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以为奇葩的人不在少数。有些人看起来奇葩实际上靠谱，有些人看起来靠谱实际上奇葩，我不知道朱一发属于哪一种，也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种。
朱一发是我刚到北京时的合租室友，是我见过的少数特立独行的人之一。孔子说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朱一发就有点“不改其乐”的意思。他具备一种能力——把无聊的事变得有趣，而我和他相反，擅长把有意思的事变得无聊。因缘凑泊，我们成了朋友。
朱一发的签名是“红灯须硬闯，马路要横穿”。这句话让我在未曾谋面时就断定他是奇葩一枚。第一次见面是在合租的房子里，他十足的屌丝相，递了张名片给我，我顺口就念出来了：“来一发！”
“不是来一发，是朱一发。”
“你这名字跟埃及前住房部长马格拉比有一拼，让有知识的人一不小心就念错。”
当时朱一发正在学车，每次去驾校前他都拎一听啤酒上路。他说在驾校不会有交警查，要趁机体会体会酒驾的感觉。他喜欢跑到高档商场问衣服，和售货员漫天砍价，砍完就走，从来不买。我骂他有病。他说这不叫病，叫沟通力。
朱一发和我去超市，路上碰到个衣着干净打扮光鲜的小姑娘，说自己是外地来的，钱包被偷了，让我给她买点吃的。这种我见得多了，直接无视。走出十几米，朱一发说：“干吗不和她聊聊。”
我说：“你看不出来她是骗子？”
“能看出来还怕被骗？”
“不想耽误时间。”
“你日理万机吗？”
“不。”
“那何不聊聊呢？”
朱一发长了一张像被人刚刚扁过一顿的脸，每次开口又有让人再扁一顿的冲动。不过，他的话虽然听起来欠揍，但要过过脑子，似乎也有那么一点道理。
我想起大学时候吃食堂，受《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毒害，明明可以一顿饭吃二十分钟，我偏要五分钟吃完，剩下十五分钟坐着干等同学，边等边眼馋他们碗里的鸡腿儿。
也许朱一发是对的。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我们转身返回。又见小姑娘，朱一发迎上去。
小姑娘说：“好心人帮帮我吧。”
朱一发问：“你是学生吗？”
“是的，大四，准备考研呢。”
“那我问你，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是什么？”
小姑娘摇摇头，一脸茫然。
“知道任汝芬是谁吗？”
小姑娘急了：“不给就算了，带这样欺负人的吗！”
朱一发笑了：“你想吃什么，我给你买。”
“肯德基。”
我和朱一发面面相觑，他冲我递了个无辜的眼神。
“妹子，你吓到我了，你看我们这身打扮像吃得起肯德基的人吗，我们只吃得起方便面。”
其实朱一发有时周末在家加班，一天12小时不离电脑，三顿肯德基。
“那你给我几块钱，我自己买吧。”
“你不会是骗子吧？”
“我这有身份证，还有学生证，你看。”小姑娘娴熟地掏出证件。学生证是人大的，五块钱的那种。
“哎呦，原来是学妹”，朱一发也掏出自己办的人大学生证，“他也是人大的，把证拿出来给师妹瞧瞧。”
我从书包里翻出北外的学生证。
“他不是说你也是人大的吗？”
“对，我是人大的，但我出门一般带这个证，这个证比人大的值钱，人大的五块，这个十块。”
小姑娘反应过来，脸“刷”一下就挂不住了。朱一发生气地冲我说：“去去去，别欺负人家。”然后真的带小姑娘去吃了肯德基。
吃完，小姑娘大概明白被我们看破了身份，也不再提额外的要求，千恩万谢地告辞。走了几步，朱一发叫住她：“妹子，你还年轻，别耽误了。”
小姑娘愣住，眼圈登时就红了。
两年后的今天我才学会“人艰不拆”这个词，回想起来，朱一发那时已经做到了。他比我高明的地方，只有这么一点。
可单单这么一点，就是不小的距离。
有次去AtM取钱，要穿过的小区正在施工。
我说：“好像过不去，从外面绕吧。”
他说：“正因如此，更要试试。”
真不是一般的贱。
这时，一个戴墨镜的女人迎面而来，路过我们时说了句话，好像是“过不去”。
我愣了下，准备回头，朱一发说：“二货，她是在打电话。”
我回头一看，白色耳机从她的大波浪间耷拉出来，果然是在讲电话。朱一发冲我扬了扬眉毛：“哥眼神儿好吧。”
“你偷窥专业毕业的吧。”
