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按照时间顺序来讲吧。去度假前，婉妲手腕骨折了，一直都长不好。按照骨科医生的建议，她租了一台理疗仪，时间是两个星期。他们商量好了，租金是两百零五欧元，第二天他们就会把机器送来。第二天快到中午时，有人敲门，当时我妻子忙着做饭，我去开了门，像往常一样，猫跑在我前面。一个年轻女人出现在门口，她身体纤瘦，黑色的短发有点儿稀疏，精致的脸庞有些苍白，一双明亮的眼睛，脸上没有化妆。她交给了我一只灰色的盒子。我接了过来。我的钱包放在书房写字台上了，我说：“抱歉，请您稍等。”我没有请她进来，但她跟着我进了家门。
“真漂亮！”她对着猫惊叹了一句，“叫什么名字？”
“拉贝斯。”我回答说。
“这名字是什么意思啊？”
“意思是‘小动物’。”
女孩露出了笑容，俯下身抚摸着拉贝斯。
“总共两百一十欧。”她说。
“不是两百零五欧吗？”
她一边摇了摇头，一边很专注地和猫玩儿，挠着它的下巴，对猫嘟哝着喜爱的话。她蹲在那里，用心平气和的语气对我说：“您打开盒子，里面有清单，您会看到上面标明的是两百一十欧。”她非常镇静，就像一个习惯于走街串户的人，敲开陌生人的家门之后，知道如何平息和安抚老年人的不安。她一边在那里逗猫玩儿，一边好奇地往我书房里看。
“您的书可真多啊。”
“因为工作需要。”
“这工作真好。您还有这么多小雕像，放在高处的蓝色方块真漂亮，是木头的吗？”
“金属的，那是很多年前我在布拉格买的。”
“您家真漂亮！”她站起来感叹道，然后又把话题转移到了清单上，“您看一眼票据吧。”
我很喜欢那双闪闪发光的眼睛。
“不用了。”我一边说，一边给了她两百一十欧。
她接过钱，然后和猫道别，还提醒了我一句：
“看书别太辛苦了，再见，拉贝斯。”
“谢谢您，再见。”我回答说。
这就是所发生的事情，我没有添油加醋，也没有遗漏什么。过了几分钟，婉妲从厨房里出来了，她身上穿着几乎拖到地上的绿围裙。她打开了盒子，把电源接上，开始检查机器是否运作正常，她看着螺线管，想搞清楚这机器怎么用。与此同时，我出于好奇，看了一眼附带的单子，我发现那个女孩骗了我。
“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吗？”我妻子问。即使她注意力不在我身上，也会觉察到我的情绪变了。
“她收了我两百一十欧元。”
“你给她了？”
“嗯。”
“我跟你说过了，你只用付两百零五欧元。”
“送货的看起来像个老实人呢。”
“送货员是个女的？”
“一个女孩。”
“她长得漂亮吗？”
“谈不上……”
“她只骗了你五欧元，这可真是个奇迹。”
“五欧不是个大数目。”
“五欧元是曾经的一万里拉呢。”
她撇着嘴唇，表示很不高兴，她不再说什么，转身去看说明书了。她把钱看得很重，一辈子都在想方设法省钱。直到现在，虽然老胳膊老腿，身体不是很灵活，她也会毫不犹豫地弯下腰，在街边脏兮兮的地上捡起一欧分硬币。她属于这类人：他们会不失时机地强调，主要是为了提醒自己，一欧元相当于两千里拉，十五年前两个人去电影院看场电影，也就花一万两千里拉，而现在电影院一张票八欧元，两个人去看场电影要花三万两千里拉。我们现在的富裕生活，更进一步说，包括两个孩子的舒适生活——他们经常向我们要钱——一方面靠我的工作，另一方面也靠她的节省。所以几分钟前，一个陌生人将我们的五欧元据为己有，这让她十分生气，可能只有在路边捡到五欧元才能抵消这种愤怒。
和往常一样，她的情绪也影响到我。“我去给他们公司写投诉信。”我说。我回到书房，想要通过邮件揭发这件事情。我想要安抚妻子，她的指责总是会让我很不安，更不用说她对我的讽刺，我都一把年纪了，还被那些忸怩作态的女人迷惑。我打开电脑，这时送货员的手势、声音和话语又浮现在我脑海中，我又想起她用娇媚的声音夸赞我的猫，感叹我博览群书，我又想起她催促我打开包裹检查时用的那种关切语气。显而易见，对她来说，看我一眼她就知道我是个好骗的主。
意识到这一点，我有些难过。我在脑子里画了一条线，把以前和现在的我分开，如果早几年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会怎么回应（“别浪费我的时间了，价格是定好了的，再见。”），而现在我是怎么回应的（“我的猫叫拉贝斯，我工作需要用书，那个蓝色方块是我在布拉格买的。不用了，谢谢。”）。我决定在键盘上敲出几句不留情面的话，但我内心犹豫不决。我想：谁知道她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干着临时工，收入微薄，又要供养父母，付昂贵的房租，她还得买化妆品和袜子，或许她还有一个失业的丈夫或未婚夫吸毒成瘾。“如果我写信给她公司，”我对自己说，“她肯定会连这份可怜的工作都丢掉，最终来说，不就是五欧元嘛，我背着妻子，可能也会给她五欧元小费。”总之，在这个经济比较困难的时期，如果这个女孩继续私自涨价，总有一天，她会遇到一个没我这么好说话的人，她会为她的小聪明付出代价。
我不再写那封投诉信。我告诉婉妲，我已经给那家公司发投诉信了，我很快就把这件事抛在脑后。
几天后，我们出发去海边。我妻子收拾好行李，我将行李箱拖到楼下，拉到汽车跟前。天气非常热，一向拥堵的街道这时候空荡荡的，周围的房屋都很安静，大部分窗户和阳台都关得死死的，窗户上的百叶窗都放了下来。
我累得汗流浃背，婉妲想帮我搬行李，我阻止了她——我担心她脆弱的骨头承受不了——于是，婉妲在一旁指挥我放置这些行李。她很烦躁，离开这座公寓让她很焦虑，即使我们只是离开七天，去加里波利附近一家提供三餐的旅馆度假。那里价格便宜，我们未来几天也不用做什么，除了在旅馆睡觉，沿着海岸散步，享受海水浴。她还在那里唠叨，重复说：她更乐意待在家里，在种着柠檬树和枇杷树的阳台上看书。
