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戏言，2004年的郎咸平，原来相当于2005年的超级女声李宇春，获得一边倒的人气支持，追星者日众。
不过对此，2005年9月的郎咸平笑言“这还是太小看我了”。头发比起一年前更白的郎咸平教授，频繁出现在北京、上海、深圳和武汉等大城市的讲坛之上，对于股市、房地产和外汇等经济热点问题继续侃侃而谈。对于MBO问题他继续予以追击，公开指责某家著名彩电企业的新接班人搞变相MBO，火药味道依然强劲。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他对笔者透露，他研究的课题是未来25年的中国发展战略，国家的宏观经济会怎样变化，区域整合如何得到更好的发挥？什么行业的那些企业能够一直成长下去？
学术成就斐然
郎咸平教授于1986年获得宾夕法尼亚（Uy of Pennsylvania）大学沃顿商学院（on School）财务学博士学位，曾经执教于多家知名的商学院，其中包括沃顿商学院、密歇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等。郎教授现任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系讲座教授。郎教授曾担任世界银行公司治理顾问，现任深交所公司治理顾问和香港政府财经事务局公司治理项目顾问。
郎教授主要致力于公司监管、项目融资、直接投资、企业重组、兼并与收购、破产等方面的研究，并且成就斐然。他曾经在多家世界主要的经济和财务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如“美国经济学会期刊”（Ameri Eic Revieical Ey）、“财务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Financial Eics）、“美国财务学会期刊”（Journal of Finance）等。郎教授的论文被大量引用，他的学术成果得到世界一流商学院的普遍认可。众多的知名媒体报道了郎教授的观点，其中包括“经济学家”、“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商业周刊”、中央电视台、 BC电视台和tVBS等。而且大多数世界通用的财务管理教科书均引用郎教授的论文。
郎教授2001年下半年在国内股市极力推广“辩方举证”以及“集体诉讼”措施以保护小股民的正当权益。他的观点受到媒体，学术界以及政府的高度重视，因此被媒体尊称为“郎监管”。郎教授的监管思维在重要媒体包括《新财富》、《财经》杂志、《经济观察报》、《21世纪经济报道》、三大证券报、《中央电视二台经济半小时》、《中央电视二台财经报道》、《凤凰卫视》等等经常报道。
学者本色简单生活
2005年9月，头发比起一年前更白的郎咸平教授，频繁出现在北京、上海、深圳和武汉等大城市的讲坛之上，对于股市、房地产和外汇等经济热点问题继续侃侃而谈。
在去年对簿公堂的强大对手顾雏军被刑事拘留之后，格林柯尔以及科龙潜藏的公司问题已经显山露水，郎咸平的个人声望也因此再次到达一个新高峰。他被誉为精确预测德隆系的覆亡之后，再次严辞厉色击倒了一批问题公司。
虽然掩饰不住喜色，但是郎咸平教授对于顾雏军事件没有进一步评价，他只是强调，一切在一年前他的分析之中已经表达得非常充分，现在没有必要再追打落水狗。
