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惑但从今日始，韬光氍毹正当年。忍忍忍，难难难。身处池畔，自浊自清自安然。若不登高看，怎知海天蓝。人到用时仁义少，事无经过不知烦。静坐思过观花谢，三省吾身饮清泉。留得五湖明月在，不愁偷笑钓鱼船。（三十九岁生日所作，虚岁四十，年届不惑，几句残言，聊以自勉。）

        1

        我是天津人。天津是相声窝子，我是在天津学艺长大的，后来来到北京发展。

        我父亲是警察，我母亲是老师。我小时候住在天津的老城区，附近有很多剧场、茶馆什么的。我父亲有时候要执勤，就把我放在剧场里，时间长了就对相声产生了兴趣。第一次说相声是九岁左右，就是说着玩。那时候还喜欢挂着胡子扮包公，被小朋友叫作“老头秧子”。

        我天生对舞台就没有恐惧感。唯一的爱好就是相声，从小跟同龄人玩不到一块，不会抽烟、不会喝酒、不会打扑克，台上说相声，台下琢磨相声。我对相声的感情是从小培养起来的，为了这行抛家舍业，受了这么多年的罪，相声对我来说就是我的生命。可能有人拿相声当个手艺，养家糊口，跟剃头、修脚、卖包子一样；有人当是玩具，玩会儿就搁下，可玩可不玩。但对我来说，这就是我的命。

        第一次进北京是在1988年，当时我是在全国总工会文工团，那时候根本什么都不懂，就跟着混。当时脑子里也常想，我什么时候能当上相声大腕儿？这是那时的真实想法。那一年，我十六岁，待了两三年，因为种种原因就回去了。有一年的春节，我碰到了当年全总文工团的老团长。跟老团长吃饭的时候，他一脸愧疚，再三敬酒。我跟老团长说，您不用这样，我当年确实一文不值。这不是谦虚，回想当初，我只是比不会说相声的好那么一点点，离开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这是我第一次进北京。

        1994年，第二次进北京，漫无目的，到处瞎撞，也没有什么头绪，待了十几天就回去了。印象很深的是有一天在民族宫大戏院看演出，之后从戏院出来，晚上十一点多顺着长安街由西往东走，一直走到了前门大栅栏。当时我还穿着双很新的鞋，不适合步行，脚后跟都磨破了，一步都走不了，干脆把鞋跟都踩塌了接着走。终于走到一个小旅馆，在那儿住下来，一晚上十八块钱。那旅馆的屋很破，屋里面还有树，就跟贫嘴张大民家的树似的。里面住着的几个人都是小商贩，有很刺鼻的一股脚臭味儿。我在那儿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我就买了张票回天津了。第二次进北京，也以失败告终。

        第三次到北京大概是1995年，一直熬到今天。当时进北京的时候很急功近利，要当大腕儿，想一场挣好多钱，发财。只不过来了之后，现实把我敲醒了。

        数载浮游客燕京，遥望桑梓衣未荣。

        苦海难寻慈悲岸，穷穴埋没大英雄。

        2

        刚到北京的时候，住在青塔，很偏僻，在河边的一间小平房。屋里只有一张床和一把椅子，那时候写东西就是拿一马扎坐在床边趴着写。那时候觉得最大的幸福就是有一张桌子。后来住过北京的很多地方，海淀、通州、大兴……哪里便宜就去哪里，经常没钱交房租。有一段时间住在通县北杨洼的一个小区，交不起房租，房东在外边咣咣砸门，连踢门带骂街，我躲在屋里不敢出声。

        那时候，我自制了一种能顶饿的食谱：到市场买一捆大葱，再买点儿挂面，然后用锅烧点儿水煮面，等面条都煮烂了，成了一锅糊糊了，再往里面放点儿大酱，这就做完了。以后每天把这锅糊糊热一热，拿葱就着吃。我挺乐：不仅吃到了维生素——大葱，也补充了碳水化合物——面条。

