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身边都至少有一个一直在省钱的人。

        如果一个人一直处于“省着点花”的状态，心里是不是绷得紧紧的？仿佛木偶戏里的木偶，线绷不紧，木偶就垮了。如果我说的这句话让你想起了某个人，不妨趁这个时候回忆一下他或者她过去的人生。

        像条件反射一样，我立即并列想起三个人：父亲、阿贵、黄卫庶。但写完这句话我又觉得自己违背了思维的规律，其实人脑不可能在一瞬间同时想起三个人的名字，就像一束光，不能先到前面再到后面，它必然是先到这里后到那里。我说并列，是急于表达这三个人都是很省的，以至于让我有不可磨灭的印象，就像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省钱。

        非常省钱的人往往都令人印象深刻。

        父亲很节省，他最经常说的话就是“在外面省着点花”。每次我跨省回到家里的第一个晚上，就是坐在客厅，泡着铁观音，像个小学生一样听父亲和母亲一本正经说省钱这个话题。以至于我对这个话题完全免疫，回到外面，依然花钱如流水。以前我经常在他们谈论这些话题时吹牛皮说自己很快就会发财，说“钱不是省出来的，而是赚出来的”，结果很多年过去了，毫无发财的迹象。我开始变成一位安安静静的听众，待到父亲口干舌燥，还适时递上一杯茶。我想将来要是真的发了财，父母会怎么说呢，他们还会喋喋不休地说着省钱的话题吗？或者，假如我老来清贫，会不会像父母那样，总是叮嘱儿子“在外面省着点花”？有时候，贫穷就像一种遗传基因，不少人躲也躲不过。很多人想要破解这种遗传密码，于是去了外面，离开故乡，去特区，去沿海。而枉费青春的结果就是在外面没法省着点花，最后家乡也陌生了，再也回不去，变成了漂在异乡的苦鬼。可能父亲的话里，还有没说出来的半句，也就是在外面即使没赚到钱，也要省着点，他的意思是，怎么样都要来个荣归故里，不能给祖宗丢脸。但他从没表露过这个意思，他或许只是希望我能从容地面对生活，把持好这个小家庭。

        母亲说省着点花的时候，会加一句类似“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也可以买”的话，在她眼里，决定买一件东西的时候，似乎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母亲很克制，曾经她向我表露过想买个万年历挂在客厅，是那种永远准时的插电钟表，但因为讲价没成功就没买下来，后来我几次要带她去买，她就再也不要了。每次回家，看着客厅的白墙，我都会想起这个事。因为母亲很少有想要的东西，在我的印象里，这是她唯一一次表露出的对物质的欲望。

        此时此刻，我在想：父亲和母亲究竟谁更节省？他们俩似乎已成为一体，分不出彼此了。他们俩每个月的手机话费都只有二十几元，挂电话的时候都像闪电那么快，是不是怕通话久了就给中国移动平白赚走了？去年过年，喝酒后的父亲拿着手机让我给中国移动老总发短信，因为村里人都说过节给中国移动老总发拜年短信会获赠话费，我说我们不知道中国移动老总的手机号，爸爸说发到10086试试，于是我就发了。那一刻突然感觉自己生活在一个童话般的村子里，很美好。

        我想，不缺钱花的感觉，大概和没钱花的感觉差不多吧。我的父母和很多人的父母一样，他们从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走过来，出生于饿殍遍野的五十年代末，成长于蛮荒的村野，过着一年又一年吃不饱肚子的日子，到90年代三十几岁时，也仅仅像现在的朝鲜人民那样。当他们面对如今这个物质过剩，却和自己没多大关系的社会时，节约成为唯一有力的人生观。他们没有走向极端，没有仇富，没有拷问谁夺走了他们的美好。父亲在溪头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和村里人拿着猎枪去打野猪。我想象得出他的快乐，只是他不会告诉我他的快乐，他最想告诉我的是省钱这件事。现在我一岁多的儿子跟着我在深圳这座城市成长，将来我告诉他爷爷的省钱之道时，他如果听不进去，我就会适时给他一巴掌，我甚至想巴掌应该响亮点，最好在历史的时空里，制造一点回声。

        父母无论如何有土地，可以自己种吃的。但我们这一代，没有地的年轻人，如果没钱了，那将是件很可怕的事情。阿贵没有钱，也没有种地。阿贵像木偶戏里的木偶，时刻要把线绷紧，是的，他就是给我这种感觉。一个写作的人除了神经病，是不太可能想着去写叫《省钱》的文章的，除非有什么触动了他。我就是被阿贵触动的。

        阿贵曾经和我们一样，考进了不错的大学，学的是工业设计，可是第二学期，他把学费花了，没钱去上学，只好去当兵，当兵之后也没有回去学校上学，后来的人生一波三折，经常换工作。阿贵多年来一贫如洗，他几乎找所有能借钱的人都借过钱了，唯独没找我借过，而我们又是彼此很熟悉的，这让我很不安，是不是我在他们眼里是一个不太想借钱的人？当一个人被定位为“怎么样都不要去找他借钱”时，他是个多么失败的人啊。

