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开始前，直到部队即将开拔时，王稼祥才得到他日夜盼望着的通知，军委给他派来了几个担架员和专门照顾他的医护人员，还送来了马匹，准备用马和担架交替带着他行军。后来才知道，博古等人研究转移人员的安排时，曾想把王稼祥作为重伤员留在老百姓家养伤，把毛泽东作为身体不好者而留下甩掉。许多同志为他们力争，说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绝对不能留下。毛泽东等得知王稼祥也要被留下，马上为他争辩，说王稼祥是军委副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重任在身，必须随军行动，坚持要他一起行动。博古这才不得不同意他们也一道随军转移。了解到这些情况的王稼祥，既为自己终于能参加长征而庆幸，又为毛泽东等在关键时刻这样关怀和帮助自己而深深感激。

        1934年10月11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将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编在一纵队所属的中央队，进行长征。他们三人被称为“中央队三人团”，以区别于博古、李德、周恩来的最高“三人团”。

        王稼祥感动地对毛泽东说：“我们是不能离开党组织、离开部队的。”

        毛泽东坚定地回道：“是啊！革命还需要我们这些赤胆忠心的党员来努力争取胜利呀！”

        天黑了，红军队伍在一个山村里停下来，前面传下口令：原地休息，待命继续前进。

        一间没有门的柴草屋空着，黑洞洞的，警卫人员在里头铺了些干草，让王稼祥和另外几个同志进去躺着休息。

        过了一会儿，又有几个人朝草屋方向走来，为首的是毛泽东，他身后的人抬了一副空担架。一个警卫员模样的小战士，跑到柴草屋门口朝里问道：

        “同志，里头还有空地方吗？”

        毛泽东忙走上前拽住他，轻声说道：“莫喊叫，影响人家休息，我们就在外头歇会儿吧！”

        王稼祥一听声音，忙抬头朝外问道：“是毛泽东同志吗？快请进来。”

        毛泽东高兴地说：“哦，是稼祥同志呀！”

        王稼祥说：“请进来休息吧，还有地方，外头太冷了！”

        “好，多谢你！就和你在这‘广厦’一间，作个户外‘寒士’吧！”毛泽东诙谐地边说边跨进门来，王稼祥已为他腾开地方。毛泽东在稼祥旁边坐下来，关心地问道：

        “你的身体如何？伤口有没有发炎？”

        王稼祥也问他道：“你呢？你的病怎样了？可要保重啊！”

        毛泽东说：“尚好，倒是你的伤要多加小心！”

        说着从口袋里摸出两支烟，递给王稼祥一支。

        王稼祥一面抬手挡住，一面说：“谢谢，现在不能抽。我们身在柴草屋，一旦失火就要成为嫌疑犯了！”

        原来就在几天以前，敌人为了挑拨红军与沿途群众的关系，派人冒充红军人员放火烧民房，后来被红军抓住几个纵火犯公审处决了。

        毛泽东一听忙说：“对对，‘瓜田不纳屐，李下不整冠’，这草房之内也不能吸烟，你我只能克服一下了！”

        他捏着烟卷，凑到鼻前嗅着烟味。过了一会儿，毛泽东似乎随意地对王稼祥说：

        “烟瘾好过，生病也能挺，可打败仗的心病难治啊！”

        王稼祥听言正点着自己久积心头的大事，索性坐起来问道：“泽东同志，正好请教你一下，你对当前局势怎么看？”

        毛泽东停了一会儿，却反问他道：“你呢？你是何等看法？”

        “我吗？”王稼祥慢慢地说：“一句话，再让李德他们这样指挥下去，可不得了！”

        毛泽东紧接着说：“那么依你之见，该如何摆脱面临的困境呢？”

        王稼祥说：“我正在考虑，这样败下去是不行的，所以要请教你。”

        毛泽东稍一考虑后凑近他身边笑道：“那么我就先谈谈自己的看法吧，然后再听听你的高见。”说着就从目前红军的行动方向、转移路线，谈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和前几次反“围剿”的获胜，指出了两种军事思想和指挥方针的分歧，以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根本原因。

        两人正极有兴味地谈着，外头却响起了继续前进的军号声，毛泽东和王稼祥的警卫员一起进来说：

        “出发了，毛主席！”

        “王主任，出发了！”

        王稼祥忙和毛泽东起身出门，毛泽东一面拍打着身上的草屑，一面对王稼祥说：

        “你我俩边走边谈吧！”

        于是，两人就一路谈了下去，路宽时一左一右谈，路窄时一前一后谈，走上大路就两副担架并列前进躺着谈。他们行军谈，休息谈，宿营时住在一起谈，一个认真倾听，一个开怀畅说，听者虚心求教，说着旁征博引。

        这时的毛泽东，虽然身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却只有空名一个；虽然还是政治局委员，却不得过问军事大事，在中央毫无发言权，空有正确主张却无法加以实行。

        在进入湖南西部边境的通道县城以前，毛泽东和王稼祥两人更深入地谈起如何摆脱当前困境的问题。

        毛泽东对王稼祥说：“蒋介石已经布置好了一个大口袋，引诱着我们去钻，可是我们的发号施令者，就是看不见这危险，或者是看见了，却无法改变，非要钻进去不可，你说他傻不傻？”

        王稼祥认真地说：“明明预见到危险，当然不能当这个傻瓜，不能往敌人的口袋里钻！”

