管后来有许多花样翻新的灯，都无法替代那两盏街灯，它一直在大庙台上挂着，一挂就是三十多年。三十年间，羊安堡是人安畜旺，无灾无难。人们传言，这得益于三爷那两盏街灯，那灯消灾避难祛邪，好似天上的宝莲灯了。

        三十年间，只是三爷患病那三个月，村里用电灯替代过一段日子，因为别人不会三爷点灯的技巧和挂灯的办法。没有三爷的街灯，村子变得索然无味。两盏电灯，白得像两个吊死鬼，没有血色，没有气势，看得让人心烦。那段日子，树洞里又发出了奇怪的声音，猫头鹰跃跃欲试地飞回来，有些人莫名其妙地得了癔病，连哭带笑地想去寻死。村里人好生紧张，有人搬来扩音器，摆在大庙台下，成夜哇哇地唱，也有人拿出录音机，靠在古槐树下，“南无阿弥陀佛”一唱就是一夜。一直闹腾到三爷出院，重新挂起街灯，一切奇怪的事情都消停了下去。村里人这才舒一口气，让大庙台恢复到了从前。

        三爷本来不该得上那种病，是村里人多事，嫌三爷是光棍，高低要消灭光棍村，硬是给三爷撮合成了这桩婚事。医生说，三爷的病叫乙型肝炎，必须和人群隔开治疗。

        已经是一大把年纪了，不可能有像模像样的姑娘了，给三爷介绍的对象是个瞎子，瞎得和三爷的耳朵一样，一点儿也不通窍。一个瞎子和一个聋子配在一起，还不如瘸驴配破磨呢，两个人过得特别别扭，谁也弄不明白谁，谁也不肯原谅谁。那个瞎女人跑了，跑得很彻底，尽管瞎女人跑出家门时碰得头破血流，却誓死不回三爷家的门。

        有人说三爷上火得了这种病，也有人说那女人带来的病毒，传染给了三爷。不管什么原因，三爷一病就是三个月。

        病好了的三爷，又黑又瘦，除了挂灯，三爷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谁也摸不清三爷心里到底想的是啥。

        三爷的脸色养了好几年，才养了过来。那两盏街灯，三爷却养着婴儿一般，天天都在精心呵护。每个夜晚，大庙台上挂出的街灯，都像是崭新的。

        时间就像海里的浪头，似乎很缓慢地涌着，等到涌到岸边，轰然一下，全都摔碎，一生也就没了。不知不觉，我生命的浪头已经涌过不惑，涌向天命。

        很久没有村里的消息，忽然接到村里打来的电话，恍若隔世一般。新任的村支书，血气方刚，来了建设新农村的劲头，把村里有出息的人都请了回去，大摆“百鸡宴”，让这些有出息的人给村里提供一百个发展的机会。

        我也被列为有出息的人，可在酒宴上，我却很尴尬，我虽然因为写作弄上了市文联副主席这个位置，按村里人的说法，也是县太爷的级别，可我的能力还不及财政局的科员，最大的能力是把市里自费出的文学书收集起来，送给村里。

        我们村确实是卧虎藏龙，酒至半酣，竟成了砸钱竞赛，有人给村里修路，有人帮村里建学校，有人给村里捐汽车，也有人给村里送高科技，建若干个太阳能路灯。我满脸羞愧，我顶多捐出一部中篇小说的稿费，还不值一头猪崽的钱，趁着纷乱，我悄悄地溜出来。

        夕阳懒懒地挂着，我迎着那轮大日，踏着吱吱作响的薄雪，向大庙台走去，等待三爷。

        整个村子，已经和我的记忆大相径庭，只有大庙台一如从前，两株古槐依旧遮蔽广场，人们照样集聚于此，只不过集聚的方式比从前更自由、更从容，白天摆摊卖货，傍晚自寻娱乐，各求各的活法。

        锣鼓唢呐响了，一群我似曾相识的老面孔，腰里扎着红绸带，扭扭搭搭聚过来。离开村子的时候，我还是个少年，三十年弹指一挥间，除了家族成员和至爱亲朋，我和村里的许多人都没再谋面，陌生也就难免。

        很久很久没有看三爷挂街灯了，三爷把挂街灯当成了一种仪式，类似于天安门升国旗的仪式，准时庄重而又威严。我望眼欲穿地看着，看着那条破烂的街巷，终于盼出了三爷的身影。三爷是佝偻着走出来的，他的身子又瘦又小，脚下是一步一挪，远不似前些年我们相见时那样高大魁梧，健步如飞。

