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云青译

        “名字。”“鼹鼠”说。我报上大名。

        我在指定的地点等他，他开了一辆标致汽车来接我，这会儿这车由我驾驶。我们刚认识。他看也不看我一眼。他说他从来不正视任何人的眼睛。“年龄。”他说。“四十二。”我说。他说我年纪太大，我心想他的年龄想必还要大。他戴着小圆镜片的黑色墨镜，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别人才叫他“鼹鼠”的吧。他命令我开车前往离这里最近的广场，说完便全身放松地坐在一边。

        测试很容易，但能否通过考验相当重要，因此我有点紧张。如果我没把活儿干漂亮，就进不了组织，进不了组织就没有钱挣，而我想加入就是为了钱，不需要别的理由。测试的内容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港口用棍子打死一条狗。是为了看看你有没有胆量日后来些更狠的。“更狠的。”人们这么说的时候眼睛望向别处以作掩饰，仿佛我们这些还没加入的人不明白他们指的是什么似的。仿佛我们不知道“更狠的”就是指杀人，用棍棒打人，把人乱棍打死。

        在大道的分岔路口我选了一条更幽暗的道路。一排红灯一个接一个地跳转成绿色，我在楼宇间飞快地穿行，直到眼前忽然出现一片暗绿色的空地。我还在想这块广场上可能不会有狗，“鼹鼠”已经命令我停车了。“您没带棍子。”他说。“没有。”我说。“没带棍子，您怎么能用棍棒打狗？”我看着他，没有回答。我知道他该说些什么，但我现在已经了解他了，他这个人很容易识透。他在享受这片刻的寂静，想着如何才能在开口时，吐出的每一个字都能击中我的软肋。我咽了口唾沫。他看上去好像在想：你谁都杀不了。最后他说话了：“今天我后备厢里正好有根棍子，您可以用那个。”我可以肯定他在墨镜背后的眼睛正兴奋地发亮。

        中央喷泉的周围躺着一群狗。我手里紧握着棍子，等待着合适的时机，同时缓缓前进。有几条狗醒了过来。它们打着呵欠，拉长身子，互相看看，又看看我，冲我吠叫起来，在我行进的路线旁排成一列。杀死某个特定的对象，已经选中的对象，还要容易些。但要从一堆目标中决定哪一个应该死，则需要时间，还需要经验。是杀最老的，最漂亮的，还是最凶的呢？我得慎重地选择。我可以肯定，“鼹鼠”正从他的车里笑着打量我。他肯定以为除了他们，没有人有能力杀死什么东西。

        狗群围到我周围嗅嗅，有几个厌烦地走开，又回去睡觉了，完全无视我的存在。这一幕穿过车窗的黑色玻璃和墨镜的黑色镜片，落到“鼹鼠”眼里，会显得我是多么渺小可笑啊，手里紧紧抓着一根棍子，周围围了一群狗，而且有几条现在居然又回去睡觉了。一条带斑点的白狗在对着另一条黑色的狗吠叫，黑狗咬了它一口，这时第三条狗跑过来，露出牙齿，吠叫着。第一条狗反咬黑狗一口，黑狗则露出利齿叼住对方的脖颈来回摇晃。我举起棍子，一棍子打在那条斑点狗的背脊骨上，它嗥叫了一声倒下去。这会儿周围静了下来，要把它运走也容易些。但当我去拉它的爪子时，那条狗忽然反击，一口咬住我的胳膊，我立即就流血了。我又一次举起棍子敲了它的脑袋一下。那条狗这才再一次倒下去，它躺在地上望着我，气息微弱，但不再吠叫了。

        我把那条狗的爪子并拢，一开始动作很慢，之后则做得更有自信。我扛起狗的身体向车子那儿走去。从树丛中闪出一道阴影：一个醉汉探出头来。他说我这样做不对，事后狗群都会知道是谁干的，会叫那人付出代价的。“它们可是有灵性的。”他说，“它们会知道是谁干的。明白吗？”

        他说完后就又回去倒在椅子上了。

        我走近汽车时看见“鼹鼠”坐在那里等我，姿势跟我离开前一模一样，但我注意到标致车的后备厢已经打开了。我把那条狗像扔一个笨重的袋子般扔进去；我关后备厢时它一直看着我。

        我回到车上，“鼹鼠”依然直视着前方。“如果您把它放到地上，它会站起来跑掉的。”他说。“对，”我说。“不对，”他说，“您离开前就应该先把后备厢打开。”“对。”我说。“不对，”他说，“您应该那样做的，但您没有那样做。”“对。”我说，但我立刻就对自己的回答后悔了。不过这次“鼹鼠”倒没再说什么；他把视线转到我的手上。我看看我的手，又看了看方向盘，才注意到到处都被我弄得血迹斑斑了。“您应该戴手套。”“鼹鼠”说。这会儿我的伤口开始痛起来。“您去杀狗，却没有戴手套。”“对。”我说。“不对，”他说。“我以后知道了。”我说完便不再说话。我宁愿别提伤口痛的事儿。我发动引擎，汽车缓缓驶离。