        毛泽东说：“对，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敌人在湘西布下口袋阵，我们就另辟新路向黔去。”他抬手一指西去山路，对王稼祥小声说：“我们从已得到的情报中获悉，贵州方向敌人兵力不多，更没有堡垒工事和设防体系，我们满可以乘虚而入，改变路线，不去湘西，折向贵州，让蒋介石白白操劳扑个空。”

        王稼祥点头说道：“这情报我也知道了。真是的，博古同志本来就不会带兵；李德虽有丰富的军事学识，却对目前形势视若无睹，进入苏区以来尽瞎指挥！”

        毛泽东深思地说：“问题正在于此，李德那些军事学识从何而来？是本本上来的，是西洋外国来的，是从一般战争以至帝国主义战争中来的。而我们的战争，是在中国，是在革命根据地，是在敌强我弱情况下进行的反”围剿“战争，环境不同，条件不同，战争性质更不同，他拿十万八千里以外的和几十年乃至上百年以前的战例战法来硬套，焉有不败之理？”

        王稼祥赞同地说：“苏联国内战争和我国的情况大不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拿破仑战争与我们这里更不一样，机械搬用是错误的。”

        毛泽东接着说：“我国古代军事家孙子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这位洋顾问是既不知彼，又不知己。”

        王稼祥道：“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

        毛泽东自嘲地说：“可惜，我现在处于毫无发言权的地位。”

        王稼祥道：“未必，我看现在很多同志都会赞同你的意见。”

        “你看哪些人会赞同我？”

        “我看政治局内一定会有同志赞同你的意见。”

        “你最近同他们交谈过吗？”

        王稼祥点点头。

        “好，我们可以再找些同志交换交换看法。”

        “我一定把你的意见转告给他们。”

        王稼祥同毛泽东这次谈话后，先找了张闻天，详细谈了毛泽东和他自己的观点，希望张闻天能同意召开会议，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张闻天听了，明确表示同意。他还到王稼祥和毛泽东身边，利用行军和休息时间继续交谈。其实，张闻天早对李德、博古在广昌战役的军事指挥上分兵把口、拼命主义等做法极为不满。毛泽东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过程同前几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作了比较，认真地分析李德、博古在军事领导上采用单纯防御路线、否定运动战形式的错误。他们一路交谈，彼此交换意见，思想和观点逐步统一起来。大家都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主观方面，是犯了军事领导上的战略战术错误。必须扭转现在被动的局面。经过讨论，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之间逐步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必须改变红军的前进方向和路线，不能让博古和李德再这样指挥下去。

        与此同时，毛泽东同周恩来、朱德等也进行了谈话，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这时1军团政委聂荣臻脚底受伤化脓，也坐担架随中央纵队行动。他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时，担任过总政治部副主任，与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是十分亲密的同事和战友，彼此非常信任和了解。他们在行军路上坐担架相逢后，几次进行交谈。王稼祥直截了当地指出，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所取得的伟大胜利，都是由于采用了毛泽东诱敌深入、隐蔽部队、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战略战术指导原则。事实证明，博古、李德这些人不行，应当改组领导，撤掉他们的军事指挥权。他建议由毛泽东出来担任领导，挽回当前红军所处的危局。

        聂荣臻听罢爽快地说：“完全赞成，我也早就有这个想法了。只是应该通过党的高极会议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王稼祥又说：“那就要快一点，由中央召开一个专门会议，总结经验教训，改变错误领导，把不称职的人‘轰’下来！”

        红军一进通道县，毛泽东就向中央提出，鉴于国民党已集结近20万军队，设置四道防堵线，阻止红军主力从湘黔边境北上的情况，建议放弃与2、6军团会师的计划，部队立即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1934年12月12日，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县举行了临时紧急会议，讨论毛泽东的建议。

        会议地点在通道县东面一座小山上的恭城书院。这是一片很整齐的房子，四周是用青砖砌成的围墙，墙上攀附着一片古藤。军委总司令部就设在这里。

        周恩来宣布开会，并请大家谈一谈今后红军行动的意见，怎样才能摆脱敌人的追击。

        李德首先说，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南战略要地急赶的周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2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2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出一大片苏区。

        博古想不出其他好办法，觉得只有按照李德的意见办，与2、6军团会合。

        毛泽东发言认为，红军北上无疑是自投罗网。贵州敌人力量薄弱，如果进军那里可以争取主动，还可以使部队得到休整。接着，他把自己所搜集到的敌情，详详细细地向大家作了介绍，同时阐明了自己的看法。

        王稼祥站起来表态说，我同意毛泽东的分析，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因势利导。

        张闻天发言说，毛泽东刚才讲的都是事实，是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才得出的结论，希望大家认真考虑。

        朱德也觉得毛泽东的分析有道理，主张慎重行事。

        周恩来认为毛泽东的分析比较切合实际，他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听完上述意见，李德十分恼火。他认为“毛泽东粗暴地”拒绝了他的建议，并提出了红军“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的主张。进而，他看到毛泽东的意见不仅得到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周恩来的赞同，不禁有些恼羞成怒，竟然起身拂袖而去。

        会议并没因李德的离去而中断，讨论继续进行，大家把目光集中到博古身上。博古听罢大家的分析，觉得是有道理的。现在蒋介石在前面布置了一个罗网，像李德那样死打硬拼往里挤是不行的。经过思索后他说，看来，只有照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办，放弃去湘西的计划。但他对北上与红2、6军团会师的设想，还没有完全放弃。