我们在这房子里生活三十年了。三十年来，每次遇到要出远门，她就表现得好像我们再也回不来似的。随着年岁的增长，每次我劝说她去外面旅游，享受一下生活，都越来越艰难了。她不愿出去玩儿，一方面是怕委屈了家里的儿女和孙子，更重要的是，她舍不得拉贝斯，她深爱拉贝斯，拉贝斯也爱她。当然了，我也很爱家里的猫，但还没有爱到为它放弃假期的份上！我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劝说她，说猫会破坏旅馆房间的家具，弄乱我们的房间，会在半夜喵喵叫，打扰其他客人。她终于被我说服，决定和拉贝斯分开，我还得向她保证，两个孩子会给猫添食，清理猫砂。这让她有些不放心，两个孩子关系不好，所以要避免让他们相遇。他们兄妹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从青春期开始就那样了，但真正关系恶化是大约十二年前，贾娜姨妈死时。贾娜姨妈是婉妲的大姐，在她波折的一生中，从未有过孩子，她偏爱桑德罗，死后将一笔可观的积蓄留给了他，而安娜只得到一堆不值钱的玩意。为这事儿，兄妹俩吵了一架。安娜希望可以忽略姨妈最后的遗愿，提出平分她的遗产；但桑德罗置若罔闻。结果就是，他们不再理睬对方。他们乱七八糟的生活，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问题，已经让他们的母亲很苦恼，现在加上兄妹之间关系恶劣，更让母亲痛苦万分。因此，为了避免他们在照顾拉贝斯时相遇，我精心制作了轮班时间表。但婉妲并不相信我的组织能力，她检查又核实，确认两个孩子都有我们公寓的钥匙。知道这一切有多麻烦了吧！但现在我们准备好出发了，我和她站在行李中间。我们一起生活了五十二年，时间很漫长，就像一个线团。婉妲已经是七十六岁的老太婆了，表面看起来精力充沛，但实际上很虚弱；而我也已经是个七十四岁的老头了，看起来有点漫不经心，但这也只是表面。她光明正大、事无巨细地规划着我的生活，我也从不反抗，遵从她的引导。她虽然身体不太好，但很活跃，我身体还不错，但很懒散。我才将红色的行李箱放进车后备厢，我妻子就不赞同，她认为应该把黑色箱子放在下面，红箱子放在上面。我将贴到后背上的衬衣扯了扯，将红箱子拎了出来放在路上，同时夸张地喘着气。当我正要去搬黑行李箱时，路边突然出现了一辆汽车。
我们不可能注意不到那辆车子，不仅仅是这条街道，连整座城都像是空的，没有其他车子经过，红绿灯徒劳地亮起，你甚至能听到树木叶间鸟儿的啾鸣。那辆车子从我们面前开过，几米之后，车子突然停住了。一秒、两秒，我清楚地听到司机换挡的声音，一阵倒车的声音响起，车子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停下了。
“这不可能！”坐在驾驶室的男人喊道，他的黑眼圈很重，牙齿看起来有些老化，“我从这儿路过，看看遇到谁了！您——的确是您，我在路边竟然遇到您了。如果我告诉我老爸，他肯定会惊呆的！”
他很热情，笑得很开心。我没再去搬那件黑行李箱，我在脑海中寻找他的模样——鼻子、嘴巴、额头——我努力思索他到底是谁，但我没能想起来。他的脸看起来很善变，现在由于情绪激动，更难以辨认了。他没法平静下来，一口气说了一大堆话来，说他父亲一直很尊重我，老是会提到我，因为在他父亲年轻时，我曾帮助他走出困境。现在事情终于理顺了，他们的生活走上正轨，而且会越来越好。他不停地说：见到您真是太高兴了。尽管我并不能确定我是帮助过他还是他父亲，或者两个人都帮过。但我很快确信，我曾经教过他，也许是我在那不勒斯当高中老师时，那不是很长一段时间；也有可能是我在罗马大学任教时，那段时间稍微长一些。我经常碰到一些陌生人，他们已经是中老年人了，他们都为见到我感到高兴。通常来说，那些特征突出的人我能认出来，但很多时候，我只能假装认出我“以前的学生”。是的，我得出结论：他肯定曾经是我的学生，我没能认出来他，而我不想让他难过。我露出亲切的表情，问他：
“你爸爸还好吗？”
“他很好，他心脏有些毛病，但问题不大。”
“代我向他问好。”
“那当然。”
“那你呢，你过得怎么样？”
“我过得棒极了。您还记得吗？我之前说想去德国，我还真去了，而且现在总算发了点儿小财。留在意大利能有什么机会？没有！但在德国我建了一家小工厂，专做皮货，我做钱包、夹克等高级货，都卖得很好。”
“我真为你感到高兴，那你结婚了吗？”
“目前还没有，要等到秋天呢。”
“恭喜你！再次向你父亲问好。”
“谢谢您，您无法想象，他知道了会有多高兴！”
我一直在等着他离开，但他始终没有走。我们又沉默着站了几秒钟，笑容挂在脸上，有些僵硬。最后他使劲摇了摇头，说：
“不能就这样走了，谁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碰到您。我想给您留下一份礼物，给您还有您妻子。”
“下次再说吧，我们现在得走了。”
“我很快就好，等一下！”
男人从车里出来，很敏捷、很决绝地打开了后备厢。“这个给您！”他向婉妲喊道，递给她一个漆皮小包，婉妲接过来，脸上带着厌恶的表情，好像生怕小包把她弄脏了似的。这位陌生男子又为我挑了一件黑皮夹克，他一边把夹克放在我身上比画，一边低声说着：“很合身。”我躲开了，并对他说：“这太贵重了，我不能收。”但他好像没听见，又转过身到婉妲那里，他还想给她一件短上衣，衣服上带着亮闪闪的扣子。这件衣服刚好是您的码，男人很高兴地对她说。这时候我想阻止他：“你非常客气，谢谢你，不要送什么礼物了，我们要赶路，我们担心遇到堵车。”男人油滑的面孔突然变得僵硬，他说：“不客气，这也没什么，我也是尽我所能，但我只想恳请你们帮我一个小忙，能给我一些钱，让我加点油吗？我还得赶去德国呢。当然这不是强制的，如果您觉得我的要求太过分了，不想给也没什么，礼物你们可以留着。”
我被搅糊涂了：他父亲、感激之情、那座在德国的小工厂、一帆风顺的生意……现在又想问我要钱去加油？我机械地将手伸进钱包，想找到五欧元、十欧元，可是都没有，我发现我只有一百欧元的纸币。“不好意思。”我低声说。但我的太阳穴开始狂跳，正要开口说：“我一点儿也不觉得不好意思，拿着你的东西，快滚吧！”就在那一瞬间，那个男人以一个准确、迅速又轻盈的动作，用拇指和食指从我钱包里夹走了一百欧元，做这一系列动作的同时，他用真诚、饱含谢意的眼神看着我。下一秒他已经坐在驾驶室里了，他又开始大喊：“谢谢您！我父亲会很开心！”