在内地，他经常被鲜花和闪光灯环绕，谈笑有高官，来往无白丁。在香港，郎咸平的生活则很简单。如果没有特别的安排外出，那就是早上到办公室，中午还是办公室，晚上七八点钟才离开办公室回家。
每周飞来飞去的郎咸平说自己几乎每周都要回到香港，除了家就是在办公室里面，搜集信息、做研究。这一间办公室大约只有十平方米，墙上面挂着四块世界性学术刊物给他颁发的奖牌。大办公桌上密密麻麻地放满了文件、资料和报刊。“十年来好像都是这么多东西”郎咸平笑道，“反正收拾与否都差不多的”。在这里，他已经反复研习学术研究十一年了。
当然，一面修练内功一面保持曝光率的郎咸平没有满足的意思，他仍然时刻关注着每一点经济变化。
长江商学院的一些女职员会感慨地说，郎咸平好像除了学术什么都不关心。成了名教授，郎咸平说对他的生活改变不大。除了在外面和大家吃饭，他会抢着请客，叫满满一桌子菜之外，他在家里的饮食很单调，黄豆芽排骨汤，大白菜豆腐汤，加个肉丝加个咸菜。他说年轻时候就喜欢这么吃饭，45岁之后更加喜欢。因为别的菜他都不想吃，所以家里人每次吃饭的时候都大叫烦死了，于是干脆另外叫菲佣做一桌饭菜和他分开吃。
当然，周游各国的郎咸平的生活也不单调的，他会自得其乐，某种意义上他的生活内容甚至很丰富。
在北京，他也会悄悄约上几个海外的教授朋友或者三五知己，去后海或者其它非常中国传统的地方，一边看着夕阳一边小酌。
很多办公室的女职员们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当郎咸平听到她们说买衣服和到哪里吃饭的时候，会觉得无聊。她们会说，郎咸平是个不讲究吃、也不讲究穿的人。其实她们可能只是看到了他工作时的一面。
实际上，他又是一个非常懂得配合不同场合穿和吃的人。例如，每次上电视做节目之前，他都会在汽车里面，拿出刚刚洗熨好的衣服换上。而在电视台的化妆室，则是这位桀骜不驯的激情学者少有安静的时候，他会一声不吭非常配合化妆师的摆布。
在香港，他会去尖沙咀各种有特色的酒楼喝茶、吃火锅，见很多三教九流的朋友，他的交游绝对广阔，而且他听别人讲起他们领域遇到的事情，也津津有味，完全没有讲课或者接受采访时候的横眉怒目。有时候，他也颇为善解人意。有一天，一个台湾朋友，一定要拉他去尖沙咀东部某个台湾酒家吃饭，他也就与我一同赴会。结果，虽然朋友点了很多名菜，他也耐着性子坐了很久，但是宴席散后出来，他偷偷跟我说，这个地方，以后千万不要来，实在太不好吃拉！
郎咸平常常买一份报纸带到吃饭的地方，坐下之后，边聊天边翻，然后几乎五分钟就翻完了，又把几十版的报纸放在旁边。问他看完了嘛，他说我关心的那些信息都看完了。
曾经，有一个香港新界的出租车司机陈先生是他专门约定的。郎咸平要到市区里面去的时候，就会给陈司机打个电话，让他即来中文大学的教学楼或者他的宿舍。二十分钟后，郎咸平就疾步下楼，飞奔上出租车，说一个目的地，然后陈司机就驱车前往。路上，郎咸平会很有兴致地问他，最近城市之中有什么关心的热点，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很多时候还把和陈司机的对话，写入他在香港东方日报上面的财经专栏里面。当然，据我观察，娱乐新闻他倒是彻底没有兴趣的。有一次他陪太太看完一个选美比赛后回来，也会连连摇头说那些人实在长得不怎么样阿！
2003年夏天，他在尖沙咀东部添置了新物业，离开在沙田的校园，为了便于更多的社会活动。而他也无限唏嘘地对笔者说，他在香港的这个新家，都是从无到有自己一点点重新建设起来的。不过，他也清楚地表示，未来的时间，他会更多地投入在内地上，因为内地给他很多澎湃的激情。