        13日，红军西行进入贵州。17日攻占了黎平。在这里，红军有了长征两个多月以来的第一次休整，中共中央也有时间就下一步的战略方向展开进一步探讨研究。

        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城举行会议，继续开展对两种不同战略方针的争论。

        博古认为，红军进入贵州以后，已经躲避开国民党军队的追击。目前完全可以沿旧路人黔，然后向东转入湘西，再一直向北，那里才有可能遇到最小的抵抗，实现与红2、6军团会师的原计划。

        李德因病没有出席会议，但托人把他坚持同红2、6军团会合的意见带到了会上。

        毛泽东发言，仍主张红军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争取到川黔边敌军力量薄弱的地区去建立新根据地，并对此作了细致的分析。

        王稼祥、张闻天都支持毛泽东的主张。

        会议经过激烈争论，绝大多数同志认为毛泽东放弃北上的方针是正确的，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

        会议最后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明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李德事后获悉会议作出的这个决定后，气得暴跳如雷，却又无计可施。他的“太上皇”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动摇。

        李维汉后来在他写的《回忆与研究》一书中，充分肯定了黎平会议决定所起的重要作用，它“既使红军避敌重兵，免遭灭顶之灾，又能放开自己的手脚，打运动战，主动消灭敌人。特别是使红1、3军团获得‘解放’，可以灵活机动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黎平会议后，红军沿着剑河、镇远、施秉、余庆和台拱、黄平、瓮安，一路横扫而过。

        12月31日，中央纵队开进瓮安县猴场镇。博古考虑到大家对今后的战略行动仍有不同的意见，便在1935年元旦，于猴场宋家大院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地区为中心建立新根据地的主张。多数同志赞成他的主张，认为红军应立刻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为此做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其中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就在实际上取消了以往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

        但是，此时还有争论，有些同志思想上还不通。为扫除统一行动的障碍，王稼祥向毛泽东建议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李德和博古的问题。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提出让王稼祥先同张闻天通通气。王稼祥同张闻天谈话后，张闻天也同意王稼祥关于把李德、博古从军事领导岗位上轰下来的意见。他还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

        接着，王稼祥又找其他负责同志一一交换意见，并取得了他们的支持。聂荣臻因脚伤坐在担架上，在行军途中听取并赞同王稼祥的意见。周恩来和朱德等同志历来就尊重毛泽东，在临时中央打击排斥毛泽东时，他们都没有改变对毛泽东的态度，这次都毫不犹豫地支持王稼祥的建议。

        中央红军挥戈西进，于1935年1月6日全部渡过乌江，进而在7日占领黔北名城遵义，使国民党军队在湘西围歼我军的计划全部落空。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一个扭转党和红军乃至中国革命历史命运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在遵义老城一个小军阀柏辉章家的公馆里召开。会场设在楼上一个过道式的不算大的房间里，那里原来就是军阀在家里同人们议事的地方，中间有张较大的长条桌子，四周围着一些椅子，由于当时参加会议的人数较多，又临时找来些藤椅、方凳和板凳。因为王稼祥是带伤抱病参加会议的，还为他准备了一张藤躺椅，以备他在太累时可以躺着听。会场一面是镶着五颜六色花玻璃的窗户，一面是靠着玻璃柜子的间壁墙，在正面的空墙壁中间，临时贴了一张不大的马克思画像。大桌子上除了散放着茶壶、水碗和几个搪瓷茶缸外，还有一捧打土豪分来的土制杂糖。真是既有中央最高级政治会议的严肃性，又有红军平时和行军中常有的游击作风。

        到会的约20个人中，除了与中央红军一起行动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外，其他的一半人恰好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各路诸侯”——红军总部和各军团的主要负责人。骑马临时赶来赴会的红军军团长和政委，还带着一身的烟尘和泥土。第一天开会时，博古进了会场就按惯例坐到了中间位置上，其他同志则分散坐在周围。因为这次会议的召开是违反李德的意志并冲着他来的，不仅会前的准备工作排除了他的于预，会议上也只将他算做一个列席者，在靠门口的边上给他放了张椅子，使他处于一个旁听甚至受审的位置。会议是晚上举行的，会场中间从天花板上吊下一盏煤油灯，是会场的惟一照明光源。室内地板上还放了几个带架子的铁火盆，以增加会场的温度，并供与会者对火吸烟和扔烟头。

        周恩来用目光环顾了一下周围，轻声对博古说：“能来的都到了，9军团的罗炳辉、蔡树藩同志驻地太远来不了，5军团的李卓然同志一时赶不到，我们就先开会吧？”

        博古推推眼镜，坐正身子说：“好，现在会议开始。我先代表中央作一个反五次‘围剿’的总结，一会儿周恩来再作一个关于军事方面的报告。”他从带来的黑色挎包中取出准备好的提纲，开始了题为《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国民党蒋介石对我们的第五次进攻，我们没有给予粉碎，作为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我是有责任的。他认为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力量的强大，在兵力上国民党安排了100万大军，其中50万是专门进攻中央苏区的，另外还派了外国军事顾问，这就形成了对红军的绝对优势；在白区，党对人民群众的工作没有做好，游击战争开展不利，瓦解士兵的工作很薄弱，各根据地之间配合不好；根据地后方物资供应太差等等。他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客观原因做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并且认为这些原因直接影响了第五次反“围剿”的行动，这也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因素。但是，他对于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在军事指挥上的失误讲得很少，对主观因素也没有认真进行分析。因为在他看来，面对客观上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严峻形势，任何优秀的军事家也很难挽回军事失利的局面。他还反复说明四中全会以来在政治上的战略部署都是正确的，继续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辩解。

