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人，特别喜欢说话，跟谁都能聊几句。因此，就连我常去的饭馆里的服务员都有几个相熟的，虽然这并不能给我带来什么实惠。但即使如此，熟到连彼此姓字名谁都知道的服务员还真少有，刘五洲就是其中一个。可惜已经再见不到这孩子了。

        刘五洲年纪不大，最后一次见的时候，估计也就是十八九岁。此人眉清目秀、齿白唇红、身材瘦削，看上去颇羸弱，脸色常常不好。刚开始我们不熟的时候，每次他给我上菜，我都觉得他特别不高兴，好像我欠他七顿饭的钱，还打了他爸爸，他们家丢的鸡蛋也都是我偷的一样。这都是没有的事儿，我跟刘五洲无冤无仇，并且我还挺喜欢他的，这并不是因为他会变戏法。当然那也是原因之一。

        我家楼下有个山西面馆，面虽一般，但宽敞明亮，服务员也都眼里有活儿。有那么几年，我老婆出差去广东，我一个人懒得做饭，几乎顿顿晚饭都是在这家吃面。西红柿面、牛肉面、削面、炒面、臊子面。我有一回问服务员：“你们家不是山西馆子吗？怎么还有臊子面？”服务员一乐，露出一口白牙。“恶蒙伤西仍，绳么面督吃啊。”（我们山西人，什么面都吃。）他说。这纯属胡扯，但也不赖他，是我多余问。菜单上印了，客人一点，服务员就给上，谁管你点的是哪个省的面？

        彼时我还没到过山西，也不知道这小子是不是山西人。看他随风就倒的身板，跟我印象中的山西人很不同。关老爷是山西人，惯使八十二斤青龙偃月刀；这小子都未准有关王刀沉。我记得吕布、张辽、徐晃也是山西人，什么李牧卫青霍去病，重耳廉颇蔺相如，反正山西汉子不应该是这个款式的。观其体貌，大抵与隋唐的侯君集相仿，但侯君集是陕西人。

        于是有天去吃面时，我看左右无人，就问他是哪里人。没想到几天没见，这小子学会了一口像模像样的普通话。“我真是山西人，”他答道，“但是他们都不是。老板也不是！”说完，他一龇牙，飞也似的溜走了。“妈的，老子还没点完呢！”我拍桌道。

        一来二去，我跟这孩子熟识起来。我去得晚，几乎总是最后一位客人，服务员大多没什么事干。他也爱说话，更爱笑。很多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我说了什么可乐的话，他就乐得拍桌顿足，还建议我去面试德云社。但他平时又总是一脸阴郁，只有跟他说话才能让他乐，而他的同事们显然不太有工夫跟他聊天。他干活极有效率，且条理分明、前后有序，从不出错，所以总有比别人多得多的时间聊天。主要是跟我，还有几个常来的老大爷（我可不是老大爷，作者注）。

        我跟他说：“你这跑堂的这么爱聊，活脱就是一位古人啊。”他问什么古人，我说：“此人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活了几千岁，在很多朝的史书里都有记载。”他急了，问我是什么名人，我就告诉他：“你听过评书吧，几乎每部评书里都有个叫画眉刘三儿的。”——其实我也是闲的没事儿瞎扯，没想到这孩子大笑起来，笑了半晌，又缓了半晌，才咧着嘴道：“叔，我不叫刘三儿，不过我还真姓刘，哈哈哈哈，而且名字里还真有个数，哈哈哈哈——叔，我叫刘五洲！”

        我张着嘴，瞪着眼，发了半天呆，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想说“笑什么啊有那么可笑吗”，又想说“你行五吗”，又想说“快去给我端面”，最后捋了一下并不存在的胡须，喝道：“谁他妈是你叔啊？”只见刘五洲耸肩一乐，颠儿颠儿地跑去端面了。

        我跟刘五洲谈不上交情，顶多就是我这人比较好接触，他又好聊天儿。聊也是我主讲，他负责听，拍巴掌，乐，等等。大概是作为我表演了这么多娱乐项目的回报吧。有一天晚上，刘五洲给我表演了他的绝技，把我惊了个魂飞天外。当时大厅一半的灯都关了，厨子也下班了，只剩一男一女两个服务员，女的在收银台玩手机；男的就是刘五洲，他坐在我旁边，听我讲古。平时他是断然不敢坐的，这天大概是累了，加上也没有别的客人和店领导在。