当然，搬家到了九龙半岛的尖沙咀东部的高层公寓之后，郎咸平为了方便，也就重新开自己的奔驰车。号称有三十年驾驶经验的郎咸平，在香港窄小的道路上驾驶得头头是道。记得2004年8月底，台风袭港的狂风暴雨之中，车窗外能见度极低，而郎咸平依旧从容不迫地开车穿过最繁华的闹市，稳稳地停在了家里的楼下。不过郎咸平在2005年二月份的时候把他那部奔驰车卖掉了，他在中文大学的同事立刻神经过敏地问他是否又有了新的变化。在我追问之下，他才说因为自己很少呆在香港，因此又付贷款，又付汽油费，划不来，还不如打的呢？他戏称，下次记者采访他的时候，大家一起搭地铁吧。
现在郎咸平的住处有一百八十多平方米，正好俯瞰维多利亚海港，2004年夏天才新入住。“十年前到亚洲的时候几乎什么都没有带。看起来现在这里每一样东西似乎都是我打拼回来的， 而且媒体也很八卦的谈论这个房子的市价。但我必须承认，我当时的买价是700万港元，但这是透过七成按揭买回来的，我支付了两百万港元，这种财力实在不算什么，因此我仍然是个穷学者，媒体千万不要作无意义的猜测。”郎咸平非常感慨。“香港有些八卦周刊的记者搞错了，说我搬到这里来是为了跟内地人显摆，哈哈。其实这完全搞错了”。但是郎咸平和我私下谈话的时候却总是隐约地说他到现在对香港甚至这栋房子都没有归属感。我想这可能是他在两地所受到的关注不同所导致的情绪化反应吧。我突然又想到郎教授把他的奔驰也卖了，这两个现象加在一起似乎答案呼之欲出，但是我也不太知道答案，因为郎教授一向不对媒体人透露他的私人生活。
郎咸平长期抱怨香港社会缺乏文化底蕴，很多人看问题太浮浅太商业，没有学术研究的氛围。和很多所谓大众化报刊记者打交道的经验，郎咸平也感到啼笑皆非。
“我在中文大学的宿舍，你去过很多次的，原来就有300多平方米，一样可以看到海。搬到这里就是为了社会活动方便，例如去机场直接就到了。但是记者们就觉得现在这个地方就好得不得了”郎教授苦笑道。所以他虽然在香港研究，但是更加愿意在内地进行交流和传播，因为“那里学习的气氛浓，整个社会很有活力，我很看好内地未来的发展，无可限量”。
愤怒中年情牵内地
郎咸平的感慨来自于他在内地的学术活动得到的广泛认同。他觉得自己的潜力在这个庞大的空间得到不断的发挥。
郎咸平教授是一个身体语言很丰富的人。“好好，特写特写，他的手这样动的时候，千万不要挪开镜头。”在九龙半岛海滨广场九楼凤凰卫视的录影室里面，专题主编钟小姐非常兴奋地指导着工作人员进行拍摄。“这种财经访谈节目，本来很容易沉闷，但是每次郎教授做节目，都能擦出火花。他表达能力很强，也很能表现。在学者之中很难得。”钟小姐回忆起一年多来与郎教授的合作非常高兴。
“我喜欢对尽可能多的人传播我的学术观点。”郎咸平对于他经常性的曝光觉得“挺好”。2003年的春节前夕，郎咸平教授专门到深圳，和几位经常联系的媒体朋友谈起他准备上电视做财经评论的节目。当时一位和他交情很深的主编就委婉地表示反对，说这样对你的专业形象不利，容易让人觉得你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啊。郎咸平大笑，这有什么关系，“我是不是专家，有没有水平，不是上不上电视这个形式决定的。别人我不知道，我上了，也是谈我深入研究的结果，不可能沦为什么公共知识分子的。”朋友心有不甘地说，不是那么简单的，老上电视，会影响你的学术研究，变成为评论而评论，到头来会变得失去本来专业的。“哈，我除了研究就是评论，我不怕这个东西能够把我改变，我就是要试试。”郎咸平偏不信邪。结果，先是凤凰卫视，然后是上海的第一财经频道，郎咸平找到了一个能够充分发挥展现他学术见解以及演讲天赋的舞台。