        紧接着周恩来作副报告。他在报告中详细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与脱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原因，比较客观地分析指出这次反“围剿”失败在军事指挥上确有问题。他认为这次战争我们没有取胜，客观上有各种原因，但军事上我们犯了错误。周恩来为此做了自我批评，并承担了责任。

        归纳起来可以说，博古的报告强调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客观原因，而周恩来的报告侧重检查了军事错误的主观原因。

        毛泽东第一个发言，表示不同意博古的报告。张闻天站起来，也表示不同意。他从自己口袋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提纲，这是他与毛泽东、王稼祥经过酝酿研究后写成的，基本上是毛泽东的主导思想。张闻天在发言中尖锐指出，前一段错误的军事指导思想主要表现在对待蒋介石的堡垒设防，采用堡垒对堡垒的错误战术；在反“围剿”战斗中，不应当与敌人进行主力抗击，而且作战分散兵力；不能够利用19路军起义的有利时机，打击蒋介石，粉碎敌人的“围剿”战略；在部队突围的时候，张皇失措，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转移中明知敌人已经设好罗网，还坚持继续与2、6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等等。

        下午开会，毛泽东首先发言。他一开始就批评博古的总结报告，指出这个报告不是实事求是的，而是在替自己的错误做辩护。他说，我认为，“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对付敌人的第五次进攻时，不客气地说，是犯了军事路线上的错误。这个错误在整个战争中，归纳起来，表现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个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个阶段则为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毛泽东的论点得到不少人的赞许。接着，他对自己的论点进行了深入的说明。

        毛泽东的发言当时没有留下记录，后来他在陕北红军大学的讲演《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反映了当时发言的基本观点。毛泽东认为，要使中国革命战争取得胜利，首先要搞清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是什么。他指出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是：（一）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二）敌人的强大；（三）红军的弱小；（四）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应该根据这些特点来判定我们的战略战术，即“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以及“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敌人”，这就“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

        毛泽东提出战略退却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他批评博古和李德主张所谓的“御敌于国门之外”。指出：“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3页）

        毛泽东说，博古和李德的原则归纳起来就是：“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勇猛果敢，乘胜直追”，“全线出击”，“夺取中心城市”，“两个拳头打人”。敌人进攻时，对付的办法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先发制人”，“不打烂坛坛罐罐”，“不丧失寸土”，“六路分兵”；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是短促突击，是堡垒战，是消耗战，是“持久战”；是大后方主义，是绝对的集中指挥；最后，则是大规模搬家。并且谁不承认这些，就给以惩办，加之以机会主义的头衔，如此等等。（《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5页～206页）实践证明，这些原则都是错误的。

        毛泽东还批评李德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实际情况。要知道战士是要走路，也是要吃饭的，还要睡觉的。不考虑行军走的什么路，是山地，是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划一划，限定时间打，这当然打不好。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博古和李德的领导方法是“极端的恶劣”，“包办军事委员会的一切工作”，“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所以“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杀了”。（郑广瑾、方十可《中国红军长征记》第228页）

        毛泽东讲了大约一个小时。他的发言态度诚恳，根据充分，富有哲理，且有很强的说服力，使会场上许多人十分信服。

        毛泽东讲完后，躺在藤椅上的王稼祥坐起来说：“我同意毛泽东的发言。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之所以失败，我们在军事战略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不能归咎于其他原因，客观因素有一点，但不是主要的。”他还说，这次反“围剿”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李德等一再地拒绝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意见，否定了他们和广大群众在长期斗争中共同创造并行之有效的实际经验，少数人甚至个别人实行脱离实际的瞎指挥。说到这里，他抬头瞧了一眼李德，正好李德也在抬头看他，并且对他投来很不满意的眼光。

        王稼祥结论似地指出：事实证明，中国的红军和中国的革命战争，应该也必须由毛泽东这样的有实际经验的中国革命家来领导才能取得胜利。最后他郑重建议：立即改组中央的军事指挥机构，取消李德和博古同志的军事指挥权。他一口气发完言，感到心胸顿时舒展畅快。紧接着，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刘少奇、李富春等同志在会上发言，大多批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明确表示拥护毛泽东的领导，只有博古和李德听后在颤抖。

        会议继续开着，王稼祥紧接着提议把军队指挥权交给毛泽东，大家表示赞成，有的鼓掌，有的举手。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圆满结束。

        会议最后作出的决定是：增选毛泽东为中央常委；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取消“三人团”，撤销博古、李德对军事的领导，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受党内委托在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王稼祥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中央常委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根据几次战斗的情况，毛泽东从中得到一个教训：每次作战总不能像过去那样有好多人在一起集体讨论，还是成立一个几人小组为好。经他提议，中央于3月中旬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全权指挥作战，以周恩来为团长。这三人从此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领导红军过雪山、渡天险，克服重重困难，使中国革命进入新的高潮。

        毛泽东后来常对人说：“王稼祥是最早就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没有他不行，他投了关键的一票。”王稼祥的这一历史性功劳，我知道得很晚，是在我与稼样结婚20年后由别人告诉我的。

        对这件事，我第一次问王稼祥时，他只点点头，未作详细回答。

        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曾说：“王稼样在关键时刻投了我一票，我获胜了。”

