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因要采访台北书展没有回家过年，也因此有了25年来第一次在外过年的经验。看到旅行社打出的所谓新春宝岛游，收双倍的旅费，还以为新春台北会别有旅行的风味。谁知道压根就是骗局。

        台北到了新春几乎就是一座死城，就好像所有的璀璨都在跨年时迸发殆尽。原本就足够令人头疼的垃圾桶稀少的问题，到了年关更是要到初四才有人收垃圾。好心的台湾人总是说：“他们也很可怜，一年到头就休息那么几天。”更不用提吃饭。当所有的小吃摊、牛肉面店、便当店统统关闭以后，我在罗斯福路上连路都找不到。我以前总记得水饺店对过是什么店，豆花店旁边是什么店。黑灯瞎火以后，我能找回台大诚品已经算是柳暗花明。

        那段日子最后悔就是谢绝当地人的邀约围炉。如今我想到那段只能吃泰国菜和肯德基的日子，依然觉得愁云惨淡。饭点时，捷运上只有我和南洋来的外劳。我终于过上了一个自由自在的新年，才知道自由自在其实就跟无家可归差不多的意思。我后来为此写了一篇专栏，据说外婆看了就哭了。她对新村里其他老太太说外甥女在外面迷路了，也没有去找警察，一个人没饭吃，台湾像个旧社会，一点也不灵。我跟她说我不是这么写的、不要跟人家乱说，但她置若罔闻。叫我不要去台湾了，那里还没有解放。电视上说，他们政府天天在打架。

        开始我以为逃避回答那些诸如“啥辰光毕业呀？”“啥辰光结婚呀？”万箭钻心的十万个“啥辰光”问题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我以前总问妈妈什么时候可以自己过年，她有万千回答都毒得触人心经：比如“等我死”，或者“等我们都死光，你想哪能就哪能”。我纵然不喜欢过年，但听到她说死啊死的，也晓得她不开心。说到底，是我不理解她对我的那种不谅解。有时我发自肺腑问她：“你真的喜欢过年？”她也只是淡淡回答：“我只是没你那么恨。”

        妈妈的这个回答，就好像是从外婆那里学来的。外婆至今残喘着半口气也要做出一桌子敬祖宗的菜，嘴巴里也是呢喃着一句：“我没几年了，等我死了，你们什么都可以不要弄。”

        于是所有的故事只能有一首主题歌。拜拜，磕头，坐着回答雪姨们的问题，比成绩比工资比老公比儿子。我还要比别人多一项活动，就是从妈妈家走到爸爸家。他们都认为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当然的确如此。十多年来，我从未产生抱怨。他们都对我不错，但我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一年中，唯有这一段路，是他们再爱我都不会陪我走过的。这个道理就像是我自己不会和分手的男朋友来往，离得越远越太平。我越长大越明白之中的缘由也并不那么令人发指。只是上海太冷，上海万千要走过这段路程的子女们和广州比总是不公平的。还好这个世界也不总是不公平。人人都要过年，翻山越岭都要回家，这就是最大的公平。

        所以我不喜欢过年的原因，可能比南方供暖还要复杂一点，就是上海纬度太高、冬天太难熬。邋遢冬至时，春节的风就干得像把刀。清爽冬至后，邋遢冷雨年就越发显得凄凉。反正怎么都是过不好的了，怎么都是摆不平。就连雪姨们的问题也要回答两倍。只能摆臭脸。一不留神就看了好几遍难看的春晚，再笑不出来的小品也只能活动一下脸部肌肉。亲眷家的大人们于是都觉得我话少，吃得少，穿的少，还是没有毕业，也没有结婚，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没有两个大人好可怜。其实我不是这个样子的，我最讨厌我过年时会显得是那个样子。

        可能我是太在意自己的样子，才会一直不喜欢过年。外加上海真的太冷。后来有一任男朋友的父亲在说了一大堆要求后忽然说：“我希望以后过年一定要以我们家为主，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儿子。以及，你们家的事情，我们希望你一个人处理，不要带上我儿子。”那种刺耳的声调后来常在梦魇闪回，我的心噗噗噗直跳，像是要签《南京条约》时般挣扎，有一种神圣的历史感。“那我爸妈怎么办。他们是两个人啊！”我在心里默默咆哮，但也只是心中罢了，我这样的怂人真是无法当着一个活人咆哮。回想起来才发现，纵使恨，但过年在我心里还是有一点位置的。纵使冷，我其实还是愿意在这段路上走一走的。反正妈妈家的鳗鲞比爸爸家的好一点，爸爸家的带鱼是妈妈家换一百种酱油都做不了的。这就是上海人说的“眼光”、“手势”。分开了就吃不到了，但走一走，又吃到了。走一走，总归好过要看脸色去吃吃不惯的。

        去年过后，其实我也陷入了迷惘。我已经不太知道我到底希望怎么过年了。好像我只会过这一种年，不完满的年，没得挑的年。不过这样的年，还有一点失落。我也没本领过其他的年。

        人长大些，总是会比小时候柔和。看到小朋友像个肉球一样扑向我的腿，也会不由自主想发点压岁钱。或者，给自己买一件新衣服。或者，买点平时不会吃的东西。我还记得金融危机那年过年，我刚被实习单位拒绝。但好在我也刚考上了研究生，逃过一劫。那时公司的前台看我要走了忽然塞给我很多小核桃肉，她说：“你可以留下来吗？我真希望你能留下来。女生开始工作了就要对自己好一点，多吃一点好吃的东西！”其实那是我在那里的最后一天，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女孩子。小核桃肉那时已经卖到78块钱一斤。我挺想念她的。每次我等过年前领到最后一笔稿费，都会想到她对我说的话。要是有机会，我也要给她一点小核桃肉。

        好在今年我又回来了。多少有点荡气回肠的感觉。溜号的失意让我意识到，纵使团圆饭不那么团圆，也到底是围炉。新年里我有次赶时间，叫车去西门町，有个司机和我聊天。他说他不是台北人，过年也不回去。我说：“过年台北好冷清，有什么意思。多赚很少的钱，也载不到什么客人。”他问我怎么知道，我说我去年在台北，大年夜连吃饭的地方都找不到，整个台北就是空荡荡的，好吓人。后来下车时，他递给我一张名片说：“妹妹，今年过年要是找不到地方吃饭，记得打给我。我带你找朋友过年。”

        “我怎么会跟你在一起过年啊，今年我要回家的。”我心想。但多少还是有些震撼。唉……说穿了是有一点感动，意料之外的。其实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不是真的找不到人吃饭啊！我哪有那么衰……但我想跟他说“你还是回家吧。多赚一点点钱而已，有什么意思”，又觉得实在不妥当。最后也只说了声“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但我要回家了。我要回家过年了。这也没什么不好。如今已没什么烦恼，惟愿父母宽恕我偶尔脱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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