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窗外看见鸟儿、树木、房屋。
火车硬座，对面的妇女睡着了，裙子像洞穴般张开，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时候我想起了阿泉的画，于是从看不见的地方伸出了树枝、海水、乌云和墙壁。
到达景秋的时候，天已经暗了下来，这个被我称为家乡的城市，在厦门与同安的交界处，从上大学开始，我已经有四年没有回来了。在有阳光的午睡时刻，家乡的桂圆树和凤凰花会以形形色色的颜色和尺寸出现，我依然可以记得这里的路灯和街道，我永远忘不了这里有我最好的朋友和喜欢的姑娘。
夏天，天空格外安静，提着行李箱走出火车站，隔着老远便看到阿泉在一辆大众汽车里伸出头来，对我招手。
四年前同样的夏天，我离开的前夜，景秋却下起了大雨。周颖、阿泉和我在街边的小店铺里一起吃了沙茶面，阿泉对我说，我们都受命运的摆布，我们都会淹死在暴风雨中，只有那个有勇气往前的人，才有资格在暴风雨中漂泊更长的时间，我注定是个失败者。
那个夜晚，酱油和姜蒜的味道淹没了海鲜的咸鲜，也淹没了阿泉倔强的笑容。
景秋一中是全市唯一的封闭式高中，两人寝室，阿泉是我室友。对我而言，他就像普通日子里温和的刺激。高中禁止留长发，可他却留着；学校足球队队长；学绘画的艺术生；父母是市里最大的蔬菜批发商；花花绿绿的自行车旁有一台他的本田摩托车。
阿泉是我在学校唯一的朋友，在阿泉的身上反射出我内心对自己的期许：高大、富有、表情阳光、既不笨拙又不病态的羞怯、阔步前进、身后最好跟着一个唯命是从的小子，而我现在正在努力成为那个小子。我幻想有一天可以从身后超过他，成为他认可和期许的人。
我们的晚自习时间阿泉都会去画室。从那时开始，他每天都会弄到很晚才回寝室，他说总觉得还有好多东西没有画完，总想在那里多待一会儿。回到寝室他有时候也会借着厕所里的灯光看会儿书，那时我都笑称他总在厕所里对着墙壁玩手枪。
学校宿舍的戒门令是在晚上十点半，我便有了要为晚归的他开门的任务。他会借我他的索尼CD机。老实说，听惯了盗版磁带的我，这是第一次听正版专辑。那张专辑叫《七里香》，到现在我都记得里面所有的歌曲。黑暗中我戴着耳机躺在床上，同时思索着未来，CD的橘黄色封面在机器里不停地旋转着，我仿佛看到了飓风、潮汐和大火。
阿泉知道我喜欢看书，便在生日的时候送给我一个充电台灯。那个绿色台灯后来我带去了大学，但它现在几乎无法充进电，灯泡也闪烁一下就暗了。
接下来一整个夏季，我都养成了一边听着CD一边用充电台灯看书的习惯，只要枕边的诺基亚振动一下，我便下床找拖鞋，光着身子穿着内裤往楼下跑。熄灯的宿舍楼道只剩下我拖鞋发出的空空荡荡的脚步声。拉开红色的木质大门后，就可以看见他微笑的样子，以及他身后满盈的天空。
到了冬天，阿泉有了一个同他一起学美术的女友，叫周颖。我发誓我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女孩，她就像某首诗或者歌曲所描写的那样，说话声音轻轻的，带着世界别的地方的忧伤。
那年有很多个夜晚阿泉就不回寝室睡觉了，据说他都在某个亮着灯的旅馆和周颖在一起，我想我是喜欢这个女孩的，理由也许仅仅只是她是阿泉的姑娘，或许我也是喜欢阿泉的，我不知道。我们欣赏的和我们厌恶的，更容易在同性中找到。
独自在寝室的夜晚，我熄了灯，钻到被子里，想象着周颖像芭蕾女般踮起脚尖，阿泉把她的内裤拉到瘦骨嶙峋的脚踝上，在梦里我看得到浅色内裤绊在周颖经常穿的一双鞋上，那是一双非常舒服的白色软底鞋。早上我才发现自己梦遗了。
周末，周颖会来我们学校看阿泉踢球，我会陪她一起，当然也许我就是想呆下来看他踢球。那是景秋冬天唯一要穿毛衣的时候，我记得天空很明亮，带点湿漉漉的灰色，空气有些冰冷。
阿泉在操场上奋力奔跑着，我拿出CD机和周颖在操场边一起听歌。周颖侧着头说，这张专辑是前几年的，她可以借给我最新的那张。我回答，不用了，CD机是阿泉的，我没有任何可以放CD的东西，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拿出一部份钱买张昂贵的CD或者运行它的机器。周颖又对我说，阿泉说你很喜欢看书，以后是想当一个作家吗。我沉默了一会，回答她，或许是的。这样的沉默会持续一两秒钟或者一辈子，就像遗忘的顽固、记忆的局限、寄生虫的眼睛，这些瞬间对每个人都是有意义的。
我记得阿泉踢到一半就脱掉了衬衫，露出结实的胸膛。
又到了夏天的时候，学生们会在下课的时候偷摘熟透了的桂圆。在周末傍晚，阿泉会载着我穿过种满凤凰木的街道去找周颖，我们三个再一起去画室。