        那时候，在蒲黄榆有个小评剧团，剧场能坐四五十人，舞台也就两张席梦思床那么大，我去了，答应一个月给我一千块钱。唱了俩月，一分钱没给。当时，我住在大兴黄村，骑个破自行车，后来没法骑了，就坐公共汽车。终于有一天，散了夜戏之后没有公交车了，只能走着回家。路过西红门，当时没有高速路，都是大桥，桥底下漆黑一片，只好走桥上面。桥上面走大车，我只能走旁边的马路牙子，不到一尺宽。我扶着栏杆，借着车的光亮往前走，身边是一辆接着一辆的大车呼啸而过。站在桥上，抬头一看，几点寒星，残月高悬。想到自己这些年的坎坷和艰辛，我鼻子一酸，眼泪就下来了，哗哗的，一边哭一边给自己打气：“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当时我就想，郭德纲，你记住了，今天的一切是你永远的资本，你必须成功。东风常向北，北风也有转南时，瓦片尚有翻身日，何况我郭德纲呢。我这个人耳朵根子硬，多少次身临险境，多少次一点儿辙都没有，我都咬牙挺过来了。所以到今天，除了我自己，谁也害不了我。

        3

        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某电视台录制一个节目，摄影师跟我说：“我跟你说点事儿。”我说：“什么事儿？”他说：“相声要死了你承认不？”我说：“我不承认啊！”他说：“你证明给我看。”我说：“我证明不了给你看。但凡有能力，还来做综艺节目啊？”那时候我也很纳闷，怎么办呢？难道这门艺术真的就没有人愿意听了吗？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路过南城的一个茶馆，看见一帮孩子在茶馆里说相声，说着玩儿。我坐在那要了一壶茶，太感慨了。我是奔着这个来的，从小学的也是相声，现如今我因为相声困在北京了。看见他们说相声，心里不是滋味。总去听很快就熟悉了，聊天的时候他们问我是干吗的，我说我也是说相声的，他们就让我也说一段。说了一段，打那儿起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其实那茶馆也不挣钱，在墙上贴了一张纸，听相声、听评书两块钱一位。那段时间，对我后来把相声带回剧场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

        刚回到剧场的时候，观众不熟悉，我就立了一个规矩，只来一位观众也得说。有一天，能容两三百人的剧场真的只来了一位观众，开场的老先生叫邢文昭，刘宝瑞先生的亲传弟子，说一个单口相声，台上一个人台下一个人。说到半截，台下的观众手机响了，老先生停下来看着他不说话，他也不好意思，接起来说两句就挂了，继续听老先生说相声。到我上场的时候，我指着他说，你要好好听相声，上厕所必须跟我打招呼，今天动起手来你跑不了，我后台人比你多。他哈哈大笑。今天说这个事情挺有意思的，但那时是一件很心酸的事情。

        在广德楼演出，寒冬腊月，大雪纷飞，大栅栏里连条狗都没有。下午场散了，卖了十几张票，把票钱拿过来，我从口袋里拿出自己的钱放到一块儿，给大伙买盒饭。吃完盒饭，一起拿着竹板站在门口，呱唧，呱唧，呱唧，听相声了。顶着风，顶着雪，站在那儿喊，拉观众。真的有一两个人进来了，赶紧有人往后台跑，穿大褂上台说相声。我愿意干这个，所以，我不觉得苦。我也想找别人跟我一块儿干。但是谁会跟我一块儿干呢，这是一个不赚钱的事情。这个过程当中，有人来了两天就走了，有人因为不赚钱半途退出了，但是也有人坚持了下来。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走了穿红的来了挂绿的。

        从1995年开始我就在茶馆里说相声，可称任重道远。我们的宗旨就是：相声必须先继承传统，然后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作。其实传统相声没有一天不在创新，可我们的很多演员无知，觉得传统相声很陈旧，不值得一用。事实是，从清末到现在，老先生们已经把中国语言中能够构成包袱、构成笑料的技巧都提炼出来了，现在无论多新的相声，包袱也都是旧相声里有的，只不过他们不承认。所以我们先继承，再发展，两条腿走路。相声回剧场还是很舒服的，很火，好多节目都伸得开腰。这条路一走就是十几年，当初我不知道今天会这么火爆，当初也没有想过坚持下来会怎么怎么样，就是一条道走到黑，小车不倒只管推。那时候我就没指着说相声挣钱，就是想尽一个相声演员的良心和责任。我能多拉拢一位观众是一位，能多抢救一个活儿就是一个。当时就抱着这目的。

