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来说，关于台湾最初的印象，几乎都来自于侯孝贤与吴念真。因而，我所熟稔于心的台湾之景，并不是台北，而是九份，不是城市，而是乡村与小镇。

        《恋恋风尘》的编剧吴念真曾经说过，他一直想拍一个“雾中老太”的镜头，在十月、十一月的九份，一个阿嬷从白茫茫的雾中穿行而来，疾步走向教室，通知一个班上的孩子前去矿上收父亲的尸体。彼时，所有的孩子都会在心中祈祷：“不是我爸爸。”但不是“我爸爸”，就是“你爸爸”。这“雾中的阿嬷”的形象就仿佛是死神一般的，令人恐惧、震慑。“她”象征了命运的突变与漫长的苦难。

        无常，似乎是生活在这个美丽岛屿上的人们不得不直面的命数，无论是自然的多灾，还是政治的跌宕。吴念真是原住民血统，一夜之间由“日本人”变成“中国人”，是其父辈及其自身终身难以磨灭的文化伤痕。他的敏感、隐忍渗透于对于土地的情感与人伦的体悟中，入木三分。可这却与客家人身份的侯孝贤略有不同。吴念真说自己是“历史上的孤儿”，侯孝贤却是一个“回不了家的人”，从《多桑》和《童年往事》的差异中，我们就可以清楚窥见两位导演的不同。因为这两个人，几乎代表了台湾人“父辈”的两种命运，写就了两段最重要的历史。最终使他们走向契合的，是历经变革与沧桑的父辈给这些看似平静的孩子们人格与性情的塑形。在漫长的岁月中，凝成一脉沉静、动人的深情，五味杂陈，慰藉人心。此为我心中台湾的“文艺”，即带有人情味的文化传承，与落实于影像与文本的细致呈现。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因而产生了特殊的“文艺”。离散与孤绝造就了上一代人的悲情人生，文艺成为了一条曲曲折折的小路，汇通着苦楚的心灵，将感官的苦痛转化为历史的风尘。丧失家庭，丧失语言，丧失亲族，原生性的坚守令他们的内心世界诞生了隐忍、苍凉又相濡以沫的情怀，人与时代辩证烛照，应运而生了动人的人间情感。而在父辈们用亲历的人世跌宕写就了饱实的心理经验之后，寂寞的后代亦逐步成长，年轻人如梦初醒，开始书写属于他们自己的生命经验。

        铁路、煤矿，朴质的车站、茶馆，热带的蝉声、水汽，海岛的风雨更迭，甚至人的隐忍与含蓄，都成为了一处静景，随自然嬗变着生之欢喜与苍凉，如此宁静、单调的画面，构成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台湾文艺意象——沉闷的童年与漫长的青春期。在这里，作为审美的“文艺”情怀，依然是十分苦涩的东西。就和我们这些年相类似的，与长辈的沟通不利、家境的清寒迫使年轻人陆续离开家乡，奔向城市谋生。枯燥的工作与无常的情感，令他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父辈们的积怨、疾病是他们的隐忧，而无法亲手把握的命运更是心底最焦虑的感知。就好像《恋恋风尘》里阿远在深夜艰难地翻了一个身，哀痛地流出眼泪。当他数着日子从营队回来，青梅竹马的初恋女友却突然要嫁给别人。白天阿远依然沉默地看外公种地，听着老人说“种番薯比种高丽参还要难”，唯有夜间沉痛得难以入眠。这个“翻身”的意境对我影响很大。我觉得一个少年明白初入社会甘苦、人情冷暖就是在这样一个深夜缓缓苏醒的。甚至，阿远扛着东西和女友在铁路上行走，两个人一前一后，手都不拉，话也没什么好说……但背后的一切都是朦胧带着水汽的，其实是十分性感的场景。他什么话都不用说，就是一个单薄、无奈的身体，自呈一切。因为你知道，在这个沉默的身体里面，其实是把感情看得很重很重的。但是这种感觉和《海角七号》说“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又完全不同了。

        在近年的电影中，台湾似以更为斑斓的镜像呈现其年轻的活力与风貌。恒春的《海角七号》、台北的《蓝色大门》《艋舺》、宜兰的《渺渺》、高雄的《不能没有你》、花莲的《盛夏光年》、彰化的《父后七日》……似要加班加点着拼图出一个明净、唯美的台湾全貌来。可画面的精致与绚烂，人物更为多元的悲欢离合似乎还是比不上过往岁月中信手拈来的沉郁端丽更动人，总觉得缺了点什么，又很难轻易补上。但无论如何，这些唯美的场景、故事，依然成为了新的传说，漂洋过海来到大陆。如今年轻人对于台湾的向往，带有莫名的狂热，也带有莫衷一是的迷茫，唯一没有的，是之于变迁的感伤。梁文道在电视节目中说：“大陆想去台湾自由行的，其实主要是一批年轻人。他们都是喜欢台湾某种文艺氛围，台湾的调调什么的。但我也发现很有意思，在大陆碰到很多文艺青年，还没去过台湾，一说起来对台北比我还熟。”