        “叔，我给你看个好玩儿的。”他说着，拿出两个接面汤用的塑料杯子。我并没看见他是从哪儿拿出来的杯子。接着他又拿出两个，极熟练地扣在桌上，摆成一排。

        “干什么，变戏法吗？”我嚼着花生米，斜眼看他。

        “嗯嗯！”他使劲点头，坐得倍儿直，活像一只兴奋的旱獭。

        “好，变吧。”我其实有点儿困，讲故事讲得也累了，不过看他这样子，实在不忍拂逆。

        只见刘五洲龇牙一乐，十指张开，哗啦哗啦把杯子在桌上彼此换了几十次位置。末了，他抬头问我：“叔，您猜，哪个里面没有花生？”

        我差点儿乐了：“你变这个，得先往里放一个好吗？”我说完，捏起一个花生放在桌上。

        刘五洲说：“不用，叔，我放了，您就猜吧。”我说：“那也没有猜哪个里头是空的啊，人家都是猜哪个里面有。”刘五洲又乐了，说：“那有什么意思？您就猜吧。”我看看他那摩拳擦掌的样子，摇摇头，掀起一个杯子。

        里面有一粒花生米。

        这么准？我又掀起一个。里面也有一粒花生米。刘五洲把另外两个掀开，也各有一粒。我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整整齐齐地放了四粒花生米进去。他拂去三颗，只留一颗，又“啪啪啪”地换了数次杯子的位置。

        他的手太慢了，连我这外行都能跟得上。我指了指留有花生的那个杯子。说实话，我已经做好了里面没有花生的心理准备，毕竟你跟特地学过两手戏法的人没有理说。但杯子掀开，里面空空如也，我还是吃了一惊。刘五洲笑眯眯地把干瘦的小拳头伸到我面前，霍地张开，里面握着一粒花生。

        我哑然，呆了一会儿，靠在靠背上摇头笑起来：“刘三儿，你真不得了。”我一直叫他刘三儿。我知道，他变这一手就是等我这句夸。毕竟这也不算什么“真不得了”的戏法。

        刘五洲眯起眼睛笑道：“叔，您夸我了。嘿嘿。”

        然后他朝我嘴边伸出手，三指一捻，冒出一根烟来。我瞪着眼，迷迷糊糊地叼上了，他那只手“啪”地打了个响指，食指冒出蓝幽幽的火苗来，给我点上了烟。我吸了一口，向天吐出，问他：“哪学的？”

        “火车站、批发市场、立交桥底下，好多地方有人教。”他说，“给钱就能学，包教包会。剩下的，就靠练了。”

        “怎么变的？给我讲讲。”

        “那可不行。”他嘿嘿笑起来，“这规矩您还不懂吗，叔？”

        他一口一个“叔”，叫得我十分想劈面给他一鞋底。

        “那倒也是。”我说，“你学这个干吗？将来准备摆地摊还是上春晚啊？”

        刘五洲摇了摇头，把桌面上一个扣着的杯子移到桌边，哗啦一翻，口朝上立在桌上。里面一杯清水，多少有一些洒在桌上。

        比起变花生，这可有点邪乎了。

        “叔，我跟你说吧，”他又唰地翻起一个杯子，“这没什么新鲜的，全凭手快。我学这个，也不为摆摊，也不为上春晚。我只为打赌。”

        他说着，把手里的杯子推给我。一股酒味儿飘出来。

        “打赌？什么赌？”

        “人命关天的赌。”他说着，端起杯来喝了一大口，接着像只沮丧的狗一样吐了半天舌头，“我跟我哥打了一场赌。赌得是抓阄。这场赌太大了，我必须赢。”

        看他的表情，似乎不太想说抓阄的内容。其实我大致想得到：乡下孩子，无外乎争家产。

        “那，赌得赢吗，现在？”我问。

        刘五洲没说话。他把左手张开，翻过来掉过去地看个不休。看着看着，手心多出个纸团。再一翻，又没了。一会儿又出来两个。又一翻，没了。再一翻，出来三个。最后一共出来四个，放在桌上，用手一抹，就全都不见了。他又喝了口酒。

        “叔，我不知道，”他低着头，“一百次失手一次。但是我一次都不能失手。”