又往前走了三百米，路当中横着一张大牌子，上书四个大字“此路不通”。我朝朱一发竖起中指。朱一发说：“挺好的，锻炼身体嘛。”
我们绕回去，到了自动取款机，插卡进去，发现机子里没钱了。我懊丧地朝朱一发摊了摊手。朱一发说别急，然后走到AtM前，把大脸贴到摄像头上，清了清嗓子，然后吼道：“没钱开毛银行啊！没钱开毛银行啊！没钱开！毛！银！行！啊！”
我没有笑。真的没有笑。我觉得朱一发这个人有点小特别。或者换句话说，有点牛逼。
我碰见司空见惯的事情往往直接略过。就像别人来个当头炮，我想都不想，直接跳马。好像在复杂的世界里，我们习惯了把90%以上的事件打包安装在脑子里，下次再碰到类似事件时，不用分析，程序可以直接凭记忆做出反应。这样就省下了大量的时间。就像马克思认为生产过剩会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样，你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把过剩的时间填满，于是就需要寻找另外的消遣。但当你安装了快速反应程序在脑子里之后，很多消遣方式变得无效了。
我的第一款手机是很老的诺基亚，上面只有两款游戏：俄罗斯方块和贪食蛇。我每天都玩那两款游戏，有时连续玩几个小时都不嫌腻。让我觉得那种手机彻底不能用的是智能机的出现。我装了不知多少款游戏，每款都是很快玩腻、删掉，换成新的。到现在，没有哪款手机游戏能让我集中精力超过三十分钟。
朱一发的手机里没有装任何游戏。当我看到他冲AtM吼的时候就理解了。生活本身对他来说就是一款游戏。永不通关又趣味盎然的游戏。
更重要的是，他清楚自己有几条命。他冲AtM吼的时候一脸严肃，吼完回头就哈哈大笑。他切换得很精准，手起刀落，毫不拖泥带水。
我们合租了将近一年，租期满了。朱一发房还没找，却提出先帮我找。
我说：“你自己屁股还没擦干净呢，到时候流落街头了我可不负责收留。”
朱一发说：“想找到很简单，只是好玩的事情不能错过。”
“你觉得找房好玩？”
“一群正装革履的人簇拥着一个穿大裤衩人字拖的屌丝，明明比你大一轮还一口一声大哥地叫你，鞍前马后地给你当导游，只要你说句‘我要看月租一万二的房子’，他立马能把你供得跟爷似的，圈出一堆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房子让你挑，这还不好玩？”
似乎有道理。做事如果只奔目的去，就没什么意思了。要租两千的房子为什么不能去看看一万的？按我这工资增长速度，等到单位寿终正寝我都租不起一万的房子。与其去故宫十三陵看死人住的地方，何不去看看活人住的地方？与其去酒吧搭讪，何不找个中介妹子聊？最最重要的一点，这种娱乐是免费的——唯有免费的娱乐才配得上屌丝的身份。
“那你打算怎么玩儿呢？”
“简单，你有一辆单车，我也有一辆单车，那么——”
“我们加起来就有两辆单车。”
他哈哈笑了，表示对我幽默的认可：“我们骑单车，沿一号线，公主坟往西，把地铁沿线所有小区都看一遍，来个一号线风土游怎么样？”
我说可以。
下楼推车，绕着单元楼走了三圈，没见朱一发的单车，看来是丢了。新买的，不到半个月。
朱一发愣了半分钟，说：“你等下，我去趟家乐福。”
“干吗？”
“买单车。”
“你没病吧？”
“高富帅和屌丝的区别就是，屌丝丢了东西会惋惜好久，高富帅丢了会立马换个新的。我们虽然不是高富帅，但要有高富帅的范儿。”说完一溜烟去了家乐福。
前一句话我在文章里写过。但写归写，我自己都做不到。
谁做到谁是傻逼。
有句英语谚语叫：A gentleman is,rathan does.翻译过来是：你是就是，模仿不来。换句话说，你行你就行，不用上也行；你不行就不行，上了也不行。总之，不服不行。
检验傻逼的时候到了。
过了会儿，他空手出来。
我说：“单车呢？”
“真他妈贵，最便宜的也得六百多，算了算了。”
其实以朱一发的工资，在一分钟内决定买个六百多的自行车也不能算不理性。可能是怕再丢，他没有那么草率。虽然理解，我在嘴皮子上还是没饶过他：“这就是你他妈所谓的高富帅的范儿。看来我们只能坐地铁了。”
“坐地铁哪行，下了地铁还得徒步，看不了几家，租个二手的吧。”
“等你租完黄花菜都凉了。”
“做事不要目的性太强，兴许租单车会让你找到一间好房子，还不要中介费。”
“你真会联想，兴许租单车会让你中五百万。”