        我知道之后，又追问王稼样是怎么回事，他这才把详细经过告诉我。他说：“最先，我个人对李德和博古的军事指挥很不满，我曾向李德提出质问，但无效果。”有一天，我和毛主席两人各躺一个担架，我们身体都不好，并排在担架上躺着。我叹气之后向毛主席说：“遵义城就在前面了，我们该开个会总结总结经验，如果再这样拖下去，节节败退，革命损失太大。”

        毛主席忙问：“开得起来吗？只有我们两个人呀！”

        我说：“一定要开，我去做思想工作，一定要把李德轰下来！这样，遵义会议顺利召开了。”

        这是王稼祥在我的询问之下告诉我的，在他的笔记中，也留下了这些字迹。

        遵义会议后，红军面临着如何摆脱几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问题。

        党中央、毛泽东认为。黔北地处两江，回旋余地有限，对我军的存在和发展有很大困难。而四川军阀内部矛盾尖锐，红四方面军已在川北的通（江）、南（江）、巴（中）建立了根据地。中央红军如进入四川，既可向东向南发展，赤化全川，更可北出陕。甘，继而东指晋冀，瞰制中原，有利于领导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动全国抗日高潮的发展。因此，决定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创立川西革命根据地。

        1月19日，毛泽东亲自率领中央红军离开遵义北上，准备于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同时，命令川北的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威逼重庆，牵制川军主力，配合中央红军渡江；命令湘、鄂、川、黔边的红2、6军团迫近长江积极活动，策应中央红军作战。

        但是，张国焘害怕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渡江人川，蒋介石主力部队会跟踪而来，竞借嘉陵江“江阔水深，有重兵防守”为由，抗拒中央命令，不率领红四方面军南下吸引川敌，反而北攻陕南，致使川敌解除了后顾之忧，集中了36个团的兵力，沿江封锁，全力堵截中央红军入川。其他各路敌军也都蜂拥而来，对中央红军形成了一个大包围圈、迫使中央红军不得不放弃原定渡江计划，改为在川、滇、黔边界地区实行机动作战。

        从1月底开始，毛泽东指挥了四渡赤水之战，有效地歼灭了敌人，保存了自己，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滇、黔的计划。四渡赤水之后，他又指挥红军南渡乌江，进逼贵阳、直插云南，巧渡金沙江，终于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胜利地实现了北渡长江的战略计划。6月，中央红军渡过天险大渡河，经天全、芦山、宝兴，翻越了夹金山，占领了川西北之达维、懋功等地，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中央红军长征期间，川陕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曾经取得粉碎敌人六路围攻的胜利，根据地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在红四方面军进行陕南战役时，四川各路军阀乘隙向川陕根据地发动了进攻。在敌人大举进攻面前，张国焘悲观地认为，中央红军退出江西革命根据地以后，蒋介石的主力部队很快就要向川陕根据地压来，根据地难于应付敌人新的进攻。因此，他擅自放弃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率领红四方面军向西退却。5月18日，张国焘在茂州成立了中共西北特区委员会，俨如中央一级组织，还成立了西北联邦政府，并以此名义发出了致全国、全世界、红军游击队等通电，还把陕北、陕南、川南等地红军游击队划归自己统率，妄图以此自树权威，与中央对抗。6月，当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合以后，党中央和张国焘首先就在战略方针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斗争。

        两个方面军会合时，全国的政治形势正处于民族危机加深、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涨的前夜。当时，日寇向华北步步进逼。5月29日，日寇借口所谓中国破坏“塘沽协定”，由东北调集大批部队入关，进一步威胁平、津。日寇扬言，中国如不答应其对华北统治权的要求，便要采取“自由行动”。

        随着日寇侵略的加紧，国民党卖国投降活动更加露骨。7月6日，国民党与日寇签订了“何梅协定”，向日寇奉送了华北的政治、军事、经济控制权，并按照日寇要求，把驻在河北的于学忠等东北军撤出，调往西北“剿共”前线。

        日寇的入侵华北和国民党的卖国活动，激起了全国人民极大的愤怒，促进了民族民主革命的高涨。

        红一、四方面军会合之后，为了打开一个新局面，更加有力地促进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从当时敌我形势和选择创造根据地的优良条件出发，制定了开创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新的战略方针。

        6月16日，党中央致电张国焘指出：“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陕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目前“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给以坚决的打击，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

        张国焘反对党中央向北发展的方针，于6月17日致电党中央说：“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而“敌已有准备”，不宜过岷江东打。他提出了“集中主力”西进“青海、新疆”或南下川、康的退却方针。

        党中央和毛泽东于18日和20日两次电示张国焘，指出他的向西或向南发展的方针是错误的。在18日的电报中指出：“目前形势须集中火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并针对张国焘的错误，指出：“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向雅（安）、名（山）、邛（崃）、大（邑）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

        由于问题重大，往来电报难以取得一致意见，中共中央在20日给张国焘的电报中，请他“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县属的两河口召开了扩大会议，以统一战略方针，进一步讨论和决定红军的战略行动。参加会议的人员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王稼祥、张闻天、博古、刘少奇、凯丰、邓小平、林彪、彭德怀、聂荣臻、张国焘、林伯渠、李富春等。

        周恩来首先代表中央和军委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从地域是否便于机动、群众条件和经济条件三个方面，阐明了红军应该去“川陕甘”，“我们如陷在懋、松、理，就没有前途”。他提出以运动战迅速北上攻打驻松潘的胡宗南部，创造川陕甘根据地。