一年来，他的学术观点比起以往的一年，影响大了许多，尤其是上海地区。郎咸平在上海第一财经的“财经郎闲评”在短短的半年内就受到了上海各界的欢迎，而且还受到了外电的极度关注。北美华尔街日报、英国金融时报、南华早报和德国镜报都是整个版面的介绍郎教授以及他这个节目， 而且也计划在2005年三月份对郎教授和这个节目做个专访，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之大不需要我多作介绍的，而且他们的专访基本上都是围绕在国家领导人和重大事件的层面上，对一个中国教授所主持的节目如此的关注值得我们大家高兴，我想这在中国电视节目史上大概堪称第一次受到国际媒体如此的关注。根据我和这些记者的联系，外电对他这个节目的关切除了因为它的极高收视率之外，而且外电认为教授主持节目的成功大概在全世界是第一例，因此值得全世界关注，我想郎教授的个人魅力在立体媒体上可以说是展露无疑。
英国金融时报的一段报道小插曲非常有趣。金融时报这篇文章说，上海妇女最近的三大爱好分别是，Louis Vuitton（路意维登）的皮包，Cartier（卡提儿）的手表和“财经郎闲评”节目。
我在2月25日陪同郎教授到上海渣打银行办事，当时已经下班了，还没有下班的十余位女性职员一起蜂拥而上，要求郎教授签名拍照，把男同事完全挤在后面。我在旁边观察郎教授与这些崇拜者侃侃而谈的学者风范，与他对爱护他的观众的用心与诚意，感到它的成功决不是偶然的，他的广告不但满档，而且收视率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是全上海各类节目收视率的前三甲。这种成就和影响力令人做舌。由于外电的连番报道，华盛顿大学的MBA学员通过各种管道希望能来上海参加他的节目。郎教授为此还特别改变了节目形态，不让这些外地客人失望，计划在2005年3月12日在上海播出他和这些外国学员的对话。
在长江商学院的一次论坛上，一位教授讲的是“中国企业如何做大做强”，而郎咸平讲的是“企业不能做大做强”。主持人事先看了看两个人的题目，和郎咸平商量能不能改一个题目，郎咸平不假思索地断然拒绝：“不改，坚决不改，就讲这个，要不就不参加了！”。前面的教授讲如何做大做强，后面郎咸平紧跟着完全否定，他的口才与激情完全盖过了对方，而郎咸平相信，在内地，他提出的问题真正能够得到重视，他才能放言将自己的学术心得与社会分享。
对于他学术高度评价的美国，郎咸平坦言，今天已经很陌生了，因为对那边已经没有什么感觉，没有什么事情是不会回去的，甚至一辈子不回去也没有什么遗憾。
一般来说，看他的言论文章来说，常有人以为郎咸平是书呆子，是不识时务的教师爷，其实，只要接触过他，就知道这位能够在香港挑战十大投资银行和富豪家族者断非浪得虚名。能够因为公事，弄得大财团下不了台，私下找他商量和解的人，在香港和国际上也是很多的。
郎教授曾有一段长时间在深圳地王大厦里面办公，常常在楼下的海鲜酒楼大会群英。而吃饭的时候，郎教授最能够发挥眼观六路的特长，最多有十分之一的注意力会放在饮食上，如果你说了他特别感兴趣的专题，他两只眼睛盯住你，而手在下意识地将很细的牙签放在嘴中将它撕成一条条细末，而当你话一停，他会立刻把你的话接住，而且上一秒钟刚刚说完股市应该如何如何的理论问题，下一秒钟就会突然以极快的频率叫：小姐，怎么菜还不上来，如果三分钟还不上来，全部都退掉。结果，有一次上菜真的是慢了，于是老郎很干脆地坚持退掉迟来的五个菜，而且连部长来说情都不行。在座就有一位证券公司老总来劝酒楼部长，“哈哈，是你们先不对就没办法啦，这位先生较真起来连李嘉诚都不给面子，你们和他再罗嗦也没有用的啦。”。
