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大柱，将近一米八的大个，身体敦实得很，虽然生在南方，却浓眉大眼，一副北方人的身段和相貌。
即便长成这样，说起怂，我第一个想起来的，也一定是他。
刚入职进公司的时候，他就呆呆地，坐在我工位对面，印象里他的眼睛从未离开过屏幕，手指从未离开过键盘。
我是运营，他是技术，属于同一个项目部的不同小组，交集并不是很多，平时也很少搭话。
直到某天，我和同组的同事私底下商量打球的事情，他才跟我说了第一句话。
“你知道公司午休就一小时么？”他在桌子下面踢了踢我的桌脚，故意压低声调。
“咋了？”我反问。
“没咋，没咋，就告诉你一声。”说完，他又连忙把脚收了回去，用略带谨慎的口气低声说：“你们不是打球么，没事就提醒下，注意看点时间撒。”
“哦。”我淡淡地说。
不一会儿，他继续很小声地嘀咕道：“当我没说好了。”
又过半天，他又踢了踢我的桌脚补充道：“嘿嘿，要是你老大问我，我就说不知道哈。”
屁大点儿事，倒把他吓得够呛。
我愣在座位上，面无表情，心里却对他默念了一万次怂包。
而他说完话后，仍旧一副面无表情的样子，眼珠直勾勾地盯着键盘，手里不停地敲着代码。
人的心理暗示作用总是很强的。
某个不认识的人，自从认识了以后，便会经常出现在你的视野里。
自从那次篮球事件以后，大柱的怂劲儿，也仿佛一天天在众人面前暴露出来。
比如部门聚餐，大家一起去饭店吃饭，偶尔遇到服务员迟迟不给上菜。
在场的急性子通常会拍案而起，而后和服务员撕逼，接着找来大堂经理；普通一点的，至少把服务员叫过来，接连催促几番；可大柱，从来都老老实实地坐在板凳上，一动不动。
有次恰巧也是上菜较慢，而我就坐他边上。
大家蠢蠢欲动的时候，我用胳膊肘碰了碰他，斜着眼问他，为什么每次他都不去催菜。
他没有看我，继续低着头玩手机，直截了当回我：“我可不敢。”
你怕啥，我问他。
“万一争起来，他拿把菜刀砍我咋办？”他回。
“擦，咱这老些人呢！”我提高了声调，接着，在座的齐刷刷地把目光投向他。
再看他，仍旧玩着手机，巧妙地躲过众人目光，并用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说：“真出事儿了，不信你们不跑。”
一句话，噎得我满脸通红，哑口无言。
毕竟没出事，谁也证明不了谁会留，谁会逃。
然而，我们继续用很不屑的眼神看他，尽情地嘲笑他。
他却静静地低着头，不停地用手指左右滑动手机屏幕。
他耳朵里，像有一团棉签一样，把所有的非议，全部过滤掉。
再后来，公司换了好几拨员工，也换了好几个老板。
同一批来的老员工，好像除了我，就剩大柱了。自然而然，我和大柱走得也越来越近了。
但岁月仿佛不会让人突生棱角，只会让棱角越磨越平。
大柱还是那副怂逼样，我也没好到哪儿去，整天被老板虐得没脾气，心想熬过两年赶紧跳槽。
那段时间，我唯一的解压器可能就是大柱了，偶尔玩笑一下，嘲笑几句。反正他习惯了，反正他也没脾气。
不过半年前，大柱也跟我火了一次。
这件事缘起于一次撸串。
不，真正的导火索应该是办公室上下级间的争执。
大柱是一个纯种码农。一般产品经理给的需求，码农们几乎完全无条件执行。可最近部门却换了老板，而产品经理对部门老大并不是很服，从那以后，产品经理和老板开始轮番上阵，向开发组提出各种不同的需求。
懂行的人都懂，码农们最讨厌的是变换需求，其中情况，和设计师不喜欢他人指指点点、厨师不喜欢食客挑三拣四类似。
于是老板上任不久，大柱便作为开发组公认人缘最好的人，和开发组组长一起去跟老板和产品经理谈判。
半个多小时的谈判过去了。进会议室前，两人义愤填膺的样子，可出来以后，两人变得灰头土脸。
等再到工位的时候，老大开始又敲桌子又跺脚，用满口四川话嚷道：“卧槽，要晓得你是这副吊样，我一开始就不该带你过去！”
大柱仍是坐在他那台老台式机面前，盯着屏幕敲着键盘，一言不发。
原来在会议室里，大柱也真的一言没发。有什么事情需要对质的时候，他顶多点点头，然后继续闭嘴。
和想象的一样，他怕站错队，他也怕得罪人。
他像藕盒一样，用面粉把自己裹得紧紧的，生怕掉在地上，一摔就响。
借着不爽的劲头，晚上他约我出来撸串。
没说两句，我莫名地提起办公室的事儿：“要我，肯定站你们老大一边！”
他低着头，手里拿起一头蒜。
“咋地你也说点啥吧，表表态也行啊！”我说。
他低着头，把这头蒜掰成两半。
“草，你要这么搞，是害死你们组长了啊！”我继续。
他低着头，把掰成的蒜瓣一个一个剥落。
……
也不记得我说到了第几句，他剥了第几瓣，他突然站起身，把桌上蒜瓣扑落一地，低头直视我的双眼大喊：“瞎比比啥！”
这回，换我愣在原地，使劲避开他的目光。