那是由一个居民楼改建的画室，阿泉的速写练习整齐地排在一个简单的木质画板下，有些画用一块丝绸布做遮挡过滤，那里有他想象中的钴蓝色的大海、淡蓝色的天空和一些会飞的原始人，画板旁边还有一本毕加索的《关于理解艺术》。直到现在我开始认真写作时，我才明白原来绘画比写作的时候更加孤独，因为我写作的时候有一个想象的对象，但是绘画却没有，我每次回想起这个简陋的画室，都觉得那里是一个特别奇异的入口，阿泉青年时期的气息、激情和任性都会在这样的地方原封不动地保存着。
那个时候，在许多鲜艳颜色的图案上，我脑海中却一直想的是刚在摩托车上，周颖坐在中间，我在最后面。周颖贴着阿泉，我尽量保持着与她的距离，我可以看见她纤细而美丽的腰和后背被汗水浸湿的内衣带。在行驶的速度里我们陷入只有彼此的黑茫茫的宇宙中，只有迎面的风提供营养，也只有三人彼此间身体的触碰提供温暖。
我乐此不疲地在他们两人中间当着电灯泡，似乎也成为了他们恋爱中的一部分，我甚至参与进了要去同一个城市上大学的话题。他们都是艺术生，凭在学校还不错的成绩去重点大学几乎不是问题，我的成绩在全校中下游，能去一个像样的本科学校就不错了，但是当时我铁了心要跟他们一起。
有那么片刻，我想一辈子跟在阿泉背后算了——用我自己的方式，但我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我本以为我们三人会保持同样的姿势迈过青春期甚至更远，但其实人的处境是很可怜的，我们拥有想象力，对未来创造了期许，我们控制不了的却是自己的生活。
在高考的前两个月，阿泉的父亲由于操劳过度在一次半夜心肌梗塞中去逝了。他母亲的身体也一直不好，虽说有阿泉的几个叔叔帮忙，但终归是自己家的生意。那时城里大部分的人思想都是上学的目的总归是为了赚钱，何况艺术本来就是一个高危行业，现在有一份好的生意摆在阿泉的面前，理应比上学强上百倍，更何况照顾母亲的重任落在了他的身上。
葬礼的那天，在一整个院子的酒席里，阿泉身边围绕着大大小小的亲朋好友和父亲的商业伙伴，谈论的都是要阿泉懂事好好照顾自家的生意。那个下午，阿泉私下跟我们说，他真想砸碎他们的脑袋，看看脑浆像豆腐一样溅出来是什么样的，是什么颜色，有多大一堆。
对阿泉来说，意识到自己不能再画画是一件非常艰难而现实的事情。
对于一个十七岁的少年，他的所有抵抗和辩解都被那些自以为是的大人当做不够成熟或不谙世故。阿泉退学的那天，周颖一直呆在校门口安静地等阿泉收拾东西出来，所以我的记忆直到今天都觉得周颖一直很温柔。
没有CD机的夜晚，我总是感觉枕头旁的手机会在半夜突然振动起来，在夏夜里吱吱作响。
高考完后，我去找过一次阿泉。他住在店铺的二楼，楼下有鲜红翠绿的蔬菜，空气中弥漫着些许鱼腥味。每天早上三点半他就要起床将蔬菜打包分往城市的各地，已经有很久没碰过画笔了。他对我说，他将从现在起衰老下去，开始是悄无声息的，然后是大张旗鼓的，他的未来和梦想已经与父亲一起在火葬场被火化了，他听得见柔软的东西坠入坑底时发出的沉闷声音。
后来我们站在二楼的阳台上望了会儿城里人们的屋顶，这个小城的屋顶给人一种既危险但又好看的感觉，一切呈淡淡的褐色或者黄色，像明亮的大地或者闪耀的沙漠。以前阿泉总觉得景秋隔厦门只要一个小时的车程，厦门那边就可以看见宽阔的海和广袤的天空，即便考不上厦大，再不济也有集美和理工，那时他的表情就像在教堂的钟塔上准备向海水飞行的海鸥。想不到如今那么短的距离，阿泉却再也没法跨越了，身后的CD机在床头张开了嘴，却没有发出声音。
离开阿泉家的时候，我才明白那个我视为目标的人变成了另一个摸样。没有更好的阿泉了，这里没有，那里也没有。
成绩出来后，周颖决定去北京，我决定去武汉。我们似乎达成了共识都没有选择沿海城市，或许在我们心里只有阿泉在的地方才会有海洋。当然四年前的我根本不知道，武汉的渍水淹没了街道，让呆在宿舍楼的我体验了大海的感觉。
在上开往武汉火车的那一刻，在人挤人蓬勃的走道上，我看见一片雨后放晴如同遭核武器袭击般灰蒙却明亮的天空，光茫似潮水把天和地分开了，把昨天和今天也分开了。
我知道我得到了一个机会，一个带着梦想前行的机会，一个超越阿泉的机会。但我并没有感到高兴，反而有一种失去东西时的感觉刺激着我的眼球，我还是决定坐上这列火车，带着阿泉对未来的期许，不回头。
四年后的现在，我坐在阿泉车里，他把车窗降下来，风扑吹着他的头发。副驾驶位是一个陌生的姑娘，他和周颖两年前分手了，在他们分手的前一天，周颖还对阿泉提过我，说我是个特别可爱的男孩。他告诉我说他在市中心买了一套观景房，明年开年就准备结婚，我对他说我还在为成为一个厉害的作家努力着。我在暗处观察阿泉的样子，在他趋于笃定与成熟的脸上已经搜寻不到年少时让我向往与追赶的表情了。
火车站附近工厂的灯在一天结束时全灭了，在凤凰花新开的街道旁，我看见年轻的阿泉就在路边，我们的车辆从他身边开过，不小心鸣了一次喇叭。
朱肖影，@朱肖影，青年写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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