        从2006年春节开始，不断有专家出来表态，郭德纲即将过气。有人说我2月份就会下去了，后来又改口说4月份，接着又说是劳动节，没几天又表态说儿童节就差不多了。北大的一位教授咬牙切齿地说：“郭德纲就是一个泡沫，没几天就完了。”听说他算出来的日子是当年的8月份。

        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回头看我得感谢那段岁月。想当初是真没辙啊，孤身一人流落京城，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锥之地，身无分文，举目无亲，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我穷过，苦过，受过罪，挨过饿。

        穷人站在十字街头耍十把钢钩，钩不着亲人骨肉；有钱人在深山老林耍刀枪棍棒，打不散无义宾朋。英雄至此，未必英雄。大英雄手中枪翻江倒海，抵挡不住饥寒穷三个字。有钱男子汉，无钱汉子难，又何况一帮说相声的呢？一步一步地苦熬苦掖，终于我们也看见了花团锦簇，我们也知道了灯彩佳话。

        那一夜，我也曾梦见百万雄兵。

        4

        其实，我是个很随和的人。但是沾相声，我不许别人瞎动。绝对不行！你说吃饭，穿衣服，怎么都行，都无所谓，我可以没有我自己的意见，包括写电视剧。做编剧那几年，怎么写都行，你说怎么写就怎么写，你掏钱呗，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明知道不好，但是我会听从你。你活该，你喜欢这个。可是，唯独到相声这儿——不可以。因为这是我心爱的东西。我在别处都让着你们，但是在这儿，我不让。寸土都不让。不对就是不对。为什么呢？这可能是我的脾气、秉性，也可能是我太爱相声了。所以，我不允许别人侮辱相声。

        德云社的十几年，就像坐过山车一样。高能高到顶峰，低能低到谷底，但好就好在，它一直在运动着，没有停下来。2005年，很多人开始知道郭德纲，也有很多人开始骂郭德纲，官司、诽谤、污蔑，谣言满天飞，打开报纸都是骂郭德纲的。那时候我才知道，一个人在铺天盖地的诽谤面前是多么软弱，无法还嘴。后来，我慢慢想通了。

        世上没有一个人和一种艺术形式被所有人都认可。你演完了大伙都夸你，那就离死不远了。有夸有骂才正常，夸和骂那是人家的事，你知道你该干什么就得了。人家一捧你，你就天下第一了？就疯了？不是。人家一骂你祖宗十八代，你就真往心里去，那还不得别扭死。骂不骂那是他的事情，跟我有一毛钱关系吗？

        每次点开贴吧，我兴奋异常，哇！终于又看到骂我的美文了，我觉得，我人生的一大公益事业就是解决了一大批流氓的再就业问题。因为我，让许多人爱上了电脑；因为我，让许多人提高了文学修养；因为我，让许多人大量买心脏类药物；因为我，让许多人大量购买镜子，好对着骂街。幸福啊！人生得一知己尚不容易，何况你与这许多高人共论智商，这是多么大的幸福啊！

        这些年，经历这么多风风雨雨，有这么三件事儿我印象特别深。第一件事儿是从2005年开始，相声同行们每天都听郭德纲的节目，从中找出一些可能引起麻烦的话题，抄送有关部门，一趟一趟的。第二件事儿是2006年，北京相声界部分同行，发起了一个静坐的安排，后来他们出了点儿矛盾，此事未成功。还有一件事儿就是众所周知的“反三俗”，“反三俗”没有错，低俗、庸俗、媚俗，该反。关键是不该由一帮很三俗的人来“反三俗”。“反三俗”大会上我很感慨，看着好多同行激昂慷慨的样子，我特别想劝他们一句话，不要以勤工俭学的身份给我讲黑社会的故事。人与人之间要想诋毁对方最好的办法是从道德方面进攻。