还好，除了一本正经地皓首穷经之外，日常生活里面他是一个充满幽默感的人。例如郎教授的大儿子有三怕，最怕和他爸爸一起出去吃饭， 因为郎教授经常不给面子当众批评菜肴和服务人，二怕问他爸爸财务学的问题，因为郎教授经常不给面子的骂他笨。三怕带自己女朋友给爸爸看，因为郎教授经常不给面子的说她丑。
北大EMBA第一届金融班学生，曾经问讲台上神情严肃的郎教授，如果不是做学者，你最想从事的职业是什么，刚刚还在深入分析企业管理得失的郎教授就冲口而出——歌星！实际上，平时郎教授偶尔也会在唱卡拉OK时候一显身手，他有三首最拿手的台语歌，分别是、和《爱拼才会赢》，下次有机会不妨和他交手比试一下歌艺吧。
有记者专门问过郎教授是否喜欢旅行，思维活跃的郎教授的回答让人忍俊不禁。他说，如果国际金融机构邀请他去演讲的地方挺好的话他才会带着家人顺便旅游，否则他绝不会为旅游而旅游。根据记者了解，去年10 月份经济合作组织（OECD）邀请郎教授到印度做专题演讲， 根据郎教授的说法他实在不想去该 “荒凉之地”而最后取消该演讲。郎教授告诉记者，他曾接受了奥地利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的邀请针对 “大欧洲经济潜力的成功之路”做个专题演讲， 郎教授说他所以愿意接受邀请是因为家人想去维也纳shopping。但最后还是因为国内事务太过繁忙而取消了该演讲。
郎教授能够如此这般对国际著名机构的邀请挑挑拣拣，他的学术界巨大的影响力以及顽童天性两个因素都是缺一不可。
从不投资的金钱观
生活中的郎咸平像学术上一样简明扼要。他从来不避讳谈钱。他在企业的讲课都是明确要收费的，而且是“税后”。价钱现在流传是四万元一场。有报刊找他约稿的时候，即使是再熟悉的，他还是张口就问：“你们一个字稿酬多少钱”他谈钱的理由有一个到处跟人说的开玩笑版本，那就是“我要养家糊口。我这样耍嘴皮子、爬格子挣钱是很辛苦的”，而他私下跟我有一个严肃版本，“要一定的稿酬是为了维护学术尊严。太便宜甚至白送给别人的文章，别人很可能不会尊重，处理起来也不够重视的”。
郎咸平身上也有精明的商人气。他倒是不羞于讨价还价。让宾馆服务生送瓶矿泉水，声明要“免费的那种”，“没办法，现在还是原始积累阶段。”别人请他讲课，他也是：“说清楚，要钱的，但我一样该骂公司的时候还会骂。”最后再加一句“收费是指税后价格”。
不过，虽然郎咸平摆明车马谈价钱的架势，但是他言利的做法有时候还是不乏知识分子气有趣的一面。
某次，珠三角地区的一家民营企业专门求约见郎咸平教授，我也在场目击了活生生的一幕。年轻的企业创始人非常热切，希望郎教授能够成为他们公司的高参，许与优厚酬劳，好让他们能够尽快做大，最好能够有什么快速完成积累的财技传授。郎教授则正色道，你最好放弃这个做大的念头，因为这样你们会死得很快！至于财技，我也不会，我只知道怎么揭露那些侵害中小股东的做法！虽然其后双方还是客气地谈论了一阵子。但是这个公司最后再也没有找郎教授了。
一方面，他在自己的劳动报酬方面光明正大地要价，而对于一些交易他却毫不犹豫地拒绝。
郎咸平在研究中保持了自己一贯的独立风格，他说自己从来不与企业的管理层接触，他通过公开的数据与自己的调查进行分析。在研究德隆时，他的助手跑到各个省市，“能找的都找了，到各地工商局查找，资料有这么一大摞。”郎咸平说着，比划了一个一米高的厚度。他在做德隆与tCL的分析研究时，都有人找到他，希望他不要写那些文章，但郎咸平果断拒绝。“如果他们公开的数据是假的，他怎么可能见到你给你说真话呢？我就是要保证我的研究的独立性，我不想受任何人的影响”。