        张国焘接着发言，他勉强表示同意中央的北进方针，但同时又提出也可“向南”、“向成都打”的问题。

        毛泽东在发言中，同意周恩来的报告，提出：（一）中国红军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新根据地，这是向前的方针。要对四方面军同志做解释，因为他们是要打成都的，而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有可能实现向北发展。（二）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因为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我们应当过山战胜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发展。（三）我军须高度机动，这就有个走路的问题，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机夺人。（四）集中兵力于主攻方面，如攻松潘，胡宗南如与我打野战，我有20个团以上，是够的。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五）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

        王稼祥发言也赞成周恩来的报告和毛泽东的意见。他说，我们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有几个好条件：“首先是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力量大了，其次是帝国主义的干涉远，敌人又隔离，群众受压迫，易于接近我们，等等。”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坚决斗争，扩大苏维埃区域。我们到这个地区，主要是为了消灭敌人。对于战争怎么打法，他说：“敌人采取堡垒战对付我们，因此我们应有大的区域，便于机动，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如果我们采取堡垒战去对付敌人，是不能取得胜利的。现在我们没有后方，还是带游击战争的形式。中央苏区的经验告诉我们，不能全采用正规战争，现在应当正确运用过去的经验。”鉴于目前一、四方面军已经会合的情况，我军应该迅速地打出去，打到川陕甘广大地区，建立我们的革命根据地。

        其他同志也一一发言，一致同意周恩来的报告，认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打开了一个新局面，使我军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有了可能。大家赞同这个报告中提出的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首先向甘南发展的战略方针。

        会议议定由张闻天起草一个决定。6月28日，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其中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这个决定从组织原则上奠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方针，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

        张国焘对这一决定采取了口是心非、阳奉阴违的两面派态度。他回到杂谷脑后，自恃所领导的军队人数多，便策动一些人给中央写信伸手要权。他还以“统一指挥”、“组织问题”没有解决好为借口，故意拖延执行中革军委在两河口会议后制定的《松潘战役计划》。中央为了团结他共同抗日，组成了以王稼样、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刘伯承、叶剑英等为代表的慰问团。慰问团到达杂谷脑后，受到了四方面军指战员的热列欢迎。

        7月18日，中央在黑水县芦花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如何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对于把什么职务安排给张国焘，周恩来从全局考虑，提出让出他的总政委职务。张闻天认为军权不能让出，还是把自己所担任的总书记让出好了。经过讨论，毛泽东认为还是让出总政委好一些。如果让张国焘当总书记，直接指挥全党，搞不好还要出大问题。反复研究后，大家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并以军委主席朱德和副主席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的名义向各兵团首长发了通知：“奉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由）张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会议决定，周恩来调中央常委工作，中革军委常委由4人增至5人，增补陈昌浩。

        然而，张国焘权力拿到手后，他指挥的部队行动却并不积极。由于他的拖拖拉拉，红军不能集中主力向东突进。到8月初，胡宗南部已乘机集中兵力于松潘；薛岳部也进抵文县、平武，与胡宗南部互相策应。这时红军已难以执行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只得依据此时的敌情变化情况，重新制订《夏洮战役计划》。军委提出的这一计划，要求红军改为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向东压迫敌人，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灭敌人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的局势。

        在此期间，毛泽东知道张国焘的思想还不通，就同王稼祥商量再单独跟张国焘谈谈。朱德总司令也说：“稼祥同志，很多同志都信服你的话，你再去做做张国焘的工作，叫他不要老是这样固执己见了。”王稼祥正为党内这一严重分歧而不安，同意由他和毛泽东一起，与张国焘比较深入地交换一下意见，努力说服他放弃自己的主张。

        毛儿盖之夜，月暗星稀，时时传来几声犬吠羊咩和红军哨兵警惕的口令声。毛泽东约张国焘来到王稼祥的住处，作一次形式随便但内容严肃的深夜谈心。

        王稼祥住在一座藏民的小木楼上，楼下是主人家的牛棚马圈。为了这次谈话，王稼祥不仅认真准备了自己要说的意见，甚至连有些重要的措词都作了慎重考虑。他又叫警卫员找来一点儿烟叶和砖茶，烧了一大壶水。

        张国焘是骑马来的，毛泽东领他上了小楼。王稼祥亲自动手为他们彻上了砖茶。毛泽东把烟叶拉到自己手边，高兴地说：“还是稼祥同志想得周到，连‘粮草’都预备好了。”说着三人围着一盏不断发出膻味的羊脂油灯，尽量心平气和却又各怀心事地开始促膝谈心。毛泽东以最大的耐心与诚挚，深入而详细地解释了中央的北上方针，委婉地指出了张国焘主张的危险后果。王稼祥不断支持、补充着毛泽东的意见，并对中央方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又以非常谦和诚恳的态度，劝说张国焘以大局为重，正确理解并认真执行中央的指示、决议。

        张国焘开始还不断为自己强辩，后来则越来越无言以对了。最后他对毛泽东和王稼祥苦口婆心的谈话，索性不置一词，实际是沉默抗拒。他一会儿不耐烦地把脸转向灯光背阴处，使人闹不清他是在听谈话还是打瞌睡；一会儿又故作疲惫地朝王稼祥的床铺上一靠，摆出了一副你说你的、我休息我的架势。眼看满满一盏羊脂油已快熬干了，楼下牲口的反刍嚼草和响鼻哼叫声也渐渐停息。他们的谈话从黄昏开始，一直到凌晨三时。此时，张国焘故意大声打着哈欠，表示不想再听下去了。王稼祥也感到有点口干舌燥，身上困乏心中发急。只有惯于夜间工作的毛泽东，一面抽着大叶子烟，一面继续侃侃而谈，大有“不达目的，决不收兵”之意。张国焘只得表示，容他回去再考虑考虑。他不再拒绝，但也没有接受毛泽东和王稼祥的意见。