        网络及电视的普及，从很大程度上帮助两岸在技术上弥合了原先沟通渠道的裂伤，年轻人们也逐渐开始互通更为新鲜的资讯，从海的这头望向那头。与此同时，“文艺”的范畴也在迅速拓宽。一口气要跑遍祖国大陆的台湾学生变多了，他们有着比大陆学生更为充沛的精神和体力，从内蒙到青藏，从云南到新疆，对于他们来说，耗费巨资兴建的大城市地标，吸引力远比不上边疆。我问过一个台湾年轻人，为什么要来大陆玩，她说：“因为很有趣啊，好像历险哦！”而大陆年轻人想要去台湾自由行的原因，可能就要平和得多，至少不是去找寻天险的刺激，而是充满目标地去品味唯美、文艺的闲情。

        去“诚品”看书、去垦丁看海、去忠孝东路走九遍是一定要的，综艺青年不会忘记去瞻仰一下中天、八大，文艺青年不会忘记桂纶镁的淡江中学和她“不能说的秘密”。《悲情城市》的九份恐怕是一个必走的地标，罗大佑歌里的“鹿港小镇”二十年来都不曾褪去其文艺的光环。有趣的是，就连罗大佑自己都说“这些年已经很少回台湾”，他一定不会料到“妈祖庙里烧香的人们”至今都被旅行者看作是与他有关的风景。唯有陈升年复一年的跨年演唱会，还能在地令到异乡人想念起中学时守着电台的滋味。对于台湾人来说，看待我们这样的外来游客，不知会不会像我们看待旅行者到上海一定要去“季风”“渡口”看书、一定要去虹口看张爱玲旧居一样感到不可思议。但是当我站在万华的时候，的确还想过一想凤小岳的脸。这或者，就是文艺作品的魅力。

        所谓真的文艺情怀，其实一半来源于幻觉。隔岸观火，亦搭建起了朦胧的审美距离，使赤裸的伤痕淡化，使遥远的温情弥漫开来。想来，如今舒国治《水城台北》的文艺与苏打绿的文艺肯定不是一个文艺；侯孝贤导演的文艺和《一页台北》的文艺也不是一个文艺。关于台湾“文艺”的概念已被泛化，成为了一个品牌，可供消费与审美。它甚至成为了台湾的一个标签，类似许多人爱给上海贴的“老风情”标签一样，似是而非，语焉不详。台北就像是所有非台北人的一个梦，仿佛远离生产，充满诗情，有着闲散的下午与无穷无尽的温暖音乐、宜人文字。但事实上，这样的台北可能是在地的台北人都不尽熟知的自身。与我们所亲手建立起的文艺台北相比，现实也许不那么纯粹。但音乐、电影、文字，依然能够将我们带入到自己创造的平和世界中，既排除故乡俗常生活的干扰，亦排除台湾的客观现实。

        行走本身就是一种诠释，尤其是面对众多纷扰的刻板观念。至于我所亲身走过的台湾，亦有一半升华、一半幻灭之感。九份已经宛若商业成熟的小丽江，那是一种见过世面、展示性的沧桑，颇令人惆怅；而奋起湖的铁路、山崖，却宁静地沉浸在诗意蒙蒙的秋雾中，与我内心向往的宝岛有八九分相像；阿里山的小火车没有想象中惊艳，十分瀑布的小火车也能令人回想起童年时无忧的儿童乐园；垦丁不一定天气晴，南投县清境农场的晴朗倒是令人心神通畅。最重要的是，台湾太能够引发人们对于田园生活的向往，这似乎也能作为其文艺土壤的动人之处。

        在中国，乡村就是现实主义的乡村。是迄今依然艰难谋求生计和出路的乡村。年轻人通过考试、打工等背井离乡，唯一的目标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安居于大城市，并且不再想回去。“不再想回去”是极沉痛的现实。说明我们对于土地已经没有梦了，没有了幻景，只剩下现实。现实是强征强拆、疾病、贫穷、灾害与差劲的社会保障。但台湾似乎提供了这样的梦境，因为不了解，更频添了朦胧的臆测。因而，所谓务必增进的了解，从审美的意义上并非是好事。

        因为只有想象是不会碰壁的。

        本文选自张怡微新书《都是遗风在醉人》

        张怡微，作家，微博ID：@张怡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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