        我有心问到底赌了什么，但看着他的表情，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我们其实并不算很熟。

        最后我什么也没说。刘五洲抬头看了看我，笑了笑，拿起杯子往我面前那杯一撞，突然豪气顿生，仰头挺胸道：“没啥，叔，我能赢！”

        我看着他，什么也没说，举了举杯，喝了一口。还真是酒。

        “叔，太晚了，您回去吧。我得尿个尿去。”他说。

        之后有一个月我没见着他。问店里的小姑娘，答说刘五洲病了一场，好像还住院了，不知道还回不回来。我想，他那个身板儿，看着就像是有什么病，估计是回老家养病了。没想到几个礼拜之后，他又生龙活虎地出现在店里了，只是脸色有点苍白。

        “干吗去了你？”我问他。

        “咳，病了，没啥事儿，叔，别担心！”

        “呸，谁担心你？端面去。”

        打那起，见他的面就少了，因为我来得晚，而他似乎较少值下午班了。十一月的一天晚上，冷得让人不敢往后想腊月什么样。我裹紧衣服顶风去店里吃面，看见刘五洲正在给筷子消毒。消完毒，他把筷子一把一把地往桌上的筷笼里扔，例不虚发，惊得我站在门口半天没敢进门。他看见我，咧嘴一笑：“叔，您来了，快进来，冷！”

        我在常坐的桌边坐定，要了碗面。等我吃完，略微暖和了一些，刘五洲就搬凳子坐在一旁跟我聊天。这天我给他讲了很多古人，因为我记性不好，估计有很多讲的是错的，比如我说孔融是晋国人，这也可以说是为了增加亲切感和说服力。刘五洲捧一杯热面汤听我讲，有时大笑，但大多时候很安静。末了，他收去碗筷，给我点了根烟。

        “叔啊，今天再给您变个新鲜的，好不好？”他说。

        好奇之心人皆有之，何况我又不老（这是真的，作者注），我点点头。

        “您先把账结了吧。”他神头鬼脑地说。我一皱眉头，摸出一张一百的给他。

        “您这也太大了，叔，”他接过钱，“我给您破开。”

        他把这张大钞横着折了又折，成了一根纸卷，比直了藏在左手中指后，右手捏着一捋，接着双手展开，变成了一张五十的。

        “我×！”我爆了粗口，“快给老子变回来！”

        刘五洲嘿嘿一笑，如法炮制，再一展开，变成了一张二十的。

        我颓然坐倒，靠在靠背上，有气无力地说：“妈的，你玩儿吧，臭小子。”

        于是我看着他把这张钱变成十块的、五块的、一块的，最后揉成了一个小纸团，用手掌一压，再一打开，居然变成了一个硬币。接过来一看，还不是人民币，是游戏厅币。

        “你小子生了场病，本事可大了，”我叹道，“往零碎了变算什么本事啊？你给我变回一百的来。”

        刘五洲低下头，乱糟糟的刘海垂下来，遮住了他的眉眼。“我要能那么变，”他小声说，“还打什么赌啊，叔。”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冬去春来，妻子从广东出差归来，我也很少一个人去吃面了。即便去吃，也不会在那个点儿去；即便在那个点儿去，也没有人陪我聊天了。因为别的服务员干活太慢——相对刘五洲而言——所以总是很忙乱，没什么时间理我。我一直不知道刘五洲去哪了，更不知道他跟他哥打的什么赌。

        一直到我知道他死了。

        初夏，不是五月就是六月的一个周六中午，我忘了是因为什么，一个人去吃面。中午吃面，过程极简单：点、吃、结账、走。一般没工夫聊天。没想到过来个小胖子，也是十八九岁，穿着面馆的制服，弯下腰小声说：“叔，您认识刘五洲吧？”

        我一横眉毛，刚想骂人，谁是你叔？怎么是个半大小子都叫我叔？我有那么老吗？忽又一想，除了刘五洲，其实并没有什么半大小子叫我叔。

        “你说刘五洲？”我放下筷子，“变戏法那个？”

        “对对！”小胖子使劲点了点头，我真担心他把头甩出去砸着谁，“他出事啦。”

        “出事？出什么事？”我挑了挑眼眉，“是改名叫刘谦，终于上春晚了吗？”

        “不是，唉！”小胖子急了，用指关节直敲桌子，“他死啦！”