        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的决议》，重申北上方针，强调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当前红一、四方面军面临的历史任务。张国焘表面上再次表示同意中央的北上方针，实际在思想上仍没有放弃因畏惧国民党军队而主张退却的打算。他回去后不久，又提出经阿坝向青海、宁夏、新疆退却，同中央规定的北进夏河流域计划背道而驰。中央又反复地向他做工作，他还是坚持己见。

        19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常委分工等问题，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王稼祥负责政治部工作，张闻天负责组织部工作，博古负责宣传部工作。会上，王稼祥提出，应当开展对张国焘的斗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毛泽东说，我在毛儿盖时已经说过，斗争是需要的，但目前开展斗争是不适宜的。目前我们应采取教育的方式。

        第二天，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由毛泽东作夏洮战役后的行动问题的报告。此时，中共中央所在的右路军在东侧，张国焘所在的左路军在西侧。毛泽东从军事、经济、民族、地形等条件论证了红军主力不应向西而应向东。他指出，目前我们的根据地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将来向东发展，后方移至甘肃东北与陕西交界地区。

        会议对毛泽东的报告进行了讨论。发言者都同意毛泽东的主张，认为我军应以岷州、洮河为中心向东发展。王稼祥等发言时着重指出，不应该把向东向西看成为一个小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原则问题。向东是转入反攻，转入新的形势，是创造苏维埃新中国；向西不仅是军事上的退却，而且是政治上的退却，是缩小苏维埃运动，而变为少数民族的民族革命运动，是创造新疆人民共和国。因此，应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向东发展。

        这次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用以补充6月28日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通过的《关于一、四方面军战略方针的决定》。因为张国焘没有出席会议，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通报了这次会议的精神，指出：“目前应举右路军全力，迅速夺取哈达铺，控制西固、岷州间地段，并相机夺取岷州为第一要务。左路军则迅出洮河左岸，然后并力东进，断不宜以右路（军）先出黑错、旧城，坐失先机之利。”

        8月下旬，毛泽东和王稼祥等随右路军通过茫茫草地北上，向四川、甘肃交界的岷山地区前进；张国焘和左路军仍向西去了阿坝地区。9月初，张国焘致电陈昌浩、徐向前转中央，再次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并说“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9月9日，他又背着中央，另致电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

        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看到张国焘的这份电报后，立即秘密地赶往中共中央驻地向毛泽东作了报告。

        毛泽东于当晚在阿西同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和正在病中的周恩来等召开紧急会议，当机立断地决定率红1、3军团迅速脱离险区，立即北上。同时，他们于10日以中央名义致电张国焘，严肃地表示：“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地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陷入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中共中央还专门发布了《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其中指出：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人口稀少，粮食缺乏，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通过。“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你们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

        但是，张国焘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继续反对党中央的北上方针。

        为解决张国焘阴谋分裂红军所造成的危险局面，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省俄界召开了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叶剑英等共21人。

        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今后的行动方针问题。会上，点名批判了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揭发了张国焘反党、分裂红军、反对北上抗日方针以及退却逃跑和军阀主义等大量错误事实。多数同志提出要给张国焘作组织结论，开除他的党籍。

        毛泽东在报告中说，我们现在背靠一个可靠的地区是对的，但不应靠前面没有出路、后面没有战略退路、没有粮食、没有群众的地方。所以，我们应到甘肃才对。张国焘抵抗中央决议是不对的。他还指出，我们与张国焘的斗争，目前还是党内的斗争，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一定现在就做，因为它关系到团结和争取整个四方面军干部，也关系到在四方面军中的很多一方面军干部的安全。我们应当尽一切可能争取四方面军北上。（《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第174页）

        毛泽东的报告还强调指出，不管张国焘等人如何阻挠破坏，中央仍要坚持两河口会议上既定的北上战略方针。中央认为，向南是没有出路的，无论从地形、居民、给养等各方面条件看，南下都只能是减员，没有战略退路，部队会被消灭在那里。报告认为，红军总的行动方针是北进，但考虑到目前中央只是率领1、3军团单独北上，力量是削弱了，从当前的敌我形势出发，行动方针应该有所变化，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进行游击战争，以便得到共产国际的指示与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创建根据地。

        与会同志一致同意毛泽东关于今后行动方针等问题的报告，并认为张国焘企图以武力要挟党中央的事件不是偶然的，从两河口会议以来，他就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问题是相当严重的。但为了通过他去争取和团结四方面军的干部，大家都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暂时先不给张国焘作组织结论，并提议要在1、3军团中加强解释工作。

        关于北上部队的组织问题，会议决定将军委纵队和红一方面军主力（红1、红3军）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司令员为彭德怀，副司令员为林彪，政治委员为毛泽东，政治部主任为王稼样。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成立一个五人团，领导军事工作。

        这次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严肃指出，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坚持向川康藏边境退却是错误的。中央同张国焘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敌我力量估量上存在着原则的分歧。中央号召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团结在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