如果说那个送理疗仪的女孩的骗局只是让我有些难受，这次我简直是受到了深深的伤害。那辆车还没有完全消失在街道尽头，我妻子难以置信地问了一句：
“你给了他一百欧元？”
“我一分钱也没给他，是他抢走的。”
“这东西根本一文不值，你闻闻有多臭，根本就不是皮的，闻起来有股臭鱼味。”
“全扔了吧，扔到垃圾桶里去。”
“不，不，还是送到红十字会去吧。”
“好吧。”
“不，不，这样不好。我们可是在那不勒斯长大的，天呐！你就这样让人糊弄？”
我开了几小时的车，一直开到海边，一路上皮衣和手提包的味道熏得我直泛恶心。婉妲咽不下那口气，她不停地说：一百欧元就是二十万里拉啊！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不过她的怒火慢慢减弱了，她叹了一口气说：好吧，算了吧，我们不要再想这件事了。我马上点头表示同意，努力想说一些打圆场的话，但我没找到任何有说服力的句子，我感觉自己很脆弱，任何人碰我一下，我都会变得粉碎。我觉得，我不应该马上就把那个黑头发送货员和那个牙齿老化的皮货商联系在一起。我想，对于他俩来说，只要看我一眼，他们就可以判断：他们肯定能得手。他们很有道理啊，我是很容易就上当受骗了。很明显，我的警报系统已经太破旧了，已经无法启动了。或者随着时间的流逝，那种作为一个不容易受骗的男人的标识已经褪色：那是一个眼神，或者说一个嘴部的表情。简单来说，我变迟钝了，失去了警觉性。在我一生中，这种警觉和敏锐让我从贫穷的家庭中走出来，抚养孩子，让我适应复杂的环境，让我获得了一点儿财富。我不知道我究竟是什么地方改变了，是怎么改变的，但现在我确信我真的变了。
我们快到目的地时，我又一次证明我失去了控制能力。在我五十多年的婚姻生活里，我一直在维护着平衡，一种很具体的平衡。因为假期，路上没有什么车子，也没有什么风险，我有些厌烦地开着车子，我努力回想着过去我是不是被人骗过，但我头脑中一片空白。相反，我想起很久以前一件让我很自豪的事。我打破了漫长的沉默，不禁脱口而出，把我想起来的事向婉妲讲了，这时候她半躺着，额头抵着车窗。我跟她讲，有一次——肯定是春天——她陪我去国家广播电台。我想不起确切的年份和去电台的原因了——可能也不是去广播电台，可能那时候我还不在电台工作，谁知道我们到底去了哪儿。很确定的是，到达目的地后，我给了出租车司机五万里拉，他坚持说我只给了他一万里拉。为这事儿，我和他发生了争执，婉妲清楚看到了我给的是五万里拉，她想支持我，这个男人甚至对婉妲也不客气。我尽量做出一副轻蔑的样子，询问了司机的姓名和其他信息，我说他可以拿着那五万里拉，但我会马上去警察局告他。那个男人先是咬牙切齿地说了他的信息，然后嘟囔着说：今天就不该出门儿，谁让我出门啊，我还感冒了。最后他给我找了该找的钱。你记得吗？我很自豪地问她。
我妻子忽然振奋起来，她疑惑地看着我。
“你搞错了。”她冷冷地说。
“事情就是这样的。”
“我没和你在出租车上。”
很快，一阵羞愧从我的胸膛中涌上来，我觉得额头发烫，我强忍着窘迫，故作镇定。
“你当然在。”
“别说了。”
“是你自己忘了。”
“我已经告诉你了，别说了。”
“可能我是一个人。”我嘟囔了一句，就不再说话了，就像我刚才忽然提起这个话题一样。
剩下的那段路，我们一直生着闷气，没有说话。只有到了旅馆，我们分到一间面朝大海的房间，我们心情才好了一点。在我们看来，那天晚上的晚餐也很棒，回到房间后，我们还发现空调很舒适，床垫和枕头很适合婉妲糟糕的脊椎。我们吃了药就陷入了沉沉的睡眠。
渐渐地，我的心情好了起来。那七天天气都很好，海水很清澈，我们游了很长时间的泳，散了很久的步。乡村让人轻松，有些时刻，大海呈现出蓝绿色，在强烈的阳光下熠熠生辉，西天的晚霞一片血红。尽管我们在吃自助餐时，不管是午餐还是晚餐，旅店里的客人都会争先恐后地争抢食物，就像一场混乱无序的比赛，婉妲总是怪我盘子里装的东西太少。大厅里回响着大人和小孩的叫喊声，让人心烦，晚上十一点后，服务员叮嘱人们不要去沙滩，说这很危险。到了睡觉时间，有很多栅栏门都会关上，有的是路边的门，有的是靠海的门。好吧，我们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假期。
“这微风吹着真舒服。”
“很多年没有见到这样的海水了。”
“小心水母。”
“你看到水母啦？”
“没有，我好像没看到。”“那你为什么吓我？”
“我只是跟你说一下。”
“你是为了破坏我下海游泳的心情。”
“才不是呢。”
因为婉妲的坚持，我们成功地争取到了沙滩上第一排的遮阳伞。在阴凉处，我们躺在躺椅上，面对着咸咸的海水。我妻子读着一些科普读物，有时候对我讲亚原子世界和宇宙深处的事情。我读小说和诗歌，有时候我会念给她听，其实也是想进一步享受那种乐趣。晚饭后，我们经常在阳台上看流星划过，这让我们非常激动。我们赞美夜空，赞美空气的清新，过去了半个星期了，不仅这片沙滩和大海，连整个星球对于我们而言都是一个奇迹。在接下来的那些天里，我感觉非常美好。我已经年满七十四岁了，我感觉到了生活的幸运，星系物质在宇宙这个火炉中沸腾，发生神奇的转变，我就像一块有活力、有思想的物质，没有太多疾病和灾难。唯一的烦恼就是蚊子晚上老是叮我，蚊子尤其针对我，不叮婉妲，以至于她坚称没有蚊子。生活多么美好啊！多么美好的生活啊！我其实一直都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但我惊讶于自己的乐观。
当我们该离开时——为了避开堵车，我们早上六点就出发了——天气恶化了。天空乌云密布，一路上都下着倾盆大雨，雨点又大又密。高速公路上开车要比去时危险多了，电闪雷鸣，非常可怕。就像去程一样，回去也一直都是我开车（婉妲开车技术很糟糕），尽管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简直没法控制车子，尤其是在拐弯时，总感觉要撞到防护栏，或者开到卡车下面去。
“用得着开那么快吗？”
“我开得不快啊。”
“你先停车，我们等一下，等雨停了再走。”
“雨不会停的。”
“天哪，闪电了。”
“现在，你会听到打雷的。”