尴尬了十几秒，大柱突然坐下，又拿起一头新蒜，边剥边说：“你是没被逼到节骨眼上！”
那是我听到大柱第一次骂人，可能是他多喝了一点酒，也可能是他憋了很久的怨气有了发泄的由头。
我不知道怎么回他，只记得一杯一杯地喝酒，吃串。
他什么都没有吃，也没有喝，只是坐在那里扒蒜。
后来的一些时间，我和大柱的关系似乎越来越远了。
可能除了那次争吵，也是因为我们和技术被分到了两个不同的房间，各忙各的，没什么时间。
再后面，听说他结婚了，还偷偷把喜糖放在我们办公室每个人的桌子上。
我没有特意去他工位上道喜，只是在微信上说了一声。
他回复谢谢，然后又提起上次的事情，说哪天请我喝酒。
我本来把这句话当玩笑听的，没想到隔了几天，他倒真的约我出来。
喝酒是假，借钱倒是真的。
刚喝一杯，这怂包就憋不住了，怯怯诺诺地跟我说：“丑哥，能不能借我点钱？”
“多少？”我问。
“2万。”说完，他又接着补充道：“没有那么多的话，拿1万也行。”
“你们码农还缺钱？”我笑笑。
“我老婆怀孕了，妊娠期贫血。”他倒了一杯，接着说：“在北三医，住了快一个礼拜，钱快洘干了。”
“干洘着？”我问。
“过两天，她家里人就过来，把她接回去慢慢养。”接着又是一杯，他说，“但这些日子，怎么也得撑过去。”
“你老丈人他们才知道么？”我纳闷。
“一开始没想告诉他们。”他使劲儿把杯子攥在手里，突然低下头，“他们本来就嫌我没出息。”
“那你爸妈呢？”我问。
“死了。”他答完，又喝了一杯酒。
那晚，换他一杯接着一杯不停喝酒。
而我只是不断地问他问题，忘了喝酒，也没有吃菜。
陪他去银行取钱的时候，大柱突然问我：“丑哥，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这么怂么？”
我看了看他，愣了一下，假装不知道。
他抬了抬头，盯着我的眼睛说：“我特么也想一狠心一跺脚就不干了。”
“嗯。我知道。”我转移话题，示意他别说了，“你媳妇回她家了，你以后怎么打算啊？”
“找机会跟着回去呗。”他苦笑着，“还有俩妹妹，在老家上学呢。”
我不知道该回他什么，安慰还是继续转移话题。总之那段日子，我想得很多。
洋葱是分层次的，或许人与人之间也是一样。
不管我们承不承认，这种生来具备的环境差异，多少影响着我们对待周围人的眼光和态度。于是这种心态，造成了各自态度的千差万别。
想想我初入职场的样子，壮志雄心，抱负远大，受不住环境的安逸，也耐不住老板的批评。
可几年过去了，当我棱角磨平，等我学会了讨好、世故、逢迎，为车为房，甚至为一杯星巴克，我甘愿超时工作，忍气吞声。
虽然没有大柱那样，怂得夸张，但和当初的样子相比，如今的我早已溃不成军。
如此说来，我倒是挺羡慕大柱的，他怂得彻底，怂成了一种姿态。
在我最缺钱的时候，大柱终于把钱还给了我。
他说，他不确定自己能不能继续留在北京了，毕竟老婆那边急需人手照顾。
我问他是否需要帮忙。
他则推了推我，说他这边的事情已经料理好了，什么都不需要了。
喝醉的时候，他突然开起了玩笑：“丑哥，你为什么要装呢？”
“我怎么装了？”我反问。
“你很有钱么？”他说。
“这跟装不装有什么关系？”我问。
“如果我这钱不还你直接跑了，你咋办？”他一把搂住我的肩膀，反问我说。
“不还就不还呗！”我笑着说。
“卧槽！2万块钱，说不还了就不还了？”他松开我的肩膀，拍了拍我接着说：“咱俩又不是啥生死交情，你这话太特么假了！”
“那你说，我该咋办？”我问。
“要是我，我认怂！”他顿时很清醒，“我这钱根本就不借！”
“卧槽！服！”我说。
“就算借，最起码也该立个字据吧？”他仿佛接受了我的讽刺，继续自信满满地笑着说，“你是没吃过大亏。吃过了你就知道了，有时候装怂比装横强。”
当时我也喝多了酒，半醉半醒间，就当着玩笑听了。
可事后想想，没凭没据地就借给人家万八千块，也真是醉了。
我倒吸一口冷气，庆幸自己没一分钱花钱，却买了2万块的教训。
前些天打电话，大柱已经提走公积金，离开了北京。
恰巧，那天也有另一个同事离职回南京老家了，所以从早到晚，我心情都不好。
下班上地铁的时候，我后面正好一个人用胳膊肘顶着我。
按我平时的性格，这种情况，我是要回顶一下的，再不济也要回头说两声。
但我那天不知怎的，耳边一直回想着大柱跟我说的话。
就这样我从知春路，忍到了海淀黄庄，等下车的时候，我猛地一回头，才发现后面顶我的那个人，正是我当天刚谈好的一个推广的合作。
我装作不认识他的样子，匆匆地下了车。
该认怂的时候就认怂。
印象中，那是大柱这个怂包，给我上的最有意义的一堂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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