        那天晚上，小胖子在隔壁烧烤店门口的大排档，就着两瓶啤酒给我讲刘五洲的事。

        小胖子也是这家面馆的服务员，见是见过一万多次，但并没有聊过天。他是刘五洲的同乡——不仅同乡，还同村。这应该不假，因为他是我所见的在店里唯一跟刘五洲聊得比较多的人。他们村的小伙子，大部分都出来到各城市的面馆打工，有出息的当面点师傅，抻面削面，没出息的端盘子洗碗，反正是跟面干上了。

        刘五洲兄弟两人，哥哥叫刘四海。爸爸早死，妈妈把俩儿子带大，还没看见儿媳妇的影子就撒手了。好在哥哥成人了，能种地养鸡维持生计，弟弟就出来打工。去年春节，刘五洲回了趟家，关于他哥哥的病，他成了村里最后一个知道的人。

        刘四海得了一种所谓的怪病：尿多，全身肿，腰疼。好在他们村也不是什么特别闭塞的穷乡僻壤，附近县城里医院还是有的，结果街坊大嫂子带着去了一查——尿毒症。尿毒症是啥？村里人没有知道的，大夫云山雾罩说了一大堆，除了开好几千块钱的药以外，其他的都没听明白。

        刘五洲是在祖国首都见过世面的人，决定带着哥哥去更大的医院看病。过完节，俩人就去了大同三院，终于把病问明白了。同时，也明白治这个病需要多少钱了。刘五洲扶着哥哥从医院出来，才一出门，咣当一头就栽倒了。

        哥哥刘四海急了，说：“你这是怎么了？没钱咱可以卖房子，大不了不治了，你可急什么呢？”刘五洲说：“我倒不是急，我这半年老摔，走着走着眼前一黑就摔一跤，常有的事。”刘四海一听：“那可不行，这不是小事，这不还没出医院呢吗？走，回去看看去。”

        刘五洲拗不过哥哥，只好去挂了号。这一查可了不得，刘五洲脑袋里长了个瘤子。

        中间的事情，村里人也不太清楚，只知道后来两人回了村，相对无言。几天之后，街坊大嫂子突然满村跑着叫人，说老刘家打起来了。大伙儿踹门一看，刘四海正举着一口锅，追着刘五洲满院子跑。大伙儿还没来得及劝，只见刘五洲往前扑地便倒，摔了个狗啃泥。这下刘四海也不闹了，赶紧搀扶起来撅砸捶叫，好半天才缓醒过来，消弭了这场祸端。

        大伙儿一问，原来哥儿俩本来正在商议把院子卖了治病，但粗略一算，恐怕连治一个人的病都不够。于是哥儿俩为了治谁不治谁的问题吵了起来。街坊们好一顿劝解，才把两人劝住。当地民风淳朴，大家觉得求生本能驱使之下，这也情有可原，所以谁也没有对刘家哥儿俩有一丝态度上的改变。相反，大队还组织了一次捐款，结果收到的大部分都是棉衣。这有什么用？两人哭笑不得，每日里继续争吵。

        吵了七七四十九天，终于得出一个结果：抓阄。两人商定，写两张纸条，一张写“生”，一张写“死”。抽着“生”的，卖房子治病；抽着“死”的，合当殒命，不得怨天尤人。两人请村里有名的大了（大了：北方农村在红白喜事等大型仪式上主持流程和一切事务的人，很多时候也是村中族里的长老）。写好纸条，扔进一个瓦罐里，突然相视凝噎，接着抱头大哭起来，把罐子扔井里了。

        这事儿就这么没人提了。刘五洲说：“不管给谁治病，多一分钱也是好的。”于是他决定回北京继续打工，尽量多挣钱；把哥哥托付给街坊之后，洒泪而别，回到首都北京。一下火车，刘五洲就贼忒忒地打听变戏法、教牌技、出老千的师父，好拜师学艺。（这部分是村里人编的，作者注。）中间过程，外人不知，一起打工的老乡可是眼看着刘五洲的手艺一天天地见长。