“你觉得罗马的雨也会下这么大吗？”
“我不知道。”
“拉贝斯怕打雷。”
“它会躲起来的。”
我妻子只有在打电话给桑德罗或安娜时，才会提起猫，就是想知道一切是不是都还好，现在一路上，她都在很担心地谈论着猫。拉贝斯代表家里的平静，尽管她一个劲儿责备我开得太快，但她迫不及待地想回家去。我们发现罗马也在下暴雨时，就更加焦急了，道路两边脏水横流，在下水道盖前聚起了一潭黑水。下午两点钟，我把车停在我们住的那条街道上，尽管在下雨，但天气还是很闷热。我卸下行李，婉妲想为我撑伞，但那样一来我们都会淋湿，我让她先回去。僵持一会儿后，她同意了，我扛着箱子和包，湿漉漉地到了电梯间。妻子已经上去了，她在楼道里对我喊：
“不要管行李了，快上来。”
“怎么啦？”
“我打不开门。”
我没怎么在意婉妲的呼唤，我心想着，让她等一会吧，天又不会塌下来。我一边把行李放在电梯里，一边心平气和地回应着她愈发急切的催促：“来了，来了，我这就来。”我把行李大包小包堆在楼梯平台上，我才发现她真的吓坏了。她用钥匙打开了门，但有些不对劲儿。“你看。”她指着虚掩着的门对我说。我推了推门，门卡住了，根本推不开。我使劲儿把头塞进门缝朝里看，脖子扭得生疼。
“怎么回事儿？”婉妲忧心忡忡地问。她拽着我的衬衫，好像生怕我跌进去似的。
“乱七八糟的。”
“哪里乱？”
“屋子里面。”
“这到底是谁干的？”
“不知道。”
“我给桑德罗打电话。”
我提醒她，两个孩子都去度假了：那天早上，桑德罗肯定已经和科琳的孩子一起动身去了法国，安娜呢，不知道她在哪儿。“那我也要打给他。”妻子说，比起我，她更相信儿子。她在包里找手机，却突然放弃了。她想起了拉贝斯，就用不容置疑的声音开始大声呼唤它。我们等待着猫出现，但没有任何动静，也没有猫叫声。我们只好一起使劲推门，地板发出刺耳的声音，门缝终于变宽了，我挤进了家门。
平日玄关那里干净整洁，现在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客厅里仿佛有巨浪席卷而过，桌子被扔在了沙发上。安娜的旧书桌也躺在地上，抽屉脱落了，当然也可能是有人把它们拉出来了，都扔在地板上，有一个抽屉是朝上放着，其余抽屉都被打翻了，地上散落着旧本子、铅笔、钢笔、圆规、尺子和小玩偶，这些都是女儿小时候和青春期用过的。
我小心翼翼地走了几步，马上听到脚底传来“嘎吱嘎吱”的声响，因为踩到了地上的碎片。妻子喊我：“阿尔多，阿尔多，怎么样，还好吧？”我检查了一下大门，是散落在地上的碎片堵住了门，我清理了一下地上，门打开了。妻子进来了，脚步很迟疑，似乎害怕被绊倒。她脸色变得惨白，经过日晒的古铜色皮肤变成了青灰色。我觉得她快要晕倒了，就抓住了她的胳膊，可她一下挣脱了。她一言不发，径直朝起居室走去，朝孩子以前住过的房间走去，朝厨房、卫生间和卧室走去。
我停在那里。一般来说，面对这种棘手的问题，我都会变得迟缓，避免做出错误的举动。而她呢，慌乱只是暂时的，过一会儿她就会埋头对付那些可怕的事情，竭尽全力进行斗争。从我认识她开始，她就一直是这样，这次也是如此。我听到她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回荡，在房间里响起，我又一次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很脆弱，我担心自己会裂开。我环顾四周，把头探进书房里看了一眼，同时很小心，没踩到地上那些画。一周以前，那些画还装点着墙壁，可现在它们躺在地板上，在碎玻璃和破裂的相框中间，在倒塌的书架、散线的书籍和碟片的碎片之间。婉妲出现在我身后时，我还在那里捡一张卡普里的旧风景画。“你在干吗？”她惊慌地对我说，“别傻站在那里，过来看看，真的太糟糕了。”与此同时，她给我描述了家里被破坏的场景：衣柜被掏空了，衣架和衣服扔得到处都是，我们的床也被掀了起来，家里所有镜子都被打碎了，还有百叶窗都被拉开了，窗户和阳台都敞开着，谁知道进来了多少虫子啊！蜥蜴、壁虎，可能还有老鼠。婉妲哭了起来。
我重新把她拉到玄关那里。我把书桌移到角落里，把沙发上的桌子放到了地板上，我把沙发放好，让妻子坐在上面。“你在这儿坐一会吧。”我说，语气里有一种难以掩饰的烦躁。我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越来越不知所措。家里到处都是一片狼藉，要想把这套公寓整理得能住人，还需要些日子，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和很多金钱。碟机摔在地板上，旁边还有很多发亮的碟片，之前用文件夹收纳好的东西都散落在地上，还有贝壳，很多很多贝壳都被踩成了碎片。安娜从小收藏贝壳，那些贝壳以前都放在一个纸盒子里。起居室、我的书房、两个孩子的房间，不管在哪儿，我发现我们喜爱的旧家具基本都遭到了破坏。卫生间呢？像猪圈一样：到处都是药品、药棉、卫生纸、挤出来的牙膏、镜子碎片和沐浴液。我感到痛苦的重压，不是我自己的痛苦，而是婉妲传递给我的，是她一直在照料这个家，就像房子是有生命的一样，她把这个家收拾得干净整洁、井井有条。这些年她总是强迫我和孩子遵守规定，不管怎样，每样物件都要用完归位。我回到玄关那里找她，她坐在半明半暗的阴影里。
“会是谁干的啊？”
“婉妲，肯定是小偷。”
“偷东西吗？这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啊。”
“就是呀。”
“那为什么啊？”
“他们什么都没找到，就毁了我们的家。”
“他们从哪里进来的？门都锁好了啊。”
“从阳台，从窗户那里。”
“厨房抽屉里有五十欧，他们拿走了吗？”
“我不知道。”
“我妈妈的珍珠项链呢？”
“不知道。”
“拉贝斯去哪儿了？”