出了超市，有间修自行车的铺子，朱一发过去问铺边乘凉的大妈哪里有单车出租。大妈说：“你租自行车干啥？”
朱一发说：“找房子，房租到期了。”
“哎呀，你算是问对人了！我楼上那家正有一间次卧要出租呢。”
房子就这么搞定。敞亮，干净，无中介费。
我说：“朱一发，赶紧买彩票，今天你点儿正，五百万等着你呢。”
“作为一个逼格很高的人，我从来不会主动去找运气，只等运气来找我。”
“你的逼格高到脸上了吧。”
搬家前一天，朱一发辞职了。
我问他为什么辞职，他说新居离单位太远，睡不了懒觉，索性辞了。
这当然是扯淡。
我第一次听说他单位的时候眼神都直了，不是因为单位好，而是因为那单位给我的印象是每年只在数得着的几所高校招数得着的几个人，能进去的都是大牛，朱一发在我看来显然不在此列。当时我几乎断定他是托关系进去的，所以惊讶这种单位居然也有靠关系的路子。现在，他干净利落地辞职，证明我的猜想破产了。
看来朱一发的水平比我想象的要高。这么说显得我阅人水平有点低，那就换个表达：看来朱一发的水平比他长相显示的要高。
既然他有本事进这单位又有本事出来，对自己的下一步应该有清晰的考虑。不过，他用这么扯淡的解释来敷衍，大概是不愿透露。我知道他是那种在事情板上钉钉之前不喜欢四处张扬的人，他辞职连父母都没告诉。我也就不便多问了。
我们在小区里的烧烤摊上叫了些烤串和啤酒。清凉的夜风拂去残夏的燥热，知了在疏雨里断断续续地鸣叫。随着地上的空酒瓶越来越多，我们谈兴也越来越浓。朱一发渐渐跟我聊起了小时候：“那会儿骑单车上下学，我骑得快，常常看见前面有个同学，一起走吧，没话说；超过去吧，又怕人家嫌我不礼貌，只好放慢车速，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还怕他回头。”
“屁大的事儿，打个招呼自己先走呗。”
“对啊，这么简单的问题，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想明白。你可能无法想象，一个内向的人在面对许多很简单的问题时有多么手足无措。之前的我不是现在这样，那时候，我买东西从来不会讲价，如果早上有事我就会在闹钟响之前自动醒，去KtV从来不唱歌，见了陌生人全身别扭……”
“这些也不算太大的问题吧。”我轻描淡写地说。我不把这些当成问题，因为一半以上我也有，我丝毫不觉得它们影响了我的生活。
“单独拎出来，都不算问题，可你如果把它们放在显微镜下看，就会发现，生活中的很多挫折和失败，追根究底，正是来源于这种性格特质。在平时它无关紧要；关键时候，就会变成致命的弱点。我去和陌生人聊天，去商场和人砍价，去故意找些事情与人交流，无非是想改变自己的性格特质。不是说这种性格特质不好，而是你需要让自己的性格更有张力。”
“发哥，矫情了哈。”酒喝高了，我有点小晕。我们在一起聊，不正经才是正常，正经就是矫情了。这时，天上莫名打出一声巨雷，把我震醒了不少。
“这其实是个需求和细节的取舍问题。”
“什么玩意儿？”
“比如一场考试，满分是100，你有一道题不会，丢了20分，别的都会，加一起也丢了2分，考了78分。如果给你重考一次的机会，你是想着先把这20分补回来，还是先补那2分？”
“当然是20分。”
“我是做产品的，我的产品比同事做得都漂亮。其实我们刚出模型的时候，大家都是78分上下。可他们几乎所有人的修改都只盯在细节上。要知道，这时候满分不是100，没有人知道满分是多少，但每个人都知道细节上有2分改进的余地，所以很多人眼里满分就是80，他从第一遍改到第十遍，每一遍都是在细节上翻来覆去。他们不知道，只要在需求上小小动一下刀斧，就可以轻松逼近98分。”
“为什么他们不动需求呢？”
“百分之九十的人看不见需求部分哪里可以动刀。百分之十的人觉得这样动刀太猛了，不敢动。一个需求问题可以派生出一万个细节问题。绝大多数人宁愿动一万次小刀都不肯动一次大刀，一是因为动大刀要冒着全盘推翻的危险，二是因为他不知道动大刀该从哪里下手。因循自己固有的方向不断改进是动小刀，改变方向是动大刀。但很多人找不出最优的方向在哪儿。”
我清醒了不少。
“还有，尽量少拆穿人家。如果只为证明自己的存在与高明就拆穿别人，反而不高明了。给别人留余地也是给自己留余地。”我知道他在说那次路遇小姑娘的事。
这场谈话让我再一次对他刮目。
那次谈话后我和朱一发就没有再聊过。我们虽然都有对方的电话和QQ，但我的QQ永远是隐身状态，他好像也是。我把他放在靠上的分组里，但从未见他头像亮过。我没有在节日发祝福短信的习惯，他也没有。我以为他就如我人生里出现过的很多人一样，从此不会再见了。