“记得以前在美国的时候，一般的教授大约10万美元年薪，税后实际到手的只是55000美元，折算成每一个月就是美金不到五千元，房租2000美元，供车400美元，如果还要出去旅游的话，开销就更大了。那时候，年轻教授最怕的事情，就是学生找上门来请教问题，因为谈完了教学，到了吃饭时间，出于面子关系，就得请学生吃饭，吃完了就心疼。我因为教学多，还算好一点。”
这么多年来，郎咸平既不炒股票也不买基金，对这些投资一概敬而远之，宁愿把钱存银行。
2004年德隆事件爆发后，郎咸平深刻地感受到，“这个社会对我有着相当的期许，我现在是身不由己，2003年以前，我告诉自己，我必定保持实质上的独立，但现在很难了。我强烈的感受到媒体和股民已经开始要求我保持实质以及名目上的客观和独立。2004年德隆事件爆发后，企业家对我的预测能力感到十分震惊，因此这两个月虽然有上百家的公司要求我担任独立董事或顾问，但我现在已经不可能再担任任何职位了，这就是为了符合这个社会对我的期许”。说到这里，郎咸平边大笑边说，“现在完全的客观和独立带给我的最大问题是私房钱没了”。
“深入案例超过五十个”
就他的学术研究的理念和思路，郎咸平曾和笔者长谈过多次，充分解释。
“我过去在美国同样是进行上市公司的财务研究，但是没有出现过这么大的轰动。”对于八月中旬收到顾雏军律师函，然后召开个人的记者招待会，结果一下子成为舆论和媒体的焦点，郎咸平相当感触。“美国的公司，在他们的环境下，是比较自觉接受符合投资者需求的质疑和提问的。因此，为了投资者利益进行的研究是很普及的，而美国的公司也会比较坦然和正面地接受这些批评。”
郎咸平教授介绍，“我们财务学或者说金融学的学者，进行的是对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非常学术性的研究，我们对公司管治的研究绝不是空谈，而是非常具体的，包括公司应该什么时候借钱，借多少钱，何时应该对股东派息等等。”郎教授补充，对那些公司来说，他们每年都会面对各种各样的研究和批评，他们已经学会了如何面对这些批评。“为了向股东负责，公司管理层往往还会做出相应的业务和行为调整。”
自从2001年底开始在内地发展以来，郎教授发现，这里的企业管治环境和美国大不一样。“我只能有两个选择，第一个，是放弃过去做的一切，和企业家一起吃吃喝喝，一团和气，还可以有不错的回报。”郎教授笑言，他不是不了解中国的国情，而是不愿意放弃自己四十多年来的积累。“第二种选择就是坚持学术的独立性，认真做好我的研究，而且把我负责任的结论告诉公众”。
“在学术面前，我的研究都是以数字说话，是完全客观公正的，而且这个方法是可以被复制，结论也可以被验证的，这就是我的贡献，而这也是所谓的真正的科学。但是这个贡献竟然造成了如此轰动的效应，是我所始料未及的，我感谢媒体和社会大众对我的支持与鼓励。但是如果这种科学的贡献被灌上人格的高超等等神化的赞誉的话，那似乎抹杀了我真正科学的贡献，而将我推上了以道德角度批判企业的神台，这种传教士形式的批判绝对不是我的专长，而且也有悖于我这几十年严谨治学的科学训练”。
“有人问我是否和那些被批评的企业有仇，我想这是他们误会了。”郎教授很郑重地指出，“我的研究都是数字来说话的，和我喜欢或者讨厌哪些企业无关。”他举例，“即使我喜欢的企业，如果数字显示的结果他们是有问题的，我也没有办法去赞美他们什么。而那些我讨厌的企业家，如果他们的财务运作没有问题，我也不能去骂什么。这是我们的学者的特性决定的。”