对，猫在哪？婉妲一下站了起来，她几乎是带着怒气在叫喊着猫的名字。我也跟着呼唤了，但没她那么有力、大声。我们在每个房间都找遍了，我们从窗户和阳台探出头，呼喊着猫的名字。它是不是从楼上掉下去了，妻子嘀咕了一句。我们住在四楼，下面的院子是石头地面。不会的，我宽慰她说，它可能藏起来了，也可能被那些进到房子里的陌生人吓到了。它很害怕，也很讨厌，就像陌生人碰了我们的东西时的感受。妻子突然猜测说：猫会不会被他们杀死了？她并不期望我回答，我望着她的眼睛，她分明在说：对，他们把猫杀了。她不再呼唤猫，又开始焦急地查看家里的东西。她挤进那些被推倒的家具中间，审视着那些没被掀翻的家具。那些小偷这样粗暴地对待家具，他们可能也会用同样的手段对待拉贝斯。我尽量走在妻子前面，更希望是我先看到小猫的尸体，并把它藏起来。我去检查了放冬装的衣帽间，有那么一刹那，我确信我会在衣帽间看到被大卸八块或者被吊死的猫，就像在恐怖片里看到的那样。但我并没看到想象中的那一幕，我只是看到了通常的情景：金属杆被扯下来了，地板上到处扔着衣服，却没有看到拉贝斯的踪迹。
婉妲好像松了一口气。她不仅仅意识到猫可能还活着，而且在搜索过程中，她惊奇地发现，她母亲留下来的那串珍珠项链还在小抽屉里——这是她唯一的首饰——在洗碗池下面，她还找到了放在橱柜里的五十欧元，上面覆盖着一层洗碗粉。她忽然觉得那些小偷有点蠢。他们翻箱倒柜，把一切都搞得乱七八糟，不知道要找什么宝贝，但他们却没找到那些可以偷的东西：一串珍珠、五十欧元。好吧，我安慰她说，现在歇会儿吧。我来到了书房和客厅，从那里的阳台向外看，我是想搞清楚小偷是怎么爬到四楼的，我其实是想在院子里找拉贝斯的身影，只是不想让妻子发现。一楼顶棚上深色的痕迹是什么？是不是雷雨也无法冲刷掉的血迹？
我确信，小偷——两个或三个——是沿着下水管爬上来的，他们爬到房檐边上，从那儿进入我们的阳台。他们用手把百叶窗拉了上去，把破旧的落地窗弄开，并没有把玻璃打碎，然后他们进到家里。看着阳台和周围的窗户，我带着一丝懊悔想，早知道会这样，当时就应该装上防护栏。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为什么要搞得戒备森严呢？我回到屋子里。在那种时刻，乱七八糟的房子也没有周围的寂静那么让人不安。我和妻子都无法倾诉自己的遭遇，给别人讲讲我们遭受的损失，得到一些安慰和建议，还有对我们的同情。大多数邻居都还在度假，周围听不到脚步声和说话声，也听不到开门关门的声音。阴雨天让每样东西都显得很不真实。婉妲应该看穿了我的心思，她说：你把行李拿进来，我去看看纳达尔在不在。她没等我同意就出去了，很明显，她再也受不了和我单独待在家里。我听到她下楼了，她停在了二楼，敲了邻居的门，那是一个多年的老朋友，也是楼里唯一一个几乎不去度假的人。
我把行李拉了进去，在这个杂乱的房子里，那些行李看上去是唯一一堆整齐的东西，即使箱子里装满了脏衣服，但那是我们唯一没被别人碰过的东西。我清楚听到妻子和邻居的声音，她语气很激动。纳达尔时不时会打断她，语气很文雅。纳达尔是一位退休的法官，九十一岁了，虽然年纪很大，但脑子很清楚，也很热心。我来到楼梯间，站在楼梯口看下去，看到纳达尔拄着拐杖，我从侧面看到他的秃头，还有上面几根稀疏的白发，他正在说着一些宽慰的话，用词考究，但像通常那些耳背的人，他说话嗓门很大。纳达尔想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他听到了一些动静，不过不是深夜，而是在晚上。他当时以为是雷声，罗马从昨天开始下雨，一直下到现在。他很确信听到了猫叫，而且持续了一晚上。
“猫在哪儿叫？”我妻子马上追问道。
“在院子里。”
婉妲抬起头，看到我站在楼梯的最上面。
“你赶快过来，”她大声说，“纳达尔听到了院子里有猫叫。”
我不太情愿地走了下去，如果我可以做决定的话，我就会关上家门回海边继续度假。纳达尔执意想跟我们一起找拉贝斯，即使我坚持说，天还在下雨，他就不用去了。我们仨在院子里呼喊着猫。但我没办法一心一意找猫，我想：幸亏雨水已经把血迹都冲刷掉了。我想：我们不会找到它的，它一定藏得好好的，想安安静静地死去。我偷偷看着我的邻居，他那么消瘦，佝偻着身体，脸上的皮肤有些发红，紧紧贴在前额和颧骨上。假如我还能活那么久，我将来会不会和这个男人一样？还有二十年：我和婉妲，婉妲和我，有时桑德罗和几个孩子会来看我们，有时安娜会来。我们需要重新收拾一下这套房子，让它恢复原貌，而不是在这儿浪费时间。
纳达尔忽然拍了一下额头，他忽然想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他对我说：
“这些天里，有人按了你们家门铃。”
“谁？”
“我不知道，但我听到了门铃声。”
“我们家门铃？”
“是的。”
我用开玩笑的语气说：
“你听到了我们家门铃，却没听到小偷把我们家搞得乱七八糟。”
“耳背的人总是习惯于倾听那些细小的声音，而不是很大、很嘈杂的声音。”他为自己辩解道。
“他们按了几次门铃？”
“五六次。有一天下午，我还伸出头看了看。”
“是谁啊？”
“一个女孩子。”
纳达尔觉得我妻子也是一个“女孩子”，我就让他描述了一下那女孩子的样子，但他说得很含糊。
“很娇小，黑头发，最多三十岁。她说要把广告单放在信箱里，我没给她开门。”
“你确信她摁的是我们家门铃吗？”
“非常确信。”
“然后呢？”
“昨天晚上也有人摁门铃了。”
“还是那个女孩吗？”
“我不知道，当时有两个人。”
“两个女孩？”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婉妲站在喷泉边上对我招手。她消瘦的面孔上毫无血色，绿色的眼睛显得很突兀。她说：
“这有一只死鸟。”
只有我能理解她的意思：拉贝斯是个好猎手，会飞的鸟儿也逃不过它的爪子。我把纳达尔丢到那里，径自走到了妻子跟前。因为下雨的缘故，她的白发全粘在头皮上。我对她说，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你先回家吧，我去一趟警察局。她用力地摇了摇头，想陪我一同去，而我们的邻居也摆出了法官的架子，就像他没从法院退休了二十年一样。他一直在坚持说他会帮我们，他也跟着我们去了警察局。