        排除了张国焘的干扰破坏，红军陕甘支队在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等同志的正确领导下继续北上。

        9月27日，他们到达渭县的榜罗镇。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这里召开，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和王稼祥出席。会议根据最新了解到的陕北有刘志丹红军的情况，改变俄界会议关于接近苏联建立根据地的决定，决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

        第二天，毛泽东在陕甘支队连以上干部会议上作报告，号召全支队指战员突破长征的最后关口——固原、平凉封锁线，同陕北的同志们会合。

        支队政治部为宣传解释中央新的决策，使广大干部、战士都能明了行动的方向和任务，于9月28日，恢复并出版了《前进报》第3期。上面刊登了张闻天写的读报笔记《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和博古写的文章《陕西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与我们支队的任务》。

        29日，陕甘支队由榜罗镇出发北进，当天攻占通渭城。随后，又突破两道封锁线，翻过陕甘宁三省交界地区的六盘山，于10月19日与陕北红军和先期到达陕北的红25军在吴起镇胜利大会师。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整整走了一年，终于到达了陕北革命根据地。

        1935年10月19下午，红1军派了一支小部队，专门护送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等红军最高领导人，进入吴起镇。先头到达的部队和陕北红军及红25军的同志一起，加上当地的干部和乡亲们，一起迎了上去。顿时间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飞舞，人群沸腾，口号声此起彼落：

        “欢迎中央红军！”

        “同志们，辛苦了！”

        “中国共产党万岁！”

        “工农红军万岁！”

        “红军大会师胜利万岁！”

        ……

        王稼祥随毛泽东等同志一起，被人们前拥后护地走进吴起镇街里，在一孔窑洞门口看到一块写着“工农民主政府”六个大字的木牌，旁边墙上还有“红军万岁！”、“共产党万岁！”等标语。毛泽东兴奋地站住，指着木牌和标语对王稼祥说：

        “到家了！你看，这一回，真的到家了！”

        王稼祥也满怀激情地说：“千回百折，不，是千难万险，终于有了这一天！”

        过草地以来一直生病的周恩来，这时也毫无病容地大声笑道：“蒋介石怎么也没有想到，我们会在这儿找到了落脚之地！”

        当天傍晚，周恩来约王稼祥到外头走走。他们沿着洛河支流的河滩，一边欣赏着陌生的陕北风光，一边聊天散步。有几个老乡和当地干部围上他们，亲热地问这说那。王稼祥了解到吴起镇一带的光荣历史，这里是陕北红军领袖刘志丹、谢子长等创造的革命根据地。他们正谈着，警卫员跑来叫他们回去。原来是彭德怀请毛泽东和他们一起研究消灭敌人尾追上来的几个骑兵团的作战方案。

        几人商议了一阵，同意按彭德怀等同志提出的方案打。毛泽东指着地图上的陕北苏区边沿说：

        “不能让他们跟进陕北来，坚决把尾巴砍断在苏区大门外！”

        周恩来也说：“对，打它一个胜仗，作为送给陕北人民的见面礼！”

        王稼祥轻轻地笑道：“这下可以放下背包打仗了，非好好教训敌人一顿不可！”

        两天后，刚刚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在陕北苏区军民的支援配合下，在吴起镇外围，一举粉碎了敌人的骑兵追击，不仅毙伤了大批敌人，还缴获了许多战马。

        又过了十几天，部队转移到了延安（当时还由东北军占据着）南面的甘泉一带。11月5日，在一个叫象鼻子湾的地方，召开了全军干部大会。王稼祥随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一起，登上主席台。他们看着穿上了新棉衣的红军干部，想到他们一年前此日，个个怨气冲天、牢骚满腹，此刻却那么精神饱满、兴高采烈，心里感到异常快慰。但当他们正要从台下的干部中寻找熟悉的同志时，一下子又意识到，长征一年整，二万五千里。当年的许多好同志、老战友，今天再也见不到了！这些战友不是在湘江上、乌江畔，就是在雪山、草地间，或是在枪林弹雨中，在冰峰泥淖里，献出了各自的宝贵生命。想到这些，个个心中又都泛起一阵难以言状的哀思。

        一阵热烈的掌声，将毛泽东的思绪从对牺牲的战友们的怀念中拉了回来，他开始作重要讲话。他说，一年前，红军从瑞金出发，总共走了367天，其中单是行军就有267天，加上夜行军就不止此数了。红军走过了江西、福建、广东、湖南、贵州、广西、云南、四川、西康、甘肃和陕西，一共11个省。红军越过万水千山，一路攻下许多城镇，路程最多的走了两万五千余里。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空前伟大的一次远征。一路上敌人总想消灭红军，可是红军并没有被消灭。相反是以红军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毛泽东说到这里，兴奋地一掠长发，然后强调指出：

        “今天，我们红军的人数比以前是少了一些，但是留下来的是中国革命的精华，都是经过严峻锻炼与考验的。我们留下来的同志不仅要以一当十，而且要以一当百、当千。今后，我们要和陕北红军、陕北人民团结一致，要做团结的模范，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使命，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王稼祥和全场干部一起，为毛泽东的精彩讲话热烈鼓掌甚至欢呼起来。

        毛泽东这段鼓舞人心的讲话，一直流传至今。我一到延安上第一堂政治课，在回顾长征历程时，就学习这段讲话的精神。在学习小组会上，大家热烈地讨论着。啊！长征，神秘的一段中国历史，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密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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