        我说过很多书，唱过很多戏，唱过很多大鼓，写过很多电视剧……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各种故事我说了很多。帝王将相、风流才子也好，家私万贯也好，清官也罢赃官也罢，千百年来这些故事到头来几乎都是不停地反复，宋朝的故事跟明朝的故事是一样的。我不敢说把世事看多透，毕竟岁数还小，但经历的事很多。人是不会变化的，无非就是朝代不一样，年代不一样。都看开了，也就这点儿事。别跟自个儿较真儿。

        我养了一只蝈蝈，蝈蝈装在葫芦里，叫得很开心。有人指责我，这么狭小的空间，把它放到广阔天地多好。但是放出去它又会被冻死，到底冻死还是关在葫芦里？人活一世很难，我不做这些事有人骂我，做这些事也有人骂我。这些都是别人的事和我无关。我一张嘴劝解不了所有的人，小人也要活着，所以我释然了。而且现在岁数也大了，也不像二十来岁三十出头的时候火气那么旺，老去解释，大可不必。人生在世就是让人笑笑，偶尔也笑话笑话别人。

        5

        有时，迷茫中觉得自己曾经是个生活在民国的人。着长衫戴礼帽，丢一大洋走下黄包车。在伙计招呼声中步入酒馆，一壶莲花白配四凉四热，对虾切片炒韭菜宽汁儿拌面。饭罢，走在十字街头斜观霓虹璀璨，一把洋钱扔出，众多乞儿拥上，他们笑我也笑。拐过弯儿进戏楼后台……

        你看郭德纲在台上又说又唱又闹，但是台下我是一个特别无趣的人，我是一个内向的人。我家的二楼是书房，我就愿意自己一个人在书房待着，写字、看书、听戏。

        有人说我变了，其实我原来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只不过原来在井里一身泥，有人在井边看我，觉得挺好玩。后来我上来了，洗干净换身衣服开车走了，井边这人说我膨胀了。其实不是我膨胀，是他失落了。

        人生苦短，活一百岁的没有多少人，开心就笑，不开心待会儿再笑。高高兴兴比什么都强，跟谁较劲都是跟自己较劲。今年我四十岁，我很希望一路走下去，到八九十岁我跟于老师还能站在舞台上说相声，这是多么快乐的事情。那时候我们都老了，我这头发估计也都掉没了，于谦老师也是一脑袋白头发，白头发烫成卷儿，跟喜羊羊似的。大幕拉开，两个老人相扶着走到台上来，那心情得多好啊。

        有人夸我说得好，我不承认，最多算是“朱砂没有，红土为贵”。我拿相声当命，所以至今心态很平和。艺术圈名利心挺重，但真成角儿极难！三分能耐，六分运气，一分贵人扶持。正所谓时也、运也、命也！我就是一个普通的相声演员。我没有那么伟大崇高，没想过用一己之力拯救整个颓废的相声行业。我不是艺术家，我振兴不了相声，那是全世界说相声者共同的事业，我充其量就是震动，还是手机搁桌子上那种。

        当然，我也没有那么低级下流，无非是凭良心做事、吃饭。我不欺负别人，只想努力谋求一个生存空间，说好相声。我憎恨空话大话，比如前些天听到一些人探讨谁是相声大师，觉得很厌烦。我劝他们要是闲得慌赶紧找工作去，要是家里不开心就赶紧离婚去。多干正经事，别有空净瞎折腾。

        功名富贵，人间惊见白首；诗酒琴书，世外喜逢青眼。巿争利朝争名，伶逐势恶逐威。且看沧海日、赤城霞、峨嵋雪、巫峡云、洞庭月、潇湘雨、彭蠡烟、广陵涛，奇观宇宙但赏何妨？我争者人必争，极力争未必得。我让者人必让，极力让未必失。真放肆不在饮酒放荡，假矜持偏要慷慨激昂。万事留一线，江湖好相见。

        本文选自郭德纲新书《过得刚好》，「一个」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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