我们拿着滴水的伞，到了离家最近的警察局，一位礼貌周到的年轻警察接待了我们，我们进到一间很小的办公室里。纳达尔一进去就开始自我介绍，连名带姓——纳达尔·达贝罗，他还特别强调了一下他的职业：法院院长。他用一种权威的语气讲了发生的事情，说得精确简洁，但他马上把话题拉到自己身上，讲述了他在风云多变的二十世纪的丰功伟绩。那位年轻的警察听得入迷，就像忽然下到了阴间，听死人闲聊一样。
有好几次我都想插嘴，把话题重新拉回来，说说我家公寓遭到的破坏。邻居的自吹自擂让我有些烦，我终于可以插话了，忍不住想强调：我也不是一般人。我告诉那个警察我的名字，并且重复了两三次——阿尔多·米诺里，阿尔多·米诺里，阿尔多·米诺里——就是想看看他有没有反应。而那个警察没什么反应，我说起了八十年代我做的一系列电视节目，这些节目基本都是我一手策划的，给我带来了一定的知名度。但这位警察那时候应该还没出生，或者年纪很小，他没有听说过这个电视节目，也没听说过我。他有些不自在地笑了笑，用一种权威的语气耐心地说：说正事儿吧！他流露出的威严是我和纳达尔早已失去的。
我很尴尬——通常情况下，我是个斟酌词句的人，不讲废话——我重申一下：小偷把我们的公寓给毁了。但这次我又忍不住离题了，我有些语无伦次地提到了那个多收了我五欧元的送货员，还有一星期前在家门口骗了我的那个男人。还不止这些，我还把纳达尔也牵扯进来，我让他说了说这星期按了我们家门铃好多次的那个女孩，还有我们回来前一天，出现在门口的那一对男女。纳达尔很高兴又有说话的机会了，他仔仔细细讲了每次门铃响的情况，有很多不必要的细节。后来纳达尔的话被打断了，有人打开了我们身后的门，我们仨扭头看之前，那人做手势和那位年轻的警察交流了什么。警察忽然笑了起来，他很难再严肃起来，他嘀咕了一句对不起，最后他问：
“他们偷了什么东西？”
“他们偷了我们什么东西？”我重复了一句，但我在问我的妻子。她一直都保持沉默，这时候她嘟囔了一句：
“什么也没偷。”
“金首饰丢了吗？”警察问。
“我只有这对金耳环，不过我总戴在耳朵上。”
“有其他首饰吗？”
“有一串我母亲的珍珠，但他们没找到。”
“是你藏起来了吗？”
“没有。”
这时候我插了一句：
“小偷把家里的东西都翻了个底朝天，但他们找得不是很用心，他们连我妻子放在橱柜里的五十欧元都没找到，他们恼羞成怒打翻的洗碗粉盖住了那五十欧元。”
那个年轻警察流露出很不满的神情，他又转向纳达尔说：“肯定是吉卜赛人干的，他们让小孩从窗户或阳台爬进去，用家具抵着门，防止主人突然回来，然后在家里乱翻，他们会找金首饰。亲爱的先生，如果他们什么都没找到，就会报复，在家里搞破坏。”我指出并没有家具抵着我们家门，门是被一些摔碎的东西卡住了。我又补充说：“或许您可以派个人去看看，可能家里有那些小偷的指纹。”听了这话，警察更不耐烦了。他用一种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的语气，有些强硬地总结说：电视上演的是一回事，而现实却是另一回事。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我们没有在梦中被杀死在床上，已经算很幸运了。他还说，政府在削减维护社会治安的警察，在加强军队力量，在这个贫穷人口越来越多的时期，这项举措会损害市民安全，可能也会损害民主，谁知道呢。他让我们明白，提起以前的法官，还有以前的电视节目，这也证明了：现在这个世界非常糟糕，也有我们的责任。最后他建议我们在窗户上装上铁栅栏，安装警报系统，一旦有飞贼靠近就会报警。他还用一种带着讽刺的语气说，他觉得装那些东西也没什么用，我们家里也没什么可偷的。
我妻子坐在椅子上，有些激动地说：
“我们的猫不见了。”
“哦。”
“会不会是他们带走的呢？”
“出于什么目的呢？”
“我不知道，可能是想要赎金吧。”
那个警察笑了，那是一种很友好的笑，无论是对我还是对纳达尔，他都没这么友好。“一切都有可能，米诺里太太，您现在不要胡思乱想了，您可以往好的方面想。这可是一个您整理公寓的好机会，扔掉那些无用的东西，重新找到那些有用的、被遗忘的东西。至于那只猫，它可能只是抓住机会去寻找爱情了。”
我笑了，纳达尔也笑了。
婉妲没有笑。
我们回到家里，雨也停了，纳达尔很想去看看我们一片狼藉的公寓，我们费了很大劲儿才摆脱他。我妻子生气地说，纳达尔真是老糊涂了，他在警察面前自吹自擂，惹得那个警察很不高兴，你也比他好不到哪里去。妻子说得有道理，我没反驳，这个事实让我很沮丧，我想帮她收拾厨房，但她很快就把我打发走了，她说我只是给她添乱。我来到书房阳台上。我希望在大雨过后，空气会清爽一些，但天气还是很闷热，滴滴答答的雨水打湿了头发和衬衫，脏兮兮的，让人很烦。
婉妲叫我去吃晚餐，语气也许有些过于霸道，我们吃饭时也没怎么说话。后来她又想到给两个孩子打电话，我建议她不要打，我说他们的生活已经够复杂了，让他们安心度个假吧。桑德罗应该刚到普罗旺斯的岳父岳母家，安娜应该也已经到了克里特岛，不知道她和一个什么样的新男友在一起呢。为了捍卫两个孩子的安宁，我说就不要打搅他们了。但她还是给两个孩子发了短信，内容差不多是这样：我们家进贼了，拉贝斯也不见了。安娜很快就回复了短信，和往常一样，内容极其简洁：哦，天啊！真难过，太倒霉了，不过你们也不要太累了。桑德罗也和往常一样，在一个小时后发来一条精心编写的短信。他说，按照之前的约定，前一天晚上，他九点到九点半在家里，那段时间家里整整齐齐，一切都很正常，拉贝斯也在家，也好好的，他要我们跟警察说说这个情况。他最后用很关切的语气，建议我们去酒店住一晚。
两个孩子的短信让婉妲很欣慰，比我在她面前给她带来更大的安慰。晚餐后，我们就开始整理卧室，我突然想起出租车司机的事情，还有我妻子当时的反应。我忽然感到一阵害怕，我担心现在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的，她会不会看到一些我私人的东西，一些会让她伤心、生气的东西。我们把床收拾好，我马上劝她躺下。
“那你呢？”
“我去收拾一下客厅。”
“别弄出太大动静。”