在8月底，新浪网的民意调查表明，郎咸平的支持率高达近90% 。同时，也有一批学者出来批驳郎咸平。“学术探讨任何时候都是欢迎的，但是，我发现有一些不独立的学者和媒体，为我批判的企业所用，开始挖掘罗织我的所谓丑闻，希望人格上批倒我，这是很没有意义的。” “希望他们能够驳倒我的研究成果，而不是付诸情绪和上纲上线。我的研究，根本没有反对民企发展这种片面非学术的判断。”郎咸平坦然说，在商业社会里面我是个普通人，但是在学术研究方面我是一个真正的学者。
◎陆新之：你近年发表的研究结果接连引发出了财经热点乃至社会热点，大家很好奇，郎教授真正研究内地财经问题可能才三年，请问你的研究成果有多少。
郎咸平：这几年间，我深入研究的企业案例超过五十个。而进行大样本的分析就更多了，基本上包括全部的A股以及到香港上市的h股国企和民企。
◎陆新之：你是指所有的，一千多家的A股吗？
郎咸平：是的。所有的A股，因为大样本分析，就得尽可能穷尽目标对象，只是很可惜，做完这个庞大的基础梳理工作之后，我发现内地A股因为很多数据存在问题，而且各个企业的具体目的不一样，所以没有提炼到多少规律性的东西。因此反而是企业案例研究经常有比较引起各界关注的结论。
◎陆新之：哦，那么说，你还有很多研究报告没有发表。
郎咸平：是的，因为很多时候，很多企业研究完了，它的案例报告不一定能够有很大的启示意义，所以我没有拿出来发表。
◎陆新之：这样的研究确实是很浩大，而且非常需要时间精力的。
郎咸平：对，这就是为什么你每次来香港，都能看到我在办公室的原因。当然，我也要感谢我的学生们，他们替我完成了很多基础工作。
◎陆新之：这样的话，有没有研究不下去的时候？
郎咸平：个别的公司会有的。例如某家著名的在香港上市的民企，我发现他公布的资料，根本和内地行业协会提供的数据有很大的出入，这样的公司，就失去了正常研究的价值了。
◎陆新之：有人担心，你研究中国企业的案例会不会样本时间不够长。又有经济学者说，研究时候的逻辑很重要，同样的数据，不同的逻辑会导出不同的结果。
郎咸平：我是由这些上市公司能够找到的公开披露的第一天的数据开始研究的，绝对不是拍脑袋任意选择其中一段来说的。而且我采取的是国际通行的研究方式，只要你是使用和我同样的数据，是一定能够推导出同样的结论，完全可以重复和验证。至于逻辑影响的这种不科学的说法，我想这种经济学者做的实证研究太少，才会有这样的担心。
◎陆新之：请介绍一下你在香港的工作状态，是否像和内地那么多媒体曝光。
郎咸平：2003年6月开始在香港的《东方日报》开始写作“郎评”专栏，每日一千多字，探讨的都是很严肃的财经话题。以前在信报也写一点文章，但是不多。因为在香港写文章跟在内地写不一样，影响力大大不一样。当然，我这么做也主要是为了维护和媒体关系，还有一点就是跟香港的整体文化有关，香港人觉得，一个人经常露面，是很威风的，至于你说的是什么，他们倒不是很关心，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香港媒体约我采访，我已经尽量推掉。但是很清楚的是，香港媒体对于我的学术研究的兴趣和了解程度，是肯定不如内地严肃媒体的。
◎陆新之：好像刚才美国之音要采访你，你也在尽量推辞。
郎咸平：是的，因为他们又是要我谈国企改革，我已经写了那么多文章了，他们自己看就可以了。我是学者，又不是娱乐人物，不需要就一个话题不断重复类似的内容。我现在回香港，就是休息，充电和做研究，其他应酬，一律可免则免。
陆新之：资深财经工作者，《新世纪周刊》主编，曾为《三联生活周刊》主笔，《经济观察报》财经主笔，《中国房地产报》主编助理。出版有《王石是怎样炼成的》、《郎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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