        我不顾脚下冰雪的光滑，飞奔过去，想帮三爷拎灯。三爷看了我一眼，露出了一些久违的亲切，也露出了无法掩饰的疲倦。可是，当我把眼光全部集中到街灯上时，三爷的眼神便释放出了一种警惕，似乎我去抢他心爱的孩子，反倒把街灯藏到身后。也难怪，自打三爷做成这两盏灯，从来没让别人碰过，好像别人一碰灯就坏了，谁拿他的灯，他都不放心。

        我只好尾随着三爷，一步一步地向前挪。走到旗杆下三爷放下街灯，歇了一会儿，才哆哆嗦嗦地点燃了街灯。鲜亮的灯光喷射着青春的火焰，势不可当地炫耀着夺目的光芒，与三爷衰老而又蜡黄的脸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三爷把灯牢牢地固定在三根绳子上，深深地埋下腰身，艰难地把头扭过来，把脸仰向旗杆的顶端，伸出两只鹰爪般的手，牢牢地抓住绳索，均匀地用着力，将那街灯舒缓地升了上去。

        升罢第一盏灯，三爷有些喘息，升第二盏灯时，我用恳求的眼光盯着三爷，用手比划着，想替三爷完成最后的挂灯仪式。也许是三爷疲倦了，也许是我的真诚感动了三爷，或许是三爷想看看我是否具有挂灯的能力，默许了我的恳求，把三根绳索递进我的手中。我尝试了好几次，那三根绳子根本不听我的话，我越是用力拽，那三根绳子越是相互别着劲儿，把那街灯弄得七扭八歪。

        三爷笑了，笑得嘴唇上龟裂出的白屑都翘了起来，黄黄的板牙透露着三爷的坦率与真诚，似乎在说，这是我的孩子，你们谁也摆弄不了他。

        我无奈地放下绳子。我只有两只手，没有能力掌握三根绳子的平衡，只好委屈三爷重新埋下腰身，升第二盏街灯。三爷拉拽绳索的速度比升第一盏灯时慢了许多，我是干着急，帮不上忙。三爷做完最后一个动作，额头已经沁满汗珠。他把绳索固定住，抬眼仰望街灯时，脸上露出了幸福的微笑，好像看到长大成人的儿女们给他带来了无限的荣光。

        两只龙飞凤舞的街灯相互呼应，村子里立刻腾起一团红色的祥光。

        离开老家没过多久，就有坏消息传来，三爷去世了。我握着手机，呆愣愣地站着，心里是又酸又疼。几天前，干瘦佝偻着的三爷，伸出鹰爪一般的手，那样坚定而又流畅地升起街灯，没有一点儿人之将死的迹象，咋说没就没了呢？

        我立在窗前，望着外面鹅毛大雪，心也浮起了茫然的苍白，覆盖原野的大雪成了我眼前的背景，窗玻璃成了屏幕，我在上面看到了三爷的一生，那是简单的一生，也是虚无缥缈的一生，唯一真切的，除了挂灯还是挂灯。我决定马不停蹄地赶回老家，哪怕大雪封了路，也不能动摇我的决心。

        从市里到县里再到村里，平时仅仅一个小时的车程，出租车折腾了大半天，一直折腾到天黑，才把我送进村里的大庙台前。奇怪的是，漫天漫地的雪却越下越亮，亮得每一片雪花都是晶莹剔透。下了出租车，我才看明白，平时三爷挂灯的旗杆不见了，替代它的是两根桅杆似的现代灯架，两轮小圆月亮，高高地悬在上面，“圆月”的上方横着两片太阳能硅光板。

        这两片小东西好像把我们村子一下子从远古推到现代。然而，奇怪的是，灯下不见了扭秧歌的人影，没有了热闹的唢呐声，一片死寂。我若不是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也会怀疑太阳能光板下白森森的小月亮，照射出来的是另一个世界的光明。

        哀乐渐渐地冲进我的耳鼓，我追寻着声音，一步一个雪窝地往前走，一直走到三爷的家。三爷的家门立着一盏白灯笼和半盏红灯笼，没等我询问灯笼上咋能有块红斑，就有人给我扎孝带，领我到三爷的灵前磕头跪拜。

        礼仪过后，我才从人们七嘴八舌的言谈中，理出三爷的死因。

        三爷是在太阳能街灯立起来那天发的病。听不到声音的三爷，没有意识到现代科技已经替代了他的街灯，依然生活在三十年如一日的生活里。拎着两盏街灯走到大庙台时，他立刻呆若木鸡了，那个他熟悉的旗杆突然不见了。