我径直来到书房，想看看几十年前我在布拉格买的金属方块是不是还在原来的地方，我之前把它摆在书架的最上面。那是一个长宽高都是二十厘米的立方体，外面是蓝色烤漆，这个方块一下子就吸引了那个送理疗仪的姑娘。婉妲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个摆设，可我很在意它。刚搬到这儿时，我和妻子讨论了很久，最后我把它摆在书房最高处，和一些我们不是很喜欢的装饰品放在一起。我把那个方块放在最里面，从下面基本看不到，表面上是为了让妻子满意，但事实上，我希望婉妲能慢慢忘记它。婉妲不知道，只要用力按一下方块的一面，那一面就会像门一样打开。婉妲自然也不知道，正是因为这个特性，我才会买下这个方块，我要把我的秘密都藏在里面。我看到书架上的方块有些摇摇欲坠，但还在原来的地方，我松了一口气。
我小心翼翼地关上门，那道门把客厅、书房和卧室隔开了。现在阳台上终于吹进来一点点凉风，送来阵阵雨水的味道和罗勒的清香。此刻婉妲正在睡觉，我不用再佯装镇静自如，焦虑很快就占了上风。最近，每件让人不安的小事，都会在我脑子里放大，变成一种顽固的念头，让我无法摆脱。那个拿了我一百欧元的男人，还有那个骗走我五欧元的女人，这时候不断浮现在我脑子里。我突然想到，他们俩可能是商量好的，一起谋划了这次入室偷窃，或者事情更简单，他们把我的地址卖给了小偷。我越来越觉得，事情真是这样，纳达尔说有一对男女按我家门铃，一定就是这两个人。他们一定对偷盗结果很不满意，或许他们决定派更专业的小偷来我家，或者他们会亲自来。我不睡了，我想，我要醒着等他们。
我？等他们？我怎么对付他们呢，靠什么决心，我哪来的力量？
我年纪也大了，这些年我越来越力不从心。我发现我有时候会把两步台阶看成一步，这对我来说很危险，我会跌倒；我的听力比纳达尔还差；在任何紧急情况或是危险面前，我已经无法迅速做出反应。除此之外，有时候我认为自己刚喝了药，关好了天然气和水龙头，但我只是想到了这些，并没实际做。我有时候会把很久之前的梦境当成真实发生的事。在看东西时，我总是会把一些词混淆，比如说最近一张贴在大门上的告示，那是打印在一张纸上的，用大写字母写着“通向律师事务所”，我当时看成了“通向自杀事务所”，这样的事经常发生。至于说最近，很明显，人们发现我已经没有防御能力了，他们就利用了这一点。我觉得自己太可笑了，我自言自语说：你老了，胡思乱想什么呢，收拾一下就去睡觉吧。
我一眼扫过书房和客厅，我无从下手，最后我决定把要扔的东西都堆到门口。我检查了那两台电脑，它们还能用，这真是一个奇迹，但一些听音乐、看电影的设备不能用了。我用扫帚把地板上的碎片扫到门口那里，有书本、碎花瓶、装饰品碎片、老照片、录像带、胶片、婉妲的很多活页笔记本、CD、DVD、纸片和文件，总之有好多东西，都是小偷从抽屉，从两个房间墙壁上的架子上翻出来的。
这对于我来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最后我看到腾出来不少空间，十分满意。我决定把书房也整理一下。我叹息着坐到地上，把地上的东西进行分类：书籍、文件还有其他零碎的东西。刚开始我动作很快，让我痛心疾首的是：有不少书被撕成了两半，封面也不见了，扔得到处都是。哎，事已至此，我只能把完整的书放在一边，把那些被毁掉的书放在另一边。但我犯了一个错误，我从书堆里拿出一本翻阅了一下，不由自主地看到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用笔画出的段落。我觉得很奇怪。我为什么要把有些词圈出来呢？是什么促使我在一段话旁边标注一个感叹号呢？现在看着这些话，我觉得毫无意义。我忘了我在整理书房，是为了让婉妲起床后不要那么沮丧。我忘了我在这儿收拾是因为我睡不着，因为天太热了，也因为我觉得不安全，我担心小偷又回来了，他们可能会威胁我们，把我们绑在床上殴打。但我却在这里看自己以前划的重点。我看了几页，努力回想我钻研这些书的时间（一九五八年，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二年，结婚前还是结婚后？）。我不想追寻作者当时的心境——这些作家都已经被人遗忘了，书页也泛黄了，书中的观点也已经过时，不符合现在的文化主流——我回忆的是当时自己的心境，就是那时候我赞同的东西，我的信仰、思想和未来。
夜晚越来越寂静了。在那些做了记号，标注感叹号的话里，我找不到任何有共鸣的东西（那些优美的语句怎么了？它们当时那么打动我，怎么会失去意义，或者说为什么会变得面目全非、尴尬又可笑呢？）。最后，我决定不再管那些书了。我开始整理纸盒，放纸片和阅读卡片的文件夹，还有我二十岁之前写的小说和故事。有很多剪报，那都是以前我在报纸上写的文章，还有别人写我的文章。在找到那一大堆文件之后，我还找到当时在广播上做节目的录音带，还有一些录像带和DVD记录着我的黄金时代，那时候我在电视台制作节目。尽管婉妲对我的工作不感兴趣，但她还是精心收藏着这些东西。好吧，我找到很多材料，能证明我很长一段时间的生活。我就是那些材料吗？我是书本上做的记号？是写满标题和引文的纸片（比如说：我们的城市就是一个动物饲养场；家庭、学校和教堂是孩子的屠宰场；中学和大学就是厨房。成年以后，在婚姻和工作中，我们吃着最后的成品。还有，爱情的出现破坏了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良好的秩序。）？我是我二十岁时写的那篇长篇小说吗？里面讲述了一个男孩要日以继夜地工作，就是为了偿还父亲与自己等重的金子，这样他就可以摆脱父亲和原生家庭。我是在七十年代中期发表的那些关于化学家的文章吗？我是那些关于党派形式的发言吗？我是那些参与讨论流水线、工人工作的评论吗？我是那些在大城市生活的日常体验吗？堵车、在银行或邮局排长队？我是那些让我出名、饱含着讽刺的评论吗？这些观点让我一步步地成为一个成功的电视明星。我是在很多年前做的那些细致周到的电视采访吗？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我在电视上批判张三，颂扬李四。在那个搭建成露台样子的舞台上，在反光灯下走动的人是我吗？我是三十年前和别人沟通，客气而骄傲的声音吗？我想起六十年代我埋头苦干的日子，就像人们说的，为了成功我付出了各种艰辛。这就是最后的成果吗？就是十年来的手写或打印出来的文字、勾划的痕迹、读书卡片、书本、报纸、软盘、USB闪存盘、硬盘和云盘？我成功了，我做到了：是不是我只要输入阿尔多·米诺里这几个字，客厅的这堆东西就会迅速传到谷歌的数据库里？