        这次阿贵来深圳了，他跟谁都没说，被知道还是因为另一位同学在火车站偶遇了他。我打电话给阿贵，邀请他来家里吃饭，他骑自行车来了，穿戴有型，还带着一块漂亮的手表，那是他抽奖中的，完全看不出是个无业游民。阿贵在客厅和我儿子玩，充满对小孩的热情与爱意，可他单身很久了，如今，一个穷人是没机会恋爱的，哪怕买个像样的避孕套，也要面临断粮的危险。阿贵来深圳后住在一种我从未听说过的出租房里，名字就叫“求职公寓”，每个月两百元，一个房间里住着二十人。我此刻想，阿贵怎么知道深圳有这样的房子出租呢？他和另外的十九个人呈现为一种什么关系？一个集体，还是一位旁观者？这样的出租屋让我们每个人身边那个一直在省钱的人突然集中在一起了，他们住在一起时，心里一定涌动着发财的力量，就像滚滚而来的海浪。他们会不会彼此在对方的脸上寻找成功的迹象，会不会从其他十九人的脸上看到某种绝望？但阿贵却是个乐观的人，他已经找好了一个工作，是个做醋饮料的公司，叫天地壹号，这家企业开发了有机猪，叫壹号土猪，阿贵面试成功，将去广州军训、培训一个月，这一个月包吃包住，阿贵学成之后，他将会有一门技术，将来可以回老家发展农业。离正式培训还有好多天，于是阿贵骑着从老家托运来的自行车游深圳，去了很多我从没去过的地方。晚上的时候，阿贵就在中心书城的广场上摆摊，卖他做的一些饰品，他说前几天卖了两百多元，但一直有城管来赶，因为那里虽然可以摆摊，但只允许手工艺者卖现场制作的产品，而阿贵卖的却都是成品。

        那天饭后，我们一起在中心书城散步，广场上飘扬着残疾人的歌曲《好人一生平安》，以及流浪歌手唱的许巍的歌。一切卖艺的人，在这个下午都像是在应付了事，他们又长着不缺钱的样子，我们想早点离开，我说这种地方真是个让人变俗的地方，阿贵也这么认为。离开时，阿贵用十四块钱买了一支笔和一个本子，我突然感觉这笔开销很大，但阿贵没有犹豫，他说想把这次去广州的培训详细做成一本笔记。而十年前，我们曾经天天混在一起，那时候我们在本子上从来没做什么笔记，我们没日没夜地画画，想成为艺术家。现在，我们成了天天想着省钱的人。但阿贵的善良从来都没变，似乎上天用贫穷这种馈赠，使他有机会游戏人间。也正因如此，我从没在阿贵脸上看到贫穷的窘迫，相反，他坦然、自在，随时准备去往另一个地方。

        省钱的人里，最悲惨的，是没钱可省。我的同事黄卫庶就过着这样的生活。以前的黄卫庶不是这样的，他曾经花四百元买清明上河图，也曾经花几千元买紫砂壶，还有很多优质的茶叶，他曾经沉醉在和茶相关的事物里，也收藏三脚金蟾，一种象征招财的茶宠，摆在茶几上很吉祥。我们把茶水倒在金蟾的头上，养着它，观察它的光泽，隔段时间就看看是否更有灵性了。这么讲究的生活后来戛然而止，因为黄卫庶突然和一位认识十几天的女孩子闪婚了。从那以后，黄卫庶彻底变成了一位一直在省钱的人。他几乎天天都身无分文，最多的时候有十几块钱，也有极其罕见的时候出现过五十元的面值，但出现毛主席面值的情况已经很久没见到了。按照流行的说法，他身上有各族人民，但不太可能有毛主席。这一切，自然和她老婆有关。黄卫庶很爱他老婆，但他觉得上天安排这份姻缘并不是什么值得一说的事，“因为上天欠着我的”。我们曾经在一个可以俯瞰整个海湾的屋顶聊天，他讲了很多不便透露的自己童年和少年的往事：一个不可能和解的父亲，一个慈祥的母亲，一段贫穷的青春期，一段段得不到的爱情。是教科书一样的苦逼，以后定义苦逼，就以黄卫庶为参照。以前我们共事时，常常把工资挥霍得一干二净，但黄卫庶结婚后，生活变得有条不紊，再也不乱花钱了。他没办结婚仪式，以至于很久以来我们都没见到他老婆，我们戏称他娶了一台存款机，变得永远没有现金。而一个永远没有现金的兄弟是很扫兴的。我们经常调侃他，后来他说他老婆认为他不该和我们做朋友，因为和我们做朋友就会像我们一样失败、贫穷。这是有道理的。

        很久以后我们见过他老婆，完全不像是那种不给黄卫庶钱花的样子。但后来又很久没见的时候，我想起了他家茶几上的金蟾，大概是它显灵了。在深圳这座城市，家里有一只显灵的金蟾，一定会吉祥如意。只可惜，从前我们常常串门，有事没事都在泡茶，现在只会偶尔在大排档聚聚，点一碗花生米，喝两瓶啤酒，扯不着边际的蛋，也会谈论买房子、买车之类的事。

        而我一直以来，都想成为一个省钱的人。父亲、阿贵、黄卫庶，他们坚信的“省钱就是赚钱”的真理，或许我真的该考虑考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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