一个月前，老陈从深圳来北京出差。他比我年长二十多岁，是之前在广州认识的朋友，我们约在紫竹桥附近的一家咖啡厅见面。我竟然在那里碰见了朱一发。那儿离我们谁的住处都不近，北京这么大，两千万人，只能说是缘分。我问朱一发几人，他说就他自己，没事随便坐坐喝点东西。我感觉他的眼神有点怪异，但也来不及细问。我说约了朋友，他说你们聊吧，我晚上也没什么事，待会儿送你回去。
我这才看见桌上躺着一把车钥匙。他自己的车？不至于这么快摇上号吧？
我和老陈吃完聊完，老陈要打车回酒店，朱一发说，干脆我顺道送送这位大哥得了。
车在三环上疾驰。前方红灯亮起，车速丝毫未有减低的趋势。我转头看，朱一发表情如木偶，似乎根本没看见红灯，我陡然想到他两年没更新的签名，联系到他今天独自呆坐在咖啡厅，心里大惊，一个念头瞬间在脑子里闪过：这家伙不会有什么心事想不开吧？
就在此时，一个刹车，稳稳当当在白线后停下，车身并没有怎么晃。我扭头看后座的老陈，他也没有异样的表情，方才意识到是自己少见多怪了。
老陈之前一直未说话，这时突然开口了：“车技不错啊，小伙子！”
这还车技不错？
过了会儿，我突然想到老陈也喜欢车，算是资深票友，就问老陈：“你看我这朋友像有几年车龄？”
老陈说：“刚才这一脚刹车，很像开了十几年的老司机，不过看这兄弟这么年轻，恐怕没那么久，但五六年总是有的。”
我说他车龄还不到两年，老陈不信。
老陈下车后，车转入长安街，渐渐出了四环，周围车流比刚才少了好多，车速居然慢了下来，毫不显眼地跟在其他车屁股后面。我奇怪道：“怎么不飙了？”
朱一发说：“一快之后，必有九慢。”
我咂摸着这句话的味道：一快九慢，九慢一快……你应该改名叫朱十发。
我说：“不是红灯须硬闯，马路要横穿吗？”
“那只是打个比方。很多事情你也许做不到，但一定要去想。”
我花了一阵在脑子里回味朱一发这句话。一年未见，我对他的境况毫无了解，也不便贸然搭话，更不能像当初一句一个“二货”地称呼他了。
沉默了半晌，朱一发开口了，不知是在对我说还是在自发感慨：“你看这世界如此奇伟，大厦如此高峻，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都是在心里闯过无数次红灯的人。”
我用不着细想，用不着咀嚼，仅凭对文字的敏感和直觉，仅凭句式、语气和时态，就能在第一时间做出判断：逼格甚高。
我正要鼓掌叫好，朱一发又加了一句：
“可是，即便是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依然要遵从万物运行的法则。”
他几乎每次都会让我感到意外，这次也不例外。
我说要去单位顶楼的健身房，朱一发把我送到了单位门口。
车停下。我说，朱一发你先别走，我想在顶楼给你拍个鸟瞰照。
我冲进大楼，按下电梯，徐徐升至17楼。我跑进健身房，推开窗户，攥紧扶手，探出半个腰往下看。街道像铅笔盒那么窄，朱一发的车像蚂蚁。而他，就是蚂蚁的眼睛。
拍完照，我打电话给朱一发：“拍完了，你可以走啦。我在楼顶目送你二十里。”
朱一发的车发动，沿着长安街一路向东。慢慢消失在夜袂遮却的洪流中。
长安街上车水马龙，川流不息。路旁华灯盏盏，温柔的光芒镶嵌在这座城市的大地上。伫立的楼厦巍峨高峻，秩序井然。远处工地上，冰冷的摩天机械伸起它的庞然铁臂。
我原以为朱一发是另类，在人群中少之又少。直到此刻方才恍然大悟，在这座城市里有着无数个朱一发，多如牛毛。这庞大而井然的气象就是明证。
存在着无穷多个朱一发这样的人，他们是这世界的刻度。就好比存在着无穷多个有理数，而世界，就是数轴。
比有理数多了很多倍的是无理数，他们同样在这世界上存在着。但他们存在的意义只是存在，并止于存在。没有人能在数轴上精确标出一个无理数的位置。可有理数不一样，你无须标注他们的位置，他们是以定义的方式出现——先于数轴而存在。上帝划下一道线，说：这里是0，这里是1。然后，数轴就出现了。
一个人如果无从理解别人的想法，就只能永远生活在逼仄的空间里。
王路，诗人，作者。微博ID：@王路在隐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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