        村支书一拍脑门儿，忘了三爷是个聋子，听不到安装太阳能街灯震耳欲聋的施工声。他指着沉降下去的太阳，意思是说，太阳生了俩孩崽子，替你值夜班了。

        三爷的眼前和天一样，立刻黑了，佝偻的身子直挺挺地向前跌去……

        此后，三爷整天不出屋，撅撅着嘴，闷闷不乐地坐在炕上，一步也不肯往外走。三爷觉得，他的生命和挂不出去的街灯一样，没有了意义。他开始为自己扎灯笼，扎两个白灯笼。

        昨天夜里，三爷觉得自己真的不行了，胸口胀得难受，嗓子咸咸地含着一股腥味，医生对他死于肝硬化的预言已经迫在眉睫。三爷含住一口气儿，撑着力气挂出了第一盏白灯笼。第二盏白灯笼还未挂起，三爷再也忍不住了，一口鲜血全喷了上去。

        两盏灯笼悄然而亮的时候，三爷用尽最后的力量，爬上自己搭设的冥床，衔住一枚铜钱之后，将自己的嘴用胶带封上。三爷不想让鲜血弄污了自己，不愿意麻烦别人收拾他的冥床，他干干净净地跟随黑白无常走了。

        最先给村里人报信的是一只猫头鹰，猫头鹰落在三爷家的树上，笑了小半宿。三十几年了，猫头鹰几乎没在村里笑过，年轻的人根本听不懂猫头鹰的笑声，上了年纪的人跑到两株古槐下，去轰猫头鹰，可是轰了好半天，却没有轰出猫头鹰。后来，他们才听明白过来，猫头鹰没在古槐上，笑声是从三爷家的方向传来的。后来人们才明白，猫头鹰提醒着村里人，赶快给三爷点长明灯。

        三爷安详地躺着，似乎安慰所有来看他的人，不要悲伤，他在那边耳聪目明，逍遥自在。

        三爷的遗物，简单得不能再简单，除了生活的必需品，没有一件多余的东西。唯一让大家不解的是，三爷的那对街灯不知放到哪儿了？人们想了好久，忽然想明白了，那是三爷的心肝宝贝，三爷的一双儿女，三爷的眼珠子，三爷的魂灵，三爷自然要放到离他最近的地方。人们掀开冥床，果然看到了那两盏街灯。

        我惊讶地发现，三十几年一直崭新着的街灯，突然间陈旧不堪了，羊皮灯罩迸出了无数道裂纹，灯座也是锈迹斑斑，还有那两个活灵活现的龙凤，死掉了一般，垂落下来。有人试图取出街灯，用手一碰，居然散了架子。

        三爷去了，街灯也追随他去了。

        天亮了，天也晴了，天是湛蓝，地是洁白。白灯笼熄了，大雪覆盖住了灯笼上三爷的鲜血，还给三爷一个清清白白。借着明媚的阳光，我看到了晚上没有看清的白对联，对联是村里一位语文老师写的。

        上联：大言不语包容纷繁世界

        下联：小灯有情点亮冷暖人生

        横批：沉默是金

        我选择了三爷的选择，沉默是金，一句话不说地跟随着送葬的队伍，送三爷去祖坟。

        许多许多年没下这么大的雪了，大得积雪没了膝盖。我跋涉在雪野里，眼睛迷离了，似乎看到了四十几年前的三爷，顶着凛冽的寒风，背着接生婆，一步一挪地走向我的家。猛然间，我的耳中炸响起一个婴儿的啼哭，声音是那样的嘹亮，那样的有力。我觉得，这似乎是我的第一声啼哭，也似乎是村里一个刚刚诞生的婴儿在啼哭。

        百日之后，我又回到村里，祭奠三爷。村里有个习俗，百日是逝者最隆重的日子，这一天逝者的灵魂才真正地离开。

        这本是春暖花开的日子，可我并没有感觉到春天的温暖。大庙台上的太阳能街灯被人盗走了，两株古槐的树洞突然訇然炸裂，所有的枝干摔落在地，摊满了广场，勤快的人把它们捡回家去，当了柴烧。我忽然觉得，村子空落得像没了魂。

        三爷死了，街灯死了，古槐也死了，没有街灯照耀的村子，变得生硬，变得苍白，变得孤寂。

        来到三爷的坟上，我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光天化日之下，一只猫头鹰雕塑般立在三爷的墓碑上，任凭风吹掀它的羽毛，依然纹丝不动。我碰了它好几下，感觉到它是那样地坚硬，硬得如同一块石头。

        这是一只死掉了却依然栩栩如生的猫头鹰，我尝试着把它从三爷的墓碑上拿下来，可它的爪子已经深深地嵌入了石头里，不管我怎样用力，仍旧无济于事，似乎是坚定不移地要为三爷守墓。

        周建新，男，满族，1963年生于辽宁兴城。已发表中短篇小说多篇，著有长篇小说《大户人家》等。本刊曾选发其中篇小说《无虑之虑》、《黄金搭档》等。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现为辽宁省作协合同制作家，辽宁省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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