        我试图集中精神，无须“鼹鼠”的指导，自己从四周的街道中找到通向港口的路。我可没有再犯一次错误的充裕。也许我该找个药房去买一副手套，但药房的手套不怎么管用，而五金店此刻又都关门。尼龙袋子在这种情况下也派不上什么用场。也许我可以脱掉夹克衫，裹在手上当手套用。对。我打算就这么办事儿。我想着我说的：“办事儿。”我很高兴自己能用他们那种口气说话。我开到卡塞洛街上，我相信沿这条街往下可以开到港口。“鼹鼠”没有看我，他不动，不说话，视线直直地盯着前方，呼吸柔缓。我相信他们叫他“鼹鼠”是因为他墨镜底下掩藏的那两只眼睛肯定特别小。

        我沿着卡塞洛街开过好几个街区，穿过查卡布克街，然后转向通往港口的巴西街。我猛打方向盘，车身倾向一侧。从后备厢里传出狗的身体撞击到什么东西的声音，然后是一些杂音，听起来那条狗好像还在挣扎着想要站起来。我觉得“鼹鼠”似乎也被那动物顽强的生命力所震惊了。他冷笑一下，指了指右边。我一个急刹车拐进巴西街，车身又一次倾斜，后备厢里响声大作，那条狗在试图躲避砸向它的棍子和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鼹鼠”说：“刹车。”我就刹车。他说“加速”，我笑了笑，开始加速。“再快些。”他说。我猛踩油门。然后他又说“刹车”，我又刹车。这时那条狗已经被撞得七荤八素了。“鼹鼠”这才平静下来，说，“继续开。”之后他就不再说什么了。我继续向前行驶。现在我经过的街道上已经既没有交通灯也没有斑马线，街旁的建筑也越来越老旧。我们即将到达码头。

        “鼹鼠”指了指右边。他叫我再开三个街区，然后向左转，往河那边开。我照着指示做，转眼间我们已经到了码头。我在沙滩上的一处停车场停下，这里堆满了大型的集装箱。我看看“鼹鼠”，但他没有看我。我争分夺秒地走下车，打开后备厢。我没有脱下外套裹住胳膊，不过现下也不需要手套了，反正事情已经办得差不多，我想尽早结束这一切走人。在一片空旷的码头上，只能看见远处几艘船上昏暗模糊的灯光。也许那条狗已经死了。我想那样会更好，如果我第一次下手时能重些，它现在肯定就已经死了。那就省了很多事儿了，跟“鼹鼠”在一起的时间也可短些。如果我可以自由决定的话，我会直接杀死它，但“鼹鼠”之流却要搞什么码头杀狗的名堂。这帮人简直不可理喻。把一条半死不活的狗带到码头上来杀并不能增加任何人的勇气。当着其他狗的面前把它杀掉反而要更难一些呢。

        我碰了碰那条狗，当我抬起它的爪子，把它拎出车时，那条狗张开眼睛看了我一眼。我一松手，它又掉回到后备厢里。它的后腿刨着血迹斑斑的地毯，试图站起身来，身体前部在不停地发抖。它还有呼吸，尽管气息很微弱。“鼹鼠”肯定已经不耐烦了。我重新抓起那条狗，肯定有什么地方弄痛它了，因为那狗呜咽了几声，但它没有动弹。我把它放在地上，尽量拖到离汽车远一点的地方。我走回来找棍子时，“鼹鼠”下车了。他站在那条狗的旁边看着它。我握着棍子向他们走去。我可以看见“鼹鼠”的后背，在更远处的地方，躺着那条狗。如果我杀了一条狗不会有人知晓，那我若做了什么别的，也一样不会有人知道。“鼹鼠”没有回头对我发出指令。我举起棍子。就是现在。我想着。但我没有下手。

        “就是现在！”“鼹鼠”说。我既没有砸向“鼹鼠”的后背，也没有下手打狗。“就是现在！”他又说了一遍。这一次，棍子划过空气，砸在了那条狗头上。它倒在地上，惨叫着，抽搐了好一会儿，最后一切归于平静。

        我发动了引擎。现在“鼹鼠”将会告诉我，我将为谁工作，该叫什么代号，报酬是多少：最后一条是最最重要的。“沿着乌埃尔科街开，然后到卡洛斯·加尔沃街转弯。”他说。

        我开了一会儿后，“鼹鼠”说：“下一个路口停在右边。”我依言照做。这时我发现，从开始到现在第一次，“鼹鼠”正看着我。

        “下车。”他说。我走下车。他移过身子坐到驾驶座上。我朝着车窗口问他这是怎么回事。“没什么。”他说，“您犹豫了。”他发动引擎，标志车静静地驶远了。我回头环顾，才发现他把我丢在了一个广场上。就是我们之前来过的那个广场。在广场中央，喷泉旁边，一群狗渐渐拱起身子，向我望来。

        萨曼塔·施维伯林，阿根廷女作家，生于1978年。曾获胡安·鲁尔福国际短篇小说奖。

        本文译者：姚云青，西班牙语译者。微博ID：@姚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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