我告诉自己：不能翻阅这些东西了，我要回到整理工作上。我把婉妲的活页本放到纸箱里，活页本上写着大大小小的金额，记录了我们家从一九六二年至今的经济史，那些小方格纸片上仔仔细细地记载着我们家每项收入和支出，如果她同意，现在已经到把这些东西都扔掉的时候了。我把要丢掉的书全部堆到房间中间，把那些完好无损的书放在还没有被推倒的书架上。我把那些装剪报的文件夹，装有笔记本、录像带和DVD的箱子放到桌子上。最后把那些零碎东西装进垃圾袋，垃圾袋有几个地方破裂了，我又套了一个在外面。最后我开始整理照片，很久之前的和现在的照片都混在一起了。
我有很长时间没看那些老照片了，我觉得那些照片很丑，没什么意思。现在我已经习惯数码相片，我和婉妲的电脑里存了很多：高山、田野、蝴蝶、含苞待放或刚刚绽放的玫瑰、大海、城市、历史古迹、绘画和雕塑，还有亲戚、前儿媳、前女婿、两个孩子的新伴侣，还有每个阶段孙子孙女的成长照片，以及他们的小伙伴。总之，生活从来没有像这样记录得这么完整。记录了现在还有过去不久的时光：那些遥远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
我不想看照片上的自己，不喜欢看到自己苍老的面孔，其实年轻时我也不喜欢自己的样子。我看了看桑德罗和安娜小时候的照片，他们那时候真漂亮啊。我又看了看他们青春期时恋人的照片，他们很年轻，很可爱，但很快就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我又看到了我和婉妲的朋友，我已经忘记他们是谁了，那时我们来往密切，只是后来忘记他们的名字了，或者带着敌意叫他们的姓。我的目光停在一张在我们家楼下院子里拍的照片上，不知道是谁拍的，可能是桑德罗。这张照片是我们搬到这里之后拍的。我和婉妲旁边站着纳达尔，我算了算，他那时有六十多岁了，和现在比起来，他真是年轻。我盯着纳达尔，心里琢磨着：一个人在步入老年之后，还会发生那么大的变化。照片上，我们这位邻居高大和蔼，头上还有不少头发，看起来还不错。我正要把这张照片放到一边，但婉妲吸引了我的目光。有那么一刹那，我没有认出她来，我很惊异。她那时候多少岁，五十岁？四十五岁？我拿起她的另一些照片来看，尤其是那些黑白照片。我越来越觉得，我是在看一个陌生人的照片。我是在一九六〇年认识她的，那时候我二十岁，她二十二岁。关于那段时间，我脑子里没有什么记忆。我不记得当时对她的感觉，不记得她是不是漂亮，那时候我觉得美貌是很庸俗的东西。可以这么说，当时我很喜欢她，我觉得她很优雅，我对她有一种很节制、很理性的渴望。当时她是一个很聪明、很用心的女孩。我是因为这些品质爱上她的，我觉得更奇妙的事情是：她那么优秀，居然会爱上我。两年后我们结婚了，她认真负责着家庭日常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我们一边学习，一边打零工，那时我们没有钱，生活极其拮据。
我看到了她那个时期的一些特征：衣服是她自己缝的，鞋子破破烂烂，鞋跟儿也磨损得很厉害，一双大眼睛没有任何化妆的痕迹。我没认出来的是她的青春，那张照片上，婉妲散发着一种独特的光芒，我发现我一点儿也不记得这种光芒。她身上没有一丝一毫可以让我说：是的，她就是这样。我想着现在躺在卧室的女人，那个做了我五十年妻子的女人，我觉得她和照片里不是一个人。为什么呢？难道是从第一次见面开始，我就没好好看过她？是我没有关注到她吗？我找到了她一九六〇年到一九七四年间的所有照片。我的目光停留在对我们来说意义非凡的那一年：照片不多，那个年代人们很少拍照。照片上，婉妲不到四十岁，她是一个很有魅力，甚至很漂亮的女人。我仔细看着一张有些发黄的照片，照片背后用铅笔写着“1973”。照片上是婉妲和两个孩子，那时桑德罗八岁，安娜四岁。两个孩子看起来很高兴，他们紧紧靠在母亲身边，婉妲也很幸福，我给他们拍照时，他们欣喜地看着我。从他们喜悦的眼神中就能看出，我当时就在他们眼前。直到现在，我才发觉妻子流露出对生活的欣喜，这种喜悦让她整个人充满光彩。一切都在漫不经心中过去了。我迅速把所有照片放进两个金属盒子。我真的从来都没有好好关注过婉妲吗？不过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呢，现在我对什么都不是很确信。卧室里的她，只有沉重眼皮下的绿色眼睛和五十年前一样。
我起身看了看手表。凌晨三点十分，外面只能听到夜鸟的叫声。我关好窗户，拉下百叶窗，再仔细看了一眼书房。还有很多东西要收拾，但现在已经看起来好多了。我正准备上床睡觉，这时我看到打扫时漏掉的一块花瓶碎片。我把它捡起来，在碎片底下我发现一个黄色信封，鼓鼓的，用橡皮圈紧紧扎着。尽管十几年来我从来没想起过这些信，尽管我把它藏在某个地方，想让自己忘记这件事儿，但我还是马上就认出它来了。信封里装着婉妲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八年写给我的信。
我感到窘迫、尴尬和痛苦，我想在婉妲起床之前把这些信藏起来，或是把它们和废纸一块儿扔掉，我现在要马上下楼去，把它们丢到垃圾桶里。这些信包含着巨大的悲痛，如果把它们拿出来，悲痛会蔓延到整个房间、客厅，冲进关着的门，会传到婉妲那儿，把她从睡梦中惊醒，让她扯着嗓门大喊大叫。但我既没有把信藏起来，也没把它丢到垃圾桶里。此时，我觉得好像肩膀上背负着很沉重的东西，我坐到地板上。我松开信封上的橡皮圈，在大约四十年后，我再次读这些信，我没仔仔细细一行行看这些发黄的信，我只是这里看几行，那里看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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