        刘五洲在店里或宿舍，得闲时总会练上两手。猜豆子，掌心点火，变金鱼、变鸽子、变白兔，刘五洲都练过。但他练得最多的、每天必练的就是隔空抓纸团。说“隔空”不太恰当，应该说是“凭空”。无论有多少个纸团，里面写上什么字，他都能凌空抓出写着“生”字的纸团来。他的手快极了，就在你眼皮底下，能把任何大小合适的东西变没，或变到一丈远处的帽子底下。在宿舍，没有人敢跟他玩儿牌——玩儿过几次，简直没法玩儿，别人手里的牌都是他的，桌面上已经出了的也是他的，只要他想要，什么都是他的。

        所有人都知道，刘五洲名曰打工，实际上是出来练就一身绝艺，好回去应对人生最大的一场决战。所有人也都知道，以他的身手，已经没有失手的可能性了。别说抓阄，这时候就是给他一把左轮让他玩俄罗斯轮盘，恐怕都要第六轮才能杀死他了。

        “后来呢？”我剥着毛豆，小胖子喝着啤酒。

        “后来，他回家了。我是没赶上，是再后来家里人给我讲的，”小胖子喝了一大口酒，对着月亮长出了一口气，“他输了。”

        抓阄那天，刘家大门没关，可能是故意开着的。敞开的大门内，像一个固定的长镜头，两人冲着一个褐色的瓦罐，对坐无言。门外的人们小声议论着：“刘五洲会输吗？”“不可能吧！”“怎么不可能？只要刘四海先抓，就有一半的可能赢！”“胡扯，刘五洲能隔着罐子换纸条，说不定两个都是死。”“那要是让他先抓呢？”“那就是两个生呗，傻×。”“别吵，看着！”

        刘五洲开口道：

        “哥，谁先来？”

        刘四海摇了摇头，苦笑了一下。“你先来吧，”他说，声音轻得像是哪里接触不良了，“看看你练得怎么样。”

        刘五洲面无表情，把手张开，手心向下盖在罐子口上，虚一握拳。

        接着，他摊开手掌，纸团已经在手心里了。门外响起一片极复杂的嘈杂的人声。

        刘四海长叹一声：“好，好，好。”他一抬手，把罐子扫到地上，“啪”地摔成千百片：“你，厉害。”

        说完，他扶着桌子，颤巍巍地站起来，对着大门抬了抬手，转身向堂屋走去，好像一下子老了七十岁。

        刘五洲叫住了他。“哥，”他喊道，“我输了。”

        刘四海背着手，站在堂屋的门槛上，慢慢回过头。正午的阳光下，刘五洲坐在院子中心的石凳上，手举一张皱巴巴的纸，上写一个大字——“死”。

        小胖子讲到此处，摇头叹了口气，又喝了一大口酒，说：“后来，还没等到卖房子，刘五洲就死了。他那个病来得真快，在井边提水，摇着摇着，往后一倒，就没了。”

        我活了几十年（并不老，作者注），还没有经历过这么年轻的死亡。虽然不是什么熟人，也不是在我面前死去，但还是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冲击得我连毛豆都不会剥了。我把毛豆往前一推，双手扶膝，摇头喟叹。一边摇头，脑海中一边渐渐现出一个巨大的“死”字，清晰无比。慢慢摇了一会儿头，接受了这个事实以后，脑袋逐渐清醒起来。这并非什么天崩地裂的大事，只是一个不太熟的年轻人病死了。而且在这顿饭之前，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他死了。只要抱着听八卦的心态去听这件事，似乎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古有伏羲氏造八卦，今有扶膝氏听八卦——我正在这样开导自己，小胖子又感慨起来：

        “想不到他练了这么久，在店里、在宿舍里，包括在您面前卖弄那么多回，没有一次失手，就这一次败了。”他边喝边叹，“这就是命吧！”

        听完这句话，我就“什么是命”以及“这是不是命”这两个问题思考了一会儿。然后我夹起一筷子豆腐丝嚼了起来。

        “小子，你觉得刘五洲是失手了吗？”我边嚼边问。

        “是啊，虽然我不会变，但是我也知道，这东西全凭手快。一快起来，难免有个错漏嘛。”小胖子说。

        “你啊，”我用筷子指指他，“白活。”

        说完，我留下五十块钱，背着手走了。一边走，一边唱《人说山西好风光》，感觉自己一下子老了很多，老得步履蹒跚，老得心里激不起一丝波澜，老得足以让刘五洲那么大的孩子给我起一个“扶膝氏”之类的外号，或是叫我一声“叔”，我也不生气。

        本文选自囧叔新书《我讲个笑话，你可别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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